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摸摸挣“票子”，提心吊胆过日子。
这是煤老板李国民的生活写照。
前几天，他刚刚掏了三万送走县“新农村建设执法检查团”，这又接到乡里来电，说乡“计划生育执法队”下午就到。
他知道，这些人名为“检查执法”，实则是强行收费。
“唉，真是倒霉透顶了，碰上这些人，没辙。”李老板一脸无奈。
对此，有人指出，一些地方部门这种动辄“霸王执法”的行径，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庸政”的思维作祟。
而导致某些地方官“庸政”行为的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自身的执法权力“自我”放大。社会学家认为，当权力只有受到约束时，才能发挥作用，而如今，在这些“执法者”的身上，广大普通群众似乎看不到他们手中的“执法权力”受到的“某种约束”。也许，他们一直未意识到这一点，张口闭口就说自己是“执法人员”，动辄对煤老板“涸泽而渔式”地“收费”。
其实，这些在市场经济环境蝇“违法”煤老板并不归他们管理，也就是说这些工作人员实际上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执法者把自身权力“擅自放大”，就会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些部门执法意识的“错位”。而面对这些部门动辄向以煤老板为代表的财富阶层实行“霸王执法”，当地政府也难辞其咎。
我们知道，在现代行政学的视野内，“行政主体”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掌者”。这也就是说，作为政府部门，在具体生活中，你必须依法行政，必须依法“积极作为”。
要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作为和不作为”，这不再是泛化的道德义务责任，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责任。
在具体工作实践中，假如执法者未能依法充分有效地行使权力，我们就可以认为，其实质上就是被动地“滥用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的这种“行政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形象，最终导致了政府的“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严重脱节。
在今天，由于地方政府一些职能部门在“依职行政”的过程中发生的渎职、失职和推诿拖延等“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而导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现象，已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煤老板常被一些“执法部门”拉去“轮流过堂”就是一个例子。
对此，有人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将政府部门的“行政不作为”明确列为行政监察机关受理公众投诉的重点。同时，将“行政不作为”的责任统一归到国家赔偿责任中去，并及时对具体担责的公务人员给予相应的惩戒。
由此一来，“霸王执法”有望变成“人性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