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为华北第二大城市，人口200万，面积150平方公里，这里河流纵横，地形复杂，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汇经海河而入海。国民党军接收天津后，在侵华日军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又耗费巨款，抓夫数万，构筑城防工事。共筑有大碉堡380座，小碉堡数以千计。城郊数里内的村庄大部夷平，造成一片无人区。环市挖有一条宽10米、深3米的护城河。护城河内侧筑有高墙，墙上有铁丝网、电网和碉堡。市区主要街道路口和高大建筑物，均筑有火力点与核心工事相连。敌人在工事部署图上写着“固若金汤”。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自诩：“大天津堡垒化”。蒋介石对天津城防工事也很称赞。守敌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第六十二军（欠1个师）、第八十六军等部10个师，连同非正规军共13万余人，分为西北、东和西南3个守备区。敌人固守天津，对其支撑北平，保持海上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围攻天津的部队是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和特种兵部队的大部及第六、第十二纵队各1个师，共22个师，34万人，配备有山炮、野炮、榴炮等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装甲车46辆。另以第十二纵队主力于军粮城，监视塘沽之敌。刘亚楼为前线总指挥。
东北野战军34万大军将天津围得水泄不通，陈长捷犹如困兽被围在天津城内。
这时，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还不到半年。
陈长捷，福建闽侯县人。保定军校、陆军大学毕业。曾在晋系任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1942年，陈长捷调朱绍良第八战区，任伊克昭盟警备司令，指挥傅作义所属骑兵师，与陕北八路军对峙。日本投降后，陈长捷任国民党第八补给区司令，驻兰州。1948年6月，傅作义调陈长捷担任天津警备司令。
傅作义选择陈长捷担任天津警备司令有许多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是傅作义已经预料到平津将有大战，天津既可拱卫北平又可在困守时作政治筹码，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所以他必须派忠实得力的干将担当天津防务；其二，傅作义不是蒋介石嫡系将领，蒋傅双方为各自利益在任用人选上矛盾日益激烈，而陈长捷的特殊经历可以使蒋傅两系都能接受。
傅作义与蒋介石相互依存，又有矛盾斗争。
1946年底，蒋介石把“战区”改为“绥署”。孙连仲第十一战区改为保定绥署，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改为张垣（张家口）绥署，两绥署同属李宗仁北平行辕管辖。1947年底，蒋介石撤销孙连仲保定绥署，人员合并到张垣绥署，傅作义的权力比原来大了。不久，随着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李矛盾加剧，蒋又撤销李宗仁北平行辕，成立华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的权力更大了。
但是，傅作义对蒋介石给他的任命总是心存警惕。蒋介石惯用消灭异己，壮大嫡系的伎俩。一些地方“杂牌”军队和蒋介石打交道，不是被吃掉就是被当作牺牲品。傅作义是出身晋系又自成一家的单门独户，也属于“杂牌”之列。蒋介石在节节败退的时候对他加官进爵，唯一目的就是让他与共产党打仗，为其火中取栗。傅作义常对身边的人说：
“我们不能到北平去。”
“这不是升官，是打仗。”
傅作义迟迟拿不定主意。他虽处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指挥职位，内心并不愿意继续为蒋介石所驱使。他知道一旦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自己的部队就会被更牢固地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而蒋介石的部队却不听他的指挥。但华北“剿总”一经确定，傅作义还是像一匹被套上了笼头的马，带着随从到北平上任了。
傅作义背井离乡将他的总部从张垣迁到北平西郊的营房里，而蒋介石给他的权力却只是名义上的。华北“剿总”的一切权力都由蒋介石的嫡系人物——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北平警备总司令、军统特务头子陈继承暗中掌握着。陈继承凭恃他和黄埔系的老关系，牢牢控制着蒋系中央军。中央军的调动没有陈的同意，傅作义就指挥不灵。而军政方面的事情，又直接由中央系胡宗南、汤恩伯等军事集团操纵，傅作义更是无权过问。陈继承多方掣肘，使傅作义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表现在他对蒋介石表面恭顺，总是揣摩蒋的意图应答，措辞谨慎，对中央军将领非常客气，尽量笼络；有苦差使、紧任务，让自己的嫡系部队去干；指挥上有困难，亦隐忍不言。但在暗中，傅作义则不甘示弱，千方百计抓平津控制权。
1948年2月，傅作义主持召开华北“剿总”会议，研究军事工作。傅作义提出他有权使用战斗序列整个部队的问题。陈继承反对。陈表示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他。有的部队只有他才能使用，例如青年军二○八师。而且傅作义的直属部队的使用他也要过问，态度十分骄横跋扈。傅对陈的权力不予承认，而陈坚持，于是争吵起来，傅无奈只得休会。会后，傅作义3次电蒋辞职。蒋竭力挽留。
蒋说：“你若能举荐一个如你一样的人才，可以接受辞呈。”
傅说：“陈继承可以。陈继承已经掌握了军事、人事、警备、舆论等各方面，完全可以胜任有余。”
几个月后，陈继承终因指挥二○八师进城在西交民巷镇压东北学生造成惨案，被傅作义抓住把柄而去职。不久，傅作义又撤换了几个北平政府内的中统、军统特务。
傅作义还千方百计在政权要害部门安置自己的干部，以扩大其控制范围，巩固其统治。他保楚溪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陈光斗任河北省保安副司令兼保安处长。这两个人都是河北人，又都是他多年的同事与部下。
傅作义最感棘手的是平津两市的人事安排。北平和天津是特别市，直辖于南京行政院。蒋介石对这两个北方重镇十分重视，而蒋对傅既要用他，又不完全放心他。
傅作义深知，天津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又是军事要地，警备司令一职，关系重大，如不得其人，不但难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而且驻津中央军亦不服指挥。环顾左右，他的老部下的资望都不够格，而陈长捷正好当选。陈长捷是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生，曾当过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这样的资望在当时华北国民党兵团司令中无人能超过。陈长捷虽是晋系军官，但原籍是福建，中央军将领多是南方人，自然就近了一层。蒋介石也曾利用陈是南方人这一点，离间陈长捷和阎锡山的关系。由于这些因素，让陈长捷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上下当无异言。于是，陈长捷在傅蒋明争暗斗中上了傅作义的战车。
1948年初，傅作义就想任用陈长捷。当时傅作义刚刚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他自己经营多年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在易县、涞水一役遭到重创，三十二师大部被歼，师长李铭鼎阵亡，军长鲁英麟自杀。傅作义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他把陈长捷从兰州找来，想委以其三十五军军长职务，但陈认为自己年龄已大，没有接受。
傅作义与陈长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又都出身于晋军而脱离晋军。他们曾同在阎锡山部队共事，尤其涿州之战，困守孤城3个月之久，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阎锡山与汪、蒋联系，改挂青天白日旗，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阎锡山派商震的第一军沿平绥铁路出兵，占领张家口、宣化等地；徐永昌的第三军沿正太铁路出兵，占领石家庄、正定一带；傅作义率第四师附炮兵团奔袭涿州，于10月13日占领涿州城。这时，张作霖已在北平就任安国军大元帅，统率奉军和直鲁联军与蒋介石的北伐军对抗。张闻阎出兵，认为阎以怨报德，乘人之危，十分痛恨，立予反击，激战数日，商震、徐永昌两部败退山西，涿州城成为孤悬于张作霖大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
奉军一向看不起晋军，认为晋军没有什么战斗力，不堪一击；商徐两部败退，他们更不把傅作义的一个师放在眼里。但多次攻城，多次增援，均未能拿下涿州城。张作霖震怒，派他的儿子张学良集中精锐，亲自指挥攻城。少帅年轻气盛，命令以猛烈火力攻城，炮兵发射炮弹，一天多达四五千发。双方激战异常惨烈：奉军轰塌城墙，傅军就用麻袋垒起很快修复，奉军在突破口登城，傅军就以手榴弹猛烈杀伤；奉军以地道作业企图炸毁城墙，傅军就在城墙内侧挖坑，埋瓮于地下，侦知其地道的位置。傅军固守涿州城90余天，城内交通壕四通八达，掩体星罗棋布，粮食吃光了，就以酒糟、老鼠、麻雀充饥。傅作义冒着密集的炮火到最前沿指挥战斗，而守卫在张学良主攻方向上的主力团团长就是陈长捷。他建议主动放弃一些阵地，避开奉军锐气，并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出其不意反冲锋，直打到城外张学良的指挥所附近。
涿州之战使傅作义“一举成名天下知”。当时清末遗老、社会着名人士、81岁高龄的樊山老人写诗记述此事：“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燕南立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吾爱傅将军。”
傅作义自己也常引为自豪，提起涿州之战，情不自禁地说：“我和陈长捷均在青春年少，血气方刚之时，干得实在惬意！”
陈长捷上任时，傅作义要求他到天津主要筹办两件事，其中一件是改建并增强天津原有的城防工事，使之成为设垒坚固阵地，并限于三四个月内完成。
天津原有的城防工事，始建于日本侵占天津时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军接替日军，又在原来工事上进行加筑。国民党抢占天津后，更积极修筑碉堡工事，并空运天津的九十四军进驻碉堡地域，周围又加筑鹿砦等障碍物。
1947年1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总司令上官云相在天津成立指挥所，他一再催促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筹备构筑天津城防碉堡工事。
“美军走了，天津地区平坦开阔，没有坚固碉堡工事能守得住吗？我早年在江西‘剿匪’时，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上官云相为此十分焦急。
2月，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北平行辕召开北平、天津、河北、热河四省市“绥靖会议”。会上，白崇禧强调要构筑永久工事，他说：解放军声势日大，冀、平、津地区将有大战。各省市要做好准备，平津外围要构筑永久工事，以防不测。
随即，天津成立了以杜建时为首的“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工程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具体负责城防构筑事宜。杜建时等人策划制定了一个围绕天津市区修建城防工事的计划。
1947年3月17日，工程开始动工，历时半年，于9月基本结束。据资料记载，这道城防外围防线自海河与陈塘庄交叉处起，沿防水大堤向东北绕南货场，穿平塘公路、北宁铁路至王串场，再过金钟河、新开河，绕津浦铁路向西北，达北洋大学前的北运河岸，绕该校及西于庄至子牙河，再向东过南运河连接西大围堤向八里台，沿卫津河抵南大围堤，顺堤回到陈塘庄为止，全长82华里，南北直径25华里，东西直径10华里。沿外围防线是一条宽10米深四五米的护城河，放进运河河水和海河潮水，使水深经常达二三米。又以挖护城河的土方在护城河内侧筑起一道高35米、底宽7米、顶宽1米的护城土墙。护城墙内侧修建一条宽5米的马路，连接整个城防线，供汽车运送人员、弹药、给养等。
城防线上的碉堡分3期构筑，由杜建时等人设计碉堡类型和配置。第一期碉堡构筑在护城土墙间，有大、中、小碉堡群，共计70座，第二期碉堡群分建在大围堤及防线外金钟河畔之赵沽里、北部之宜兴埠、西北之穆庄子、东部之张达庄、西部之西营门、南部之赵家坝等6个据点，有单层子碉、双层子碉、母碉、大碉，共计40座。另外在张达庄东、北洋大学北及北运河南岸，陈塘庄南、六纬路西大围堤、八里台南、黑牛城南大围堤等地还分建独立小碉堡6座。第一、第二期碉堡为第一线外围防线工事，第三期构筑的碉堡为第二线纵深工事及核心工事。其中纵深地碉堡103座，市缘核心工事碉堡57座。
护城土墙内坡设有一道电网。护城河内墙各大型碉堡之间还构筑散兵坑、掩蔽部和交通壕。碉堡、通道口栅门及核心工事设有2500余个木制或铁制拒马。海河、运河与护城河交汇处修建50座水闸、涵洞。全线工事设有通讯、照明等军事装备。
杜建时等人为这个城防工事熬费苦心，但他们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用天津警备副司令、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的话说：当时建筑工事时，想不到解放军发展如此迅速，更想不到天津市会被围成一个孤立据点。总以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几百里或几十里的地区，天津市为后方而不是前线，以1个师或2个师必要时1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所以在1947年间开始建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时，只以1个军9个团的兵力配备位置而进行构筑。因范围不大，迫近市区街道，许多地方没有划入城防线内。到1948年底战事紧迫时，在城防线前的房子、村庄被拆毁许多。另外，对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炮火力量也估计过低，因此所有碉堡大量使用红砖建成，只在墙壁内填些水泥沙石土，以为解放军没有大炮攻不破碉堡，这样就可以确保天津市的安全了。到了1948年间，国民党军节节溃败，解放军装备渐成优势，炮火力量迅速增强，这是当初所未预料到的。
1948年6月陈长捷上任后，立即执行傅作义的指示，加固工事，积极布防。
陈长捷6月3日到任，6月8日即重新组建“天津城防工事构筑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任委员，杜建时兼任副主任委员。
杜建时陪同陈长捷巡视已有的城防工事。陈长捷说：“我是来准备打仗的。”
巡视之后，陈、杜决定在原有防御工事基础上，再增建135个据点和碉堡，形成纵深配备并编成阵地，以资固守。在讨论增建碉堡分布位置时，陈长捷认为解放军主力进攻方向在城防西北角、天津西站方面。因日本投降后，解放军曾从西站方面突入天津。根据陈的判断，决定在城防西北角再构筑钢筋水泥的小碉堡群。增建工程定于7月底以前完成，但因经费、材料匮乏，至8月初才勉强开工，而且这些勉强动工的据点，又因经费不继，而大有停工之势，至年底东北野战军大兵压境时，仅完成了20余座。
1947年3月，杜建时主持修建天津城防工事耗资600多亿法币，1948年陈长捷主持增建工事征集资金总额以最低限度计算亦达9000亿法币。如此疯狂的大动土木，营建战争工事，耗去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转嫁到了天津人民头上，成为天津人民的沉重负担，使天津的社会经济愈加走向绝境，天津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有材料记载，在构筑天津城防工事时，国民党当局借口“时机紧迫”，既不经过实地丈量，又不办理征用手续，便插桩强占土地。城防线经过的广大地区居民被强行夺去土地房屋。邵公庄、佟家楼、后墙子河一带居民，数十年以养花草、烧瓦盆为营生，均因修筑城防工事，而将千余人赖以生存的花窖盆窑从中切断或拆除。前尖山一带有木桥一座，通达津郊14个村庄，并延至静海县境各村，村民及窑业运输都依靠这条路通行，也因修筑城防工事而被强行拆掉，造成“旅商裹足”，“民众田产耕种困难万状”。灾难还不仅于此，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扫清射界”时，又焚毁大量民房村庄。天津北郊宜兴埠、白庙、穆庄子等村镇被大火焚烧；大觉庵、北辛庄、大园、小园、二园、吴家嘴、天齐庙、柳滩、丁字沽等10余个村庄被强行拆毁，7400余户，3.8万余人无家可归；大小西营门一带几十间民房被拆毁；市区第4区将近3500间民房被拆除。至天津解放前夕，全市被毁村庄70余个，被毁民房四五万间。
傅作义交给陈长捷的第二个任务是征天津市壮丁，编成警备旅，作经常守备，以便灵活调动驻防在天津的部队。限于三四个月内完成。
1948年9月，华北“剿总”决定在天津成立保安旅，辖3个团，由陈长捷兼任旅长。起初是以报考方式招募壮丁，因“兵源甚欠踊跃”，遂改为“调训”，即规定年满24岁的男子一律进保安旅“轮训”，如名额不足，以25岁者补充。并规定凡逃避受训无法追回又无人抵充者，“商号停止其营业，住户驱逐出境。”所谓“调训”，实为强行抓丁。1948年12月，天津保安旅组成，共3个团，8000余人。当月，保安旅改称警备旅。用陈长捷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强征街道居民编成、还不会操枪的所谓警备旅。
12月12日，人民解放军12个纵队向平津唐塘逼近。当晚，陈长捷和副总司令秋宗鼎在一起议论平津战事。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傅作义为什么不让各部队安定下来，争取大封冻结前完成要点阵地网工事，反而急调大军西去，对摸不着的解放军作不必要的局部会战。
12月12日（也有回忆说是11日或15日），傅作义为应付局势，紧急调整部署，决定以北平、天津、塘沽3个防守区“分区坚守”。天津防守区六十二军（两个师）、九十四军（1个师）、八十六军（3个师）、两个护路旅、两个保安团，以陈长捷为防守司令，林伟俦为防守副司令，塘沽防守区八十七军3个师、九十二军1个师、1个交警总队，以侯镜如为防守司令，段沄为防守副司令。天津、塘沽又合为一个津塘防守区，使互相支援，以侯镜如为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
后来陈长捷承认：这样仓皇分区设防，是不得已的临时应付。据守各区的结果，无非是无路可走，缩在一个设防区内，图一时的苟全。而“政治洽商”是必然倾向，不外乎要以顽强的抗拒，把牺牲人民作“要价还价”的条件。
为了给傅作义充填这种活动基础，陈长捷决心凭恃天津的复杂“险固”地带，作顽固据守。
当日，陈长捷根据傅作义对平、津、塘分区防守的部署，召集天津驻军各军长、参谋长、天津市长等开会，研究加强城防工事措施和防守兵力的部署。
陈长捷说：“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守住天津，因为天津物资丰富，是我们防守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天津过去所作的城防工事线范围太小，基础脆弱，没有时间来扩大加强，只能削足适履，已在主要地点加筑几十个洋灰碉堡。其他野战工事由各部队负责构筑，需要材料由本部征用统一发给；需要人力可以统一征用民工，由市政府协同办理。”
根据天津地形特点，陈长捷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必然从天津北面宜兴埠、丁字沽方向而来，因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
基于这个判断，陈长捷将天津市分为西北、东北、西南3个防守区。
西北防守区为六十二军，林伟俦指挥。防区范围在海河以北、以西，从新开河到南开大学附近。一五一师位于新开河以西、子牙河以北地区，六二七师位于子牙河以南、海河以西、南马路以北地区。以1个加强团据守北站前的宜兴埠大据点。防守重点为西营门方向。
东北防守区为八十六军，刘云瀚指挥。防区范围在海河以东，从新开河至大直沽海河一带。二十六师位于天津站至东赛马场地区，二八四师位于民族门至娄庄子地区，二九三师位于金汤桥、胜利桥地区，三○五师位于唐家口地区。以1个加强团据守东局子营房大据点。防守重点为民族门方向。
西南防守区为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陈长捷兼指挥。防区范围在海河西南，从南开大学附近到灰堆海河边。四十三师位于八里台至陈塘庄一带。
海河以南、墙子河以北、海光寺以东为核心阵地，由特务营及九十四军留守部队负责防守。
新成立的一八四师、三二六师、三三三师为总预备队，在耀华中学附近。一八四师配置中纺六厂、南开大学一带，三二六师配置海光寺以南，三三三师配置陈塘庄附近。
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设在海光寺。
各部炮兵统一由天津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秋宗鼎指挥，预先做好各地区炮兵阵地，一律用汽车牵引，作机动火力支援。
会后，各军师又急忙开会，层层分配防守区域，命令所有部队进驻各防区，以环城碉堡工事线为主阵地线，向前加筑各营、连碉堡群据点，构筑交通壕、铁丝网、鹿砦，并扫清射界，拆毁房屋，由远及近，限令居民迁出，拆下木料做工事。一时间，烟火冲天，祸及人民。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者处处皆是。有的将整个村庄拆毁殆尽，夷为废墟；有的挖出义地（墓地）停棺，构筑工事，不仅活人遭受浩劫，死人骸骨也不得安宁。
防守司令部还每天每时派出高参到各防守区巡回检查监督加强工事，陈长捷并亲自到防区巡视。于是，各军疯狂加筑工事，扫清射界。每天仅六十二军、九十二军、九十四军使用的民工就多达7500余人。民工来源都是按每户每商店每天出1个工强行征用，没有人力的商户则出钱雇人代替。被征用的民工由各保长交给各军，在刺刀威逼下挖堑壕、搬运木材、拆除房屋……从早晨到黄昏，整天被迫劳役，不给任何代价，还得自备干粮和饮水。从1948年12月中旬到1949年1月上旬，就有约10万余人被强迫做劳役。构筑工事所需物资也都是强行征用掠夺来的。据林伟俦回忆，各军要求的一切材料应有尽有征用发给，为数甚巨。以木材和铁丝为例，防守司令部先将天津市木行商店所有木材一律查封，然后分发各军搬用，数量之多无法估计。所需的刺铁丝网也是强迫工厂制造，然后发给各军使用。
为统一领导、组织平津战役，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任总前委书记。总前委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任天津前线司令员，具体负责指挥天津战役。
刘亚楼率领天津前线司令部来到了杨柳青镇。
杨柳青镇位于津西20里，一条河水从镇子中心流过，两岸房屋高低不一，河面船只来来往往。站在高屋顶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远处的天津市区。几天前，八纵兵临天津近郊，解放了这个镇子。此时，战争景象依然在目。满街碎砖烂瓦，溃敌留下来的交通壕和单人掩体残缺不全，一片狼藉。又值深冬，树枝枯黄，满镇见不到一点绿色。可是，居民们却个个喜笑颜开，见到解放军便围上去亲切地问，“解放军同志，什么时候打天津呵？”
战士们回答：“老乡，不要急，你等着听咱们的胜利炮声吧！大炮一开口说话，离解放天津的时候就不远了。”
杨柳青镇金代叫柳口镇，明代改称杨柳青镇。清雍正九年划归天津府。因子牙河、大清河以及南北运河都流经这里，水上交通十分便利。每到秋季，各地商船便满载粮食和土特产云集于此，转运平津或就地出售。杨柳青以盛产民间剪纸和杨柳青年画着称于世，方圆数十里的村子几乎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自明朝末年起，各家各户以家庭作坊绘制年画，代代相传。其中着名的戴廉增画店，传到清朝乾隆年间已历9世。
刘亚楼就在这年画之乡建立起了他的前线司令部。他被任命为天津前线司令员。他将率领34万人马用他们的力量和智谋，用他们的忠诚和牺牲，绘出一幅更大更美的画卷，一幅天津解放的画卷。
这一年，他38岁。他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妻子，他们刚结婚一年多。妻子的血统一半在俄罗斯的伊凡诺沃城，一半在中国的天津咸水沽。而刘亚楼就要在这块蕴藏着妻子一半家族血脉的土地上指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攻坚战了。这是东北野战军进关后的第一个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次重要的攻坚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攻克的第一座工业化大城市。
刘亚楼肩头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指挥34万人的大兵团、多兵种、对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进行攻坚作战，在我军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难度无论怎样设想都不过分。
作战室立即就布置好了，电台和电话迅速与野战军总部和各纵队沟通。
刘亚楼身边的参谋都是训练有素的，这得益于战争的锻炼，更得益于他为加强部队司令部建设付出的心血。刘亚楼初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时，司令部机关的参谋普遍缺乏业务知识。部队基本建设也很差，甚至连作战必需的地图都没有。刘亚楼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组建了地图科，办起了地图印刷厂，并成立了测绘地图的学校。他还连续举办参谋训练队，从部队抽调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连排干部参加训练，学习《参谋业务》、《战役战术》、《参谋道德》等课程。学制6个月，考试合格后，分送到各级司令部任职。他亲自将俄文版的《苏联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译成中文，印刷成册，发给每个参谋人员。
辛勤的耕耘获得了收获，现在他身边年轻的参谋们个个机智干练，都成了领导机关和首长的得力助手。
战前准备工作一下子就铺开了。刘亚楼日以继夜地忙碌着，他勘察地形，汇聚情报，研究方案……所有的情况都必须在他脑子里理出头绪。他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都投入到了这场战役中。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员来说，只有勇敢顽强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解放战争以来，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机断果敢，周密细致是指挥员必须具备的素质，而科学的思考和现代军事知识更是不可缺少的。红军时期刘亚楼指挥过1个团、1个师，只有枪和几门小炮，而现在他指挥6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不仅有枪，有炮，还有重炮群、坦克群和工兵。
刘亚楼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素质。东北战场3年转战，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为这支大军的每一次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刘亚楼以他“坚强的组织纪律性，严格、周密、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以及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为首长确立决心，顺畅指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苏联军事学院的学习，锻造了刘亚楼统领大军，驾驭战争的能力。
刘亚楼完全能够独自指挥一场大战役了。林彪和罗荣桓信任他，党中央信任他，任命他为天津前线司令员的决定是中央军委批准的，是毛泽东批准的。
曾经有一次，刘亚楼在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述了发生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个故事：一个苏军士兵躺在雪地上修理抛锚的汽车。他手冻僵了，腿冻麻木了。有人问他：“天这么冷，你怎么还这样干？”他说：“斯大林知道我。”讲完这个故事，刘亚楼激动地说：“‘斯大林知道我’，简单的一句话，蕴藏了多么深刻的道理，凝聚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如果我们每一个战士勇猛冲杀、舍身奋斗时，都懂得‘毛泽东知道我’，会产生多么神奇的威力？”
刘亚楼的内心充满力量和信心。因为他心中一定激荡着这样一句话：“毛泽东知道我。党知道我。”
12年之后，刘亚楼写文章回忆天津战役，他写道：“面对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万人、坚固设防的军事集团，要取得攻坚战的胜利，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任务。而完成任务的时间又很急迫，因为天津攻克以后还要进一步解放北平。那时已经是1949年1月初，如果时间推迟，冰冻融解，就不利于北平的作战。因而天津战役的准备工作，必须在10天以内完成。”
时间不等人。攻歼天津守敌的任务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可东北野战军连续行军作战，进关不久，人地两生。
绝不能打“莽撞仗”。
刘亚楼告诫自己，也告诫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曾经因为莽撞，东北野战军付出过血的代价。那是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战前根据侦察，判断城内有敌人1.8万人，发起攻击后发现敌人的实际数量是3.4万人，多了将近一倍。整整一个月的英勇攻坚，歼敌1.7万人，自己伤亡1.3万人，打了一场消耗战。《刘亚楼将军传》中写道：很长时间，林彪心情不好，见谁骂谁，总部工作人员都躲着他。刘亚楼身为参谋长，想躲也躲不开。后来，刘亚楼硬着头皮请示林彪，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他知道只有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将血的代价转化为野战军的成长。
此时，刘亚楼必须迅速制定出一个完整、周密、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
“要求”很多，“必须”也很多。天津是一座有200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攻城作战必须速战速决，必须保证城市少受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失；必须把这个华北最大的工业重镇基本完好地交到人民手中。许多因素必须考虑到，许多意外情况必须事先预料到。战役部署和战术动作必须加以规定。敌人的部署和防御工事要了如指掌。敌人的兵力和战斗力要精确计算。刘亚楼和他的战友们凑在一起，对敌人逐一分析。一个军一个军地掂量，一个师一个师地掂量，一个团一个团地掂量。
刘亚楼的司令部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报话机、电话机响个不停。指挥员、参谋进进出出。各种战前准备会开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作战地图挂在墙上，那上面画满了各种标号。刘亚楼常在地图前久立，或独自思考或与指挥员讨论。思维高度集中，高速运转。参谋长的机动灵活与司令员的当机立断同集于刘亚楼一身而不矛盾。谨慎小心不意味着桎梏想象，周密细致不意味着缩手缩脚。战争是艺术，是钢铁与意志较量的艺术，是智慧与才干凝结的艺术，战争造就了旷世英雄，战争创造了崭新世界。
1949年1月初，刘亚楼在杨柳青召集参加总攻天津的各纵队的指挥员开会，对天津的敌情、地形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以求在战斗中不出差错，达到迅速歼灭敌人。
这时，中共天津地下党，早已为会议提供了有关天津守军的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对天津城防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多少，都有详细的说明。报告说：“天津市南北长25华里，东西宽10多华里，是个长方形，各种高楼大厦都在南部，一般平房在中部，市郊开阔，南部多水网。陈长捷把强的部队放在中部和北部，弱的部队放在南部，其防御特点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
根据天津南北长、东西狭的特点，大家认为，加强东西两面攻击力量，就可把守军拦腰切断，既能打乱敌人防御体系，自己的兵力又能自由向两翼扩展，避免拥塞。因此，会议确定：攻打天津的部署是：首先实施东西对进，拦腰斩断敌人的防御体系。然后，再用先南后北的打法，实行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方针，来逐一全部歼灭天津守敌。
在兵力具体部署上，刘亚楼将军决定以4个纵队东西对进：一纵和二纵并肩从天津城西和平门地区突破，由西向东挺进；七纵和八纵，从天津东面民权门一带揳入，由东向西挺进；两路部队在金汤桥会师。另外1个纵队，则从天津南的尖子山一线，向北攻击；1个纵队作预备队。
在这次会议后，各纵队的师长都根据各自担负的任务，分头到天津敌城防前沿地带，亲自察看地形和敌人防御工事的情况，并决定先扫除天津城防外围各支撑点，为攻城部队开辟道路。在解放军看来，攻打天津的时候，最困难的要算是抢渡护城河。如果渡不过护城河，就休想进入天津。
自天津被包围后，陈长捷就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使河水流入护城河，便可经常保持在3米的深度。每天还派人在河上打冰，以防结冻。并在赵各庄、陈官庄附近，堵塞了护城河通入海河的河道，让河水向广阔的西南郊倾泻，造成一片水淹区，以增加解放军前进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形，解放军决心打破对方的放水计划，经过调查研究，终于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碱河的水闸，把水闸打开，让南运河的水流入碱河，切断了天津护城河的水源，也就解决了攻击天津的水患问题。
攻城部队对如何克服渡过护城河的困难，更非常重视，经过动脑筋，想办法，战士们终于创造出芦苇桥，汽油桶桥，有的还造出木板桥、船桥和云梯等等，他们都明白，要取得胜利，先得设法渡过护城河。经过试验，芦苇桥轻便结实，浮力大，不怕枪弹，在敌人火力下运动方便，又可就地取材，但是也有个缺点，浸水40分钟就沉没。用汽油桶钉成的桥，浮力大，但是笨重，在敌前运动不方便。而在战斗中渡河，在敌人密集火力封锁下，每延迟一分钟，都将带来很大的伤亡，所以必须尽快搭桥。
后来有人提出把坦克开到护城河底去，然后在顶上把门板和芦苇一放，部队就可冲过去。这个办法虽然可用，但是坦克兵可能爬不出来，就要牺牲性命。因此，指挥员对这个建议很是犹豫。战士们攻城心切，纷纷申请报名，要求纵队领导批准他们去完成这个特殊任务。他们豪迈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为了解放天津数百万人民，即使爬不出来也是光荣的！”我们有些战士，为了保证攻城部队胜利渡河，就这样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天津人民、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功绩！
随着攻城时间的逼近，蒋军内部更加慌恐不安。陈长捷虽然死硬，但他知道了邓宝珊从绥远飞到北平的消息后，心中也跟着发生了问题。陈认为，邓宝珊是与解放军有联系的，邓飞往北平找傅作义，就表示双方谈判已在进行。而当时傅总部的参谋长李世杰，又一再传来傅的指示，总是说“坚守就有办法”。照陈长捷的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愈能顽强抗拒，就愈可增加讲价的本钱，必须能够打，才能够与对方讨价还价。所以他一再宣称，要战到弹尽粮绝为止，不考虑放下武器。当时，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和工业会理事长李烛尘，均曾向他探问局势。陈只对他们说：“一切由傅作义主持。平津是一体，傅不会置天津于不顾。”
面对着解放军咄咄逼人的攻势，陈长捷惶惶不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仿佛都在撕裂。他的眼睛沉入了黑暗，无边无际的大地正在剧烈地颠倒。自己马上就要被黑暗吞没。他承受不了那些令人厌烦的告急，什么“城外西北地区被共军占领！”“西门外的据点被攻下！”“灰堆附近的城防碉堡主阵地失守！”陈长捷慌了。他向守城将士下了死命令加强城防工事，拼命挡住共军的逼近！”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讲话说：“没有命令，不准冲锋，也不准撤退，要守稳阵地，与阵地共存亡。”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对部属说：“上级要求一定要守住天津，我们打仗时要实行连坐法，临阵退缩者杀！”
尽管人民解放军已完全有能力用武力占领天津，但为了减少天津市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仍希望能够和平解放天津。为此，解放军在发起总攻的前夜，派人把一封劝降信送进了城里。陈长捷接到这封劝降信后，把守备天津的主要将领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天津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市长杜建时等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把这封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写的劝降信，拿给众人传看。这封信虽然写得非常简短，但信中的内容足以震撼在场的每一个人：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众人看完信后都一言不发，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副司令秋宗鼎身上。此人长期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任职，派到天津任警备副司令是负有监军的使命，他的态度最为重要。秋宗鼎头脑清醒，早就看清了形势，打是必败无疑，要降又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因为在天津还有一个与他负有同样使命的人——蒋介石派来的战地视察官程子践。有程子践在背后掣肘，秋宗鼎顾虑重重，不敢贸然表态。
杜建时见众人都沉默不语，心中有些着急。他先把陈长捷请到另一个房间，问他打算怎么办。陈长捷刚到天津不久，与林伟俦、刘云瀚这些中央军嫡系将领还不熟悉，况且他本来就是唯傅作义之命是从，傅作义早就指示他一定要坚守天津。于是，他就推托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也不行。但我若是要他们投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我听说傅总司令正在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还是等北平和谈成功后，再一起行动。”
杜建时见陈长捷不肯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又出来把林伟俦和刘云瀚拉到另一个房间，问这两个人有什么打算。林伟俦、刘云瀚异口同声地说：“陈长捷是司令，他不说话，我们不能行动。这种事必须得他来点头同意，我们不能领头。”
杜建时说：“陈司令官的意思是等北平和谈成功后，再一起行动。”
林、刘二人表示：“那也可以。”
杜建时担心地问：“如果共军现在发起总攻，你们估计能顶多长时间？”
林伟俦有些丧气地说：“恐怕一个星期都顶不了。”
杜建时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赶快采取行动，最起码也得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于是，他们几个人又一起去找陈长捷，让他打电话给北平总部，询问北平和平谈判进展情况。华北“剿总”司令部参谋长李世杰只简单地重复了傅作义以前曾经对陈长捷等人说过的一句话：“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几个人又商议了半天，最后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等待北平和谈成功。于是，陈长捷让秋宗鼎执笔给解放军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大意是：“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最大耻辱，岂可随便放下。贵军倘有谋和诚意，请派代表前来商谈。”
刘亚楼一眼就看穿了陈长捷等人在玩弄拖延时间的诡计，便按预定作战计划，命令部队进入攻击阵地，把大大小小1000余门火炮都摆放好，准备发起攻击。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刘亚楼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陈长捷发出了最后通牒：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意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敌对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见了解放军的最后通牒后，陈长捷虽然嘴头上强硬，但内心中却极其虚弱、恐慌。为了拖延时间以及探听解放军的虚实，陈长捷假意答应进行和平谈判，派了几名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会谈。名为和谈，实际上陈长捷是想利用这些人刺探解放军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想弄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确定在哪里。
陈长捷的这些小小伎俩怎么能瞒得过刘亚楼的眼睛。当陈长捷派出的所谓工商代表团到达杨柳青解放军的前线指挥所后，解放军的一名联络参谋对他们说：“刘司令员正在路上，烦请你们稍等片刻，大约25分钟后刘司令员就能赶回来。”
实际上，刘亚楼当时就在这些代表所在房间的隔壁。25分钟后，刘亚楼乘坐一辆吉普车从后门驶出杨柳青，然后绕道从天津以北的发电厂方向回来。刘亚楼的这一行踪故意叫这些代表们看到，以便给他们造成一个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北边的假象。当刘亚楼“风尘仆仆”地走进屋内时，陈长捷派来的这些代表没有一个人对此产生过怀疑。陈长捷果真上当，他在得知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天津北边的发电厂一带时，立即调整部署，把战斗力较强的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调到城北，这就大大减轻了解放军主攻方向的压力。战役开始后，一五一师在城北基本上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刘亚楼严肃地对这些代表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陈长捷能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计划开始攻城，并对顽抗到底的首要分子进行严惩。现在，我再重申一遍：天津的守军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
陈长捷根本就没有和谈的诚意。他指使谈判代表团三番五次地以各种理由要求解放军推迟进攻的时间。解放军为了表示仁至义尽，两次推迟了进攻时间，最后严令陈长捷：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月14日攻城！
“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傅作义的命令又来了。陈长捷自认为已经摸清了解放军的底细，依恃有坚固的城防工事，粮食、弹药充足，认为只要坚守三四个月，时局就可以发生变化，所以拒绝了解放军的和平诚意，决心顽抗到底。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对天津守军的兵力进行了重新部署：
（一）刘云瀚第八十六军防守河东，从民族门到天津东南的海河岸边，指定1个加强团踞守阵地前的东局子营房据点，重点在民族门方向。
（二）林伟俦第六十二军防守河北，从民族门以北经天津北站、恒源纱厂到西营门运河地区，以1个加强团踞守北站前的宜兴埠据点，主力则保持在西营门方面。
（三）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新编第一八四师在天津西南区，防守西营门以南到南开大学、八里台、尖山一带。河北保安团防守灰堆据点，静海保安团活动于南开前方，警戒河水泛滥区，以上部队均属新一八四师指挥。
（四）第六十二、第八十六军要在接近于前方的第二线控置有力的部队作为预备队，预备队不得少于3个团。
（五）炮兵准备多处阵地，活动集中火力，由防守副司令秋宗鼎统一指挥。
同时，陈长捷还一再督促各部队抓紧最后时机，加固工事。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向全军连长以上军官训话说：“我们防守地区如果被突破，我们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会被杀头的。我们只有拼命做工事，等于拼命打仗一样去干，才能完成任务。”
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也向部下训示说：“我们防守阵线太长，兵力太少，多加强一分工事，就等于增加一个兵一样。”
经过一番突击，天津的城防工事又进一步得到加强。陈长捷狂妄地叫嚣说：“有这样坚强的碉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总司令当年仅仅以1师兵力守卫涿州城，不知优越多少倍。涿州的防守是3个月，创造了国军战史上的奇迹。现在我们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能坚持到胜利。我们要效仿斯大林格勒守卫战的战术，逐屋抵抗，坚守三四个月！誓与天津共存亡，必要时不惜把天津全部烧毁！”
刘亚楼把“两只老虎”放在了第一主攻方向，这“两只虎”指的就是一纵和二纵。一位研究军史的人士说，一纵、二纵总是并肩战斗的，战斗友谊深，都是敢打硬仗从不服输的部队。有关这方面的故事流传得很多，讲述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讲述，听的人也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人们知道，一支英雄的部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久远流传的故事才有了生命，才有了性格。一支部队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有了生龙活虎、敢打敢拼的作风。
一纵和二纵都是英雄的部队，是有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的部队。
一纵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一纵有两个红军团。一团前身为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成功后组成的红五军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五团前身为1932年11月吴焕先、王平章重建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之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1937年8月，这两个团分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一营、三四四旅六八八团一营。一纵二团和一纵四团的前身是以红军干部、骨干组成的八路军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新二营和三四三旅补充团。抗战初期，这些部队在晋冀豫地区艰苦转战，1939年起先后进入山东和苏北地区。尔后长期战斗在苏北、鲁南、滨海战场，发展为山东军区第四、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三团。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第六、第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三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一师；第四、第二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一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二师。这两个师成为一纵两个师的前身。同一时期，由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与部分地方武装组成的东北挺进纵队主力成为一纵另一个师的前身。1945年9月，山东解放军第一、第二师和东北挺进纵队分别从陆地和海上开赴东北。第一、第二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第二师；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第二师和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一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番号不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第三十八军。
第二纵队也是由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一支部队。其前身是红十五军团一部。1937年8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三原县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三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1940年2月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左权（后为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年6月底，第二纵队一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在淮北地区会师，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年7月又与地方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三师挺进东北，归东北人民自治军建制。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1946年9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番号不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第三十九军。
这两支英雄部队在建国前长达20余年的艰苦斗争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考验，涌现了无数的英雄模范连队和英雄模范人物，为人民军队创造了辉煌。它们是第四野战军的光荣，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在辽沈战役攻克锦州作战中，林彪把一纵作为总预备队留了下来。出于对整个战役胜利保障的考虑，林彪把一纵留在了“袖筒”里。锦州之战是林彪犹豫了几个月，受到毛泽东批评之后才下决心打的一场战役。林彪对锦州战役的担心尤甚，他怕万一打不下锦州，东野腹背受敌；他怕全军无法回返，所有重装备因汽油耗尽不得不丢弃，他怕准备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他留下一纵作预备队，准备在万一陷入困境的时候，拿出来扭转局势。应该说，担任一场大战役的预备队是非常重要的，可看着兄弟部队在前面鏖战，一纵指战员还是急得嗷嗷叫。
这一次入关作战，林彪把一纵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一位一纵老首长回忆，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林罗刘等野战军首长接见一纵营以上干部时，刘亚楼说：一纵辽西会战没怎么打，林总说进了华北要把老虎拿出来。刘亚楼说着，还作了一个从袖筒里掏出来的样子。另一位一纵老首长在回忆录里更详细地描述了这次接见的情形：下午一纵队营以上干部齐集在沈阳医科大学礼堂，野战军主要首长都到了。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讲了话。罗荣桓政委说：东北的胜利，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领导，东北人民全力支援，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的结果，一纵队在东北3年中，坚决执行命令，英勇善战，尤其是政治工作活跃，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为东北全境解放作出了贡献，你们到华北去，要发扬优良作风，团结华北人民，团结华北部队，争取军事政治双胜利。刘亚楼参谋长说：一纵队是东北野战军的一只小老虎，锦州战役中你们是总预备队，没用上。辽西会战，攻克沈阳又没有机会充分施展出力量。到华北去那里有几十万敌军要你们去消灭，有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要你们去解放，英雄有用武之地，你们可以在那里大显身手。
首长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们都无比自豪，传来传去，就简化为，“一纵是只小老虎，野战军首长不轻易放，到华北要放虎下山了。”
天津战役是东北野战军入关第一战，刘亚楼将老虎摆在了第一主攻方向。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
刘亚楼的手表，指针在一分一秒地走着。
时间到了！
“开始进攻！”
一声尖利的嘶叫撕裂了无边的沉寂，5颗六○迫击炮发射的信号弹同时钻入天空，又画着弧线垂落下来。
天津的大地开始颤抖了，炮弹在吼。连绵不断的炮弹在吼。
刹那间，寂静打碎了，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吼声如天崩地裂，山呼海啸，冲向敌人的阵地。
一发发炮弹冲出炮膛，撕扯着寒冷的空气，带着震耳欲聋的呼啸，冲向敌人的阵地。
顿时，天地间就像一个烧红了的火炉，到处是火光，到处是硝烟。敌人的城垣、碉堡，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迸裂，坍塌；敌人的铁丝网、鹿砦，顷刻间断裂、扭曲。火光升腾，硝烟弥漫，厚厚的城垣往下陷落，碉堡化为废墟。
和平门及其附近的敌人火力点、工事大部摧毁，解放军在突击正面打开了几十米宽的缺口，破坏了敌人外壕前沿的42、43、45、48号碉堡，也破坏了纵深小西营站附近的制高点——第三监狱、自来水厂等明显目标。
一纵二师第一突击连“红三连”的战士们摩拳擦掌，焦急地等待着冲击的命令。这时，左翼友邻部队在排除突破地段地堡群后竖起了红旗，由于角度不同，战士们只看见旗面，而看不清旗杆的位置，便以为冲击开始了。
生怕落后的战士们发起了冲击！
趁着浓浓的烟雾，第一爆破手副班长郭凤元一跃而起，冲向敌人的第一道铁丝网。这第一包炸药牵动着全连勇士的心，人们透过烟雾紧紧盯着郭凤元闪动的身影。
“轰隆”一声响，第一道铁丝网炸开了一个缺口。
紧接着，第二爆破手费继成抱着炸药包冲出了战壕。当他通过一道水渠时，因冰面被炮弹炸裂掉进水里，他迅速爬出水渠，带着满身的冰水，炸开了第二道铁丝网。
两名机智勇敢的爆破手完成任务后，跳进旁边的一个交通壕，发现里面竟有敌人。他们急中生智，只用手榴弹就抓了躲在被我炮火炸塌的地堡和交通壕里的20多个俘虏。
冲击道路上的障碍被扫除，负责架桥的战士们抬着浮桥和木梯冲向护城河。
接近护城河边沿时，一颗地雷炸响了，有几名战士伤亡，桥也被炸断了。
战士们接着冲上去，冒着枪弹，躲过地雷，将桥抬到了河边。第一座浮桥刚刚架好就被敌人的炮弹炸碎了。
千钧一发，不能有片刻犹豫。六班长张儒勋一纵身跳进了满是冰碴的护城河，紧接着，架桥战士们一个接一个跳进了护城河，负了伤的新战士郑友清也站到了水里。鲜血染红了护城河水。
枪弹在他们身边溅落，激起一股股水花。人民的英雄们忘掉了一切，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架起冲击的桥梁！
“冲啊！”连长史德洪手臂一挥，率领突击队如脱缰之马，向突破口冲去。他们穿过烟雾，跃过铁丝网和鹿砦，冲到护城河边。
在天津外围战斗中，我军炸开敌人外壕工事，乘烟雾冲锋
就在这时，桥又被敌人炸断了。等待重新架桥吗？不！时间已经不允许了。突击队的勇士们一跃而起，朝右侧一段没有被炸碎的薄冰上冲去。
勇士们踩着薄冰，向前冲击。薄冰碎了，有的战士掉进冰窟窿里，有的战士陷进雪水泥沼里，他们不顾一切地奋力爬出来，继续突击。
城墙上和碉堡里敌人的火力，一齐向着红三连袭来。刹那间，解放军冲击道路上变成一片火海。
冲击受阻！紧急关头，连长史德洪透过火网发现南交通壕外有一个死角，他当机立断，率领突击排掉转方向，一阵猛打，冲上了被解放军炮火轰成一溜漫坡的城墙。在城墙上，勇士们与敌人展开激烈拼杀，仅3分钟，就把红旗插在了天津城的城头。
这是插在天津城头的第一面红旗！
迎风招展的红旗在城头上高高飘扬。
天津城突破了！这时是14日10时50分。
第一个在城头上插上红旗的英雄旗手是红三连一班战斗组长王玉龙。
红旗引来了敌人密集的枪弹，一颗炮弹呼啸落下，红旗断成了两截，红旗倒下了，英雄的旗手也倒下了，但他勇敢地用双手擎起半截旗杆，他的身上、手上多处负伤，浑身是血，仍高举红旗，直至壮烈牺牲。
五班战士邓惠又将第二杆红旗插上城头，红旗在弹雨中继续飘扬，突击队的英雄们一个个从红旗下闪过。
尖刀连提前发起冲锋的行动，牵动了城西所有主攻部队的行动。前沿的战士们看见尖刀连在城墙上竖起了红旗，立刻像潮水一样冲过护城河，涌向突破口。
一直密切注视战场情况的司令员李天佑猛地抓起电话，对师长贺东生大声喊道：“猛子！快查明情况，向我报告！”
预定的炮击时间还没有结束，炮兵仍在射击。呼啸的炮弹当空划过，爆炸声震耳欲聋。战士们冒着自己的炮火冲向敌人！司令员的心被震撼着。
而对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指挥员又能说什么呢！
当那些战士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去争取胜利，去争取光荣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权对他们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此时此刻，指挥员所要做的就是在意外的紧急情况下作出决断。
李天佑毕竟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员，面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他机智果敢，沉着镇定。他当即命令：“各炮兵群，停止轰击突破口，马上向纵深延伸射击！”
师属炮兵群停止袭击突破口，向纵深延伸火力，进行护送射击。
英勇的红三连战士们跟着指导员向敌人冲去。
机枪班长、战斗英雄董振范抱起机枪，一跃而起，对准敌人猛烈射击。枪管打红了，准星打掉了，他仍拼命向敌人射击。
正面的敌人打退了，侧面的敌人又扑了上来。
红三连2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了，他们英勇顽强地在城墙突破口上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扑，牢牢地守住了突破口。
城墙底下已堆满了敌人的尸体，战斗进入白热化。突击营营长裴飞正手臂一挥：“钢八连上！”
“钢八连同志，冲啊！”
在突击道路上，敌人仍然疯狂地射击着，连长和战友们被枪弹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迟疑，必须另外选择登城道路。
红三连、钢八连，两支英雄的连队并肩在突破口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打退敌人9次反扑，终于撕开了突破口。
部队迅速向纵深前进。
这时，敌人3个连的兵力蜂拥而来。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战士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部队被堵住不能前进，后续部队无法上来。指导员高声呼喊：“钢八连的同志们，现在是共产党员起作用的时候，前进就是胜利！”
两支英雄的连队在突破口付出了巨大牺牲。200多人的加强连，就只剩下几十人了。但是，他们为大部队打通了道路，他们将第一面红旗插上了天津城！
他们，那些有名的和不知姓名的勇士，是后人无限敬仰、无限爱戴的英雄！
他们是永远的英雄！
一纵队，无愧“虎”的美称。
西集团左翼，进行着激烈殊死的战斗。二纵四师十团二营、三营在南运河北侧并肩突破。
10时30分，炮火开始向敌人纵深延伸，团指挥所发出了攻击信号。担任爆破任务的二营五连和三营七连分左、右两路冲进，在敌人障碍物中并肩开辟通路。
工兵部队在敌火力下扫雷、架桥，为步兵开辟前进的道路
左路，五连爆破手黄才、韩志明炸开了鹿砦、绊马索，接近第三道障碍——屋脊形铁网时倒在血泊里。腰部负伤的斗广喜忍着疼痛抓起爆破筒扑上去，炸开了铁丝网，完成了爆破任务。
右路，七连受到敌人暗堡密集火力阻拦，爆破异常艰难。爆破开始前，三营副营长丁剑锐首先命令扫雷组，检查冲锋道路上的地雷是否已经排除干净。他一声令下，扫雷组两名战士立即飞身跃起，奔向前去。他们敏捷地把部队冲锋的道路巡视了一遍，前两天夜里确实已经把地雷挖干净了，然后回来报告：“副营长，天上的星星都摘光了！”因为有人说天津外围的地雷比天上的星星还密，所以，战士们幽默地把挖地雷说成是“摘星星”。
接着，爆破组开始爆破。第一组冲上去，爆破手相继倒下。
第二组冲上去，爆破手被敌人射来的一串子弹击中。
第三组再冲上去，爆破还是没有成功。
是敌人的暗堡阻拦了爆破！那个暗堡被前方突起的土塄和一层层障碍物遮挡着，战士们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从沉浊的射击声音辨别出是一挺重机枪。
怎么办？紧急关头，刻不容缓！战士们拥到副营长身边，要求继续爆破。
就在这时，倒在敌人密集火网下的曹树森动了一下身体，往一侧一滚，右臂夹住炸药包，左肘撑地，艰难地拖着身子向前爬去。
距离前面的铁丝网不到10米远了，如果不是负重伤的话，只有两大步就可以跨过去，可是，此时他只能在敌人的枪弹下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
前面是火，是烟，是生死关头！敌人的重机枪拼命地扫射，雨点般的子弹落在他的周围，溅起一片片沙土。
“在敌人的火力下，停止就是死亡。”曹树森懂得这个道理，但他身上不知受了多少伤，已经没有力量加快速度了。他一寸一寸地向前爬着，身后留下一道鲜红的血迹。
忽然，又一串子弹打在他身上，他的身体猛一颤抖，炸药包从腋下滑落下来，滚到地上。他的头往地上一贴，再也不动了。
“他牺牲了！？”
一名爆破手抱起炸药包要冲，被副营长拦住。
“他不会就这样倒下的！”
仿佛是听见了战士们的呼喊，曹树森的头又慢慢抬了起来，开始吃力地向后移动身体。
他想干什么？他是在寻找炸药包！他的双腿和双臂几乎没有什么动作了，整个身体全凭着胸脯往前挪动。
他终于把身体移到炸药包前，可他已经没有力气重新夹起炸药包，他就用头顶着炸药包，一下一下地往前拱。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战友们的心，这个放牛娃出身的穷孩子，这个还不到20岁的共产党员，以他钢铁般的意志，迎着死亡一寸一寸地前进着。
终于，他把炸药包顶到了铁丝网跟前。轰隆一声巨响，那扭成了蛇形的罪恶的铁丝网飞上了天空。
战友们没有看清曹树森是用手还是用牙齿拉开了导火索，但战友们知道他是用自己光辉的生命，炸开了这第一道铁丝网！曹树森用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某部通过天津护城壕
轰隆隆的爆炸声震响在战友们心中，燃起了战友们复仇的怒火。曹树森的行动感动了大家，爆破排的每个战士，都自觉得地投入战斗。倒下一个，上去一个，爆破的声响，一声接着一声。24名爆破手用青春和生命开辟了胜利之路。
就要接近护城河了，敌人从城头上甩出一颗又一颗手榴弹。
河面结冰冻上了，师长立即命令十团二、三营尖刀连向城垣发起突击。冲锋号吹响了，突击连四连三排和九连一排分别在各连副连长率领下，高举红旗，越过护城河，直奔城垣突破口。
九连一排二班是猛虎班，担任尖刀班的任务。班长杨印山在出发前向连长保证：“放心吧，连长，这面红旗不插上天津城不回来见你！”
现在突击的命令下达了，二班的11名尖刀英雄跟着班长跳出战壕，冲上了百米开阔地。躲在暗堡里的敌人用机枪严密地封锁着前沿，子弹贴着地皮嗖嗖地叫着，被子弹掀到空中的土块，直往战士们身上砸。尖刀英雄们一口气冲到铁丝网跟前。架梯组被挡在这里，几个同志牺牲了，剩下的同志在向敌人射击。
“没有梯子怎么登城？”
枪林弹雨下容不得半点犹豫！
杨印山环顾四周，发现右边铁丝网被炮弹炸开了一个洞，趁着敌人集中火力向正面扫射的时候，他带领着全班钻过铁丝网，跳下护城河，直插城墙根下。
城墙被炮火打塌了，他们踩着城墙的弹坑向上爬去，爬到半腰，遭遇城头敌人一个班机枪火力阻击和突破口左侧敌碉堡暗火力的射击。敌人疯狂地扫射着，子弹擦着头皮，突突直叫，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棉衣，他看都不看，带领全班直扑城头。
“扑通”一声，副连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一颗高射机枪子弹使他再也没有起来。
我军伴随炮兵前进的3辆坦克一字排开，在距离敌人碉堡数十米的地方，配合跟进的九二步兵炮，抵近直射，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
杨印山和二班战士们借火力掩护冲上城头。一颗手榴弹冒着烟飞了过来，杨印山拾起来，闪电般扔了回去，手榴弹没有落地就爆炸了。
3个敌人端着刺刀又冲了过来，他一手扔出两颗手榴弹，紧跟其后的战士冲锋枪一扫，消灭了残敌。
硝烟中，旗手高金理将红旗高高地插在城头上。突然，城墙内侧的地堡里射出一排子弹，高金理壮烈牺牲。杨印山愤怒地高喊：“同志们，冲啊！”全班战士跃下城墙，从两侧迂回，消灭了地堡里的敌人，迅速巩固扩大突破口。
在九连突击城垣的同时，二营副营长金钏伟率领四连也向城垣发起冲击。五连爆破成功后，四连副连长猛地跳出战壕，把驳壳枪往空中一挥，发出攻击命令。
三排尖刀班班长王新成带着十一班冲向城垣。他们举着红旗，端着冲锋枪跳下护城河，在凹凸不平的冰面上冲过去。城墙下敌人地堡火力复活，突击班第一次冲击未能奏效。连长立刻组织机枪火力掩护，将敌残存地堡炸毁，十一班勇士在爆炸的烟雾中登上城头。
上去了！上去了！旗手刘士恺把红旗插上了突破口。忽然，敌人侧射火力点复活，我军后续部队前进受阻。
团长王扶之跃出指挥所，冲上护城河冰面指挥战斗，他组织两挺机枪和1门火炮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歼灭了突破口附近残敌，巩固了突破口，保障了后续梯队的行动。
九连和四连乘胜向东北和东南继续发展进攻，扫清城垣内侧左右两边的敌地堡群，巩固和扩大突破口。敌人向九连和四连连续数次反扑，企图封锁突破口。九连和四连顽强抗击反扑之敌，并肩完成了巩固和扩大突破口的任务。
1月14日凌晨，星空湛蓝，东方泛白。
九纵的千军万马按梯次待机于冲击出发阵地。
透过渐渐退去的寒雾，天津城垣呈现在眼前。
在距前沿400米的石灰窑师指挥所里，师长肖全夫正用望远镜观察战场情况。只见西起城墙上的3层大炮楼，东到城下的暗堡群，约300米突破地段上，敌人天天泼水，城墙、坡地，白冰放着寒光，一排排射击孔仿佛恶兽的眼睛，盯着解放军冲击出发阵地。
所有的一切告诉人们：这里将发生一场殊死的战斗。
师指挥所里，每个人都盯着急促的秒针。10时整，数百门大炮轰鸣。一排排炮弹倾泻在城墙上、堡垒上，砖石腾空，烟雾翻卷，被击中的地雷，轰轰爆炸，脚下的地面像地震般颤动。
步兵阵地欢呼雀跃！
攻击部队箭在弦上！
正在这时，一个事先没有预想到的情况突然出现了。
大雾退去，西北风骤起。西北友邻突击地段炮击的浓浓烟尘随风飘来，笼罩了二十六师突击地段的目标，给远在800米外直接瞄准的炮兵造成极大困难。
40分钟后，友邻部队的目标大部被炮火摧毁，而二十六师突击地段的目标只摧毁很少部分。
冲击时间到了，冲锋号嘹亮，杀敌声四起，友邻部队开始冲击。二十六师担任主攻的一营、三营唯恐落后，指战员亦随着配属7辆坦克的出动，跃出战壕，强行架桥。
敌正面炮火疯狂压制，东西暗堡火力从侧面封锁，并用大量燃烧弹向一、三营轰击。30名突击队员抬着10多米长的笨重苇子桥前进，刚运动30来米，就十有九伤。勇敢顽强的突击队勇士们没有被敌人的火力封锁吓倒，又连续两次抬着苇子桥冲锋，但都被打倒在阵地前。原想冲进护城河让部队从坦克上架桥通过的7辆坦克，也都在行进中被打坏。
突击营立即组织爆破，但敌人交叉火力太猛，连续派出4个爆破组，除1组完好外，其余全部伤亡。
突击队和爆破队强行接近敌人铁丝网，又有19人牺牲，5人受伤。
时间在流逝，5次爆破均告失败。
前进受阻，预定的突击手段未能奏效，师指挥所里，大家急得直跺脚。指挥员们被一批又一批战士的伤亡激怒了。
“师首长，炮兵掩护，我们组织直接冲击，在冲击中扫除障碍！”在前沿指挥所直接指挥作战的团政委皋峰和副团长巩玉然毅然向师部提出请求。
大炮又急骤地吼叫起来！突袭的炮火如狂风暴雨，铁丝网被利弹撕扯成碎片，敌人暗堡一个一个被掀上天。
积郁了太久的冲锋号终于吹响了，等待了太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突击队员们像蛟龙、像猛虎跃出战壕！
强有力的炮火支援，鼓士气，壮军威，一营、三营红旗开路，向城垣发起排山倒海般的冲击。
转瞬间，七连已冲过护城河，奇迹般出现在城墙下！
二连尖刀三排排长宋宝林大呼一声：“护城河能过，快跟我上！”
全排一阵风冲过了护城河。八班长吕树华高举红旗紧跟排长向前冲去。突然，红旗一摆，他负伤倒在地上，战士于米福一个箭步窜上去，接过班长手中的红旗继续向前。
“不能停，一秒也不能停！”
排长手臂一挥：“跟我上！”
战士们应声跟着排长从打断的铁丝网豁口冲过去。
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某部突击队冲过天津城防之鹿砦
手举红旗的于米福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击，周围的同志不断地倒下去，他丝毫没有畏惧，反而增添了无比的勇气。
突然，他的腿被七零八落的铁丝网挂住了，正当他和铁丝网纠缠不下的时候，副班长罗开云从他手里接过红旗，于米福急了，他顾不得鲜血直淌的双腿，奋力从铁丝网中挣脱出来。
过第三道铁丝网时，副班长也被挂住了，紧跟其后的于米福一个箭步冲上去，又接过红旗猛冲。他一口气钻过最后一道铁丝网，跃过结冰的护城河，直冲到城垣下。
红旗迎风招展。敌人拼命顽抗，向他投手榴弹，他一脚踢开还没爆炸的手榴弹，连投3颗手榴弹回敬敌人。趁着爆炸的烟雾，他飞步跃上城垣，把第一面红旗插上津南的城头。
“登城先锋”的大旗，在弹雨硝烟中飘扬，骄傲地宣告解放军第九纵队胜利的开端。这时正是13时30分。
师长肖全夫扫了一下腕上的手表，仅仅5分钟，突击队的勇士们便突破了300多米的开阔地、4道铁丝网、三四丈宽的护城河以及数不清的暗堡、炮楼和地堡群。
解放军控制了突破口意味着什么？城口守敌最清楚。突破口激烈的争夺战开始了。垂死挣扎的敌人集中层层火力，向不到50米宽的缺口疯狂射击，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夺回阵地。
城垣里面是一片开阔地，被东北面的交通沟、东面的炮楼和城垣上的火力点严密封锁着。城垣上的敌人在交叉火力掩护下，向解放军突破口反扑。
敌人距离只有20米了，战士们一顿手榴弹，把敌人打了回去。打退敌人第一次反扑之后，三排的战士们立即向东扩展撕大突破口。
狡猾的敌人趁三排势单力薄之际，由东面的交通沟紧贴着城垣包抄上来，敌指挥官使劲儿摇着小旗督战。
敌纵深炮火成排地打起来。炮弹在红旗周围爆炸，突破口上变成一片火海。战士们隐蔽在弹坑里，监视敌人的行动。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炮弹掀起的冻土划破了战士们的脸颊，他们却全然不顾，怒目注视着敌人。
敌人靠近了，随着一阵手榴弹爆炸，敌指挥官被炸死，剩下的敌兵抱头鼠窜。
三排像铁钎一样扎在突破口上。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程度。敌人火力越来越猛，兵力越来越多。
排长宋宝林指挥三排英勇奋战，顽强抗击，又连续击退敌人3次反扑，但三排已伤亡32人，仅剩下11名战士，其中还有5人是轻伤。人人身上的棉衣被敌人的燃烧弹、子弹、弹片穿透、烧破、烧焦。弹药用完了，枪管打红了，战士们立下誓言：战斗到一人一枪，也要守住突破口！
全军指战员的心一下子都系在突破口上。炮兵部队急速的炮火飞向突破口周围，拦阻敌人的反扑。
敌人第四次反扑又开始了，三排又有新的伤亡。关键时刻，二连全部冲上了突破口，一阵激烈的搏杀，敌人被压了回去。七连也全部登上了城垣。两个连队并肩战斗，连续打退敌人11次反扑，并将突破口拓开400米。
敌人仍然拼命挣扎，纠集力量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
为了巩固突破口，七十六团二梯队投入战斗，二营也拉了上去。憋足了劲的二营怒涛般卷地而来，冲向城垣。刚进入突破口，即遭到左侧敌人冲击。二营长果断命令六连反冲击，四连、五连向尖山子发动进攻。
敌人不顾一切，一次又一次调整炮火和兵力反扑，从三面拥来，与我军反复争夺，企图夺回阵地，封锁突破口。指战员连续击退敌人十余次凶恶反扑，用血肉和意志筑成一道铜墙铁壁。
这时，左翼三十四师突破口尚未打开，严重威胁二十六师突击部队左侧安全。纵队政委李中权立即摇通三十四师电话，要求他们必须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突破，减轻二十六师左侧压力。同时纵队组织火力支援三十四师进攻。
七十六团六连在左侧顽强阻击，终于将敌人打退，并立即向左侧发展，将突破口扩大了400米。六连果断大胆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三十四师一○○团的突破，接应一○○团顺利占领城防。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组织4个营向突破口反攻。扼守突破口右翼的战士们勇猛抗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格斗。
突破口上硝烟弥漫，杀声一片。敌人来势凶猛，连续夺取我军阵地多处，一时间，突破口右翼形势异常紧张。七十六团立即将三营拉上去与敌人抗击，靠死打硬拼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15日零时左右，二梯队二十六师七十八团投入战斗，向西北方向扩展，攻取尖山子，进一步增强突击力量；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也在左翼突破向纵深发展，在前后尖山子、土城、黑牛城一带防线与据守之敌展开激烈战斗。
二十六师乘胜追击，师长肖全夫赶到硝烟弥漫的突破口，皋峰报告：一营、三营伤亡过半，一营营长郭海亮、三营副营长白平等同志英勇牺牲。郭海亮、白平都是人民军队熔炉中冶炼成的德才兼优的干部，昨天，他们还为争当突击队互不相让，今天，却在并肩突破的冲锋中一起献身！
“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争得的胜利和战机，决不能丧失！”部队歼敌心切，仇恨烧胸。肖全夫当即命令：“部队兵分3路，配合友邻部队，直捣敌巢！”
敌人再没有气力反扑了，七十八团二营趁机立即向前后尖山子发起攻击。五连在火力掩护下，趁夜色从铁丝网下秘密钻进前尖山子，迂回到敌碉堡后面，手榴弹一阵猛打，全歼守敌，向后尖山子推进；七十六团二营插到后尖山子侧后，切断敌人逃路；七十四团和三十四师一部亦及时赶到，各部队协同作战，一举攻占后尖山子。至此，敌人南线防御体系完全瓦解。
拂晓前，大部队汹涌入城，投入纵深战斗。
金汤桥横跨海河，钢身铁架。桥头两侧各有一大型碉堡，远看像古罗马教堂圆锥型建筑，近看像被砍掉腿的大乌龟。
总攻天津前，刘亚楼曾宣布：各路攻城部队在金汤桥会师。
二师按指定进攻轴线，沿鼓楼大街一直往东打，直插金汤桥。
夜幕低垂，寒星闪烁。
部队攻到鼓楼附近，守敌依托工事进行顽抗，并突然打开了探照灯和路灯，大街一下子被照得通亮，指战员们暴露在灯光下，无法隐蔽。
平津战役总攻开始前，炮兵部队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咣！一名战士一枪把旁边一个电灯击得粉碎。连长武继秀是抗日战争中的二级英雄，他马上命令大家向电灯射击，一阵齐射把所有的灯都打掉了。指战员们借着夜幕掩护，炸掉敌堡，攻下鼓楼，继续向金汤桥勇猛穿插。
14日21时10分，二师五团进至距金汤桥200米处。
23时，二师四团打到金汤桥边的伪警察局。
八连连长赵芳玉和指导员卢锡勤率领全连剩下的70多人迅猛穿插，因插得太快，与营里失去联系，他们孤军前进，插到了金汤桥边伪警察局大院。这里的敌人还守着炭火盆做梦，以为再打上十天八夜，也不会打到这里。
连长指导员带着三排冲进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卧室，李汉元看了连长丢给他的“约法八章”才如梦初醒，说：“贵军神速。我，我下令全局投诚。”
战士们打得机智英勇，30多个敌人在碉堡里睡大觉，一排长赵相林突然吹起哨子，敌人从梦中惊醒，稀哩哗啦地爬起来，钻出碉堡，一看前面摆着一挺机枪，就乖乖地当了俘虏。八连俘警察局长以下200余人，并缴获大批短枪及物资。而后，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
15日2时30分，四团以七连率先向金汤桥突击，从鼓楼大街打到金汤桥，连长武继秀率领全连激战，全歼守敌1个排，占领金汤桥头，并与二纵部队胜利会师。至此，海河以西守敌被解放军拦腰斩断。
这时，一纵李天佑、梁必业的指挥部已经移到城内。四团占领金汤桥的消息很快报到指挥部。随即，曹里怀和贺东生来到金汤桥一带。
这时天津各区敌人被解放军攻坚部队压下来，纷纷向金汤桥方向靠拢，越挤越密，甚至夺路互相践踏。
金汤桥畔，海河岸边，黑影朦胧一片。对面桥头黑黝黝的大碉堡附近挤满了敌人。敌人从桥头碉堡盲目射击，乱成一团。枪声、炮声、喊叫声混成一片。
干掉它！二师战士们架起平射炮，连发两颗炮弹，打穿了敌人的碉堡。敌人一个师长坐着吉普车莽莽撞撞驶来，直往人堆里钻，一个战士将其击毙，活捉了司机，贺东生师长立刻命令部队派一个连守卫金汤桥，主力向城南发展。
二师沿海河南进。向胜利桥方向发展。部队进至胜利桥附近时，遇到海河对岸敌人的疯狂阻击，敌人据守在一座楼上，居高临下，把五团压制在胜利桥西侧。
配属五团的师山炮营一连随步兵进入市区，由于街道狭窄，高大建筑物多，不能发挥作用，指战员心中都窝着一股火，看见五团在这里受阻，更是火冒三丈。
一连穿过大街，钻出小巷，来到罗斯福路警察分署大楼下。副营长张良田带着连长高杰三跑进了大楼。通信员彭守科也随着他们拐进到了大楼顶上。副营长和连长拿着望远镜观察情况。
“高连长，你看！”副营长指着对面将近100米远的一座大楼说：“敌人在那里封锁得多凶，我们的部队被压在那里了！”
“轰掉它！”连长眼睛里发射出愤怒的寒光。
“怎么轰法？”
“把炮扛上楼顶来。打直瞄射击。”
“好！干掉它！快！”
“通信员！”连长喊道。
“到！”通信员敏捷地站在连长面前。
“快去告诉二排长，把五班的炮搬上楼顶来。”
通信员咚咚地跑下楼去，找到二排长传达连长的命令。
“什么？你说什么，把炮搬上楼去？”排长还是不相信，瞪着大眼睛看着通信员。
“没传错，把五班的炮搬上楼去！”通信员又重复一遍。
排长恍然大悟，“告诉连长，我们马上就去！”
五班长高声喊道：“同志们，实现我们决心的时机来到了，干吧！”
一声令下，五班的同志们立刻干起来，有的抬着180多斤的大架，有的担着炮车轮子，还有的扛着将近200斤的炮身，压得头快贴着楼梯了，走一步，摇晃一下，但因楼梯太窄，只能一人通行，别人干着急帮不上忙。
终于上到楼顶了，战士们顾不得喘气，顾不得擦汗，立刻就架好了炮。两个弹药手也各扛着一箱子炮弹紧跟着跑上楼来。为了避免发射时炮身震动影响命中，战士们又从楼下背上来十几个沙袋，把炮架和轮子固定住。一系列射击准备都完成了，排长发出射击口令：
“预备——放！”
惊天动地的炮声响了，楼上的玻璃被震得粉碎。对面敌人盘踞的大楼完全被烟尘笼罩了。副营长和连长举着望远镜喊：
“打得好！打得好！”
“往楼下打！”
班长迅速瞄准，2炮手猛一拉炮闩，炮弹又呼啸着飞向敌人。
7发炮弹打掉敌人4个火力点！伟大的炮兵兄弟们以他们强大的火力，掩护五团攻占了胜利桥！一连在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大炮上楼”的英雄史绩。
类似战士们创造的“大炮上楼”的神奇故事，在攻津部队里不胜枚举。
刘瑞林是某部七连的六班副班长，粗手壮腿，宽肩大腰，走起路来脚下带风，咚咚有声，有的说他是大夯一个，也有人形容他是“小坦克”。正是这样一发“重型炮弹”，就创造了一人打到了敌营内部，打死活擒20个敌人的奇迹：
在向金汤桥挺进途中，刘瑞林和战友刘爱民摸进了敌人的碉堡里。糊涂的敌人还以为是自己人进来了——也难怪，他故意穿了一身不像解放军、也不像国民党军的军装。当然，如果认真对待，也不会把他当成国民党兵。总之，碉堡里的任何人都役有对刘瑞林起疑心，这就使他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侦察了碉堡里的情况，大略地安排了一下自己的打算。
刘瑞林想给敌人来个将错就错，狠狠地捞一把。
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冲入市区
但还没等他行动，一个敌人就发现了他。那个家伙看出了些异样，心里想：可能是共军！
不可理解的是，这个敌人却没有大喊一声！其实，他只需喊一声“有人”，根本不必说这人是共军，还是什么别的“军”，恐怕就不会有后面一段曲折的故事了。他没有喊，确确实实没有喊。
就在敌人拉开枪栓，准备射击的时候，枪声响了
——当然不会是他手中的枪了。
敌人倒下了。
打枪的是刘瑞林。
更不能理解的是，这一枪还是没有把敌人震醒。敌人仍然在碉堡里自得其乐，有的玩军棋，有的争抢女人照片，有的哼着小调……枪响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奇怪。这儿每时每刻都有枪声。
刘瑞林跑过去，站在了先前那个敌人躲藏的暗角里。敌人看不见他，他可以看得见敌人。他端着枪，上好刺刀，瞅准一个捅倒一个，神不知鬼不觉。
接连死了几个人，敌人还没有发现。
这时候，刘爱民仍在外面配合着刘瑞林的行动，他不断地用枪声骚扰敌人，吸引值班敌人的注意力。
当然，刘瑞林必定要被敌人发现的。
不过，一切都成为马后炮了。当敌人发觉自己的营垒出现了个不伦不类的角色时，刘瑞林已经把外围的敌人收拾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堆，大约有10人左右，不知是在下象棋，还是在打麻将，玩儿得正兴。
刘瑞林突然闯进来举着枪，大声吼着：
“你们已经无路可走了，老老实实举起手来！”
他胜利了。一个人把碉堡里全部的敌人击毙或者活捉。后来有人给他清了一下他的“战利品“：死的活的有20多个！
15日15时，天已经黑了，到处都是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整个天津市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
战士们端着枪，一路走一路打。敌人在街道两旁高大坚固建筑物上挖了枪眼当作碉堡顽抗，一串串火光从楼上泻下来，打得洋灰路面迸出阵阵火花。但枪林弹雨挡不住指战员们解放天津的决心，挡不住勇士们前进的脚步。
前边的倒下，后边的跟上来。战士们用枪弹封锁敌人的火力点，互相掩护前进。敌人的手榴弹打过来，战士们就用脚踢开，继续前进，有的干脆拾起来还给敌人。有的战士负伤倒下，但他们还有最后一口气时说的话是鼓励战友们继续前进，消灭敌人，坚决把红旗插上金汤桥。
七十一团上来了，这是另一支杀向金汤桥的英雄部队！这时，枪声、炮声、楼房上被震碎的玻璃落地哗啦啦的响声、坦克行进的隆隆声响成了一片，惊天动地。
该团七连在连长张玉田、指导员马振海的带领下冲在最前面。但在敌人心脏里面前进，人多目标大，不容易甩开敌人，也影响前进速度。为了尽快把红旗插上金汤桥，连里决定，连长张玉田带着二排、三排打掩护，兼护理伤员；指导员率领一排快速前进。
在天津巷战中，我重机枪手在射击敌人
一排战士们紧握着枪，沿着墙跟前进。忽然，一个拐角处传出了口令：
“哪一个？干什么的？”
指导员机警地装着敌人的腔调，唬住对方：
“自己人，咋呼什么！”话音未落，战士们已经用枪抵住了敌人的胸膛，压低声音喝道：
“要脑袋的别做声，缴枪不杀！”
4个敌兵乖乖地把枪举起来。原来这是个暗堡，离金汤桥只有100多米。
“就要把红旗插上金汤桥了！”
“这就等于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上一把尖刀！”
战士们又紧张又激动。
夜暗中，只见两名战士扛起爆破筒向前面的地堡摸去。敌人缩在地堡里，丝毫没有发现解放军已经摸到他们的鼻子底下。
“轰！”
随着爆破筒的爆炸声，一道火光卷着碎砖烂瓦，夹杂着敌人的尸体腾空而起。爆炸声还没落，另一名战士举着红旗向桥上跑去。刚上桥，敌人一阵机枪打来，这名战士倒下了。子弹是从敌人指挥部和街中间横着的一个大地堡里射出的。地堡里面，一挺机枪封锁着金汤桥，另一挺机枪封锁着街面。
“必须赶快拔掉这个钉子，不然后续部队上来就要受到重大伤亡。”
地堡里喷吐着火舌，无法接近。
爆破手李全顺甩出颗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烟雾，拿起两根爆破筒，一个箭步窜到地堡的死角，把爆破筒塞进地堡的枪眼里，“轰隆”一声响，地堡塌了。
但是，地堡太大，里面又分开间，炸掉一间，还有一间，机枪仍然疯狂地吼叫着。
没有丝毫的犹豫，李全顺又拿起另一根爆破筒，猛地丢进地堡，没等他回过头来，敌人把爆破筒推了出来。
爆破筒在李全顺脚下嘶嘶地冒着烟，眼看就要爆炸了，他不顾一切地抓起爆破筒，把牙一咬，又狠狠捅进地堡，但里面的敌人也有了准备，抓着爆破筒的另一端使劲往外推。这样推进推出3次，已经没有时间了。
李全顺用尽全身力气，用胸膛抵住爆破筒，猛地往里一顶，里面的敌人倒退了，爆破筒在地堡里轰隆一声开了花。爆破任务完成了，李全顺的头部负了伤，但他仍坚持着爬回班长身边，继续投入战斗。
地堡爆炸的同时，指导员马振海带领战士们向金汤桥奔去，指导员拾起刚牺牲战士手里的红旗，高高地插在金汤桥上。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子弹向金汤桥扫来。指导员中弹，倒在桥上。同志们冒着敌人疯狂的射击把指导员抢救下来。指导员已失去知觉，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呼吸短促吃力，微闭着的嘴唇上留着一丝笑意。猛然，他睁开眼睛，脸色异常严肃，嘴唇—张一张的，微弱但清晰的说出最后一句话：
“同志们，保住金汤桥上的红旗！”
指导员停止了呼吸，整个上身都被血染红了。
连长张玉田脱下自己的军装，盖在指导员身上，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跟指导员说。平时工作忙，除了打仗就是行军，哪有时间啊！他俩相处好几年，一起参加了辽沈大战，总希望这次平津大战都能平平安安地走过来，可是……
张玉田带领战士们向前冲去了。
指导员走得这么突然、匆忙。连长和他的告别也是这么匆忙。
这就是战争留给在战场上进击的勇士的遗憾，也许是任何一个没有置身战争中的人无法理解的遗憾。
15日5时，一纵、二纵、八纵的先头部队在金汤桥、金钢桥胜利会师！实现了天津前线指挥部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作战计划。
黎明的晨风吹拂着金汤桥。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刘亚楼一声令下，解放军上千门火炮同时怒吼起来。随着“隆隆”巨雷般的大炮轰鸣声，整个天津被震撼得颤抖起来。数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敌军阵地，把碉堡、鹿砦、铁丝网等工事和障碍炸得粉碎，陈长捷精心布下的地雷阵也大多被解放军的炮弹给引爆，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
天津国民党守军只有4个炮兵营，在解放军强大炮火的猛烈压制下，根本就没有还击的能力。应陈长捷的请求赶来助战的两架飞机，刚飞到解放军阵地的上空，就被解放军的高射炮击中，拖着黑烟从空中一头栽了下来。
经过1小时的炮火轰击，所有突破口周围的国民党军工事和障碍物都被打得一塌糊涂，被猛烈炮火震得两眼发呆的国民党兵一个个双手紧抱着脑袋，缩在碉堡和掩蔽部里不敢出来。伴随着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声，解放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向事前选定的11个突破口发起冲锋。在炮兵和坦克的掩护下，工兵迅速排除了残存的地雷、鹿砦、电网，突击队紧随其后，解放军如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天津城。
陈长捷本来想以天津的护城河作为护身符。自天津被解放军包围后，为阻止解放军接近其设防的工事，陈长捷下令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使运河水流入护城河，水深在3米以上。解放军在发起攻击前，最为担心的也是如何通过这道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当突击队战士抬着长长的跳板冲到护城河边时，惊喜地发现，护城河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这大大出乎敌我双方的意料。
原来，在解放军发起总攻前，解放军想法堵住了流向护城河的水源。陈长捷为保持护城河的水深，想方设法向里面灌水。他每放一次水，解放军就堵一次。由于天气寒冷，流进一次水便结成一层冰，就这样，护城河河面上的冰越结越厚，当解放军发起总攻时，护城河上结的厚冰足以通过行人，从而大大加快了解放军的攻击速度。
我军以密集的炮火摧毁敌堡之后，大批后续部队通过浮桥，冲入天津市区
不多时，八十六军所守的东阵地，已被突破多处。刘云瀚派兵增援反扑，企图恢复阵地，结果失败了。紧接着解放军又突破了六十二军的预备阵地，陈长捷在电话中得悉东西门相继被突破，着急了，立即派出总预备队保安师，到西门监狱附近增援，结果该师一触即溃，很快败下阵来。除东西两面插进外，城南的解放军，也向城垣发起攻击，各个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于是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接着，蒋军的坦克在市区出动了。解放军即用反坦克炮猛烈还击。11时15分，旗手王玉龙奋勇当先，立即把一面红旗插上了天津西城。红旗在空中飘扬，红旗在鼓舞着战士们奋勇冲杀！
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一纵队，左翼主攻师由师长贺东生指挥，右翼主攻师由师长江拥辉指挥，分头向市区猛进。巷战、街垒战猛烈进行，步枪声、机枪声、炮声和坦克的吼声混成一片，蒋军从街心碉堡里喷射出交叉火力，封锁着道路，从高楼上掷下手榴弹，从窗口丢下炸药包，企图造成立体式封锁，抵挡住解放军的前进。但是，他们的企图失败了！冲进市区的解放军，编成3人1组、4组1队的战术队形，交替掩护，穿插分割，进行逐屋逐街的争夺战。由上午10时总攻开始，战到黄昏，一纵队左翼主攻部队已进到市中心区。纵队副司令员曹里怀也进入市区亲自指挥。他乘着坦克来到贺东生指挥所，然后两员战将随穿插部队，直向市中心驶去！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市区内的蒋军，被解放军各路攻坚部队压了下来，纷纷向金汤桥靠拢，越挤越密，互相残踏，盲目扫射，乱成一团。左翼主攻师的解放军，架起了平射炮，首先摧毁了敌人的桥头碉堡，接着又击毙了敌人的一名师长，经过一场激烈地拼搏，金汤桥被占领了。于是，西路的两个纵队和东路的两个纵队，照原定计划在金汤桥胜利会师了。至此，天津的蒋军已被拦腰斩断，阵地分成数块，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中。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参战部队在海河金汤桥上胜利会师
15日上午8时，右翼主攻师的第二营，向敌警备司令部的大楼发起进攻，战士们用炸药将司令部的大门炸开，冲进院内，同敌人进行逐屋争夺战，并很快攻占了警备司令部的大楼。敌酋陈长捷的指挥中心不在楼上，而在地下室。当时陈长捷正用无线电话向傅作义报告战况。这是天津被围后，陈长捷和傅作义本人第一次直接通话。这次通话，是因为傅在广播上听到解放军已经突入天津的消息后，主动打过来的。当陈长捷正讲共军已攻入警备司令部大院时，3名解放军战士已冲进地下室，他们大声吼道：“别动！举起手来！”陈长捷见大势已去，遂放下电话，有气无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我们缴枪！我们缴枪！”然后向全体守城蒋军下达了“缴枪投降”的命令。
解放军攻击过程中，陈长捷催促部队拼命抵抗。为表示自己顽抗到底的决心，陈长捷通令全体守军：“如果我战死，由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任，各级主官也都要预先指定继承人，以示我们与天津共存亡的决心！”
林伟俦向全军连长以上军官训诫说：“各部要就地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向前冲锋，也不准向后撤退。我们只有死守，与阵地共存亡！”
刘云瀚也威胁部下说：“我们要实行‘连坐法’，临阵退缩者杀无赦！”
陈长捷等人的威胁恐吓，并未能振作起守军官兵的士气，也未能挡住解放军的进攻。解放军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防线，第二天拂晓时分，西路的两个纵队和东路的两个纵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至此，天津市内的国民党守军已被解放军拦腰斩断，阵地被分成数块，陷入孤立无援的混乱状态中。
陈长捷不相信解放军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一下子就把如此牢固的防御工事统统突破。他故作镇静地坐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里，不停地同各个防守部队联系，询问战斗进展情况。然而，各部将领向他报告的都是一些令他沮丧、失望、心惊肉跳的消息。
远在北平的傅作义也是心劳日拙，在得知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的报告后，整夜未眠，不时地通过无线电台与陈长捷通话，了解战况。1月15日上午9时许，傅作义在无线电台中听到陈长捷惊恐万分地喊道：“解放军离我不远了，正在和警卫部队激战中！”过了片刻又听到他的一声惊呼：“进来啦——”随后，就音讯皆无。傅作义在心中哀叹一声：“完了，天津完了，陈长捷也完了！”
陈长捷喊出最后一声后，面对解放军战士黑洞洞的枪口，颤抖地举起了双手，讨好地对解放军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
天津战役从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到结束，前后只用了29个小时，共歼灭守军1个警备司令部、两个军部、10个整师和一些特种部队，总共歼敌13万多人，打死打伤1.1万多人，生俘敌将级官26名，其中包括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秋宗鼎、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缴获各种炮1100多门，轻重机枪3500多挺，步枪5.4万多支，汽车800多辆。
由于天津守军被歼，驻守在塘沽的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根本无心再战。在他的一再哀求下，蒋介石派来大批船只，于1月16日把驻守在塘沽的第十七兵团司令部、第八十七军等部3万余人从海上撤逃了。至此，平津地区就只剩下傅作义驻守的孤零零的一座北平城了。
15日凌晨，天津被大雾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和着浓浓的硝烟弥漫着大街小巷。战斗依然激烈进行，金汤桥会师后，敌人整个防御体系被我拦腰斩断，我军继续向敌纵深迅猛穿插，展开对顽敌的最后围歼。
一纵为了尽快攻下警备司令部，及早结束战斗，对所属各部队进一步明确战斗任务：一师全力以赴攻克核心区，活捉陈长捷；二师除巩固东西走廊外，进占胜利桥一带，以保障一师左翼；独立十师沿墙子河西岸直插南开大学，保障一师右翼；三师、十七师四十九团配合师攻打敌警备司令部外围据点。同时要求部队发扬英勇果断精神，大胆穿插分割，主动作战，先吃弱敌，逐个围歼。
一师江拥辉师长立即进行部署，一团攻击敌警备司令部；三团由老城南门外直插海光寺，攻打警备司令部西南屏障；二团由警备司令部和海光寺中间插过去，攻打警备司令部东南据点。其他各师也都按纵队指挥所命令立即行动起来。战至拂晓前，几十把尖刀迅速插进敌人核心区，打乱敌人防御体系，把敌人分割包围成若干小块，逐一组织进攻歼灭。
这时，年仅26岁的团长刘海清并没有感到轻松，他所率领的一师一团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打进敌人的警备司令部，活捉警备司令陈长捷！擒龙擒首，在某种意义上讲，捉住陈长捷，天津战役才能算最后胜利，所以，纵队乃至整个攻津指挥部的作战部署都围绕着这个战斗任务制定。刘海清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感谢首长将这样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赋予一团。这是信任，有什么能比信任更宝贵呢！
经过一夜激战，刘海清率领一营、二营分别攻占罗斯福路、广兴街和建物街，于凌晨5时许进到敌核心区边沿。这时，俘虏成了部队的累赘，一营沿南马路、罗斯福路一道就收容敌散兵游勇1000多，二营在建物街攻下一幢大楼，一“窝”就俘敌近千人。因为无力看管，只好留下个别小组，把成千的俘虏暂时集中在几个死胡同里看起来。
刘海清通过电话向师长江拥辉报告：“我们已经打到核心工事区前，是否立即进攻？”
师长兴奋地回答：“可以攻击，不给敌人喘息机会，争取天亮以前打进去！我马上给你们调炮和坦克！”
战士们向天津市区的三民道冲击
但是，还没等炮和坦克调去支援，一团已经用炸药、手榴弹、刺刀突进了核心工事区。
刘海清和参谋长黄汉基带领一营、二营的干部，登上靠近中原公司附近一家澡堂的平顶上。刘海清向各营布置战斗任务：“一营由黄汉基参谋长带领围歼中原公司守敌，我带二营攻打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这时，师政委黄玉昆打来电话对刘海清说：“现在战斗发展很快，我东西对进的各路大军于金汤桥胜利会师后，正在席卷海河两岸；南边，我三师、独立十师和前线总预备队正向南开区和海光寺方向挺进。纵队和师首长要求你们团要尽快发起对警备司令部的进攻，一定要把陈长捷抓住。”
刘海清刚放下电话，就有4名工人模样的人带地下党的信来到指挥部。
“这里是外租界，道路复杂，雾又大，让我们给部队带路吧！”来人十分恳切地说。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随时有伤亡危险，刘海清有些犹豫，唯恐工人有失。
年岁较大的工人看出刘海清的心思，“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让我们投入战斗吧！”
刘海清被感动了，他接受了工人们的请求。
在兄弟部队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在人民群众热情支持的激励下，指战员们抛开一夜巷战的疲劳和饥饿，像猛虎似地向中原公司和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扑去。四面楚歌的敌人像覆巢的黄蜂，丢盔卸甲，四散奔逃，成群结队地向核心工事区逃窜。中原大楼上的敌人却向逃来的士兵开了枪，一时间，枪声、叫骂声混成一片：
“妈的，你们不打解放军，倒向老子开枪了！”
“打！给我打！”
“……”
目睹敌人残暴行径，战士们怒不可遏。一营在工人同志指引下，顶着敌人三面交叉火力，向中原公司发起攻击。战士们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铁栅门，从侧后用爆破筒炸开窗户冲进楼去，接着，三连从南侧破门而入，攻进一楼大厅，沿着大厅两边的楼梯向楼上的敌人攻击。敌人用机枪、手榴弹拼命封锁楼梯。楼内爆炸迭起，火光一片，冲在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冲上去又倒下了。敌人的疯狂激怒了战士们，机枪射手抱起机枪，边射击边冲上楼梯。敌人的机枪火力被压住了，战士们一起冲上二楼，与敌人展开逐层争夺。
参谋长指挥一营攻击中原大楼时，刘海清指挥二营对敌警备司令部展开攻击。五连连续爆破，首先攻占多伦道中原里大楼，打掉防守敌警备司令部的西翼屏障，接着，全营分头从新华路和山东路向敌警备司令部展开强攻。四连一部和五连从北面插到一座两层平楼下，这里有陈长捷特务营的两个连据守，战士们避开敌人火力封锁，从侧后接近楼房，一阵手榴弹猛打，乘着爆炸的烟尘冲进楼去。楼内，战士们在走廊上，楼梯上，每个房间里与敌人肉搏厮杀，直打得敌人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六连突过多伦道，沿新华北路直捣敌警备司令部的北门。六连副连长徐恒吉率领二排首先冲入敌司令部大院北门。敌人机枪封锁得很严，徐恒吉身负重伤。副排长邢春福高喊一声：“跟我冲！”带领战士向院内冲去。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疯狂射击。战士们利用墙角、沙袋及一切能利用的物体向敌人冲击，迅速消灭门卫两侧敌机枪火力，将陈长捷指挥部的全部人马堵死在他们的巢穴里！六连一拥而入，冲进院内东边陈长捷司令部盘踞的二层楼房。战士们从楼下打到楼上，又从楼上打到楼下，枪弹横飞，硝烟弥漫，打得敌人像一群无头苍蝇狂呼乱叫：
“快来人！”
“浑蛋！特务营哪去了！？”
“……”
司令部里大小官员，有的夹着皮箱、包袱向窗口伸头探脑，寻路逃命，有的从床底下、橱柜里、厕所里爬出来，举手投降。一个正伏在电台上收抄电文的上尉军官，听到战士们“缴枪不杀”的喊声，如梦初醒，惊慌地说：“你们真是解放军吗？陈长官说，你们没十天半月是打不进来的呀？”
六连穷追猛打，逼着楼内50多个敌人交了枪。
战士傅泽国正打得起劲，突然被副排长邢春福叫去看管俘虏。
我军攻击敌天津警备司令部
“干么要我看俘虏？”正老大不高兴时，排长跑来急促命令：“快跟副排长、王义凤到地下室抓敌司令官去！”。
“是！”傅泽国高兴地敬了个礼，一手抓枪，一手抓手榴弹，跟着副排长和王义凤跑了。
陈长捷的地下指挥部设在忠烈祠下，四周和门口构筑着碉堡和沙袋掩体。副排长率领傅泽国和王义凤刚打到祠堂门，迎面飞来一阵弹雨，打在碉堡门口的沙袋上，发出噗噗的响声。他们抬头看去，子弹是从斜角一座大楼飞来的，楼的顶盖已经塌了，木板、瓦片零乱不堪。
“嘿，这是咱们的炮兵打的，他们打得多准！”傅泽国禁不住赞叹。
副排长守住门口，傅泽国和王义凤往里打。拼了一阵手榴弹，穿过一条小走廊，打到地下室。地下室是个20多米见方的大厅，里面摆着几十张办公桌，正在桌后忙活的军官们一看见两个解放军突然闯了进来，吓得缩成一团。王义凤和傅泽国高举手榴弹，大声喝道：
“放下武器，解放军宽大俘虏！”
一个家伙吓得直哆嗦，最先举起手，连声叫着：“别打！我们投……投降！”
“谁是司令？”
连问几次没人吱声。军官们被押出地下室，傅泽国一个不拉地盯着他们的肩章。一个军官走过傅泽国身边，递了个眼色，轻声说：“司令在里面。”
地下室里有一个挂着军毯门帘的里间。傅泽国和王义凤用刺刀挑开门帘，里面很黑，看不出还有多深，隐隐地传出嘈杂声。傅泽国请副排长用机枪掩护他进去，话没说完，王义凤一个箭步领先冲进去了，傅泽国也赶紧跟着冲进去。里间的几个家伙正忙忙乱乱，吵吵嚷嚷地撕毁文件。王义凤一看，急眼了，几步窜到他们面前，厉声大喝：
“别动！举起手来！”
紧跟着进来的傅泽国也高声喊道：“缴枪不杀！”
洪亮的声音在地下室里回荡，微弱的灯光下，几个军官颤抖着举起手来，文件散落在地上。军官里有三四个将军，其中一个肥胖的中等个子，从一架大沙发上吃力地站起来。他就是陈长捷。他瞪着两只充血的眼睛，惊恐而绝望地望着眼前两个年轻战士手里寒光闪闪的刺刀。陈长捷手里还攥着电话，几秒钟前，他还在向北平傅作义报告：“解放军离我不远了，正和警卫部队激战中。”接着又说“进来了——”此后，傅作义就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
这是陈长捷在平津战役中向傅作义作的最后一次报告和最后一次通话。昏暗的灯光照着陈长捷频频抽搐的脸，送话器从他手中“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豆大的汗珠从他惊恐的脸上滚落下来……
就这样，陈长捷和他的少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杨威以及蒋介石从南京派来督战的高级“视察官”程子践等将校高级军官垂手立正，交出了他们手中的武器。二营副营长朱绪清赶到地下室，当即命令陈长捷向他所属的天津守军下达“立即投降”的命令。几个电话员和报务员被从俘虏队伍里叫了回来，陈长捷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
“投降。”
这两个字，从他口中说出是那么吃力，那么低沉，但他的话务员却把“投降”两个字喊得特别响，好像在故意给司令难堪。
陈长捷等人被押出地下室，这时，他的警备司令部的1000多官兵，也作为我军的俘虏被集中在院子里。登记战俘名字时，陈长捷刚说了一个陈字，傅泽国就打断了他的话：“知道，你就是警备司令官先生！”
1947年5月，李天佑调东野一纵队前，与松江军区机关同志合影（前排左六李天佑、左七李寿轩、右三熊伯涛、右二李世安）
刘海清一直在战斗的前线，在攻城部队团以上指挥员中，他是第一个看到被俘后的陈长捷的。几十年后，当他已是七旬老人的时候，他还清晰地记得陈长捷被俘时的模样，他向一位记者描述说：陈长捷身材不高但身体较胖，脸色苍白。不知是冬日清晨的寒风凛冽，还是被俘后的精神紧张，总之，他在发抖，但又故作镇静。他步履沉重地低头向我走来，似乎透过眼睛上方，观察着身边的一切……
验明正身后，刘海清命令部队派一个加强班押送陈长捷去师部。
师长江拥辉兴奋地用电话报告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司令员，捉住陈长捷啦！”
李天佑说：“好啊！这是个很大胜利，我们现在马上到你那里去！”
李天佑和陈长捷曾有一面之交。那是1938年夏天，日寇正向晋西南进攻，午城镇战斗的前夜，代旅长李天佑邀请陈长捷到六八五团杨得志那里吃饭，商谈对日作战的配合问题。那时，陈长捷是晋绥军的一个军长，手下有万把人，可他却染上了恐日病，一心要向黄河南边逃跑。配合作战的问题当然很难谈出什么结果。那次会见之后，陈长捷就逃得无影无踪了。这位抗战无功、逃跑有罪的将军，打起反人民的内战来，却不遗余力，落得束手就擒的下场。
被俘的敌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李天佑、梁必业、曹里怀到达一师师部时，陈长捷也被押到了。
陈长捷穿着一件美式军大衣，聋拉着脑袋站着。
李天佑一眼就认出了陈长捷，“陈司令官，你还认得我吗？”
陈长捷睁开疲惫不堪的眼睛，似乎有印象。但马上低下头，把帽舌拉下来，垂手默立。
“你现在当了俘虏，知道吗？”
“知道。”
“那你就该马上下命令叫部队缴械投降！”
“我……我从早上四五点钟起就和各个部队联系不上了。”
是的，陈长捷这个警备司令早就指挥不了他的部队了，他自诩他的防御工事是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但在解放军强大攻击力量面前，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支持了不到一天工夫就四分五裂，支离破碎了。
李天佑命令把陈长捷带下去，然后指示说：“部队迅速向前发展，争取提前结束战斗！”梁必业也指示说：“派哨兵把俘虏看好，维持好秩序，注意不要让敌人警备司令部的电台、文件受到一点损失！”
二纵也打到中原公司和敌警备司令部。15日5时，五师十三团主力沿罗斯福路西侧向中原公司攻击前进，攻占银行和医院，俘获甚多。10时，协同攻击中原公司敌核心阵地及敌警备司令部。十四团肃清忠庙大街、运河南侧之敌后，团主力向中原公司攻击前进，10时协同攻击敌警备司令部。
陈长捷被擒，天津城残余的守敌群龙无首，下面就轮到解放军一坨一坨收拾在互不相连、孤立无援据点里的敌人了。
围歼镜头一：海光寺是敌人核心区的主要据点之一，是敌核心区的西南屏障。过去曾是日本的兵营，工事坚固，驻有敌人九十三军、九十四军留守部队。
天津作战，刘亚楼把十七师留作总预备队，由于战斗进展顺利，刘亚楼命令十七师这支善打巷战，被誉为尖刀的部队也投入了战斗。师前卫团四十九团从一师突破口插进城内，勇猛穿插，奋力突击，攻下电车公司、针织厂，打到海光寺。四十九团与先后抵达的部队主动协调动作，共同向海光寺发起攻击。三团从北进攻，激战40分钟攻下据点内制高点；四十九团连续爆破，突进海光寺；八团从南面围歼敌人。不到两个小时全歼据点内敌人，打掉了敌人核心区的这个西南屏障。
围歼镜头二：耀华中学是1929年英国人修建的一所学校。东西南北4座3层楼组成一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南依墙子河，北靠发电厂，由敌人四十三师师部、工兵营及一个团共3000人据守，工事坚固，兵力火力很强，居高临下，用交叉火力紧密封锁。进入纵深战斗后，各部队在敌人中间穿插，几个部队先后到达耀华中学。
师长江拥辉借着拂晓的晨光指着前方对团长凌少农说：“你们往西，沿墙子河左岸全力向南发展，目标是耀华中学。那是敌人的一个师部。师其余两个团一个在你们左侧后攻取陈长捷警备司令部，一个在你们右侧直捣敌人重要据点海光寺，你们左右两侧毫无顾虑。”
“是！”
接到任务，团长命令先头一营从正面直取耀华中学。
这时，一营已经攻到耀华中学前面不远的发电厂附近，这个发电厂是当年法国人建造的，全部是钢筋水泥材料，十分坚固，恰被敌人用来当做门前的一道屏风。
敌人据守顽抗，进行疯狂的火力反击，一营伤亡较大，前进受阻。但敌人的兵力、火力全被吸引过来了。一营营长赵德荣见部队伤亡大，非常着急。他把电话摇得震耳根子，焦急地对团长喊：
“团长！正面啃不动啊！是不是换个打法？”
时间紧迫，在电话里容不得多作解释，团长只是严肃地命令：“不，打下去！你们的任务就是坚决进攻，把敌人的兵力、火力吸引过来。”
被誉为“白老虎连”的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某部一连的战士，在天津重庆道消灭敌军后，转向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
一营长立刻领会团长意图，响亮地回答：“好，坚决执行命令！我们……”话没说完，敌人一排炮弹打过来，电话线又断了。
霎时，一营方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一营在积极执行着命令，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但为了战斗胜利，他们宁愿用自己的牺牲换取全团的胜利。
战士们抱着沉重的炸药包向发电厂大楼奔去，一个战士已经接近目标了，突然大楼枪眼里喷出一道火舌将他舔倒，他一个翻滚，又从地上爬起来，紧紧抱住炸药包继续前进，敌人几挺机枪一齐向他扫射，另一名战士从旁边飞快地冲上去……
为了牢牢吸引敌人，一营承受着巨大考验，一营付出了很大牺牲。
正在这紧要关头，二纵六师一部攻击到耀华中学。
九纵及时抵达耀华中学。
十二纵三十四师驰援来到耀华中学。
兄弟部队上来了。
为了保护学校，不使教育设施受到破坏，部队没用大炮轰击，也没有组织连续爆破，而是由一支部队从南面佯攻，另一支部队从后面用92步兵炮打开侧面铁门冲进院内。敌人首尾不顾，乱作一片，战斗不到3个小时，敌人大部被歼。俘虏被一队队押过来，敌四十三师少将师长哆哆嗦嗦地站着，面如土色，结结巴巴地说：“要是从正面打，打一两天也撑得住，没想到你们来了这么一招儿。”
围歼镜头三：小白楼是敌人八十六军军部。一纵三师七团按照师作战部署，直奔小白楼。他们穿墙越房迂回到大沽北路，和一师形成对敌核心区北、西、南三面包围之势。这时，沿着大德路插到海河边的部队向师部报告，大桥上有敌人，桥东一座楼上有敌人活动，楼前还停着许多辆汽车。
按战前分工，海河以东是东集团任务，但为了防止桥东敌人增援，师长刘贤权命令七团抢占大桥，消灭桥东敌人。团长孙洪道在从西岸攻击的同时，命令一支部队从桥东接近敌人，形成夹击之势，很快歼灭了桥上之敌，控制了大桥。
为抓住战机，扩大战果，七团迅速插至民族路南侧附近。尖刀8班捉了一个敌哨兵，经审问得知该地是六十二军军部，有守敌470余人。于是，七团所有轻重机枪迅速占领对面楼顶，对敌实施猛烈射击。
被俘的敌八十六军中将军长刘云瀚
面对暴雨般的火力，敌人自知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乖乖从窗口挑出白旗，400多人全当了俘虏。
乘胜再给军旗增辉。七团歼灭六十二军军部守敌后，又回过头包围了小白楼。团长孙洪道指挥部队“猛打紧喊（话）”，一面以重机枪占领敌人一座地堡，封锁住楼门口，轻重机枪向门窗里齐射，一面组织战士一齐高喊：“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优待俘虏！”楼上的敌人在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动摇了。
战士们拥进大楼。但地下室的敌人还要讲投降条件。指战员把机枪架在地下室门口，向里面喊话：“不投降往下丢炸药包啦！”地下室的敌人停止了抵抗。
部队蜂拥而入，收缴了敌人的武器。小白楼战斗，共俘敌870人，缴获汽车80多辆，但收获还不仅如此，清查俘虏时发现，地下室不仅藏着敌警备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而且还藏着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
上午10时，师长刘贤权把活捉了两个敌军长的消息报告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李天佑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好哇，你们又啃骨头又吃肉，胜利不小啊！”说着，政委梁必业拿过电话说：“再告诉你个好消息，一师攻打敌警备司令部的战斗已经结束，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秋宗鼎也被一团捉到了！”
敌人军以上指挥官全部被活捉，天津守敌成了无头苍蝇！
战斗还在进行，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们没有因为已经取得的胜利而放松战斗意志。他们知道，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刻，战斗到歼灭最后一个敌人。全军各路纵队乘胜追击，展开对残敌的最后围歼。
八纵二十四师攻占金钢桥后，推进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第二休养所，全歼两地之敌，于10时结束战斗。
二十二师先攻占铁路工人宿舍，后对中纺七厂守敌发起攻击，经40分钟激战歼灭守敌。进至姚台大街，与东站旧意租界，铁路合作社、市党部及郭庄大街等地敌人激战，全歼守敌，10时30分结束战斗。
二十三师插至转盘街，遇敌顽抗，经激战，歼敌一部，而后迅速分3路插至北洋大学，歼灭该敌，经中央公园直插陆军医院和津京制药厂，战胜敌人，于10时结束战斗。
热河独立四师由民权门进入纵深战斗，进至皮革厂，直插东于庄，会战小于庄，于14时结束战斗。
七纵二十一师歼灭英国烟草公司之敌，沿铁路医院向津塘路发展，再经河东二经路向西，在居民大桥与八纵会合。
十九师攻占炼钢厂，解决复兴庄之敌，然后经李公楼、郭庄大街进入意租界，配合一纵三师，解决敌人八十六军军部，全歼守敌。
被俘的陈长捷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天津战役的回忆文章，现摘录如下，这从另一方面更能全面了解当时我军打天津的情况。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天津抗拒人民解放军，将战火引入市区，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毁灭而不顾，对人民负有严重无比的罪过。如今觉悟，无限痛恨！兹将当时情况分述如下。
傅作义给我的任务
1948年夏，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经过易县、涞水之役，溃丧了他所恃为“精悍”的第三十五军后，鉴于解放军的野战威力，采取了集结部队于平绥、北宁铁道线区的措施；将张垣、北平、天津作为3个基点，连同平津张铁路线上的重要城镇，预行工事设施，以为依据，实现所谓“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方略。
1948年6月，傅作义将我从兰州（当时我任第八补给区司令）调到天津，给我以“警备司令”的名义，负天津基地之责，主要筹办两事：
（一）改建并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原是第十一战区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同天津市长杜建时一年前所筑），为设堡强固阵地。
（二）征津市壮丁，编成“警备旅”（等于三团制师）作经常守备，以便灵活调度驻防在津的部队。
以上两事，限于三四个月内完成。
沈阳解放后傅作义考虑的动向
是年9月下旬，济南解放，10月初东北完全解放，傅作义指挥的在华北的国民党军更为孤立暴露。无论华东、中原解放军的北进或东北解放军的入关，联合起华北解放军，都要形成为绝对优势。（当时傅所指挥的连杂编的护路旅、保安团以及后勤部队，不逾50万。）对此形势再不容排成一线，必须集结一头，策定根本动向。计有3条路线：（一）傅内部属于察绥系的，倾向西去，保绥基地，但不能带动蒋嫡系中央军，尤其不能和马鸿逵合作，没有后路；（二）蒋介石以徐（州）海（州）在危急中，想放弃平津，免蹈辽沈覆辙，给傅以华东全责，依青岛为后路，以图挽救淮海危局；（三）美国以司徒雷登通过胡适等人的呼喊，要以军火直接给傅，就须东靠，死踞津、沽海口，扰乱华北。10月后，蒋介石数次到北平，顾祝同（当时的参谋长）、徐永昌也不断到北平，和傅的一度飞到南京，都是为讨论这等动向。终于傅倾向于“依托美援保持津沽”的向东靠，以观望形势。傅对蒋表示尚能保持平津，支撑华北，为蒋介石所首肯，更为美国所奖励。当时蒋介石支持平津的措施是：
（一）将华北的党、政和经济（连中央银行的支付权）付与傅，表示对其信任，叫傅直接接受“美援”。
（二）编成渤海舰队，派到长山列岛筹建基地，支援塘沽，保持海口。
（三）派联勤部工兵署署长到平、津、塘间，设计“阵地网”。
顾虑东北解放军入关所作的准备
傅作义决定坚踞平津、主力保持海口的策略后，我曾和他谈到最可顾虑的是东北解放军的入关。但估计经一度大会战后，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从战争史实看，都得3个月以后才能举行另一次会战。现在东北解放军要消化辽沈的大战果，从事扩展，或者需要半年才能大举行动。当此隆冬严寒，难作远程行军，预计到明春化冻后，应准备一场大会战。还估计，东北解放军进关至多为50万人左右。因此在量上要争取平衡，急速扩军；应即接受美械，在三四个月时间内，扩军20万左右，以应付明春的决战。
这时傅的腹案已决定放弃张垣，逐步转移主力到津、塘（沽）、芦（台）、唐（山）近海方面来。他的措施是：
（一）再加强平、津的城防及塘沽的港口工事，派出“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组织工事督导列车，活动于北宁线上，检查津、塘工事，并督导沿线上据点工事，和平、津、塘地区阵地网设计相配合，速成基线设备。
（二）部署第九十四军于杨村，第六十二军于芦台，第八十六军于唐山，第九十二军于塘沽、军粮城，第八十七军（青年军二○八师改称，从北平移来）于北塘、塘沽。又将两护路旅（一个从唐山，一个从北平）配置于天津到廊坊和天津到马厂沿铁道线上。占好天津、塘沽、唐山三基点相掎角的形势。
（三）把张垣的私家当（如小兵工厂和一些经济组织）和在那里的军政眷属（约3000多户，孙兰峰的眷属也在内），移来天津安顿。
（四）命河北省主席楚溪春和保安司令陈光斗急编河北保安团，从所辖的几十县里，每县编组一团至两三团，发械升格为正规团，加紧动员扩充，作为第一步扩军20万的计划实施。
（五）傅的总部准备从北平西郊移来天津，已经派总务处长到津选定天津图书馆地址，并安起各项通信设备。
以上设施，待张垣的家当移净后，傅的基本实力第三十五军（重整的）、暂编第三军，暂编第四军，也就要移来津市和津、塘、唐三角地区内控制。可能只留第八军（据查，当时北平地区无第八军番号）、第十六军、第十三军在北平和通州方面，交李文兵团司令负责；塘沽海口叫侯镜如兵团司令负责；傅自己来津坐镇，指挥全局。察绥的骑兵一部委给董其武向绥远开去，进一步征凑察绥杂部，在河北大力扩军。
出乎意料所不及的
我对当时局势的看法，是倾向于保持海口，支持华北局面，牵制华北解放军不得加注于淮海方面，争取时间大事扩军，增强傅系势力，准备在1949年夏间，于平津地区对入关的东北解放军来一次华北大会战的。自负还“不弱”，可争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优越”，争取“胜利”，扭转孤立局势。即或未能取胜，但依城设阵的收缩，海口海军的支援，还可收拾残部，从海上退到江南。但始料所未及的是：
（一）淮海国民党军竟然那么快地被消灭了。
（二）东北解放军一步不停地于解放沈阳后长驱入关，且达80多万人之多；那么神速强大，又先趋于张垣、新保安方面。
（三）傅作义竟勇于捐弃新保安，令在那里的第三十五军强行突围西去，动摇了迅移主力于津塘集结的原计划。他把暂编第三军，暂编第四军（暂四军即第一○五军，当时驻张家口未动）推向怀来以西还不够，连已经部署好的第九十二军、第六十二军也调度于南口、怀来方面，诩为“勾相联系，稳步东移”，一时“权宜灵活”的应付。这正是落入解放军的环围，把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暂编第四军他的基本得力的十多万本钱丧光，使得唐山、芦台、杨村空虚了，塘沽、天津暴露出来，置于解放军的直接攻围之下。
如果解放军对于张垣的第一○五军、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不是作“围而不打”的神妙运筹，而是可能的迅击解决，在傅仍保其暂编第三军，暂编第四军的基本军，则在平津的其他各军亦不会被牵连出去，重点尚可在津塘，傅的指挥中枢也会立即率同他的基本余力到天津来的。
负隅顽抗
我总是对解放军估计得低，既对东北解放军的猛进入关，尚在瞆瞆中，而自己的反动劲又甚狂妄。傅系老本3个军覆没于新保安、怀来间，傅犹秘而不宣。当时天津附近驻军被调一空，我在事先是一无所闻，只余第九十二军的一个待整补的残师，和新编起的尽是强征街道居民编成、还不会操枪的所谓警备旅，又两营宪兵、5个市公安局所属的保安大队。
12月12日夜，我正和天津防守区副司令秋宗鼎谈到：傅总部为何尚不让各部队安定下来，争取大冻结前完成要点阵地网工事，反而急调大军西去，对摸不着的解放军作非必要的局部会战。正难为解释中，总部参谋长李世杰来电话说：“空军情报，有解放军1大纵队——很大的，已到宝坻，向天津方面行动中。傅传令叫你紧急布防。”问：“用什么部队布防？”答：“急抓吧！现从南口调第六十二军当夜火车急运去津。”那时除了以警备部队警戒市的东北区、城防线外，也别无可处理的。13日早晨第六十二军林伟俦军长带了两个师，通过铁路到来，其另一师（第一五七师）到丰台，临时被傅总部留下，但是当夜丰台即被解放军袭击，该师下车接受临时任务。慑于不知解放军从何方突袭而来，傅总部也仓皇从北平西郊向城内移退。调到怀来、南口的各军，撤得还快些，来得及回到北平。廊坊路断，单独第六十二军的第一五七师，也不敢窜过来津，就都归于北平的防守部队序列了。
第六十二军是广东系的老部队，经过东北塔山战役的很大损失，整理为两个师（第一五七、一五一），此外还有一个师（番号记不得）是以新编的华北各团队凑成的新部队（据林伟俦回忆：第六十二军仍为3个师。其中第一五七师后被滞留北平。另增编该军一个新兵师，即第三一七师）。林伟俦急盼他的广东部队在一起而不可得，以不相习的两师在他指挥下应付紧急战局，感到十分为难，不得不勉强以天津的河北（金钢桥以北）地区作为阵地，把他的基本得力的第一五一师放在那里。
15日，第八十六军由刘云瀚军长从芦台带来，亦只两个师（第二十六师、二九三师，另一师尚未编补）（据了解，第八十六军辖第二十六、二八四、二九三师3个师）。
当日傅作义在北平，为应付紧急的局势，决定“分区坚守”，颁布命令：
（一）天津防守区，配置第六十二军（缺一五七师）、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九十四军留津的一个师（第四十三师）为主力，另附以两个护路旅，两个河北保安团，以陈长捷为防守司令，林伟俦为副司令。
（二）塘沽防守区：配置第八十七军、第九十二军1个师（据了解，第九十二军的一个师是第三一八师），又交警1个总队（据了解，交警1个总队指第十二总队，归交警第三旅系列。配置在塘沽的还有独立第九十五师。）以侯镜如为防守司令，段沄（八十七军军长）为副司令。
以上又合天津、塘沽为一个津塘区，使互相支援，以侯镜如为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用意是保持海口，贯通两处交通，也判断解放军将先攻海口塘沽方面）。
（三）北平防守区：这时第八军、第十六军、第九十四军（缺一师），和从承德撤到通州的第十三军，以及被留在丰台的第六十二军的一五七师都撤到城内去配备守城，名义是第四兵团司令李文为防守司令，实际是傅自己直接指挥的。
三区的兵力比较起来，以北平为充裕，形成重点所在，傅不会再来天津是很明显的。而侯镜如对天津部署亦不肯负责，仅派一个参谋来联络了解。
这样的分区设防，是不得已的临时应付。傅的自己得力部队搞光了，再无可控制活动的部队。各区在形势上也不能相互支援。徐海情况日趋危殆，蒋介石更绝无余力来增援。据守各区有什么目的？无非是无路可走，缩到一个设防的区内，图一时的苟全。也知道“政治洽商”为必然的倾向，不外要以顽强的抗拒，把牺牲人民作“要价还价”的条件而已。我还瞩望于傅作这种适时的活动的。为了给傅以可恃为活动的基础，就尤其以为应凭恃天津的复杂“险固”地带，作较长期的顽强踞守。
蒋介石的指示
蒋介石把天津军务交付傅作义统辖，在东北解放军入关前没有干涉过。辽沈会战开始，蒋亲去沈阳、葫芦岛指挥时，两度过津，再三叮咛，工事设计和运用要自己掌握，特别注重军机秘密。他痛骂了王耀武失守济南败坏鲁局，以及孙连仲冀中的失败，都是内部参谋作了共军的间谍没有察觉，而完全泄露了机密所致。同时他还说明他的亲临东北、华北面授机宜，调度部队，并不通过国防部第三厅，至多是侍从参军临时传达意旨，都为的是要极端慎重，保持机密。
当傅作义报告实行平、津、塘分区防守布置时，蒋介石认为津、塘两区兵单，不如并到一区，以固守海口为主，派副参谋总长李及兰和“总统府”参军罗泽闿持他的亲笔手缄飞来天津，分致我和各军长，鼓励我们协力坚定固守，抗拒解放军，对各军长叮嘱他们要服从我的指挥。这函是同样投给塘沽区和北平区的军长以上人员的。对于放弃天津，并到塘沽去的意旨是命李、罗作口传，商酌实际办理。李、罗两员经市长杜建时招待，我集合军长到那里共作商议。6个人会商了一夜，认为这个并区保海口的意旨是正确的，但时机已不许可，因军粮城是津塘间的要点，已被有力的解放军截断；津西南据点灰堆陷于孤立，海河南侧通东大沽的路亦被堵塞；海河北路的东局子机场已受到不断的袭击。两军勉强突围只有侧贴河边的一条路，士气是不好的，将要自相阻塞，立见覆灭。鉴于东北大凌河转进的覆辙，两军长都不敢勉强执行。我是关切着北平方面傅作义的处境，和天津尚有许多军储。在我离开天津很可以卸责，但将更置北平于死地。也感到如果徐、海完蛋，蒋介石为了解救南京的威胁，还要再撤去塘沽部队。当夜我几次以电话向北平请示，傅无表示，以“待考虑考虑”作答。这个不指示等于已指示，我能领会。我当时的决心是一切应为傅负责，实践他没有变更的命令，不嫌兵单，还恃“阵固”，为北平免于孤立，以后好随北平的局面同样转变，也为避免在转移中一下子的被消灭，就决定坚守下去，不实行突围。
犹作困兽之斗
天津市区是东北和西南偏斜的长方形，南北25华里，东西窄处尚不及10华里，经过傅总部指示，缩紧构筑的周沿城防工事线，达90华里，间隔着海河、永定河、运河，分成河北（金钟河、运河以北）、河东（海河以东）和市区的三个方面。西北和西，亘于南和东南，地面低洼，河渠交错，形为河网与泛滥区；只东及东北方较广坦，来攻者可以展开大的兵力。对此设成三带阵地，虽未完全达成原计划，配以临时野战工事，已经基本是设堡的坚固阵地。以为来攻者非经很长时间构成攻城工事，步步逼近，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不可能攻破的，更不可能以强攻急袭摧毁的。但有个矛盾，实际可用的兵力和三带设备是极不相称的，能就守区作战的仅仅是5个师（还欠1个团）。警备旅是新兵，兵员虽足，不能作战，只可和宪兵、保安队用以监察和维护很复杂的市内治安与交通，防范人民的“异动”，不能担起核心的守备。最负累的是从东北溃散入关的游勇，到处骚动扰乱，为数达到五六万，超过作战部队，既不能受编，又极影响士气，还得派部队予以监视。其他后勤和留守杂部，并各处很多的伤病兵也达万许，傅系眷属3000多家，穿着军服护理的随从，亦近万余。所以津市最后解放时，国民党官兵竟达到13万众那么多。
当时天津两军的配备情况如下：
（一）刘云瀚的第八十六军在河东，从民族门亘于津东南的海河岸上，指定一个加强团踞守着阵前的东局子营房大据点（是死守，而不是前进阵地），重点在民族门方面。
（二）林伟俦的第六十二军在河北，接民族门以北，北站亘于恒源纱厂至西营门运河地区，同样以一个加强团踞守北站前的宜兴埠大据点，军重点保持在西营门方面。
（三）第九十四军的四十三师及新编第一八四师在津西南区，接西营门以南，亘于南开、八里台、尖山一带。河北保安团踞守灰堆据点，静海保安团活动于南开前方，警戒泛滥区，均属该师指挥。要该师掌握一个正规团做机动应用，以该方不是受攻方面，尚准备急编游勇成师来接替，腾出该师作机动之用。
（四）顾虑到阵势的弱点，在民族门和西营门要遭受东西的夹击截为两段、瓦解阵线的体系，特指导两军军部接近于该方的第二线上，并控制有力的部队，以作准备。
无奈两军都感到兵力不敷配备，勉强保持了两线的纵深，至于第三线，则预想靠集结到北仓、杨柳青的两个护路旅和在南开、减河地区的静海保安团，适时撤回作为控制，希望能保有三四个团的力量。
炮兵是准备多处阵地，活动集中火力，由防守副司令秋宗鼎统一指挥。两军各有榴弹炮、山炮各1个营，另有第九十二军留守的榴弹炮8门也加入。到处有大楼，得以制高观察，应用集中火力，尚称方便。
弹药、粮食相当充足，照明器材、通信设备也多而方便。平、津、塘间，有无线电话和埋线电话，随时联系。加紧大造地雷，日可得3000颗。因此视为配合泛滥水网（是市长杜建时督同工务局所筹办的），可以坚守三四个月，以观时局的变化。但深晓走投无路，孤点绝无外援（北平方面即是突围来合，相隔240多里，也将同于东北大凌河廖耀湘的复亡；塘沽力单，稍支出一部援津，海口立见危殆，当时徐海形势已见分晓，只有塘沽守部被蒋介石撤走，绝无海运来援的可能）。
从来即是要塞孤守，没有不终于陷落的。我们之所以犹作困兽之斗，实因军阀派系观念，认为平津一体，要待傅作义来解决，否则要影响华北的“政治问题”。看到傅召邓宝珊从绥飞平的消息，早已知道邓和解放军有联系，认为傅已在向解放军谋求和平的“政治解决”。当天津战事日趋紧急时，傅总部参谋长李世杰频传傅作义指示：“坚守就有办法”，体会为很有含蓄的命意。我一本军阀混战习惯，以能顽强相拒就是用来讨价出售的本钱，一点没有想到人民的利益，一意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很自负地要坚持到粮尽弹竭时再说。曾向受愚蒙的官兵作狂妄的宣传说：“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作义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到多少倍。涿州的防守3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迹，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要坚持胜利。”这样激励军心，要他们拼死恶斗。
也还要两套准备：恶斗是基本的，和谈是为拖缓对方进攻的阴谋。军阀的想法有部队有武器才是本钱，妄想在人民跟前私图出路。处在围城中，当时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和工业联合会主委李烛尘频来询问局势，仍告以听傅主持，并举邓宝珊到平，看出平方已在谈判中，平津是一体，傅不会置津市于不顾。让他们派天津市银行经理（忘其名，在绥和傅曾有关系）代表飞平（当时市内跑马场开辟了小机场），向傅请愿去，但终未得有明确的回报。
外围激战
12月20日，外围的激战开始。灰堆据点在一个夜间就经解放军袭占，保安团团长以下全部被俘（据查，解放军攻克灰堆的日期是1949年1月11日）。布了许多地雷，也没有起一点效用。在杨柳青的两个护路旅，经一日夜激战后，仅有1团撤回市内。在北仓的1个旅经解放军一夜猛袭，溃乱得零散不堪，收容起来还不足一团。静海保安团尚在碱河地区时解放军炮兵的占领阵地作了很大的妨害，终于被驱回来。另有个宝坻的“还乡团”，也随护路旅退入市内。对这些地方团队，既要利用它作战，又顾虑它起内变，都把它收枪而重新改编在收容回来的护路旅内（护路旅的干部是傅总部教导团选编的），作临时新编师，置于第三线工事上。在西南区第九十四军那一个师方面，由于灰堆的失落和前方静海保安团不能立脚，也受威胁，不能以重点支持西营门方面即将发生的剧战，就强迫关外流入市内的游勇（多选云南籍的）再急编为一个新师（即第3次重建的第一八四师）。军械库存尚有余，因而能够急就，不少滇籍军官也受到利用，暂时作为总预备部队。西营门一接火，又把这个师加到它的西翼来缩短第六十二军的阵线，加深它的纵深。
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鉴于北仓、灰堆外围据点的孤立，轻易就被解放军摧毁，他为宜兴埠据点之团担心。又以他的基本第一五七师留北平不得归还建制，感到主阵地兵力不够用，以为北站和西营门双方都要受攻，再无能顾到宜兴埠据点，就撤回那个第一五一师派出的加强团，作军的预备部队。他怕原来阵地为解放军所利用，作为进攻北站的根据，令该团撤出时加以破坏。原指的是工事而言，哪知该团长竟然是纵火焚村，给千数家人民造成严重灾难（据1948年12月25日《华北日记》记载：津北宜兴埠昨晨大火）。我尚无所知，杜建时来告，同为惊愕，电话问了第六十二军，才明究竟。虽然严斥了林伟俦，而未将那个罪恶团长置诸军法以平民愤，我亦负有严重责任，趁解放军尚未进占宜兴埠时，责成第六十二军迅即抢救，市消防队全数出动，收效也不甚多，造成一笔莫大罪债。我曾对杜说：“这不同于长沙大火吗？还防守什么！”杜当时还强慰我以“军务为重，急筹善后！”那也就是按照傅作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会同杜出了布告，由市府拨款“赔偿救济”。结果军事日日紧张，灾民也乏人顾视，就又等于空文口惠而已。
同林伟俦的处理相反，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认为东局子营房据点的重要而又坚固，遮蔽着接近主阵地的要害，能坚持该点，全线就都可保安全。他特别加强该点的配备，并从主线增加炮火，作强力的支援。但这样的设阵配置思想，对着特具攻坚威力的解放军的英勇强战，又属枉然。第八十六军举其精萃力量用在东局子支点上，只经解放军一日夜的猛攻强袭，即被突陷，炮火的日夜支援，也没起作用，一个大团干净灭亡。这使得原来软弱的第八十六军就全部丧胆了。
1948年底，外围各据点已经解放军扫荡干净，全阵线处在围困中，如同瞎子般看不出解放军的调度。但从杨柳青、东局子的受猛攻和解放军炮兵重点针对这两方，认出西营门和民族门将受猛攻，而以对西营门的顾虑更大，但还没想到会一下子就被突破。
1949年1月上旬，阵线各处都有不断的接触，河北和西营门地区起了激战。在解放军的一虚一实的迷惑作用下，第六十二军竟将控制的有力一团推进于河北地区，恢复第一五一师建制，置于无用之地，而吁请缩紧西营门阵地线的配置。
西营门战斗日紧一日，国民党空军曾有两次，每次两架轰炸机乘夜从青岛飞来，在西营门、碱河间找出目标进行轰炸，掷弹即去，不敢参与地上作战。
西营门初战，曾有解放军一个突击队插入第六十二军阵地网，大约是侦察队的过分勇猛深入以致被击灭，第六十二军那一日防守的部队缴获了解放军“尖刀队”的旗帜，视为“珍重”的战利品，从事宣扬，一时虚骄之气大作，而不知灭亡即在跟前。
10日解放军的攻围部署已经完毕，炮战更趋激烈。解放军战士从一点一点的地堡，逐步灵活地迫近阵前。守军日夜发射雨一般的机关枪火倾倒阵前，以壮孤胆。其实是虚耗弹药，要想制止解放军已不可能。由于西营门的不停地激战，东局子的被猛攻陷落，已看出受攻的重点，将是在西营门和民族门的东西两方面。
解放军的重炮火更多倾注于西营门的西头一带，并有战车活动于运河自来水厂附近地区。当这紧急时期，请求青岛的飞机来助战不见答应（正为应付淮海的危殆，而不遑顾天津），就将护路旅所改编的新师，推进于西头方面，支援西营门。当西营门激战中，林伟俦恃着新师的准备援应，仍忧虑到河北的孤立突出，将所控制之团（第一五一师有力之团）交给该方师长使用。民族门方面，除了炮战，只见解放军的小部迫近，逐步夺取第八十六军阵前的小支点，在构成地堡作攻击准备。
拒绝和平解放的通牒
1月11日接到解放军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牒，即约杜建时到部会商。开始是各怀鬼胎，以目相视，默然无语。刘云瀚是蒋介石、陈诚的嫡系心腹，对战事虽然怀虑，但默不作声。林伟俦和秋宗鼎又都慑于特务的监察，有所欲言，而又吐吐吞吞，没有一个说应该和可以放下武器的。大家却也愿意谈判，无非为的缓攻、观望而已。
来牒限至12日晚答复，说明13日以后就要开始全线进攻。当由秋宗鼎执笔起草答复，大意是：为了津市免于糜烂，可以商谈和平，要解放军派负责人员来商谈，并表示放下武器有为难处。这就等于拒绝来牒。大家认明解放军即要实行总攻，表示坚持踞守，等待北平傅作义主持全局的动向。这一段经过，自然立即报给傅作义。得到李世杰参谋长的回报，还是那句：“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蒋介石在各军和军事机关都置有从他的侍从室直接派出的所谓“视察官”，参与一切军务与军机，时时向蒋直接通电报。对天津就派来视察官程子践，程当时对作战中每夜汇报情况，指导军机，他都要参加。而他的背后，又有所谓“报务员”的执着密码本在临察他。蒋的特务对天津作战是多方面的钳制，这一种特务恐怖，慑服了部队长官，迷惘不省。
不得不放下武器
1月13日拂晓，全线受到猛攻，西营门一度突破，投入新编师和9辆装甲车（非坦克，是汽车改装的）进行反扑，到晚是堵住了，但没有夺回原主阵地线。到14日解放军再行攻击更为猛烈（据查，解放军发起总攻的时间是1月14日上午10时）。西营门区成为主力争夺战地，西营门终被突破，几处被插入，扩展到西头市区里来，开始了巷战。
河东民族门方面，在13日尚无严重的激战，解放军已步步逼近，将第八十六军阵前的层层小据点，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毁灭。刘云瀚想拒敌于阵地外，却无反击的余力，他的计划又破产了。到了14日午后，民族门的主阵地，经解放军的一阵猛攻之下就被突破，第八十六军再无力堵击，听任解放军直插到金汤桥，就形成和西营门、西头方面的呼应夹击，截断市区交通，瓦解整个阵线的体系。河北始终无激战，但有力的第一五一师贴在那里，想放弃河北，撤回海河以南，反击插入金汤桥的解放军，指导下去又未能实践。林伟俦这时才派他的参谋从河北出去向解放军接洽“停火”，也同时向我说明，为了缓和危势，调整阵线。第八十六军方面，也经作同样的措施，这是一种梦想而无济的。
14日夜里，巷战愈形激烈，抽不出可应付的部队。又集两军长同杜建时到部作最后的会商。刘云瀚才变易其以前虚骄的习气，而腼覥地报道失陷主线无力反攻，表示了歉意。
至此，第三线是不能也无兵力可以站住的了，再打下去是“分区的核心战”，无非顽抗到底，牺牲到底。大家都已认识到解放军战士的英锐威猛，没有攻不开的核心堡，支持时间亦不会太多。提出所谓“核心守备”问题，估计兵员除了两军部和总部的特务营、工兵营，再无可用的兵力。各区被分割开的小部也都无斗志，步步将被瓦解破灭。到此没有外援可望，多坚持，地方多糜烂，而无救于战局。大家观点均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决定放弃“核心抗拒”计划。如何接受和平？还见不到第六十二军自行派出的参谋的回报，即着由各部前线径自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当夜林伟俦回河北，到金钢桥就被解放军隔住，予以狙击，林便和刘云瀚一块走了。15日早7时许，我以无线电话和傅作义详报主阵线突破后，巷战发展、核心战无力继续以及夜里会商经过。傅作义答道：“可以接洽和平吧！”这是天津受围开始后和傅作义亲作交谈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是他在无线电上得到解放军宣布“突入天津市”捷报而震动关心，由傅那面向我急通的无线电话。我和傅通完电话，一个解放军的副营长带着几名战斗员，已站到我的后面了。我就是这样被俘于我的指挥所地下室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