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前锋》主编
1923年1月初，瞿秋白乘坐的国际列车到达满洲里。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到达哈尔滨，下车后时时受到军警的盘问。瞿秋白不得不缓行，在哈尔滨停留三天，直到1月13日方才到达北京。当火车驶进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城楼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满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①果然，不过六七天，这群持枪弄棍的军警，竟在众议院门前，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的、宣言“只谈教育”的青年学生，打得落花流水，尽了他们“保护”文化的职责——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07页。人民文学山版社1953年版。
离别了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眼印象：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此时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北京政府）统治下的狗彘食人的中国；“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①本来，瞿秋白打算在到达北京以后，马上把他在苏俄研究考察所得以及苏俄现状，向中国读者报道。但是，当他看到中国的现实后，不能不先对中国发表自己的主张了。回国三天后，他在一篇短文中，提出了他以前不曾也不可能提出的救国之方：
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世界人类的文化，被这一班“列强”弄得濒于死灭且不必说起，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如何总得保持我们汗血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198页。
这时，刚刚诞生半年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xdx潮；农民运动也在广东兴起。面对中国工农革命斗争的新形势，瞿秋白回到北京不久，于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从政治上新旧两大营垒的斗争入手，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但有些人对自己估计过高，没有看到知识分子阶层在阶级分化中的复杂性，从而忽视了工农群众的力量。胡适曾说：“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膊上”①，当时党内有人如张国焘也有类似的观点。这是一种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观点。针对这种观点，瞿秋白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②，它一部分是士绅阶级的，是以议员、政客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他们是“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经受“欧风美雨”薰陶的“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③青年学生在新型的知识分子中，和官僚在旧式的知识阶层中，都占重要的地位，前者是“民治派的健将”，后者是“专制派的镖师”④。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级，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也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新型的知识分子还应当知道，他们是“受用生产的剩余——劳动平民的血汗，方能有此‘知识’来代表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何况在此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关头！”⑤新型知识分子应当做“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⑥，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工农群众连结一起，以工农群众为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高xdx潮到来，不少知识分子彷徨于群众斗争之外的时候，瞿秋白正确地阐明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①②③④⑤⑥《政治运动和知识阶级》。《向导》
回到北京，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瞿纯白家中。瞿纯白仍在外交部做事，月薪约二三百元，但在京城居大不易，一些必要的排场不能不讲，家中雇佣看门人、车夫、女仆，每逢年节必备礼物向亲友、上司敬献；这一笔花销，只能维持一个虚假的体面，家中饮食并不好。瞿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李大钊准备介绍瞿秋白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当时北大俄文系只有三个俄国教师，没有中国教师，也没有系主任。但北大实权掌握在反动派手中，迟迟不发聘书。北京政府也准备聘用他在外交部任职，月薪二百元。但瞿秋白拒绝了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颇使堂兄不解。事后，瞿纯白才知道，堂弟已属于共产党人，从此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了。
瞿纯白的住宅，是一个不算小的宅院，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偏院，左边第一进是前院，院中植有两株西府海棠，瞿秋白住在前院的正房，中间隔着堂屋，与瞿纯白夫妇的房间相对。右第二进的大院周围有三个小院，分布着厨房、客房、洗澡房等。夜里，瞿秋白经常伏案写作，睡得很晚。白天常常出去。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去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对瞿纯白夫妇和侄儿重华、小农，绘声绘色地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曲》是他自己创作的，时间当在1923年春夏之交。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罢这首歌，他问重华：“你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听了不觉笑了起来，接着他耐心地向重华讲解工人、农夫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若没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也都笑了起来。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时重新翻译的。在此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有三种译文，但由于译文不够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译，都不能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配译中文歌词。瞿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经过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①——
①瞿秋白在译文附语云：“但愿内行的新音乐家，矫正译者的误点，——令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再则法文原稿，本有六节，然各国通行歌唱的只有三节，中国译文亦暂限于此。”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于1922年10月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发生后，北方工运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瞿秋白后来也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并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并为这些刊物撰稿。当时，根据中共中央规定，党中央的这三个机关刊物，大致分工是：《新青年》侧重理论问题；《向导》侧重政治评论；《前锋》侧重经济理论。但是实际上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问世。瞿秋白把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专刊，并亲自题写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牢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铁窗中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飘展的绸带。铁窗下写着一句话：“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创刊号的十五篇著译文章作品中，瞿秋白著有《新青年之新宣言》、《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等理论文章六篇，及创作歌词《赤潮曲》、译词《国际歌》各一首（篇末附歌曲词谱）。稍后出版的《前锋》创刊号，在十篇文章中，瞿秋白写有三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等。在《向导》上，瞿秋白写的评论文章很多。同时，他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撰写文章。
这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开创阶段，亟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并把这些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瞿秋白深深知道：“中国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国无产阶级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们，包括瞿秋白在内，担负着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度里探索革命道路的使命。他们要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独创性地找出一条适合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而并非想‘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列宁说：‘自然………与其要革命，毋宁做革命。’我们固然很愿意从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著，但是在现时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既不应幻想明窗净几闭户著书的余暇，那么，仅只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试作……也就未始无益哩。”②瞿秋白谓为“试作”，并不是自谦之词。在探索革命路径的过程中，包含着失败和胜利，再失败，再胜利。每一个探索者的理论都不免包含着正确和偏颇，成功和失误，不存在任何“天纵之圣”。来自知识界的瞿秋白，对于知识界包括其中先进的思想代表的弱点，似乎看得更真切，他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③他深知自己“幼稚”，有许多的“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④，严肃地告诉党内外的同志：“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⑤这些话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情操，表现了共产党人胸襟博大，心地坦白的品质。这种情操和品质，是只有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才具备的。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⑥。这是瞿秋白给自己也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家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他自己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力求严格遵循着这一方针，从而使他成为当时党的理论和宣传战线上，最活跃最有功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由作者自己选编的《瞿秋白论文集》曾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排印到五分之一时，因“四一二”政变而未能出版。
②《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③④⑤⑥《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1、312页。
据不完全统计，瞿秋白回国后，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方面的文章有二百多篇，一百多万字，其中1925年五卅运动前约占半数，可以说，这是他的理论著述最丰富、最辉煌的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的基础上，他精辟的、富有远见的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诸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情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指导权；农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都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首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1923年后所写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大量开拓性和奠基性工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开创中国无产阶级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4年1月至4月，瞿秋白在社会科学学会编辑的《社会科学讲义》第一至四卷上，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现代社会学》一书。作者是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来使用社会学这一概念的。书中对社会发展的原因论与目的论，社会现象的有定论与无定论，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等问题，都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指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有由其内在原因所决定的客观规律。所谓目的论的观点都是依附于宗教的，是唯心主义的。指出主张人的意志自由不受客观束缚的无定论是错误的，而主张人的意志不自由受客观束缚的有定论是正确的。指出一切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必然的，所谓偶然只不过是没有被人们认识而已。书中对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问题作了详细的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心物的关系问题，也是社会科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物质的发展造成精神文化的发展，而不是相反。他指出社会上一切事物都在动与变中，在互相联系之中，因此不仅要研究社会每一形态的特殊性，而且也要讲究每种社会内部变动的历史规律及其相互间的联系。
1924年暑期，瞿秋白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作了《社会科学概论》的演讲，进一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对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政党、领袖、宗教、艺术等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
《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是瞿秋白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如果说李大钊、陈独秀主要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方面传播了唯物史观，那么瞿秋白则传播了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在《社会科学讲义》中，瞿秋白还发表了《社会哲学概论》一书。书中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乃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他分析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也区分了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差别。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精神作用，而只在物质的基础上解释精神作用。它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书中对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对物质与意识，必然与自由等关系问题都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特别是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事物的矛盾及其互相转化的规律，乃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的互相转化就没有宇宙的一切。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1926年瞿秋白在翻译苏联哲学家哥列夫《新哲学——唯物论》一书后，写了《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附录于书后。此文进一步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真理观，特别是对于人们的认识来源、内容和认识标准等问题，都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他指出，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物质性，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是由于事物的内在原因所决定的。他指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际，认识的正确与否要靠实际来检验，符合实际的认识便是真理，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瞿秋白的哲学思想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批判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因而充分显示了它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的特点。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力图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锐利武器。他不仅公然申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而且也对中国现代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胡适的实验主义、梁漱溟的新儒家哲学，张君劢的柏格森主义，丁文江的马赫主义，以及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等，都受到瞿秋白的有力批判。瞿秋白的哲学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第一次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宣传，首先提出了“互辩律的唯物论”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费尔巴哈哲学则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批判的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统一起来，创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是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不曾涉及到的。瞿秋白也是第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进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前此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从不同角度传播了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观点，但对辩证唯物主义内容却很少涉及，只是到瞿秋白才开始注意在中国传播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如果说1937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哲学家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么瞿秋白早在1924年就提出了这部教科书的基本轮廓。应该说，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瞿秋白正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重新开始观察和认识中国社会的。他后来回顾这一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的工作时，说：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瞿秋白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开拓者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奠基人，决不过分。
如实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即认识中国的国情，是一切革命党人进行中国革命斗争的出发点。近代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号称列强的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打进中国，给这个古老封建帝国奴役下的百姓，又套上了一副新的镣铐，同时给中国的社会，涂上了一层异样的色彩。只有剥去这层色彩，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瞿秋白对于中国社会的剖析，就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个命题开始。
瞿秋白根据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通俗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手段和特点；揭示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进程、步骤和方式。由此规定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帝国主义共有共管的“国际殖民地”，即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但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又不平衡。瞿秋白对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之后，明确指出美国、日本是中国的两个主要敌人。两国在欧战中坐收渔人之利，又都竭力争夺远东和中国。美日两国的侵略方式不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带有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色彩，往往以强力夺取中国领土和主权；美国的侵华政策具有稳健、狡诈和虚伪的特点，一方面大放外债，进行工商业侵略，一方面注重文化侵略，“造成亲美派留学生的政治势力”，以便赂买整个儿的阶级，预备做他将来的“代理统治者”。历史发展清楚地证明，日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确实曾以这两种方式侵略中国。瞿秋白的论断，是极有预见性的。
瞿秋白根据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新的世界形势，明确指出了联合国际无产阶级以战胜帝国主义的途径。从1923年开始，他根据列宁《两个策略》的思想，从理论上论证了党的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多次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说，帝国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敌人，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不是孤军奋战，它们的斗争互相联系，并且联络着国际无产阶级。具体到中国来说，五四运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运动。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加入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列，“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但对于中国工人是当然的同盟军，就是对于全中国都是民族解放唯一的最好友军。”①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国际范围内，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部分。瞿秋白根据列宁关于沙皇俄国是当时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而又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最薄弱的、也是最容易被无产阶级革命所突破的环节的理论，敏锐地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矛盾的集中点，“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②瞿秋白的这一观点，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将首先突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的历史必然性。瞿秋白所阐述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命题，和十几年后即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加完善了的同一论断完全吻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关系的这种科学的认识，说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比以往任何阶级的思想家都要高明——
①《上海大学周刊》，1924年5月4日。
②《瞿秋白选集》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呈现着各种社会因素迅速分化、形成和重新组合的迷离复杂的状态，如何透过现象，把握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瞿秋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首先从经济领域，即从帝国主义侵略制造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入手，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社会。他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主要不是原来经济关系的产物，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不适应中国的经济生活，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势必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具有特异性，分成“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出卖中国独立和主权，造成官僚军阀割据局面，破坏民族经济的发展，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制束缚，又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而有革命性，又有妥协动摇性。这就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国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无产阶级承担了。
瞿秋白把握了时代特点，把握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异性，在1923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应当而且必然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党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未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二大以后党内许多同志都在探索这个问题。瞿秋白最先提出并阐述了这个问题。1923年2月，他指出：“务使最易组织最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①无产阶级应当以自己为主体，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以事实，以行动，以实际经验，包罗一切种种革命派之要求，导之向真革命，而后能有实力作战；——如此，方能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此种革命的总原则，当于实际的环境中，察社会内之变象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口号运用之。”②随后，在他所起草的三大党纲、《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③——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25日。
③《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和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状况的研究分不开的。他指出，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是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亿万“可怜的中国农民，尤其是佃农，受着外国，督军警吏土豪大田主筹四五重的压迫，田也种不成了，饭也吃不饱了，妻儿男女也养不活了。……真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①。他们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于对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深刻透彻的认识，他对农民问题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他是党的最早认识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时就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②回国以后，他明确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③。但是，“农民受了千百余年精神上物质上的剥削，头脑里只有水浒式的‘官逼民反’，而没有结合城市劳工为正当的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④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唤起他们的觉悟，并解决其土地问题，“才有真正的民治运动，才能推翻军阀，解放中国”⑤——
①《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三大党纲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页。
④⑤《向导》第35期，1923年8月8日。
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为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给中国制造了现代式的军阀政府。民元以后，各派军阀的上台和下台，割据和混战，以及数不清的政变、毁法、制宪、贿选等种种政治斗争，都是封建的分散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中国社会动荡纷乱和人民极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据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国幻想依靠国会、立宪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国必须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经形成这样的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预防资产阶级的畏怯。”①在领导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②，“参加并促进国民革命，是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职任”③。瞿秋白进一步指出，“中国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此的去参加民主主义的群众政治总运动，并劳工阶级的经济运动，绝不使政治经济相离，他那时必定能成群众的政党。”④“于这一过程中世界的社会革命同时必努力提携中国的国民运动；中国国民运动里的最大多数的社会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长成，而与世界社会革命结合。不论这中间要经多少波折，革命与反革命互相激荡，而结果那最终的胜利必定在世界及国内的无产阶级。”⑤——
①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同时，始终把目光紧紧盯住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丁文江、胡适、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抛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诱惑青年，企图把历史引向歧途。面对这种攻击，瞿秋白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①——
①《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页。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提倡的东方文化优越论，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学习西方的革命文化，反对中国的革命派，特别是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思想工具，曾经受到李大钊的批判。1923年3月，瞿秋白写《东方文化和世界革命》一文，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的封建主义哲学。“所谓东方文化，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①；“第二种因素，是畸型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②，中国的“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出封建诸侯更可怕”③。各地军阀的征调劳役，残杀奸淫，拘禁铐掠，与封建诸侯对待农奴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④“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⑤，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陷于绝对臣服的地位”，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总观起来，他决不能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的发展”，“所助的‘国内的’资产阶级，亦正是依赖外国资本为生的资产阶级”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同样采取公开的野蛮政策——
①②③《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④⑤⑥《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1922年，上海金银业工人罢工，外国老爷竟放出猎狗来噬啮工人，此等现象只有‘东方’殖民地上可以发现，自古以来无论天灾战祸弄得人烟断绝，禽兽横行，也只有乌鸦啄白骨，野狗啃死人的惨状，决比不上故意纵犬吞噬将活人当狐兔一般看待的新奇，真可算是东方文化的特色！”①瞿秋白辩证地历史地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由发展走向衰落的过程，指出：“所谓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之资产阶级文化，何尝不是当时社会的大动力。但是他既成资产阶级的独裁制，为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所以也成了苟延残喘的废物。”②世界未来的新的文化，究竟向哪里去？瞿秋白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这所谓东方西方两文化融铸为一；然亦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此种趋势，此种新革命文化的先驱，正就是杀帝国主义的刽子手”。③“等到私有制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为‘求生’的时间愈少，则为‘求乐’的时间亦愈多了。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呢。”④
为了达到这个光明的境地，必须进行革命，“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⑤——
①《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同年11月8日，瞿秋白写《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进一步批判东方文化派。文章开头即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哴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①人类有工具而营共同生活，是文明的开始；因有文明而阶级分化，于是共同生活不得和谐，似乎是文明的末日。可是，实际上，文明并无末日，被统治阶级以文明为武器而创造新的文明，而加速统治阶级末日的到来。可见，文明本身始终是人类所必需，只有垂死的统治阶级，才觉得文明的进步可怕，可以危及其统治，才高呼“向后转”，还要自命为精神文明。中国的老子，西方的基督，卢梭和托尔斯泰，都是“向后转”派的代表者。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基督也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都用不着关心，用不着问；不要想那明天。”卢梭则认为，随着科学艺术的进步心灵将日益堕落，只有无知无识的乐园，才是永久的贤德所生之地。托尔斯泰根据贵族式的思想，要抛弃技术文明，回到草昧时代去。因为他所认识的快感，仅仅是农村里的宗法社会；他所认识的劳动动机，仅仅是农奴背上的鞭策。然而，不论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农村，还是章士钊的“农村立国论”里的农村，至少要用锄和犁，那便是物质的技术文明。即使承认“无为”的世界是幸福的乐园，也无法在现实生活里寻到恢复它的方法。物质文明仍旧在可能的范围里进步。譬如清朝广东进贡的方法，比那“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明皇采荔枝的方法就聪明得多了。瞿秋白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当农民举行暴动，大杀贪官污吏时，口号叫“‘四海之内皆狗彘也’！精神文明未必十分高尚；到那时一切无为、清净、礼教或‘宋学’都已失去威权。这样看来，物质文明始终统辖着精神文明”②。瞿秋白用辛辣的笔，戳穿了那些高唱“精神文明”的伪君子们：“现代的中国里，‘最高尚有道德知识的精神文明派’自己日常的行为，刚刚与口头的议论相反，时时刻刻在那里促进他们所反对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如买火车票，点电灯，用自来水，穿洋布等……反对最激烈的人自己尚且如此！新宋学当然未产而先‘流’了”③。东方文化派所要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殊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正是彻底的以因果律应用之于社会现象，或所谓‘精神文明’的。”④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就能够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全新的文明世界。结论是：
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人类什么时候能从必然世界跃入自由世界，——
那时科学的技术文明便能进于艺术的技术文明。
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⑤——
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②③④⑤《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1923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帐。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着“科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年11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①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②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③。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④无产阶级革命，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⑤——
①②③④<>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宣传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使不少青年被它牵着鼻子走。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李大钊等人及时地予以反击，鲜明地提出了一定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和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谬误，1924年夏，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实验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瞿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论的真实性，只看重实用，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它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①就是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在中国尽管对于封建主义而言，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其主要是作为同封建主义的思想结盟而出现的。瞿秋白指出，实验主义在欧美，是“纯粹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②。它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利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③是“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④——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③④《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瞿秋白还指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看它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瞿秋白指出，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才能是有益的。实验主义否认离开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的客观世界，否认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所尊重的是科学的真理，并非利益的真理。某种主张之所以是真理，并不因为它对我们有益，而在于它反映现实世界的变化趋势（规律），它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说理的批判，尖锐而又公允，足以服人。
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斗争中，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和指导下，从1922年夏秋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血的教训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由工人阶级孤军奋战，而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结成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也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高xdx潮中，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瞿秋白积极地投入到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去。4月25日，他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中写道：“孙中山氏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平民有罢工罢市拒纳租税撤回代表之能力’”。
“劳工阶级在知识上或者因为替人家作牛马没功夫求学，比资产阶级的文化程度差些；然而他在‘社会的意识’上，却比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高得多呢。”①——
①《向导》，第23期。
国共合作的春风，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蓬勃生机。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它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与此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这表明国民党改组工作已有了进展。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孙中山已下了决心，必须把改组工作付诸施行。
在共产党方面，为了正式讨论和决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等问题，决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1923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以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在大会正式开会前，举行了预备会议，议决分工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瞿秋白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大会以共产国际于同年1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也正确地估计了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决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成为三大讨论的中心议题。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观点，片面地强调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而低估了国民党的革命作用，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会导致共产党的腐化，丧失独立性，因而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瞿秋白、陈独秀、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同意张国焘等人的意见，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当时全党对反帝问题没有原则的分歧，而对国内阶级结构的分析上，张国焘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敌友；瞿秋白充分估计了封建制度的统治，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封建主义。第二，关于联合的对象。张国焘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又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反。陈独秀虽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赞成国共合作，但他从“二次革命论”出发，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忽视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他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瞿秋白主持起草的三大党纲草案作了不正确的修改。三年后，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回忆说：
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义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
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辈长者，一位是后起之秀。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当时已蜚声海内的陈独秀的讲课，同时又是陈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他的译员。瞿秋白回国后，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很器重。然而，两个人竟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以“二次革命论”来指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则是直接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试图把它运用于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和阶级、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两个革命者的革命观，自然会发生分歧。
几乎与“三大”召开的同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联袂问世。瞿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
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声明：
我们认定国民运动（即国民革命——引者）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
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两种思想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影响了大革命的前途命运。
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阶段。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代表团中有共产党张太雷、沈定一（玄庐）等。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借重他的组织经验，协助完成国民党的改组。10月25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同时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都由鲍罗廷起草，再由孙中山审定。11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12月，孙中山连续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反复申述改组国民党和学习苏俄的决心。但是，在国民党内反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右派势力不小。还有不少人，看到国民党处境困难，希图得到国内外革命势力的支援，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真正积极拥护和执行孙中山改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干部，在国民党内是少数，例如廖仲恺、宋庆龄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便不能不依靠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积极赞助孙中山实现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策。
1923年12月19日，瞿秋白发表《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肯定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下几十年苦斗牺牲的功勋：“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同时指出，国民党过去的活动“只偏于军事方面，不能不想运用无聊的政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受人民的漠视”。现在“国民党已经觉悟，如今决计宣言大改组，号召全国平民来共同组织，共同奋斗”。全国人民“第一步，应当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应当积极的加入国民党，共同的实行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才有复苏的希望。只有那时，此次国民党的改组才真是中国民权运动的新纪元。”①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约在10月初，瞿秋白便离开上海赶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①《向导》，第49期。
1923年底，李大钊经由上海会见陈独秀后到达广州，与已先期抵此的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瞿秋白这时住在鲍罗廷在东山春园的公馆，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鲍罗廷经常邀李大钊及其他中共代表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宣言草案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了讨论。参加上海讨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罗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和瞿秋白进行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讨论。瞿秋白并将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草案译为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在广州期间，瞿秋白应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和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大会通过的宣言，孙中山深感满意。他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①宣言规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最高纲领等方面不同，但它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在基本上是相符的，因此，新三民主义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就成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①《国父年谱》下册，第1058页。
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按国民党当时情况，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样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广州上海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因此，有人说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不管部”。
1924年7月11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中央政治会议），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原为谭平山，7月16日谭即辞职，由瞿递补）、邵元冲、伍朝枢，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先后出席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多次会议。8月6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孙中山、胡汉民、瞿秋白、邵元冲、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会议决定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陆军部讲武堂，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警卫军学兵营及航空局，统归训练处管理。训练处由孙中山任主席，委员有杨希闵、许崇智、蒋介石、宋子文、程潜及鲍罗廷。9月3日，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孙中山、瞿秋白、伍朝枢及鲍罗廷出席。议决：（一）发表北伐宣言，大本营移驻韶关；（二）韶关大本营特设政治训练团；（三）9月7日国民运动大会宣传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方军阀。本日为反帝运动周的开始。9月10日，举行第八次会议，继续讨论北伐问题，除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伍朝枢、鲍罗廷外，还有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白云梯出席。此次北伐，起始于9月3日爆发的江浙战争（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入关，同皖系军阀段祺瑞相勾结，企图共同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孙中山因与皖段、奉张两系有反直联盟的关系，加上广东商团阴谋发动叛乱，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广州形势危急，希望向广东以外谋求出路，于是决定北伐，并亲率北伐部队离开广州，移驻韶关。后来，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回师弭平商团叛乱，初步稳定了广东的局势。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外，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他为《民国日报》写了《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五一节之四十年》、《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号召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中国解放运动的公敌——帝国主义和军阀，争回民族主权，争得国民民权。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暴镇压，革命者应当唤起民众，告诉他们：每次逮捕一个反抗军阀与列强的奋斗者，可以产生几百万个新的革命家；而肖（耀南）、吴（佩孚）的牺牲品——监狱里的绞场上的志士都是革命的母亲，国民革命终将胜利。在国共合作大业中，瞿秋白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
上海大学教授
1923年6月下旬，瞿秋白自广州到达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党的三大的决议。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世琥家里，与妹轶群、弟景白、坚白等团聚。四伯父此时已经罢官赋闲，经济十分拮据。不过外面还讲究一些排场。瞿秋白对四伯父礼节周到，内心也是颇为尊重的。叔侄见面后，叙谈一切，亲切欢畅。瞿秋白谈他两年中在苏俄的见闻，解衣挥汗，兴致盎然；虽然是大热的天气，会意者都有涤尘解惑，俗念俱除之感。当然，家中大部分亲友对于这位从外国回来的人不免觉得新奇，也有些不解，无从交流各自的思想。这引起瞿秋白的沉思：“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①——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3—21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在杭州，瞿秋白去拜访了胡适。胡适是4月间由北京来到杭州烟霞洞疗养的。这一年，胡适三十三岁，在政治上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但在学术界已是海内闻名，颇有声望的学者。瞿秋白来访，使他对这位年青的学者，也很看重。他嘱瞿秋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编辑的位子，做些学问。这一建议，与他提倡的“整理国故”，似乎不无关系。7月中旬，瞿秋白回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①。对这件工作，瞿秋白写信告诉胡适：“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精密谨慎些。”②但是瞿秋白没有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后来以“此等入款‘远下济近’”，“未必够‘家’里的用”③为理由，推掉了这个差事。所谓家用，只是托词，因为瞿秋白从杭州回到上海后，经李大钊的推荐，已决定到由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上海大学去工作了，而那里的薪俸是极薄的。8月，瞿秋白到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求实、恽代英、施复亮等，代表共有三十多人。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对于青年团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议发生了争论，刘仁静不赞成加入，瞿秋白、施复亮赞成加入，并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
①②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团的二大闭幕，瞿秋白返抵上海，就积极参加筹办上海大学的工作。
上海大学是在国共合作的呼声中，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于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立并发展起来的。东南高师原有国文、英文及美术专修科和附中。创办人校长王理堂。学生约一百六十人。学校设备简陋，教师缺乏，并且多不称职。学生中很多人受过五四运动洗礼，极不满意学校现状。由学生会向校方交涉，无效。校长竟携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去东京留学，使学生忍无可忍。于是组织十人团为核心，决定驱逐前校长，改组学校，推举一位有革命声望的人担任校长，办一所革命的大学。十人团拟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请一位任校长。学生对三人素不相识，仅慕其名而已。经多方探询，得知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而于右任自这年8月因靖国军失败，从陕西到上海后，发表过救国须先从教育入手的言论，于是决定请于来担任校长。与此同时，学生还找到共产党，要党来接办这所学校。中共中央考虑，以请国民党出面主办，于学校的发展更为有利，而且筹款也方便些，请学生即派代表邀于右任出任校长。其时，一部分国民党人因广东陈炯明叛变，革命遭到挫折，转而谋求在教育方面寻找阵地，培养干部人才。所以，当学生敦请于右任出任校长时，邵力子、柏文蔚、杨杏佛、柳亚子都极力促驾。于右任答应出任校长，同时建议改校名为上海大学。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靖国军总司令，他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他打算把上海大学的活动，纳入国民革命的政治轨道，曾对上海大学学生们演讲，说“今后要制造炸弹、地雷，不仅在中国落地开花，还要炸得全世界开花结果”①。但他苦于没有办学经验，因此寄“厚望”于共产党人。②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于与李是老朋友，私交很好。于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兴楼菜馆邀约李大钊、张继赴宴，专门商谈上海大学校务，请他们予以协助③。张继表示愿去南洋募捐，后来学校开欢送会，但他言而无信，并未南行。李大钊介绍邓中夏（安石）出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邓中夏到校视事不久，瞿秋白就来了，先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8月8日，上海大学全体教职员在一江春聚宴，校长于右任主持推定学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陈望道、邵力子、陈德征等九人被推为评议员。同年12月改评议会为行政委员会，瞿秋白等八人为委员。1924年2月，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二、三次会议，瞿秋白先后被推定担任上海大学丛书审查会委员、经济学系筹备员等职——
①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
②于右任《国民党与社会党》。《东方杂志》第二十周年纪念专号，1924年1月出版。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1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上海大学创建伊始，百事待举，而又穷之又穷，是一个道地的弄堂大学。瞿秋白到此任事，决意把学校办好。他在1923年7月30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到这一点：“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①信中所说的文章，是指他写于7月23日的《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已经寄给了《民国日报》编辑俞平伯——
①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
这时，瞿秋白住在上海闸北，以记者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他的住处，布置得象一个作家的书屋，出入那里也多是些青年作家。他与于右任关系融洽，过往颇多。除了担任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外，他集注全力于整顿改革上海大学的学务。8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全文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文章指出：中国作为“远东四五千年的古文化国，现在反而落后，学问艺术无不要求急速的进步，方能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文化生活。”中国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甚至连概括反映社会现象的名词术语也没有。
“等到骤然遇见‘西洋人’，一二十年间，钱店变成了银行，商铺变成了公司；‘不知道哪里活见鬼似的’跑出个外国银行团来，暗中把持着中国的国家经济生活：几万里外的伦敦纽约，可以左右中国商界的金融；此等‘捞什子’的背后便是世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最复杂的现象。于是中国的思想界里不期然而然便要发生所谓‘改造社会’的思潮。”中国的文学艺术，逐渐吸收外国文学艺术的养料，必将逐渐形成新的系统。因此，“切实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形成新文艺的系统——这两件事便是当有的‘上海大学’之职任，亦就是‘上海大学’所以当有的理由。”瞿秋白根据这一设想，为学校的未来，规划了一幅引人入胜的蓝图。大学设两院：社会科学院，文艺院。社会科学院预计设立六个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哲学系，史学系。文艺院，在文学方面预计设立五个系：中国文学系，英文系，俄文系，法文系，德文系；艺术方面预计设立三个系：绘画系，音乐系，雕刻系。社会学系课程设置，必修课目有：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社会学史，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政治学大纲，政治学史，法学通论，法制史，政治史，生物哲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第一、二外语。他强调外语学习，说：“在中国现在要研究学术，非有二种外国语不够。社会学系的选修课目包括：现代政治（中国和世界），国法学概论及各国宪法略史，民刑法通论，财政学通论，统计学通论，银行论，货币论，政党论，社会政策及经济政策论，哲学概论，伦理学概论及科学方法论，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文学系的必修课目有：文（群经诸子附），诗词，戏曲，小说，修辞学，历代文评（并及世界文学），文字学，古籍校读法，言语学，文学概论，美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现代世界文学，中外文化史，伦理学及科学方法论，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概论，外语二种。选修课目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教育、哲学、艺术史、金石学及书画史等。英文系、俄文系，也都安排了课目。这是一个称得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教学设想和规划，即使今天看来，也很有借鉴的意义。
瞿秋白还明确指出，创办上海大学的目的是要用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使他们具有独立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力，担负新时代所赋予的神圣使命，担起革命的责任。因此，学校应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类型的社团，提倡学生深入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实际，加强自我锻炼。瞿秋白引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人不一定是诗人，做一个‘公民’却是你所应当的”，指出上海大学各系都应当有“现代政治”的选修课，——其实是每星期一的各系共同的、自由讨论研究的集会。学生也可以自己组织其他的研究会。他说，这种研究会有几种好处：（一）不是搬着死教科书背的；（二）学生自动的以其现在所知科学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三）全校学生共同一堂可以锻炼青年的“集合意识”；（四）不是“书房里的”少爷生活，而是社会里的公民生活。导师要于中国政治、世界大势的当时问题作有系统的说明论断；要多给予学生机会自己发表意见，讨论答辩。
上海大学的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循着上述规划方针进行的。他们敢于创新，采取很多好形式好方法进行文科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如上面所述，注重基础知识的训练，尽量扩大学生知识面。社会学系的学生学完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可以掌握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历史以及研究现状。学生毕业时，对于文、史、哲、经、法，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又有比较扎实的功力，比较熟练的掌握外语、古文字和考据方法等，算是社会科学方面的通才，同时又为从事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上海大学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在瞿秋白主持下，社会学系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通俗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并通过其他课程，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极少有的。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有一些是在上海大学教学中产生的，如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肖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蔡和森的《中国进化史》，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施存统的《社会思想史》，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董亦湘的《民族革命讲演大纲》，杨贤江的《青年问题》等，其中瞿秋白的著作最多，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现代民族问题》四种。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学生初步具有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能力，许多学生以这里为起点，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上海大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重大的改革，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的教学方法。“不象别的大学教授，跑上讲坛，口讲指画了一点钟，便跑了，一切都不管。这样的教授在上海大学里一位也寻不出。上海大学的教授，既担任这一门学科，他总能切心的研究他将怎样使学生了解？怎样使学生研究这学科比较的容易些？怎样使学生在这学科上得到些利益？这些都是上海大学的教授所愿意为学生研究的，他们都能负担这全部责任。”①许多教授的讲课，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如蔡和森讲的《社会进化史》，沈雁冰讲的《奥德赛》、《伊利阿特》，俞平伯讲的宋词，以及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课，都能引人入胜，成为叫座的课。瞿秋白的课，似乎更能吸引学生。下面是当时两位学生的回忆：——
①施蛰存：《上海大学的精神》，《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0月23日。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志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
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瞿秋白既重视在课堂上对学生谆谆教导，又注意在课后对学生进行指导，循循善诱，使他们得到更多的知识，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
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
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象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①——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社会学系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系，校中常常以社会科学为主举办课外学术活动。1923年春至1925年上半年，学校举办特别讲座，邀请中外名流来校演讲。如李大钊讲《史学概论》、《演化与进步》和《社会主义释疑》，马君武讲《一元哲学》，胡适讲《科学与人生观》、杨杏佛讲《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章太炎讲《中国语音系统》，郭沫若讲《文学之社会使命》，美国学者华德讲《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1924年夏，学校举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自7月6日至8月31日的八个星期中，共有名流学者三十五人参加演讲，作了五十一个学术报告，听众如云，盛况空前。报告中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汪精卫的《中国革命史》，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叶楚伧的《中国外交史》等。这些讲座、演讲，观点各异，甚至截然对立，但对于活跃学术空气，扩大学生的视野，都是有益的。
由于学校的提倡，学生组织了各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社会疾病，促进社会健康”①为宗旨，会员有八十多人，除举办演讲会外，每周例会一次，讨论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如三民主义研究会，中国孤星社、平民教育委员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把学术研究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对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独立进行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①《学生组合简表》，《上海大学一览》，非卖品，1924年版。
炽烈如火的爱情
就在这个时候，爱情走进了瞿秋白的生活。
事情是从1923年夏天，瞿秋白的南京之行开始的。前面说过，党的三大后，青年团在南京开团的二大，瞿秋白到会。会间，施存统拉着他去看望原来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读过书的两位女孩子，一位是丁玲（这时，她叫蒋冰之，是她的本名），一位是王剑虹。第一次见面，瞿秋白就给她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后来回忆说：“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人就是瞿秋白同志”①。不久，他们又去看望她们。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她们听，这非常引起她们的兴味。过去，她俩在平民女校，也听过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给她们的感受竟如此不同，先前那一位象瞎子摸象，瞿秋白的讲法，象熟练的厨司剥笋，十分得要领，使听者感到层次清晰，丝丝入扣。当瞿秋白知道她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她俩就象小时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也许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属于这样的人——神采俊秀，风骨挺拔，真挚坦诚，毫无矫饰，使人望之俗念俱消，油然生爱慕之情。她们和他，在成为师生之前，已经成为朋友了——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王剑虹，原来叫王淑璠，四川酉阳人。早年丧母。父王普山，擅医道，作过国会议员。1918年丁玲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时，王剑虹已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剑虹成了全校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在有校长、教师参加的一些辩论会上，她的带有煽动性而又极富应变才能的演说，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几乎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把那些守旧的校长、教师问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丁玲对她的赞誉的评语是：她象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尖兵。不久王剑虹来到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校，并参加了妇女工作。1921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创导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上海创刊，王剑虹参加了编辑工作。她还在《妇女声》、《民锋》等刊物上撰写文章。她热忱于社会主义，热忱于妇女解放，热忱于上进求知。1921年寒假，她回常德，动员丁玲到上海入平民女校。但是，不久她们不满足于在平民女校的学习生活，又双双来到南京。一年多来，两个姑娘，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全买了书。正在她们渴求满足更多的知识欲望的时候，结识了瞿秋白这位良师益友。
瞿秋白极有兴趣地听着她们讲述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以及她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鼓励她们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他保证她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以打消她们猜测上海大学又是第二个平民女校的顾虑。于是，她们来到了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王剑虹喜欢旧诗旧词，特别喜欢听俞平伯讲的宋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瞿秋白在课后经常到她们的住处，教她们学习俄文；有时与施存统夫妇一起同她们到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这时，王剑虹对瞿秋白，已经爱得很深，但她把爱情埋藏在心底。瞿秋白也是这样，爱在心里，却拘束了行动。他不常来她们的小屋了，即使来，也多是沉默不语，不象往日那样滔滔不绝地议论风生了。人的自尊心哪，有时会把成熟的爱情之果，毁之于一旦。王剑虹忍受不了感情的折磨，她对丁玲说，她准备跟父亲一起回四川酉阳。丁玲问她为什么，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丁玲对女友的这个突然的变化和仓促的决定，事先竟一点儿也没与自己商量，感到意外的不解。正在烦躁时，瞿秋白来访，丁玲对他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他带着惊愕的神气走了。当天，丁玲于无意中，在王剑虹的垫被下边发现了她写的诗句，那诗中燃烧着的爱恋之情，完全是献给瞿秋白的。丁玲一下子明白了：“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也不会显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丁玲想帮助好友，把她从爱情的痛苦中救援出来，成全这对热恋中的情侣。
瞿秋白住地离学校不远。这里街道不宽，是一排比较西式的楼房。丁玲来到这里，瞿秋白正在同房东夫妇一道吃饭。他看到丁玲，立即起来招呼，他的弟弟云白把她引到楼上一间精致的房间。房里很讲究，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落线装书。大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了一层温柔的微光。当丁玲正审视房间的陈设时，瞿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和平素一样，好象下午丁玲的恶作剧根本没有发生一样。他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地望着丁玲，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丁玲无声地把王剑虹的诗交给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读了很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丁玲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他曾向她们讲过母亲的自尽的事，她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瞿秋白握了一下丁玲的手，说道：“我谢谢你。”然后到王剑虹的宿舍去了。当丁玲回到那里的时候，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的字纸，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瞿秋白要走了，丁玲从墙上取下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了他。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她俩一眼，下楼走了。
不久，1924年1月，他们结婚了。这时上海大学迁到西摩路，他们也迁到了附近的慕尔鸣路。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统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楼上正房住的是瞿云白，统厢房放着瞿秋白的几架书，王剑虹和瞿秋白住在统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里，丁玲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里。娘姨阿董住在亭子间，为这一大家人做饭、收拾房间、洗衣服。九口之家的生活，全由瞿云白当家。
寒假期间，瞿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外出时，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精力旺盛。除了给上大讲课，还给鲍罗廷当翻译。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赶文章，通宵坐在桌前，泡一杯茶，点几支烟，王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稿纸上的字仍然写得端端正正，秀秀气气，几乎一字不改。有时奔波了一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王剑虹谈诗，写诗。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王剑虹的情诗。他们每天谈论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瞿秋白有时把他们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青田石、寿山石上。王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比较好，但如此醉心地爱好，却是因了瞿秋白的培养与熏陶。
瞿秋白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有时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照节拍吹箫，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或棉布上，再题上诗词，由她们动手绣。晚间闲时，有几次，瞿秋白和王剑虹来到丁玲的小房间，围坐在煤油烤火炉前，把电灯关掉，只有炉火从炉盖上的一圈小孔中射向天花板，象一朵花的光圈，微明闪烁，给屋中抹上了一种朦胧的美妙的气氛。瞿秋白这时总是给她们谈文坛的轶事，他谈锋很健，又常带幽默。他谈沈雁冰和郑振铎，也谈徐志摩和郁达夫，而对她们两人，似乎这一切都是新鲜的。丁玲后来说：“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的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和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①——
①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1980年第2期。
1月20日，瞿秋白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他时刻想念远在上海的王剑虹，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还常夹得有诗。
1924年1月12日：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
“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飞回吻……。
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
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愔愔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
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
梦可！梦可！我叫你，你听不见，只能多画几个“！！！！”，可怜，可怜啊！
“梦可”是法语“我的心”的音译，瞿秋白称王剑虹为梦可，是把她视同宝贵的心，爱的极深。
2月16日：
这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我做事时总是做梦似的
——时时刻刻晃着你的影子……没有你，我怎能活？以前没有你，不知道怎样过来的，我真不懂了。将来没有你便又怎样呢？我希望我比你先没有……
2月28日：
我苦得很——我自己不得你的命令，实在不会解决我的人生问题。我自己承认是“爱之囚奴”，“爱之囚奴”！我算完全被征服了！
人非木石，都有相近的七情六欲，其中包括夫妻情和同志爱。爱情生活中，有欢乐，也会有痛苦。新婚之恋，分离之苦，谁也难免。年轻而多情的瞿秋白在新婚后远别爱人之际，写下这些炽烈如火的爱的文字，是十分正常和健康的感情。
他不仅珍惜自身的爱，而且憧憬人类社会的爱：
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
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
——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
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
他不是自由花魂。①——
①致王剑虹信，1924年1月13日。
他不仅憧憬着人类社会的爱，而且要以自己的奋斗去争取这爱的实现，这全新世界的早日到来。他在给王剑虹信中所附的一首诗，写道：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年轻的革命家，满怀豪情地呼唤着光明的未来。他多么希望自己就是一只直射云天的青燕，衔碧铺绿，让大地充满生机，把春天带给人间，使古老的中华回春再造。这首小诗，象征着青春，热烈，追求，信心，可以看作是瞿秋白一生奋斗不息，勇往直前的誓言。
击退右派反共逆流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代表腐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推行新三民主义，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邓泽如等十一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攻击共产党员“跨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改组后，由于共产党人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视和反对。从1924年3月到6月，先后有刘成禺、冯自由、谢英伯、徐清和、孙镜亚、朱和中、孙科、黄季陆等人，分别向孙中山当面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事先征得蒋介石等同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①弹劾书攻击说：“中国共产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其违反纪律之处，尤为严重，关系巨大，不敢忽视”②。弹劾书提出的所谓证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三个文件，以及《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觉悟》刊登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兹将弹劾书所列三个文件照录如下：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摘录③“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
（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联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的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目前的政治斗争，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要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①《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甲）呈总理文》。
②《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原案·（乙）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
③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决议案摘录：①——
①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本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革命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大会提出本团尤须注意强烈的国民运动宣传，以促进国民革命的行动（如示威及政治罢工等）”。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①——
①载团刊第7号（1924年4月11日），1924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我们的同志，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与〔或〕工作详细讨论办法，以为我们一致努力的根据；以免临时慌张分歧，不能收良好之效果。教育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进行组织及工作的事，如关于开会报告议事，表决分配工作，考核成绩，进行党员教育，向外活动方法等之教育事项，应由区及地方委员会负其责任。”
“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以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此因（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但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
这几个文件，即使是今天重读，也毫无理由否认它们是有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国民革命，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各自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第一、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接受本党的领导，并须努力从工人阶级和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工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加入本党，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的基础，以适应国民革命的需要。中共中央指示自己的党员在国民党工作中要注意达到良好的效果。有些工作，用国民党名义去作而能收到良好效果，就用国民党名义去作；有些工作，虽有利于国民革命，但国民党不愿以其名义进行活动的，则共产党以独立活动进行。总之，一切以对国民革命有利，而又不影响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为准则。
第二、鉴于国民党在以往奋斗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与反动势力进行妥协的事实（即使在当时，孙中山仍谋求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合作，组织孙、张、段三角联盟，以对付直系曹锟、吴佩孚），有过革命不彻底的倾向，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政治上保持不与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的坚定立场，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完成国民革命。与此同时，吸收那些既赞成国民革命，又信仰共产主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这只能促进国民革命，而无任何害处。
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这些文件都不能成为右派弹劾书指控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活动的证据。邓泽如等人以这些堂堂正正的文件，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可谓阴狠极矣”等等罪名，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新青年》、《向导》和《民国日报·觉悟》所刊载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乃是两党合作过程中正常的互相批评和监督，绝对没有右派所攻击的“党团行于内，言论发于外”，“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恰恰相反，如果两党之间只有一味的无原则的奉承恭维，而没有为了实现国民革命这一共同目的所进行的必要的批评监督，那么，这种合作是不会巩固，也不会持久的。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为首的右派二十人，上书孙中山，说：“中央执行委员中，颇多共产党员及倾向该党之人，以之解决此案，万无正当办法，望我总理念本党数十年缔造之艰难，不容少数人破坏于一旦，毅然主持。”①上海的喻育之等八十多名右派致电孙中山，要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②在此期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北京《民生周报》等，也出现了“清党”的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①何世桢等呈中山先生请斥退共产党人。
②上海《时报》1924年8月4日。
面对右派的猖狂的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国民党顾问、教练员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中哓哓不休，竟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据理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必须以联合全民共同奋斗，始能益显其效力”。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①——
①《民国日报》，1924年7月20日。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重。她患的是肺病，她的母亲和姐姐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是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染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发展。最初医生误诊为怀孕的反映，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每天回到家中，就在妻子卧病的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的恶化，而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增加了他的痛苦。他给已离开上海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象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就死去了。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就是定情之夕由丁玲从墙上取下送给他的那一张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用白绸巾好好包起。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为“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他难过，怨对不起他的心……。但是，这时广州的严峻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所以，丧事办完，把爱妻的棺木送往四川会馆，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到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廖仲恺、谭平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邹鲁、覃振、王法勤、柏文蔚、谭延闿、沈定一、于树德、丁惟汾、恩克巴图等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有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苇村、白云梯、傅汝霖等人。原提案人谢持、张继列席。19日的会议由廖仲恺主持。张继在发言中，重述弹劾案的意见，公然主张“分立”。王法勤发言不赞成“在分立论上讨论”。覃振发言支持张继。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的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何待团刊之发现乎？
……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
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①——
①对于三监察委员会弹劾案之答辩词。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深感赞同，右派无从驳辩。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①这两个草案在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指出：“今中国共产党与本党同为革命组织，对于现时中国之政见又尽相同，故决不能发生党团作用，而加入本党之共产派既服从本党之主义，更不致有党团作用”。“自经此决议后，党内共产派问题已告解决。”②——
①《革命文献》第16辑。
②《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支持下，对右派势力的一场尖锐的斗争，最后以右派的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10月，张继牢骚满腹地上书孙中山，请求解除党职兼除党籍。谢持离广州去上海。邓泽如心灰意冷，干脆撂了挑子。
孙中山、廖仲恺等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南征的胜利；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发起；有工人运动的复兴，农民运动的勃起；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合作大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中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