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底，那时候我刚到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常驻不久，听着社会到处都在议论“领汇事件”，开始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不过是香港人自己的事，也构不成什么重大的新闻。可是2005年1月，最新的一期《亚洲周刊》出来，我翻开一看，有篇文章题目异常刺眼——《司法狙击与政治角力》，文中刊登了一幅老婆婆的照片，照片说明：“公屋婆婆玩残政府。”老婆婆一边用牙签随意剔着牙，一边带着满脸的自负，刚刚打下了胜仗一般。我的注意力立刻被集中，马上回头询问身边正在场的其他记者：唉，你们谁知道“领汇事件”？“公屋婆婆”有什么背景？怎么就能够“玩残”了政府？
没人回答，因为我身边当时的其他同事也都是刚从内地来到香港，大家对“领汇事件”谁都摸不着头脑，就是读了文章，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不可思议于事件的实质。
这件事情的“实质”是什么？一个政府、一个市民，一对一的成了对立的双方，这种开战的阵容在内地极少见——政府，那是多么巨大的一种力量？一个普通市民怎么竟敢公开和政府叫板？这不是做梦或者吃错了什么药？
细看文章，接着立刻找到了我们大厦的物业管理员，人家是当地人，或许知道“领汇事件”的背景，果然一打听还真清楚了，原来香港的“领汇事件”是政府和受政府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之间发生的一场官司：2004年香港房屋委员会为了解决长期以来的财政困难，决定把辖下公共屋飾的100间商场以及停车场化公有为私有，以“领汇基金”（The Link）的名义上市，如果事成，香港房屋委员会预计可以从中获得210亿的港元收入，这样对缓解政府的财政紧张不失为一条简单的出路。然而就是这项“政府行为”，已经筹备得八九不离十了，谁知道一位老婆婆，长年租住政府的廉价公屋，每个月还会向政府领取3000多块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简称“综援”），就是她，反对政府的做法，不愿意让“领汇基金”上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毅然决然就此事向香港法院申请了“司法覆核”。结果她老人家的冲天壮举不仅没有遭到周围人的一哄嘲笑，而且初战告捷，最后真的使“领汇基金”第一轮上市遇到难产，从而导致了香港房屋委员会1.3亿的上市开支以及已经付给了包销商的3亿多元港币全部付之东流——
“领汇事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草根阶层的厉害，那时候我已经要得出“谁在香港当家做主”的结论了，但是这个“结论”论据还嫌单一，同样的“论据”以后还会不会有？有，没过多久，香港就闹出了“销售税”风波，这场风波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开始的“动静”也是市民纷纷向政府“抗议”，抗议政府开征“商品及服务税”，让政府“举棋不定”，接着政府就不得不“投降”，最后干脆声明暂时放弃此方案咨询——
2006年7月18日，香港特区政府谨慎地向市民公布了一份《有关建议改革香港现行税制》的咨询文件，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解释说：“香港现有的税基非常狭窄，过去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有限的税种及非税项收入来应付公共开支，这些收入会因我们无法控制的经济转变而大幅波动，同时也大大局限了政府制订长远计划和做出投资决定的能力，因此为了确保香港社会经济的长远繁荣，其中考虑开征‘商品及服务税’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然而谁知道，唐英年的话音未落，香港社会立刻就炸开了锅。市民坚决反对征税的呼声铺天盖地。这当中没有人冷静地考虑香港政府之所以提出征税，其合理性在哪里，对香港社会的长期经济繁荣有没有前瞻性的责任感，只是一提“征税”，大家就受不了，就怒火万丈：好家伙，你财政司司长，财神爷，胆子也太大了！多少年来香港一直都是保持着“低税制”的优惠制度，老百姓几十年“受益其中”也“乐在其中”；而同时，香港的“购物天堂”，这块招牌每年都会吸引来很多的外埠客人到香港来消费，外来买家如果听说我们这里也要开始征收“消费税”了，以后人家谁还来？那不是砸了香港的牌子，摔了全体香港人的饭碗？！
尽管唐英年代表政府一再向市民晓以利害，费尽口舌，语重心长，表示：“政府无意改变香港令人称颂的低税率税制”，然而，根本打动不了香港人的心。接下去的4个多月，社会各界纷纷采取各种“行动”：座谈讨论、民意调查、示威游行，立法会议员提出反对议案等等，强烈抗议政府的做法（实际上还只是个“想法”），结果到底使“开征销售税”的咨询被搁浅——2006年12月5日，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不得不突然宣布：“政府在余下的税制改革公众咨询期内，不会再推介销售税。”
香港市民齐声反对开征“销售税”，终使这一咨询叫停，如此的“民意”取向究竟是犯下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短视”的错误，还是挽救了一次有可能使香港“零税制”的优势开始丧失的危机？我笃定没有发言权，但是经过了长达4个月的上下折腾，特别是最后的结果，我非常吃惊：香港这个社会老百姓活得到底和我不一样，人家心里比我多了样东西，什么东西？底气。不管哪一任政府、哪一位最高行政长官，要办大事，首先必须参考市民的意见，“市民的意见”通过什么渠道来反映？他们的“觉悟”到底是从何时才开始诞生的？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老百姓是不是也敢像现在这样“犯上”？也敢这样要求民主、参政议政？他们当时也敢和港英政府说一声“不”吗？
一个问题引出了许多问题，每个问题择出答案都要承担风险。
客观地评价：香港老百姓，过去，在英国人统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说“不”的机会并不是没有，但是人们说“不”的次数却极少。那段岁月不是一个单纯的“敢”和“不敢”的问题，而是很多人心里压根就没这个念头，嘴巴上更没有这道程序；然而现在为什么人们突然“胆大”了？现在是“特区政府”，那时候是“港英政府”——“说了也没用，港英政府那时候谁理你中国老百姓？”最后的这句话并非出自我的研究，而是来自一位政府官员，香港人自己解释，可信度断然是不会拖带水分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