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伟大的创业 四、张仕杰:我们连一条裤子也没有

哈尔莫墩是一个地名。它地处焉耆西北,是一个小小的盆地。天山和它的儿子霍拉山把它小心地护在怀里,时而明朗,时而忧郁的开都河从它身边流过,不慌不忙地奔向博斯腾湖。这一带是回族人的家园,也紧邻蒙古人的游牧地。

五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苇子滩和沼泽地,出没着狼、狐狸和土匪。

我到达这里时,十七团已在开都河岸一百多华里的范围内摆开了阵势,要让这些苇子变成庄稼,让沼泽变成良田,让狼嗥狐鸣变成犬吠鸡啼。

我是1951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到达这里已是七月。车刚刚停下来,成群的蚊子就围了过来,黑压压的一片。女兵们当时只发了一套苏式军裙,被叮得直想大叫。但因为有来迎接的官兵,没法叫出来;有人想跳,也因为这种场景而只得忍着。每个人都希望那欢迎的过程越短越好。但致欢迎词的领导却来了谈兴,只见他一边用双手赶着扑向他的蚊子,一边天南海北,大政方针,滔滔不绝,弄得我们这十多名女兵叫苦不迭。最后,终于有女兵忍受不住,弯腰去拍打蚊子,一巴掌下去,手上一片鲜红,像抹了血似的。她这一带头,我们都去拍打蚊子。“啪啪”之声清脆悦耳,好像是十几个人在扇耳光一般。最后,致欢迎词的人说,蚊子就是你们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欢迎的仪式结束后,女兵们就逃命似的想躲到房子里去,但放眼望去,四处搜寻,却没见一堵墙,一片瓦。大家狼狈地望着带队的干部。带队的干部说,现在还没来得及修房子,部队住的是地窝子、苇棚子。

什么叫地窝子、苇棚子?大家好奇地问。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好心的战士们抱来一堆干芦苇,用火点着,把烟扇开,用来熏蚊子。虽然十分热,但为了逃避那些蚊子,大家还是往火边凑。看看自己的腿和胳膊早已被蚊子叮得惨不忍睹,再望望彼此的脸,也早已面目全非。

大家心里十分难受。最难受的是我们没有单衣单裤,在长沙发了一件棉衣,自己的衣服走时不让带,说到新疆后什么都发。但在兰州发了一套军裙后,就什么也没发了。因为害怕蚊子,我们就围着火堆——七月烤火也心甘,谁也不肯离开。

那些蚊子白天也“嗡嗡”地叫,叫声从火堆外传来,像是有意要吓唬人。领队的干部急了,说,你们这样怎么能行?你们已经是战士,几个蚊子就吓成这样,以后那么多的苦怎么能吃下?

我们一想也是,就给那干部建议说,你带着我们跑步去住处吧,这样的话,蚊子就追不上我们了。

他说,你们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你看我跑来跑去的,不就是为了躲蚊子吗?

我一想以后就得成天跑来跑去的生活。觉得十分可笑,就“扑哧”一声笑了,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跑着到了一排苇棚子前。那是用芦苇编成的、用水柳树干固定起来的最简易的营房,可以遮一遮阳光,避一避风。后来的经历证明,风不能大,一大就刮没了影。好在苇子多,扎起来也简单,大风刮没了,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一个苇棚子又搭起来了。

因为白天苇棚子里阳光少,成了蚊子的聚集地,大家一进去,蚊子就“哄”的一声闹开了,然后又“哄”的一声向我们围过来,吓得我们赶紧逃了出来。有人已动作快速地点了火把,挥舞起来。

怎么连一条裤子也没有,得给我们发一条裤子,没有裤子怎么行?我用抗议的语气说。

团里已知道了女兵的情况,没有办法,只得发动离沼泽带远的、在霍拉山下的戈壁滩上开荒的一个连队捐献裤子。然后,我们每人收到了一条满是补丁的裤子,裤子上净是汗水、泥土和污渍,发出刺鼻的汗酸味。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赶紧穿上。

解决了腿的问题,大家自如多了。我们事后得知,那十几个老兵捐出自己的裤子后,自己则近于一无所有了,干活时只能在腰上围一块布遮羞。

这一切,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是其他女兵没有预想到的。

我这名字男性气十足,这在湖南女兵中很普遍,从中可以隐隐窥见20世纪上半叶妇女争取解放的痕迹。我家住湘阴,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后随程潜起义。解放前家境比较富裕,我从小就过着吃穿无忧的生活。解放后,家里很快变穷了,最后连自己和姐妹们上学也很困难,但那也比新疆好多了。我从没想到新疆的生活这么苦。我也没有想到,一支胜利了的军队没有享受胜利带来的一切,却在这荒凉至极的地方吃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受着难以忍受的罪。

部队基本没有休息,每一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拥着,拼命地干活。每天三点钟就有人起床,自觉地出工了。晚上,只要没有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没有收工。

在那片土地上,似乎每一棵芨芨草,每一片芦苇叶,每一块土坷垃,每一粒沙子,每一星尘土,都充满生机勃勃的热情——不,简直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有鼓动的因素,也有一种盲目而诚挚的对新制度、新生活的希望和向往。

我刚来时分在团宣传队,但主要工作仍是开荒种地,工作之余,排些节目鼓舞士气,所以我比其他人还累。那时,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边走路边打瞌睡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一般都是这样,走时先把路瞟一眼,然后就睡,到了又该看路的地方,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但有时的确太困了,走到了泥坑里、水沟里。我有一次走在最后,也是边走边睡,那次睡得太死,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最后走偏了方向,像梦游似的走到了一片戈壁滩上,走出了三四里地,才迷迷糊糊醒过来。醒过来后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走错了。见自己独自一人,想起那累,那苦,一边往回走,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得真是肆无忌惮,那不是伤心,而是痛苦,一切的苦和委屈都哭出来了,身体里积压了很多的东西也随着泪水挥掉了,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只是没有想到,我哭着哭着,又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也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掉到沼泽里去了,掉进去时,我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睡着了……哎呀,那个困呀,苦呀,现在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其实,部队吃的苦比那些内地遣犯还多,犯人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最多十二个小时,我们劳动十六七个小时。他们还可以偷懒,如果不想争表现的,可以往地头一躺,什么也不做,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我们不行,因为觉得自己是在为新中国干,是在为建设新新疆出力,为建设新的国家流汗。

整整三年,没发过一分钱津贴,我们没钱买牙膏、肥皂、卫生纸,说句不怕人家笑的话,最后连内裤也没有。那里的蚊子那么多——有个说法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伸手一抓一大把”,的确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但直到1953年才给我们发了一顶蚊帐,还是那种一个班合用的大蚊帐。

人,已完全成了一种劳动的机器。

我到部队不久就耳闻目睹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有天半夜,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一共四声。部队以为是土匪来偷袭,一下紧张起来。武装值班分队先冲了过去,后来才知有四个人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人们听说后,纷纷朝枪响处跑去。只见四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有三人已停止了呼吸,有一人还在动弹。

他们都是把步枪枪口含在口里,扣动扳机自杀的,满脸是血,惨不忍睹。那名还在动弹的战士可能是扣动扳机时太紧张,枪口滑了,子弹从脖子穿了过去。他仰躺在地上,火把把他的脸照得分外红亮。血在火光中显得十分鲜艳,像一朵鲜艳的花。他看着围观的人,眼睛的余光中满是愧意。领导问询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已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又吃力地把手做成手枪状,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了一下。当医生要救治他时,他喉咙里发出“咕噜”的怪叫声,连连摆手,表示拒绝。

他被抬走了,第二天死在卫生队。

四人都是起义士兵。因为身体单薄,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劳动强度。加之劳动中老是落后,经常受批评,自尊心也承受不起。最后四人抱头痛哭一场,决定集体自杀。由此,你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苦累程度了。他们的死因当时就从遗书中调查清楚了,但事隔多年以后才透露出来。那时的人,也许的确是靠信仰活着的,没有坚定的从政治教育中获取的对未来的信仰,谁能受得了那种苦和累呀!而那些起义士兵,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些,所以,他们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那的确是信仰的力量。

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别人画红的就是红的,画黑的就是黑的,自己的生命、灵魂,包括思想和意识,全都属于集体。整个身心,全都投入到那个崇高的目标中。

1952年冬天,师后勤部成立会计训练班,让我去学习。我当时还不愿意,认为那太清闲了,坚持要在下面劳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听说会有拖拉机,所以我要当拖拉机手。最后,营教导员告诉我,拖拉机那样现代化的设备,要由出身好的人掌握,像你这种地主家出身的小姐,做梦都不要想。

我听后,才十分难过地死了开拖拉机的心,到师部去学习会计。从此后,我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