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春节是2月18日，多福巷家里自然是冷冷清清。年前，北京电影制片厂就通知陈明，对他的处理是：撤销级别，保留厂籍，随国务院系统的右派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他利用休假这几天，抓紧收拾行装。丁玲老是问：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是离不开你的！陈明说，我们在家里照一张合影吧，作为离别的纪念。照片上，他们并肩坐在一起，一脸的肃然。过完年第三天，陈明就去东郊双桥农场参加集训了。
集训管理很严，星期天也不许回家，陈明只在3月8日回来过一次，当天晚上就返回农场。他不放心丁玲一个人留在北京，说，我要不要和作协打个招呼，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人在家里。丁玲说，不要，我们不要人家怜悯，这几天我想过了，随后我也去北大荒！
2002年8月陈明告诉笔者：反右斗争后期，我们就想，我过去的革命历史都不要了，重新干革命总可以吧？我们开始考虑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第一个选的是伊春，东北林区，我们从《人民画报》上看到过一组照片，很有特色。但是担心作协会说那里太冷，丁玲腰不好，去了不合适，于是我们又从南方选了个地方，第二个选了贵阳，也是搞林业。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要改变我们在社会上的存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环境，改变我们自己的身份，不再以作家的身份，而是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我们家里一直坚持吃粗粮，每周吃两三次，小米、玉米饼子、白薯等等，阿姨王姐是扬州人，她吃不惯，我和丁玲两个人吃。这也是为了将来下去吃苦做准备。
1957年12月16日刘白羽代表作协党组找丁玲谈话时，她就提出过想去伊春搞林业，说那里是小兴安岭，伊春是个新城市，房子里都有暖气。刘白羽的答复是，伊春是否可去，现在都还没有考虑，迟一下再考虑。丁玲说，陈明提出，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我们有精神准备。刘白羽说，我们考虑过你的身体，不要太勉强，我们是考虑你和雪峰的年纪体力问题，还要考虑周到一些。到下面做工作有好处，能锻炼阶级感情，根本问题是彻底改变。后来，丁玲去北大荒之前要把全部存款交给组织，刘白羽劝阻说，你们到东北去，还是要花钱的。
3月15日，陈明他们乘坐火车开拔了。那是一列专列，全都是国务院系统的右派，每人发了面包和肉制品，三个人有一个卧铺，轮流睡。带队的转业军人很和气。车到鸡西车站，站台上还有大锅熬的高粱米粥，热乎乎的。火车把他们一直拉到黑龙江的密山县，铁道兵农垦局就设在那里。人员再往下分，陈明被分到八五三农场二分场一个新建生产队，那时大批转业官兵还没去，条件苦得很，住的是地窨子，陈明和吴祖光等五六个人睡一铺炕，一个挤着一个。陈明写信告诉丁玲说，他们那个队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国务院直属单位的右派分子，每人每个月有28元工资，外面飞着小雪，室内温度是零上二度。陈明还要丁玲去人民市场，给他买一个抬东西用的垫肩、一副裹腿，连同雨衣一起寄来。陈明还在信里说：“关于你历史上如何离开南京，最好还是请组织上作一结论，我越想越觉得必要。否则你到哪里，也会有不便之处的。处理意见如何？”陈明期盼着“我们愉快的见面”。
陈明走后不久，公务员夏更起也被调回作协机关去了，家里只剩下丁玲和保姆王姐，更加冷清了。夏更起从1951年春天起，就给丁玲做公务员，在她家里呆了整整七年，他勤快朴实，聪明机灵，丁玲一家人都喜欢他，待他像自家人一样，丁玲自然舍不得他走。但想想走了也好，免得让他受自己牵连，小伙子今后的路还长着呢。丁玲无话可说，无事可干，无人可看，也没有人来看她。她只好每天读书，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春来了，天暖了，院子里那两株西府海棠开了，开得很旺。那还是刚搬来多福巷时夏更起栽的，有五六年了。以往每年开花时，都有一些朋友来家里观赏，满院子都是笑声，今年却出奇的冷清寂静。娇嫩的花瓣，刚开时是粉红色，慢慢变成粉色，再变成白色，花期很长。清明节那天，她去了一趟西郊万安公墓，一个人在母亲的墓旁坐了很久。她望着江丰设计、刘开渠制作的雕像，心里在想，幸亏母亲去的早，如果她活到今天，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心里该多痛苦！
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告诉她：“对你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冯雪峰也是按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这是在政协会议小组会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像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邵荃麟表示，他个人意见，丁玲可以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周扬同她谈话时，也劝她不要下去，说年龄太大了。但是丁玲并不想留在北京。她觉得北京很冷，而陈明去的地方却很温暖，她还是向往着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她正式向作家协会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但答复说，她的结论还没有作出来，等等再说。
作协这边无消息，陈明那边却传来消息。5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农垦部长王震到八五三农场视察工作，来到陈明所在的生产队。陈明向他汇报说，丁玲也想到农场来，希望王震部长能给予帮助。王震当即爽快地回答：“好嘛，她来，我同意。”当天晚上，陈明就写信将此事告诉给丁玲，随后又写信告诉她来时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及生活用品。丁玲接到信，喜出望外，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作协党组，并开始做去北大荒的准备。她的这个要求，终于得到作协党组批准。
5月末，中国作协整风领导小组终于作出《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处理意见为：“开除党籍，撤销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职务，撤销人民代表职务，取消其原来的行政（七级）级别，保留作协理事。”结论末尾有“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郭小川”的印章、“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委员会”的印章。落款日期是5月27日。丁玲在“本人意见”一栏里，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这份结论还有一个附件《丁玲的主要反党事实材料》，落款时间为1958年2月。
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时，不知丁玲是什么心情。这是对她的宣判，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织对她几十年历史的一个评价，一个总结！这就是她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应得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当初投身革命，参加党，奔向陕北，强忍腰痛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有这一切的下场吗？她内心里一定酸楚，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笔，流利地写下“丁玲同意”这四个字。走出文联大楼时，她甚至感觉到一阵轻松：毕竟结论有了，很快就可以离开北京，去找陈明了。回到家里，她就开始按照陈明信中的嘱咐，收拾自己的行装。
6月1日，她给邵荃麟写信说：“我明天将去农垦部接头，可能最近就能走。我决心好好的去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我必须谨慎的、谦虚的、无我的去从事劳动和改造，希望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在我走之前，我很想去看看你，你觉得你的身体能让我去么？”邵荃麟出于好心，建议丁玲下去后改一个名字，丁玲表示：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真名真姓，便于群众监督。她不怕群众。
第二天，她去西四的砖塔胡同，从农垦部拿来介绍信，上面写着：“由王震部长指示去汤原农场，具体工作到后再定。”中宣部也给她开具了介绍信，上面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看了感到可笑：她是反动右派，下去劳动改造的，哪里还有“创作”的资格？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以后，丁玲响应作协党组提出的作家自给的号召，一直没有领过工资，以稿费为生，连公务员的工资她都是自己付。在北大荒的12年里，她和陈明两人只靠陈明的一点工资，和他们原来的积蓄过活，下去时，大约有三万元存款。
她辞退了王姐，把家里的物品送人一些，卖掉一些，剩下的，全部运到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三号一所院子里，那是两年前花了三千元从马烽手里买来的，有北房五六间，东房两间。当时马烽执意要卖掉房子回山西去搞创作，听说是丁玲要买，当即把买房的契约找出来给陈明看，说：“契约上写的多少，你就给多少好了。”连装修的五百多元钱都没算，平价进平价出，一个子儿都没多要。多福巷是作协的房子，要交还给作协。她暗自庆幸：幸亏当初买了大翔凤的房子。
东西运走了，院子里空荡荡的，有生命的东西，只剩下那两株海棠和一架葡萄，它们在微风中摇晃着叶子，是向主人告别，还是舍不得她走？丁玲坐在葡萄架下，还想一个人再多呆一会儿，1951年春天她从东总布胡同22号搬到这里，整整住了七年，这里有太多的笑声、欢乐、亲情、友情，也有太多的烦恼、痛苦和哭声。此时她忆起许多往事，想起远在北大荒的陈明、远在苏联的祖林祖慧，想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和妈妈度过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这个院子今后她再也不会来了。她要和北京告别了，她要和欢乐告别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保留在记忆中了！
6月12日，丁玲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她自己花钱买的软卧。作协派一名转业军人“护送”，他的软卧车票也要丁玲付钱。
她在哈尔滨停了几天，见到省文联主席延泽民，他很热情，很关照，主动自我介绍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和陈明是同学。丁玲还遇见了陈沂，原总政文化部部长，现在也是右派分子，下放到齐齐哈尔去监督劳动。齐齐哈尔在哈尔滨的西北，密山在哈尔滨的东南，他们不在一处。两个人没有多少话好说，此情此景，丁玲蓦然想起白居易那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
6月末，丁玲到达密山。王震在铁道兵农垦局接见她，热情爽朗地大笑着，鼓励她说：“好好劳动，好好改造，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几天后陈明也从八五三农场赶来。经王震安排，他们在汤原农场安家，那里的条件比陈明所在的新建队好得多。
那时的北大荒，刚刚开发，还是一片沉睡的亘古荒原。黎辛在一次谈话时说，当时听到丁玲去北大荒，心想：那个地方冰天雪地，荒凉得可怜，能活命吗？
到汤原农场一周之后，丁玲给中国作协党组写了第一封信，汇报自己的情况，她说：“我个人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都感到很愉快。”“我要极力在这生活的熔炉里，彻底地改变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改造。”
她以戴罪之身，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一住就是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