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47年至1948年冬季攻势，东北野战军已无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锦州3点上选择大战来打。此时，林彪的对手卫立煌是一员资格比陈诚更老的将领。
卫立煌总兵力此时为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上地方杂牌部队，共计55万人。他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在长、沈、锦3个地区集中了重兵，具体部署为：长春，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10万军力驻守；沈阳及其卫星城市本溪、抚顺、铁岭、新民地区，30万兵力，由卫立煌直接指挥；锦州、锦西，15万兵力，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率领。
这三块都是硬骨头，到底从哪一块下口呢？林彪在双城指挥所里反复比较、思索。
此时，东北野战军当时已发展到12个步兵纵队36个师，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个坦克团，共7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33万人，总兵力达103万人。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构想。先打哪儿？毛泽东与前线总指挥官林彪意见不同。是先打长春还是南下北宁线、先打锦州？毛泽东与林彪有着不同的意见与争议，且一争就争了好几个月。
一、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
（1948年9月）
司令员：林彪
政委：罗荣桓
参谋长：刘亚楼
政治部主任：谭政
后勤部部长兼政委：钟赤兵
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政委：肖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
独立一师师长：杨树元；政委：蔡炳臣
独立二师师长：左叶，副师长：师建章；政委：焦若愚；政治部主任：刘友光
独立三师师长：李金才；政委：兰庭辉；参谋长：李佩之；政治部主任：王屏
独立四师师长：王子仁 刘子仪；政委：方虎山；参谋长：卢哲用；政治部主任：洪林
独立五师师长：王家善，副师长：唐仕林；政委：谢甫生
独立六师师长：邓克明，副师长：金宇 马逸飞；政委：钟人仿，副政委：祝世凤；参谋长：刘苏；政治部主任江学彬
独立七师师长：罗华生，副师长：程启文 余勋光；政委：邱子明；参谋长：刘可天；政治部主任：童浩生
独立八师师长：王明贵，副师长：蔡久；政委：邹衍；政治部主任：桂生芳
独立九师师长：廖仲符，副师长：罗文华；政委：钟民，副政委兼主任：谭文邦；参谋长：冉泽
独立十师师长：赵东寰，副师长：邓忠仁；政委：崔国辉，副政委：蔡明；参谋长：王玉峰；政治部主任：江腾蛟
独立十一师师长：王效明，副师长：李德山；政委：宋景华；参谋长：康干生；政治部主任：王海清
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兼），副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黄克诚（兼）；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独立四师师长：李道之；政委：王晓生；参谋长：莫异明；政治部主任：侯全智
独立五师师长：赵文；政委：袁耐冬
独立六师师长：韩梅村，副师长：周志飞；政委：钟辉；政治部主任：邹日清
独立七师师长：陈宗坤；政委：谢明；副师长兼参谋长：杨力；副政委兼主任：曾凡有
独立八师师长：朱军；政委：陈志彬
炮兵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朱瑞，副司令员：邱创成 贾陶 苏进；副司令兼参谋长：匡裕民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员：曹里怀；政委兼主任：梁必业；参谋长：杨尚儒；政治部主任：吴岱
一师师长：江拥辉，副师长：杨大易；政委：黄玉昆；政治部主任：李继太
二师师长：贺东生，副师长：唐青山；政委：王树君；参谋长：李忠信；政治部主任：李欣
三师师长：刘贤权，副师长：曹灿章；政委：方国南；政治部主任：李伟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政委：吴法宪；参谋长：王良太 ；政治部主任：李雪三，政治部副主任：贺大增
四师师长：胡继成，副师长：郑本炎；政委：李世安；参谋长：蓝桥；政治部主任：沈铁兵
五师师长：吴国璋；政委：石瑛；参谋长：汪洋；政治部主任：晁福祥
六师师长：张竭诚，副师长：赵永夫；政委：李少元；政治部主任：吴书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副司令员：曾国华 沙克；政委：罗舜初，副政委：刘西元；参谋长：何振亚；政治部主任：卓雄
七师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参谋长：荀在松；政治部主任：刘振华
八师师长：宁贤文，副师长：杨树元；政委：刘光涛；参谋长：叶荫庭；政治部主任：张玉华
九师师长：郑大林，副师长：张海棠；政委：李改；参谋长：祝顺明；政治部主任：郑为之
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胡奇才；政委：莫文骅，副政委兼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
十师师长：蔡正国；政委：李炳令；参谋长：张捷勋；政治部主任：何瑛
十一师师长：田维扬，副师长：刘善福；政委：吴保山；参谋长：郭家洛；政治部主任：李毅
十二师师长：江燮元，副师长：卢燕秋；政委：潘寿才；副政委兼主任：张秀川；参谋长：李洪茂
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副司令员：吴瑞林；政委：刘兴元，副政委兼主任：唐凯 ；参谋长：罗文；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十三师师长：徐国夫，副师长：翟毅东；政委：李辉；参谋长：苏克之；政治部主任：胡寅
十四师师长：彭龙飞；政委：丁国钰；参谋长：茹夫一；政治部主任：赵炳梓
十五师师长：王振祥；政委：何善远；政治部主任：车学藻
第六纵队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杨国夫 李作鹏；政委：赖传珠，副政委：刘其人；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
十六师师长：李作鹏（兼），副师长：王东保；政委：张池明；副师长兼参谋长：冯精华；政治部主任：刘锦屏
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副师长：李培功；政委：徐斌洲；参谋长：陈毅斋；政治部主任：杨伟
十八师师长：阎捷三，副师长：黄荣海；政委：袁克服；副政委兼主任：孙正；参谋长：周明国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吴富善，副政委兼主任：谭甫仁；参谋长：高体乾，副参谋长：张松涛
十九师师长：徐绍华，副师长：黄忠诚；政委：邓东哲；参谋长：邵震；政治部主任：姚国民
二十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钟明锋；政委：罗友荣；参谋长：张槐礼；政治部主任：姚仲康
二十一师师长：李化民，副师长：王春萱；政委：朱民亲；参谋长：杨骥
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副司令员：张天云；政委：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段德章，政治部副主任：林忠照
二十二师师长：吴烈，副师长：郑寿才；政委：谢明；参谋长：韩仰山；政治部主任：钟池
二十三师师长：钟明彪；政委：谢家祥，副政委兼主任：任荣；参谋长：孙晓水
二十四师师长：丁盛，副师长：吴瑞山；政委：韦祖珍；参谋长：刘江亭；政治部主任：任思忠
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参谋长：袁渊；政治部主任：王逸群，政治部副主任：雷永通
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副师长兼参谋长：吴华；政治部主任：江洪海
二十六师师长：肖全夫；政委：李振声；参谋长：吴文华；政治部主任：周华彪
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副师长：朱日亮；政委：王文；参谋长：戴天翔；政治部主任：杨亚中
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员：方强；政委：周赤萍；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孔石泉
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副师长：颜德明；政委：晏福生；副师长兼参谋长：刘子云；政治部主任：李大同
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副师长：蒋克诚；政委：陈法洪；政治部主任：彭庆云
三十师师长：叶健民；政委：张百春；参谋长：赵黎平；政治部主任：赵平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副司令员：周仁杰；政委：陈仁麒；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杨春甫，政治部副主任：李渤
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参谋长：宋映；政治部主任：李直
三十二师师长：李光辉，副师长：曾威；政委：刘禄常；副政委兼主任：武振刚
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兼），副师长：何廷一；政委：钟文法；参谋长：夏新民；政治部主任：吴彪
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副司令员：熊伯涛；政委：袁升平；参谋长：王亢；政治部主任：陈志芳，政治部副主任：周彬
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政治部主任：高先贵
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副师长：李光汉；政委：栗在山；政治部主任：齐渭川
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副师长：郑贵卿；政委：王建中；参谋长：席庶民；政治部主任：沈东屏
炮兵纵队司令员：苏进（兼）；政委：邱创成（兼），副政委：刘登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匡裕民（兼），副参谋长：张志毅；政治部主任：吴涛
铁道纵队局长：黄逸峰；第一副局长兼参谋长：李寿轩；第二副局长兼政治部主任：何伟；第三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武可久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组成单独的领导机关后，下辖两个兵团、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总兵力达70万人。
二、东北军区战斗序列
（1948年9月）
司令员兼政委：林彪
第一副政委：罗荣桓，副政委：陈云 李富春
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高岗；副司令员：吕正操 周保中 肖劲光
参谋长：刘亚楼 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司令部第一处处长：苏静，第一副处长：石敬平，第二副处长：丁甘如
第二局局长：曹祥仁，副局长：钱江
第三处处长：张瑞，副处长：程明陞；政委：朱虚之
第四处处长：何敬之
第二处长：胡云生
第五处处长：苏静（兼），第一副处长：赵维刚，第二副处长：刘成模
机要处处长：黄友凤，副处长：莫春和
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余再励，副部长：杜平
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副部长：陈亚丁
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副部长：佟磊 谢甫生
联络部部长：周桓（兼），副部长：王央公
秘书处处长：李林
后勤部部长：李富春，副部长：贺诚
秘书长：朱理治
政治部主任：周桓（兼），副主任：陈林
军工部部长：何长工，副部长：江泽民 韩振纪 王逢源
军需部部长：杨至诚，副部长：张永励 魏廷槐
经理部部长：陈林（兼），副部长：张济民
卫生部部长兼政委：贺诚（兼），副部长：戴济民
政治部主任：戴文彬，政治部副主任：周越华
军械部政委：张瑞德，副部长：刘岱
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兼），副校长：倪志亮，副政委：吴溉之，副教育长：曾国华
航空学校校长：刘亚楼（兼），副校长：常乾坤；政委：吴溉之（兼），副政委：王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蒋少卿
工兵学校校长：唐哲明，副校长：李荫南 陈正峰；政委：李雪炎；政治部主任：王燕时
炮兵学校校长：贾陶（兼）；副教育长：廖政武；政治部主任：吕清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李运昌；政委：黄克诚，副政委：黄火青；参谋长：黄志勇，副参谋长：王智涛；政治部主任：刘道生，政治部副主任：刘随春
热河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兼）
热东（十八）分区司令员：周家美；政委：王国权
热中（十九）分区司令员：刘兴隆；政委：强晓初，副政委：曹德广；参谋长：田长江
热北（二十）分区司令员：罗云，副司令员：邱仁华
热辽（二十一）分区司令员：欧阳家祥，副司令员：徐乃斌；政委：马戴，副政委：孙文采 李东冶；政治部主任：王明正
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副司令员：谭国翰；政委：吴德，副政委：李楚离；副司令兼参谋长：彭寿生，副参谋长：杨文模；政治部主任：何兰阶
十二分区司令员：张书祥，副司令员：杨思禄
十三分区司令员：李雪瑞，副司令员：刘守仁；政委：王世煜；参谋长：江鸿照
十四分区司令员：曹致福，副司令员：张更生
十五分区政委：胡继宗，副司令员：陈云中，副政委：曹文斋
冀热察军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牛树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苏致胜；参谋长：刘凯 李灿
热西分区司令员：钟辉琨；政委：韩纯德，副政委：王平水
冀察分区政委：葛琛；副司令员：唐家礼；副政委：阎子庆；政治部主任：朱利
察北分区政委：梁振中，副司令员：乌献文，副政委：张健 苏克勤
骑兵师师长：何能彬，副师长：卜云龙；政委：林茂元；政治部主任：刘克
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泽（即乌兰夫），副司令员：王再天 那钦双合尔；参谋长：吉合；政治部主任：方知达，政治部副主：任廷懋
骑兵一师师长：王海山；政委：胡昭衡，副政委：旺丹；参谋长：额博勒图；政治部主任：德勒格尔
骑兵二师师长：白音布鲁格；政委：胡秉权，副政委：都固尔扎布；参谋长：丹森宁布；政治部主任：巴图
骑兵十师师长：孔飞，副师长：阿民布和；副政委：乌力吉那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昌
骑兵十一师师长：乌力吉那其尔，副师长：乌思启；政委：关保扎布，副政委：泌力格巴特尔；参谋长：杨森扎布
骑兵十六师师长：李秀山，副师长：寒峰；政委：刘景平；参谋长：云麟；政治部主任：陈赤虹
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政委：张策，副政委：李德仲；参谋长：朱子休；政治部主任：黄文，政治部副主任：季铁中
合江军区司令员：杨梅生，副司令员：李荆璞；政委：张启龙；政治部主任：李信
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员：关靖寰；政委：王鹤寿 ；参谋长：李英武；政治部副主任：黄惠良
黑河分区司令员：王钧；政委：林一心；政治部主任：赵承丰
嫩江军区司令员：朱涤新，副司令员：赵承金 潘朔端；
政委：刘锡五；副司令兼参谋长：冯志湘；政治部主任：孙志勇
辽宁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副司令员：边章伍；政委：张秀山，副政委：林一山；参谋长：金振钟；政治部主任：谭开云，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冶
一分区司令员：叶声，副司令员：刘金山；政委：杨春茂；参谋长：叶心；政治部主任：黎映林
五分区司令员：翟毅东 李忠志，副司令员：杨春；政委：焦若愚；参谋长：蒋树
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第一副司令员：赵杰，第二副司令员：高鹏；政委：陶铸，副政委兼主任：彭嘉庆；参谋长：黄思沛；政治部副主任：邱先通
一分区政委：刘瑞森；副司令员：赖金池；副政委：冯志祥
三分区司令员：蔡斯烈；副司令兼参谋长：李士廉
五分区政委：刘莱夫；副政委兼主任：徐明
昭盟军事部部长：燕蔷，副部长：董庆云
安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江华；参谋长：侯世奎；政治部主任：赵正洪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参谋长：雷震，副参谋长：邱会魁；政治部主任：刘惠农，政治部副主任：谢扶民
延边分区司令员：刘建平；政委：孔原；副司令兼参谋长：余能胜；政治部主任：马经儒
1948年9月7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致电毛泽东主席，提出将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野战军司、政、后分开，各专其责。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军区与野战军分开后，军区下辖1个二级军区（即冀察热辽军区）、12个三级军区、4所军事学校。军区所属各部总兵力达33万余人。
三、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1948年9月至11月）
东北“剿总”司令部
总司令：卫立煌
副总司令：杜聿明（10月）郑洞国 范汉杰 梁华盛 孙渡 万福麟 张作相 马占山 陈铁
参谋长：赵家骧
副参谋长：宋子英 郝家骏 姜汉卿 袁克征 彭杰如
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兼），副主任：贺奎；参谋长：唐云山 李汝和
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参谋长：董汉三
九十军军长：盛家兴，副军长：龙泽汇；参谋长：殷开本
暂十八师师长：景阳，副师长：许义浚 保如光
暂二十师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 赵景高
暂二十二师师长：李长雄，副师长：苏锦泰 赵思齐 瞿琢
一八四师师长：杨朝纶，副师长：舒秉权
新五军军长：刘云瀚，副军长：范玉书；参谋长：裴治镕
二十六师师长：张越群，副师长：何卓
暂五十师师长：罗先之
暂六十师师长：陈膺华，副师长陈琨
新八军军长：沈向奎；参谋长：李文昭
暂五十四师师长：黄建镛，副师长：张勋哉 云茂奎
暂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副师长：梁炳芳
八十八师师长：黄文徽
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参谋长：杨中藩
八师师长：周文韬，副师长：施有仁
暂五十七师师长：朱茂榛 廖楚藩
一九八师师长：张纯
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兼），副司令官：曾泽生 彭杰如；副参谋长杨友梅
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
新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克立
暂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
暂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副师长：宁伟
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兼），参谋长：徐树民
暂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副师长：任孝宗
暂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副师长：欧阳午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副师长：李佐
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参谋长：蒋希斌，副参谋长：赵蕴奇
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兼），副军长：赵镇藩；参谋长：郭业儒
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副师长：王冠英
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副师长：毛芝荃
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副师长：夏时
六军军长：罗又伦，副军长：戴朴；参谋长：黄定兴
一九五师师长：罗莘求
二○七师师长：戴朴（兼），副师长：赵侠
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参谋长：杨焜
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副军长：杨焜（兼）；参谋长：李定陆
十四师师长：许颖，副师长：董觉民
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
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副师长：李平
新六军军长：李涛，副军长：刘建章；参谋长：黄有旭
新二十二师师长：罗英，副师长：周璞
暂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
一六九师师长：张羽仙
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副军长：文小山；参谋长：陈时杰（代）
新三十师师长：文小山（兼），副师长：谭道善
五十师师长：杨温，副师长：罗锡畴 陈时杰 陈坚
暂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副师长：谢树挥 徐继章
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副军长：陈衡；参谋长：周声夏
七十九师师长：何际元，副师长：赵明义 陈星樵
一○五师师长：邹玉侦，副师长：袁冠南
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副军长：平尔鸣；参谋长：廖传枢
二师师长：平尔鸣 尹先甲 郭永和，副师长：罗永年
二十五师师长：李运成
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副军长：熊新民；参谋长：王多年
八十七师师长：黄炎，副师长：王卓超
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副师长：马鹤锋
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副司令官：刘春岭；参谋长：张伯权
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副军长：张琛；参谋长：谢义
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
一五一师师长：陈植，副师长：陶相甫
一五七师师长：何宝松
九十二军
二十一师师长：李荻秋，副师长：吴冠军
三十九军军长：王伯勋，副军长：程鹏；参谋长：张季
一○三师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
一四九师师长：张家宝，副师长：刘体仁
独立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副师长：郭栋
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司令：徐梁，副司令：王昭堃；参谋长：关邦杰
东北“剿总”直辖部队：
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张廷孟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梁序穗
交警第二总局局长：冯圣法
第六补给区司令：刘耀汉
军运指挥部指挥官：牛月村 黄克明
秦葫港口司令部司令：何世礼
松北五省绥靖区总司令：马占山（兼）
沈阳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梁华盛（兼）
东北国民党军经过卫立煌重新整编，至1948年9月（辽沈战役前），共计14个军44个师（旅），14个特种兵团，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达55万余人。1948年10月间，第六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九十二军（实际只来1个师）及独立第九十五师调至葫芦岛，归第十七兵团指挥。此时东北国民党军为17个军51个师（旅），60余万人。
辽沈决战前，即于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西柏坡是一个小山村，滹沱河水从村前流过，沿河西上是太行山，顺流而下是华北大平原。抗日战争时期，西柏坡曾被誉为“抗日模范村”。
1947年3月，刘少奇、朱德依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将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时，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到白毛女的故乡去吧！”刘少奇到达晋察冀边区后问聂荣臻：“白毛女的故乡在哪里？”聂荣臻说：“这个传说出在平山，那里倒是个富饶的地方。它的位置在太行山与华北大平原衔接的地方。从抗战开始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不过，平山的面积很大，东靠石家庄，西与山西接壤，中间或靠东一些为合适。”
5月，朱德派他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旺臣，从平山县城沿滹沱河逐村勘察后，一致看中了西柏坡村。这里依山傍水，处在山区与平原的接合部，能进能出，能攻能守。他们向刘少奇、朱德作了汇报。
6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进驻西柏坡村。7月12日，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6人正式成立工作委员会（对外称工校，校长为胡服，即刘少奇）。
在这之前，即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65名同志由城南庄到达西柏坡。5月27日，毛泽东又来到这里。五大书记会面后，中央前委、中央后委和中央工委自行撤销。为对外保密，称“劳动大学”，中央领导仍用过去的化名。
此时，毛泽东胸有宏略，情绪高昂，全身心地在关注全国战场的发展变化，决定与蒋介石展开决战，并且把首场决战放在东北。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发出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号召。为此，会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500个旅，共歼敌750万人的宏伟目标，并规定了必须每年歼敌100个旅的任务。
他认为，由于军事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预计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把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此时，与毛泽东心情相反，蒋介石坐在石头城里，愁思万缕，唉声叹气。一天他拄着手杖，披着那件避弹大氅，来到江边，低头沉思。这一阵局势更紧，洛阳、四平、周村等12个重要据点竟在一天之中同告失守，实在令人焦心，而这些失去的城镇中，四平、永吉、小丰满和洛阳且是有现代化永久防御工事的坚城；沭阳、涟水、阜宁是交通联络的中心据点；张店、周村是济南大城市的外围防线；永城是徐州外围的重要据点；莱芜、新泰、蒙阴是津浦路和胶济路交通干线的侧翼；延安与西安之间的甘泉、鄞县、中部、宜君等地在交通联络上都很重要，也都丢失了。
蒋介石望着长江，长叹一声，在警卫的护卫下来到中央训练团“训话”。一到会场，不待主席致词，就血脉贲张，声音颤抖，沉痛地说：“我们年年开会，月月开会，我不知道我们开会有什么用处！前方军事失利，各地行政腐败，再闹下去，我们明年今日能不能还在这里开会，都很难说。”
台下众官员大吃一惊。只见蒋介石眼都气红了，还在使劲地骂道：“如果你们再不改，不久之后，我就要做俘虏，你们也要做战犯，我们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你们为什么这样腐败颟顸，目无法纪！你们为什么不看看敌人？他们决定做什么，就全心全力去做，认认真真地去做，而你们又怎样呢？”蒋介石右拳在桌上擂鼓似的敲着：“我们的党员奉命去做一件工作时，就只听其自然，甚至什么都不做，只知道以权谋私！”蒋介石越讲越有气，忽感到周身乏力，天旋地转，连忙示意侍卫架着他回家了。
蒋介石回到卧室，浑身发冷，心头更加颓唐。他缓缓起立，怅望窗外，感到未来的战场态势，将是：华北要变成今日的东北和西北，华中变成今日的华北，而华南变为今日的中原，正如长江浪涛，后浪推前浪，一个新的战场展开，而另一个旧的战场就告消逝。今天的东北战场，是一个个孤岛在沉没；今天的华中战场是由面而分割为片，再由片缩小为点，形成孤岛，这景象眼看就要接踵南移，“分区作战”也难以固守，发展到最后，又将如何呢？越想越感到愁眉不展，越感到对前途失去信心。
面对着如此动荡的战局和疲倦不支的身体，蒋介石颇想到庐山换换环境，但又感到此时此地离开首都，是否合适？而庐山是否安全，也成问题，越想越烦，越想越气。宋美龄对此却不以为然，她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不必怄气。美国总统在局势紧张时照样钓鱼打猎，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反给人一个安定的印象。至于庐山是否安全，我看不大靠得住。长江洪水成灾，上山瞧了不舒服，再说是否会影响交通，也很难说。不如到莫干山去散散心。”蒋介石表示同意，于是就带着老婆、儿子前往杭州了。一路上，蒋介石沉言寡语，他突然感到近来自己老多了。正是：举目望去，乌云瘴气，展望未来，不堪设想。面对着眼下的败局，怎能不使他焦心如焚呢！
身居西柏坡的毛泽东，对东北决战，什么时间、打哪里，早在1948年2月7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从毛泽东在电报中的提法来看，“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当时还只是一种设想。毛泽东发这个电报的当时，东北我军的冬季攻势正在进行，攻占辽阳、鞍山、本溪、营口的战斗刚刚展开，沈阳、长春、锦州、四平、吉林等战略要地仍为国民党军固守，并且蒋介石新委任的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刚刚走马上任。
东北局势究竟朝何方发展？东北敌情有无变化？毛泽东从全国战局出发，预设了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两种可能，据此提出了东北我军作战的两个方向。毛泽东关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就是从这“两种可能”和“两个方向”出发进行战略思考和分析的必然结论。
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第一种可能，是撤离东北。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蒋介石决定不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蒋介石自身来说，仍持控制东北的妄想，一方面是从政治利益考虑，另一方面是不甘心东北的失败。从蒋介石手下的将领来说，就是怕负丢失东北的责任。从全国战局来说，人民解放军也没有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或者说人民解放军给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还没有达到迫使蒋介石从东北撤兵的程度。毛泽东在分析蒋介石决定不撤离东北时，当时主要是从军事方面考虑的，因此，毛泽东说：“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正是从军事方面考虑，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后便指出，如果东北我军在今后作战中再打几个大胜仗，如果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率领的晋察冀我军出平绥，出冀东，如果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渡江南进，在福建、浙江、江西诸省创建新的解放区，那么全国军事形势必将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毛泽东估计全国战局的改观为时不远，因此估计国民党从东北撤兵的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些。据此，毛泽东希望东北我军“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
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第二种可能，是固守东北。毛泽东明确指出，“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这种可能中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国民党军队暂时能与我军抗衡，能够固守东北；二是东北我军强大得使东北国民党军无法撤离东北，能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毛泽东在分析此种可能时，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即排除了国民党军能够固守东北的可能性，而将东北我军能否强大得使东北国民党军无法撤出东北这个问题提到东北我军的面前。
依据东北国民党军队今后动向的两种可能，毛泽东提出了东北我军今后作战的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391页）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是截断沈阳与长春的联系，孤立长春之敌，为消灭长春之敌创造条件。而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是孤立锦州之敌，为歼灭锦州之敌，关闭东北大门创造条件。
毛泽东关于“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尽管在当时是一种设想，但是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对全国战局和东北战场进行深层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从全国战局来看，战局正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蒋介石的各个战略集团正处在被人民解放军的分割之中，如果不封闭东北大门，而让东北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撤入关内华北、华东地区，就会使国民党的军队相对集中，使这些地区国民党军队所占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这无疑会增大这两个地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难度，从而延缓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如果关闭东北大门，不仅分割蒋介石战略集团的目的达到了，而且也缓解了华北、华东地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困难。
从东北战局来看，东北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关闭东北大门，将国民党东北军队予以各个歼灭。尽管东北我军的力量并没有占绝对优势，或许战场情况还有新的变化，但毛泽东的这一构想，体现了作为战略家的战略眼光，从毛泽东在电报中的分析来看，也体现了他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军事原则。
哈尔滨往南火车第一个停车站，是一个叫双城的小镇。
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就设在双城的一个青堂瓦舍、古色古香的大宅院里。东西两个跨院，西院为参谋长，东院住林彪。
林彪面对墙上地图，视线从长春移到锦州，再从锦州移到长春。然后背起手，在室内踱步沉思。每次大战之前，林彪都要在地图前长久地踱步沉思。
作为军事指挥员，他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想清楚。
长春距北满根据地较近。先打长春便于集中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如果敌人增援或突围，在漫长的300公里范围内，也便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下长春之后，解除了后顾之忧，更便于集中兵力向南作战。
但是，早在冬季攻势尚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为此，要考虑南线作战，首先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此方案，即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人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是中间突破，使两翼的卫立煌和傅作义均相互孤立。
毛泽东作为战略家，总是从全局高度观察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此时他已不满足于东北，他想到华北，想到全中国。他的思路沿着连接东北、华北的北宁线铁路大动脉运动。
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的咽喉要地，是其与华北联系的战略要冲。
可林彪对到敌人要害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有顾虑，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再像1947年攻四平一样，定将影响战局。如果打长春，可拖住沈阳的敌人。
四平攻坚失利的阴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林彪。
林彪在东北打的较大的败仗，一是二下江南攻德惠不下，二是夏季攻势中的西平攻坚战。
锦州有重兵把守，且工事坚固，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四平？
林彪认为锦州城防工整坚固，又有15万重兵把守，如果像夏季攻打四平那样，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将造成被动。四平撤退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部队基本上是轻装。要打15万人设防的锦州，必须有大规模的重武器和六七十万人的后勤供应，这样庞大的供给需要大量汽车和油料，如果油料耗空或遭空袭，大批机械化装备将要丢给敌人，部队就难以安全撤离战场，而陷于危险境地。
林彪不愿冒险攻锦州，他认为长春之敌最弱，又离解放军后勤基地最近，长春与沈阳相距五六百公里，沈阳之敌出援困难，且远水难救近火。于是，林彪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打长春。那时林彪在东北已经树起了“军事权威”的形象，他确定的军事方案，一般是没有人提出异议的。虽然东北局对下一步军事行动进行了反复讨论，但是最终定下的还是林彪的方案。
4月18日，毛泽东收到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署名的报告，可以说它主要反映了林彪对下一步作战考虑的结果。报告中说，东北野战军集结9个纵队，采取攻城打援手段，进行长春战役，第一步实行围城，如能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为防止锦州范汉杰兵团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林彪建议，晋察冀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牵制敌人，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仗。关于向南作战问题，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报告说：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林彪实际上是说毛泽东的意见不适宜。他要把华北的部队也拉到他的指挥之下。否定毛泽东的意见，在林彪已不只一次。
毛泽东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听见部下有反对意见就发火，骂娘。
毛泽东把燃着的一支烟在手中捻碎，对周恩来道：“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看他胆子太小，二月就叫他南下北宁线，两个多月了，还是这个态度，要不然我去东北算了。”
周恩来看了一会儿电报，道：“主席，我看只能原则同意他们的计划，再次申明南下北宁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道：“也只好如此了。”
在战役指挥上，毛泽东尊重战场指挥员的意见，因为他们对战场有实际感受。如果自己正确的意见一时不被下级接受，毛泽东总是耐心说服与等待。
毛泽东同意打长春，同时指出，“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实际上是批评林彪的畏难情绪。
5月下旬，林彪以两个纵队从东、西、南三面向长春攻击，歼敌6000余人，攻占郊区大房身机场。但由于守军设防坚固，解放军战斗组织不够周密，自己也伤亡2000多人，没有实现预期目的。这时，才感到长春守敌的战斗力和防御工事比原来估计的要强，不是一个猛攻可以打下的。于是向中央军委报告说：经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议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的信心并不甚高，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
毛泽东亲笔起草给予林刘罗的指示电围，待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
林彪是军事家，对作战想得很细，心细如发。毛泽东是战略家，他考虑全局的需要，往往不过分拘泥于细节。
毛泽东凭着战略家的预感，认为只有南下北宁线，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华北的联系，全歼东北守军，才是上策。
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都感到锦州的重要。
6月5日，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正式攻长春；第二，以少数兵团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和热河冀东一带作战；第三，对长春以2至4个月较长时间围困，然后打援，最后攻城。他们认为，执行第一个方案，目前还无把握，执行第二方案，将会遇到敌人集中不好打和粮食补给不足的困难。而第三方案除了多费去几个月时间外，没有其他坏处，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所以目前以采取第三方案为好。
毛泽东复电基本上同意第三个方案，同时又一次力图把林彪的注意力引到南下作战上。他提醒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3至4个月的时间里，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林彪将作战方向指向长春，与毛泽东的构想相悖，但毛泽东还是批准了林彪攻打长春的计划。毛泽东为什么批准一个与自己的要求相悖的作战计划？
首先，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很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教育我军各级指挥员要充分尊重下级指挥员的意见，甚至尊重战士的意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这是我军战斗力不断提高的生生不息的源泉。自从林彪到东北战场指挥作战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很尊重林彪的意见，即使林彪不贯彻他的作战意图，毛泽东也未予计较。
其次，东北国民党军队撤离东北的态势尚不明显。蒋介石，特别是卫立煌有固守锦州、沈阳、长春三大城市以待时局发展的侥幸心理，或许攻打长春还不足以促使蒋介石痛下撤离东北的决心，卫立煌还可能从沈阳增援长春，东北我军可望围城打援。
第三，毛泽东的构想是一种战略决战的构想。尽管东北战场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但全国性的战略决战的时机并不成熟，我军还处在战略进攻中。就是说，此时的毛泽东在筹划着战略决战，但并没有将战略决战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还在等待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和我军指挥员对战略决战认识的进一步提高。或者说毛泽东只是希望战局朝着有利于战略决战的方向发展。因此，当林彪等东北局领导人觉得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有利，并且可望攻克长春时，毛泽东就同意先打长春。
1948年4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明确表态：“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455页）还根据林彪等的建议，毛泽东派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率晋察冀我军“以3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并于同日向晋察冀野战军布置了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
但是，毛泽东在明确同意先打长春的同时，也对林彪等东北局领导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并且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关注战略决战的心情跃然纸上。
1948年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将东北局常委新讨论后的作战方针报告了中央军委，认为长春守敌10万以上，工事坚固，粮食可依靠空运接济，我军攻长春和打援不能兼顾，因此主张“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并提议：“到8月中旬，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第十一、第九、第四纵队用牵袭手段包围和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五城主攻，然后迅速向承德前进，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
1948年7月22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并告东北局，指出：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
南下作战方针是确定了，但是部队何时行动，林彪尚在瞻前顾后。最令他担心的是在南下作战时，受到沈阳卫立煌集团和北平傅作义集团的两面夹击。为此，林、罗、刘向中央军委建议：
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
之后又进一步建议：应调动和分散傅作义，但不宜由东北野战军先行调动傅军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我行动，调动傅部一两个军西去，以利于东北野战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东北野战军在8月底9月上旬才能出动，但如杨成武出动时间能提早，则东北野战军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毛泽东指出：
“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3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杨得志、罗瑞卿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月10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
毛泽东要求林彪将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确定下来，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有些出人意料。
林彪报告军委说：“傅作义主力目前恰好也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故目前不能具体确定。”
只有杨成武部先动，东北野战军才动，林彪为自己提出了先决条件。
对此，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分析了国民党军动向后，指出：“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这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批评，但林彪仍不松口。
林彪坚持说：“敌人是将作新的行动，如不是打通沈锦路，则也有可能从锦州附近调兵增援华中。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30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雨势更猛，原估计8月15日左右可修好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雨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虽然有耐性，但对如此拖延不决，也有些被激怒了。8月12日晨，他给林、罗、刘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AAAA”级特急电报：
“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部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
“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3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下，林彪只能部署南下作战。
到了1948年8月，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手中虽掌握着55万人的庞大兵力，但被东北野战军分割在沈阳、长春、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战略要点内。由于北宁铁路被切断，营口又被解放军占领，长春、沈阳通向关内的交通均被切断，后勤补给完全依靠空中运输，物资供应根本就不能满足需要，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不得不承认：“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多无斗志。”蒋介石也惊呼：“东北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军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形孤立，皆成瓮中之鳖。”
面对东北国民党军所处的困境，蒋介石、卫立煌对于如何摆脱困境，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方针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或者说直接顶上了牛。
当时，美国军事顾问团曾提出放弃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蒋介石此时最关心的还是他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在全国各个战场连吃败仗，整个形势都十分不利，在南京都逐渐吃紧的情况下，把这些主力部队想法保存下来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蒋介石在与国防部反复研讨后，决定接受美国人的方案，把沈阳的主力部队全部撤到锦州，打通沈锦路，如果战局有利就继续留在东北作战；如果战局不利，就把几十万兵力撤退进关内。为此，蒋介石特意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及副厅长李树正到东北与卫立煌协商。
卫立煌坚决反对把沈阳的部队撤退到锦州，他对罗泽闿和李树正说：“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战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军沿途还要经过3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饶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后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去打通沈锦路。”
罗泽闿和李树正说服不了卫立煌，便要求卫立煌直接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意见。于是，卫立煌派郑洞国与罗泽闿、李树正一起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阐明自己的主张。
郑洞国对蒋介石说：“卫总司令认为，共军已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经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队皆无法通过。国军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整补不可，否则一出沈阳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卫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锦线。”
蒋介石不同意卫立煌的意见，顽固地坚持要立即打通沈锦线，把沈阳的主力撤退到锦州。他告诉郑洞国，必要时可以放弃吉林和长春。最后，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对郑洞国说：“你回去转告卫总司令，立刻按照我定的计划执行。革命军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钟秀以万余人能从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们黄埔军队为什么不能打到锦州？”
郑洞国垂头丧气返回沈阳，把蒋介石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卫立煌。卫立煌也很生气，他拿定主意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为了说服蒋介石同意自己固守沈阳，卫立煌召集众将领开会，把他与蒋介石的分歧和两种方案和盘端出，让大家讨论。与会将领都认为卫立煌的计划更符合东北战场的实际，一致主张不执行蒋介石的计划。于是，卫立煌又派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和第六军军长罗又伦去南京见蒋介石，转达东北将领们的意见，陈述利害得失。
蒋介石见东北将领一致反对他的计划，也顾虑到如不战而撤出长春、沈阳，在军事上、政治上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和影响，因而犹豫不决，勉强同意卫立煌暂不撤出沈阳。
赵家骧和罗又伦兴冲冲地回到沈阳，对卫立煌说：“这一回算是把老头子说服了，他同意我们暂时保持东北的现状，加紧补充训练部队，一俟部队整训完毕，再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线，将主力移至锦州。”
卫立煌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打算赶快将关内向东北增调的援兵运到胡芦岛登陆，并在锦州及沈阳附近大肆抓捕青年壮丁补充兵员，加紧训练，准备长期固守沈阳。
可是没过多久，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把卫立煌从沈阳召到南京，拟亲自说服卫立煌将沈阳的主力部队撤到锦州。
3月22日，卫立煌飞抵南京的当晚，蒋介石就把他找去谈话。蒋介石对卫立煌说，沈阳、长春的交通已经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长期维持，所以还是把部队撤到锦州为好，在沈阳、长春只留少数部队防守就可以了。
卫立煌则仍持原来的观点，强调说，沈阳的部队残破不全，不经整补训练是无法打仗的，不但撤不到锦州，而且十有八九会在半途就被解放军消灭。两个人互不相让，各执己见。
最后，蒋介石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不多，汽油也不够用的，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
卫立煌跟随蒋介石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蒋介石有这样垂头丧气的窘态。他想了想，对蒋介石说：“只要你同意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由我自己负责。我想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解决运输问题。”
蒋介石听卫立煌这么一说，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急切地说道：“好！好！只要你对部队的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往锦州。但是，一俟补充训练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见蒋介石同意他的计划，回到住处就派人找来了他的补给司令刘耀汉，对他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请你赶快与美国顾问团洽商一下，请他们务必帮忙解决空中运输问题。”
刘耀汉是留美学生，抗战期间曾在外事局任翻译，经常与美国顾问打交道，深得他们的信任。刘耀汉连夜与美国军事顾问团进行联系，第二天便陪同卫立煌去拜会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一口答应由美军来负责解决空中运输问题。卫立煌兴冲冲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的顾虑解除了，便答应卫立煌按照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后，再主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见自己终于说动了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回沈阳去了。
卫立煌3月底到南京，不但未屈从于蒋介石，反而把蒋介石说服了，又得到美军顾问团的大力支持，兵员、装备、给养开始源源不断地运来。卫立煌和东北将领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开始整军经武，加紧训练部队。
但是，卫立煌在东北的整训刚进行了一个多月，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再次下令卫立煌把部队撤到锦州，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对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十分气愤。他担心再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不但说服不了他，恐怕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争执。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卫立煌让人把廖耀湘找来，对他说：“蒋总统曾经答应增派军队到东北，打通锦沈交通，并已增派第九军和第五十四军来到锦州。如要撤退沈阳主力，他应该实践诺言，先多派几个军到锦州来，向东打通锦沈交通，沈阳部队西去与东进的部队会师，再一同北上，把长春被围的部队拉出来，然后才能再议撤退。”
卫立煌分析说：“东北共军的主力部队就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监视沈阳与长春我军的行动，如果我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共军层层截断，分割围歼的危险。现在就从沈阳把主力撤退，无异是抛弃长春的守军，这消息一传出去，定会瓦解长春守军的斗志，长春马上就成问题。”
廖耀湘认为卫立煌说的有道理，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卫立煌趁机对他说：“我的意见和总统的决心有极大的差距，这个时候我不便去南京见他，一见面难免要发生争执，反而不妥。所以，我想请你替我去辛苦一趟，到南京面见总统，陈述一下我们的意见。”
廖耀湘认为卫立煌的主张是正确的，当即表示愿意替他到南京去说服蒋介石。卫立煌很高兴，派参谋长赵家骧、第六军军长罗又伦与廖耀湘一同前往。廖耀湘后来回忆当时进见蒋介石的情景说：
到南京后，蒋介石首先召见我。蒋介石告诉我，他之所以要撤退沈阳主力，首先是想在东北解放军未进攻锦州之前，先主动把沈阳主力撤往锦州；其次是当时国民党的空运能力有限，不能够负担沈阳十几万大军的补给。他还说长春守军的状况，使他感到非常苦恼。我把卫立煌的意见告诉他，尤其是卫立煌想把长春守军
廖耀湘拉出来的意见，对他似乎是一种道义上的压力。蒋介石考虑了三四分钟之久，然后对我说，他本来打算另外抽调一些部队去东北，傅作义答应抽调一部分，他想再从山东抽调出一些队伍，但现在一时尚抽调不出来。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些时日。当天主要谈的问题，就止于此，以后又谈了有关补给与空运的问题。后来据罗泽闿说，蒋还想把由过去驻印军组成的沈阳主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转运至南京地区，做他的机动预备队，必要时用以巩固南京老巢。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我和赵家骧、罗又伦、罗泽闿4个人在他的私邸开了一个小型会议。他明白指示：“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个时候，但必须立即准备好，待抽调的军队到达后，即开始行动。沈阳地区的部队，必须按任务重新编组。”他决定把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编为防御兵团，担任沈阳的防卫；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三军和第五十二、第四十九、第七十一共6个军加第二○七师并附东北“剿总”直属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
我对兵团编组问题，向蒋介石陈述了两点意见：（一）这样彻底改组沈阳部队的编组，最好暂不发表，因泄漏出去会引起周福成及其他地方部队的不安，可把这个决定交赵家骧参谋长带回去转交卫立煌，在适当时机发表。（二）在机动兵团行动期间，沈阳还是机动兵团的后方和补给与空运的基地，绝不能发生意外。因之，我建议把第二○七师编入周福成的防御兵团，该师有3个旅，每旅3个团，实际上比一个军的力量小不了多少，且富于防御经验。这样可以增强沈阳的防御力量，也可以安定其他防守部队的军心。蒋介石认为我的这些建议合理，说：“可以这样办。”赵家骧提出如何安插刘安祺的问题，因为刘也是一个兵团，把他仅有的第七十一军编入机动兵团，那他就剩下一个兵团部了。蒋介石对罗泽闿说：“可下命令，把他（指刘安祺）调到青岛去充任青岛警备司令。”罗泽闿又提出：“万一在沈阳主力未撤退之前，共产党就打锦州，那沈阳主力应该如何行动？”我根据卫立煌的旨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关内迅速增兵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因为那里距离近，后方安全，翼侧有依托，补给无问题。沈阳部队应待葫芦岛与锦州部队会师后，东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东推进时，才能够西进与东进的部队会合，打通锦沈交通。”罗泽闿说：“如此，锦州可能发生意外危险。”我说：“解放军可能围城打援。沈阳主力如单独西出，背三条大河，侧敌前进，增援锦州，更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们两个人就争辩起来。罗泽闿当着蒋介石的面竟不客气地说：“将来东北战局，要由廖司令官负全部责任，因为全部精锐部队都掌握在你的手里。”这时赵家骧出来排解说：“这是卫总司令的责任，我们回去还要同卫总司令详细商量。”蒋介石当时也没有来得及详细思考，所以也未作别的指示，只是再补充一句：“这问题留待以后再详细研究。”
蒋介石见卫立煌屡次顶撞、拒不执行撤退锦州的计划，心中对他十分恼恨，有意把东北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廖耀湘，以架空卫立煌，使他不得不按自己的旨意办事。
廖耀湘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大个人的权力，便改变了原来支持卫立煌的态度，倒向了蒋介石。如此一来，不但蒋、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卫、廖之间也产生了新的矛盾。卫立煌害怕廖耀湘把沈阳主力都给拉走，坚决反对成立机动兵团。所以，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先后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梁华盛、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等东北将领到南京述职，想让他们担当打通沈锦线的任务，但这些人都不敢接受这一任务，寻找借口，予以推辞。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把1948年1月间刚刚成立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搬到锦州，让陆军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坐镇锦州，准备将东北的军权交给范汉杰，由他来承担打通沈锦线，把沈阳主力接到锦州的任务。
卫立煌怕范汉杰的边区司令部是归华北“剿总”与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一旦华北吃紧，华北“剿总”会把部队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便千方百计把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成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卫立煌主张把范汉杰的指挥所设在葫芦岛，蒋介石却主张设在锦州，范汉杰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不理睬卫立煌的命令，这样，又造成卫立煌与范汉杰之间的矛盾。
一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对此十分反感地说：“蒋介石指挥作战，不分析敌我态势、兵力对比及士气战力等客观条件，只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只要将领听他的命令，就可以得到胜利。所以，蒋介石为了把东北主力撤到锦州，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的命令的将领。初则属意于廖耀湘，后又属意于范汉杰，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弄得东北的国民党军将领，各有所私，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要直接听蒋介石的命令，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因此，蒋介石在东北的军事方针，一直拖到辽沈战役开始尚无决策。”
就在蒋介石与卫立煌围绕着“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还是“固守沈阳”争执不休、举棋不定之际，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与东北国民党军展开了最后的战略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