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约翰逊在德特里克堡的一个野鸭池塘边架起野餐桌，他凑近注视着我。仲夏时分，天气炎热。他戴着眼镜，把粗大的双肘拄在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他身高六英尺二，体重约两百五十磅，棕色眼睛深陷在胡子拉碴的脸膛上，眼睛底下有黑眼圈。他显得很疲惫。
“彼得·图凯打电话说那孩子去过奇塔姆洞，”约翰逊说，“我现在想起来都还背脊发麻。几周后，我飞到内罗毕，找收治孩子的戴维·希尔佛斯坦了解情况。彼得·图凯陪着我。我们走遍那孩子在肯尼亚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包括他家。他父母在基苏木有一幢漂亮的屋子，离维多利亚湖很近。灰泥粉饰的外墙，外面还有一道围墙，有厨子、管家和司机。屋里干净整洁，通风良好，用石灰粉刷过。我们看见屋顶有一只蹄兔，那是他家的宠物，住在排水沟里。有几只鹳，有兔子、山羊和各种鸟类。我在他家附近没有看见蝙蝠。”
他顿了顿，思考片刻。周围没有其他人。几只野鸭在池塘里游泳。“和他的父母谈话让我很紧张，”他说，“你看，我妻子和我没有孩子。我不是懂得安慰母亲的那种人，再说我为美国军方做事。我根本不清楚该怎么和他们说话。我试着换位思考，回想我父亲过世时我的心情。我听他们谈论他们的孩子。彼得·卡迪奈尔到肯尼亚后就和他姐姐寸步不离。两个孩子总在一起玩，做什么事都在一起。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彼得·卡迪奈尔感染了病毒，而他姐姐没有？我得知他们的行为有一点不同。父母讲了关于洞穴岩石的事情。他们说那孩子是个业余地质爱好者。那么问题就来了：他有没有被洞里的水晶刺破手指？我们和父母讨论这种可能性。彼得说他想采集奇塔姆洞的水晶标本，于是用铁锤敲打岩壁，采集了一些附有水晶的石块。司机破开这些石块，厨子清洗了它们。我们给他们验了血，他们的马尔堡检验呈阴性。”
接触点似乎很可能是孩子的双手，病毒通过某个细微伤口进入卡迪奈尔的循环系统。他有可能被一块水晶刺破手指，而水晶上沾着某种动物的尿液或一只被碾碎昆虫的残骸。但就算他确实是被水晶刺破手指的，我们也无从得知病毒在大自然里的何处生活；无法搞清楚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什么。
“我们要去勘察那个洞穴，”他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必须保护好自己。我们知道马尔堡病毒能通过空气途径传播。”
1986年，也就是彼得·卡迪奈尔死去的前一年，吉恩·约翰逊通过实验证明马尔堡和埃博拉病毒确实能通过空气传播。他让猴子通过肺部吸入马尔堡和埃博拉染上病毒，他发现极少量的马尔堡或埃博拉病毒就能在猴子身上引发爆发性感染。因此，约翰逊请探险队成员先戴上呼吸面具再进洞。
“我有带过滤器的军用防毒面具。我们还需要罩住头部，免得蝙蝠粪便掉进头发。我们在当地商店买了些枕套。白色的，有大朵花饰。第一次进洞，一帮肯尼亚人和我戴着军用防毒面具，脑袋上套着花饰枕套，肯尼亚人笑得前仰后合。”
他们探索洞穴，绘制地图。经过初步勘测，吉恩·约翰逊说服陆军出资，组织起一次奇塔姆洞的正式考察。彼得·卡迪奈尔死后半年，1988年春，吉恩带着二十个装满生物防护器具和科学仪器的板条箱回到内罗毕。箱子里还有军用裹尸袋，用以装运人类尸体，小组成员认真讨论过，万一他们中有人不幸死于马尔堡病毒感染，遗体应该如何处理。这次吉恩感觉他离病毒很近了。他知道就算它存活于奇塔姆洞内，想找到它也会很艰难，但他觉得已经这么近了，他不可能失败。魔鬼就住在洞里，他要进去找到它。
肯尼亚政府答应在肯尼亚与美国的联合调查组寻找病毒时，暂时向游客关闭奇塔姆洞。调查组的领队是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彼得·图凯医生。吉恩·约翰逊负责出主意、筹措设备和资金。调查组有三十五名成员，大多数是肯尼亚人，包括野生生物学家、科学家、医生和技师。他们用箱子带来了大量豚鼠，还有十七只装在笼子里的猴类，包括狒狒、赛克斯猴和非洲绿猴。猴子和豚鼠是哨兵动物，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关有动物的笼子会放在洞内和洞口附近，看会不会有哪几只染上马尔堡病毒。不存在能够侦测病毒存在的仪器。目前在野外寻找病毒的最佳手段就是将哨兵动物放在病毒的疑似出没区域，看动物会不会得病。约翰逊认为，要是发现有猴子或豚鼠发病，他就能从生病动物体内分离病毒，顺藤摸瓜搞清楚动物是怎么感染上的。
1988年春
奇塔姆洞穴考察组的指挥部设在埃尔贡山宾馆，这家日益衰败的旅馆始于英国人统治东非的1820年代，为猎人和鲑鱼钓客而建，坐落于一片悬崖上，俯瞰蜿蜒上山去奇塔姆洞的红土道路。曾经包围旅馆的英式花园，如今已经部分坍塌，只剩断壁和非洲野草。室内铺着硬木地板，每天打蜡以保持光亮。旅馆有塔楼和圆形厅堂，有用非洲橄榄木手工雕刻而成的仿中世纪门窗，客厅有巨大的壁炉和雕花的壁炉架。工作人员不怎么会说英语，但乐于向偶尔登门的客人展示英国人的好客之风。埃尔贡山旅馆仿佛纪念碑，向尚未完全消失的大英帝国致敬，帝国的核心早已衰亡，但在非洲的荒僻角落还有点滴残存，就像是不受大脑控制的身体痉挛。到了霜降时节的夜晚，工作人员会用埃尔贡橄榄木点燃壁炉。餐厅提供的英式传统食物非常难吃，但酒吧好得无与伦比，酒吧在一个圆形厅堂里，是个雅致的僻静场所，亮晶晶地摆着一排排酒瓶，有塔斯克啤酒，有法国开胃酒，有颜色发暗的非洲白兰地。人们身穿防护服在洞里忙碌一天之后，会坐在吧台前喝啤酒，靠在壁炉架上吹牛。接待台旁边的墙上有个告示，说明金钱方面的微妙问题：由于埃尔贡山旅馆的供应商不再向旅馆赊账供货，因此旅馆也只能非常抱歉地不允许顾客赊账了。
他们将动物一段一段送上山，让动物习惯当地气候。来到通往奇塔姆洞的山谷后，他们清理了一些下层灌木，用蓝色防水布搭起帐篷。洞穴本身被定为4级高危区域。距离洞口最近的油布帐篷就是灰色区域，两个世界相接的地方。每次从洞里出来，他们都在灰色区域用化学药剂喷淋消毒。另一个防水布帐篷是3级整备区，他们在那里穿脱密封防护服。还有一个防水布帐篷是4级尸检区。他们在那里身穿防护服，解剖捉到的所有小型动物，寻找马尔堡病毒的踪影。
“我们做的事情从未有人做过，”约翰逊告诉我，“我们将4级生物防护的理念带到了丛林地带。”
他们穿橙色雷卡防护服进洞。雷卡防护服是可移动的正压防护服，有电池驱动的供气系统，用于在可空气传染的极端生物危害环境下野外作业。雷卡防护服又名橙色防护服，因为它是鲜艳的橘红色。它比Chemturion轻，与Chemturion不同，它可自由移动，带有全套呼吸设备。防护服主体能与头盔和送风系统分离，在使用一两次之后可焚烧处理。
他们身穿雷卡防护服，制定出蜿蜒进入奇塔姆洞的路线，用雪崩探杆标出路线，以防有人迷失方向。他们沿路线摆放装有猴子和豚鼠的笼子。他们用电池供电的电网围住笼子，赶走企图来吃猴子的豹子。他们在洞顶的蝙蝠群落正下方放了几只猴子，希望掉落在猴子身上的东西会让猴子感染马尔堡病毒。
他们在洞穴内采集了三万到七万只会咬人的昆虫：洞里到处都是虫子。“我们把粘蝇纸放在洞穴内的岩缝上，捕捉爬行昆虫，”约翰逊告诉我说，“我们在洞里挂上电池驱动的灯光捕虫器，采集飞行昆虫。你知道怎么采集虱类吗？它们嗅到呼吸里的二氧化碳，就会从泥土里爬出来。嗅到，爬出来，咬你的屁股。所以我们带了二氧化碳气罐，用来诱捕虱类。我们捕捉了所有进入洞穴的啮齿动物。用的是哈瓦哈特活捕笼。在洞穴深处的水池旁，我们发现了沙蝇，这种蝇类会咬人。我们看见豹子和非洲水牛的足迹遍布各处。我们没有采集大型动物的血样，豹子、非洲水牛和羚羊都没采集。”
“马尔堡有可能活在非洲的大型猫科动物身上吗？”我问，“有可能是豹子携带的病毒吗？”
“有可能，但我们没有得到捕猎豹子的许可。我们采集了麝猫样本，但它们身上没有。”
“会是非洲象吗？”
“你有没有试过在野生大象身上抽血？我们可没有。”
肯尼亚生物学家用陷阱和罗网捕捉了数以百计的鸟类、啮齿动物、蹄兔和蝙蝠。他们身穿雷卡防护服，在防水布下的尸检区杀死并解剖动物，采集血液和组织样本，装进液氮容器冷冻。有些当地人（埃尔贡马萨伊人）居住在埃尔贡山的某些洞穴里，在洞穴里豢养牛只。肯尼亚医生采集这些人的血样，记录他们的病史，也采集他们所养牛只的血样。这些当地人及其牛只对马尔堡抗体均呈阴性——假如呈阳性，就说明他们曾经暴露在马尔堡病毒之下。尽管事实证明没有人表现出受过感染的迹象，但埃尔贡马萨伊人还是能说出不少故事：某一家的成员，某个孩子或年轻的妻子，在某人的怀里流血而死。他们见过家庭成员崩溃并流血至死，但是不是马尔堡或其他病毒引起的呢？没有人知道。也许当地的马萨伊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知晓马尔堡病原体的存在，只是没有给它起名而已。
没有一只哨兵猴子染病。它们活得健康而无聊，被关进铁笼在洞里待了好几个星期。实验要求在最后结束它们的生命，让研究人员采集组织样本，检查尸体是否存在感染迹象。到了这个时候，用灵长类动物做研究的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开始折磨吉恩·约翰逊。他无法鼓起勇气对猴子处以安乐死。他承受不了杀死它们的念头，无法进洞去完成任务。他等在洞外的森林里，另一名小组成员穿上防护服，进去给猴子注射了大剂量镇静剂，让它们长眠不醒。“我不喜欢杀死动物，”约翰逊告诉我说，“对我来说这是个大问题。你给这些猴子吃的喝的，三十天之后你们就是朋友了。我喂它们吃香蕉。那感觉很可怕。太难受了。”他穿上橙色雷卡防护服，在尸检区解剖猴子，心情沮丧而悲伤，尤其是最后发现它们都很健康。
这次实地考察没有成果。所有哨兵动物都健康地活到最后，从其他动物、昆虫、鸟类、马萨伊人及其牛只身上采集的血液和组织样本中都没有马尔堡病毒的踪迹。吉恩·约翰逊无疑非常失望，他甚至始终无法提起精神，发表文章描述这次考察和发现的成果。发表文章说他在奇塔姆洞没有任何发现，这么做似乎毫无意义。他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马尔堡病毒存在于埃尔贡山的阴影之中。
有一点约翰逊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在奇塔姆洞穴考察失败之后，他才近乎于本能地意识到：他在非洲这个洞穴里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还有他带回德特里克堡的防护服和生物危害防护设备，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地方也许会派上用场。他把非洲考察的设备存放在研究所，装在橄榄褐的军用运输箱中，塞进储藏室和停放在大楼背后的拖车里，因为他不希望别人染指他的装备，不希望被别人使用或者干脆拿走。他希望随时能够准备就绪，等待马尔堡或埃博拉再次浮出水面。有时候他会想到他很喜欢的一句名言，那是路易斯·巴斯德说的：“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巴斯德研发了炭疽和狂犬病的疫苗。
1989年夏
陆军一直很头疼该怎么安排南希和杰瑞·杰克斯。他们是一对夫妻，军衔相同，隶属于同一个小兵种：陆军兽医部队。其中一位（妻子）接受过使用密封防护服工作的训练。你该派遣他们去什么地方？陆军将杰克斯夫妇派往马里兰州阿伯丁附近的化学防御研究所。他们卖掉维多利亚式住所，带着鸟和另外几只动物搬家。离开瑟蒙特那幢屋子，南希并不觉得难过。他们搬进一幢排屋，这更符合她的心意，他们开始用鱼缸养鱼（爱好而已），南希参与军方项目，研究神经毒气对鼠类大脑的影响。她负责打开小鼠头部，搞清楚神经毒气对大脑做了些什么。这比研究埃博拉要安全和愉快得多，只是有点无聊。最后，她和杰瑞双双被提升为中校，佩戴银橡叶肩章。杰美和杰森慢慢长大。杰美是出色的体操运动员，和南希一样短小精悍，南希和杰瑞希望她能在国内取得名次，要是能参加奥运会就更好了。杰森高大而安静。鹦鹉赫尔基没什么变化。鹦鹉的寿命长着呢。它还会叫“妈妈！妈妈”，用口哨吹《桂河大桥》里的进行曲。
南希在USAMRIID的直属上司托尼·约翰逊上校对她穿上密封防护服后的能力印象深刻，很想让她回来工作。他觉得她就该属于研究所。他后来得到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病理学主任的位置，于是研究所的病理学主任就空缺了。他恳请陆军让南希·杰克斯接手，军方听取他的意见，也认为她很适合从事高危生物的研究工作，因此1989年夏天，她得到了这份工作。军方同时指派杰瑞·杰克斯领导研究所的兽医部门。就这样，杰克斯夫妇变成了有实权的重要人物。南希回来穿上防护服。杰瑞还是不喜欢，但已经能够容忍了。
升职之后，1989年8月，杰克斯夫妇卖掉他们在阿伯丁的住所，搬回瑟蒙特。南希对杰瑞说，这次别再买什么维多利亚式的屋子了。他们买了一幢带天窗的科德角式现代房屋，周围有大片空置的草地和森林，狗可以撒欢，孩子可以玩耍。新家在卡托克廷山脚下的缓坡上，隔着苹果树的海洋俯瞰全镇。走到厨房窗前，越过连绵起伏的农田，你能看见内战时军队行进过的地方。马里兰州中部的山峰河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树木和坡田犹如条带，点缀着一个个代表家庭农庄的筒仓。美丽田园之上的高空中，喷气式客机穿过天空，留下彼此交叉的白色尾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