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克天津，置北平守敌于绝境，傅作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条件，率部出城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次和平改编敌军25万人的辉煌胜利，产生了影响巨大的“北平方式”。
当天津解放后，被围困在北平城内的傅作义仍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他摆出一副要固守北平城的架势，急急忙忙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整补军队。由于第三十五军和第一○四军在归绥线上已被解放军歼灭，为恢复自己的实力，傅作义下令把麇集在北平城内的河北省的几个保安旅改编、补充到他的部队中，重新组建三十五军和一○四军，委任第二六二师师长朱大纯为三十五军军长，侥幸逃脱回来的安春山仍任一○四军军长。
第二件是以中南海为中心积极布置城防。为保证自己的安全，傅作义以华北“剿总”总部警卫团担任中南海内部的警卫；以暂编第十七师担任中南海外围警卫；以新编起来的三十五军和一○四军担任北平内城的防务；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担任北平近郊和北平外城的防守，并委任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任北平城防司令。傅作义如此安排部署兵力可谓煞费苦心，这时他有两大顾虑，一是外部，顾虑解放军攻进城来，所以他把武器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嫡系部队都派到外围去防守；二是内部，顾虑蒋介石会密令嫡系将领李文、石觉等人对他采取行动，其至挟持他做不愿做的事。为防后患，他把自己的部队都安排在身边，而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派到城外。
第三件是修筑城防工事。北平城郊原来设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除古老的城墙外，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傅作义任命富有经验的副总司令郭宗汾专门负责构筑城防工事。
第四件是在东单和天坛开辟临时飞机场，接受空投援助。自南苑机场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北平城内外隔绝，城内的200多万军民每天要吃要喝，给养供应成为最让傅作义头疼的问题。几十万军队日用浩繁而库存空虚，只好靠空运来解决。最初这两个临时机场还能勉强降落飞机，后来便被解放军的炮火所控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再也不敢降落了，只好用降落伞空投，结果有不少的空投物资都落到了北海里。
除给养供应问题让傅作义头疼外，军容风纪败坏也是让他感到棘手难办的一件事情。20多万军队龟缩在北平城内，军民杂处，不时发生问题。许多高级军官，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明知大势已去，成了瓮中之鳖，绝望之余，拼命地追求享乐。他们纷纷以聚赌、跳舞、吃喝玩乐来消磨其最后的时光。下级军官和士兵则以四处骚扰滋衅为能事，对城内的居民明抢暗夺，打人骂人的事，时有发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北平城折腾得乌烟瘴气，使老百姓不得安生。
虽然傅作义虚张声势地采取了一系列固守北平的军事措施，但他心中十分明白：解放军兵临城下，自己完全处于欲战不能、欲守不得、欲逃无路的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开导，傅作义经过反复思考，终于鼓起勇气，响应共产党提出的号召，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总编辑杨格非正在编辑部看稿，社长崔载之打来电话，请他立即去崔的住所，说有急事相商。
到后，崔对杨说：“傅先生决定与共军进行和谈了。我刚才从总部回来，傅先生亲自嘱咐同李炳泉去执行这项任务。为了绝对保密，我此去须直到完成使命才能公开露面。傅先生让我转知你要好好照料社里的事情，如果有重大问题，你可到××医院找李腾九商量。”
12月14日，天刚蒙蒙亮，崔载之、李炳泉同报务员、译电员及司机共5人，携带电台，乘吉普车，由王克俊把他们从广安门送出城。他们原拟去平山县西柏坡，希能见到中共负责人，谈判平、津、张、塘全线的和平解决。但出城后，被第十一纵队抑留于纵队司令部。第十一纵队向平津前线首长报告后，接到上级指示：护送傅方代表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平津前线司令部很快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中央军委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后，于16日16时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电报，明确指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
二、北平绝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本原则，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三、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作义的代表试探，傅作义又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四、这次傅作义派人出城谈判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为，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派代表出来的。
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方代表。
苏静，1910年生于福建省澄海（今龙海）县。在高小、师范读书时，专读鲁迅、茅盾及“左”翼作家的书和邹韬奋等主编的进步报刊。师范毕业后，他在家乡做小学教师。1931年，苏区的工农红军打漳州时，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抗日救国的，是完全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的人民军队。于是他投笔从戎，参加了红军。参加革命后，他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不久，在红一军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侦察科长。红军东征时，任东征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罗荣桓率一一五师部分同志去山东开辟根据地时，他任山东军区秘书长。日本投降后，为了开辟东北根据地，他随军从胶东半岛渡海去东北，在东北军区任参谋处长（亦称作战处长）兼情报处长。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源源入关。他随军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并自始至终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的3次谈判工作。
对于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和内幕，苏静是了解得最全面、最具体的人之一。他在《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卷）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记述。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当得知傅作义派代表来谈判后，罗荣桓政委对我说：“傅方代表来后，由你负责接待。为了保密与避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你可另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接待他们。通过与他们接触，了解敌人的企图，摸清他们的来意。”
12月16日天刚亮，苏静找了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作助手，向管理处何敬之处长要了一名管理员，向通信处张瑞处长要了一名报务员，另外带了10余名战士，一起来到了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庄西头周庆海家号了房子。以前这是本村地主侯云台的宅第，现在作为接谈地点。然后苏静让王朝纲按时到通往三河的公路上迎接傅方代表。
17日上午，第十一纵队的一个警卫排护送傅方代表到达八里庄。
这次接触，不算谈判的开始，只是互相交谈和了解情况。这时正值隆冬季节，天气十分寒冷，双方代表坐在炕上，或围在火炉旁随便交谈，没有确定的议题，但双方心里都很清楚，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崔一再表示：“我们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纯属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他对和平谈判早有考虑，现在的军事形势对和谈也的确是个有力的推动”。他还说：“傅为想及时了解谈判情况，同时要求绝对保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指令其联络处长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带的电台就是李腾九给的，专供同傅作义联系使用。”
傅方的想法是，要我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塘一线和平解决问题。他们还提出这样一些条件和要求：为了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方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为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要我方放出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使该军回到北平城内，我军可与其一起进城，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傅有保全自己力量的意图，并打算举起和平的旗帜。苏静立即将傅方所谈的内容报告了平津前线首长。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来到八里庄，与崔、李谈了一上午。刘亚楼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他说：“蒋介石已自顾不暇，静观待变纯属幻想。”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和平津前线首长的指示，阐明了我们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本人及其部属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可先将其逮捕；还可给傅部编两个军。
崔、李当天下午通过电台向傅作了报告。显然，傅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与我们的基本方针距离很大。傅当时回电表示：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如果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等。但未提出其他问题。
首次接触谈判，双方提出各自的条件，未获结果就搁下了，只能说是试探性的。
12月23日，崔、李收到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余绝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暂维现状。请求贵军稍向后撤，恢复交通秩序。在当前，千万不要搞阵前缴械的方式责余为难。今后军队如何处理，可派人商谈解决。
在傅作义最后下定决心与我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受我地下党派遣回到了北平。傅冬菊一方面以父女之情，尽心在生活上照顾傅作义，另一方面及时向我党反映情况。
1949年元旦，中央电示平津前线领导，派一位可靠的人，通过亲近的人引见，当面向傅讲清我方6条意见。这6条意见的大意是：
1.不同意发通电，因为通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可能受到蒋系军队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同时，我方也不能接受他的这种做法。
2.傅追随蒋介石反共，我方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他在蒋系军队中的地位立即加强。他可以借此机会大做文章，表示除了坚决与我们打下去再无别的出路，而实际上则与我们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太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使我们有理由赦免他。
3.允许他编两个军。
4.他给毛主席的电报已经收到，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应按上述办法办理，我们才能接受。
5.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希望今后再来联络，以传达双方意见，同时我们还希望傅方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载之一道来谈判。
6.傅没有去南京开军事会议是对的，今后也不能去，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当第二个张学良的危险。
经研究决定，派李炳泉进城，通过崔载之或李腾九的引见，当面向傅转达上述6条意见。据李炳泉后来回到八里庄说：傅作义听了这6条意见后，如释重负，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未表示完全接受我方条件的决心，只是忧郁地说：“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1949年1月5日，平津前线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表了《告华北蒋军官兵书》，分析了形势，指明了出路，阐明了获得我军宽大的条件，表示了我军和平解放平津问题的诚意，号召蒋军将领向郑洞国学习，希望蒋军务部派人谈判。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文章，揭霹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和平通电”玩弄假和平伎俩，妄图以和平停战来保留其反革命军事力量。
在这段时间里，南京国民党政府也以各种形式念和平经，如召开和平促进会，以国大代表或参议会名义发出文告、通电，表示愿与我方停止战争，恢复和平，希望双方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但北平的和平运动却受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因进行和平活动，为反动分子所忌，特务在其住宅放置炸弹，使其女儿被炸死，何本人也被炸伤。但他还是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城表示要保全北平古城文物名胜，不惜牺牲，促进北平和平解决。北平的群众团体也纷纷推派社会名流、教授、学者为代表出城，向围城我军请求停止军事行动，呼吁双方局部休战，和平解决。北平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越来越高。
1月6日，以傅部少将土地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为代表，按我方接头办法和路线出城。在经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部时，程子华司令员接待了他们，同他们谈了整个形势与傅作义的出路等问题，并留他们在司令部驻地住了一夜。次日，派人用车把他们送到八里庄。
1月6日，中央电示平津前线首长，再次明确了谈判的基本方针：只要傅作义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聂荣臻司令员于1月8日乘车来到八里庄与傅方代表面谈。据周北峰说，傅要他谈清以下几点：一是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聂司令员听完这些意见后，要他们休息，并约定次日再谈。
1月9日，林彪、聂荣臻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东荪会谈。周北峰除转达傅作义的上述4点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
林彪作了如下回答：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司令员着重讲了当前形势和傅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林、聂的谈话，周北峰、张东荪听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说：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办法好，傅将军一定能够接受。
这样，双方的意见渐趋一致，谈判暂行休会。以后又谈了一次，主要是谈一些他们想要了解的军队的改编办法，军政机构如何接管，以及人员的安排等。所谈的主要内容，经过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傅方代表周北峰在谈判纪要上签了字。张东荪说：“我不用签字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去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在谈判中，还特别指明于1月14日以前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在《谈判纪要》上也写了这一条。《谈判纪要》由周北峰带回北平城。
这次会谈，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大家都很高兴。临别时，林彪兴致勃勃地议论应送点什么礼物给傅方代表，作为这次谈判的纪念品。聂司令员说；“有什么战利品也行。”苏静说：“咱们缴获的高筒皮靴不错，每人送一双吧！”这样，便送给他们每人一双皮靴。
周北峰回城后，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据反映，傅作义虽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又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不肯明确表态。
在这期间，傅在城内开辟了天坛、东单两处临时机场，南京来的飞机起落频繁，由此可见傅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1月13日，邓宝珊作为傅方全权代表，同我方进行第三次谈判。他偕同周北峰按我方指定的路线，经清河镇来到五里桥。早在榆林时，邓宝珊曾多次到延安与党中央领导同志有过接触，傅作义知道这个关系，而且邓宝珊又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由他作为谈判的全权代表，在傅看来是最合适的了，因此派专机把邓从绥远接到北平参加和谈。
13日下午，林、罗、聂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周会晤。
林彪对邓的到来首先表示欢迎，接着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这次谈判，对方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邓宝珊再次提出我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
林彪说：“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聂荣臻也强调说：“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认为我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据说傅作义对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而且曾对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有过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邓宝珊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
林彪说：“3天。”
邓宝珊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非打下来不可。”
罗荣桓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周即在五里桥等待继续谈判。
1月14日，我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解放天津。至此，北平20多万守敌在我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打破了傅方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残存幻想。
邓宝珊将谈判的情况发电向傅汇报请示时，傅的回电总是“请邓，周斟酌办理”。
1月15日，林、罗、聂一起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再次会谈。
这次谈判从早晨开始，时间长达3小时，经过谈判，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月16日清晨，苏静、李炳泉部将天津解放。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率部由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告诉邓、周两位代表。当天下午会谈继续进行，聂荣臻谈了我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即后来称之为绥远方式），要邓转告傅。为了敦促傅作义当机立断，站到人民方面来，林彪把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一封信，当面交给邓，请邓带给傅。邓随后提出要我方也派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并说这是傅的希望。林彪当即答应由苏静随邓一起进城。
邓宝珊对林、罗致傅的这封信很重视，急于想知道其内容，在送走林、罗、聂后，即将信（未封口）抽出来看。看完后，很惊讶，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辞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并说：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他讲话的神色很忧郁，也有征求苏静的意见的样子。苏静未看到信的内容，不好表态，但觉得此事应该向林、罗、聂报告。
晚饭后，苏静回到宋庄向林、罗、聂汇报了邓宝珊看过这封信的态度。林彪听完后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1月17日，苏静和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刁可成、邓的副官王焕文一行4人一起上路了。在路上邓又提到带给傅的那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看。苏静根据林彪的意思对邓说：“您可以决定嘛！暂时不交也可以嘛！”邓听后点点头。
1月18日晚，傅作义偕同王克俊、阎又文（原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在崔载之陪同下来到苏静的住处，先是对苏静表示慰问，然后当着在座的人表示他的态度，说：“你们可以一起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办法。只要有利于北平和平解决，使这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怎样的解决办法都行，你们可以算是双方的全权代表了！……”
苏静对傅作义的慰问表示了谢意，并说：“我只能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我可代为联络，请示平津前线的领导，还可以通过电台联系。”
1月19日，苏静同崔载之等根据在城外已达成协议的基本精神，一条一条地具体化，提出一条，研究一条，写上一条。争论不多，时间也不长，就达成了一个18条的协议。苏静将协议通过电台报告平津前线首长，请示作最后决定。这个具体协议上报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条文内容和词句作了一些修改后，由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台发回，遂成为正式协议，于1月21日由苏静和王克俊、崔载之在协议上签了字。当天，傅作义将协议中的某些要点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协议，基本精神是：迅速结束战争，使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得以实现，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化古迹，使国家和人民的物质财富不遭受损失。
协议规定双方22日停火，但至21日晨仍无动静，苏静有些着急，便找崔载之面谈：“明天是协议生效日期，你们现在还没有动静，万一打起来怎么办？”崔立即反映上去。午后，王克俊拿给苏静一个文件，并说明天骑兵第四师从永定门出城，随后还有一○一军随时准备出城——这就是执行协议的行动了。
苏静立即电告林、罗、聂。当日收到林、罗、聂的电示：
（一）我方所俘傅方高级官员，待北平接收后，可一律释放。傅方所捕政治犯，在联合机构成立后即应释放。
（二）盼转告傅，骑兵四师、一○一军出城后，两个城门仍须傅方派兵控制，不要让中央军接收。
（三）盼转告傅，自23日以后由北平出发的部队，应分驻沿平汉铁路良乡、徐水之线及其以东之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一带，另一部则驻三河、香河一带。各部开出秩序，盼预先电告，以便我们指定便于就粮的驻扎地点。
（四）23日约有数名干部可进城。
（五）你在城内勿回。
1月23日，《平明日报》发表了协议的主要条文，崔载之和联谊处的人员都非常高兴。崔载之意味深长地说：“当年袁世凯当皇帝时，其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就在这个地方。如今我们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拟定协议18条，也是在这个地方。签订21条时，民怨沸腾，从北平到全国一片抗议声。我们这个协议公布后，迎来的是人民大众的欢呼和喜悦。大家感到由衷的高兴，松了一大口气，看来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协议签订后，傅作义也很高兴，他召开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会议，还派人在中山公园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及时执行协议，傅作义以其合法地位，1月21日上午，亲自主持了最后一次军以上高级将领会议，会上由“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讲述了和平谈判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会上宣读了已达成的协议条文，征求了到会将领的意见。
协议全文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其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市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以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元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护在平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
十四、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上述协议于1月21日下达各部队；22日晨见报，同日上午城内守军开始按指定地点出城待编；31日解放军接管城防。
到会将领们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协议，有的还表示说，这样可以免除北平文化古都的一场浩劫，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无谓的牺牲和破坏，个人也可避免充当历史的罪人，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但也有如蒋系的两个兵团司令李文、石觉和十六军军长袁扑那样，当场抱头嚎叫：“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这说明，在人民胜利的形势下，终究有些人不甘心失败，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李文、石觉等迫于形势，最后表示同意协议的条文，但又提出了让他们回南京去的请求。傅作义根据会议的情况，当众宣布决定将协议在《平明日报》上发表，并当面告诉李文、石觉等：你们可以走，但不能影响部队的安定和协议的执行，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随后将协议的主要条文以“剿总”名义下达守城部队，通知各机关、各单位，要保护公共财产和档案文书，准备移交。
随后，傅作义又分别召集北平市负责人和“军统”、“中统”的头头开会，或进行个别谈话，要他们做移交的准备工作，释放政治犯，将在狱中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学生、工人、进步人士释放出来。
我接防部队达朝阳门，傅作义部队官兵列队迎接
1月26日下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即将就任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等，在周北峰陪同下一起进城。当晚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设宴款待。邓宝珊、华北“剿总”副司令郭宗汾、“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和周北峰、崔载之、阎又文等人出席作陪，双方频频举杯，共祝北平问题和平解决。
宴后，傅作义等同我方代表共同研究了国民党军出城的顺序，分批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双方联合办事机构，工矿企业、政府机关移交等事宜。确定“剿总”司令部改称“结束办事处”，保留1个警卫团，担负傅作义和“结束办事处”的警卫。同时还确定“结束办事处”于1月30日前从中南海移驻五棵松原华北“剿总”旧址，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根据总前委的决定，于1月31日分别与傅作义的守城部队顺利地交接了防务，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
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
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戌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
叶剑英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长；
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
程子华为北平警备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彭明治、吴克华为北平警备区副司令员；
莫文骅为北平警备区副政治委员；
刘道生为北平警备区政治部主任。
北平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开始了它历史的新篇章。
1月25日，苏静返回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苏静一进门，罗荣桓便面带笑容地问：“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答：“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林彪问：“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赴城外？”
苏静对北平城里的情况，作了汇报。他说：协议达成后，傅作义曾召集高级将领会议，传达协议并征求意见，除李文、石觉、袁扑态度不好要求走之外，大多数赞同按协议办。傅作义答应李等可以走。傅作义的骑兵第四师刘春芳部首先开赴城外，听说是刘春芳比较听傅的话，对北平和谈表现积极，部队阻力小，工作好做。骑四师开赴城外，可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同时骑兵部队在城里时间较长了，草料也是一个问题。真正能控制城内局势的，是我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军事压力，并不是靠傅系的那一点力量。城内的局势，在我刚进城那天晚上，驻守在朝阳门自来水厂的石觉部队曾发生一次兵变，被镇压下去了。第二天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特务在何思源的家里放了一颗炸弹，何思源被炸伤。再未听说发生什么问题。傅作义以其合法地位做了一些工作，情况一直比较平静。这几天，来往于南京的飞机也不多了。
汇报到此，罗荣桓说：“好吧！你今天回城里去，还要利用时间看看指挥机构进城后驻在哪个地方合适。”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从联谊处打听到邓宝珊住在亲戚家里。急忙乘车到隆福寺的一个胡同——孙家坑51号找到了邓宝珊。先说了一些寒暄的话，然后转到要说的话题：“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信交给他了吗？”邓愣了一下，困惑不答。苏静会意他尚未交给傅，于是便同他商议，我们是否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邓踌躇着说：“好吧！”
于是苏、邓二人一同乘车到中南海居仁堂，受到傅作义热情的接待。邓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苏是傅作义的客人，是解放军的代表。此刻，傅作义自然要与苏静多谈些话，邓便到傅的书房，将信交给了傅冬菊，让她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打开一看，也感措辞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直到2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以前，没让傅作义见到这封信。
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于1月16日给傅作义的这封通牒。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
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邱、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庐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各城、重镇、县城及广大乡村。
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
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
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示下列诸点：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解决战斗。贵部10余万人全被缴械，匪首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责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得获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l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 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1949年1月16日
傅作义耐着性子把信看完之后，非常气愤地拍着桌子说道：“太不像话了，怎有这等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接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于是，于2月3日致函林彪、罗荣桓，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也给毛泽东写了信。大意是：请指定时间、地点，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
2月4日，林、罗、聂就准备与傅作义谈话的内容致电中共中央，其中说道：“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们，极力争辩他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意。”
电文将他们准备与傅谈话的具体内容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平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宴前对《人民日报》于2月1日发表的那封公开函的问题，彼此作了坦诚的交谈。
下午3时许，当傅作义的车子徐徐停在北平饭店门前时，林、聂、叶等快步走下台阶迎接。傅急忙跳下车来抢先与他们一一握手致意，而后一同步入一楼小会议厅。
林彪说：“北平和平解放，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坏，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们。我们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必须党内和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表示：“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后，我认为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所考虑。”
林彪指出：“傅将军说得很好，关于《通牒》，是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的。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作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作新的合作。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至于平津战役中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在东北、华北战场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的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的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才会胜利。”
聂荣臻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加以解释：“我们的民主是对90%的人实行民主，对10%的反动分子实行专政。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的。”
叶剑英对傅作义所谈对北平的政权接收问题的态度，表示钦佩，并指出傅自我批评之重要。
邓宝珊表示完全同意大家的谈话，他的心愿与共产党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不是共产党而已。今天的话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他很满意。
这次谈话在座的还有陶铸、苏静和南汉宸三人。
北京饭店的谈话圆满结束了。谈话后，在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宴请傅作义、邓宝珊的席间，大家互相举杯祝酒，共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伟大胜利。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北平城的防务。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宣告结束。
平津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5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余人。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月31日，我军在群众欢呼声中进入北平，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1949年2月8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驻北平的庄严入城式。上午10时，4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入城正式开始。这天，浩浩荡荡的解放军行列，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整整走了6个小时。沿途受到北平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全市欢迎的中心——正阳门城楼上，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和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检阅着英武行进的解放军各部队。当部队行进至珠市口同欢迎的行列相遇时，顿时鼓乐喧天，欢声雷动。部队的行列在右面，欢迎的行列在左面，人们招手呀！呼喊呀！多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这一天，古都人民完全沉浸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欢乐之中。
在这同一天，北平和全国解放区报纸都刊出了中共中央祝贺解放平津的贺电。贺电说：“祝贺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在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4个军部，24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26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属1个‘剿总’总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20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
北平和平谈判达成协议的基本点，是解决北平的国民党军，按我军指定地点开出城外，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使我军不战而解放北平，成为一种方式。
协议规定“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以解放军方面4人，国民党华北总部3人组成联合办事处。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由傅作义指定参加者为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郭宗汾为副主任。
联合办事处，在军事方面首先解决的是国民党军的改编。接受改编的计有1个总部、两个兵团部、25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25万人。联合办事处经过协商提出改编方案，报平津前线领导批准后实施。
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改编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郭宗汾主持会议，国民党军的师以上军官出席。
陶铸首先宣布了改编方案：
（一）原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和8个军部三级指挥机构全部结束，所有工作人员与直属队，分别编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各兵团部和各军部，其25个师改编为解放军独立师，特种兵部队与解放军的特种兵部队合并。
（二）国民党军中的政训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应经过训练，再行录用。
（三）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与解放军干部及家属享受同等待遇。
（四）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其工作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
（五）愿意回家的国民党军官，一律按原薪发给3个月薪饷和车资票，在解放区沿途供应食宿（包括家属）。除武器及公用资财外，私人财物可全部带回。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本人系地主家庭，其土地财产不论分或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3条规定处理。本人今后要遵守民主政府一切法令，其过去对于农民行为如何，一概不加追究。回家的国民党军人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来解放军工作，仍然欢迎。
陶铸说：采取以上的政策、措施，是因为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兵有功国家，有功人民，并给全国树立了和平解放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加以奖励和优待。
接着，林彪、罗荣桓在讲话中强调：这次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要使国民党军在实质上成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为人民、解放人民、属于人民的军队，这就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作风上来个彻底转变。至于个人去留，只要愿意参加革命，拥护中共政策的人，一概允许参加工作。
最后，刘亚楼宣布关于改编部队的指挥关系、补给关系，并宣读了《关于改编北平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命令》，内容是：
顷奉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在北平周围候编的原国民党军队，军队上指挥机关即行结束，其所属各师以师为单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师改编后之番号规定如下：
原十六军二十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五师。
原十六军九十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一师。
原十六军一○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四师。
原九十四军五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一师。
原九十四军一二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九师。
原九十四军一五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七师。
原一○一军二七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五师。
原一○一军二七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一师。
原一○一军二七三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二师。
原二十三军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七师。
原二十三军八十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六师。
原十三军二九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师。
原十三军二九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八师。
原九十二军二十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三师。
原九十二军五十六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五师。
原九十二军一四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七师。
原三十一军二○五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六十二师。
原一○四军二五○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一师。
原一○四军二六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二师。
原一○四军三○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四师。
原三十五军一○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七师。
原三十五军二六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师。
原三十五军二六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九师。
原三一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八师。
原新骑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骑兵独立第五师。
各独立师的负责干部另行公布之。
此令
司令员 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改编部队的指挥关系宣布完毕，改编会议在愉快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不久，平津前线司令部又落实了北平国民党军起义人员师长以上干部的起义政策，宣布被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负责干部的任命。任命如下：
任命李士林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任命葛晏春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
任命郑世通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
任命孙学仁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
任命张辑成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副军长。
任命郑邦捷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副军长兼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七师师长。
任命朱大纯为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副军长。
任命刘文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一师师长。
任命何宝松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
任命梁诗传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五师师长。
任命黄燮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九师师长。
任命李君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一师师长。
任命张鹏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四师师长。
任命栾乐山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五师师长。
任命刘化南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一师师长。
任命郑海楼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二师师长。
任命潘如函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六师师长。
任命巫剑峰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八师师长。
任命唐南勋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师师长。
任命王念三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三师代理师长。
任命陈寿恭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五师代理师长。
任命王凤歧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七师师长。
任命王建业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一师师长。
任命慕新亚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二师师长。
任命赵树桥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四师长。
任命梁津池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七师师长。
任命孙英年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八师师长。
任命唐文佐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师师长。
任命刘一民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九师师长。
任命刘春方为人民解放军骑兵独立第五师师长。
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另有任用。
联合办事处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市政机构的交接工作。人民政府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接管了北平市原国民党所辖的近千个单位。由于政策正确，双方共同努力，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接，使得秩序正常，金融、物价基本稳定，水、粮、煤、电尽力供应，物资、仓库未受损失，为和平接管大城市取得了经验。
接管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改编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只用两三个月就有条不紊地进行完毕，这是个奇迹。
傅作义将军，从1月30日解放军入城接管北平防务之后，一连数日，看到全市人民的欢腾，古城出现了空前欢乐的景象，他感到自己做了一件留名青史的大好事，但未亲自面会毛泽东主席总觉得心中还不踏实。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乘机到达石家庄，然后改乘汽车前往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总部驻地。傅作义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欢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傅作义回到北平后，精神焕发，心情欢畅，4月1日向全国发表了通电。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的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正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的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是正确地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地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地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
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
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
4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看到傅作义将军的通电后，4月2日就复函表示欢迎，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共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毛泽东写道：“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番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北平解放后，议定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向全国、全世界发表通电，并由其部下少将处长周北峰等组成“通电起草委员会”开展工作，但文稿草就近一月，傅作义却迟迟没有定稿。加上其他事情的误会，傅作义闷闷不乐，精神不振。
傅作义虽然抗战有功，曾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但毕竟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真枪真刀地干了3年。在这3年里，解放军歼灭其军队无数，但许多解放军战士也倒在了他部队的枪口下，就这一点来说，他对人民是有血债的。共产党能否对他宽大处理，仍是他此时最大的顾虑。他决定亲自见毛泽东主席，摸摸中共的底数。一天，他对周北峰说：
“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周北峰将傅作义的这一意见立即报告了北京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叶剑英即电告毛泽东请示机宜。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表示欢迎傅、邓来谈，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叶剑英接电后即给周北峰回话说：
“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就请傅先生乘这架飞机去吧！”
第二天，即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在石家庄机场一下飞机，就受到西柏坡专程赶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热情迎接。傅作义一行在石家庄稍事休息，换乘吉普车，前往西柏坡。
吉普车在土路上颠簸，多数人已经昏昏欲睡，傅作义却毫无倦意，他在推测着见到中共领导人时的情景及对他的态度。上午，傅作义到达西柏坡招待所，周恩来已早早地在这里等候，并热烈欢迎。
傅作义说：“作义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对傅作义说：“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是有代表性的。”
当天下午，周恩来将傅作义到达西柏坡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并说：
“我已经和傅作义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
毛泽东听后很是高兴，笑呵呵地说：
“情绪好就好，我们希望的就是他有一个好情绪。不要让他来，而是我去看他。”
2月的太行山，天气仍然很冷，山风呼呼地吹着，不时发出一阵阵啸叫。毛泽东穿上皮大衣，戴了皮帽子，乘吉普车前往后沟招待所。
车在傅作义住处门口停下，傅作义已在门口等候了，未等车子停稳，他便上前几步，伸出双手，紧紧地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亲切地握住他的手，风趣的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则深怀内疚，以负荆请罪的语气说：
“毛先生，我是46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说，“我要谢谢你，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就像看透了傅作义的心思，这几句话就像专对他的思想顾虑说的，使傅作义几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
这就是说，毛泽东、共产党摒弃前嫌，把他当做亲戚和朋友看待了。
这时，毛泽东拉着傅作义的手，与他一起进了会客室。毛泽东对傅作义说：
“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好得多。”
说着，毛泽东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一边让傅作义，一边自己点燃后吸了一口，非常真诚坦率地和盘托出了北平和平解放时的全部思想：
“我将困难估计得多一些，万一中央军闹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结果中央军完全服从傅将军的命令，接受北平和平起义，拉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改编。在军队改编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放心，每隔两小时，我就给林彪、罗荣桓打去一次电报，问中央军听不听指挥，到指定地点去改编，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他们从北平前线给我回电说，中央军除有小部分不听话想闹事，但没有闹起来外，整个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傅作义被毛泽东如此推心置腹的态度所深深打动，深感佩服。
接下来，毛泽东像是在总结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又像是在评价傅作义的功劳，扳着指头说：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化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真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军队就会有很大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尽管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傅作义仍深感不安和内疚，他旧话重提：
“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的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过毛先生，还吹过大话，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宽恕。”
这时，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爽朗一笑，插话说：
“过去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高级领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很尊敬他们嘛。过去的事情，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毛泽东接过话来说：
“既往不咎，这也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下来，一边给傅作义让茶，一边说：
“和平解放北平，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队来说你也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团聚。特别是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英法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如果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把紫禁城打毁了，闻名古都都被破坏了，子孙后代会骂我们的。”
毛泽东又讲到傅作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
“而且，傅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位爱国将领，一直没有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傅将军有战功，这些人民都没有忘记。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傅将军抗日也是坚决的，是我们的友军。抗战胜利了，蒋委员长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全面内战。所以说，发动内战的祸首主要是蒋介石。傅将军现在脱离了蒋介石集团，转到人民这一方面来，我们便更有条件合作共事了。”
毛泽东在评价一个人时，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既看到他的过去，又看到他的现在。这是共产党人才能有的宽广胸怀。
毛泽东又告诉傅作义：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还是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或集团谈判的。你现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了。到北平之后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你也可被邀参加会议，也可在政府里工作，你有功，也有代表性。到那时，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说到这里，毛泽东微笑着说：
“邓宝珊将军，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还是在延安时，邓将军在榆林，我们在延安就打过交道，共过事。邓将军曾数次访问延安。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合作共事了，我再次表示欢迎。”
邓宝珊不时地点头称是，极为兴奋。
傅作义回想起平津战役的过程，以十分钦佩的语气说：
“毛先生的战略战术非常高明，真是用兵如神。我原来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须休整补充，才有可能进关参加平津地区作战。一般说像辽沈这么大的战役，部队起码得有数个月的休息，以恢复元气。但是，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进了关，很快地包围了唐山、天津，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的。”
平津战役，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毛泽东介绍当时的决策内幕说：
“傅将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一结束，我们就立即命令他们神速进军平津塘，我们部队不怕减员，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就是不让国民党发现我军意图，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对于毛泽东在陕北拖着20余万国民党军转圈，将其一口口吃掉的过程，客人们都有一种神秘感，提出请毛泽东谈谈陕北战场上的情况。一提起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毛泽东的思绪一下子活跃起来，详细地给客人讲了当时的艰难情景，他说：
“胡宗南进攻时，我们主动放弃了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不得不留部队守延安。蒋胡军占了延安，蒋委员长大吹他的胜利。我们说，你占了延安那么个城市，有什么好吹的，过了不多久，延安还要回到我们手里。我军放弃了延安，丢掉了包袱，就轻装上阵。背上没有包袱了，肩上没有压力了，就能机动灵活地从运动中消灭蒋胡匪军了。事实也是这样，我军放弃延安不到两个月，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打了三个胜仗。在延安的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有病，连骑马也感觉到有困难。可是，蒋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对我们毫不留情，把我们从延安如赶鸭子那样，一直赶到葭县。他们占领了葭县城，封锁了黄河渡口。这样，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在葭县、米脂、榆林一带，打一个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战斗。还好，我们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一个主力师，就是三十六师，沙家店战斗成了陕北战场的转折点。虽说蒋胡军把我们如赶鸭子那样赶着跑，可倒好，把我的身体却锻炼好了，我不但能骑马行军，而且不骑也能步行走路、爬山；夜间、雨天行军都不骑牲口了，这也算作一件好事吧！”听了这一介绍，傅作义连连赞叹：
“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当话题转到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时，傅作义感慨地说：“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谦虚地说：“实行耕者有其田，不是我们共产党发明的，这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土地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惜他没有能够做到，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傅作义是国民党党员，孙中山的信徒。毛泽东这样说，非常符合历史，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使傅作义感到十分亲切。
当傅作义提出一些土地改革的具体问题时，毛泽东对他说：“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问题，这你还是要去问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对土地改革作过详细地调查了解，他是我们土改工作的专家，对土地改革很有研究。”
在谈到对傅作义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过去你俘虏我们的干部都放了，现在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然后都送到绥远去……”
当时的绥远，还被傅作义的部下董其武的部队占据着，傅作义听到毛泽东此话，大惑不解，忙问道：“都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笑道：“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说共产党对他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会很有用呢！”
毛泽东又告诉傅作义：有了北平的和平解决，绥远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听了毛泽东这番谈吐，傅作义十分激动，良久才说：“我个人无条件服从中央和你的决定，叫做什么，保证做好什么……好弥补我的过错。”
临走时，他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真诚地说：“咱们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会谈在热诚和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此次与毛泽东的会谈，使傅作义深受教益和鼓舞，他了解了共产党的政策，打消了顾虑。24日，傅作义回到北平。从此精神振奋。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风趣地说，“毛主席一席谈，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这次会谈后大约一个月，傅作义又来到香山双清别墅，登门拜访毛泽东。
此时的香山，莺飞草长，花吐芳蕾，一片欣欣向荣。
傅作义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在门外的草坪上迎接这位立下大功劳的原国民党将军。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从不拘礼节，不迎不送，但对于党外人士，十分注意礼节，每每有人造访都在门外迎送。
这次会见的气氛，同西柏坡后沟时的那次会见，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相互间像老朋友一样地亲切交谈着，充满了信任和诚挚的亲热气氛。
毛泽东亲切地把傅作义将军让到自己简朴的办公室里。
进门后，傅作义环视办公室，简朴的摆设，随便的布置，与他想象中的毛泽东办公室真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使他感慨万分。他望着衣着整洁朴素的毛泽东说：“主席住在这里离城较远，生活不大方便，工作又很劳累，这房子也比较陈旧。现在条件好了，主席的生活还是这么简朴啊。”
毛泽东淡然一笑，说：“已经很不错了。这里的环境安静，生活也不错，比西柏坡条件好多了，更不要说比陕北了。房子虽然旧些，但还是要比西柏坡的土坯房子好多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诚恳地说：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两个月了，你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不顺利的问题，以及我们工作中有哪些缺点及不足之处，请你提出来，咱们今后要长期共事，尽可能快些筹备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海外爱国华侨、各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多具体事要与党外志士仁人协商解决。”
北平和平解放以来，傅作义受到优厚待遇和热情相待，处处受到尊重，所部官兵也和解放军一样待遇。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爱护群众，深受群众欢迎，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比。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十分感动和钦佩，他深有体会地说：
“毛主席，我坦率地说，对共产党的政策，在3个多月与中共党员干部的共事中，才真正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看见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不说空话，只办实事，没有胜利者的那种傲气，有事平等商量，使我深受感动。那次去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心中无数，想去摸摸你的底，也就是说，当时我有思想顾虑。如今证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说到做到，政策兑现。”
毛泽东也毫不掩饰地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每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即使是在战犯名单上的人，只要他能效法傅将军的做法，争取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也还可以立功赎罪，站到人民方面来，这样矛盾就转化了。相反，若顽抗到底，坚决与人民为敌，虽然我们公布的战犯名单上没有他，但是他在战争中犯了新罪行，他还是要升级到战犯那里去。比如有个人不过是一个兵团司令，不够战犯条件，可是他在战争中使用了毒气，犯了新的罪行，我们把他也列为战犯。”
这时，傅作义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请求。原来，他这次登门拜访，是特意请求毛泽东准许他到绥远省去工作的。他说：
“毛先生，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想还回绥远去工作，我对水利工作很感兴趣，想在绥远省当个水利局长，好好治理河套地区的水利，搞水利建设工作。”和傅作义一起来的邓宝珊将军也说：“傅将军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我想去修水利，办农垦。”傅作义又说。
对于傅作义的请求，毛泽东没有答应，颇不以为然地说：
“省的水利局长，对于你是太小了，不够你施展才能的。如果傅将军对水利建设工作感兴趣，那就当新中国的水利部长，治理治理全中国的水利，尤其是黄河淮河流域，还有海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成灾。首先要把黄河和淮河治理好，再把海河治理好。以后还有长江等大江需要我们治理，我们要兴建好多水利工程，你就将全国水利建设工作抓起来。再一方面，傅将军也是一个军事家，对军事工作也很有研究，也还要参加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共同研究国防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国防委员会当副主席。”
毛泽东接着对傅作义和邓宝珊说：“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换话题，从军事说到政治：“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个党吧。”
傅作义忙说：“我是个军人，不懂党务，搞不来。”
邓宝珊也说：“我们不会办党。”
看到二人都面有难色，毛泽东也就免提此议。但傅、邓二人对毛泽东替他们想得如此周到深为感动。
此后的半年，毛泽东又几次接见傅作义。一次，毛泽东与傅作义同游天坛，当两个人漫步到回音壁前时，毛泽东指着一块补疤说：“宜生，你看我们工人把这块补得可好？”
傅作义点头赞道：“补得好，补得好，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毛泽东又借题发挥：“如果我们前几个月兵戎相见，北京城千疮百孔，这墙补也补不得喽。”
傅作义说：“那我就成千古罪人了。”
毛泽东说：“你现在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傅作义说：“哪里哪里，毛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195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傅作义和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傅作义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和重用，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1974年4月15日，傅作义病危。当时周恩来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在罗青长陪同下到医院探望傅作义。周恩来总理向傅作义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处于弥留状态的傅作义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表现出心里十分激动，眼里闪着泪花。
4月19日，傅作义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