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在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之间进行的明火执仗的战争；第二条战线，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广大学生、工人以及其他各界的群众，采用政治、经济、反间等手段，并配合第一条战线，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斗争。在平津战役中，在北平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异常活跃，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北平，这座拥有200万人口的古城，有壮丽辉煌的宫殿庙宇，有无与伦比的风景园林，有宏伟壮观的城门城墙及全国着名的最高学府。但是，由于常年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者的8年蹂躏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破坏，解放前夕的北平，已是满目疮痍。
1945年9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刘仁为书记。市委下设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撤销了北平市委，改组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领导。这时城工部迁到河北沧县境内的泊镇，对外名义是“永茂公司”。
北平学委成立后，任学委委员的先后有：佘涤清、杨伯箴、任彬、赵树材、铁岗、孙国梁、张文松、陆禹、崔月犁、张大中、王汉斌等。由于工作调动，人员有过一些变化，但是学委经常保持四五个人。佘涤清担任书记。
1946年秋季开学后，原在大后方昆明的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疏散到昆明联合成立）全部迁回平津复校，这时北平的学生运动是由南系、北系共同领导的。南系是指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学委，负责人有袁永照、黎智、王汉斌、李之楠等，他们的直接领导人是南方局的钱瑛。1948年11月，南系北系学委正式合并。王汉斌是合并后的学委委员，分管大学工作。
1947年末到1948年初，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学委下面又设了4个委员会。一是大学委，张大中任书记，委员有宋汝棼、项子明、肖松（南北系合并后参加）；职青委（职业青年工作委员会），崔月犁任书记，委员有沈勃、张彭、徐伟；中学委，杨伯箴、李霄路先后任书记，委员有杜平、于英、李营、黎光；中小教委（中小学教员工作委员会），薛成业任书记，委员有梁以俅，张天泳。
解放战争时期，大、中学校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铁道大学、蒙藏学院、华北文法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院等12个大专院校都建立了党支部或总支。在50多所中学里，男三中、男四中、师大男附中、河北高中、女一中、女二中、女三中、师大女附中、辅仁女中、贝满中学、育英、汇文、崇德、求实、成达、志成、艺文、大同、惠中、育青等绝大部分市立、私立以及教会中学、职业学校中，也都建立了党支部。各大、中学校都有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联支部。
北平地下党到解放前夕，已发展有党员（含南系）3300多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约5000人。在工厂、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也都有地下党支部或党员。他们领导着工人、学生、手工业者、店员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进行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使得国民党当局，华北“剿总”如同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终日惶惶不安！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后，华北之敌已成惊弓之鸟，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携带家小细软纷纷南逃。华北“剿总”加紧扩充部队、调兵遣将、加固城防，准备与解放军决战。为了及时掌握敌人情况，尽快解放北平，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所属的在平情报部门，认真贯彻“大胆放手、积极进攻、提高警惕、分清内外、区别远近、多线管理”的方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机智，深入虎穴，搜集国民党政治、军事等大量重要情报，对解放军实施正确的重大军事决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开展情报工作的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系统，主要任务是做党和群众工作，附带搜集一些情报；第二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主要任务是情报工作；第三是解放军敌工系统，主要任务是搜集军事情报，以及策反敌军工作。
中央社会部在北平搞情报工作的有4个单位：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晋冀鲁豫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中社部直属平津情报工作站（即原晋绥平津情报工作站，1948年6月后，归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站长冯基平；冀察热辽社会部冀东北平情报委员会，负责人安林。
晋察冀社会部在北平设有甘陵、张勉学等直属情报小组；有平西、平北、满城、石门（即石家庄）、太原、冀中、冀东7个情报联络站。晋察冀社会部下属的冀中区社会部设有平保（定）情报站（站长张烈），并在北平有直属情报小组。晋冀鲁豫社会部设有北平、天津情报站。
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解放区社会部合并为华北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副部长杨奇清、卜盛光。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北平解放前夕，情报部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解放北平这一总方向出发，以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为目标，以搜集军事情报为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工作方法，搜集了以下几种情报：
1.敌军的军事调动与部署、作战计划、兵力、编制、番号、武器装备情报；
2.城防工事的构筑情报，敌军使用的暗语、密语等通讯联系方法及交通后方、给养运输等情报；
3.敌军指挥官的姓名、特性、指挥能力、官兵关系，士兵作战情绪及其内部矛盾、思想动态等情报；
4.敌特务组织情况、任务及活动情况的情报。使我党我军判断敌情、定下决心、部署力量都有准确可靠的依据。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守敌团团被围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真正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政府殉葬者，为数很少，绝大多数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负责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想退路，找出路。这就为地下党创造了一个策反的大好时机。敌工人员紧紧抓住这一良机，向国民党党、政、军、特内部主动进攻，加紧宣传，进行政治瓦解，促使一些头头起义反正，为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那时，国民党军队在北平有个铁甲车总队，下分一、二、四三个大队，担任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的防守任务。
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是东北讲武堂第8期毕业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于维哲在东北军何柱国任军长时的五十七军一○九师通讯连任连长。1935年冬直罗镇战役中，于维哲当了红军的俘虏。
1936年初，于被送到瓦窑堡红军办的“白军军官学习班”学习。学习中，他进步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学习结束后，被派回东北军工作。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为党做了不少秘密工作，后来与党失去了联系。北平解放前夕，好不容易同华北局工部地下党员魏焉联系上了。解放军开始围城时，城工部学委秘书长崔月犁告诉城工部负责做敌工工作的王苏，找于维哲联系，于是，王苏与魏焉一起来到沙滩于家。王与于谈妥，一旦解放军攻城，发出信号，铁车一大队就从前门火车站攻向永定门，突破缺口，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军进城（王苏：《敌穴战斗的风风雨雨》）。
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解放军刚刚把北平城围住，崔月犁通知王苏：“华北‘剿总’中将参议池峰城告诉学委的李霄路，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希望找到中共地下党的关系，你出面跟他联系。”王苏与李霄路见面后，确定由李带王到池峰城家见徐宗尧，用“王博生”的化名，身份是中共地下党代表。
12月18日，王苏按约来到池峰城家，池亲自开门，把王让进了一间非常阔气的客厅。王苏坐下后，池峰城开门见山地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军统头子毛人凤下令亲信王蒲臣，把军统北平站长的职务移交给徐宗尧，大概是要徐做个‘替死鬼’。现在徐宗尧正等待接任，并急于同地下党取得联系，打算投诚。”话说至此，池峰城突然停止了。接着，他两眼集中在王苏的脸上，问道：
“你愿意见见他吗？”
王苏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可以。”
池峰城走出客厅，不一会儿，就把徐宗尧带来了。然后，池很知趣地走了出去，客厅里只留下了王和徐两个人。
徐宗尧客套了几句后就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我继任军统北平站站长，并命令我布置军统潜伏组，您看我到任不到任？”
王苏见徐态度诚恳，也就十分明朗地说：“您愿弃暗投明，我们党是欢迎的。你既然决定投诚，当然可以到任。不过你要把情况不断向我方汇报，争取立功。至于你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
徐宗尧思量片刻说：“我现在想去解放区。”
“去解放区这事我要请示上级。不过，我个人意见，你要立功，最好的地方还是在北平。”王苏既在答复徐提出的问题，又在做徐的思想工作，指明徐投诚的最佳方案是“带罪立功”。
谈话结束了，王苏当天就把这个情况通过崔月犁向刘仁作了汇报。第二天清早，刘仁就通过地下电台发来指示：可以和徐宗尧继续联系，并令徐做好三件事，即保护档案、保护政治犯、留在北平当站长。
12月19日上午，王苏再次与徐宗尧在池峰城家会面，王告诉徐：已经请示上级，嘱咐你努力做好三件事，在北平立功。徐表示这次蒙共产党允其投诚，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此后，王与徐又见过几次面。在这期间，徐大致上完成了党命令他做的三件事，并把北平站及军统内部的情况向王苏作了详细汇报。解放后，北平市公安部门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反特斗争，徐宗尧是有一份功劳的。
1949年1月30日晚上，王苏约徐宗尧到池峰城家见面。这次王苏坐着一位早已投诚的敌军官的小汽车、徐坐着自己的小汽车到池家去的，见面后，他们各坐各的车，一同来到东四弓弦胡同军统北平站机关，从后院地窖内把军统存在里面的一批枪支弹药、电讯器材搬出来，运到了那位已经投诚的军官家。这批东西中，有美制全新左轮手枪5箱（每箱12支），美制新式收发报机4部，零散的手枪半麻袋，子弹若干。
北平解放前夕，拥有2700多人的地方杂牌军司令周文龙，经常活动于房山、涞水、涿县地区，为了争取周文龙起义反正，华北局社会部平西情报站下属的房涞涿情报站长阎塘做了很多工作。周文龙起义后，在房涞涿情报站所在地——龙洼村受了短期训练，启发他觉悟，希望他带罪立功。他主动提出和北平城里装甲师司令邹立静关系好，愿去做邹的工作。
北平围城期间，邹的装甲师驻守在西便门到永定门一线，周文龙进城见到邹立静后，以自己的亲自经历，向邹讲述军事形势、共产党的政策，邹很受教育。邹想：周文龙在房涞涿一带是有名的“杀人魔王”，共产党对周这样好，不咎既往，保证一家老小安全。我没杀过人，共产党肯定会对我更好的。于是，邹很快同意率部武装起义，并接受了党布置的任务：一旦解放军攻城，邹率部做内应。
建立地下电台，沟通北平地下党与解放区我党领导机关的联系，使地下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与军事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把战斗在敌人营垒内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及时安全地送到解放区，这是刘仁多年的夙愿。
在朝阳集战役中缴获敌军的美制三用电台
早在1942年，刘仁先从分局电台物色了机务人员李雪。1943年春，又从冀中军分区调来报务员赵振民，同年7月，把赵派到天津，掩护在一个同志家中。赵在天津地下日复一日地抄收新华社的明码电报，赵的任务是：熟悉城市生活环境，摸清地下工作规律，进行“技术练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处在根据地包围之中的北平，被国民党抢占了去。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城工部在北平设立了5个工作委员会。1946年7月，刘仁把赵振民派往北平，建立了收讯点，城工部在解放区的电台及报务员艾山开始发报。从此，赵每天都能收到由艾山发给他的“家”中的消息，但是，艾只发，赵只收，为正式通报作准备。
1947年初，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地下斗争的需要，刘仁派李雪来到北平建立地下电台，准备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正式通报。
1948年4月，刘仁派艾山进城。在这之前，地下党学委曾把在北平国民党中央社兼七区管理局稽查台的报务员、地下党员王超向转到了地下收讯台。这样，3个报务员——赵振民、艾山、王超向都全了。译电员岑铁炎由学委书记佘涤清直接领导。6月，刘仁又派了译电员方亭入城。
人有了，还要有收发报机，这才称其为电台。那时，在国统区可以买到通讯器材，但发报机则是“违禁”的非卖品。怎么办？只有自力更生。
为了解决自己制作发报机的问题，李雪经组织同意，用地下工作经费，在西四北大街开设了一个“龙云电料行”，作为电台的一个据点。学委秘书长崔月犁找来刘志义出面任电料行经理。刘在北平交往甚广，家却住在一个尼姑庵中，这样很有利于掩护。赵振民派到城里后，就住在刘家，与解放区电台试验通报。电料行的“股东”是李雪，赵振民当“伙计”。这位“股东”和“伙计”利用电料行提供的各种方便，躲在后院，自己动手组装了4部发报机，3部留在北平用，1部运到天津，供天津地下党用。
有了发报机，收报机比较好办。刘志义通过关系买来1部，又托人在天津买了1部，共用了二两黄金，另1部是李雪用短波收音机改装而成的。
除了龙云电料行外，地下电台还有另外一个据点，就是开设在西单商场内的九九照相馆，这是地下党买来的一个现成的照相馆。
李雪是照相馆的“掌柜”，电台交通员张彬任会计，另一位交通员吴宽德借晚上值班看房子为名在这里存身。白天，吴在商场北门外摆个临时小摊卖香烟糖果，暗地里中转电报。崔月犁的交通员徐书林以“买香烟”为名，经常来取送电报。
人有了，机器有了，但要想隐蔽下来，长期开展工作，总得有个进行工作的合法的容身之处。于是党组织给他们都建立了“家庭”。
这些“家庭”，是由于革命的需要建立的，其成员虽不是一家人，却互相关心，亲密无间，比一家人还要亲。
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家”都布置的很像个样子，很像个“富裕人家”。拿赵振民那个“家”说吧，余谷似在西单北糖果店有股份，住房挺宽敞，外人看来生活也颇富裕。她还故意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照片挂在墙上，作挡箭牌。开车行的保长来串门，余谷似就和他谈生意经，故意显示自己有家业、有根底。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兵，地下党拿出一两黄金作酬谢，由余谷似通过关系，给赵振民买了一张国民党骑兵上士的身份证作护身符。
艾山和方亭母亲后来住的房子，原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新婚居室，党的一个地下关系在这个飞行员携家匆匆南逃之前，连房带家具一起买了过来。新翻修的房屋，一律西式家具，布置的挺漂亮。
像这样深居简出，不惹是生非、规规矩矩的“富裕人家”，国民党的特工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去注意它呢？
李雪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电台的设置、经费的筹措、技术的指导、机器的维修，等等，全由他一手包办。必要时，他还负责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多次来往于北平城与解放区之间。他经常戴一副墨镜，骑一辆摩托车，在北平城内风驰电掣般奔跑，势利眼的国民党军警，大概把他当成了哪位有钱人家的阔少，从没遇到盘问，从没受到怀疑。
地下电台是极其秘密的，是敌人千方百计地要搜索、捕捉和破坏的目标。1948年春，国民党有10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城内进行流动侦察，因此，刘仁要求电台人员，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电台的同志，为了保护好电台，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对付敌人。
“多变”是对付敌人的好办法。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3个报务员都搬过几次家，变更住地。
1948年9月以前，发报量不太大，3个台轮换作业，收发报时间互相错开，来往电报的电文要尽量的短。这样，敌人很难抓住我们电台的活动规律，不易发现我们的电波信号。即使一时听到可疑信号，又很快消失了，再想找也找不到了。
当时还规定，凡是送到电台来的电报稿和从电台送出去的电报，一律使用密写。由于电文很短，可以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携带方便，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也可及时处理。
地下电台使用的密码，是在刘仁参与下，电台人员精心编制的。从1946年起，刘仁先后与李雪、何钊苦心研究了几套密码，并且从搜集到的若干版本的字典中选定四角号码字典作为电码本。刘仁说：搞密码要学会利用合法的条件，例如一些公开出版的小说、歌本、字典，这些都可以作为密码工具。方亭到北平后，在西单商场书摊上买了两套同名的章回言情小说，四册一套，书的内容很无聊。方随意确定其中一册中的一页若干行作密码底，然后密写通知刘仁的译电员何钊，连同那套小说一块通过地下交通送回城工部，何钊校对校正后通知方亭。从此，她俩就使用这套密码开始工作了。
收发报机是地下电台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电台工作人员特别是报务员把机器收藏得很严密，防止敌人破坏。
艾山把机子藏在床边壁厨的夹层里，上边堆满了衣物。赵振民则在墙上凿了一个洞，机器藏在里边，外边钉着挂衣架。王超向的电台藏在电话机木板后面的墙洞里。电台使用的天线，也都设法加以伪装。
据当年的译电员方亭回忆说：我们的电台没有发生过电影中那些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惊险镜头，没有格斗，也没有枪击。我们有的只不过是平凡琐碎的工作，小心谨慎的行动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蒋介石集团重要巢穴的北平，我们三处地下电台，一处也未被敌人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奇迹”。其实，“奇迹”并不奇怪。这是因为“除了采取以上种种技术措施之外，我们电台工作人员还自觉地执行了党的地下工作纪律”。
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当笔者再想找来地下电台收发了哪些内容的电稿时，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了。据城工部在解放区内电台的译电员卡笛回忆说：地下电台译出的电报是不留底稿的，但解放区收发的电报都必须留存。北平解放不久，刘仁和她一起将所有的电报加以整理，包成一包，上交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存档。
据当时地下电台工作人员回忆，他们发出的电报有：1948年10月二十几号，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的情报；11月，傅作义从南京开会回来，给毛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控制有多少部队，多少飞机，他想交给毛主席指挥，希望毛主席派代表来谈判；12月份，平津战役开始后，地下党每天都能搜集到有关敌军调动、敌人军用列车去向的情报，地下电台几乎每天都要向“家”（他们对解放区的亲切称呼）中汇报。这类电报译发的次数特别多，什么三十五军、暂编三（即一○四）军、十六军、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十三军等等，这些敌军的番号，以及新保安、张家口、南口、昌平、丰台、廊坊、塘沽等地名，它们的阿拉伯电码，译电员都能背下来了。
解放军围城后，切断了敌人陆地和空中通道，敌人在东单修了临时飞机场。解放军为封锁住这个机场，断绝敌人空中逃路，向这里开炮。开始命中率很低。那时炮兵瞄准器材比较落后，又没有校正炮弹的侦察机。于是，地下党派人直接观察每发炮弹具体落点，然后通过电台报告解放区。在地下党的配合下，终于校准了弹道，很快用炮火封锁了东单飞机场。
还有，在解放军准备攻城阶段，地下党曾接受任务，弄清各个城门、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弄清后的资料也是通过地下电台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的。
1949年1月29日，电台收到了刘仁电报：“1月31日中午1点，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组织群众欢迎。通知地下各委负责人，30日下午在何钊家里开会。”
第二天下午，刘仁乘吉普车风尘仆仆来何钊同志家，刘仁进门后，一眼看到正在院中等侯的李雪，第一句话就问：“电台出事没有？”李雪汇报说：大家都很平安。刘仁当场宣布：“通知电台，停止联络。”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北平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使命，胜利结束了自己的战斗！
1948年11月3日的深夜，在傅作义的卧室里，大女儿傅冬菊站在书架前，不耐烦地翻阅书籍，以消磨时光。突然，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的字样映入了她的眼帘。她抽出来一看，书页上满是圈圈、点点、直杠、曲线，画得满书皆是。
突然，一阵喇叭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把《论联合政府》一书放在桌子上的明显位置，迎出门去。
傅作义推门进来，顺手将摘下的军帽交给傅冬菊，关心地问：“菊子，这么晚了还没睡？”傅作义放下手中的文件包，靠坐在外屋的沙发上。这时他发现卧室里的灯亮着，假装生气地说：“你又在我屋里干什么？对你们这些做记者的，真是没办法。耳朵长，嘴也长。耳朵长点倒没什么，嘴一长，到处乱讲就要遭到人家的反对了，人家以后什么也不敢给你讲了。”
“爸爸，你放心，我这次到北平来，请了长假，是专门来伺候爸爸的，你最近工作不顺手心情不好，弄得身体也欠佳。有些生活上的事，你又不愿意让勤务兵干，有点小病小痛，也总忍着，这样迟早会把身体搞坏。所以，爸爸你不必担心，报社没有分配我任务，我也不想在北平采访什么，报道什么。你们打仗的事，我不懂也不感兴趣，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做这方面的文章的！”
上个月，天津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让她以到北平采访、组稿为名回北平暂时躲避。十多天过去了，她完成组稿任务准备乘火车回天津时，《平明日报》记者李炳泉追到火车站，对她说：“地下党组织让你留在北平，做你父亲的工作。”
开始，由李炳泉和闻黎智（闻一多的侄子）与她联系，后来，南方局学委的北平负责人王汉斌直接领导她，时间不长，北方局学委书记佘涤清与她接上头。由于她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涤清还以为她只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她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傅冬菊没说什么，照他说的办了。她第二次入了党。
40多年后的今天，傅冬菊谈起这段往事，也禁不住笑出了声。她说：“我第一次入党是1947年秋天，发展我入党的是坐在我对面办公的天津《大公报》记者李定同志。李定与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就互相认识，他知道我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曾想介绍我入党，当时我认为自己还不够格，就这样拖了下来。抗战胜利后，我们又都到了天津《大公报》工作，1947年秋天，他再次提起此事，我便答应了。李定说：你写个自传，在宿舍里等着，会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俩就算一个小组，在一起过组织生活。那一天，我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那个神秘人物的到来。怎么也没想到，推门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男朋友周毅之。开始，我认为他是有别的事来找我，他看见我不解的目光，手中的报纸摆来摆去，我理解了他就是我要等的人，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到北平后，佘又要我入党，我当时年轻，对他让我再次入党不知怎么回事，又爱面子，不便多问，就答应了。”（根据1985年采访傅冬菊整理）
傅冬菊在北平二次入党后，佘涤清给了她试探傅作义将军的任务，她以孩子对大人征询意见的口气说：
“爸爸，今天我见到一位同学，他十分关心我，也十分关心您。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过去是抗日英雄，并且当年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合作抗日，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方面希望您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避免文化古都遭受战火摧残！”
傅作义一听，马上问道：“你说的人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是遇上假共产党可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更不是军统。”
傅作义沉思了一下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答：“是毛泽东派来的。”
“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考虑考虑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女儿，特务们肯定会注意你的。”
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从1948年初就开始了。当时，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周围的人，做傅的工作。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审慎地选择对象，以亲友、同事相互谈心、谈形势的方式，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逐步宣传中共政策，争取他们与我党合作，促使傅将军思想转化，为在解放全华北的决战中，兵不血刃，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到1948年秋，平津战役发起的前夕，北平地下党经过艰辛努力的工作，开辟了4条直通傅将军的渠道，一刻不停地做傅将军的思想工作，使傅将军每次制订重大军事决策之前，都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以及他和他的嫡系部队。
第一条渠道就是通过傅部的少将参议刘厚同。
1948年春天，刘仁通知北平学委负责敌工工作的王苏，到泊镇来一趟。王到泊镇后，刘仁把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曾常宁介绍给王苏，并当面向他俩交代任务，通过曾常宁的父亲曾延毅做傅作义的工作。
曾延毅，湖北黄冈县人，和傅作义都是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曾是炮科的，傅是步兵科的。二人关系甚密，曾拜过把兄弟。傅作义守涿州时，曾任炮兵团长，与傅共过患难。
1937年11月初，傅率部守卫太原城。当太原战役进入紧张阶段时，副军长曾延毅借口出城巡察阵地，率领手下亲近人员从南门出走。消息一传开，人们把“副”军长传成了“傅”军长，说傅军长跑了，城就无法守了。太原失守后，曾回到天津赋闲，当了寓公。
曾常宁在泊镇把她家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了王苏，约定了王到天津同她父亲见面的时间。几天后，王到天津，与曾延毅见了面。第一次见面，曾延毅就谈形势。他说：“蒋介石政府很腐败，但你们共产党要打倒它，也不容易。”
后来，王苏每月都要去天津一二次，和曾见面长谈。
王与曾熟了，也可谈些比较深的问题了。王苏对曾说：“你到北平去，跟傅作义要个军长当。有了兵权，必要时可以发挥作用。”曾为此去过北平，找傅要求带兵打仗。傅虽然很客气，但不肯给他实权，只答应考虑给一个“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曾延毅见这位把兄弟不怎么讲交情，只好作罢，又回到天津。他向王苏表示：尽管他难以直接做傅的工作，但他可以做刘厚同的工作，通过刘再做傅的工作（王苏：《敌穴战斗的风风雨雨》）。
刘厚同是傅作义的老师，又是傅部参议。住在天津，常去北平。傅作义很尊重他。1948年10月，解放军战略反攻开始后，国民党江河日下，傅作义把他请到北平来住，以便有事随时商量。刘厚同有个女儿，叫刘杭生，是天津耀华中学的学生，是地下“民联”的盟员。前些日子，她到泊镇去了一趟，刘仁亲自与她谈了话，她很高兴做爸爸的工作。她离开泊镇时，天气已经冷了，刘仁把一件皮大衣送给了她。之后，刘厚同与学委秘书长崔月犁直接联系，约定每周在北平高级法院院长吴煜恒办公室见两次面。
吴煜恒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在大后方时，曾与董必武同志有过工作来往，吴待人诚恳，对和平解放北平很热心，为刘、崔见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见面还设宴招待了刘和崔。
崔月犁与刘厚同见面，是在谈判，也是在谈心交朋友。看样子，刘老先生很喜欢和崔月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交朋友，刘老送给崔一张他们全家人的照片。当时军统特务活动很猖狂，刘厚同说：“如果一个星期（即两次）不见你来，我就认为你被特务抓了去，我便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找你。”有两次，崔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约，可急坏了刘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查来查去，也没查到同仁医院的李献农大夫（崔的化名和掩护身份）。后来见面时，刘告诉崔：没有找到你，有个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倒是找到了。由此看来，刘老先生对共产党是友好的，也是讲信义的。
刘、崔直接接触3个月的时间，刘老先生对促成和谈尽了很大力。从当时刘老先生所谈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傅作义思想转变的复杂过程，及刘老对博所做的思想说服工作。
第二条渠道，就是通过傅作义将军的长女傅冬菊。
傅冬菊，聪慧伶俐，又是傅将军第一个夫人张金强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傅作义很是疼爱。抗战初期，她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经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到中共党驻重庆办事处或《新华日报》社来玩，周恩来经常与她促膝谈心，以她的思想再去影响她的父亲，所以她不仅思想进步，而且还参加了地下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抗日救亡组织“号角社”。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她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每当傅作义反对共产党、进攻解放区时，她都要与父亲谈形势，讲利害。比如，1945年秋和1946年秋，傅作义两次公开致电毛泽东主席，说什么共产党打了内战的第一枪，劝毛主席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以及后来傅率部占领张家口后，傅冬菊专程来到张家口，与爸爸谈了个通宵。她以傅作义抗日胜利后说的一句“想解甲归田”为引子，大做文章。她说爸爸“表里不一，言行两样”，一面高唱“解甲归田”，一面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急先锋，解危大同，攻占张家口……使傅作义无言以对。她现在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北系学委书记佘涤清与南系学委书记王汉斌商定，将她和她的爱人周毅之（地下党员）调来北平做长驻北平的记者，以便留在她父亲身边，做说服和规劝她父亲的工作。此外，她还以照顾父亲生活为由，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这就可以了解到傅作义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傅作义派代表与解放军开始谈判后，傅冬菊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崔月犁（有时是佘涤清）见面，她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崔月犁（或佘涤清）。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转圈子（在室内长时间地踱步），嚼牙签，甚至想自杀。对傅作义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地下党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情况地下党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由刘仁及时转给平津前线指挥部。
解放后，聂荣臻司令员对刘仁谈起此事时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条渠道，就是通过华北“剿总”联络处长李腾九。
李腾九，字荣骅，河北任丘人，1903年4月生，1919年8月至1923年8月，在保定军校第9期步兵科学习，与傅作义可称为前后同学。1932年到绥远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任中校团副，1933年升上校参谋长。1935年任三十五军通讯处长、1938年5月任绥远游击军少将参谋长。1941年任第八战区军务处长，1945年8月改为第十二战区军务处长。
李腾九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胜利，20多年，一直追随于傅作义左右，患难与共，甘苦同事。1946年8月，傅作义成立第十二战区驻平办事处，命李为办事处处长。办事处设于东城史家胡同，负责接待傅部来平办事人员及北平有关单位的联络事宜。1947年傅的总部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迁至张家口，办事处改称为张垣绥署驻平办事处。1948年1月，傅作义升为华北“剿总”司令，总部进驻北平西郊罗道庄，办事处改名为华北总部联络处，地址迁到御河桥二号院，即原日本大使馆。联络处对外又叫联谊处，任务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客人，并替傅部出席城内非军事性的比较重要的会议。联络处名义上是华北“剿总”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的关系，而直接受傅作义领导，对傅负责，实际上是个独立单位。
李腾九有个堂弟叫李炳泉，1919年3月生，1938年秋，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1940年12月在联大由李晨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春，他回到北平后，先后在《道报》、《益世报》任记者。是年秋，他听说在傅部工作多年的堂兄李腾九回到了北平，于是，他特地来到东城史家胡同傅部驻平办事处来看李腾九。兄弟多年未见，聊起了别后的经历与遭遇。从此，他们交往密切。
傅作义每次来平，一般都要举办记者招待会，或接待记者采访，这些活动通常由李腾九组织和主持。李炳泉当时是《益世报》外勤记者，这种活动李腾九都事先告诉他，请他参加。后来，李炳泉听说傅作义要在北平筹办《平明日报》，希望堂兄介绍他去。主持筹办《平明日报》的负责人，也就是以后担任社长的崔载之，是李腾九多年老同事，而且报纸筹办期间的经费及与各方面的接洽事宜，都由李腾九所负责的驻平办事处协助办理。当李腾九向崔介绍了炳泉后，崔欣然同意。二人见面，谈得很融洽。李炳泉进入了《平明日报》并当上了采访部主任。
李炳泉是中共党员，属南系学委。他是受党的指示进入《平明日报》从事地下工作的。到《平明日报》后，他有了较好的职业和合法身份，可借工作之便，深入搜集党所需要的情报。
当时，李腾九并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他有时到李腾九家去，谈些国民党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必然灭亡，共产党顺乎民意、迟早会取得胜利这类有关时局的话，堂兄也未怀疑他是中共党员，因为当时一般有识之士和思想进步的青年，都持这种看法。李炳泉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堕落的情形，耳闻目睹，亦甚憎恶，所以他们是一唱一和，十分投机。李腾九认为：凭他们兄弟之谊，可以畅所欲言，无须避讳。事实上，李炳泉这些言论，都是在潜移默化地做堂兄的思想工作。
崔载之很敏感，他和李炳泉共事不久，就感到李炳泉思想左倾。一次，他征询李腾九的看法，李说：“炳泉眼光锐利，思想进步，工作能干，是个不错的青年，决不会有其他问题。”崔笑着说：“他如果是这个（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个八字），也不会公开告诉你。”不过，崔载之政治上比较开明，特别是对李炳泉的工作比较满意，因而有时还给李炳泉种种方便，并竭力注意李炳泉的安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一天，李腾九听说东北解放军可能很快就要入关了，他感到局势严重，华北难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个人命运如何，也茫然不知，心情烦闷不安。这时，他想起了堂弟李炳泉，何不去找他谈谈，看他有什么良方妙法？
李腾九来到东城乃兹府大草厂甲16号李炳泉家时，炳泉及其胞弟炳璜均在。李腾九毫不避讳谈了他的烦闷。
李炳泉说：“会有办法的。事在人为，傅先生如能认清形势，还是有希望的。”
李腾九问：“希望在哪里？”
李炳泉沉思了一下，说：“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主力就要会师，北平行将被围，兵临城下，怎么办？还是以和平解决为最上策。傅先生如果仍自不量力，幻想支撑危局，甚至企图负隅顽抗，孤注一掷，不仅这座古都将毁于战火，兵民伤亡无数，而且傅先生也将身败名裂，成为人民的罪人。东北决战中，国民党六十军中将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当他们拉到解放区，老百姓和解放军早烧好了开水，做好了饭莱，热情地迎接他们。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肖华接见了曾泽生将军，并请曾将军继续任军长。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对俘虏还讲优待，不杀，不打，不搜腰包，对起义的部队或个人，一定会更宽大，更优待的，一定会给予妥善安排，会有光明前途的。”
李腾九讲：“炳泉弟所言极是，我深为赞同，我一定寻找机会向傅先生进言，务期必成。”
李炳泉见堂兄态度坚决，接着说：“我是奉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指示和你谈话的，中共方面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请你相机动员傅先生抛弃幻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北平问题。”
李腾九听后，兴奋异常，不安的情绪一扫而光，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炳泉弟，你原来就是共产党啊，是策动傅先生起义的北平地下党的代表啊！有你这些话，我心里就有了底数，向傅先生进言也就有勇气了！”
12月6日，三十五军在返平途中，被华北解放军包围在新保安地区，北平合围之势，也行将完成。此时傅作义感到形势严重，日益焦虑不安。经常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李腾九认为这是向傅进言之机，便乘傅先生独自思量之时，悄然入见。
李腾九问：“今后方针大计，究竟如何？”
傅反问：“你说如何？”
李说：“至此，只有和、战二字，不能战只有和。”
傅问：“如何和法？”
李答：“我的堂弟李炳泉以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身份，奉命来谈，希望通过我能与总司令秘密会见。不管谈的结果如何，至少可以了解对方意图。”李腾九在说这些话时，傅作义将军一直靠在沙发上眯着眼睛听着，面部没有表情，貌似平静如常。
李谈完后，傅睁开眼睛说：“这要妥善研究，你可继续联系，无论如何要注意李炳泉先生的安全，必要时可住到你那里。”
第四条渠道就是通过杜任之。
杜任之，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派，于济南战役后，首先对傅作义将军进行了策动，希望傅能效法吴化文将军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此后，杜与傅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0月20日前后，弟弟杜敬之告诉他：“刘厚同已经来平，住御河桥二号‘联谊社’，你要不要见见他，你们共同做傅先生的工作，力量不更大些吗？”
杜任之同意后，杜敬之当即打电话与刘厚同打了招呼，说他哥哥杜任之去见他，有事同他商议。
杜任之来到联谊社后，刘厚同非常热情，对杜也很尊重。他们首先漫谈了全国军政形势和可能发生的变化，当即杜含蓄地提出：在这种形势下，傅将军是否可另作他图？”
刘老先生说：“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今年2月间，宜生把我从天津接来北平商谈军政大事，我就对他说，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打胜仗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所作所为不合人民心理，违反历史潮流，必然失败。现在各战场连遭失败，恐怕南京政府维持不到一年半载了。”
杜任之觉得刘厚同对政治问题很敏感，也有一定眼光，于是说：“你既然看清了形势，按你和宜生的关系，是否可以劝宜生与中共和谈，和平解放北平？识时务者为英雄，这样宜生本人也不失为一个英雄嘛！”
刘厚同说：“前一个来月，共产党刘仁派人来见我，要我劝宜生效法吴化文帮助解放军解放济南的方式解放北平。我对来人说，吴化文是投降将军，傅作义是杀头将军，傅宁肯杀头也不会投降，那人没说什么就走了。你是了解宜生的，你看他能向共产党投降吗？”
“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决不是投降，就国共对峙的战局来说，也可以说是起义。”
刘说：“我认为按照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可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宜生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行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杜说：“首先和平解放北平影响全国，对国家对人民对宜生都大有好处，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最近，蒋先生（指蒋介石）在北平，宜生工作很忙，我见不到宜生本人，希望你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与宜生深切地谈谈这个问题。”
刘说：“如果与中共和平谈判，先在北平组织联合政府，通电全国，推动全国和平，我很愿意与宜生谈谈，我想他也能接受。”
杜任之心想，要紧的是先和谈，和谈一开，一定会有发展、变化，刘既答应找傅去谈，他就不便再驳刘的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了。于是，他就告辞，刘厚同热情地把他送出联谊社。
一两天后，杜任之听杜敬之说：蒋介石为了挽救东北败局，命令傅作义组织兵力，偷袭石家庄、西柏坡。杜任之听到这一消息后，又立即去找刘厚同。
杜说：“宜生此举甚是愚蠢，一则不可能袭击成功；纵然能取得某些胜利，他的军队也必然要在中途遭到解放军歼灭，不可能再回来。更主要的是此举必然要加深与中共的恶感，堵上和谈之路，请你立即告诉宜生，快快电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撤回。”
刘厚同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向傅作义说明利害和杜的意见。这以后，杜任之在见不到傅作义的情况下，常去联谊社看望刘厚同，转达地下党对傅作义的希望。有时，刘厚同也把傅作义的想法带给杜任之。
北平台基厂前日本大使馆，是傅作义总部的高级招待所。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多日了。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经担任过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现在是傅作义的少将参议，出谋划策之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先生。
傅作义把他从天津请来，经常与他商讨军政要事。这位老先生与傅作义有深交，也与共产党有交往。这样，他便成了共产党与傅作义接触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共产党与傅作义的桥梁式的角色。
刘厚同为北平和平解放劳累奔走了数个月，被人们誉为“和平老人”。
一日晚间，刘厚同再一次去傅作义住所游说：“宜生，是当机立断的时候了，要顺应人心，和平谈判，万万不可自我毁灭，万万不可！”
傅作义不吭声，过了好久，他才说：“走和谈的路我不是没有想过，前些日子我不是告诉你可以谈吗？可是后来一想，这么走了也是绝路，对不起中央军，会被人看成是叛逆。”他的心理负担很重，讲这话时声音低沉。
刘厚同给自己的学生讲起了商汤放夏桀、武王伐纣的历史故事。他说：“汤是桀的臣，武王是殷纣王的臣，夏桀和殷纣王是历史上着名的暴君，汤率诸侯和奴隶一举推翻了夏桀，建立了商朝，武王推翻了纣王，建立了周朝。后人不但不称汤和武王是叛逆，反而还赞美他们。应该忠于人民，而非忠于一个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认清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顺应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民众会箪食壶浆来欢迎你，谁还会说你是叛逆。”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古语有言：一言可以兴邦。刘厚同关于“汤和武王是叛逆吗”的一席话，真是一语中的，傅作义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心想对蒋介石的叛逆却顺应了共产党的要求，符合人民的利益，这种叛逆行的是正道，也许是一条唯一正确光明的道。
想到这里，傅作义似乎全身轻松了许多，忙向老师道别，同时脸上露出了近几个月来少有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