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懈努力，延期四次的“一苏大会”，确定了最后时刻表――1931年11月7日。
立国在即，可是，时至10月，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及许多基本法却没有制订。
立国无法，国为何国？制订红色法律，成为燃眉之急。即将就任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常委紧急磋商，问：“瑞金能不能找到起草这些法律的人？”任弼时立即摇头。
毛泽东想了想，无奈地说：“只有电告中央，请那边抓紧起草电告。”“那边”，指的是驻沪的中共中央局。几天后，任弼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毛泽东：“有办法了，中央给我们派来了一位红色法律专家！”“喔，那太好了，他是谁？”毛泽东高兴地问。
“他叫梁柏台，中共早期党员，1921年，和刘少奇、肖劲光、王一飞我们一起从上海去莫斯科学习，在那边，他与蔡和森、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肖三等人都很熟悉，后来，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对政府工作也很熟悉。”“他在哪里，我们去看看他。”毛泽东很受鼓舞，起身就要去见人。
“他和他爱人周月林同志，已经到达了长汀，路途不畅通，暂时滞留在闽粤赣省委帮助工作。”“哦，那赶紧，派刘伯坚同志辛苦一趟，去把他们接过来。”数日后，刘伯坚专程率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开辟了赣闽通道，把梁柏台、周月林，以及陆定一的妻子唐仪贞等人，一路接送到瑞金叶坪村，见到了早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就结识的任弼时，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梁柏台临急受命，立即着手制订红色法律：《宪法大纲》、《婚姻法》、《组织法》等，“一苏大会”后，他成为司法部部长，后兼任内务部部长。
周月林担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是因为一个偶然契机。
起初，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周月林分管妇女方面的工作，名称不叫妇女部，而叫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周月林是主任，金维映、范乐春等同志是委员。临时中央政府，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周月林着手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开展放脚运动。苏区的妇女，虽然在政治上规定享受男女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同男人一样分得了土地，因为是小脚，行动不便，不能耕作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如此，在经济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针对这些情况，苏区内大力宣传大脚的好处，开展了放脚运动，大部分妇女把缠脚放开了，更多的女子，从此以后不再缠脚，结束了数百年来的缠脚陋习。
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童养媳的现象，在农村历来很严重。苏维埃政府刚刚颁布了婚姻条例，也难以很好贯彻执行，有的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清楚婚姻法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要女人结婚，竟然发出布告：限定当地寡妇，5日内，必须全部嫁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抓住婚姻条例的贯彻，大力宣传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带童养媳，并且在《红色中华》报上，揭露一些事例，抨击丑恶行为。妇女们非常高兴，坚决拥护苏维埃。
妇女们都发动起来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点就是扩红。在红区内，普遍成立了扩红队、慰劳队、洗衣队，在妇女中掀起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潮。把妇女工作的重点，与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连结，与整个苏维埃政权连在一块。
宣传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妇女很高兴，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可以由着自己性子随便乱来。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来的事情。有的女子，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那个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来就反对妇女平等、妇女解放，乘机乱说：这就是共产共妻。从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许多人对妇女工作有看法。
中央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讲话，其实是设了一个圈套。
周月林不明就里，按惯例行事，有请就去，开口就讲。不料，话讲完了，掌声稀疏，基层的人开始轮番提问：“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随便，为什么有的女子乱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与会的大部分男人，受传统观念、地方旧俗所囿，都对男女平等不满，这时七嘴八舌，你争我抢，提了一箩筐意见，眼睁睁地要周月林部长回答，他们也想乘机看看这位年轻漂亮的女部长的本事。
周月林是喝大河水的人，对这种场面不但不怯，还巴不得有这种机会宣传宣传，她仔细听完，耐心解答：
“贯彻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并没有说可以乱搞。但是，大家说的情况也都是事实，一时间也不可避免。妇女们经受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一下子解放了，就像笼子里的鸟，突然从笼中飞出来，东南西北，不知该怎么飞。这就需要我们多做宣传、教育工作，妇女工作也不光是妇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级苏维埃政府来做，特别是在座的各位领导一起来做……”说到这一层，她就展开来谈工作：“在座的都是各县领导，有的人很忙，要求你们天天做妇女工作也不现实，但是，你们谁家没有母亲、妻子、嫂子、姐妹呢？你们就先协助我，做好自己家里的工作吧……”妇女工作，实际上也是各县苏维埃政府的事情，是在座者各自自己的工作。
这一说，会场上没人吭声了，从此，都知道这个年轻漂亮的妇女部长厉害。
在瑞金，人们经常能看到，剪一头短发，穿着一身戎装的周月林，骑一匹枣红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
“一苏大会”后，瑞金一下冒出来十几个部长。这些部长们从来没有搞过政府工作，碰到问题就来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顾问。来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过去一直做党务工作，一下子当了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像别的事，大问题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问题搞不好，也会激化矛盾，必须慎之又慎。
有许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状，说刘开摆架子，官僚主义特别严重。刘开当时是中央政府办公厅厅长，文化很高，办事也有些骄傲，群众反映大。项英、何叔衡就来找梁柏台商量，要想办法，按照什么法律处罚刘开。
梁柏台听完了事实介绍，说：“官僚主义是不好，但大家还是同志嘛。反对官僚主义不宜使用法律，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解决。”“用什么样的教育办法呢？”项英、何叔衡问。
梁柏台想了想说：“比如，可以用‘公审’的办法。”“公审，怎么公审呀？”项英、何叔衡面面相觑。
苏联有许多“公审”的范例，梁柏台把程序介绍了一下。项英、何叔衡闻所未闻，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项英连连点头称是，说：“那好，就让何叔衡主席来‘公审’他吧！”“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说：“审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场，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场。这种‘公审’，还不同于审案子，不用法庭出场，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别的人去就可以。”太严厉不行，不严肃也不行，那么叫谁去合适呢？！项英与何叔衡商量了许久，决定叫周月林担任主审。为了表现民主，又让邓子恢担任陪审。公审会场就设在最高法院门外，在大坪上搭了一个台子，把机关干部和部分群众召集到一块，就面对面地数落刘开的缺点、错误。那形式，相当于如今的大会批评。这样既教育了刘开本人，又教育了大家。
“公审”是个新鲜会。那天，大家都来看热闹，到会者很多。张闻天也来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张闻天讲了话。他说：“今天的公审会开得不错，主审人审得好。政府有这样的女同志做妇女工作，中央还没有，嗯，我们党中央也应该有……”不久，中共中央增设了一个妇女部，把周月林调去，担任了妇女部长。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为有名的“部长夫妇”。
1934年1月21日，“二苏大”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周月林的位置更为重要，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等17人组成中央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最高政权机关。她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当时，周月林对此殊荣，感到不安，曾对博古提出：按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应该选邓颖超为主席团成员更合适。
博古回答：我们要按票数来的。
“二苏大”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谈话，又让她担任了中央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周月林夫妇自进入中央苏区，便直奔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村报到，起初在谢氏宗祠居住。后来，因为叛徒告密，白军的飞机对这一带进行轰炸、扫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转移，他们随之迁居沙洲坝村元太屋杨氏私宅；后又迁往郊区的云石山古寺庙，周月林夫妇与毛泽东夫妇一块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一直是隔壁邻居，经常见面。她与贺子珍经常串门，挺熟悉。有一次，她正在贺子珍屋里，毛泽东拿着一本书进来。周月林以为是马列著作。后来，贺子珍告诉她，是《水浒传》，毛主席看了5遍，还在看。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人们担心自己的命运，见面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询问去留。周月林想：毛泽东是主席，决不会留下。她关心的是自己的去留。
那一天，周月林见到毛泽东，开口便问道：“毛主席，怎么，要走啦？”毛泽东答：“哎，要走。”周月林赶紧又问：“走的名单里，有我们吗？”毛主席：“有，你们两人都走。”跟着主力红军走，虽然前途未卜，但留下来，肯定凶多吉少。所以，人们心里的基本选择是：争取走。
要走，又有许多恋恋不舍。周月林开始做走的准备，回国后，思儿心切，他们果然又生了个儿子，已经1岁多，因为出生于瑞金沙洲坝，取名叫沙洲。长征出发前，中央作出决定，孩子不能随军，一律送人。
多了个孩子，便多了一份痛苦诀别。经商量，他们流着泪，将小沙洲送给了当地一位农村妇女干部。
开拔的日子来到了――10月上旬，有些人员已先期出发。周月林也做好了远征的一切准备，这时，情况发生了急变。
中共中央于10月突然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因陈毅负伤，行走不便，中央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作，人员未定，由项英挑选。
于是，项英将成为某人的命运之神，经反复考虑，这一个人竟是梁柏台。他点名要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找梁柏台谈工作，见到周月林，顺便点了她的命穴，说：“你也与梁柏台一起留下吧，在苏区做妇女工作。”“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明眼人都可看到，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即将沦陷。没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她不肯留下，又去找中央要求。
气候转凉，军情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远征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串串生离死别，在痛苦的红都中发生。
中央确定病重的瞿秋白留下坚持斗争。瞿秋白知道留下凶多吉少，要求跟主力红军走，被王明断然拒绝，瞿秋白身心交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徐特立前往辞行，瞿秋白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那匹良驹黑马换给了徐老。决定留下的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竟夕谈。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何叔衡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握别何叔衡，林伯渠与做月子的夫人离别。他与妻子范乐春商量后，忍痛把出生仅14天的独子，送人抚养。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共产党人。红军长征，她回到家乡永定，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她任中共闽西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因积劳成疾，1941年，病逝于永定西溪。
周月林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已先行前往于都。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正与妻子郭香玉话别。郭香玉与谢觉哉相亲相爱，感情甚笃。然而，因郭香玉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迫留下。此一别，亦是永诀。郭香玉返回家乡，仍四处活动，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不料，被人告密，于1940年9月3日夜晚，被白军秘密逮捕。敌人用尽酷刑，想撬开她的嘴巴，郭香玉倔犟，宁死不屈。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竟在村里挖个坑，将郭香玉头朝下活埋。不幸殉难时年仅44岁。噩耗传到延安，谢觉哉思念郭香玉，眺望南方，彻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填词《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二字千秋玉比馨。”建国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逝世。
一幕幕生离死别，催人泪下，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更苦，算了，留下就留下吧。”一锤定音，周月林的悲剧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