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万没有想到，他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充分听取了各种意见写出来的查对结论，在两年以后，在周扬、刘白羽等人眼里，却成为他的一大罪状。
郭小川就性格言是性情中人，就气质言是个文人，就命运言是个悲剧人物。作为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在反右中他积极参与了批判丁、陈的斗争。
郭小川在中国作协，心情常常是苦闷的，不舒畅的。后来“文革”期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郭小川对诗人牛汉多次说过：“我不懂政治，我政治上很幼稚，真的。”
只有沉湎于诗歌创作里，他才感到舒心快乐。
1957年12月，郭小川完成了他的长诗《一个和八个》，交给《人民文学》负责人陈白尘。陈白尘看后感觉为难，迟迟未登。郭小川又寄给上海《收获》的靳以，靳以回信说，一些编委认为这首诗有严重的问题。郭小川自己也吃不准了。1958年2月16日，周扬要去湖南，郭小川便把这首长诗交给他审查。周扬从湖南回来后，说只看了个头。过了一个月郭小川又去催问，周扬说：苏灵扬看了，她不赞成这个题材。但周扬未把稿子退还给他。一直到1959年6月，周扬把诗稿拿给作协党组，要他们批判。这件事让郭小川寒透了心。
还有更让他寒心的事。1959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整风扩大会议，对郭小川作为重点帮助对象进行批判，他的错误之一，就是“丁、陈结论”。郭小川在第一天会议上做检查说：“我写的陈企霞结论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文件，在那上面，不仅把陈企霞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在末尾还要由组织上向他们道歉。——当时我纠缠在一个奇怪的逻辑上，觉得把肃反对象搞错了，要道歉；既然把宗派主义的错误当作反党集团，也要道歉……”刘白羽批判郭小川时说：“小川说他写丁、陈结论，是‘慨然应诺’。这不是一个党员的话，我听了这四个字非常难过。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没有写，委屈了小川。要说清楚这点，不能把写丁陈结论看作委屈。那时研究了这个问题，觉得小川写比较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