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锋，1996年6月自费取得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证书，1996年7月便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曲江县沙溪镇擅自开了“杏林堂”门诊非法行医。据《南方日报》报道，1998年5月10日9时许，林伟锋为患者张英静脉点滴了一瓶10%葡萄糖500毫升、一瓶5%葡萄糖盐水2500毫升和一瓶500毫升的氨基酸。期间，林错将两支2毫升的肌肉注射人参液加入到10%的葡萄糖500毫升中进行静脉点滴。当日下午4时许，患者即出现昏迷、呼吸困难等症状。林见状要求患者转院治疗，患者在被送往县人民医院途中死亡。
根据法医临床解剖，医院病理检验报告以及医疗事故鉴定小组出示的报告，确定患者张英的死亡是由林伟锋用药不当造成的。经曲江县人民检察院批准，曲江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将涉嫌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林伟锋依法执行逮捕。
安徽省亳州市是我国医圣华佗的故乡。也许是沾了华佗的仙气，此地行医的人也特别多，他们或者是“子承父业”，或者是“自学成才”，经过正规培训的却不多。不久前这里发生的一些医疗事故，就足以给华佗的后代们一个警告：行医看病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祖宗的饭也不是谁都能乱吃的。
毫州市华佗镇邢阁行政村的张殿堂未经批准擅自在家里办了一个“骨科医院”，号称“张接骨”，在当地非法行医。
据《检察日报》记者报道，1998年1月7日午饭后3时许，刘伟琴由其儿子扶着走到张殿堂诊所求治，张殿堂接诊时，病人面色青紫，颜面浮肿，呼吸急促。张检查病人心率快（未计数）、心率不齐，即给予低右一瓶加丹参6支静脉输液。输液约5分钟后，病人浑身发冷，张殿堂让病人的儿子回家拿被子，继之又给付肾素2支肌注，同时拨打市医院“120急救”。市医院120急救车于20至30分钟后到来，给病人吸氧，发现病人心跳、呼吸骤停，做人工呼吸、肌注“呼吸三联”针，抢救无效死亡。
据专家鉴定，死者刘伟琴患有慢性气管炎、轻度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在就诊时有心率失常，心功能不全，个体医生张殿堂对于此病诊断不清，在治疗中用的药（低右、丹参、付肾素）都是很不妥当的。低右属于心脏病禁用药，它的药理功能是加速心跳，用于心率过快的病人身上自然是不妥当的。为此，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根据医疗事故分级标准，定为一级医疗事故。
1999年1月26日，65岁的马占林因感冒前往西宁市城西区红十字会中西医结合门诊部复诊。自称“华佗转世”的成爱光用所谓的“妙方”治疗后，马占林老人骤然辞世。西宁城西区卫生局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此案属一级医疗责任事故。
1999年2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唐钰关于此案的详细报道：1月25日，马占林因伤风感冒、胸部不适，经人介绍到城西区红十字会中西医结合门诊成爱光处看病。据当时陪同其就诊的老伴马香兰介绍，成爱光在没有作出诊断结果的情况下，直接进行静脉注射。马占林说，他有些头晕、口干。第二天，他们又到这里复诊。成爱光在没有开具任何处方的情况下，又给马占林注射静脉针剂。当第三针剂还剩1/3注射液时，马占林说，他心里特别难受。
马香兰眼看着老伴马占林身体瘫软下去。这时一位姓韩的妇女过来扶住了马占林。马香兰说，当时自己惊恐失声地大叫成大夫过来看看。那妇女一边说不要紧，一边拔下了针头。一会儿，正在看病的成爱光才慢腾腾过来说：“不要紧，不要紧，过会儿马上就好。”那妇女对成说：“你在患者背上拍几下。”成便拍了几下，见无任何反应，才开始人工呼吸。马香兰跑到街上找电话，给子女们通知了老伴病危的消息。等她再回到诊所时，马占林已经嘴角流血，一动不动了。医生成爱光放弃抢救后，并没有将患者死亡的消息告诉马香兰，继续若无其事地看病、收钱。
死者马占林的长子马成说，1月26日上午，家人看到父亲被搁在长条凳上，胸前的衣服被撩开，全部堆在脖子里。大夫成爱光看上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一样，依旧忙着抓药、收款。面对死者家属的询问，成爱光竟轻松地甩出一句话：“大不了给你们赔偿。”
成爱光自称是“转世华佗，医术高明，国际一流”。一些病急乱投医的患者，对此人的话很迷信。有人责问起马占林的死因，成爱光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也许是当时心脏病突发，也许是病人病人膏肓，但绝不是治疗的问题。”
据知情人介绍，成爱光所谓的妙方就是：黄芪、板兰根、柴胡、田基黄、菌成注射液等，不论是外感病、内科病、妇科病还是其他疑难杂症，一律都用这些针剂混合后直接静脉推注。成爱光说，他的这种中西医疗法是有科学根据的，且有多篇学术论文证实，目前他正准备申请专利。
西宁市卫生局刘副局长否认了成爱光的说法。另据西宁城西区卫生局张局长证实，成爱光早在青海省湟中县行医时，曾因发生重大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被劳教两年。刘副局长介绍说，1993年，西宁市卫生局和个体医疗机构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就对当时在洪水桥附近无证行医的成爱光进行过检查。那时，成爱光诊所无任何卫生许可证，西宁市卫生局对其提出警告，并勒令其不准行医。虽警告三次，但成爱光依旧我行我素，采用游击战术，租用他人卫生许可证继续开诊。西宁市卫生局再次没收了成爱光的部分药品，并多次警告其不准行医。
1994年，有关方面组成专家组对成爱光诊所再次进行检查，省市专家组对成爱光的治疗方法提出质疑，并警告：若不取缔成爱光诊所，迟早会出人命。但是，成爱光再次换了地方，同时挂靠西宁城西区红十字门诊部下，行医至今。刘副局长说，庸医成爱光无证行医多年，且今又酿成人命事故，有关卫生部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宁城西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此事件作出鉴定意见认为：成爱光在诊治患者马占林时，违章操作，在诊疗过程中对病人极不负责，没有详细询问病史及索要必要的检查资料，没有作必要的四诊检查，进一步了解心脏功能，更没有诊断、治疗记录，违反药物的配伍禁忌，改静脉滴注药品为静脉推注，在知道患者马占林有肺心病、糖尿病的情况下，仍使用大剂量、高浓度未经稀释的药物快速静脉推注，形成毒副作用，急性肺栓塞，急性心衰，导致DIC形成，造成病人死亡。当病人出现危重症状时，成爱光没有按照正规程序进行抢救，在没有必需抢救药品和抢救设备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转诊到有条件的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因而延误了抢救时机，导致患者马占林死亡。因此，成爱光的违章操作以及失职行为，是导致马占林突然死亡的直接原因。故此认定为一级医疗责任事故。
三年前住进回龙观医院分院仅三天就不幸身亡的郭之中也可以稍稍安息了。1999年元月6日上午，海淀法院对这起非法行医、误诊误治致人死亡的赔偿案件作出公开判决。判令此案责任人北京回龙观医院和赵莹共同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和精神损失费91620元。
据《北京青年报》1999年1月8日报道，1995年8月25日，已从海军701厂退休的47岁的郭之中，因怀疑患有精神病被送进北京回龙观医院分院。不想三天后郭的家属接到院方通知说郭之中因患“急性痢疾”，不治身亡。后法院经审理查明，郭之中死因系该院“误诊误治”所致，属“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当时郭之中的两个弟弟郭之文、郭之允即对该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书”上死者的死因心存异议。当年10月，北京市红十字朝阳医院会同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检验中心对郭之中的尸体进行了病理解剖后重新作出了诊断。北京回龙观医院又据此作出结论：“患者郭之中患甲亢三度营养不良，入院第三天高热、腹泻，主管医师虽然认识到感染，应用了抗菌素，但诊断为痢疾缺乏足够依据。患者出现呼吸系统症状后，不作进一步检查和全面的病情分析，也未请上级医师治疗，仍按肠道感染治疗，造成误诊误治导致病人死亡。”该院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认定为“一级医疗技术事故”。
在事故发生后，北京市海淀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出据证明说，“经核实，北京市回龙观医院分院系非法医疗机构”。海淀法院受理此案后也进一步查明，该院并未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注册，而且也不可能申请登记注册，因为在承包协议上签字的赵莹使用的公章是他自己私刻的。
对这起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的医疗事故，海淀法院在判决中已明确认定北京回龙观医院和赵莹共同负有民事赔偿责任。历经三年艰辛，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的郭家兄弟并不甘心。郭之文对记者说，他们要向有关部门举报，追究赵莹非法行医的刑事责任。
新《刑法》中已经设定了一个非法行医罪，不是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活动的人，没有正确治疗造成病人死亡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他们决意要将非法行医者送上法庭，绳之以法，以免他们继续危害他人。
1998年1月23日上午，新婚不久的内蒙古临河市24岁的女教师刘俊平到该市崔学坤开办的诊所做人流手术。崔收了300元，安排刘到一房间等候手术。晚上10点，崔通知：明天做手术。
第二天上午8点30分，刘进入手术室，9点手术结束。10点50分刘死在了病床上。
刘俊平是在和她相恋五年的丈夫度蜜月回来后不久离去的。她的公公告诉记者，刘俊平真的太善良了——这也是这么长时间大家总忍不住想她的原因。
当时和刘俊平在一起的亲人只有丈夫冯亮，因为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冯亮离开了家。他父亲在呼和浩特找到了他，发现儿子已经完全变了，整天喝酒，说话的时候又哭又笑。他对父亲说，他无法再在临河那个熟悉的环境中生活。
小两口在做这个手术前也是很矛盾的。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小生命，可是刘俊平想到夏天自己就要读完函授本科，不忍因这个身孕耽误了。商量后，小两口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想到父母可能会反对，他们便自己悄悄地来到了诊所。当时离大年三十只有六天。
事故的过程是这样的：1998年1月23日上午11点，崔学坤收了300元手术费后，将刘俊平带入手术室，七八分钟后出来。冯亮问妻子：“怎么这么快？”刘回答：“没怎么检查。”一直等到晚上10点，刘俊平被移到另一间病房住院，崔学坤说明天手术。第二天上午8点30分，刘俊平走进手术室，9点钟刘俊平走出手术室到病床上休息。冯亮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刘俊平喝了几口。这时冯亮的呼机响了，是单位通知开会。冯亮说，开完会我来接你。
一个小时后，冯亮回到了诊所，看到崔学坤和她的大儿媳妇正在抢救刘俊平。此时的刘俊平怎么叫也没有反应了。冯让崔打120急救电话，并请求崔学坤把刘俊平送到离此不到300米的市医院。崔说，这病我有能力处理，为赢得抢救时间，不用送医院。崔开始给刘俊平做人工呼吸，但不见起色。开始慌乱的崔学坤叫来了盟医院、市医院、急救中心的三个大夫。大夫掰开刘俊平的眼睛告诉冯亮，人已经不行了。
噩耗传来，刘俊平的母亲当即休克。老父亲带着三个女儿来到崔的诊所，看到的是新婚不久的女婿抱着刘俊平，哭声撕心裂肺。
据临河检察院介绍，崔学坤今年65岁，1993年开始办这家诊所，一直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崔学坤从刘俊平住院到手术前近一天时间，未给病人作量体温、测血压等常规的身体检查；术后，刘俊平身边无人值守，发现时，人已休克了过去；刘俊平危急时分，在自己没有抢救能力、缺乏抢救设备的情况下崔学坤擅自处理，贻误了抢救机会。
无需作过多的分析与推论，无证行医的医生，基本上也是无能力行医的庸医。把我们宝贵的身体交给他们处置，显然是最不应该的错误。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虽然讲究“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但接生一直没有被纳入医疗的范畴，而由接生婆来担任这一重任。年长一点的人都一定记得，过去生孩子，与母鸡生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许多人把这当作是“瓜熟蒂落”、“自然而然”的事。条件好的还请一个接生婆来帮帮忙，而穷苦人家则大多是婆婆给媳妇接生，姐姐给妹妹助产，更有人干脆自己一口咬断脐带。即使接生婆接生，方法也是那样原始：将孩子七拉八扯拽下来后，就用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剪断脐带，然后用一根污秽不堪的布条进行结扎……解放前，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农村地区甚至达到50%，以至中国的妇女把生育当作闯鬼门关，闯得过是命大，闯不过是天意。
解放后，我国即大力推行新法接生，各级政府出面组织培训了一大批接生员担任接生工作，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随即大幅度下降。以后，随着医疗卫生条件逐渐改善，孕产妇的保健与分娩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成为医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大部分人开始选择在医院进行孕期检查和生产，生育死亡逐渐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淡忘。
但是，由于一些边远农村地区医疗条件还很欠缺，加上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人仍然没有把接生当作一件大事，还是由接生婆进行接生。尤其是近年来，一些既没有接生知识也没有接生经验的人受发财致富思想的影响，纷纷挤入“接生婆”的行列，把接生当作了一种赚钱的手段，结果酿成许多事故，产妇含冤死，婴儿枉送命。
王秀荣，这位51岁的山东省聊城市沙王庄村的农家妇女，在当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接生婆。早在1971年，王秀荣在原聊城市城关医院和妇幼保健站学习过接生，后来在道口铺乡医院干了一年多临时工。回乡务农后，她开始了在村里村外做接生婆的生涯。尽管王秀荣“接娃娃”时日已久，但在1995年乡计生办组织的考核中，未获得接生上岗证等资格证明，因此也就没有卫生管理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1996年，道口铺乡计生办发出通知，禁止无证人员私自接生，王秀荣迫于形势停止了接生的“行当”。转眼就到了1997年9月，此时“接”一个娃娃的价格也已从几年前的20元上涨到100元。看着这样好的接生“行情”，王秀荣的手又痒起来：自己为什么不把老手艺再拾起来，挣几个钱手头宽松宽松呢？她决定“出山”了。
同其他接生婆相比，王秀荣一“出山”便显得更有生意头脑。她凭着几十年的老关系，多渠道寻找服务对象，想方设法从乡计生办了解谁家有生育指标，谁家媳妇已怀孕，哪个的老婆将临产，然后便亲自上门，积极给孕妇无偿检查身体，并自我宣扬一番：“我在大医院里都干过好几年，接了30年娃娃啦，乡计生办早批准了。”
1998年1月11日，王秀荣第二次来到本乡王月河村宋学法家，给即将临产的张安飞检查身体。当她得知宋学法有送妻子去大医院生产的念头后，王秀荣即好言相劝：“我看安飞一切都挺正常，千万别去大医院，路又远，钱又多，哪有我接生方便？保准没事。”
在王秀荣的劝说下，宋学法打消了去大医院的念头，同意让王秀荣接生。
1998年元月21日晚上8点，已到预产期的张安飞感觉腹内疼痛。婆婆知道儿媳即将临产，忙叫宋学法去临村接王秀荣。不多久，王秀荣便带着“产包”（内有：口腔布、脐带卷、一把钳子、两把剪刀、一支催产素）和听诊器等来接生了。
王秀荣用听诊器听了产妇腹部，又检查了一番后，说：“一切正常，快到时候了。”便像往常一样，让产妇家属去大队卫生室买来三支维生素C、一支维生素B6、一支地塞米松，为张安飞静脉滴注，然后便开始等待。晚11时，胎儿终于露出头，但是三圈脐带紧紧绕着颈部，出现难产。王秀荣用钳子夹住脐带，用剪刀剪断破开，让产妇继续用力。张安飞喊叫、挣扎，满头大汗，最后精疲力竭。仍未完全生出的胎儿脸部已是青紫。王秀荣让宋学法抱住妻子的腰，自己用力将胎儿拽出（女婴），拍了拍婴儿脚底，用听诊器听听心脏，然后把孩子放到床上，说：“小孩不行了，放这儿吧。”
王秀荣让宋学法给张安飞沏上一碗红糖水，自己褪下手套，开始清洗工具。这时，张安飞告诉王秀荣，自己下身全湿透了，感觉全身冰冷。王秀荣掀开被子看了看说：“生孩子哪有不流血的，一会就好了。”宋学法要求打止血针，王秀荣随身没带。
宋学法要送妻子去医院，王秀荣又说：“去医院路又难走，路上颠簸更不好。”此时，张安飞已气息奄奄，宋学法喊来村卫生员。卫生员见产妇失血过多，让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王秀荣此时方感情况不妙，谎称去厕所，便溜之大吉。
张安飞母子死亡，在当地引起了群众的强烈愤怒。1998年6月19日，王秀荣被依法批准逮捕，11月12日被提起公诉。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秀荣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却贪图钱财，非法行医，在为张安飞接生时，由于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产妇和胎儿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法庭最后判决被告人王秀荣有期徒刑10年，赔偿张安飞之夫宋学法经济损失1万元。
王秀荣锒铛入狱，但类似的悲剧却没有终止——
1996年9月2日，来自河南开封在新疆打工的刘东明，带着27岁的临产妻子张艳红，来到位于乌鲁木齐碱泉街张玛丽开设的健民个体诊所进行分娩。
1996年9月27日的《中华工商时报》报道：早在7月，刘东明就曾带着妻子到医院用B超作过胎位检查，结论是：“双胞胎，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一切正常。”刘东明喜出望外，但听人说生这双胞胎，医院要收几千元的费用，此时他又一筹莫展，这钱从哪来？那天他路过“健民”诊所，见一位年近60岁的女大夫坐诊，便上去咨询：“你这能接生双胞胎吗？”
“能！300元一个。双胞胎呢，加一位收你600吧。”答话人正是坐诊的女大夫张玛丽。
刘东明夫妇见张玛丽是位老大夫，答话又是那么信心十足，认为肯定是位妇科前辈，起码也是妇科专家。于是9月2日下午2时许如约来到“健民”诊所生产他们的下一代。
名为“诊所”，实为张玛丽的家，内间摆有床铺家具，外间在西堵墙摆着一个医药用柜，两张单人床，用以给病人检查治疗。无需消毒，洗个手，连手套和口罩都没戴，这就进入手术临床状态了。
第一个婴儿于4点50分左右顺利出生，男孩。张玛丽为顺利地接出第一个而兴奋。她将婴儿顺手放在旁边看病的桌上，继续忙着接生第二个。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能接出。她指挥着刘东明又揉又推。直到6点多，终于看到了婴儿的一只手。
“横位！”张玛丽很熟练地解释着。
于是继续推、揉、拉。产床上的张艳红大喊大叫，大汗淋漓，但终究没能生出来。此刻张玛丽让她们租个“的”就近送到东风路去，那儿有一个体诊所。司机将他们送到指定的地点。刘东明护理着妻子在车上，张玛丽进去求医。但她怏怏地出来了，说：“横位，人家不收！”最后，张艳红又被送回“健民”诊所。张玛丽决定为产妇做剖腹产。此刻已到晚上9点多钟。据张艳红回忆：消毒好像用的是一碗盐水，打了两针局部麻药，然后在肚皮上开刀，婴儿早已死亡。
张玛丽取出死婴，见体内有一圆圆亮亮的东西，对张艳红说：“你体内有一个很大的肿瘤，我顺便给你割掉。”说着，根本未等对方表态，一刀下去就将原本是子宫、卵巢、输卵管、宫颈及其附件当作瘤子给全部割去了，然后对刘东明说：“你把这肉瘤埋到东边垃圾场去吧！”
张玛丽开始缝合刀口，但她只缝了表皮。
“好了，你们可以回家休息了。”
“刀口还在直往外流血呢，怎么敢走，在这留一夜看看吧。”说完，刘东明就将一直躺在桌子上的第一个男婴抱回家中。
刘东明走了，躺在床上的张艳红仍血流不止。到了零点，张艳红疼痛得实在难以忍受，侧了一下身，血水便从刀口里咕咕地往外涌。此刻的张玛丽才有点惊慌，赶快出去打电话，请来了某医院的一副院长。这位老大夫一检查，奇怪，怎么也找不到产妇的子宫。听刘东明说埋了一个肉瘤，立即吩咐找回来，老大夫震惊了：“天呀，这分明是子宫和胎盘！”
在这位大夫的督促下，张玛丽与刘东明一道，才将张艳红送往建工局医院进行抢救。经建工局医政科马科长介绍，像接生这样的双胞胎，在正规医院也就需几百元钱。马科长还向记者介绍，在张艳红的肚皮上，刀口呈“S”锯齿状不说，张玛丽在割去张艳红子宫的同时，还割断了腹腔内一根大动脉。难以置信的是张艳红具有罕见的凝血机能，在两断头处已分别凝成了指头肚大的血疙瘩，堵住了喷血，否则早命归黄泉。据专家介绍，因此根动脉的切断及其他原因，将造成张艳红下肢瘫痪，终身彻底残废。
据查，张玛丽，女，59岁，初中文化（她自己说，文化程度不符，曾在石河子医学院学习过）。1992年开办“健民”诊所，之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一师机关门诊部的护士，从未见过剖腹产手术，更未拿过手术刀做过任何手术。
正因为有许许多多这些没有接过生的敢接生、没有拿过手术刀的敢做手术的无证医生纷纷出笼，中国的母亲们又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据《广州日报》报道，该市的孕产妇死亡率一年时间就增加了七倍，令人不敢相信！据广州市卫生局调查，该市1998年10月至1999年1月间的孕产妇死亡率是1996年至1997年同期的八倍。
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骇人听闻的大量孕产妇死亡？据广州市卫生局调查表明，1998年流动人口的孕产妇死亡率是广州本地户口的孕产妇死亡率的九倍。其主要原因是有的外来人口没有到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和分娩，大部分外来人口孕产妇因不愿远道回乡办理生育证明，同时为省钱而不到医院作产前检查，分娩时找无证医生私人接生了事。由于地下接生婆没有足够的血源、必要的设备和技术，遇到子宫破裂等紧急情况，产妇只好等死。据统计，1997年广州每10万孕产妇的死亡率为42.02人。参加广州地区孕产妇死亡评审专家会议的专家和市人大代表呼吁，加强流动人口生育管理，禁止地下接生婆非法接生，是降低正在攀升的孕产妇死亡率的关键之举。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手术则是政策性强、技术性高的一种医疗措施。新《刑法》在“非法行医罪”中明确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现在有些人为了赚钱连事关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手术也敢涉足，既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也酿成许多事故。
据《读者周末报》第287期报道，深圳市布吉镇某幼儿园老师陈女士到个体诊所摘取避孕环，不料因个体诊所医生姬某某医疗技术太差劲，险些捅穿子宫，最后，陈女士不得不拖着探钩前往深圳市妇儿医院急救。
这位来自广西的陈老师，36岁，这天下午1点钟左右，她来到幼儿园附近一个个体诊所做摘环手术。诊所医生是一个来自陕西的无证男性医生，34岁，据他自己说曾经在家乡县级医院当过妇科医生，来深圳谋职未果，便私自开起了个体门诊。可是当他用扩充器和取环钩给陈老师施行手术时，竟然不知道避孕环的位置，用探钩在陈老师的子宫内盲目戳捅，以致探钩捅破子宫的内膜层和肌层，将子宫浆膜层高高顶起达到0.3厘米。探钩由于子宫的吸缩性和韧性被牢牢裹住，进不得退不得。此时此刻，陈老师疼痛难忍，哀求医生姬某某停止手术，姬某某一时也慌张起来。他连忙向附近一家个体医院求助，并且以最快速度将陈老师运往那家个体医院。谁知，这家个体医院医疗技术也不怎么样，最后竟然说要给陈老师施行开刀手术，才能取出卡在里面的探钩。就在这时，陈老师的单位来人了，她的丈夫也来了，一致要求马上送陈老师到市内大医院，他们终于赶到了深圳市妇儿医院。经过医务人员B超检查，探钩被子宫壁裹住了，如果再把浆膜层捅破，必然损伤腹部脏器，导致腹膜炎和内出血，以致危及生命。其实，这时候只要在B超的引导下，徐徐将探钩取出，病人不会有任何问题，根本用不着开刀。
说起非法行医者的无知，实在令人可怕。最近，海南爆发一条奇闻，海口市有一名姓李的妇女根本没有怀孕，却被个体医生施行了人工流产手术，结果造成术后子宫穿孔、肠穿孔的重伤事故。
1998年10月，被害人李某到海口市海甸岛钟紫红办的个体诊所就诊。李向钟说明近期有恶心、呕吐等反应，可能怀了孕，要求钟为其做人工流产。钟某在没有对患者进行检查和化验，在并未确定是否怀孕的情况下，就对李某施行吸宫人工流产术。在手术过程中，李某出现下腹剧痛，后送医院经检查诊断，发现李某并未怀孕。钟紫红的手术造成了李某的子宫穿孔、肠穿孔，经法医鉴定属重伤。事后，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行医罪对钟紫红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钟紫红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
“母亲安全”，不仅是中国人的一个揪心的话题，也是全世界关注的难题。早在1987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母亲安全研讨会上，就提出了“母亲安全”的倡议，立即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1990年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提出到2000年孕产妇死亡率要下降一半的目标，190多个国家首脑签字，作出了庄严的承诺。1991年3月18日，当时的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承诺到2000年我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在现有基础上降低一半，所有孕产妇都能得到孕期保健。目前，各国政府对母亲安全问题都给予了程度不同的重视，孕产妇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
但是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平衡，孕产妇的安全及健康问题仍然严重。在发达国家中孕产妇死亡率很低，妇女一生中死于妊娠并发症的危险在发达国家仅为1/1800，而在发展中国家高达1/48。也就是说，妇女一生中所面临的孕产妇死亡危险，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高40倍。
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亿妇女受孕，而至少有58.5万名妇女死于妊娠分娩所导致的并发症，与之相伴随的是每年有800万名死胎和新生儿死亡发生，另有5000万名妇女遭受妊娠分娩所致的损伤与疾病的折磨，直接影响到妇女的健康与心理。
妊娠与分娩虽然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程，但一些特定的危险因素与之紧密相连，这些危险因素如能得到排除，大部分死亡是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孕产妇死亡很低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而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妊娠分娩被认为是天生的职责，应由她们自己去完成，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发展中国家，只有65%的妇女得到产前保健，53%的分娩是在有经验的接生人员的协助下进行的，每年有6000万妇女分娩时仅得到一名家属或未受过培训的接生婆照料，或在无人照料情况下自己处理，仅有5%的妇女能得到产后保健。
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妇女儿童健康，孕产妇死亡率近年大幅下降，婴儿死亡率由1990年的50.19‰下降到1995年的36.4‰，但边远贫困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仍是城市沿海地区的2至3倍，其中2/3是发生在家中和转运途中，1/3是在垂危时转到条件好的医院，但因为时太晚而失去生还希望。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孕产妇死亡都是由于没有在正规的医院进行临产，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属于无证医生非法接生酿成的悲剧。
为实现我国政府的承诺，达到2000年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一半的目标，让每一位妇女的妊娠分娩得到安全保障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而关键之举，就是要严格禁止无证接生现象，让医院或正式的助产人员承担起帮助生命诞生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