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栋楼上住了我和陶素珍两位湖南女兵。平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像共患难的两姐妹，用目光互相关注着，用心灵彼此呵护着。
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我的丈夫刚去世不久，埋在这里的盐碱土中，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而陶素珍的儿孙都在这里。命运和生活在我们两人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陶素珍是湖南长沙人，1952年参军到新疆，她当了一辈子农工，她的丈夫尕金虎刚解放时是排长，离休前是九连连长，他们与新疆的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所以居室中的尘土不仅仅是风吹送去的，还有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泥土，所以并不经常扫它，地上有金黄色的一层，因此虽然住的是水泥和钢筋构造的楼房，但进到房子里，给人的感觉还像是进了农居。
陶素珍本来在长沙卷烟厂工作。参军到新疆后，看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臭苇子湖，蚊子一寸长，咬得人无处可逃，就哭起来了，闹着要回老家去。
直到二十年前，她回湖南的愿望也没有改变过，后来，孩子大了，这念头就淡了。因为一直在连队劳动，孩子们上学的条件有限，她三个孩子都没有把书念出来。现在，老大在洗澡堂烧锅炉；老二是水泥厂工人——那厂子已经垮了，拿不到半点工资；老三在畜牧连当牧工。现在，在这里又有了她的孙子……唉，看来，她要回湖南，只有等来世了。
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根真正地扎在吾瓦了。
她现在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到大条田里去看看庄稼，他们已习惯了在田地里走一走。没有什么能比她看到那些庄稼更亲切的了，它们就跟她的儿女一样。
我的一天中，有很多时间也是望着这片绿洲度过的。我离不开它。我在绿洲中可以看见老伴的身影，看见爱，看见远逝的时光。我把自己所有的怀念、伤感和孤独、都寄托在那里。
你到这里来采访湖南女兵，使我很感动，忍不住老泪纵横。——还有人知道五十年前有这么一批女性，真是不容易啊！忘记与记起，是一种良心的尺度。我以为我们已被忘记了。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山东、上海、河南、四川、江苏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连上海的劳改犯，上海市政府都派人来看望过，我们这些最先到新疆的湖南女兵，却没见到故乡的来人，真让人……心寒啊……
每想到这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常常向南望，望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是在革命胜利前随着祖父和父母从湖南流落到新疆的，至于全家何以离开故土家园，流落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还是湖南人。
新疆解放之后，我就参军到了六军十七师。那年，我十五岁，当时，部队驻在迪化老满城，主要负责迪化的城市建设。刚过完春节，部队就在妖魔山、黑山头、南郊等地用爬犁拉石头。为解决在市区北郊垦荒引水的问题，决定整修、扩建从红雁池到安宁渠的和平渠。这条当时全疆最大的灌渠，是1947年张治中主持新疆政务时兴修的。由于没有水泥，只有用片石修砌。七千多立方米片石要运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工地，没有汽车，不知该怎么办。最后陶峙岳将军对六军军长罗元发说，我有个土办法，现在是隆冬季节，冰雪铺地，道路光滑，新疆老乡常用的爬犁可以大派用场，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比不过。
罗元发认为是个好主意。
正月初五，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就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五千多人的爬犁大军，官兵们拉着装满片石的爬犁，在迪化城穿街过巷，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蜿蜒流动的长龙，十分壮观。
迪化全城顿时轰动了，市民们从没见过这样奇特、壮观的场面，也第一次见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和牛马参加到劳动行列中。
和平渠最后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长达一百多公里，可灌溉农田七十多万亩。这是解放军进驻迪化后的第一次亮相，这种亮相的方式独特、壮观，给迪化市民留下了真正要化剑为犁的印象。
我参军前就读于乌鲁木齐师范学校附属职业学校，这样繁重的劳动是第一次参加。我与另外两名女兵拉着近一千斤重的片石，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地，脚打起了泡，肩膀被粗麻绳磨得又红又肿。家里的人见了，说，你原来是个娇小姐样子，不想当了兵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想都没有想过你能吃这么大的苦。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十分自豪。
然后，我随部队开荒到了戈壁滩。离开城市，条件更艰苦了。
当时四点钟起床，送五趟肥料，要送到四五公里远的地方，回来时还得拉柴火，累得不行，但不敢讲。吃的是清水煮麦子，每顿一勺半，吃不上蔬菜，肉更不用说，绝大多数时间是用盐水下饭。北疆雨多，一下雨，地窝子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外面小下里面大下，经常蓄满水。没个躲雨的地方，衣服被子常被浇得透湿，像个落汤鸡似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衣服和被子晒干。
我当时在七十四团，团政委的爱人也和我们一起住地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还不足一岁，每次下雨，大家都要想方设法保护母子三人，当时连一块塑料布都没有，保护她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淋湿了的被子由四人各牵一角，扯开让孩子们躲在被子下面。
这也说明那时的部队是真正的官兵一致，苦难同当。所以再苦再累，极少有人有什么怨言。
我也就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遇到了相爱的人黄龙球。
我当时的职业是团部商店的售货员，但那实际上是劳动之余的工作。黄龙球任管理排长，长得年轻英俊，很注重军人仪表，不管衣服多么破旧，总补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他经常到商店来买东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说他希望和我交朋友。
我一听，羞得不行，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他向我求爱，我内心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只是说，我年龄还小。
我也就比你大六岁，我可以等着你。他说完就走了。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我已知道了部队里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先团级干部、再营级干部、连队干部。所以我虽然喜欢黄龙球，但不知道他一个排级干部有没有条件谈对象结婚。但我相信爱是无罪的。所以，当黄龙球再次向我求爱时，我答应了。
我后来才知道，黄龙球实际比我大十三岁，只是长得年轻，从面相上看不出来。像他这种大龄的军人，是准许结婚的。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也是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批准他恋爱结婚后他才来找我的。
我们在1953年结的婚。结婚后，我知道了他的年龄。那天我下班特别晚，看见他正填自己的履历表，还没有填完就有事出去了。从履历表中，我知道他是1922年出生的，而不是1929年。
我当时非常生气，等到黄龙球回来，我劈头就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看我手上拿的履历表，就明白了，他惭愧地笑着说，我对不起你，我这就是在向你坦白，我是有意把履历表放在这里让你看见的，我如果还要哄你，就不会把履历表摆在这里。
你以前为什么骗我？
我不这样，能找到你这样好的老婆吗？假如你听说我比你大十三岁，肯定不愿和我谈对象。所以，我是因为爱你才撒谎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
那可没有这么绝对，如果我真的爱你，你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了，我也会爱的。所以，你这错误我不会原谅。我故意对他这样说。
我这也是因为喜欢你，怕得不到你，才这样做的，请你原谅，一定原谅！
下不为例吧。我见他一脸诚恳和惭愧的样子，就半开玩笑地说。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他也信誓旦旦。
从此，我们相依相伴着行走在新疆这片大地上，共同经历了这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光荣与梦想、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动荡与流离、艰难与困苦以及幸与不幸。
我们结婚不久，黄龙球被调到兵团司令部搞工程规划，足迹遍及天山南北。1963年调到大泉沟水库，正要调任玛纳斯河管理处当处长时，“文革”爆发了，整个管理处被解散，人员用五十辆卡车拉到南疆，遣散各处。我们来到了吾瓦。黄龙球被打成臭老九，当了“老牛”（当时兵团人对住“牛棚”者的称谓），下放到大田里劳动。然后是打土坯，一头（当时的人就这么称呼的）“老牛”一天要打五百块土坯。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再后来就去养猪班当班长，一干就是八年。
他当“老牛”，我和孩子们也受屈辱。别人可以随意骂我们，没人敢跟我们说话，遇着了也躲着走。他们让我与丈夫划清界限，动员我们离婚。我说，我不会离，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不管你们给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当时，他住在猪圈里，不让我们见面。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就偷偷地养了几只鸡，给他煎荷包蛋，他喜欢吃米饭，我就到处求人，用面换米，给他做米饭吃。他有人专门看着，我开始给他送吃的，警卫不让，我就天天去，后来，那人可能是被感动了，就告诉我，要送，就晚上偷偷地来吧！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爱的，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爱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就像维吾尔族人在《十二木卡姆》歌词中所唱的，“要想知道是否相爱一生，请问那白发的老人。”
“文革”结束后，上级要调我们回兵团设计院，但我已经害怕他去当官，我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种政治运动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儿女们现在住在城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就在城里为我安排了住处，但我坚持要回到吾瓦来，因为我觉得老头子还住在这里，我得回来陪着他。我也不能让这套房子因充满尘土而显得荒芜。
我就在这里，一天天地擦拭着屋子里的家具，清扫那些尘埃。到了黄昏，我就站在窗前，望望远山，望望沙漠，望望随着季节枯荣兴衰的绿洲，等待着我相伴着走过了坷坎一生的爱人，带着原野的气息，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