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底国民党军相继占领山海关、绥中、锦州、锦西，东北民主联军退出沈阳，至辽沈决战前，两年多的时间，是东北国共两军力量彼此消长的过程，先后进行了一系列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消灭了东北国民党军57万多人，并迫使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我军则由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仅各种火炮就多达2370余门。这些均为最后的决战打下了良好基础。而这一系列作战实际上是辽沈决战的序曲。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向各自军队下达停战令。
此时，林彪在彰武一带手握梁兴初师和彭明治旅，密切关注着1946年新年后战局的演变。1月3日，他接到中央电令：
马歇尔将参加重庆国共谈判。关于立即停止内战有可能在不日实现。国民党企图在停战前占领热河，因此，热河的命运可能在最近决定。如我们能给蒋军以打击，迟滞蒋军前进，保住承德及其他要点在我手中，则我在热河仍可占优势地位；如我不能保住承德，则我在热河至多只能占领乡村。因此，最近数星期是决定热河命运的关键时刻，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也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热东及杨、苏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蒋军，保卫承德。只要你们能支持数星期的时间，对重庆谈判就有极大关系，望尽一切努力达成任务。
这份电报使林彪疑惑不解，毛泽东在不久前（12月8日）的电报中指示：要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奋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方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实际上，在毛泽东此电发出前，林彪就是按照“分散兵力创建根据地”的思路部署兵力的。毛泽东的指示正是在综合林彪、陈云、罗荣桓、黄克诚等人的意见而确定的。
谁料马歇尔在重庆把橄榄枝一摇，一切都变了。蒋介石会接受和平？林彪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央1月3日的电报一来，林彪就表示怀疑。1月5日，他致电中央：
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此时，毛泽东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仍处于半工作半休养的状态，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见林彪对1月3日的电报表示怀疑，于是在1月6日回电：
林彪并告东北局：
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决定性的，在目前阶段也可能是最后的一战。决战方面将由程（子华）、肖（克）部队担任，你们在阜新、义县方面虽起钳制作用，但要求你们须作有力之钳制。为此，你们应集中适当的兵力（可约两个旅）积极向义县、阜新间动作，求得消灭敌人一部，拖住敌人不能放胆西进，以帮助程肖决战方面争取时间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东北其他方面部队仍执行分散建立根据地之任务。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关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颁布停战令的报道
中央的电报口气如此坚决，不容林彪有丝毫怀疑，他只好集结兵力准备“最后一战”。
正在林彪积极做战前准备之时，国共双方于1月10日在重庆签署了停战令，此令于1月13日午夜正式生效。然而，蒋介石密令杜聿明：“停战令即将下，于13日午夜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以争取在焦点前夺得更多的战略要点。
杜聿明孤注一掷，将他手里的6个师全部撒出去，分兵冒进。当苏军同意1月15日蒋军接收沈阳时，杜聿明已无兵力去沈阳，只得于13日清晨将占领营口的兵力调往沈阳，这样一来，驻守营口的兵力只剩一个加强营。
东北人民自治军吴克华部随即展开反攻。战至午夜24时，吴克华按上级指示停火。此时，蒋军在营口市区只剩3个据点，已陷于重重包围。蒋军趁此机会想利用突然袭击手段杀出重围，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覆没的下场。到14日凌晨5时，营口市区的枪声归于沉寂，这座辽东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又回到了人民手里。
杜聿明分兵冒进使其兵力处处薄弱，这是林彪早就盼望的局面。林彪在彰武附近的一所农家小院中又在面壁打坐，面对墙上的军用地图沉思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杜聿明已经破绽百出，战机的确太诱人了，这对一直高挂“免战牌”的林彪来说，有如压到极限的弹簧充满了反弹的欲望。可是恰在此时停战令下达了，他好似被突然带上了紧箍咒而万分痛苦。中央13日18时的电文让他更加痛苦，电文中说，“国民党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能避免的……”林彪感到这次停战是蒋介石玩弄的阴谋，按照停战令，蒋军仍可以接收主权为名调入东北，而民主联军方面既不能主动进攻，又不能破坏交通，一旦蒋军在东北积蓄了足够的力量，随时都可挑起战火，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林彪于1月15日致电中央和东北局：
依照中央13日18时电看来，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以口头上的民主诺言欺骗全国人民，以有名无实的和平空谈代替它的军队钳制我在华北的真实力量，从而束缚我之手脚，避免彼方在经过我8年创造之不可征服的群众战场与我作战，以便抽出主要力量，首先向我最薄弱之一环——东北进攻。尔后再以东北为依托，向我华北根据地南北夹击。以目前所知的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况，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以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指无根据地条件），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因此我意必须坚持彼在东北不停战则我在华北、华中也不停战。我们须深信而且具体想到敌进入我华北、华中无论多少，在我坚壁清野民兵到处放地雷封锁扰乱的情况下，再加以主力作主动有准备的进攻，则敌无论如何也必定会被消灭的。在我新的技术条件下，堡垒已可击破，因此，华北、华中将成为我消灭蒋军之大切肉机，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地考虑之。
林彪发完此电，随即向各部队下达了一份指令：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经过整整一天的思索，他认为此次停战只局限于关内，而关外是不可能平静的。国民党军要接收东北各地，就不可避免要与已在当地的中共力量发生冲突。他怕和平的空气会麻痹官兵们的意志，又于前电发出3小时后，再向各部下达如下指令：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涣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次日，中央对林彪15日电答复如下：
我们在月初及以前时期，能给杜以沉重打击，推动全国停战，保障和平，提高我在东北及国内国外地位是有利的。而在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杜聿明部又未继续进攻承德，我如主动的向杜部进攻，将受到国内国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蒋顽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在我们肩上，人民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于我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你们来电所说杜部分散），也只有暂时放弃不向杜部进攻，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
林彪接此电令，只能放弃主动攻击杜聿明的计划。1月17日，他率前指移驻秀水河子，他骑着战马在冰天雪地中缓缓徐行，依然显得那样沉静。此时，部队中已经有人在散布“林总畏战”的谣言。没有人知道他为了抑制心中那只好战的猛禽需要多大的毅力。自1937年平型关、广阳两次大捷至今，他已经整整8年没有尝过打胜仗的滋味了。
现在他只有等待杜聿明新的一轮进攻，从而为他创造战机，在自卫反击中将那只躁动不安的猛禽放纵于万里云空。
蒋介石利用停战之机，加紧向东北调派军队。1946年2月上旬，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编第六军在秦皇岛登陆，随即经北宁路抵达锦州。因肾病疼得直不起腰的杜聿明精神为之一振，决定恢复停顿了20多天的攻势。
2月9日，蒋军兵分三路向北宁路两侧地区的民主联军进攻。其中南路“扫荡”队新六军第二十二师向盘山、台安、辽中等县“扫荡”；中路“扫荡”队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向新民以东“扫荡”；北路“扫荡”队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向公主屯、秀水河子、鹜欢池等地“扫荡”。
此时，林彪率梁师和彭旅正在秀水河子一带休整练兵，敌人打上门来的消息使这位一向沉静的民主联军统帅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作战处长李作鹏将敌情标在墙上的地图上时，林彪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一句谚语差点脱口而出：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杜聿明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用5个营的兵力，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到秀水河子一带，妄图将此地的民主联军“扫荡”一空。林彪将炒黄豆嚼得咯咯响。
林彪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位于秀水河子以北、以南的山东军区第一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及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共7个团的兵力，围歼这股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
秀水河子是一个只有500余户人家的小镇，横亘东西的彰（武）法（库）公路把小镇分成了南北两半。镇上人家大都是围有土围墙的独立院落。东南地势平坦，西北地形起伏，秀水河因河而得名的小镇的南边流过。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加强团占领秀水河子后，以1个营进至秀水河子东20里的团山子，作为前哨警戒阵地，团的主力则聚集在秀水河子镇内。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出关以来第一次同国民党军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攻防战，林彪亲临前线观战，并任命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旅长彭明治和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梁兴初为这次战斗的正副指挥。彭明治和梁兴初经过研究，决定先消灭团山子的敌军。他们命令第七旅第十九团从正面攻击团山子，第二十团迂回到团山子以西，截断团山子敌军向秀水河子的退路。
2月11日晚，占据团山子的国民党军发现东北民主联军向其攻击后，立即沿彰法公路向秀水河子退缩，由于迂回的第二十团未能及时切断公路，使这股国民党军逃脱。随后，彭明治和梁兴初指挥部队将秀水河子团团围住。
2月12日中午，被包围在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以两个营的兵力向位于秀水河子以东的东西八家子、拉拉屯一线的第七旅第二十一团阵地发起进攻。第二十一团坚守阵地，吸引住这两个营的敌军，黄昏时分，第十九团和第二十团乘机向秀水河子镇发起攻击。因秀水河子周围地形开阔，易守难攻，进攻部队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火力的阻击，攻击未能奏效，被迫撤出战斗。
13日22时，月光照着皑皑白雪，秀水河子敌阵地轮廓分明。前线总指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旅长彭明治与梁兴初、梁必业和李作鹏的目光一齐从闹钟上移开，火光从炮兵阵地闪现，随即传来隆隆轰响，秀水河子敌军阵地顿时火光冲天。炮击之后，民主联军战士在军号声中发起了冲锋。
战斗一打响，林彪便钻出了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战况。这是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心甘情愿地战斗，彭旅和梁师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也很有经验，这让他想起了以前的一一五师和红一军团。他的部队自井冈山以来一直是主力中的精锐。
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也很顽强，他们凭借其火力优势拼死抵抗，不断将照明弹射向夜空，现代战争改变了昼与夜的概念。林彪正思索着新技术条件的夜战战术，突然发现团团火球在冲锋队形中爆炸，许多战士变成了火人，他们惨叫着在雪地打滚。
“这是怎么回事？”林彪惊诧地问。
一个参谋想当然地说：“新式武器，大概是火箭炮。”
林彪见过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战后，他才从俘虏嘴里了解到这是120毫米迫击炮施放的燃烧弹。那位俘虏还说有一种更厉害的武器叫做火焰喷射器，但他们第十三军没有装备。林彪详细地询问了火焰喷射器的威力及性能，问哪些部队装备了这种武器。俘虏说详细情况不清楚，估计新六军有。
林彪连忙让李作鹏注意与新六军作战时提防火焰喷射器。
战斗一直进行到14日清晨7时，秀水河子守敌1500人被全歼。这是民主联军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天亮了，枪声也渐渐消失了。林彪从雪地上爬起，用力拍打身上的雪屑，“真冷啊！”他长长地哈了一口气。
上午10时，林彪在一大堆战利品中听李作鹏汇报战果：
“林总，此次战斗毙伤敌500多人，俘敌800多人；缴获火炮38门，各种枪890余支，弹药7万余发，汽车32辆，电台2部。我伤亡771人。”
林彪听完汇报，心中默念，“古人云：敌死三千，我亡八百为胜仗；现我损失近八百，而歼敌只有千余，看来此战只算小胜。”
林彪转念一想，觉得秀水河子之战意义颇大，数月来不少人对他的战略思想不理解，认为他“一味避战”是“畏敌表现”。他扫视着几十辆缴获的汽车和车后拖挂的大炮，心想那些怀疑他的人该无话可说了。
他明白杜聿明决不会甘心，一定会前来报复，于是下令立即撤离战场。他和李作鹏同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兴冲冲地离开了秀水河子。在车上，林彪口授了一份致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文：
……此次战斗，数月来战略战术思想上的怀疑，均取得不约而同的一致认识，证明过去敌集中兵力攻锦州及阜新时我不与敌决战是一个无形的重大胜利，否则今日局面甚狼狈与困难，更加确定了在战役上仍应采取待敌分散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战术上更确定了夜战的原则。不过经过此次胜利后敌士气下降及我本身条件逐渐改善，故今后打仗是可以较过去放手一点了，同时对非美械师及较弱的部队的打法应放手些，但在目前阶段上仍以稳打为主。以上经验教训待报。
林彪本以为秀水河子一战足以消除人们对他的怀疑，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在他麾下有无数打过大胜仗的战将，相比之下秀水河子之战的确显得“太小气”了。
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
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8年的实战经验，有不少人指挥过对日大反攻和大规模反顽作战。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
杜聿明躺在锦州的病床上阅看第十三军的战报，当知一个整团被歼灭于秀水河子地区时，惊出一身冷汗。他对赵家骧说：“第十三军战斗力弱，长官指挥无能，让共军钻了空子。”
赵家骧颇为忧虑地说：“一个整团被歼恐非好兆头，我军控制现有地区已属不易，若接收整个东北，非调重兵不可。”
杜聿明点头道：“你拟一个电报，向委座申述，以秀水河子之战看来，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加兵力不可……”
2月16日，正月十五元宵之夜，进至沙岭“扫荡”的新六军第二十二师一部2000余人，突然陷入重围。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吴克华部踏着皑皑白雪发起猛烈攻势。新六军是蒋介石手里的5张王牌之一，全套美械装备，抗战时参加过远征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面对民主联军的强大攻势，新六军一面利用优势火力顽强阻击，一面构筑防御工事。工事构筑完毕，便龟缩一团，固守待援。战斗一直进行到18日深夜，民主联军硬是没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次日晨，敌援军至，吴克华不得不下令撤退。
这一仗共毙伤敌军500余人，俘敌官兵900余人。
秀水河子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在节节后退的不利形势下，利用敌人轻敌冒进，精心策划的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也是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一部出关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四平，位于东北平原腹地，地处沈阳、长春之间，是中长、平齐、四梅3条铁路的交会点，处于东、西、南、北满的十字路口，兼之又是着名的粮食集散地。
四平，兵家必争之地！
“要控制东北，必须控制四平！”毛泽东这样看。
“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蒋介石如是说。
四平市地形平坦，没有防御的城垣。铁路从市中心通过，将城市分为道东区和道西区。城西有飞机场，城北是西辽河支流红嘴河，城东、南、北30里之外是起伏的丘陵，从地形看，四平根本无险可守。
1946年1月8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刘翰东，带着100余名官员快速进入四平，成立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刘翰东任省政府主席。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在苏军撤出后，解放四平。3月17日，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的两个团同保安一旅等部队，经过周密部署，从西、东、北3个方向向四平发起攻击。
经过10余小时的激战，3000守敌中逃跑了200多人，其余全部被歼。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匪首王大化、王耀东等被我军生擒活捉。
四平的解放，为正在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加重了砝码。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随即迁入四平城内。而蒋介石则称要重新夺回四平。
4月7日，四平外围的战斗打响了。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率领新一军，由昌图沿公路向西北的兴隆一带进军。此时，民主联军梁兴初的一师、黄克诚的三师八旅、万毅纵队共12个团的兵力已经集结在四平，做好了应战准备。
4月10日，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奉命赶到开原前线。他发现新一军正面的民主联军攻势并不凌厉，于是判断林彪在佯攻，是虚张声势，便命令大军继续向四平进击。
4月17日，敌新一军三十师占领了四平以南的山地。次日上午，敌三十八师进占老四平，下午占据泉眼车站。这样，郑洞国对四平城区形成了弧形包围。
4月18日，四平城区争夺战正式打响。
18日，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敌新一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四平近郊的海方屯、泊罗林子、鸭湖泡等阵地发起猛攻！
林彪在百里防线上，布署了6个师（旅）的兵力，顽强抵抗，与郑洞国形成对峙。
民主联军与敌激战1天，挫败敌部一军三十师的进攻，使其于黄昏时停止了攻击。
次日，郑洞国调整部署，兵分两路，一路直指铁路以西；一路继续攻击鸭湖泡。敌泼弹如水，我军阵地大部分被其炮火摧毁，但敌军直至黄昏收兵时，只占领了鸭湖泡一处阵地。
同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表示要在四平“决战至最后一人”！
20日，敌三十八师主力向北山阵地猛击。我北山守军血战1天，守住了阵地，但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2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
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
24日，国民党增援部队源源开往四平；同时，解放了长春后的东满军区主力部队，星夜兼程，南下四平。“东总”从南满、西满各军区调遣大批部队开往四平南部集结迎敌。
25日，郑洞国亲自督率敌新一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猛击三道林子及北山阵地。
我军阵地处在敌人炮火之中，平均每分钟落下炮弹400余发。我军七旅特务营一连2/3的指战员伤亡于炮火。
敌军向北山阵地连续发起9次冲锋，9次均被特务营击退。至夜间，我阵地上只剩下3人！
当晚，七旅预备队袭扰敌人一整夜，迫其彻夜未眠，天亮后无力组织新的攻势。
激战9天，至26日，郑洞国因伤亡惨重，久攻不下，加之民主联军不断反击，兵力不够，于是转攻为守，在我军阵前构筑工事。
林彪与郑洞国在四平形成对峙状态。
27日，毛泽东、中共中央致电林彪：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
（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1至两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林彪立即对守城部队重新部署，城内增加3个团的兵力，城外也增加了防守力量。这样，城里城外总兵力达14个师（旅）。
郑洞国要求杜聿明火速派兵增援四平，而杜聿明却不动声色命令郑洞国坚守待援，静候他扭转战局的惊世之举。
杜聿明经过近10天来的严密侦察，获悉本溪、四平两个战场共军有10多万兵力，但无论火力、战斗力，四平的共军都远胜于本溪方面，而且林彪本人也亲自坐镇四平指挥。
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解决本溪方面的战事，然后再全力对付四平的共军。
他一面电令郑洞国在四平坚守，切勿轻易出击，以拖住林彪的主力；一面集中敌新六军、五十二军等10万精锐大军，挥师南下，围攻本溪。
为了迷惑林彪，他在报纸上发了一则消息，宣称他已赴四平前线督战。
由于四平方面战斗激烈，将士伤亡惨重，加之敌军进击受挫，被迫由攻势转为守势，因此林彪判断，杜聿明必会火速调兵北上增援，于是下令守卫本溪的三纵，北上四平右翼的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工事，阻止廖耀湘的新六军北上四平。
27日，杜聿明命令廖耀湘率敌新六军，赵公武率敌五十二军，兵分两路，进击本溪。
本溪守军由于三纵撤走，兵力顿感薄弱。
5月3日，本溪被攻占。
杜聿明随即将敌新六军、五十二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调向四平，使攻打四平的兵力增加到了10个师。
四平方面的敌军兵力陡增一倍！
从5月14日起，敌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向保卫四平民主联军发起了猛烈的轮番进攻。
惊天动地的枪炮声，震撼着四平近郊的梨树村。参谋人员、收发人员、侦察员，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吵得沸沸扬扬。唯一安静的地方，是一间四壁挂满军用地图的民房。
林彪骑坐在一把木椅上，双肘压着椅背，紧盯着墙上的地图，沉思默想。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秘书季中权坐在他身后。林彪甩了甩发酸的手臂，念道：
“三五九旅，火速南下增援三纵，在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坚固工事，一定要阻止敌新六军北上。”
季中权飞快地草好电文，交给林彪过目。林彪一摆手，说：“拿去发吧。关键在于这着棋，一着失算，全盘皆输。”
季中权明白这份电文的分量，飞快地跑出去了。
程世才率三纵七旅、八旅以及三五九旅，抢修工事，严整以待新六军。
到4月27日，双方经反复拉锯战，形成胶着对峙状态。
在四平激战期间，黄克诚从西满打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拼。理由是：“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好几封电报，建议他从四平撤退。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无奈，又给中央发去电报，对坚守四平提出异议。中央同样不予回答。
对于林彪和中央的态度，黄克诚感到万分奇怪。这个谜团直到14年后才解开。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谈到四平保卫战林彪决策有误。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解释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到这时，黄克诚才知道林彪不回电是有难言之隐。
其实，林彪并不想死守四平。从锦州开始，他就竭力避免与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他的口号是“撤退、撤退、撤退”。但是，中央不同意撤退。四平保卫战期间，中央多次发来电令：“时局正在变化，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要打到敌人精疲力竭”。
5月15日，杜聿明集中10个师的兵力，组成三个攻击集群向四平街地区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
敌新六军先锋团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七旅阵地狂攻。廖耀湘亲监前线，指挥督战队，用美式冲锋枪将败退的先锋团逼回火线。
七旅与敌先锋团打得难分难解时，廖耀湘狡猾地将大部队偷偷摆在我七旅、八旅阵地的接合部，用600辆汽车装运部队强行通过。
三纵炮兵火力被七旅阵地吸引，当发现新六军主力的行动时，急忙转移炮火轰击，但敌人的车队已在射程之外，突破了三纵的防线！
新六军当晚进占哈福车站。第二天拂晓，军长廖耀湘就接到杜聿明的电话：
“一鼓作气拿下塔子山和三道林子！我已命令空军起飞，马上就可以支援你。”
廖耀湘传下命令：第一个冲上塔子山的，赏10万现大洋！
塔子山距离四平20里，扼四平防守之咽喉，可以俯瞰四平东北的全部阵地。这个山头面积虽然不足100平方米，其得失却关乎四平全局之安危。
5月17日，敌新六军向塔子山发起了猛烈进攻。
林彪在梨树村的指挥所里，不停地来回踱步。
“命令三师十旅火速东调，增援塔子山。”他向秘书口述使命。
塔子山守军浴血奋战十几个小时，杀伤大量敌人，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渐渐不支。敌新六军则从拂晓打到黄昏，从黄昏一直战至深夜，攻势一次比一次凌厉。
告急电传到林彪那里。他预感到四平即将落入敌手。为了减轻四平失守的灾难性后果，他不得不早作打算了。
这时已是5月18日凌晨，天就要亮了。
塔子山周围阵地基本都丢给了“不可一世”的敌新六军，激战仍在进行。
林彪面对地图思索。他预计敌军次日即可攻占塔子山，那时廖耀湘从后侧迂回，封死四平守军的退路，他直接指挥的十数万大军将陷于遭敌围歼的危险状态！
林彪不顾中央电令，决心撤退。他把后方总政主任陈正人和野战部队政治部副主任陈沂叫到指挥部，口述《为撤退四平告全军书》要点。他的心情十分复杂，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
对这次战斗，林彪用“顽强”来形容：“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顽强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他意味深长地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所有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提出弃守四平。5月19日，中央终于发出了给林彪的撤退令：“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你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下面迟滞敌人，主力撤到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林彪当机立断，叫来作战处长，“命令七师于三道林子北山，七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我军全线撤退。”
5月18日半夜至19日凌晨，林彪率领保卫四平的民主联军，在夜色掩护下，相继悄悄地撤离了四平，撤退时组织严密，有条不紊，敌人毫无觉察。
至此，震动中外的四平保卫战结束了，历时32天。
四平保卫战虽未取胜，但却具有深远意义。
5月19日上午，毛泽东给林彪发来电报，对四平保卫战作了肯定：
“（一）四平我军坚守1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
（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
多年之后，韩先楚上将对四平战役作了客观和详细的分析：“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敌人1万余的战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地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我军动用不少兵力，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在兵力、火力并不得心应手的状态下，在那样长的战线上，打那样长的时间，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我军虽然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但付出了8000多战斗骨干伤亡的代价。由于我军果断地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5月18日夜，当四平已成一座空城时，郑洞国丝毫不知，仍命令炮兵对城区工事彻夜狂轰滥炸。
当晚，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这位刚从英美大出风头归国的将军，正式抵四平前线到任。
19日清晨，孙立人亲自驾驶一辆坦克，率先冲向民主联军阵地，却未遇任何抵抗。密如蛛网的战壕里，没有一个共军。
此时，廖耀湘收到郑洞国电报，获悉林彪已率大军撤离。
当林彪的总部撤到四平以北的梨树村时，总部的一作战科长携实力统计、撤退计划叛逃，投向敌新六军。
据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接收东北周年纪念册》第十章中记载：“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现年27岁，自幼即随林彪至今十余年，曾参加共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嗣在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随林彪抵东北后，升任共军民主联军作战科长，为林彪新近重要部属。于5月19日国军进驻四平街时……向我军投诚来归。”
王继芳对国民党军来说可是个宝贝，他的脑袋和挎包里装满了共军的机密，包括共军的全部撤退计划。他向国民党方面交代了共军各部队的实际情况，杜聿明这才了解到，共军在四平之战后，主力受到很大损失，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并失去战斗力，目前正在向松花江以北撤退。
杜聿明一改以往谨慎的做法，命令新六军等以机械化部队为先导，大胆分兵冒进，紧追不舍。
于是，国民党军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中兵力，步步为营，而是以多路平行纵队，坐着汽车开着坦克对撤退中的联军进行迂回包抄，有时甚至跑到联军的前面。国民党军空军也飞来助阵，在空中不停地扫射。民主联军此时被追击得疲惫不堪，顾不上夜行军，只要脚底跑得快，不让国民党军追上就行。有的部队被打散了，团不成团，连不成连；有的部队被分割成几段，与上级失去联系；有的部队边撤边打，几天几夜不得休息。
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国民党军一反常态，猛追猛打，无所顾忌？后来才知道是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出卖了部队。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示对王继芳的奖赏，授予他少将军衔，安排到军统特务机关工作。
这个叛徒并没有得到好的下场，1949年，在国民党撤离大陆去台湾时，毛人凤将他丢在了大陆，不许他去台湾，王继芳只得隐匿下来。重庆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捕获，专程送到四野总部驻地武汉，公审后枪决。
5月19日，彭真与罗荣桓赶到前总，找到林彪，随后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和作战方针。会上，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坚守长春，不能再退了；另一种主张果断弃守长春，大踏步后撤，撤至松花江以北。
“固守长春，无异于画地为牢。”林彪从军事上举出了一大堆理由：“长春人口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如果敌人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攻击一点，我军则既不可能守住城市，又要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所以今后主力仍以打运动战为好。”
林彪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热烈响应。四平血战中，联军虽然歼敌万人，但自己损失也达8千余人之多。撤退中，联军又遭到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继续受损，其中有1个师1个旅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各级指挥员中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彭真也不主张撤退过猛。
关键时刻，罗荣恒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林彪的意见。他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到那时，不但长春防不住，非退到西满和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这种大规模的撤兵与中央当时指示的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大相径庭。林彪于5月20日和27日，连续两次发电报告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及其理由。他在电报中，特地提到罗荣桓已回到前线参与指挥，也同意他的意见。
撤兵的决定下达后，部队许多干部，包括高级干部想不通，有怨言。罗荣桓逐个找干部交换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林总的决策。
在罗荣桓的协助下，林彪处变不惊，应乱不慌，在15天内，硬着头皮把20万联军带过了松花江，撤退到哈尔滨，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这15天，是东北联军生死攸关、极为被动的日子。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罗荣桓不无忧虑地对林彪说。
林彪信心十足：“被动过后就会主动。过了江就主动了。”
“这仗打输了。”林彪愤愤地说。作为负责前方指挥的一号首长，林彪感到深深的羞愧与屈辱。他把“白崇禧”和“四平街”几个字刻进了脑海里。不久，当林彪得知白崇禧已经功成回南京述职，心中更加气愤。“恨无时间，遂使竖子成名。”林彪发誓雪耻复仇。
得胜回朝的白崇禧胸中也涌动着遗憾和愤怒。同样是愤懑不平，内容却截然相反。20年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追述了这件终身憾事：
先是中共林彪为共军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统率共军10万之众，于苏联红军撤出东北时，接收了关东军军械50万支，接着，乘国军未开到之前，袭占四平街，终与国军相持不下。当时，我奉令至四平街督战，并速将林部击退，继占长春、吉林，本可就此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洲里，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以永绝祸根。而中央忽令军事归杜聿明指挥，且军队不准越过辽河。理由为长春有6000苏联便衣红军，若我军越过辽河，恐引起冲突。当我一到四平，下令继续追击时，杜聿明即出此命令予我。我说：“既是我下令追击，责任当由我负。”当时我一面去电向当局报告，同时乘飞机返京向蒋先生面陈云：“战胜则当进，或迫其退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共军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先生道：“据报长春有6000着便衣的苏联红军，万一肇事起冲突，怎办？”我说：“共军已溃退，多6000苏联红军，亦不济事。”蒋问：“若红军再来。如何？“我答曰：“此非我一人之责任，按撤兵规定，红军应已撤回，若红军再来，此乃联合国之问题。”委座听罢，当场不置可否。
翌晨，我搭机将行，蒋先生因重视此事，亦欲同往，遂同乘马歇尔专机直飞沈阳转长春（当时国军已到长春）。委座一见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当时我即建议继续追击，并表示说，若东北剿赤完毕，可以少数部队驻防，而先抽回5个美械装备师于华北助北平行营剿共，待事毕再行调回。蒋先生说：“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我说：“你在东北，我也在此！”他当即说：“你在此，若马歇尔问你是否继续追击，你不好说话。你回去，我在这里，可以推到我身上，所以你还是回去。”我只得返京就任国防部长。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勘乱或稍可改观。
两位斗志正炽的“常胜将军”都把遗憾吞进肚中。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在已经拉开序幕的战争舞台上，他们还有再度交手的时候，也许会由他们来写最后的结尾。
北撤途中，国共两军形成平行并进，相互间不明情况，所以未出现大战。
5月22日，东北局撤出长春。
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
23日廖耀湘、陈明仁两军进占长春。
25日留在南满的四纵发起鞍（山）海（城）战役，包围了孤立无援的敌一八四师，迫其起义。四纵在南满的攻势，有力地牵制住了敌新一军、五十二军、六十军，使其无法北上。
林彪大军向松花江北撤退中，部队的建制一度出现混乱，战士找不到班长，连长找不到排长，暂时失去了战斗力。还有一些部队落在敌军后面，去向不明。部队极度疲劳，不断有人逃散，减员剧烈。
每到一地，林彪都要首先询问电台同中央及各部队联络的情况。到舒兰时，电台迟迟未到。林彪一查，原来是由于李作鹏占用了电台的吉普车的缘故。
他一言未发，叫秘书带他到李作鹏的住处。一进屋，看见李作鹏等正围在炕桌旁喝酒。他勃然大怒，一掌将酒桌掀翻在地，然后抄起一只挎包，去砸打李作鹏，经人劝阻，才没有打着。
林彪平时对一切都淡然处之，宠辱不惊，一向是泰然默然，但发起脾气来，也十分吓人。
6月3日，蒋介石亲赴长春慰劳有功将领，他发现拉法县城位于铁路和公路的交叉点上，认为是个战略要地，必须派一个加强团固守。
廖耀湘明知蒋介石这一招很不高明，但又不敢公开违抗“圣旨”，反正点子是老蒋出的，出了问题概不负责。
正处于困境中的林彪，终于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战机。他火速集结部队，突然包围了拉法。敌军一个加强团由于远离主力，孤军无援，很快就被一举全歼。
这是蒋介石亲自动手夹到林彪嘴边的一块肥肉，林彪当然毫不谦让，一口咬住，轻而易举就吞进了肚里。
林彪大军由此站稳了脚跟。
杜聿明进占长春、永吉后，被迫将大量兵力用来分守许多大中城市，加之受南满我军三纵、四纵的牵制，使他首尾不能兼顾，他的部队不得不在松花江以南停下来，再也无力北上哈尔滨了。这样，哈尔滨仍旧控制在东北局手里。
6月6日，蒋介石为了休整部队，巩固已占城市，同中共签署了停火15天的协议，6月7日生效。
东北局为了充分利用这15天的停火时间，紧急作出了3项部署：
第一，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
第二，确定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和坚持南满的任务。
第三，剿灭土匪，巩固后方。
此时林彪仍在哈尔滨以南约100公里的五常地区。撤离四平、放弃长春以后，原以为哈尔滨、齐齐哈尔也可能失守，我军应向敌侧翼和后方运动，所以他留在五常，以便指挥大军。加之他北撤松花江时病倒，故没有北上哈尔滨。
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4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东北局接到中央指示电后，派高岗、谭政前往五常，接林彪到哈尔滨。
集中共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林彪，一路咳嗽着来到哈尔滨。
7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东北局党委已初步讨论的文件并形成决议，经中共中央修改批准，于7月7日正式公布，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大决议》。
《七大决议》通过后不久，罗荣桓偕夫人林月琴和两个孩子，前往莫斯科治病。
罗荣桓夫妇行前，林彪给了一封信，请他们捎给在莫斯科的刘新民。他在信中告诉刘新民，他已经同叶群结婚了，有1女1子，劝刘新民另行择偶。
刘新民接到这封信后，十分吃惊，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她无可奈何。
刘新民，别名叫张梅，陕北米脂人。米脂，是西北男人魂萦梦绕的地方。那里很穷，也很偏僻，但是却有一方好水土，是个盛出美女的“神仙福地”。米脂姑娘集江南秀媚与边塞健美于一身，皮肤白晳，面色红润，身材婀娜，体贴温柔，风情万种。从明代末年起，“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民谚就随李闯王的铁骑传遍天下。有一首“信天游”纯朴而又形象地描绘道：
蓝蓝的天空云铺的被，
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
弯弯的月亮风荡荡地吹，
清潭般的眼睛柳叶做的眉；
绿油油的麦叶黄灿灿的穗，
嫩生生的脸庞红嘟嘟的嘴；
尕妹妹一见没有法子睡，
揉碎了情哥哥的肝和肺。
张梅在米脂县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被公认为“陕北一枝花”。尽管林彪相貌平平，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气质，但他以自己巨大的声威、名气摘取了这朵塞北名花。
1938年3月2日，林彪被阎锡山士兵误击受伤。这年冬天，林彪在新婚妻子张梅陪同下辗转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要人的隆重欢迎。热情的主人安排林彪夫妇住进库契诺庄园，一边疗养，一边接受治疗。
库契诺庄园，位于莫斯科近郊，十月革命前是全俄有名的大地主罗斯潘罗夫的私人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百公顷，有成片的山林、猎场和湖泊，风景秀丽，设备豪华，遐迩闻名。林彪到达时，正值隆冬，湖泊已经结冰，在阳光的映照下，熠熠闪亮，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白雪覆盖了树林，林中不时扑腾起一群群不知名的小鸟，尖叫着飞向天空。石径小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蜿蜒弯曲，隐入山间林野，夹道笔立的松树透发出一种类似薄荷的清香，一丝丝，一缕缕，沁人肺腑。最热闹的是围猎，人欢马嘶，兽突犬逐，歌声笑语，不绝于耳……呈现出一幅幅与国内战火横飞、满目疮痍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象，引起张梅极大的兴趣。
与张梅欢喜雀跃、兴奋激动的感受相反，到苏联后，林彪更加缺言少语。看到苏联人民安详、幸福、和平建设和生活的情景，他不由地想到苦难深重的祖国，想到挣扎在日寇铁蹄下的同胞，想到艰苦转战中的战友和军队。就像一匹久经战阵的军马，他渴望重返沙场，聆听硝烟弥漫中嘹亮的号角声和白刃相格的厮杀声。加上伤势严重，手术医治情况不理想，子弹伤及脊椎神经，恢复过程缓慢，还留下许多后遗症，林彪心情更加沉郁。据当时与林彪夫妇住在一起的蹇先任回忆：“林彪来这里以后，表面上很平静，但在自己房子里经常发脾气。”
越是浮躁，林彪就越是不苟言笑，严肃得像个木雕，他把精力转向攻读英、法、德、俄等国着名军事家的着作，潜心研究军事理论。
1942年2月林彪伤愈回国，张梅留在莫斯科工作。随后，林彪收到中共中央的来电，催促他尽早返归抗日前线。
4年之后，刘新民收到了林彪托罗荣桓带来的婚姻解体信。
一、东北民主联军战斗序列
（1946年3月）
总司令：林彪
政委：彭真，副政委：罗荣桓
副司令兼参谋长：肖劲光
副司令：周保中 吕正操
政治部副主任：陈正人 周桓
后勤部部长：叶季壮，政委：杨至诚
总部直属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
北满（原吉黑）军区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参谋长：李天佑
松江军区司令员：聂鹤亭，副司令员：李寿轩；政委：张秀山
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 政委：洛甫（张闻天）
北安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员：于天放 王钧；政委：王鹤寿，副政委：范式人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 政委：李大章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 政委：刘锡五
七师师长：杨国夫； 政委：刘其人
南满（原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副司令员：罗舜初（兼参谋长）曾克林；政委：肖华，第二政委：江华 唐凯；副参谋长：谢甫生
三纵队领导干部由辽东军区兼任
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副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
安东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副司令员：沙克；政委：林一山
辽南分区司令员：赵承金； 政委：陈一凡
东满（原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兼参谋长：陈光；政委：林枫，副政委：张启龙；副参谋长：钟人仿
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副司令员：刘西元；政委：吴溉之 ，副政委：王静；参谋长：陈波
吉东军区司令员：姜信泰；政委：唐天际
辽北军区司令员：万毅；政委：周赤萍
七纵队司令员：万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黄一平；政委：周赤萍
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黄克诚（后）；政委：李富春 黄克诚
嫩南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副司令员：朱子休；政委：郭述申，副政委：邵式平；参谋长：白云
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参谋长：高鹏
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至3月，总兵力达33万人。
二、东北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
（1946年9月）
司令长官：杜聿明
副司令长官：郑洞国 梁华盛 马占山
参谋长：赵家骧
1.第一绥靖区司令：孙渡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
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
暂十八师师长：许义俊，暂二十师师长：李韵涛，暂二十二师师长：龙泽汇
交警第十三总队司令：何际元
东北保安热北第一支队司令：泌布多尔济，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刘清霖，东北保安第四支队司令：于大川 ，秦葫港口司令部司令：何世礼
2.第二绥靖区司令：石觉
第十三军军长：石觉
第四师师长：骆振韶，第五十四师师长：史松泉，第八十九师师长：万宅仁
热辽边区指挥部司令：秦靖宇
东北保安骑兵第三支队司令：秦靖宇，东北保安第六支队司令：宋邦纬
3.第三绥靖区司令：赵公武
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
第二师师长：刘玉章，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第一九五师师长：陈林达
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陈开文
东北保安第一支队司令：曾济民，东北保安第五支队司令：王华一，东北保安第十一支队司令：孟吉荣
4.第四绥靖区司令：孙立人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新三十师师长：唐守沼，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暂二十一师师长：陈耀，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
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司令：刘德溥
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司令：王家善
东北保安骑兵第二支队司令：尚其悦，东北保安第十二支队司令：朱广善，东北保安第十四支队司令：马锡麟，东北保安第十五支队司令：陈云普，
5.第五绥靖区司令：陈明仁
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第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第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第九十一师师长：赵琳，第六师师长：陈天喜
交警第十四总队司令：鲍步超
东北保安骑兵第一支队司令：李树藩，东北保安骑兵第四支队司令：包善一，东北保安第七支队司令：李振声，东北保安第八支队司令：王永清，东北保安第九支队司令：傅国政
6.总预备队司令：廖耀湘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第十四师师长：龙天武，新二十二师师长：李涛，新二○七师师长：罗又伦
第一旅旅长：陈大云，第二旅旅长：张超群
东北保安第十支队司令：赵蕴奇
保安司令长官部直辖部队：
第三师师长：王景南
第二快速纵队司令：罗又伦（兼）
伞兵第一大队司令：井庆爽
海军北巡第一舰队司令：刘孝鋆
装甲兵团兵团长：鲍薰南
东北义勇救国军总指挥部司令：王延堂
吉辽安边区指挥部司令：孔宪荣
东北保安第二支队司令：孔宪荣
第三兵站总监部司令：张元滨
从1945年末以来，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大量向东北运兵，一方面对敌伪军、警、宪以及土匪武装进行大量收编，到1946年9月，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增至50万人。
到了1946年底，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4个小县。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安东省委4个机关和两个纵队的主力部队近3万人，聚集在狭小的山沟角落里，粮食、弹药毫无着落。敌人4个师的兵力已经逼近，南满根据地处于空前险恶的境地。
11月初，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到南满统一领导对敌斗争。
第四纵队到达六道江不久，即接辽东军区命令，让彭嘉庆率第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第三、第四纵队主力和军区机关准备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
12月11日，师以上的干部到七道江开会。由于陈云有事在临江，会议由肖劲光主持。议题是讨论“去”、“留”问题。即：放弃南满北上，还是坚持在南满继续斗争。
会上意见难以统一，先是议论，后是争论。“去”派和“留”派都能摆出一大堆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开了两天，闹了个僵局。这时接到敌情报告，敌一个师已到了梅河口，另一个师快到集安了。于是，纵队以上的干部继续开会讨论，纵队以下干部回部队准备打仗。
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大雪连夜赶到七道江。这位做文章的行家，一来就问：“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做？”
大家七嘴八舌，一直议论到清晨3点散会为止，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讨论，陈云默不做声，根据各方面意见，不断修改他的“腹稿”，到了晚上，陈云已经胸有成竹，于是问：
“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
“看怎么放法，”彭嘉庆说，“要下决心放的话，长白山正面可以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以放一个军，本溪、抚顺外围可以放一个军，辽南方向也可以放一个军。”
“既然能放下这么多部队，”陈云果断地说，“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要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大家见陈云已经拍板，就不争论了。陈云继续说：
“有人说长白山是瓜皮帽，别小看这个瓜皮帽，这是很有作用的。要是丢给了敌人，我们即使在北满打了胜仗，将来回来就困难了。只要长白山在我们手里，群众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我看南满不是没有文章可做，而是大有文章可做！”
陈云沉默了几分钟，喝了一口开水，让大家先去体会、消化。他见大家对此没有异议了，开始引导思考怎么“留”的问题。
在如何“留”的问题上，意见很快统一了。主张兵分两路，一路坚守原地，一路打到敌心脏地区活动。
肖劲光问：“谁能打出去？请自告奋勇。”
议论纷纷的会场一下子陷于沉默，肖劲光催了几次，无人表态。
“我们四纵刚打完新开岭战役，”彭嘉庆说，“伤病员还没处置好，新兵尚未补充，几千俘虏来不及消化，部队没有冬装。按理说不应轮到我们去，但为了顾全大局，如果领导上需要找们打出去，就是再困难我们也要尽力克服，保证完成任务。”
“好！由你们打出去。”陈云说，“你们四纵全部拉出来，到敌后大闹天宫，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你们需要什么，首先保证你们。”
肖劲光当即拍板：“俘虏未处理，交给其他部队处理；兵员不足，从地方部队抽调补充；没有冬衣，从三纵和军区机关抽补。”
“七道江会议”就这样结束了，陈云做了一篇足以载入史册的好“文章”。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关内狼烟四起，到处是烽火一片。蒋介石感到兵力不足，计划调往东北的部队被关内战场死死地拖住了。东北国民党军打到松花江已疲惫不堪，无力过江，这使东北民主联军获得了4个月的休养生息之机，进行了剿匪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林彪在东北局干部调整后，成为东北党政军的一把手，他特别需要一位得力的、能与他相处很好的参谋长。林彪选中了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随苏军到东北工作的刘亚楼。
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专门研究东北战场的作战问题。会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鉴于兵力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其核心内容是：由刚进入东北时的长驱直人，全线进攻，转变为局部地区的重点进攻，首先消灭南满的共军主力，占领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阻隔东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海上沟通，尔后再全力转兵北上，夺取北满地区，进而占领全东北。
蒋介石认为杜聿明的这一计划切实可行，当即予以批准。
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5个月之内打垮共军。
1946年底，杜聿明开始在东北实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国民党军连续向临江地区进犯，想把民主联军消灭在长白山下或赶出南满。东北战场在休战4个月后，又拉开了更大一轮战争的帷幕。
国民党军依靠美械装备的优势兵力，先后侵占安东、通化、宽甸、桓仁等重要城镇，最南端攻占到普兰店。与此同时，在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的两个军，加强各个要点的守备，并派出大批特务及小部队向中共占领区边缘袭扰蚕食，企图将民主联军压缩在北满，然后消灭，占领全东北。当时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包括热河）土地面积达29％以上，控制人口占总数的53%，在东北的进攻达到了顶点。
针对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中共东北局在七道江开会讨论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会议上，陈云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像一条牛，这条牛身子是向北满去了，在南满留下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了；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
经过一番讨论，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制定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方针。
经中央批准，东北局决定成立辽东分局，派陈云、肖劲光赴南满，以加强领导，陈云任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南满）军区政委，肖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为了集中精力指挥作战，从10月起，林彪将他的前方指挥部移到了哈尔滨以南的双城。此后直到辽沈战役前夕，林彪在双城度过了两年战争生涯。
现在的双城县人武部，就是当年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旧址。
林彪每到一处，吩咐秘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合适的地方挂上地图。到了双城后，又多了一个吩咐，就是在窗外屋檐下挂上一只两尺多长的特制寒暑表。
天越冷，林彪出现在寒暑表前的次数就越频繁，有时连大衣也不披，就那么站着，看看寒暑表，再看看天地风雪，有时还把手伸进风雪中冻上一会儿。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但这还不够，林彪还要知天，知地，他每天做看地图的“功课”是要“知地”，现在看寒暑表是要“知天”。
10月31日他致电中央并告肖、江、程、罗：
……我们突然出现在松花江以南进攻，故敌必无力将驱逐，而在约1个月以后，彼如调兵向我进攻时，届时松花江已结冰使我运动甚为自由……
林彪走一步，看几步，算计极为精到。
为了配合南满战争，他决定利用冬季江河冰冻的条件，越过松花江南下，在长春、吉林以北地区杀歼分散之敌。驻在这一地区的敌人，是国民党王牌主力新一军。
从11月起，他不断派六纵等部队到江南侦察地形、敌情，对哪里驻有敌军，哪里有工事，河有多宽，水有多深，哪里有桥，能否通汽车，等等，均弄得一清二楚。
林彪移驻双城后，叶群仍住在哈尔滨。她每隔个把月带着孩子来双城住几天。有时候，别的同志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的哭泣声。
倘是一般的人，夫妇间闹点别扭，大家都会劝劝的。可这是林总家里啊！同志们都干着急。
在林彪的脑袋里飞转着的，是战争的轮子，除了军事以外，什么事他都无心顾及，显得漠然的样子。他将一切置之度外，兀然骑坐在木椅上，或者来回在地图、寒署表前踱步，心里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他不想交际，也不善交际，摒弃所有繁琐礼节。部下们来看望他时，他倒出炒黄豆，讲几句有关部队方面的话，就无话可说了。有事找参谋处的人，他开门见山问几句，或是交代几句，没有多余的话。
1946年12月17日，杜聿明集中6个师的兵力，由郑洞国统率，首次向南满根据地发动攻击。南满部队打响了一保临江战役。
为了配合南满作战，林彪亲自指挥北满我军主力，发动“一下江南”攻势。
1947年1月2日。零下40℃的严寒。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松花江“天堑变通途”。
我军冒着严寒向松花江以南挺进
林彪调集北满主力一纵、二纵、六纵，共12个师，越过松花江，兵锋所向，直指江南，迫使杜聿明南北两面作战。
松花江上，大军云集，密密麻麻，如履平地。北满主力自拉法之战后，半年没有真枪实弹打仗了，士气极盛，指战员们唱着的“顺口溜”在寒风中飘扬：
“革命军人志气高，天气再冷难不倒。”
“吃菜爱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
“新一军自称鹰，实际是狗熊，行动像乌龟，打仗像爬虫。”
过了松花江，部队开始隐蔽行进，数万大军悄无声息，只有咆哮的寒风，和踩在雪地上的嚓嚓声。
林彪命令：一纵一部进攻吉林以北的其塔木，那里驻有敌新一军一一三团一个营及辎重连、工兵排，还有两个保安中队；一纵其余部队进至其塔木和吉林、其塔木和九台之间，六纵进至其塔木至德惠之间，准备伏击敌之授军。
敌新一军的兵力部署为：三十八师师部及一一二团驻吉林地区；一一三团主力及1个保安团驻九台县；一一三团1个营驻其塔木。
1月5日黄昏，一纵三师包围了其塔木之敌，6日中午发起进攻。
6日，一纵一师在师长梁兴初率领下，连续3昼夜急行军，到达张麻子沟一带，奉命担负阻击可能由九台方向来援之敌的任务。
同日，一纵二师抵达乌拉街以北地区，担负伏击可能由吉林方向来援之敌的任务。
梁兴初率一师进驻张麻子沟一带各村落后，一律禁止任何人外出，以封锁消息。
侦察参谋李权、武道坤等爬上电线杆，戴上耳机，窃听九台至其塔木的电话。耳机里传来驻九台敌一一三团团长的声音：
“一营长，一定要坚守其塔木，军座已令我火速增援你们。我率全团及两个保安中队下午出发，今夜在芦家屯宿营，明天赶到你处。军座已令三十师的九十团今天从德惠出发……”
李权直奔师指挥所，向梁兴初报告这个情报。梁兴初立即向纵队和林彪汇报，然后带着几位团长，骑马到张麻子沟察看地形。梁兴初下令：
“我们就在这里布置一个“口袋”，一团埋伏在路西，二团埋伏在路东，三团由段家屯直插芦家屯，切敌退路。山炮营把炮架在吴家岗子山头，轰击敌人队形和装甲车。各团立即组织营、连干部勘察地形，布置战斗任务。”
7日拂晓，各团进入阵地。
中午12时，敌一一三团全部进入一师的口袋形伏击阵地。梁兴初一声令下，顿时枪炮齐发，敌一一三团阵脚大乱。
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战士一跃而起，发起冲锋，迅速将敌军分割包围，展开白刃格斗，敌重武器无法发挥作用。我军人多势众，七八个人对付一个敌人。
敌一一三团团长王东篱见大势已去，弃阵逃命，被一师一位警卫班长当场击毙。
激战持续两个多小时。
一师全歼敌新一军三十八师一一三团（欠一营）和两个保安中队，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12辆汽车。
“天下第一军”遭此重创，很不服气，一一三团二营营长孙蔚民被俘后，态度嚣张，扬言道：
“我们军座孙立人将军说过，新一军只打胜仗，不打败仗。你们的总司令林将军太不仗义，偷偷摸摸地打，要不我们摆开阵势，重新打一打试试！”
第二天，一纵三师攻克其塔木，全歼守敌。
与此同时，六纵在焦家岭伏击德惠驰援其塔木的敌新一军三十师九十团，激战两昼夜，敌九十团全军覆灭，二纵攻克了伏龙泉等地。
孙立人数日之间损失两个整团，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四处分散，致使林彪得以各个击破。
杜聿明得知林彪主力南下，北满兵力空虚，在孙立人等将领的压力下，不得不停止对南满的进攻，调3个师北上驰援。林彪则命令部队转回江北休整。
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得悉“一下江南”胜利后，欣然命笔，在电文纸上一阵狂草：
林、高、彭：
最近北满、南满开始打胜仗，甚慰。包围其塔木一点，引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处无计的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的重要方法之一……
林彪北满主力撤回松花江北后，杜聿明又腾出手来二犯临江。
1月30日，杜聿明命令赵公武指挥4个师的兵力向南满出击。
号称“常胜军”的敌五十二军一九五师，孤军冒进。肖劲光指挥三纵七师、八师、九师数成优势兵力，冒着零下30℃的严寒长途奔袭，于2月5日将敌一九五师包围在高丽城子。
拂晓，尚在睡梦中的敌一九五师被肖劲光的大军进攻。由于我军缺乏重武器，火力不够猛，敌军凭借山炮营的掩护，向西南突出重围。
敌一九五师免遭围歼，但却丢掉了所有重武器和汽车等辎重。
敌一九五师突围后，前来增援的敌新六军二○七师三团不明真相，继续推进。肖劲光组织三纵主力，来了个大会餐”，把这块肥肉吃掉了。
南满部队激战9日，歼2000多人，取得了“二保临江”的胜利。
杜聿明十分恼怒。他无法理解4个师全套美式装备，作起战来却处于劣势。共军不打时四处运动，让你无法捕捉战机。国军一旦露出破绽，他们就蜂拥云集，局部地区内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国军焉有不败之理？
杜聿明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战场指挥官的无能。他决定亲自出马，披挂上阵，欲与“用兵如神”的共军将领们试比高低。
2月16日，杜聿明亲自指挥七十一军九十一师，新六军二十二师，五十二军二师，一九五师，暂编二十师，共5个师，三犯南满。
杜聿明以为，只要整师出动，共军难以啃动。他于是将暂二十一师单独放在北部，作为诱饵，待共军去包围时，调集主力给以致命一击。
他万万没想到，援军主力还在半路上，暂二十一师就被共军干净利索地吃下了肚！
援军在运动中分散开了。肖劲光旋即猛扑过来，歼灭了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
2月22日晚，三纵全部和四纵十师猛攻敌九十一师、一九五师残部，击毙一九五师少将副师长何世雄。
当日，正当临江方面一败涂地时，杜聿明收到北面告急：林彪15万大军三度南下松花江！
杜聿明顿时慌了手脚，顾不得南满的残局了，挖东墙补西墙，急调新六军二十二师，北上增援孙立人。
为了配合南满部队的三保临江，林彪决定二下江南。
战前，他召集了军事会议。他对与会的指挥员们说：“目前必须打这一仗，必须准备付出很大代价打好这一仗，准备打他50天，打到气候，敌情及其他情况不可干时再罢手。”
他说，过去由于没有解决好群众这个天大的问题，没有家，没有站住脚，所以不敢放手同敌人打，而现在经过土改、剿匪，群众问题解决了，有了“家”了，而敌人在南满、北满之间可以机动的部队只有几个师，如果消灭掉敌人两个师，就可以使敌人无机动兵力再发动进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他说，以前在不利的时候，不打，要“等”，要“忍”，现在有利的时机出现了，就要“狠”打。
林彪命令六纵奔袭德惠东南的敌据点城子街，命令一纵、二纵准备打从九台、德惠出援之敌。
经过一下江南之战后，敌新一军的傲气已不复存在了。
21日夜，驻守城子街的敌新一军八十九团接到军长孙立人急电：“林彪所部15万共军正在渡江南下，命你部火速撤回长春。”
林彪获悉城子街之敌企图逃跑，立即越过纵队一级，直接命令离城子街敌军退路最近的二师，迅疾赶往城子街背后通九台的道路上去阻击逃敌。
22日拂晓，敌八十九团先头部队刚一撤出，便遭到二师迎头痛击，大部被歼，副团长负伤后率残部又缩回城里。
六纵主力当日赶到，将城子街团团围住，次日上午开始攻城。
敌团长曾举起望远镜一看，四面八方全是黑压压的共军。突围无望，只得固守待援。于是向师部连连告急，要求派兵增援，空投弹药。
国军被林彪的“围城打援”战搞怕了，谁也不敢增援。仅派两架飞机空投50箱弹药，结果有40箱飘出了城。
下午，敌军见大势已去，下令投降。孙立人丢了1个整团。
一纵围攻城子街时，九台、农安之敌闻风丧胆，弃城而逃，一纵随即跟踪追击。三师七团先头部队追至卡伦时，从一辆吉普车上活捉到两个美国佬，一个是柯林士少校，一个是芮克上尉。这两个美国军官成了美国帮蒋介石打内战的铁证。
2月28日，六纵及独二师包围了德惠。林彪将一纵、二纵及独一、三师共8个师的的兵力，部署在德惠至长春之间，用以打援。
29日拂晓，六纵主力在扫清德惠城的外围之后，开始攻城德惠城守军敌七十一军五十师，一面利用“城塞堡垒”（即在城区构筑许多互相连通支援的堡垒，用地下电话联系），顽强抗击，一面向杜聿明呼救。
六纵1个团曾一度冲入城内，但被城里纵横相加的堡垒射出来的密集火网大量杀伤，不得不退回城外。
林彪骑马来到德惠城下，绕城转了一圈，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此时，杜聿明已令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亲率主力八十七师、八十九师和3个保安支队北上，专解德惠之围，对外则虚张声势，宣称10万援军已乘车北进。杜聿明还下令打开小丰满水库的水闸，妄图将水灌到结冻的松花江上，切断林彪的退路，把大军阻隔在江南。
林彪很想吃掉德惠城里这城肥肉，只差一口就能吃掉一个整师了。然而，鉴于杜聿明已集中了大量兵力，为避免十几万大军陷于被动，他不得不决定停攻德惠，全部主力撤回江北休整。他挥了挥马鞭，下令：
“撤！”
二下江南之战中，林彪曾越过纵队直接指挥师，类似情况，在东北战场上多有出现，不但直接指挥师，有重要战斗，重要方向，有时他甚至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作战指挥电报，一般都是按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倒序”方式发出去。
后来在辽沈战役中，打廖耀湘兵团时，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却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陈赓大将曾风趣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陈赓曾任四兵团司令兼政委）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
当年在林彪麾下战斗过的老人都说，当时大家都对林彪佩服得不得了，对这种越级指挥没有谁说闲话，说他“独断专行”，那是后来的事儿。
有的老人还说：指挥错了，是独断专行；打了胜仗，还能说他是独断专行吗？
据说，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就经常这么干。不过，他的学生林彪却与之截然不同。林彪不会像他那样干，因此而将前线的军官们搞得无所适从，而是使部将们统一了部署，争取了时间，使部队形成了一只有力铁拳。林彪越级指挥，但并不是大包大揽，而是让部下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和一技之长。
林彪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减少电报传递的中间环节，以争取时间。他曾说：时间是一种力量，有时作战增加1个营、1个团都不能解决问题，而提早1个钟头就可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是进攻，就把敌人抓住了，如果你是退却，就能摆脱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争取1个钟头抵得上1个团，1个师的力量。
几位曾在东北战场上当过师长政委的老将军曾回忆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点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时、当地的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20分钟内就得将下面的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内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儿空也没有。
当林彪率北满主力15万大军撤向松花江北岸时，杜聿明为了给垂头丧气的将军们鼓气，就趁机宣传“战果”，在报纸和电台上宣称：
“德惠大捷，歼灭共军10万！”
好久没听到好消息的蒋介石欣喜若狂，便越过杜聿明，直接命令新一军、七十一军乘胜追歼江北共军。
敌新一军、七十一军在1个空军大队的配合下，分路北进，七十一军一部伸到了松花江以北。
杜聿明得知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内容，感到事态严重。他心里清楚，林彪在德惠不过损失1000多人。于是赶忙打电话给孙立人和陈明仁，命令他们立即撤回。
孙立人和陈明仁这两员出了名的“远征”大将，哪里肯依，执意要越过松花江，追歼林彪的部队。
杜聿明气极败坏，亲自赶到德惠，对孙、陈二将说：
“林彪是主动撤回江北的，现在他已经知道了我们兵力不多，有卷土重来之势。你们赶快撤回原防，准备对付林彪部队的下次进攻。”
不出杜聿明所料，林彪此时已经统率大军，三下江南，越过了松花江，向南展开攻势了。
其后杜聿明在连夜由德惠赶回长春时，其车队在途中与林彪的先头分队遭遇，双方交火。杜聿明命令小汽车冒险冲过封锁线，侥幸逃脱，随行的大卡车全部被截住了。
杜聿明逃回长春，立即命令廖耀湘新六军、石觉十三军火速北上，应付长春危局。
林彪得知敌军已经分散，令二纵、六纵回歼窜入江北之敌。敌七十一军见势不妙，慌忙缩回江南。
“远征名将”孙立人、陈明仁赶紧收缩部队。新一军、七十一军分别退向德惠、农安两城。林彪命令一纵、二纵、三纵三路主力大军勇猛追击。
3月9日，林彪得悉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正由靠山屯附近向农安撤退，便决定迅速奔袭，拟将其围歼于郭家屯地区。
一纵接到命令时，距预计歼敌地点郭家屯还有140里，而敌八十八师从靠山屯至郭家屯只有80里，一纵渡江3天来，一直长途奔袭，打了十几个小仗，将士们都很疲劳。指挥员们千方百计鼓舞士气。急行军途中，身强体壮的战士组成“双枪队”，一人背两支枪；文艺兵沿路打快板，唱顺口溜：
国民党兵力少，
南北满来回跑；
南满吹破他的头，
北满斩断他的腰；
让他来回跑几趟，
一筐豆子筛完了。
3月12日拂晓，一纵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将敌八十八师全部、八十七师一部铁桶般地围困在郭家屯附近地区，攻击迅速展开。
敌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只得戴上一顶钢盔，钻进一辆装甲车，冒死向南突围。
黄昏时分。围歼战结束，除师长韩增栋逃脱外，敌八十八师全部及敌八十七师一部悉被林彪部队歼灭。
林彪坐在木椅上，一边吃着炒黄豆，一边听着各纵队指挥员汇报战绩。他的前线指挥部跟以往一样，设在一简陋的农家小院里。这个精干的游动指挥机关，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像一艘机动灵活的舢板，总是选择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停泊。
纵队指挥员们的大嗓门震得薄薄的窗纸扑扑颤响。林彪站起身，大家马上安静下来。他面壁而立，一边盯着墙上的地图，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军战士奋勇杀敌，敌八十八师在郭家屯战斗中被我全歼
“松花江即将解冻。敌新六军、十三军调出了南满，陈云、肖劲光可以松口气了。现在还不到与杜聿明决战的时机。不过，快啦。立即行动，撤吧。”
当廖耀湘、石觉率两个军匆匆赶到北满时，林彪已经在吃掉敌八十八师后，又主动回撤了。与此同时，南满趁敌空虚之机发起反攻。三纵、四纵主力于3月上旬截断通化与沈阳的交通线，重重包围了孤守通化的敌一九五师。
沈阳的告急电雪片般飞向杜聿明。他只得命令新六军和十三军火速回师南满。
四保临江战役打响了。
郑洞国亲赴抚顺营盘车站，指挥7个师20个团东进，一则解通化之围，二则企图于临江决一死战，一举荡平南满“共匪”。
敌五十二军八十九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抗日中，曾参加过远征作战，战功卓着。南满指挥员曾克林、韩先楚将其诱至歪石子山谷，一举围歼，粉碎了郑洞国的美梦。
三下江南战役，四保临江战役，东北民主联军歼敌共4万人，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机动兵力锐减，东北局面大变，国共两军攻守之势骤然互易，东北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已是春回大地，部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经过短期休整，决心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援兵未到之际，发动大规模攻势，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南北被分割的局面，巩固和扩大解放区，改变东北战局。
1947年5月13月，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了夏季攻势。联军从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和热河、冀东等6个方向，分头发起进攻。以南满、北满为主力，向长春、四平、吉林之间实施主要突击。集中优势兵力，针对分散据点防守薄弱之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在运动中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此时的杜聿明病情急剧加重，连日高烧不退，医生向他发出最后警告，再不及时治疗，将有瘫痪的危险。
蒋介石去电询问他的病情，要他马上离开东北，回内地治疗。
杜聿明感激涕零，但他坚决拒绝离开沈阳。他对蒋介石说：此时离开沈阳，离开东北，就是临阵逃亡，就是对总裁、对黄埔军之不忠不义，这绝不是黄埔军人之所为。
蒋介石很是感动，对着电话声音哽咽着连连说：“可嘉可嘉，不愧为我的好学生。我保证支持你。”
杜聿明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强支病体，继续指挥作战。他自喻此举，不是死而后已，也是呕心沥血。然而，杜聿明得到的却是东北国民党军来自四面八方的战败消息。
南满：
5月13日，民主联军三纵、四纵十师和独立师首先对沈阳、吉林铁路中段的山城镇、草市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军六十军一八二师一部、工兵第十团和交警部队共3000多人，还歼灭新六军二十二师1500人。民主联军三纵沿梅河口、四平铁路向西进攻，与北满主力会师，结束了南、北满的分割局面。
四纵包围了铁路交叉点梅河口，在三纵两个团配合下，全歼国民党军一八四师（继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后，国民党重建的一八四师）7100人，并俘师长。辽南独立一师攻克大石桥，全歼国民党军独立三师2200人。四纵主力连克通化、安东、本溪等十余城，国民党军纷纷弃城逃往沈阳。
北满：
民主联军一纵、二纵及独立一、二师，向长春以南铁路沿线进击。二纵在司令员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指挥下，奔袭怀德，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团。接着围城打援，又包围了孤军冒进来援的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
民主联军以一股小部队直插八十八师司令部，第一枪就打死了师长韩增栋；另一股小部队袭击第七十一军司令部，又把军参谋长打死。联军在歼灭八十八师后，张开了一个大口袋，等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率部去钻。陈明仁还不知道八十八师已被歼灭，率八十七师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联军的大口袋钻去。幸好杜聿明及时通知了他，他才急忙率部仓皇撤退，险些被包围。
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接连失利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坐针毡。1947年5月30日下午，他乘坐飞机匆匆赶到沈阳，视察东北政治、军事、经济情况，随行的有俞济时等40多人。
蒋介石此次到东北，与1年前到东北截然不同，当时国民党刚接收东北，国民党军队节节胜利，共产党军队步步后退。而此时，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蒋介石的兵力已捉襟见肘。国民党军在前期占领了东北的大中城市和铁路交通线，每占领一地，就要派兵驻守，因此，兵力日趋分散，较难组织大规模进攻，同时，分散的兵力也容易被民主联军吃掉。东北民主联军则度过了最困难的冬天，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得到了改善。
蒋介石在到达沈阳后的第二天早8点，即召见熊式辉、郑洞国、赵家骧等东北国民党军政要员，面对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颓势，蒋介石决定一改杜聿明提出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制定了“重点防御，收缩兵力，维持现状”的方针。9点钟，又召见了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询问了东北各方面的情况。11点20分，蒋介石即乘飞机返回南京，此行东北匆匆仅19小时。
卧病在床的杜聿明感到很沮丧，民主联军下一步要打哪儿呢？他苦思冥想着。长久以来，杜聿明一直保持着收集共军消息、收听中共电台的习惯，这也是为了知己知彼吧。他把收音机打开，将频率调到共产党控制的哈尔滨台。收音机里传出了播音员的声音：
记者于前线某地会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将军，前线各处捷报不断传来。林总司令拿着刚收到的我军本日收复公主岭的捷报，含笑以回忆的神情对记者说：“去年的昨日我们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们消灭敌人两个师；去年今日，我们离开公主岭，今天我们又收复公主岭，恰恰是一周年了。”
接着他展开一幅东北人民自卫战争一周年的轮廓画，说：“这显然表示出一年来敌我力量的巨大变化。”他指出：“一年来东北人民自卫战争大体上分作三个阶段：从国军进攻东北到我军主动撤出四平，直至国军侵占安东、通化，这是敌我进退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里，我们是采取攻势防御，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将头等精锐的美械国军，歼灭了一部分，敌战斗力普遍受到大的损失；第二阶段是去冬今春我军三下江南，和敌人的四犯临江，这个时期的战争形势是拉锯式的，在这一来一往的几次战役中，我们歼灭了敌人的5个师，南满西满相继收复了9座城市，使敌人丧失了很大的机动力量，由主动渐趋被动；现在，我们已经由拉锯式的战争形势走向了全面反攻的新阶段……”。
杜聿明听了广播后，猛然意识到，林彪下一个目标是四平。杜聿明赶紧打电话给参谋长赵家骧：“赶快通知陈明仁，加强四平防御工事，收缩部队，共军下一步的攻势，可能是四平，不！肯定是四平。”
陈明仁接到电话后，马上召开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命令：构筑坚不可摧的“陈明仁防线”。
陈明仁视察完四平全城的地形地势和建筑布局规划时，惊喜万分。他发现，四平城内那沙俄时代的哥特式建筑和日占时代的东洋式建筑，竟是按照现代战争防御体系的要求来设计和建筑的。
陈明仁不禁要为去年共军失守四平感到遗憾，这么好的现代化防御体系共军竟没发现！他也为自己发现四平这个特性而暗自庆幸。陈明仁下令加紧构筑工事。
东北松软肥沃的黑土烧成砖竟是彤红彤红的，而这种红砖抗击抗压的强度，远远高于一般砖。用这种砖砌成的房子、楼房相当坚固，用这种砖和钢筋混凝土混合造的房子，更是结实。陈明仁用六○炮试着射击这种红砖混凝土墙，结果，炮弹在墙上只能炸开些小坑和小麻点，陈明仁欣喜异常。更让他高兴的是，四平不论是平房还是楼房，几乎全是用红砖建的。
为了构筑“陈明仁防线”，国民党军强行拆毁民房，抢夺市民的家具，强征大量劳动力，甚至使用大量的美援袋装粮食，修筑工事。
该防线以军部大楼为核心，以各部队驻地大楼为小支撑点和小核心，环绕市区四周和遍布市区四处，构筑起钢筋水泥结构和土木钢板结构鱼鳞式纵深集团地堡群。
各核心、各处支撑点之间和各集团地堡群之间，或打通房屋墙壁隐蔽相通或修筑交通盖沟相通联络。重要核心阵地，如军部、师部、团部大楼则筑有地道、地下室，每层楼屋内四角筑有地堡。
核心阵地前有卫星阵地，设有7道障碍：最外层为陷脚坑，第2层为弹脚之密集小木架，第3层是每隔十步一道铁丝网，网上系有小铃，第4层是鹿砦，第5层是矮土围，第6层是一丈多深的护城河，水底埋设木桩和绊索，第7层是一系列的交通壕、盖沟、地堡。
交通要道、主攻方向和核心阵地，主要支撑点之间遍埋地雷和拉火手榴弹，还架设了高压电网。
5个守备区依高低层次以美械轻重火炮和各种轻重火器编织成立体交叉多道火网。
全城基本做到楼皆工事、房皆碉堡、以沟代路，形成一个防御整体。做到交通阻绝，障碍重重，射界扫清，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一旦外围工事被突破，可以借核心和各支撑点工事恢复与确保防御。阵地内，指挥所、掩蔽部、粮弹器材贮存处等应有尽有，并配有电照明设备。
“陈明仁防线”完成时，陈明仁在军部召集团以上军官作战前训话，宣称“共军武器低劣，一无飞机、二少大炮，对铜墙铁壁的四平，必将一筹莫展”。
陈明仁还对专程到四平采访的国民党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有这样钢铁般的核心阵地和外围坚强工事，四平的保卫是万无一失的！”
林彪凝望着地图上的四平，他要报仇雪恨。指战员们对失守四平始终耿耿于怀，他们说，蒋介石怎样吞下四平街，让他怎样吐出来。
民主联军估计国民党驻四平守军约两万人，而陈明仁又曾是手下败兵之将，认为这个仗好打。几个纵队司令好胜求战，林彪决定打，中共中央也同意东总于6月攻打四平。
民主联军四平攻坚战的部署是：
一纵：一、二师附炮兵一团之两个营，二团两个营、四团两个连向四平西南新立屯及海带屯之敌突击。
西满纵队：以两个主力师附炮兵两个连在四平西北突破，另一个师攻击外围据点。保证该纵队右翼安全。
第三师全部在东北角一面城附近突破。
十七师在南面佯攻，准备参加纵深战斗。
民主联军的战士们斗志昂扬，誓为保卫四平的烈士复仇。
林彪所获得的国民党军情况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当时驻守四平的国民党军是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和十三军的五十四师及6个保安团，总兵力达3.4万余人，由陈明仁统一指挥。由于四平市外围城镇梨树、八面城等地均已失守，第七十一军部队都龟缩到四平市内固守待援。四平铁路、公路交通已被切断，守军只靠伪满埋设的一条有线电话线路与沈阳联系。
国民党四平守军的部署为：八十七师担任铁西外围的防守；军部直属特务团担任核心工事的防守；五十四师一个团为机动部队，重炮营在铁东保安司令部院内占领阵地；辽北保安一、二团归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指挥，保一团担任二里的防守并派1个营保卫飞机场，保二团担任铁东水塔附近两个粮栈与保安司令部的防守；铁路局交警大队和辽北团管区3个大队，统归七十一军直接指挥。此外，还有由各县退到四平的残兵败将及自卫队等。
此时，四平已是孤城一座，陈明仁所指挥的部队又都是些战斗力较弱的杂牌军。但陈明仁决心要坚守四平，原因有二：一是蒋介石命令要死守，必须服从命令；二是根据抗战8年的教训，凡是守不住一个地方的将领，都是杀了头的，而攻不下一个地方的，却没有人受到处分，为了保全性命，陈明仁不得不死守。
陈明仁采取日军死守的战法：不留退路，打到最后一个人，中途决不能撤退，撤退过程中必被消灭。他要求部队步步为营，层层设防，准备进行巷战。各部队只准在自己阵地内死守，不准离开，发现射界内有人，不论军民，一律枪杀。
为了守住四平，陈明仁还多次向下属各军发布十杀令：
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
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
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
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
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
六、不重保密，泄露军机者杀；
七、生死成败，不相救援者杀；
八、贻误通信，中断联络者杀；
九、不爱惜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
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陈明仁要所属部队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四平城风云再起，国共两党均已作好战略部署，就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第二次“驾临”东北不久，内战中最惨烈的战役在四平开始。
从1946年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在历时3个半月的作战中，先后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万余人，缴获大批枪炮、车辆和作战物资，收复11座县城，并开辟了广大的农村根据地。
杜聿明在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后，被迫放弃“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停止对南满解放区的进攻，转而采取“内线作战，行持久之战略防御”的作战方针。东北战场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机：国民党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
1947年5月，为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场的形势，结束南满和北满解放区被侵害的局面，彻底粉碎杜聿明的“内线作战、持久防御”的作战计划，在关内人民解放军纷纷转入战略进攻、向外线出击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发起夏季攻势。
5月13日，按照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的命令，民主联军第一、第二纵队及独立第一、第二师，从长春以西插入新一军与第七十一军的接合部；第三、第四纵队及辽东军区一部向清原、梅河口方向突击，调动长春的新一军和四平的七十一军出来增援，以寻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拉开了东北战场战略反攻的序幕。
自5月13日至6月13日，经过一个月的作战，民主联军先后取得了怀德、梅河口等战斗的胜利，消灭了大量分散守备在小城市和孤立据点的国民党军。杜聿明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把力量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转入重点守备，力求巩固中长路和北宁路沿线较大的战略要点，以待援兵。如此一来，守卫在四平的陈明仁七十一军就完全陷于孤立之中。
为扩大夏季攻势的战果，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夺取战略要地四平，切断长春与沈阳之间的联系，使其孤悬两地，便于以后对其各个击破。
四平位于东北松辽平原的腹地，中长、平齐、四梅3条铁路在此交会，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1946年5月民主联军主动撤出四平后，陈明仁就率七十一军进驻了这座城市。
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是国民党军中为数极少的赫赫有名的战将。作战勇猛，桀骜不驯，疾恶如仇，这是陈明仁身上最显着的特点。在国民党军中有勇有谋的将领也有，但像陈明仁那样极有主见而又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意见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陈明仁率七十一军一进入四平，就意识到这个战略要地是国共双方必争之地，早晚会发生一场大战。因此，他亲自设计，亲自监工，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四平构筑了一个完整、坚固的防御体系，即“陈明仁防线。”
陈明仁的守城部署刚刚就绪，东北民主联军就兵临城下。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血战在四平爆发了！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根据所获得的情报，判断四平国民党守军的总兵力只有1.8万人，其中只有4个团有战斗力，且新兵居多，士气低落。于是，决定集中24个师的兵力，以7个师攻打四平城，另以17个师担任打击自南面的沈阳和北面的长春出动的援敌。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主联军的情报有误，过低地估计了四平守军的兵力和战斗力，也过低地估计了陈明仁，导致后来战斗的失利。
为攻打四平，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并选定陈明仁第七十一军军部作为攻击的首要目标，计划先歼灭市区铁路以西的敌军，而后再攻击路东的守军。攻城部署是：第一纵队第一、第二师担任主攻任务，从四平西南的新立屯、海丰屯一带发起攻击；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为预备队；辽吉纵队突击方向在四平西北角；第一纵队第三师在四平东郊佯攻，以牵制敌人；攻城部队统一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指挥。
6月20日，当民主联军即将对四平发起攻击时，突然天降大雨。望着滂沱如注的暴雨，一名参谋向李天佑请示，是否推迟攻击时间？李天佑摆了摆手，语气坚定地说：“计划不变，通知部队按时发起攻击！”
晚8时整，3发红色信号弹穿透雨幕，飞上天空。民主联军的炮群开始向四平轰击，炸得四平外围阵地一片火海。四平守军万没想到，民主联军会冒着大雨发起攻击，一时间被打蒙了头，有的还没有钻进工事，就葬身在炮火中。28分钟后，一纵二师师长贺东生向李天佑报告：“我师已从西南角突进四平城内！”
民主联军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发起攻击，确实出乎陈明仁的意料。但他毕竟久经战阵，很快就从最初的惊恐中镇定下来。陈明仁发现，只有西南城角被民主联军突破，于是，马上调集一部分步兵和炮兵，向突进城内的二师反扑。
在陈明仁的指挥下，反击部队分成数股，在炮火掩护下，一波接一波，连续不断地向二师冲过来。国民党军反击的激烈程度是民主联军从未遇到过的，仅二师第五团第三连在一昼夜间就接连打退了国民党军的15次反击，四平西南角的许多路口和街道都被国民党兵的尸体填满了。李天佑后来感叹地说：“对于敌人可能的反击我们事先也估计到了，但激烈到这样的程度，的确未想到。”
坚韧顽强、英勇善战的二师指战员在付出重大牺牲后，打退了敌人的轮番反扑，不但巩固了突破口，还不断向四平城纵深发展。6月17日，邓华司令员指挥的辽吉纵队从西北角攻入四平，开辟了第二战场。为加强攻击力量，李天佑命令预备队六纵十七师派出一个团，归贺东生指挥，投入攻城战斗。民主联军的几路大军同城内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巷战，一步一步，非常艰难地向纵深推进。
辽吉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邢程是员虎将。他挽着衣袖，手中端着一支冲锋枪，亲率部队向前冲锋。当一团冲到一栋大红楼前时，楼内突然喷出团团火舌，冲在前面的一些战士相继中弹倒下，部队前进受阻。邢团长气得一把摔下头上的帽子，怒吼一声：“给我炸了它！”
但第一团携带的炸药包和其他爆破器材在攻击途中已用光了。邢团长令警卫连长带着一帮民工到城外飞机场去拆卸缴获的航空炸弹中的黄色炸药。警卫连长很快就从飞机场拆运来了5000多斤烈性炸药，邢团长命令第一连组织爆破。然而，一连在一夜间组织了11次爆破，竟然没有炸开一个缺口。
大红楼是四平交通宿舍大楼，是陈明仁精心设计的一个街垒据点，楼体由钢筋水泥砌成，异常坚固。最后，一连第八班副班长李广正带领一个爆破组，在40挺轻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进行第12次爆破。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把总共800斤炸药堆放到大红楼的墙角下，李广正点燃导火索后，快速翻滚着撤了回来。
“轰隆！”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四平全城震撼，大红楼的北半部被炸塌了。楼内的千余名敌军除了被炸死的，其余的都被震得四肢发麻，头脑发木，失去了抵抗能力。邢团长指挥部队乘势冲了上去，消灭了楼内的敌军。
四平车站也是陈明仁安插在路西的最坚固的据点之一。国民党军凭借坚固的工事，以机枪火力和炸弹，阻止了辽吉纵队第七团发起的两次攻击。七团第五连的24名勇士奉命组成12个爆破组，担任爆破敌人工事的任务。他们2人一组，抬着七八十斤重的炸药包，前赴后继地向车站冲去。一组，二组，三组……爆破组的战士们接二连三地倒在了攻击的路上，终于有2个爆破组冲过敌军的火力网，把炸药包送到车站票房下，把票房炸塌了一角，突击队由此冲进车站，歼灭了负隅顽抗的敌军。为拿下四平车站，七团付出了伤亡官兵200多人的高昂代价。
由于国民党守军抵抗十分顽强，民主联军的攻击部队在巷战中，只能用强攻、连续爆破等办法去逐楼逐屋地与敌人争夺。前进速度十分缓慢，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战斗到6月19日，一纵一师因伤亡较大，被迫撤出战斗，李天佑命令预备队六纵十七师接替一师的攻击任务。
为援助陈明仁坚守四平，杜聿明命令沈阳空军司令部昼夜不停，轮流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四平助战。东北的夏天白昼特别长，早晨3点多钟天就亮了，下午9点多时天才黑。敌军飞机整日不停地在四平上空盘旋，以重磅炸弹、燃烧弹、火箭炮等，对进攻的民主联军进行轰炸扫射。有时民主联军刚攻占一个阵地，敌机就集中全力进行轰击，甚至把与民主联军接壤的国民党守军的前沿阵地也列入轰炸范围。陈明仁后来对杜聿明说：“飞机在白天轰炸没有中断过2分钟，晚上夜航机又接班轰炸，因此七十一军能坚持到增援部队到达，是与空军的支援分不开的。”
四平攻坚战进行到6月24日，东北民主联军已占四平3/5的市区，把陈明仁的部队压缩在路东几块狭窄的区域内，战斗越来越激烈。曾任国民党辽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的张广居，当年曾参加过四平战斗。他回忆说：
战况最激烈是解放军突过铁东的时候。6月23日深夜，解放军已将保二团阵地突破，双方格斗时余，后解放军撤走，阵地始转危为安。熊新民当时曾严令督阵，如放弃阵地，即以军法从事，侥幸算是应付过去了。在弹尽粮绝已无援军的千钧一发的时刻，陈明仁曾把军直属部队都用光了，最后把他的卫队都派到火线上……
在四平最危急的时刻，蒋介石为给陈明仁打气，派他的儿子蒋经国拿着他写给陈明仁及四平守军几位师长的亲笔信飞到东北。蒋大公子假惺惺地非要把信亲自送到陈明仁手中，熊式辉和杜聿明哪里敢让蒋大公子冒这么大的风险，左说右劝，最后派飞机把蒋介石的亲笔信空投到四平。
看到蒋介石在信中写的“四平一仗，关系党国命运，这正是汝等效忠党国的好时机”等字句，陈明仁明白这都是没用的废话。但他很清楚，四平虽说危在旦夕，但坚守下去，只要援兵一到，就有生存的希望；如果弃城突围，不是被民主联军消灭，就是被蒋介石问罪。陈明仁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心拼死固守。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盼郑洞国率援军能早日赶到四平。
蒋介石一接到陈明仁自四平发来的告急电后，立刻命令杜聿明：限6月30日以前必须解四平之围。杜聿明手里拿着蒋介石发来的急电，苦笑着对郑洞国说：“老头子不问青红皂白，就会坐在南京发号施令。解围？谈何容易，我手里哪来的兵呀！”
牢骚归牢骚，作为东北最高军事长官，杜聿明当然不会坐视四平丢失。他召集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和梁华盛、参谋长赵家骧等，商量如何为陈明仁解围。据郑洞国回忆，他们当时作了如下的部署：
杜聿明与我及高级幕僚研究了整个作战情况，杜认为本溪的解放军，对沈阳威胁甚大，决定以五十三军为主力，先扫荡本溪的解放军，以固沈阳门户，然后再集结可能集结的力量去解四平街之围。根据杜的这个决定，由我负责指挥对本溪的攻击。经过剧烈战斗后，6月20日前后攻下本溪。我到本溪布防完毕，即转到铁岭布置解四平街之围。当时我的部署如下：原在铁岭、开源一带布防之新六军，负责掩护九十三军及五十二军之一九五师在昌图集结（杜聿明命令限6月23日集结完毕）。五十三军在开始攻击后即迅速转用到中长路方面（该军目前暂留驻本溪以迷惑共军），开始攻击时间另行通知。
为给陈明仁解围，杜聿明也豁出了老本。他调集第五十三、第九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新六军以及重炮、战车等部队，统统拨归郑洞国指挥。
林彪原计划三五天内拿下四平，三五天过去了，四平仍在激战。林彪在双城的指挥所里嗅到了战场上的血腥气和硫磺硝烟味，他深深地感到，四平的战事是多么激烈。
多少年过后，参加过四平战役的民主联军战士回忆起这场战役时，不禁双唇颤抖地说：“好惨烈，好激烈，好壮烈哟……”
为援助陈明仁守卫四平，杜聿明命令沈阳空军司令部昼夜不停，轮流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四平助战。天上，国民党军飞机昼夜不停地在四平上空盘旋，重磅炸弹、燃烧弹、火箭炮等，倾泻在联军的阵地上；地上，暗堡、鹿砦、外壕，高楼上喷射出激烈的火焰。民主联军前进的道路上，洒满了战士们的鲜血。
民主联军攻入核心阵地，占领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部，陈明仁逃到了铁路东。原驻在道西的绥署及辽北省政府和各机关，都被迫撤迁到道东八十七师守备区内，躲在掩蔽部内喘息。没有跑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全部被俘。特务团长陈明信被从炸塌的大楼废墟中扒了出来，当了俘虏。道西遂被民主联军全部占领。
1947年6月11日至7月1日，我军围攻四平。
由道西至道东，只有一座不大的天桥，地势比较高，桥的两头各有一座坚固的桥头堡，桥底下又有两座暗堡，路上满布铁丝网、拒马等障碍物。守住天桥，是国民党军守住道东的关键，也就是守住四平的关键。这一回，陈明仁用了一个高招——撒豆成兵。国民党军在路上、桥上都撒了一层大豆，尽管民主联军战士几次冲杀，喊声震天。但脚踩大豆都滑倒在地，很难前进。国民党军则乘机在桥下暗堡中以密集火力扫射，民主联军伤亡惨重。
夜间，国民党军不断发射照明弹。民主联军大部队无法通过天桥向东发展。
就这样，双方在道西、道东相持了好几天。
林彪嘴里嚼着炒黄豆，在地图前踱来踱去。
战斗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攻守双方打得都很艰难。
到6月中旬，四平道西已被民主联军占领，陈明仁率残部继续坚守路东地区，守军伤亡过半。陈明仁电告杜聿明，准备“以身殉国”。
尽管陈明仁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七十一军也确实顶不住了，但民主联军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郑洞国率五十三军主力，在攻占本溪、巩固了沈阳门户后，率部赶到铁岭，部署兵力，开始北上解四平之围。
四平之战越来越残酷，国民党两路援军，南北对进逐渐逼近。民主联军不得不加强攻势。交战双方伤亡惨重。
国民党两路援军终于与担任打援的民主联军接上了火。而四平还有半座城在陈明仁手里。国民党军拼命顽抗，一时还难以攻下。
联军参谋长刘亚楼认为再坚持一两天，战局就会有所好转。林彪怕拿不下四平，使全军陷于被动，因此下定决心：撤！
林彪令部队假装围歼新六军，将郑洞国主力调开，然后，民主联军于6月30日，分批、有秩序地撤出了战斗。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至此落下帷幕。
四平战役，国民党军得手的原因在于，陈明仁作战指挥具有坚忍、刚强、沉着的胆气。他知道守军多是杂牌部队，战斗力差，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各部队只能死守，没有退路。危险关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向陈明仁建议突围，陈板起铁一般的脸色警告说：“如再有胆敢言突围者，以扰乱军心论处，立即枪毙！”七十一军副军长也说：“守在乌龟壳内，尚可勉强支持，如一离开，必将如鸟兽散。”
对于东北民主联军攻击四平受挫，国民党军将领作了这样的评论：
郑洞国说：“假如解放军于5月19日，在歼灭八十八师之后，乘胜向四平街攻击，当时国军在混乱的情况下，不仅四平街守不住，就是七十一军也有全部被歼灭的可能。由于解放军分兵攻击东丰、西丰、昌图、开源等地，四平街的国军得到将近1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的机会。”
国民党辽北省保安第二团团长张广居说：“假使解放军于怀德黑树林子歼灭八十八师后，长驱直入，唾手可得四平，而混乱的七十一军即有被全歼的可能（因为当时四平空虚，仅有一些地方部队，根本没有战斗力）。或者解放军于最后突过铁东，进展再迅速些，并另由其他方面再来个突破口，使国军腹背受攻，其据守五分之二的地区恐早已被解放了（因为国军伤亡过半，士气沮丧，弹尽粮绝）。由于解放军失掉了这两个胜利的机会，才迟至1948年春季始将四平彻底解放。”
攻打四平，林彪急躁轻敌，对敌情估计有误。后来他几次检讨攻打四平是他错下决心。
民主联军从四平撤退后，约有6000多伤员从前线运往后方。
运送伤员的列车路过双城，一副副担架，从火车上抬下来，整齐地摆放在月台上、广场上，准备抬往医院和医疗点。
每一副担架上，都有血。每一张军毯下，都露出一张失血苍白的年轻的脸。
伤员们静静地躺着，没有喊痛，也没有人呻吟。
这些伤员有的就留在双城，有的还要远去北满。
某部营长李绍山，在大虎山战斗中左臂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
担架的一小部分，被放在另一边。担架上的伤员全被军毯盖住了脸。他们已成为革命烈士。
林彪、罗荣桓疾步向前走着，当走近烈士担架时，他们摘下了头上的布军帽，越走越慢，到最边上一副担架时，似已迈不开步。
林彪蹲下身，轻轻揭开军毯的一角。这位烈士的伤在胸部，脸被揩抹得干干净净，军帽也戴得端端正正。小伙子不会超过20岁，长得很英俊。垫单上、军毯上满是血，缠满胸部的绷带上也满是血……
林彪久久地凝视着这张年轻的却已没有生气的脸，头重重地低垂着，紧攥着军帽的手在微微颤抖。罗荣桓用颤抖的手，轻轻握了握这位烈士已冰冷的僵硬的手，又默默地再看了看年轻英俊的脸，好久，才把军毯盖上。
林彪、罗荣桓向伤员的担架走去。
伤员们强撑起身，向林彪和罗荣桓打招呼：“首长、首长……”
一位浑身缠满绷带，只露出口鼻的伤员，苍白的嘴唇在蠕动。林彪向他走去，步履有些摇晃。林彪在担架旁一条腿半跪下，把脸、耳凑近伤员蠕动的口，连说了3次：“我是林彪，我是林彪……”
伤员的伤处已化脓溃烂，散发着浓浓的腥臭味。林彪凑得很近很近，这也许是这位战士生命最后的声音。也许是回光返照的最后一点气力，伤员的声音，居然能让周围的人都听得清。
他说：“首长，我们没有后退，没有后退。”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说了一遍又一遍。
声音渐渐弱了，直到发不出声音，他永远地去了。
林彪微微闭上双眼，人们看到，林彪的眼角渐渐渗出了泪花。
伤员生命最后的话语，并不是伤员自己的话，而是林彪对他，对官兵们一遍遍说过的，可以说是口号，可以说是指示，或者说是教导。他们冲锋陷阵时，耳畔曾一次次响起，激励着他们前赴后继。
林彪睁开了犹有泪花的双眼，默默地注视了好久那位伤员，说：“查一下他的家乡、姓名，记特等功。”
战争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然而，为了和平，不得不将战争进行到底。
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50天，歼灭国民党军8.3万人，收复城市42座，解放人口近千万，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联成一片。蒋介石想以武力控制东北的企图遭到沉重的打击。夏季攻势过后，民主联军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1947年8月初，正当熊式辉信心十足地整军经武之际，蒋介石突然下令免去他的东北行辕主任职务，命陈诚前去接任。熊式辉万没想到自己鞍前马后为蒋家父子奔波忙碌了大半生，最后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他后来愤恨不已地对
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说：“我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老蒋令陈诚来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老蒋是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还再给他卖命呢？”
熊式辉回到南京后又被蒋介石臭骂了一通，嫌他没有把东北的事情办好。最后只给了他一个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虚衔。熊式辉彻底地失望了，心灰意冷地跑到香港，与几个朋友办了一个“海角钟声”诗社，此后他再也不过问政治，也不为蒋家父子卖命了。1974年1月，81岁的熊式辉孤寂地死在香港。
8月30日，陈诚出席了南京东北人士为他举行的欢送茶会。会上，他发表了赴东北之施政意见。
1947年6月30日，蒋介石接到四平已经解围的电报，惊喜道：
“真是奇迹！陈明仁以劣势兵力顶住了比他强大六七倍的共军的攻击，这是黯然失色的黄埔将领中出现的希望之光。让陈明仁携夫人到南京，我要亲自为他授勋。”
当陈明仁携夫人到南京时，多疑的蒋介石听信了陈诚的谗言，不仅未能重用陈明仁，反而剥夺了他的兵权，给了他一个参议的闲职。当时有人举报陈明仁伙同部属贪污了大批库存的粮食。那是巷战正酣之时，陈明仁为了在城中抵挡潮水般的民主联军，情急之下打开仓库将一袋一袋粮食搬到街上筑垒工事。一些装有黄豆的麻袋使陈明仁得以步步为营。据说战后这些粮食再也没有入库，而是被私分了。陈诚为何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呢？
原来，陈诚嫌参谋总长的职务没有实惠，加上他在关内指挥作战屡战屡败，想到东北出出风头，同时可以捞点实惠。他认为杜聿明、陈明仁是他做“东北王”的障碍，因此，将他们设计“请”出了东北。
7月8日，杜聿明在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的打击下，病情加重了，以重病之躯是无法应付东北日益混乱的局面，加上国内舆论的压力，杜聿明决定离开东北，到美国治病。
杜聿明到上海后不久，恰逢母亲的生日。他没料到宋美龄亲赴上海祝寿，感动之余，接受了宋美龄的挽留，取消了出国的计划。以待康复之日，为蒋介石再度效命疆场。
8月3日，陈诚正式接替熊式辉的职务，并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
第七十一军的将领全是陈明仁一手培植起来的。陈明仁一走，这些将领纷纷给老上司写信，向陈明仁表示，决不与陈诚合作，白为陈诚卖命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陈诚到东北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取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军事作战由东北行辕直接指挥。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就这样被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给解除了。又憋气又窝火的杜聿明尴尬地在上海医院住了将近1年，直到淮海战役爆发前夕，才被蒋介石重新起用。
陈诚赶跑了熊式辉，挤走了杜聿明，一个人独揽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一些对陈诚没有好感的国民党军将领私下里戏谑地说：“陈诚出马，一个顶俩。”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大志，大肆吹嘘说“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陈诚知道，在东北，军事重于政治，单单玩弄空洞的政治口号解决不了问题。东北问题最终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军队，更需要军队将领对他的支持。所以，他上任后，采取各种手法，讨好东北国民党军各部的高级将领。
在东北的国民党军中，廖耀湘的新六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属于最强的，号称是东北战场的“王牌军”。但新六军在四平解围战中，因在威远堡被东北民主联军击溃而遭到杜聿明的斥责。四平战役结束后，参战各部将领大都因作战有功而得到了勋章，唯独没有廖耀湘的份。陈诚一到东北，就向蒋介石作了专门申请，给廖耀湘和新六军的高级将领们补发勋章，并报请蒋介石批准，提升廖耀湘为兵团司令，以资拉拢。
蒋介石也一心想扶持陈诚在东北作出一点成绩来，对于他提出的要求，尽量予以满足。陈诚听说阎锡山手下的原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富有守城经验，马上请求蒋介石把楚溪春从山西大同调到东北来，任沈阳防守司令。在扩编了大批部队后，陈诚还嫌东北兵力太少，又向蒋介石请求从苏北把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调到东北战场。这样，连同原在东北的新一、新六军、第十三、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六十、第七十一军和第九十三军，加上新增加的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总兵力在50万以上。与东北民主联军的兵力大致相等。
同时，陈诚还以惩治腐败的名义，撤换了一批高级将领，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先后被陈诚以贪污为名免除了职务，改由他的亲信接任。陈诚还利用保安支队与交警总队合并的机会，把原来的9个保安区司令一起免了职，由他选派的人接任。当时，曾有人劝说陈诚道：“听说总长要将东北各保安司令都撤换了，这样做会有许多部队叛变投向共产党的。”
陈诚满不在乎，口气很硬地说：“谁要投共就让他去投，今天投共，明天我就缴他的枪。”
陈诚认为，杜聿明制定的“全面防御”计划过于消极，使东北的国民党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处境。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策划下，陈诚提出要在6个月内“恢复国军在东北的优势”、“收复满洲一切失地”，并制定了一个“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采取“依托重点，向外扩张，机动防御”的方针，准备在关内有更多的援军到达后，再全面转入进攻，以争取在东北战场上的主动权。
按照这一计划和方针，陈诚以小部队向解放区进行渗透和扩张，同时重点在沈阳、营口、四平、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加强工事构筑，把主力兵团部署在长春、沈阳和沈阳到锦州之间，以军为单位进行守备，以加强对交通线的控制。为此，陈诚在中长路长春至营口一线配置了5个军：新一军驻守长春、德惠、农安、公主岭地区；新六军驻守铁岭、沈阳、抚顺；第七十一军驻守四平；第五十二军驻守营口、辽阳、本溪；第五十三军驻守昌图、西丰、开原。
在北宁线上，陈诚以锦州为重心，在沈阳至山海关地段上配置了第四十九、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等部队。其中，四十九军驻守锦州；九十三军驻守义县、朝阳、北票、阜新一带；一八四师驻扎于沟帮子、大虎山。此外，六十军主力配置于长春外围的吉林、九台地区；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配置于四平外围的梨树、八面城地区；第二○七师配置在沈阳东侧的抚顺、营盘之间；第十三军仍留在热河境内，配置于承德、平泉、隆化、丰宁地区。
针对国民党军的企图和军事部署，以及中共中央军委赋予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任务，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发动秋季攻势，以求得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击陈诚的嚣张气焰，迫使国民党军处于更严重的困境中。
民主联军制定的秋季攻势作战方针是：先在南线开始攻击歼灭薄弱地区的敌军，调动中长路北段的守敌南下，为主力部队在北线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战机。具体作战部署是：（一）以第八、第九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一部进击北宁路锦榆段，吸引沈阳的国民党军南下增援；（二）以第七纵队向彰武、阜新、义县地区进攻，配合第八，第九纵队作战；第四纵队一部及南满独立第一师等部向辽阳、鞍山、大石桥一线分散的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以调动中长路北段的国民党军主力南下；（三）北线主力部队于长春、沈阳间展开攻击，相机夺取大中城市，彻底破坏铁路，并引诱吉林、长春的国民党守军南下增援，以求得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而后突然包围、孤立吉林，围打援军并相机攻占吉林市；（四）待辽河结冰后，主力部队转移到北宁路锦沈段及中长路沈（阳）营（口）段作战。
鉴于国民党军畏惧被歼，行动变得十分小心谨慎，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在作战时，采取远距离奔袭、向敌占区渗透等多种战术，以迅猛突然的动作从几个方向同时包围歼灭分散之敌，创造围城打援、在运动中消灭敌军的战机。
9月上旬，当民主联军总部了解到国民党军五十师、暂二十二师已分别挺进至建昌以东地区时，立即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开展秋季攻势作战。9月13日夜，民主联军八纵在梨树沟门与敌军五十师遭遇，八纵立刻展开攻击，毙伤敌军1034人，将五十师主力击溃，其残部逃回绥中。
敌暂二十二师见势不妙，于9月15日慌忙掉头东逃。民主联军八纵第二十三师和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一师跟踪追击，于当天黄昏在杨杖子村附近抓住了暂二十二师，将其大部歼灭，共毙、伤、俘敌军3500余人。
陈诚出师不利，一开始就报销了2个师，打通锦承路的计划也因五十师和暂二十二师的惨败而受挫。气急败坏的陈诚又命令四十九军第七十九、第一○五师各派出2个团的主力部队，在军长王铁汉的指挥下，由锦州向杨杖子出击，企图继续实施打通锦承路的计划。
民主联军为诱敌深入，八纵主动西撤到新台边门西北地区，而以刚刚赶到的九纵隐蔽地前进至杨杖子以东，准备阻击锦西方向的援敌并截断敌四十九军的退路。9月19日，当王铁汉率四十九军迷迷糊糊行进到杨杖子地区时，被八纵主力和冀热辽军区独一师包围，民主联军冒雨连夜展开攻击。
陈诚听说四十九军在杨杖子地区被围，立时慌了手脚，急忙命令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派九十三军前去救援。九十三军与六十军都是云南部队，自被调到东北战场后，无论是杜聿明，还是陈诚，都与蒋介石一脉相承，唯恐这两支部队聚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变故，总是把九十三军和六十军分开使用，而且，几乎每次进攻都让这两支部队打头阵，因此引起这些云南籍官兵的极大反感，厌战情绪日益滋长蔓延。九十三军在接到救援四十九军的命令后，并不热心执行，行动起来慢慢腾腾的，在旧门和寺儿堡一线遇到民主联军九纵的阻击后，即驻足不前。
王铁汉在杨杖子苦苦支撑了两天，眼见救援无望，只好于9月22日下午命令部队向南突围，企图打开一条生路。结果，在民主联军八、九纵的穷追猛打下，除王铁汉率200余人侥幸逃出了包围外，其余的1.17万名官兵全部被歼，第一○五师师长于泽林也做了俘虏。第九十三军见王铁汉部已被民主联军歼灭，不等陈诚下命令，一溜烟儿就撤回到锦西、锦州地区。杨杖子战斗，民主联军创造了与敌军伤亡比1∶11的最新战绩。
陈诚两次想打通锦承路的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
快速破坏北宁路
杨杖子战斗胜利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乘胜挺进北宁路锦榆段。陈诚眼睁睁地看着民主联军的两个纵队，以异常轻松的姿态接连拔除了他安插在这一段铁路上的十余个据点，1000余名守军非死即伤。更让陈诚吃惊的是，民主联军竟发动了2.6万名民工，仅用两昼夜，便将锦州至山海关段的铁路全部拆毁，使北宁路陷于瘫痪。
在陈诚到东北之前，北宁路还是畅通的。本想大显身手的陈诚，上任不到两个月，就把北宁路给搞瘫痪了。沈阳的老百姓为此讽刺他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民主联军在辽西作战的连连胜利，特别是规模巨大的破袭北宁路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声势，使辽西和北宁路沿线的形势顿趋紧张。陈诚不得已，只好把他在东北战场唯一一支机动部队——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自铁岭紧急调运到辽西，增援锦州。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沈阳、四平间兵力不足，守备薄弱的局面。民主联军乘此机会，当即决定以第一、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协同作战，歼灭集结在昌图、开原和西丰地区的敌第五十三军。
陈诚这时才明白，他制定的所谓“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不但不能实现，就连杜聿明和熊式辉留给他的这些地盘，他也没有办法守住。
当初，熊式辉在离开沈阳时，曾愤愤不平、咬牙切齿地说：“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老蒋面前失掉的信用。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军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对付的，陈诚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你就等着瞧陈小鬼的好戏吧。”
熊式辉说的这些气话却不幸而言中了。
自1947年9月14日至11月5日，陈诚在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历时50天的秋季攻势作战中，共损失7万多官兵，其中正规军占60%，被生俘者占72%，被击毙或被俘的将、校级军官有94人。此外，还损失了各种口径的火炮1051门，各类枪械7.7万余支，战马5000余匹，还丢弃了15座城镇。此时，陈诚只能把全部兵力收缩在中长路和北宁路沿线的34座孤立的城镇里，他所控制的面积仅有6万平方公里，还不到东北全区总面积的14%。
秋季攻势结束后，民主联军开始休整。在此期间，由罗荣桓提议，经东北局报请中共中央，要求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
这时东北大地纷纷扬扬下起了大雪，罗荣桓忙于整补部队和进行“诉苦复仇”教育。林彪对部队不闻不问，依旧关在房里，像和尚打坐似地做他每日的“功课”。罗荣桓为了不打扰林彪“面壁”，让他集中精力思考作战计划，把所有工作一肩挑起。
陈诚也在加紧整补、扩编部队。他以为冬季来临，严寒的气候会暂时阻止解放军的行动，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段时间他显得精神多了，整天昂首挺胸，看起来像高大了不少。尽管他是个矮个儿。
参谋长赵家骧整天忧心忡忡，但他不愿说真话而自讨没趣。只有他知道东北的冬天意味着什么！寒冷的天气和厚厚的积雪阻止不了解放军，他们是一群“亡命之徒”啊！
赵家骧面对窗外纷飞的大雪，独自喝着闷酒。他在心里暗暗咒骂陈诚：“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陈小鬼，你自以为比杜聿明高明，你得意去吧！这个冬天的大雪非把你活埋不可。”
一、东北民主联军战斗序列
（1947年6月）
司令员兼政委：林彪
副司令员：吕正操 周保中 肖劲光
副政委：彭真 罗荣桓 高岗 陈云
参谋长：刘亚楼，第二参谋长伍修权
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
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后勤部政委：杨至诚
（一）野战军：
1.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万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作鹏，副司令员：梁兴初
一师师长：梁兴初，副师长：江拥辉；政委：梁必业；参谋长：丁甘如
二师师长：贺东生；政委：刘兴元；参谋长：叶健民
三师师长：彭景文，政委：黄一平，参谋长：曹章
2.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四师师长：陈金玉，副师长：胡继成；政委：李雪三
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凤吾；参谋长：王良太
六师师长：张天云，副师长：冯志湘；政委：吴信泉；参谋长：席庶民
3.第三纵队司令员：曾克林；政委：罗舜初；副司令员：曾国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西元
七师师长：邓岳，副师长：黄沛然；政委：李伯秋
八师师长：左叶，副师长：杨树元；政委：刘光涛；参谋长：叶荫庭
九师师长：徐国失；政委：谭开云 赵振洪；副师长兼参谋长：兰庭辉
4.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
十师师长：杜兴华，副师长：侯世奎；政委：葛燕章；参谋长：寇奎甫
十一师师长：蔡正国，副师长：周光；政委：李秉林；参谋长：杜彪
十二师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参谋处长：李洪茂
5.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杨国夫；政委：赖传珠，副政委：刘其人；参谋长：阎捷三
十六师师长：王东保；政委：郭成柱；参谋长：黄炜华
十七师师长：龙书金，副师长：郑大林；政委：徐斌洲，副政委：孙正；参谋长：陈毅斋
十八师师长：王兆相，副师长：黄荣海；政委：陈德；参谋长：刘重桂
6.炮兵司令部司令员：朱瑞；政委：邱创成 ；副司令兼参谋长：匡裕民
7.骑兵司令部司令员：贺晋年；政委：张策；参谋长：朱子休
第一师师长：田维杨；政委：朱纪先
第二师师长：靳虎；政委：傅建章
（二）总部直属独立师：
第一师师长：刘转连，副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副政委：李信；参谋长：刘子云
第二师师长：温玉成；政委：李世安（后为张池明）
第三师师长：曹里怀；政委：伍晋南
第四师师长：王奎先；政委：栗在山
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员：赖传珠 万毅；政委：陈正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副参谋长：钟人仿；政治部副主任：谭甫仁
延边分区司令员：金光侠，副司令员：徐绍华；政委：谢扶民；参谋长：王波
吉东分区司令员：邓克明；政委：邱会魁，副政委：刘俊秀；参谋长：张贤廷
吉南分区司令员：王效明；政委：杨尚奎 张百春
吉北分区司令员：曹里怀（兼），副司令员：雷震；政委：伍晋南（兼），副政委：李梦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俭珠
独立师师长：赖传珠（兼）；政委：唐天际（兼），副政委：孔石泉
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政委：陈云；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肖华；副司令员：程世才；参谋长：罗舜初 吴克华；政治部主任：莫文骅
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副司令员：肖永久；政委：林一山，副政委：李辉 陈一凡；参谋长：金振钟
安东军区司令员：沙克；政委：刘澜波；参谋长：肖剑飞
辽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副司令员：解方；政委：白坚，副政委：刘培农；参谋长：王作藩
独立一师师长：吴瑞林（兼），副师长肖永久（兼）；政委：林一山（兼）；副政委：陈一凡（兼）
独立二师副师长：兰志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于金山；参谋长：茹夫一
独立三师师长：彭龙飞，副师长：刘子仪；副政委：刘振华；参谋长：曹日章
（三）总部直属军区：
松江军区司令员：陈光，副司令员：李寿轩；政委：张秀山，副政委：钟子云；参谋长：熊伯涛，副参谋：长王元；政治部主任：黄文，政治部副主任：李世安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刘子奇，副司令员：田松；政委：何伟；参谋长：刘成模；政治部主任：邵衍，政治部副主任：李伟
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副政委：蔡斯烈；参谋长：高鹏；政治部主任：袁升平
一分区司令员：赵东寰；政委：吕明仁（后为刘瑞森）
二分区司令员：马骥；政委：杨易辰
三分区司令员：高体乾；政委：喻平
独立一师师长：王海山；政委：胡秉权
独立二师师长：那钦双合尔；政委：赵石
独立三师（原五师）师长：鄂伦日图；政委：克力更
独立四师（原西满直属独立师）师长兼政委：吴富善；参谋长：朱明清
合江军区司令员：陈伯钧，副司令员：李荆璞；政委：张启龙；参谋长：李英武，副参谋长：石敬平；政治部主任：卓雄，政治部副主任：张如屏
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副司令员：关靖寰；政委：王鹤寿
嫩江军区司令员：王明贵，副司令员：赵承金；政委：刘锡五；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冯志湘
冀察热辽军区（1947年4月15日划归东北局领导）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李运昌；政委：黄克诚，副政委兼主任：黄火青；参谋长：黄志勇
热河军区（领导干部由冀察热辽军区兼）
冀察热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委：刘道生，副政委：富致胜；参谋长：舒行
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副司令员：毕占云 谭国翰；政委：李楚离；参谋长：彭寿生
从1946年底至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得到了迅猛发展，建立了5个纵队，两个骑兵师，总部直属和地方军区直辖独立师12个，总兵力达51万人。
二、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1947年9月）
东北行辕主任：陈诚
东北行辕副主任：杜聿明 郑洞国 罗卓英
1.第一兵团司令：孙渡
九十三军军长：孙渡
暂十八师师长：景阳，暂二十师师长：王世高，暂二十二师师长：龙泽汇，暂五十七师师长：陈天喜
六十军军长：曾泽生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一八四师师长：杨朝纶，暂二十一师师：长张仲祥，暂五十二师师长：刘伯中
秦葫港口司令部司令：何士礼
暂五十师师长：吴宝云，暂六十师师长：李应华
第一兵团司令部直辖：
保安第二支队（假称一七二师）司令：孔宪荣，东北保安独立一师师长：许家忠，保安第四支队（假称一七四师）司令：于大川，热北骑兵第九支队司令：泌布多尔济，交警第三总队司令：曹身奉，骑兵第三军司令：李自忠 秦靖宇
2.第二兵团司令：陈明仁
七十一军军长：刘安琪
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八十八师师长：彭锷，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暂五十一师师长：许颖
新一军军长：潘裕昆
新三十师师长：文小山，新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五十师师长：杨温，暂五十六师师长：刘德
第二兵团司令部直辖：
保安第三支队（假称一七三师）司令：邓士富，保一旅旅长：张汉华，保二旅旅长：金赞中，骑兵独立第四支队（假称骑兵10师）司令：包善一
3.第三兵团司令：周福成
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
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一三○师师长：王理寰，暂三十师师长：刘德裕，暂五十五师师长：王天任
五十二军军长：梁恺
二师师长：罗怒涛，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一九五师师长：陈林达，暂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
第三兵团司令部直辖：
保安第一支队（假称一七一师）司令：孟吉荣，保安第二支队（假称一七七师）司令：高立人
4.第四兵团司令：廖耀湘
新六军军长：李涛
十四师师长：龙天武，新二十二师师长：罗英， 一六九师师长：郑庭笈，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二○七师师长：罗又伦
一旅旅长：陈大云，二旅旅长：张超群，三旅旅长：张片帆
骑兵第二军（直属行辕，暂归第四兵团指挥）军长：王照堃
骑三旅旅长：李荣春，骑四旅旅长：叶剑雄，保安第八支队（假称一七八师）司令：鄂成义，保安第五支队（假称一七五师）司令：刘少峰
5.东北行辕直辖部队：
十三军军长：石觉
四师师长：骆振韶，五十四师师长：宋邦纬，八十九师师长：万宅仁，保安第六支队司：令林榴，暂四十九师（后改为四十九军）师长：王铁汉
二十六旅旅长：彭巩英，七十九旅旅长：乔文礼，一○五旅旅长：于泽林
暂五十三师师长：许庚阳，暂五十四师师长：马×选
沈阳防守司令部司令：楚溪春 姜汉卿
松北绥靖总指挥部司令：马占山
第六补给区司令部司令：×××
1947年8月陈诚被调任东北行辕主任后，撤销东北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部，将东北国民党军进行整编，编成4个兵团12个军（师）45个师（旅），总兵力达54万人。
1947年11月25日，为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致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出：“为了避免东北民主联军与当时其他党派组织的民主联军相混淆，使我党所领导的武装统一名称，确定从1948年1月1日起，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民主联军总部改称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
在东北野战军组建之前，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认为处于不利战略态势下的陈诚，深怕其主力部队被各个歼灭，因而采取了“集中兵力，固守要点”的方针，将主要力量都集结到沈阳周围和北宁线的锦沈段，企图利用严寒的冬季，休整部队，加固工事，重点防御，以等待关内的援军到达之后再转守为攻。
基于上述的分析和判断，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趁国民党创伤未复、喘息未宁、准备不足、求援不得之际，利用江河结冰便于大部队行动等有利条件，发起冬季攻势作战，集中兵力攻打国民党军固守的大据点，并同时准备对付其前来救援的6至8个师，扩大东北战场的作战规模，使东北战局在1948年能得到全面的改观。
1947年11月16日，林彪、谭政、刘亚楼向各纵队发布了冬季攻势作战指示：
去年冬季，我军曾利用河流结冰失去障碍作用的期间，鼓起全军不怕艰苦的精神，我南北满部队实行了配合作战，结果不仅巩固了南满根据地，而且大量歼灭了敌人，造成了今年夏季和秋季作战胜利的基础。因此，今年冬季我们更必须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有利于我大兵团运动的宝贵时间，实行更大的兵力作战，我军将集中主力七八个纵队统一行动。对较大的目标，我们能集中四五个纵队攻城，还有力量打援；或集中六七个纵队打运动战，还有力量阻击敌人。
我军冒着风雪严寒向沈阳外围的彰武进军
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作战总的设想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陈诚的防御计划，并策应全国其他战场的作战。除在北满留一二个纵队牵制敌人外，把其余的七八个主力纵队集中在一起，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动攻势，力求歼灭国民党军7至8个师。
战役实施计划分成两步来进行：第一步，出击北宁线，歼灭沈阳到锦州沿线及其两侧的敌军；突击沈阳西、北，以主力纵队在沈阳以西、以北的法库、彰武、公主屯等地作战，引诱沈阳、锦州守军出来增援，乘机歼其一部，切断北宁路锦沈段。第二步，转兵辽南，歼灭辽阳、鞍山、营口之敌，断敌海上交通，彻底孤立沈阳。
1947年12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了猛烈的冬季攻势。
东北人民解放军二纵、七纵、十纵二十九师，顶风冒雪进军沈阳外围，突然包围法库、彰武等城，并以一部兵力进击锦州、义县地区；一纵、三纵、六纵主力分别插入新民、法库、铁岭、沈阳之间，准备打援；十纵主力抵昌图、开原地区；四纵首先奔袭歼灭辽阳、本溪之间的分散之敌，然后进至辽中地区，会同主力作战。
16日，漫天风雪。陈诚得知法库突然被围，喃喃地问：“今天天气如何？”
参谋长赵家骧回答：“西北风4至6级，气温零下20℃至零下40℃。”
“共军是佯攻，还是……”陈诚惑然。
“杜司令长官马失前蹄正是在去年冬天。冬天是林彪最猖獗的时候，我军将士则要‘冬眠’，而共军是亡命之徒。”赵家骧盯着陈诚道，“应尽快命令新六军和新三军驰援法库吧，晚了就完啦。”
陈诚这才大梦初醒，慌忙打电话给廖耀湘和李涛，下达命令。赵家骧提醒道：“让他们路上当心点。围城打援是林彪惯用的战术。”
17日，七纵一部在法库以南歼灭驰援的敌新三军暂五十九师主力。
陈诚发觉林彪主力集结于沈阳门户，威胁他的大本营，便急令新一军、七十一军、五十三军、新五军等部分别由长春、四平、开原、锦州和辽南等地，往沈阳、铁岭、新民地区，加强沈阳外围防御。
林彪声东击西，以一个师佯攻法库，主力于23日突然包围彰武，28日发起总攻，仅5小时就歼灭敌四十九军七十九师9000余人。
接着，林彪命令部队连续作战一齐扑向沈阳四围的小据点。一时间，沈阳四周炮声连天，市内各级军政官员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安定军心民心，陈诚在1948年元旦发表《告东北军民书》，声称“作战准备完成，东北危险时期已过。”
公主屯战斗中的我高射炮阵地
1948年1月1日，陈诚调集5个军共15个师的兵力，在近100公里的正面，呈扇形向沈阳西北推进，兵分三路；新三军、新六军主力为右路；七十一军、新一军主力为中路；新五军为左路，由新民向法库进击。三路大军，齐头并进。
刘亚楼建议，集中兵力围歼敌人力量较弱的左路，即敌新五军。林彪点头同意。
1月2日，敌新五军在六纵引诱下至公主屯地区时，节节后退的六纵突然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顽强抗击敌步、炮、空的协同攻势。敌新五军猛攻3天，也无法前进一步。这时林彪大军各路纵队纷纷冲杀过来。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见势不妙，急电陈诚，提出放弃原计划，退守巨流河。陈诚举棋不定。郑洞国在一旁闷闷不语，他早看透了这位主帅的“英明果断”。等到陈诚同意陈林达的退守方案时，新五军已陷入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
东进到了天罗地网的阿林达，连连向陈诚、廖耀湘、刘安琪等求援。廖耀湘距离不远，但心存恐惧，畏缩不前，不敢贸然去解围。刘安琪率敌七十一军向左翼疾进，解放军将雪堆积起来打结实，浇上水，构成“冰坝”，以之为阵地，顽强阻止。
1月5日拂晓，东北民主联军已改称为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及3个炮兵团按照野战军司令部的作战部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新五军团团包围于公主屯地区。新五军遂依托村落构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是东北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自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他指挥新五军在东北战场多次向东北民主联军进攻，是民主联军的死对头。新五军的装备和战斗力在东北国民党军各部中也属上乘，他们占据公主屯、王道屯、文家台、黄家山等几个小村庄，进行顽强的抵抗。东北野战军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消灭了黄家山等村的敌军，直扑新五军军部所在地文家台村。
穷途末路的陈林达仍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竟然下令将新五军被打死的官兵尸体抬到前沿阵地，构筑一道“肉墙”来抵挡解放军的冲锋。最令人惨不忍睹的是一些还没有断气的重伤员，也被垒到了“肉墙”上。穷凶极恶的陈林达还组织所谓的“军官大队”，向解放军发起反扑，企图在包围圈上打开一道缺口，突围逃生。但他这种孤注一掷的顽抗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1月7日上午，在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下，东北野战军向新五军发起总攻，一举将文家台村的敌军全部歼灭。中将军长陈林达、第四十三师少将师长留光天、第一九五师少将师长谢代蒸全都做了俘虏。
公主屯战役于7日下午结束，东北解放军一举全歼新五军第一九五、第四十三师，共2.02万人，其中俘军长陈林达以下1.3万人。
当得知新五军在公主屯被包围的消息后，陈诚惊得手忙脚乱。此时，他已没有初到东北时目空一切、独断专行的张狂气焰，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营救办法。据东北行辕参谋长赵家骧事后对杜聿明说：
“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豫不决，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6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可是陈诚下一道命令是比较简单的，而1个军的行动就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把军队调到沈阳的。新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消灭得干干净净。”
陈林达被俘后，在受审时曾感叹地说：“共产党军队作战，战术变化莫测，尤其是指战员的勇猛顽强，是无法比拟的。我经过数百次战斗，没有看见这样能打仗的部队。”
公主屯围歼战，东北野战军歼灭新五军军部和2个师，共2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新五军全军覆没，陈诚被吓得浑身发抖，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急忙发电报把蒋介石请到沈阳。1月8日，蒋介石一下飞机，就通知东北国民党军各部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到沈阳开会，追查新五军被歼的责任。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按照陈诚的密报，开口便骂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行动迟缓，救援不力，坐视新五军被共军歼灭，口口声声要对他们进行严惩。
廖耀湘和李涛不服气，双双站起来对蒋介石说：“报告总裁，卑职根本就没有接到救援新五军的命令。”
廖耀湘和李涛语惊四座。蒋介石以诧异的目光扫视了陈诚一眼，陈诚不安地在座椅上扭动了一下身子，推脱说：“我在部署完毕后，由行辕副主任罗卓英下发作战命令。”
罗卓英是陈诚的嫡系亲信，见蒋介石正看着自己，便站起身来，支支吾吾地说：“我是用电话通知的廖司令官和李军长。”
廖耀湘和李涛又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接到书面命令！”
蒋介石追问罗卓英：“如此重大的行动，为什么不下发书面作战命令？”
“这……”罗卓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大冷的冬天竟急出一脑门儿的热汗。
陈诚见蒋介石逼问得太紧，唯恐罗卓英吃不住劲，便站起来，故作沉痛地说：“新五军被共军歼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位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也发现陈诚对他隐瞒了实情，但他又不想处罚自己的这员爱将，便气哼哼地说：“仗正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论过。”说完，起身离席，会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新五军全军覆没，蒋介石第四次到东北，在沈阳召开会议。
蒋介石大骂一通，会议毫无结果，第二天即飞回北平。
蒋介石走了，陈诚见国民党军在东北前途暗淡，已斗志全无，悲观得竟与其妻抱头痛哭。据陈诚办公室某专员透露：蒋介石以专机送陈夫人去沈时，陈诚夫妇刚刚见面，即抱头痛哭，陈氏悲从中来，不禁破口大骂，说：“领袖派我来东北送死，还嫌不够，而今又要你来陪死，真是岂有此理！”由此足见陈诚斗志尽失，无复当初“3月内剿灭共匪”之气概。
陈诚见向北平乞援无望，东北战场上的形势对国民党军极为不利，自己也无回天之力，便急欲跳出东北这个大火坑。
他让夫人谭曼意去南京走“内线”。谭曼意是宋美龄的干女儿，两个女人私交非常深。宋美龄经干女儿一缠，心动了，对蒋介石说：
“辞修（陈诚的字）已经病得没法起床了，东北局面这样乱，赶快换个得力的人去应付。”
“陈诚很令人失望，在东北跟各将领关系不和，是该换了。”蒋介石道，“可谁能扭转东北的危局呢？”
“你看卫立煌怎么样？”宋美龄说。
“看来也只有他了。”蒋介石叹道，“可卫立煌是个不听话的人。”
卫立煌被召回南京，蒋介石让他去东北替换陈诚。
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前排右二）在沈阳视察军事
1月22日，卫立煌飞抵东北。陈诚于2月5日带郑洞国一起飞往南京，让郑洞国在蒋介石面前作证，说东北的危局是因各将领不服从命令造成的，并非他陈诚指挥无能。
陈诚逃离东北战场，引起舆论哗然。特别是东北的高级军政人员和地方知名人士议论纷纷：
“陈诚初来东北不可一世，到了紧要关头就溜之大吉，真是个大草包。”
“他说与沈阳共存亡，沈阳陷落就以手枪自杀，原来是骗我们自杀，他才不自杀呢！”
……
南京的舆论也越来越对陈诚不利，他只好请假到美国治病。
刚到上海，正逢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白崇禧作军事报告时，台下代表纷纷站起，大喊：
“杀陈诚以谢国人！”
“不让陈诚逃往美国！”
“到上海把陈诚扣起来，解京法办！”
“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窜到美国去吗？”
在台上作报告的白崇禧见状，高兴得笑了起来。近来美国人对蒋介石大失所望，正在培植第二势力，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早就被美国人看好。蒋介石对桂系势力的日益膨胀也非常警惕，曾私下对嫡系将领说：
“共产党想要我的命，可是李宗仁、白祟禧不仅想要我的命，还想要我的钱。”
“国大风波”吓得陈诚不敢出国，只好躲进上海联勤总部陆军医院，治他的老毛病十二指肠溃疡。
此时，杜聿明也在上海治病。他还是老习惯，每天收听共产党电台，还让人收集共产党的报纸。他要知己知彼。现在他突然心血来潮，想了解一下共产党对陈诚离开东北的看法。
于是，他就看到了这篇由罗荣桓亲自修改敲定的《教师爷滚蛋了》：
5日晨10时13分，夜郎自大的常败匹夫陈诚，就夹起尾巴坐着美国飞机，逃出危巢沈阳了。历史是如此无情地嘲弄人，人们还清晰地记得，5个月前，陈诚奉了他的美国主子和贼头蒋介石的“圣旨”，出马东北时，他曾经像“打鱼杀家”中那个“教师爷”一样夸下海口，说什么：“只需6个月即可恢复东北优势”、“我们一定要从共军手中收复满洲一切失地”、“国军在东北的地位获得安全之前是不会回去的……”他决心要在东北住5年。然而曾几何时，这些特等牛皮不仅没有等到5年，仅仅只有5个月，就彻底地遭到破产。曾经跟着摇旗呐喊，捧场打气的蒋美通讯机关，如今也都偃旗息鼓，哑然无声了。如此一个可耻下场，今昔对比起来，真是何等尖锐的一个讽刺！
让我们替这位吹牛皮大家来算一算5个月来一笔无法交代的烂账：丧失城市18座，土地面积6.3万平方公里，人口550万，损兵折将128337名（其中将官30名），损失各种炮1164门，机步枪等59586支……这位常败将军不仅把他来到东北以后新添加的卖命本钱，四十九军和新五军都弄完了蛋，二十一师遭到歼灭性打击，而且还把一一六师等老本钱也都全部送了礼，将战火一直引到沈阳市郊，这就是这个“足智多谋”的蒋匪参谋总长“恢复东北优势”的卓着成绩。
……
杜聿明看完署名“东北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对夫人曹秀清说：
“你们共产党的文章，还是能抓住点子的。”
“你这个人怎么抱着老皇历不放，我早就脱离共产党啦！”曹秀清不满地说。
“我是开玩笑，”杜聿明笑道，“我和陈诚都栽在了东北，这回看卫立煌的啦。”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1917年入孙中山卫队当兵，不久调许崇智部任排长。后因参加平息粤军叛变、东征等战役有功，由连长升至旅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中，卫立煌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任第十四军军长，指挥“围剿”鄂豫皖苏区。攻占苏区军政中心安徽金家寨，大受蒋介石嘉奖，将金家寨山镇升县，改名为“立煌”县。当时国内以人名命名的县只有两个，另一个就是中山县。1935年，在国民党五大上，卫立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初期，任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他指挥了山西忻口战役。狠挫了日军的锐气。
令蒋介石心里很不舒服的是，在抗战期间，卫立煌与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卫立煌到延安访问时，目睹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从心里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他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往来，互相帮助，协同抗日。
1943年秋，卫立煌接替陈诚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翌年5月，他率部进入缅甸，与史迪威将军率领的中美联军配合，经过血战，击溃日军，打通了中印公路。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下令以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了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当时，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许多人认为陆军总司令之职非卫立煌莫属。可蒋介石一向疑心病重，抗日战争胜利后，紧接着就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卫立煌虽然是国民党军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战绩卓着，资历很高，但其非黄埔出身，在抗战期间与共产党八路军过往甚密，自然被怀疑为“赤化”对象，不能信任，不能委以重任。蒋介石仅任命卫立煌为副总司令，委任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
卫立煌对蒋介石这种恶意惩治很是生气，赌气不办理交接手续，但蒋介石已剥夺了他带兵的权力，又用惯用的排除异己的手法，逼迫他携夫人韩权华和两个秘书出国考察。卫立煌出国考察，游历了近1年。
当东北国民党军被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之时，蒋介石想到了卫立煌。论资历和声望，卫立煌都能够充当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论人事关系，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指挥过的，或者是他过去的老部下。
更为重要的是，卫立煌率领远征军打了胜仗，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最近又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军界关系不错，他如去东北，定能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因此，派卫立煌去东北，再合适不过了。
蒋介石连发数封电报催卫立煌回国。卫立煌于1947年12月从国外回到上海。蒋介石立刻召见了他。一见面，蒋介石就提出要派他去东北接替陈诚。
卫立煌连忙推辞说：“辞修（陈诚）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
蒋介石说：“他要是能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
卫立煌人虽在国外游历，但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对东北的情况也了解一些，知道那是一个大火坑，他自然不愿往里跳。所以，不管蒋介石如何劝说，卫立煌就是找各种理由推辞不去。
蒋介石没有办法，就叫张群去劝驾。
张群是国民党政学系的首领，有名的巧舌如簧。他见到卫立煌，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讲，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但任凭张群怎样劝说，卫立煌就是不答应。
张群铩羽而归，蒋介石又派顾祝同去劝驾。
顾祝同与卫立煌是有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早在北伐之前他们两人就在一个师中服役，关系密切。但顾祝同与卫立煌谈了半天，也没有谈出一个结果来。
蒋介石见张、顾都不能劝动卫立煌，于是，又派出更多的说客轮番上门劝说。一时间，卫家门前车马如云，宾客盈门。
陈诚听说卫立煌不肯来接替他，急得如坐针毡，他的妻子谭曼意救夫心切，亲自跑到卫家去求情。谭曼意眼泪汪汪地对卫立煌说：“东北共军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子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都看不到。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请卫先生早日赴东北视事。”
当时，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也在场，谭曼意走后，她十分气愤地说：“救了你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你的替死鬼，这叫什么心理。”
卫立煌的老部下没有一个人赞成他去东北。
曾在第一战区任副官处长和远征军中将高参的陶振武对卫立煌说：“这是陈诚的金蝉脱壳之计。你对东北的形势是怎么估计的？你有什么把握？你和老蒋的关系，比以前去东北的熊、杜、陈三人怎么样？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搞出好结果，你去更不好办。依我的思见，最好是婉言谢绝。”
可此时卫立煌却转变了心意，他的回答大出陶振武的意料，卫立煌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得那么周到。”
陶振武默然而退，心中暗想：“卫老总不甘寂寞，贪迷做官到了这个程度，一定没有好结果，等着瞧吧。”
卫立煌想接手东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一位将军，没有哪个将军愿意离开军队而甘愿赋闲在家的。如果把东北搞得好，那他就是封疆大吏，蒋介石将不得不依靠他；如果搞得不好，凭他与共产党的交情，也不致坏到哪儿去。权衡一下，卫立煌做了两手准备。
卫立煌派人接来了东北军的旧军官、现任第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王理寰在远征军时一次作战失利，险些被枪毙，是卫立煌救了他一命。
卫立煌对王理寰说：“老蒋叫我到东北去跳火坑，我不想去，他一再派人来跟我谈，你看我能去吗？”
“东北已经不行了，你万万去不得。你最好去华北，不要去东北。”王理寰给卫立煌出主意。
卫立煌说：“东北丢了，华北也保不住。华北军队我不熟悉，指挥不灵，不像在东北的军队，大多数都是远征军的人，比较熟悉，使用方便。”
随后，卫立煌又向王理寰了解东北战局的现状、原东北军现在还剩多少人、归哪些人带领、与中央军嫡系部队有什么矛盾等情况。王理寰一一作答，最后告诉卫立煌：“你真要去的话，一定要向总裁要40万人马，不然这个仗没法打。”
王理寰又把他所了解的东北情形一一讲述给卫立煌，卫立煌听了叹了口气说：“国民党军队表面上好看，其实不禁打。我在山西就知道共产党的军队意志坚强，吃苦耐劳，上下一心。陈诚想到东北露一手，真是太不自量了。”
蒋介石听说卫立煌终于同意去东北任职，喜出望外，马上把卫立煌请到他的总统府，笑逐颜开地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现在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负责，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优先解决。”
卫立煌闷闷地听着，一声不吭。蒋介石以为他是怕负东北失利之责，便拍着胸脯向卫立煌保证说：“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这时才表现得十分踌躇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蒋介石马上说：“这个好办，我先给你调拨5个军，你看行不行？至于后勤补给方面，更不成问题，优先补给东北。”
卫立煌没想到蒋介石这一次竟这么痛快、大方，也不好再说什么，便点头答应下来：“那么，我先去看看再说吧。”
蒋介石见卫立煌答应去东北，非常高兴，立即提出他的作战计划。“北宁铁路联系华北和东北两个战区，极其重要。你到东北，最紧要的任务是打通北宁路，先从沈阳打到锦州。你只要把这条铁路打通，别的事情都好办了。”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司令”，郑洞国、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为了给陈诚留面子，先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代主任。
谁都知道东北是个大火坑，卫立煌为什么还要往火坑里跳呢？抗战期间曾担任过卫立煌机要秘书的赵荣声作了如下的解释：
正在蒋管区报纸上刊登卫立煌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这条消息的时候，卫夫人韩权华愤怒万分，和卫立煌狠狠吵了一架。自从1945年他们结婚以来，一直和睦相处，相亲相敬，从来没有起过争执。这一回韩权华非常不高兴，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东北快要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哪知卫立煌却回答说：“要革命就不能怕死。干革命的人还能像你们教书的那样风平浪静？”
什么叫“革命”？韩权华听了更觉不顺耳。可是经过卫立煌一解释：“你忘了巴黎的事情吗？……”她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卫立煌和共产党方面有默契，遇到机会就要合作。她想起了卫立煌在巴黎派汪德昭通过某方向中国解放区发电报的事情。那一次起草代电稿子时，考虑把卫立煌的意见由中文翻成法文或者不是那么妥帖，曾让韩权华先把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再请汪德昭翻成法文的。这个电稿的内容她都历历在目。还有，在他们离开法国之前，他看见卫立煌和汪德昭各留一本密电码，派汪德昭继续设法与中国解放区通消息。想到这样一些事，韩权华对于卫立煌所谈的“干革命”，似乎有所理解了。但是，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之中，这个合作怎样进行？那是多么神秘和危险的事情！韩权华将信将疑，但对于卫立煌去东北，则不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了。
1月22日，卫立煌乘飞机抵达沈阳，走马上任，开始抽调人员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卫立煌到东北后，一开始也像陈诚一样，在整训部队、笼络人心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东北的国民党军中有许多人是卫立煌原来的老部下，他首先把原第十四军旧属陈铁找来，委任他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随后又把在长沙闲居的老部下彭杰如召到东北，任命为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副司令，还嘱咐彭杰如说：“我们十四军的老同事，你看还有哪些人，可以多找几个来，好帮帮我的忙。”
陈铁和彭杰如忧心忡忡地问卫立煌：“东北目前的局势非常严峻，我们都担心沈阳能否长期守下去，如果守不下去，我们将会撤退到哪里呢？”
卫立煌心事重重地说：“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的利益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
接着，卫立煌扳着手指头，诉说着沈阳必须固守的理由。说着，他以殷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二位得力的部下，说：“希望你们二位代表我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对于卫立煌话中的意思，陈铁和彭杰如自然是心领神会。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卫立煌一变过去陈诚排除异己的做法和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骄横态度，蓄意拉拢。杜聿明和陈诚在东北的原班人马，他都一律留用，使这些人乐于为自己效命。对于原东北军中的一些老将，如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等人则待之以上宾之礼，经常筵宴，邀请他们讨论东北问题，时时征询他们的意见，使他们乐意与自己合作。卫立煌的这些做法在军政界很得人心，赢得了这些人对他的一致称赞。
1948年3月13日，我军攻克四平，歼敌1.9万余人。
同时，卫立煌一方面催促蒋介石赶快给东北增调援军，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到处抓捕大批青壮年当兵，企图把前一阶段被东北野战军消灭的部队再重新整补起来。为安定军心，卫立煌还下令把各部队高级军官的家属用飞机运送到关内去，以免除这些将领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专心一意地打仗。
在制定作战方针时，陈诚失败的前车之鉴，使卫立煌更加稳重，经过一番研究后，他制定了“固点、连线、扩面”的作战方针。卫立煌对部下们解释说：“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
卫立煌为了“固点”，将吉林守军撤往长春。由于第七十一军主力调往了新民，四平防守空虚，解放军于3月9日进占吉林，13日攻克四平。
仍在上海养病的杜聿明昼夜挂着东北的局势。夫人曹秀清将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从地毯上拾起，揉成一团，说：“卫立煌比起你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嘛，他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
“林彪的冬季攻势刚结束，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本溪、锦州、抚顺几座‘孤岛’啦，“杜聿明感叹道，“卫将军当了陈诚的替死鬼，我真为他捏着一把汗哟！”
“你安心养病吧，别人升官发财也好，天灾人祸也好，都挨不着你的边，管他干什么？”曹秀清说。
“我不管还看什么报，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干什么？”杜聿明说，“校长待我不薄。料他马上就要请我出山啦。”
“你还去东北呀，卫立煌正找不到替死鬼呢！”曹秀清嚷道。
“我当然不会同意再去东北。”杜聿明笑道。
“那你要去哪里？”曹秀清问。
“校长可能会让我去徐州。”杜聿明说。
通过1947年至1948年春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林彪指挥雄师数十万，纵横驰骋于东北大地，横扫千军如卷席，相继歼灭国民党杜聿明、陈诚、卫立煌3员名将麾下的40万兵力，收复城市77座，将解放区扩展到人口占东北总人数的86%，面积占东北全境的97%，缴获大批美式装备，迫使蒋介石三易东北主帅。
三大攻势中，蒋介石集团驰名中外的远征名将、爱将们在林彪的打击下，纷纷落马，败走麦城，他们率领的铁甲大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而林彪统率的东北大军如东北虎越战越强，日益强大。1947年夏季攻势后，组建了八、九、十纵队。1948年3月，在冬季攻势快要结束时，组建了五、十一、十二纵队。这样，加上炮兵纵队、铁道兵纵队和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至8月，正规部队达70万，加上地方部队，林彪麾下的东北大军共达103万。
从冬季攻势结束到辽沈战役开始，约有半年的时间，打仗较少。“东总”提出了“打长春，大练兵”的口号。部队进行了整训、练兵。这期间，林彪总结了历次作战特别是四平攻坚战的经验和教训。
一些当年曾经参加东北作战的老人回忆说，林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一打败仗，平时少言寡语的林彪讲起来可没完没了，使坏事变成好事。若没有四平的“走麦城”，辽沈战役前的攻坚战大练兵就不会搞得那么深入、彻底，锦州就不可能那么快攻打下来。
据说，在四平攻坚战后的“东总”干部会议上，林彪曾3次站起来检讨，他说：“这次四平没打下来，你们没有责任，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另外，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军攻坚技术差，这也是由于我平时缺乏深入研究造成的。”
如此检讨，林彪在大会小会上都要坦然地大讲一番，目的是让全军上下从败仗中振作起来。怎样振作？把教训事无巨细地一条一款摆出来，摆深、摆透、摆个明明白白，然后对症下药，一条条、一款款地理出对策，反复加以提炼。一句话，就是赢要赢得明白，输要输得清楚。
林彪不但抓住自己不放，还注意吸取别的将领和部队过关斩将的经验。1946年9月12日，他拍了一封这样的电报：
军委：
我们甚盼吸收关内作战经验，望将冀鲁豫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特别是夜间作战经验，在战役、战斗、技术上的各种办法，陆续告诉我们以便研究吸收。
林
在总结作战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林彪提出一些战术，主要有：
一、四快一馒。四快指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溃退后追击要快。一慢指总攻发动时机要慢。慢的时间要用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火力、进行政治鼓动工作，休息。
四快一慢是攻四平教训的总结。攻四平时侦察敌情不仔细，未识破陈明仁借用了日本人的守城战术。另外，林彪认为发动总攻太匆忙了，没做到“一慢”，使很多将士牺牲在陈明仁坚城之中。
二、四组一队。四组是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一队是突击队。这同“三三制”一样，也是队形问题。林彪提出四组一队是解决攻城战巷战中的队形问题，并说明这种分组方法不受四个组的限制，可灵活运用。
三、三猛战术。三猛指猛打、猛冲、猛追。这在北伐战争时间的叶挺独立团就有了。
四、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一种是敌人守，要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如果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打不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打，拖住他，使他拖不起，然后准备好了再大打；再一种是敌人退，那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命令，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追就是了。
加上“一点两面”、“三三制”一共6个战术原则。
此外，林彪还注意战斗作风的养成。他认为，“作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是客观上存在的，可以说每个部队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作风”。他指出，作风的形成除了平时的政治与军事教育外，主要靠实际锻炼。他认为军队需要的作风，是战斗积极性很高，很勇敢，很顽强，动作迅速、能吃苦，严格执行命令，积极的独断专行，自动的协调动作。
在讲积极的独断专行时，他说：“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虽然没有执行命令，但却是服从了上级总的意图。这种意图就是增加胜利，减少失败，这是最高的原则”。“革命的军队应当发扬积极的独断专行，因为这是革命军队的特质。”
林彪指出，这种特质就是：当兵不是为了吃粮，而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他说：“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对斗争，应当是很积极的。上面看到的事，我们干；上面没有看到的，应当干时我们也干。”
在东北战场上，把个人的生命看成是沧海一粟，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正是这些英雄的奋战者和牺牲者，筑成了林彪的钢铁大军。
林彪的新名词开始连毛泽东都弄不懂，致电问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
林彪回复说：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包围办法，防止敌之突围逃走。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一点的精神在于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于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大意就是如此。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进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林彪要求部队要敢于刺刀见红，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去，以刺刀刺杀敌人，不敢以刺刀杀敌的不算是最勇敢的部队与战士，我军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
在林彪文雅瘦弱的躯体里，经常喷涌出铁与血的原则。
这些原则在打仗时还真管用。
林彪对吃穿从不讲究，如他所说的“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他吃的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工作、起居都是在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到火线上，不能说他怕死。
秀水河子战斗前，在法库，一个地主听说来了个“总司令”，请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炖白肉。瘦巴巴的林彪从不吃肥肉的，被劝不过，试着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谈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却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意思是再不能到有钱人家吃饭了。
其实，林彪的心思根本不在吃穿住这些事上。他对指挥作战、对研究战争的艺术和技术简直着了迷，如痴如醉。打起仗来，一夜一夜地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哪个部队打到什么位置，他一眼就能从地图找到，还能一口气口述几封作战电报。为了打好每次战斗，他总是在踱步、思考，思考、踱步的循环往复中。尤其是在思考问题时，作战以外的一切事情在他心目中都不存在。
他专心作战，或骑坐木椅，或面对满壁地图一坐、一站就是半天。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他对作战的部署、利害关系，都计算、权衡得极精、极绝。但对于与军事无关的一切人际、生活上的大小巨细之事，一概不予过问，漠不关心，毫不在乎。
罗荣桓深知林彪的这一特点，幽默地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
林彪不善言谈，与幽默更是天生无缘，从不与人开玩笑，但偶尔也冷不丁儿冒出一两句幽默的话来。
林彪不吸烟，不喝酒，不善交际，不爱玩，也不会玩，除了作战以外，他什么嗜好也没有。在双城，参谋长刘亚楼见他忙于军务，累得不行了，就拉他去打了两次猎，有时候还拉他到哈尔滨去跳舞，他有时去，有时不去。他舞姿平平，舞技根本不见长进。
有一次，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举办盛大舞会，专门从双城将着名的“林彪将军”邀请来“增光添彩”。舞间，林彪邀请一个苏联女人，但她嫌林彪是个“三等残废”拒绝了他。林彪本人倒若无其事，他认为人家喜欢的是身强体壮的英俊男子，那是人家女人自己的事，正如我林彪不喜欢与人交往，就坦率地不与人应酬迎合一样，没有什么关系的。然而，在场的中苏双方其他高级官员们见到这种场面，都感到极为尴尬，舞会办得狼狈极了。苏联总领事气得大发雷霆，把他的女同胞臭骂了一顿。
自那以后，林彪基本上不跳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