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战区杂记 打回祖国去

李九龄(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一营士兵)

顶替出国

1943年,我在四川乐山老家被强征入伍,后考入驾教二团,毕业后在汽五团当助手跑滇缅公路,以后开小差到了昆明。昆明的四川同乡会要给路费让我回家,当时我怀着“有志男儿出乡关,生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的志向,到昆明巫家坝机场顶名参加了远征印缅的抗日军队。

记得当时有个名叫徐慎的人不愿入伍,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去顶了他的姓名,并顺利地上了飞机。到了汀江点名时,长官叫了三次,我都不答应,但报数清点人数又没错,就问有顶名的没有。当时有五个顶名去的,这时我才承认自己是顶了徐慎的名字。长官问,既是顶了名,那点名时,为什么不答应“到”呢?我说:“不顶名就来不成,可若是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将来我在战场上死了,谁知道我是谁呢?且不是把自己的祖宗都卖了吗?所以,我不能代替徐慎答应,应该改为我的真实姓名,我才能答应到。”大家都笑了,这样才在点名册上改成我的本名。

兰姆伽学开汽车、开坦克

1943年10月,我们从印度汀江坐火车,经恒河到了比哈尔邦的兰姆伽,开始学开汽车和坦克。我被分到战车第一营补给连,营长赵振宇,下属三个战车连,一个补给连。

我所在的补给连有以下单位:油料组(20辆汽车运汽油)、弹药组(20辆汽车运弹药,燃烧弹、穿甲弹、爆炸弹)、保修排(有工程车)、抢修排(有大吊车等)、给养组(有五辆汽车运粮食、罐头等食品)、无线通讯组(有中吉普车)、工兵排(有中吉普车)。我们的连长是复旦大学的。

我营三个战车连均有自己的符号,第一连的符号是白漆的正方形,第二连是白漆的三角形,第三连是白漆的圆形。来自湖南洪江机械化学校的学生兵(一部分任补给连的班长)与驾教一团的学生兵都在三个战车连。战车连的轻型坦克当时常被工兵作轧路机用,那坦克是用操作杆操纵,但初学时2.5吨级的是用方向盘。

为了掌握车的性能,我们进行了一次长途实习——集体开车到印度的伽耶。此地是印度的佛教圣地,就是传说中释伽牟尼修道的地方。这里有一棵菩提树,树高叶茂,听说每天均以牛奶浇灌,树叶干了便形成一个个的小佛像,很多到过此地的人都会带些树叶回家做纪念品。还听说唐僧取经也到过这里,因此今天寺庙里也有中国和尚在此修道。

打回祖国去

不久,我们离开兰姆伽,向“野人山”进发,铁流滚滚,战车隆隆,当时大家的目标是:“打回祖国去!”据说“野人山”是600里的原始森林,野人蓬头垢面,下身仅用芭蕉叶遮着。那里河沟和湖泊较多,为使战车通过,须先修路。美国人运来不锈钢的涵洞导管,工兵们将其合起用镙钉拧紧,在上面用粗大的树木铺好加盖泥土,如此不断加高,把路修得很宽。

修路的有两个美国工兵团、四个中国工兵团,还有印度人做抬树等劳动。我们不分白天黑夜,每天24小时施工。美国黑人士兵用空轧机把山上的大石崖钻出洞,再放进TNT炸药,将大石崖炸开,再用推土机推出大路,轧结实后,坦克才能开上战场。有时汽车过河没有桥,就将车上的钢绳拴在河对岸的大树上,再发动车上的绞盘,也可很快过河。

我们都住在帐篷里,谁也不敢大意,只为听说这里巨蟒很多。听说有一个士兵站岗时,竟被汽油桶般粗大的一只大蟒张口一吸吸进了肚里,战友们只有开着战车去将那蟒打死,将全副武装的士兵取出来。

冲入日军师团司令部指挥所

1944年3月,战一营在迂回到瓦鲁班附近地区时,冲入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该师团的关防大印、太阳旗和大批辎重,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当时日军伙房锅里的饭菜还是热的,看来他们都当了饿死鬼。当时缴获了日军使用的味精,我们拿回营地试了下,发现放少许在菜里就十分鲜美。

敌人惨败之后,很快就设法研制出了一种磁性地雷,会贴在我们的坦克上爆炸。在孟拱作战时,这种地雷炸穿了我军两辆坦克,我营也伤亡了好几个兄弟,好几天都不敢出击。不久,我们也赶制出一种铁丝网,离钢板10厘米架空,焊接在我们的坦克上,可以引爆磁性地雷,使爆破的深度不至于穿透坦克钢板。这样,敌人的磁性地雷就变成了迎接我们的鞭炮,不足惧了。

雨季到来了,坦克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全部回萨地亚休整待命。当时的给养,没有蔬菜,只发罐头。闲着无事,我们便常常外出找些野菜,和着罐头里的菜煮着吃,有时候也到河里去炸些鱼来“打牙祭”。

八莫之战

1944年11月,我们开始攻打八莫。

日本人的工事修筑得很坚固,我们不得不先以飞机轰炸,接着再用重炮轰击。战一营调用了30吨的坦克出击,坦克前面都加了像推土机前面那样的大钢铲,把泥土推上去将敌人的堡垒和掩蔽部的射击孔堵起来,以便步兵冲锋前进。激战了20多天,12月15日,我们终于攻下了八莫。我军在这场战役中死伤不少,都埋在八莫,每个坟前立一个木牌子,上面写着阵亡士兵的名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营从腊戍开车回国经昆明。听说还要上东北打内战,我在贵阳便开“小差”离开了部队。

(李九龄口述 彭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