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祚达（中国驻印军炮四团）
我姓李，名祚达，原籍浙江奉化，出生于1920年7月1日，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毕业生，1942年当兵，同年参加中国驻印军。
我是最早飞越“驼峰”航线远征印缅抗日战场的老兵之一。我今天都叫自己是“驼峰战士”、印缅老兵。印缅战场上的事情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那些事直到今天回想起来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1942年，我以炮兵中尉观测员的身份带领22师39名新兵出征，飞往印度汀江。
我们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该机场是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陈纳德飞虎队）的空军基地，也是中国驻印军空运基地。机场上野马式战斗机三五成群，那是日本空军零式战机的克星，它的明显标志是机头到机腹下画着血盆大口的鲨鱼。机场上还有C46军用运输机，大部分驻印军就是乘坐这种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到印度汀江机场的。
C46运输机没有雷达、导航、制氧、自卫武器等设备，飞行高度不得超过7000米，航线务必在7000米以下的雪山冰峰之间穿插。那是一条充满死亡气息的航线。
1942年11月4日午后，我们登上飞机，被告知机在人在、机毁人亡，遇敌机务必保持谨慎。随后每人发了西南联大学生会赠送的慰问品一袋，牛皮纸呕吐袋一只，机上43人没有一顶保险伞。飞机在雪山冰峰间穿插飞行，一山又一山，一峰又一 峰。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后，空气稀薄，呼吸渐感困难，这还受得住。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飞机出入云层的剧烈颠簸，骤然上下落差竟达10余米。飞机在冰天雪地里飞行，山颠白雪皑皑，银光闪闪，机翼上冰霜层层，自然也有一番独特的景色。飞过冰峰雪山之后，绿色的树的海洋出现了，这时，飞机的轰鸣声音渐弱了，我们的呼吸也顺畅起来。接着，我们看见了红墙绿瓦的建筑，飞机迅速在一座茶园着陆。我们欢呼雀跃，可是彼此却听不见任何声音。
我们短暂地失聪了，那是因为飞机的轰鸣太久地刺激了我们的耳朵。
印度朋友在出口给我们指明要去的方向，他们骨瘦如柴，皮肤棕色，可是双目炯炯，牙齿雪白。语言不通，只好不停比划。
我们到了印度阿萨姆邦汀江地区。
我们一共到达了四个小队，凑足了500人，这才达到开动火车运输的要求。
我们要去兰姆伽，它是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小镇，距离大商埠加尔各答约150英里。此行有五天水陆行程，负责指挥的是我团副团长张宏范，负责联络的是美军一名少校军官，我充当临时翻译。
列车正午开动，第二天傍晚到达一个终点站。我们下了车等待坐轮船。因为吃了两天的干粮，我们渴望吃点热饭，于是我们领来一头羊，自己动手做饭。
吃饭的时候，一个印度军官来观看我们使用筷子的技巧，他看见我用的金边瓷碗，眼睛都不转了。我看见了他的心思，用简单的英语问他：“你喜爱这只瓷碗吗？”他点头称是，我马上把碗送给他，他立即回敬了一大盘面制薄饼，两盘羊肉。他还友好地告诉我们，说这里是孟加拉湾东北，是印度第二条大河中游的伊斯兰教地区，告诫一定不要吃猪肉。
经过一个晚上的航程，天明时分，我们坐船到达孟加拉湾恒河西岸，上岸后换乘广轨火车绕过加尔各答，继续向西北方向比哈尔邦前进。我们看见沿途火车站上老幼妇孺和乞丐成群结队，贫瘠的土地一点点延伸，穷困的画卷一路铺开，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经过五天的旅程，我们终于来到了兰姆伽。
兰姆伽是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将军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美军情报官，还曾担任驻华武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将军平易近人，衣着很随便，喜欢穿军便服，袖上无臂章，衣领无领章，头戴军呢帽，称呼下属总是用“上尉李”或者“少校王”，没有趾高气扬的官架子，没有三五成群的警卫，常亲自驾驶吉普车来往于指挥总部和各营区，因此基层军官不知道他是什么级别的将军，私下尊称他“平民将军”。
那一天看电影，在兰姆伽电影院我和他有幸并排坐在一起。
在放映前10来分钟，将军先开口问我：“你贵姓？什么地方人？哪一个军校毕业？何时参军？”我吃惊他的普通话讲得如此标准。明明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老军人，怎么会说出如此流利的普通话？我局促不安。后来，我发问：“请问你贵姓？”他清晰地回答说：
“约瑟夫·史迪威。”
我听了如雷贯耳，他就是我们的总指挥、盟军西南太平洋副总司令啊！
将军和气地继续对我说，他是半个中国人，父亲是一位牧师，过去在天津和郑州传教，他出生在天津，童年在郑州上小学，与中国同学同玩同乐。将军接着告诉我，他家住在重庆，有爱妻和两位千金，她们都穿旗袍，用筷子吃可口的中国火锅，所以和我有共同语言。
我聆听着将军的讲话，短短10来分钟，却使我感慨深深。
在史迪威将军离开兰姆伽前的日子，将军又和我在驻地公路相遇，当时将军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我挺胸向将军敬礼，将军向我回礼。那一幕场景，也深深地记忆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开始在美国顾问（步兵学校教官）的主持下进行紧张的武装训练。
当时，德寇潜艇在印度洋活动猖獗，美国的运输船受到攻击葬身海底，原计划的105毫米榴弹炮没有如期运来，我们只好用75毫米榴弹炮代替进行训练。美军顾问处先派来了顾问Bugle上校，后来又派来柯灵斯和考茨中校。他们都很幽默，有个性。可是只有Bugle上校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我问Bugle上校：“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什么职务？”
他一面做出吹军号的手势，一面朗朗回答我：“Bugle”。
从此，我们都以Bugle的名字称呼上校。Bugle上校呵呵笑着，乐于接受这称呼。
柯灵斯和考茨中校负责训练计划的执行和全团武器弹药的补充。另外，每个营安排了同级的顾问少校，分配到连级的则是少尉或者军士。美军顾问们集中住宿舍，只是部队训练野营作战时才随部队行动。
我曾经问bugle：“你们回宿舍后做什么？”
Bugle回答非常坦率：“打打桥牌，写写情书，看看电影，有时候也把爱人情妇的照片、家庭成员的照片拿出来亮相。”
美军顾问们时间观念非常强，训练时从不迟到。他们每人腰间都挂着军用水壶，各自喝自己的水，也不互相递烟。平时他们私生活放荡不羁，工作却十分认真。他们说：“工作应该尽力，生活应该活泼。”
在我和他们的交谈中，他们说：“伦敦的雾养成英国人的沉默，密西西比河的澎湃养成我们美国人的活泼。”
他们还有一个叫我惊讶的共同愿望：环行绕地球一周。他们跨越大西洋绕过地中海来到印度，等到日本投降后，他们要从太平洋回国，实现环绕地球一周的愿望。
他们埋怨印度天气太热、卫生条件差，女人也不如美国的漂亮。他们的确很爱整洁，平时军衣笔挺，皮鞋铮亮，胡须刮得腮帮子发青。可是他们生活的自理能力却不如我们，他们要雇佣印度人为他们服务：煮饭、洗衣服、擦皮鞋。
在美国顾问的管理下，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基本上没有了逃兵；二是从上到下不再克扣军饷，杜绝了吃空缺、喝马干（即克扣军马口粮）、卖汽油等污七八糟的现象。原来我们一天吃两顿饭，现在一天可以吃三顿饭了。不出三个月，部队养得兵强马壮，官兵同甘共苦，纪律渐趋严明。
我记住了他们，还有Bugle。
DADA钢铁厂是一座现代化军工厂，厂内高级技术人员多是英国人。厂里有高大的烟囱和银光闪闪的防空气球，在10里之外就可以隐约望见了。
我们团300多辆军车，牵引着36门105毫米的榴弹炮轰隆隆经过厂区，穿越厂区需要35分钟。我们在厂区的宿舍区做短暂的休息。我们的到来惊动了一位老太太，她来到我们跟前。这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她自称是厂里工程师的眷属。当她了解我们是中国驻印军时，翘起大拇指，脸上露出笑容。她问我：
“孩子，你今年多大啦？是中国什么地方的人？”
我用半通不通的英语回答说：“老妈妈，我22岁了，是中国浙江人。”
老人摇着头表示不知道浙江这个地方。
我补充说：“老妈妈，你知道西子湖吗？西子湖就在我故乡。”
老妈妈点点头。三五个和我年纪相近的军官拥向老妈妈，老妈妈一个个端详着我们的脸，很感慨地说，她有个儿子，在北非战场对德作战，他从阿尔及利亚来了一封信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至今生死不明。老妈妈说完，急急忙忙从家里拿来一大盘美味可口的蛋糕，盛情地请我们吃。
我们津津有味吃着异国老妈妈亲手做的蛋糕，心里无比温暖。
老妈妈流下了热泪，说：“我是把你们当作北非凯旋归来的儿子看待的。”
我们随即祝愿她母子平安团聚。当我们和老妈妈分手时，我对她说：“我们将开赴缅甸北部对日作战，等胜利之后，欢迎老妈妈到西子湖来做客。”
她点着头，一手扶着铁门，一手伸出食指和中指做着V字形，频频地呼喊着：“Victory，Victory，Victory！”
兰姆伽是中国驻印军的摇篮。各兵种基本实战训练完成后，立即开赴缅北战场对日作战。
1944年8月，雨季刚刚结束，我团奉命离开兰姆伽，前往色地亚营地集训，准备开赴缅甸北部前线。我们在兰姆伽整整度过两年，即将分离，有些依依不舍。
经过两天的行军，我们集结在加尔各答西北英军14军总部所在地，再乘坐两天两夜火车到达西里古里，然后继续向东，经过三天长途行军，进入阿萨姆邦东部的汀江地区。两年前，我们从中国飞越驼峰航线抵达汀江，那时是一片荒凉，两年后重返汀江，这里已经是生机盎然，成为缅北战区的后方基地。
色地亚在汀江东边30里处，色地亚军营又在色地亚以北30余里的丛林中，三面围绕着原始森林，一面临近布拉马普得拉河滩。总部选择色地亚丛林作为我团的集结营地，主要是让我团作适应性实战训练，以对付惯于丛林作战的日军坂垣师团。
丛林作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高射炮射击、空中观测、采用榴弹霰弹射击，还有就是适应丛林生活。
我们一直在色地亚训练到1945年初，当我们训练成熟的时候，史迪威公路全线通车，抗日战争形势也一片光明。这时，也就是在4月，我们接到总部的通知，立即整装待发，回国参加对日作战。到了5月4日，我们驾驶着330辆越野车、60辆加拿大生产的军民两用车，拖带着36门榴弹炮，浩浩荡荡踏上归国之路。
我们像一只添翼的猛虎冲下了山林，直向日寇扑去。
可是，当我们回到国内，准备参加收复广西柳州的战役的时候，日本鬼子投降了。
（周良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