人们能够区分不同形式的情报活动，同理，也能够辨别不同类型的情报信息。情报信息类别多种多样，囊括了政治、军事、科技、金融、经济、社会学和医学/生物领域。政治类情报信息既包括国外政治，也包括国内政治。显而易见，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的确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可能涉及诸多问题：支持或反对美国针对伊朗、朝鲜或叙利亚的倡议行动、其他国家与上述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对待中东地区的态度和相关政策、对恐怖组织的支持以及对美国领导地位及其政策的认知。另外，恐怖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均有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政策和策略，以指导各自的行动。
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不论是友好、中立还是敌对，也是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注意的。因为，国内纷争的解决方式——政变、内战或大选——都影响到该国未来在世界事务的态度与作用、区域强国势力均衡、美国对关键资源的获取，或者是美国军事力量或情报设施在该国的部署。不仅如此，恐怖组织也存在内部政治斗争，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其结果可能对美国有潜在至关重要意义。国内政治情报，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领导人的情报信息，重点是位高权重人物的品德、历史、权力、地位以及偏好（政治偏好和个人偏好）。
军事情报信息用途多、范围广。为确定军事情报搜集要求——不论是有关核武器、常规武器，还是特别行动——美国政府都必须在友好和潜在对手国家具备强大的、有效的情报获取能力。政府也要求军事情报机构掌握美国可能应邀提供任何军事援助的需求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而且，政府需要军事情报机构掌握某某两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比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韩国），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至于外国和国内的政治情报，军事情报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关军事领导集团方面的情报信息，包括军事官员的传记报告和有关他们官海沉浮方面的报告。科技情报，既包括民用，也包括军事相关的科学与技术发展。一个国家应用现代农业耕种技术，或有效提取能源资源的能力，足以影响该国的稳定。更多情况下，民用领域的技术开发也适于军事应用。典型范例包括信息与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反射镜与光学系统和激光技术。可以说，关乎国家进步或引进吸纳外国技术能力方面的情报信息，也直接关乎国家潜在军事能力。
原子能是科技能力的重要体现，关于原子能方面的情报信息70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除确定其他诸国是否在进行核武器开发这一显而易见的需求外，长期以来还有一个达成共识的需求，就是获得秘密情报信息，以支持涉及核技术相关出口政策的决策。1947年，中央情报局第一任局长曾经写道，美国“不能依赖于递呈上来的许可证上面的信息”，美国有必要“确定真实用途，并要竭力发现其改变用途”。任何一个国家的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所谓的“穷人的原子弹”——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科技专业知识，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情报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另外，恐怖组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在危险，也是以保护美国领土和海外领地与设施为已任的人们的当务之急。
金融情报的重点是为某些组织、某些活动或某些有兴趣的设备提供资金支持而进行资金转移的个人和机构，包括恐怖组织、武器相关的技术买卖和核设施建设以及相关资金转移的数据与通信。此类情报为美国政府针对某些人或机构参与导致制裁的行为而提供依据。它在制止、阻止或中止恐怖活动中能够发挥作用。
经济情报也极具重要意义。构成部分之一就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脆弱程度。对某国经济实力的充分认知，有助于理解该国应对冲突和矛盾的能力，然而，对其经济脆弱程度的深入了解，有可能是评估该国局势稳定程度的关键，也是判断经济制裁是否有可能导致该国政策变化的关键。经济情报还有一部分就是从石油到各类金属和矿物质等重要资源的可用性和定价。除此以外，经济情报落实在区域性组织和其他经济型组织、国家财政年度和金融政策以及国际支付机制。经济情报还涉及诸如破坏制裁、洗钱、贿赂与贪腐以及经济间谍等主题。
社会情报涉及国家的团体关系。团体间的关系，不论是种族之间、宗教之间或政治团体之间，对某一国家的稳定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外交政策——正像过去20年伊拉克、叙利亚、南斯拉夫、非洲和俄罗斯发生的各种事件所证明的那样。
医学情报可以针对单个人的情况，也可以是针对人群的威胁。自冷战初期，确定外国领导人和其他政府要员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一直是中央情报局职责之一。另外，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长期关注美国军事人员国外环境可能遭遇到的方方面面与医学相关的危险（从种种疾病到毒蛇），以及外国疾病传播。生物识别/身份识别相关的情报包括DNA样本，可以成为唯一的身份识别（不论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