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在长江两岸摆开了决战的架势。共产党不怕决战，辽沈决战、淮海决战、平冿决战，共产党连战皆捷，士气正旺。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共产党人正要乘胜追击，蒋介石、国民党就要丧失对中国的最后统治。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蒋介石暂时放弃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的纷争，支持何应钦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长，希望李氏能用和谈帮他挡住共产党百万大军南下，维系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蒋介石“求和”、“引退”，但随时准备走到前台，同毛泽东作困兽之斗。李宗仁积极“谋和”，但他的意图是在于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建立“南北朝”。
毛泽东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也同意在他1月14日对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
蒋、李的“谋和”虽互相拆台，但在备战、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这次“和平谈判”不可能成功。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能被蒋介石、李宗仁和谈烟幕迷惑吗？毛泽东跟蒋介石已打了20多年交道，太知道他的阴谋了。至于李宗仁的心术，毛泽东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是真和谈求真和平，共产党是欢迎的，而如果是以和谈为幌子，企图划江而治或延缓解放军过江，那他们的算盘就打错了。
1948年冬，正当淮海战役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军政要员中的一部分人见大势已去，即产生了与中共重启和谈之门的念头，1948年12月24日，时任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桂系首领白崇禧在汉口首倡和议，致电新任行政院长的孙科及张群、张治中、程思远并转蒋介石，声称：“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崩溃。”要求恢复与中共的和谈。
同时提出和谈建议三点：（一）请美、英、苏出面调处斡旋；（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三）双方军队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12月30日，白氏再电，重申：“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也先后在私下进行和谈活动，甚至公开通电，声称要蒋介石下野以救局面。
至于蒋介石，他对国民党内部的和谈空气虽心甚恶之，一度却保持沉默，未作公开姿态，同时暗中加紧布置退路，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将大批黄金美钞移台，并要美国将军援物资装备直运台湾；又派长子经国等人前往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经营，准备退居幕后，继续操纵政局。
对于南京政府上层内部这种非正式和谈空气，中共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了43名战犯名单，蒋介石名列榜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亦在前茅。
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题的新年献词，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1949年的主要任务。文章还对国民党及其支持者美国在此时散布和谈空气以及欲将中国革命止于半途的“中间势力”进行了批驳，断言将“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1949年1月1日，蒋介石被迫发表新年文告，宣布求和。但在整个文告的字里行间，却仍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以极无理的条件，极傲慢的态度“宽容”中国共产党人的“叛乱”。他提出保留国民政府现行宪法、法统和武装力量等五项和谈条件，还扬言这是“对共产党人诚意的试验”，“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欲将内战的罪责强加于中国共产党身上。蒋介石之真实意图，固为延续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迎合日益高涨的和平呼声，也为将和谈旗帜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手中夺回，并换取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赞助，此种求和，实则以守为攻，欺世盗名。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1月4日，毛泽东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对蒋介石的新年文告所提五项和谈条件逐一驳斥。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方面指出蒋介石的和谈五项条件是“虚伪”的，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又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声明公布了八项和谈条件。
声明在蒋介石下野已成定局，主和派代表李宗仁即将登台时发表，表明中共对和谈态度的重大改变，国共双方在蒋介石下野后重启和谈大门是有可能的。这一声明也是以后中共在整个和谈中的基本立场。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对国共和谈的方针，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及其他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部分人员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等，加入了政策的灵活性，完整地反映了中共的和谈方针。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应和谈之运而生，上台伊始，即急于做出谋和的积极姿态。就在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李氏在其就职文告中宣称“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1月31日，李赴上海，与由南京避沪的部分行政院官员聚会，又与沪上各界头面人物多次会晤，几经周折，决定派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邵力子为私人代表，2月13日飞北平作和谈试探。与此同时，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制止特务活动等七项和平措施。这在当时也确有其积极的意义，至此，国共和谈有了一个共认的基点，至少在形式上和谈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在纪念孙中山会上举行一个简短的仪式，就任代总统。
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后，面临着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在就任代总统之后，我立刻面临三大要务，亟待处理：
第一，我要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
第二，我要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人心并阻止共军渡江，求取光荣和平；
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此时的国民党当局，无论是蛰居溪口幕后指挥的蒋介石，还是在台前操办和谈的南京李宗仁、汉口白崇禧，对此次国共和谈均无把握，亦各有打算，他们通过和谈所想达到的目的，只是实现“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分裂格局，而最终利用江南丰厚的民力、财力资源卷土重来，再与共产党人逐鹿中原。
当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前夕，人称“和平将军”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往溪口晋见蒋介石，请示和谈方略。张氏提出，希望通过和谈，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蒋当即首肯。（《张治中回忆录》下卷第787页）
此时的李宗仁，虽以求和为己任，但他也深知，以目前国内局势、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而论，战既不能，和亦非易，且名居中共所列战犯之前列，惊恐自不待言。故总想讨价还价，保住东南半壁江山，采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拖延办法。李宗仁的这种犹豫于战和之间，实为备战谋和的态度，使主战派的气焰益炽，这就形成了国民党一面北上谋和，一面扬言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的拒和怪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既未被国民党的和谈烟幕所迷惑，也未被国民党穷兵黩武、负隅顽抗的气焰所吓倒。和谈无论是否成功，人民解放军都是要渡江南进的，而并不理会国民党方面以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为条件（国民政府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已席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4月，人民解放军东、西、中集团军，三路大军云集江北，渡江战役之箭已在弦上。
尽管中共对国民党当局内部对国共和谈态度分歧看得很清楚，在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军事上也有完全把握实现渡江战役的一举成功，但以民族大义为重，减轻战患损失，给和平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环境，也为使更多善良的热爱和平的人们看清，究竟是谁要坚持将内战打下去，因此在充分准备之后，并未立即向国民党军队的江防攻击，而是给国民党当局以足够的时间考虑得失。为此，人民解放军放弃了发起渡江战役的最佳时机，克服了大军云集造成的粮草不继、交通不畅等严重困难，一再耐心等待。
李宗仁处在被蒋介石架空和孤立的境遇，请来了张治中。
张治中是国民党主和派的中心人物，蒋介石下野后，白崇禧曾向李宗仁推荐他出任行政院长，但张力辞不就。张深知蒋介石幕后操纵，府院分离，李宗仁的地位非常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因此暂不作回京之想，连和谈代表也辞去了。
2月14日，李宗仁邀何应钦入京，即连电张治中返京，以加强政治地位，但张终不应命。后李又嘱程思远写一封长信给张，内有“李之上台主政，唯欲实现和平，而和谈能否成功，唯张是赖，张若不出，如苍生何”等语，在此函电交张下，张于2月20日由兰州返回南京。
张治中到南京耳闻目睹，果如他事前所料，蒋介石是下野了，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面联络，特别是各地高级将领络绎不绝来到溪口。而李宗仁发出的指令，形同白纸，他发表的七项施政措施，特别是释放政治犯，释放全国民众最关心的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实现不了。李宗仁左右的人也很愤慨地发牢骚。
张治中看这情形不对，时局艰难，党国危机，蒋介石以下野之身仍在背后弄权，国亡无日了。于是张治中便动了劝蒋介石出国的念头，以便李宗仁放手去做，促进和平，这样对蒋也属有利。张把他的想法和李宗仁、张群、吴铁城、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过，他们都表示同意，并且作了一个准备。张便和吴忠信去溪口见蒋介石。
3月2日中午时分，一架飞机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张治中，另一位是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
几乎与此同时，从宁波方向开出的一辆轿车也抵达栎社机场，车上坐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他将和张治中、吴忠信一道往溪口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张治中等。
屈武与蒋经国是好友，他们曾一起在苏联留学。现在他俩坐在一辆轿车里十分亲热地攀谈。蒋经国问：“你不是在新疆吗？怎么也来了？”
“经国兄，是文白先生叫我来的，说是李代总统要我为和谈奔走一下。这件事举国上下都十分关心呀！”
蒋经国侧脸问道：“你就是为这件事从新疆来的？”
“是呀！”
蒋经国正色道：“你以为同共党和谈，能谈成吗？”
“这个……”
“我告诉你，和谈是绝不可能的！德公他们这样做，完全不懂得美国的真正意图！”
屈武说：“蒋先生在文告中不是讲要和谈吗？”
蒋经国诡秘地冷笑了一声说：“如果要同共产党和谈，那么美国仍会支持我父亲的。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都在苏俄学习过他们的理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一席话说得屈武心凉半截，他心中明白，这次到溪口来，是虚此一行了。
张治中这次到溪口，与蒋介石足足谈了5天，又盘桓了3天，才返回南京。
张治中第二次到溪口是3月29日，同行的还有屈武。因为和谈代表要在4月1日飞往北平，在北上以前，必须把南京政府对于进行和谈商定的和谈腹案这件大事向蒋介石汇报。
“有此必要吗？”屈武问张治中。
“这样大的事，必须有老头子点头才行。他虽退居溪口，但力量还在他手中。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签下了协议也没有用。”
张治中和屈武这次到溪口，从气氛上感到与上次大不相同，给人有某种神秘感。有不少人到了溪口，有人露面，有人没有露面，他们好像在干什么重大的事情似的。
蒋介石在慈庵接见了张治中、屈武，态度很冷淡。张把“腹案”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从头至尾仔细地看了一遍，把文稿放下，笑道：
“嗯，我没有什么意见。文白，你这次担当的是一件最艰巨的任务，一切要当心哪！”
张治中二到溪口，为什么遭到冷遇？蒋经国在3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张治中以其即将赴平，特于昨天电呈父亲，要前来溪口当面报告政府所定的和谈腹案。父亲说‘他来不来无所谓’。今天他竟然来到溪口了。父亲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只邀请他游览溪口附近的风景。我对张的理解也很深，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投机人物，一切已经成了定型，所以不愿同他多谈。
张治中的准备投降，我们老早预料到的。他前在南京托人向父亲转陈建议：希望父亲早日‘出洋’。他的理由是：一、可避免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的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四、可以增长见闻。张之此种建议，好像是为共党借箸代筹，不但是毛泽东所乐意的，同时也是李宗仁及其左右所乐意的。”
蒋氏父子对张治中等国民党内远见卓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并不领情。30日，张治中等由蒋经国陪同离开溪口到栎社飞机场。蒋经国还和屈武同车，分手时他对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回到南京时，屈武把蒋经国的话告诉了张治中，张呆了一下，老大的不高兴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要当面质问呀，他父亲说一切要当心，他却说死无葬身之地，这像什么话？”
蒋介石“下野”后，何应钦出任李政府行政院院长。
3月12日，何应钦内阁一成立，李宗仁就让他赶紧组织一个正式的和谈代表团。何应钦为此多次召开会议，并且通过电话和在溪口的蒋介石商洽后，终于在3月底定下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组成名单。团长：张治中，成员：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
正式代表团成立以后，何应钦组织他们和一些内阁成员，一连召开了4次会议，最终形成一个和谈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腹案”内容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家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李宗仁、何应钦等经过反复研究所拟定的“和谈腹案”，实质上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他们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实现其“隔长江而分治”的梦想。“腹案”的两个关键点：（一）就地停战；（二）隔江而治，是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的共同点，蒋介石是同意的。
蒋介石把李宗仁推出前台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以争取喘息的时间，准备凭借长江天险，重整军备，加强防务，待机反扑；而李宗仁在大唱“和平、和谈”高调的同时，也在暗中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和准备。
3月31日晚，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宴会刚一结束，他就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加强长江防线的守备力量。当时参加这一重要军事会议的宋希濂揭露说：
……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12人。会议讨论了下列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10万，在目前形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疆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是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
第三，10个美械师的分配。1948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起150万至200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多方面拼命作垂死挣扎。他于是年10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国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10个师的美械装备（这是郑介民于12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2、3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
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4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兵训练处，在武汉有2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亟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说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领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4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来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李宗仁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狗咬狗的丑态。
4月1日下午2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空中行宫”号专机飞抵北平。成员有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顾问有屈武、刘仲容、李俊龙、金山和其他工作人员共20余人。秘书长卢郁文先一天到达。
这天，李宗仁、何应钦和立法委员们都到机场送行了。这些欢送者在心里希望和谈能够成功，能够得到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这样就可以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天王号”专机在云海中穿行，张治中闭目坐在椅子上，他在心里想着李宗仁的一句话：“死马当做活马医。”
当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黄绍竑提议：“在地面上游北平城不知有多少次了，但总没有从空中看得全面。我建议飞机在城上空绕一两个圈子让大家仔细看看。”
飞机在北平上空兜了一圈后，在西苑机场着陆了。一下飞机，只见迎接他们的人寥寥无几，经过介绍，才知道仅有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副市长徐冰、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显然规格比较低。
张治中和代表们心里非常纳闷：“为什么周恩来没有来？”周是中共的首席代表，又与张治中的关系甚好，代表们在飞机上就认为周恩来一定会到机场来迎接的。
南京政府代表团被接到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下榻。
晚上，中共代表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和聂荣臻，设便宴款待南京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
饭后，周恩来与张治中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
周恩来一开始的态度就十分严肃，质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逼视之下，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问，蓦然一惊，正想加以解释。
周恩来没等张治中多考虑，接着又说：“你这样做法，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所谓下野是假的，而实际上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张治中没料到周恩来对他去溪口的反应如此强烈，仓促间反复解释：“我不能不去溪口，是我自己想要去的，既不是蒋叫我去，也不是李要我去。我所以想起要去，一则想到蒋虽然下野，实力还是掌握在他手上，我们虽然接受以毛先生所提出八条为和谈基础，但蒋究竟同意到何等程度，我不能不摸个底，才好进行商谈。二则蒋虽然不当总统，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我们6位代表除了章士钊，其余都是国民党员，也有义务去看望他，也不好全都去。我是首席代表嘛，只好我去了。三则近来京、沪间一些人纷纷发表言论，提出许多主张，给和谈制造障碍，我去溪口并且在回京后马上发表新闻，对这些人起到威慑作用。”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只能说明蒋还在操纵指挥，说明你们不要真和平，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周先生未免也太挑剔了吧，我去看蒋，这是我们国民党自己的事。”
“但这是影响国共和谈的事。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你们要的是假和平。”周反驳说。
“我受李宗仁先生委托到北平来谈判，当然是为了国家民族实现真正的和平，而不是你们所说的假和平。”张治中说。
“今天在南京发生的流血惨案，就是证明。学生要求南京当局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何罪之有？……文白先生，在率领代表团来北平即将开始谈判时，发生这件惨案，不能不令我们怀疑南京当局和谈的诚意。”周的这番话使张治中无法回答，他表示要用电话联系，查明究竟。
双方情绪缓和下来，谈判进入正题时，南京代表拿不出正式方案。对此，中共早有所料，于是中共方面提议，用个别对话形式，听对方意见，5天内提出成熟的方案。
双方代表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上摸清了对方的底，而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基本就绪，并认为按前方的军情，谈判应加快步伐。
张治中同意如此安排。
此后，双方代表从2日至7日，继续个别谈话，交换意见。在此基础上，从4月8日开始，毛泽东分别会见国民党和谈代表。第一天张治中，第二天邵力子、章士钊，第三天黄绍竑、刘斐，第四天李蒸、卢郁文。
4月8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张治中。
毛泽东一见到张治中，就满面笑容地同他握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时，承蒙你的热情接待。”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张治中来去接送，举行欢迎欢送会，还把全家暂迁他处，将自己“桂园”和服务人员让给毛泽东使用。
这一天，毛泽东同张治中讨论了许多问题。
张治中问道：“如果组建联合政府，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吗？”
毛泽东说：“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今后你们执政，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地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4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黄绍竑、刘斐。
当黄、刘乘坐的汽车来到双清别墅门前，毛泽东已站在屋门外的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毛泽东便亲自来到汽车跟前，迎上来同两人握手。黄、刘二人见毛泽东如此诚挚热忱，以礼待人，不禁想起了昨天晚饭时，张治中对他们说的一席话：“跟毛泽东在一起，你就会懂得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很亲切地问他们：“北平风沙大，气候干燥，你们两个都是南方人吧？过得惯不惯？听说季宽（黄绍竑号）先生心脏病犯了，要好好休息，莫累着了。”
黄、刘感谢毛泽东对他们的关心。
毛泽东又问：“季宽先生是广西哪里人？”
黄绍竑答：“广西容县。”
毛泽东说：“容者，宽纳博大之谓也。前天与文白先生谈，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李德邻先生虽不是容县人，也不必计较个人的得失。”
毛泽东又转问刘斐：“为章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是邻县，是老乡。”
毛泽东很高兴地说：“啊，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黄、刘二人见毛泽东的态度很亲切、随和，顿释紧张。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发动内战的是蒋介石嘛。只要李宗仁这次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黄绍竑说：“李德邻现在搞和谈，有许多阻力。背后有个蒋介石，德公什么事也做不了主。国民党的事都坏在蒋介石这个不学无术的人身上。”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毛泽东接着说：“不过，李宗仁确有难处，他现在是六亲无靠。”
黄绍竑和刘斐听毛泽东这样说，都来了兴趣，问道：“哪六亲无靠？”
毛泽东扳着手指对他俩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起身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刘二人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与二人无拘无束地交谈着，一直谈到午饭开始。
在饭桌上，刘斐就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巧妙地问毛泽东：“主席，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不明白刘的话中意思，如实地说：“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接着又问：“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爱打平和？”
毛泽东立即笑了，连忙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4月3日上午，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黄启汉。
周恩来对黄启汉说：“我们希望你回一趟南京，把我们的几点具体意见转告德邻和健生两位先生。”
黄启汉立即答应。接着周恩来说：“请转告他们：第一，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解放军也要渡江；第二，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应先撤退到花园（在汉口北）以南一线；第三，希望白在安徽让出安庆；第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1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来支援了。”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黄启汉很感动。他于当天下午就乘飞机飞回南京。下午6时住进了傅厚岗69号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见到他后，问道：“北平的和谈情况怎么样？”
黄启汉把南京和谈代表团的活动情况，以及周恩来的一席话一股脑儿地说出来。李宗仁听得很认真，偶尔还露出一丝微笑。他觉得奋斗了几个月的和谈，终于见到了一线曙光。
随后，李宗仁对黄启汉说：“你去武汉看看健生，把和谈的情况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
4月5日，黄启汉在汉口见到白崇禧。
听完黄启汉对和谈情况的一番介绍后，白崇禧把黄领到挂在壁上的地图前，说：“你看看，安庆是渡江的一个要道口，让出安庆就是为共产党军队渡江开了方便之门。”
黄说：“长江这样长，共产党军队要渡江的话，哪里不可以渡？要你让出安庆，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无非是看看你采取什么态度罢了。”
白崇禧想了想说：“这样吧，在安庆驻防的是我们广西部队一七四师，我要参谋处打电报调刘汝明来接防，以避免广西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直接冲突。”
接着，白崇禧又说：“最好共产党军队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多了。”
黄启汉说：“这是办不到的，周副主席说过，和谈期间，共产党军队不渡江，和谈后，谈成也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划区而治，南北分裂，破坏统一，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卷土重来创造机会。这一点谁都看得清楚，共产党决不答应。”
桂系的中坚分子李品仙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
黄启汉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有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说完这句话，黄进一步向白崇禧进言：“最好把我们的部队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
白崇禧沉思一会儿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了。”
黄启汉在汉口的几天，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
就在黄启汉去武汉的当天，又一个“神秘使者”从北平飞到南京。他就是毛泽东向他保证能够安全返回北平的刘仲容。
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几天以后，4月5日午后，刘仲容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一行4人，乘搭由南京方面派出的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离北平，于当天暮色苍茫中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晚，刘仲容单独到傅厚岗官邸去见李宗仁，向李宗仁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4月9日上午，白崇禧得知刘仲容从北平回来，立即飞到南京，了解和谈的最新情况。黄启汉同机回到南京，他没有去白的公馆，而是先到了傅厚岗。
李宗仁见到黄启汉，就问：“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
黄启汉说：“没有什么结果。健生一定要实现‘体面的和平’，实现‘划江而治’，不让解放军渡江。”
李宗仁说：“过江看来不能接受。”
黄启汉说：“这次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商量商量。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也不能犹豫不决了。”
李宗仁听黄的一番话也有道理，他们同蒋介石不一样，蒋在台湾还有一块立足之地，大陆上住不下去，他可以到小岛上去。蒋已经把大量的钱财运去了，可他李宗仁有什么退路呢？李宗仁心想：“要是真打起来，长江防线一被突破，他李宗仁往哪里去呢？”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4人在小会客室里密谈至深夜。第二天早晨，黄问李宗仁：“德公，昨夜商量得怎么样？”
李宗仁的情绪很不好，他冷冷地答：“没有怎么样。”
黄又问：“那调一个师的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
提起这件事，也许触动了李宗仁的某根神经，他立刻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李又说：“就说要调来，我也不能做主。”
4月10日，李宗仁让程思远替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大意说：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事机。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事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未尽之意，托阎百川（即阎锡山）、居觉生（即居正）两先生代为面达。阎锡山、居正原定当日下午乘专机飞宁波带给蒋介石，因天气恶劣，飞行1小时后又折回，第二天才去溪口。
4月11日，李宗仁同意刘仲容再去北平。李说：“你去吧，看毛先生那边是不是还可以再商量，我们要为和谈再作努力。”
1949年4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所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评论。文章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评论继续说：“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
李宗仁听了这篇措辞强烈的广播，犹如五雷轰顶，他的“划江而治”的美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正在李宗仁发呆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进来了，劝慰道：“总统先生不必太悲观吧？据我所知，国防部已经向政府保证，长江天堑至少可守半年；而京沪线作战，也有把握打3个月到6个月。如果贵总统能够真正领导反共战争，我想美援还是继续，而且还要加强哩！”李宗仁闻言道：“实在太感谢了，如果贵国继续大力援助，情况就不同了，说不定我们这匹‘死马’真能‘复苏’过来。”
美国大使走后，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再三，觉得不能太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于4月7日晚11点给北平去了电报。全文如下：
北平。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
四月七日（卯阳）印
李宗仁的“卯阳电”可谓用心良苦，措辞美妙，既表示了“和平诚意”，又为战犯进行了解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给人的感觉，李宗仁在“认错谢罪”，其实，口气之间，已经表示拒绝投降，希望取消八项条件中的第一项。难怪，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夸奖说“这个电稿拟得太妙了”。但是，这样的花招是瞒不过中共眼睛的。
第二天，毛泽东对李宗仁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求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李宗仁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随即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由何应钦出面，于4月9日给张治中发去了“卯佳电”，“卯佳电”根据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要求张治中坚持以下各点：“一、为表示谋和诚意，昭信国人，在和谈开始进行时，双方应即下令停战，部队各守原防。共军在和谈进行期间，如实行渡江，即表示其无谋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于共方；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之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在收到何应钦的“卯佳电”后，无不摇头、叹息。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战犯问题，这一条得不到解决，则和平条款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即使谈妥也无法签订，他们深知国民党已无力再战，希望中共让步，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
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铺开信纸开始给周恩来写信。
周恩来同志：
今天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5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4要员（李宗仁、于右任、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6人都同意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3代表及4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写完信，吩咐机要秘书立即将信送给周恩来。
在同一天，周恩来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交国民党方面，并通知当晚9时开正式会议。
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去溪口，劝蒋出国，到北平以后，更痛感蒋的留居国内，实为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又再去信，痛陈利害，摘录如下：
“……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复得。纵以钧座英明，亦万难特此腐朽集团重新提振有所作为也。倘吾人知彼知已，即以吾党北伐时期北洋军阀腐溃失败之经过事实而益可证明。职是之故，唯有钧座痛下决心，放下一切，毅然决然放下一切。能如是，则腐朽集团经受剧变之深刻刺激，唤起淘汰作用，产生新机，将来尚有重新提起之一日。而不然者，将使失败之中遭受更大更惨之失败，而无复再振再起之可言。此实从任何方面冷静观察，皆为必然之情势与现实，摆在吾人面前，显而易见，决非张大其词，危官耸听之意也！
“前与吴礼卿先生到溪口时，曾就两个月来大局演变情形加以研究判断结果，认为无论和战，大局恐难免相当时期之混乱，而钧座虽引退故乡，仍难避免造成混乱之责任，此最大吃亏处，亦即最大失策处，惟有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为最有利。……职素以吾人应拥护领袖成功不拥护领袖失败为言为志，倘今此建议仍不蒙钧座采纳，而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也彻底失败不止。今请再将往者一切失败经过作一检讨，昔日一切建议献策者孰是孰非，无不晓然，目前之情势，岂非铁的事实证明乎？
这封信是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的，蒋阅此信，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改弦更张之意。
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和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4月13日早晨，周恩来向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晚上9时，正式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边分坐双方代表。代表后边各放3张小桌子，坐着双方列席人员和记录人员。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宣布开会，然后，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了说明。
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以周恩来、林伯渠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4月1日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双方代表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美蒋求和的阴谋彻底破产。
这是我党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和谈会上发言
接着，周恩来又对《协定草案》各个款项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张治中发言。他表示愿就中共所提出的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案。
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举行第二次会议。
4月14日，南京代表团经过一天的研究，提出了40余处修改意见，提出一个修正案。张治中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当晚，张治中把这个修正案交给周恩来。
第二天，4月15日晚上7时，周恩来把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并定当晚9时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会议。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张治中问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严肃地点点头，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也好，干脆！”
接着，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团用两个小时时间研究最后定案。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说明。他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但无论签或不签，到本月20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将立即渡江。”
周恩来最后的宣布，令国民党代表团个个心惊震荡。
张治中缓缓地站起身，说：“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如果是这样，我们代表团同仁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和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
说到此，他略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是谁非，谁得谁失，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
张治中关于“兄弟之争”的一段话，模糊了国共争战的实质，与共产党人的立场格格不入。
对此，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立即起身反驳。他说：“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20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如果说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周恩来还说：“昨天文白先生已说过，要把我们提出的最后稿子带回南京，说服南京当局，但愿能如此，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因此，我必须在这个协定的文本以外，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的问题，还再提出几点。”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五点补充意见。
第一点，人民解放军就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说在协定签字之后，永远不再有内战，而不是说在协定签字之前，就可以宣布停战。但有一个临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南京代表团到了北平，而代表团诸位也是南京政府中主和的人士、热心和平的人士，这是我们素来知道的，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意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过江。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第二点，为了保证协议签字以后有效实施，我们必须渡江接收。这一点，已经口头的、书面的和文白先生说过，就是要在长江下游的扬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昌、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8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管这10个县的地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的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敢于称兵作乱的，我们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
第三点，至于其他地区，像刚才所提到的苏、浙、皖、湘、鄂、陕、陇东等地如何接收，那就要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下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那么为了要协同讨平它，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受约束在这10个县份之内，我们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动作。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共代表团所提这一和平协定定案的回答，我们愿意等到20日。
说完了5点补充意见，周恩来又说：“有许多朋友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时候是很硬的，不过我们也是根据原则性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是从四面八方讲敷衍，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最后，周恩来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张治中对和谈协定，当然已经无法再说些什么。周恩来的讲话，在他看来，意味着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作了最后通牒，这与顽固分子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他预料南京政府不会接受这个协定，但是他还是发表了自己的想法。
张治中说：“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其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会议于10点20分结束，正式会谈也告停止。
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40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与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解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
4月16日上午10时，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请示。他们步下飞机时，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人正翘首迎候在机场。
在南京、在溪口，为时两天关于《国内和平协定》的讨论，在国民党内，在蒋、桂两派之间，不啻引起一场大地震。国民党政要人物的嘴脸都得到充分展示。
黄绍竑走进总统府官邸客厅，刚一落座，白崇禧便一把将文件抢到手，坐到一边看起来。黄只好先向在座诸位大略介绍和谈情况。当白崇禧看完后，“吧”地将文件拍在地上，怒气冲冲地指着黄绍竑说：“真难为你呀，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说完拂袖而去。
第二天，桂系集团要员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时，又指责黄说：“季宽，你们走时，明明带着行政院讨论过的‘腹案’，你们在与中共谈判时，为什么要违背这个基本立场？这哪里是和平协定，简直是投降协定！张文白怎么这样糊涂？这个协定没有什么讨论的，他们要过江，就打！”这时候，白崇禧已得到蒋介石送给他的黄金，他已完全倒向蒋介石死硬派一边。他狠狠地说：“我就不信，共军能插翅飞过长江！”
4月19日，国民党中常委讨论会在国防部会议厅秘密举行，会上将对和平协定做最后的决定。会议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以及几位部长，还有刚从太原逃出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会议。但是，白崇禧却引人注目地缺席了。
黄绍竑首先作和谈情况介绍的报告，话刚讲到一半，吴铁城就拍案怒吼，反对签订和平协定。
吴铁城慷慨激昂地说：“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平不能离开中常委那个和谈的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自和对方讨价还价，这是不应该的。”他气势汹汹地质问：“宪法乃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保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子的国家？！”
国民党元老、屈武的岳父于右任则声泪俱下地说：“我活到如今，想不到会碰到这种日子，真是欲哭无泪！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努力太不够，太不够了！多少年来，一个革命的政党反而变成革命对象，这已经使人痛心！而今日之下，面临紧要关头，受到中共绝大压力，承认固然不可以，不承认又没有这个力量，到了这个地步，上不上，下不下，进退维谷，简直使我痛心之极！”
于右任一番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有的人哭泣，有的人跳脚，有的人长吁短叹，有的人破口大骂，大家都为“上不上，下不下”的处境悲伤，秘密会议乱成一团。
这时，外交部长朱家骅站起来说：“各位，事到如今，还是请多动动脑筋吧！签字吧，蒋先生不会同意，我们这里人也不赞成。不签字吧，北平方面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不同意，那个反对，唯一的结果就是再拼一下。然而，再拼一下的结果又将如何呢？”
朱家骅悲怆地发问，又使会议陷入沉默，谁也能料到，但谁也料不准再拼一下的结果会如何。最尴尬的是代总统李宗仁，会议开了4个多小时，他一直枯坐着，一言不发。不过他能说什么呢，又有谁能听呢？
再争吵谩骂下去于事无补，主持会议的何应钦也算聪明，及时打住，他总结道：“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中常委关于和谈声明的。共方协定的前言，全属对政府和本党的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对于这个协定，我的意见不能签，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
何应钦已经做了结论，但他不忘将李宗仁一军。
李宗仁被将得目瞪口呆，张口不得，但身在其位，又不能不表态，只得硬着头皮说：“我没有回天之力。是战是和，我无能为力。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决一死战，那我也没有办法。”
和谈已到如此地步，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他当上了副总统，便打起了和谈的旗帜。关于和谈，他心中有自己的算盘。他认为美国支持他求和，蒋介石也表示不妨碍他搞和谈，因此他把和谈的价码摆得很高，对和谈的期望寄予了非分之想。
4月17日，张群携《国内和平协定》文本飞往溪口。
蒋介石坐镇溪口，敏感地注视着北平进行的国共和谈。北平和谈进展情况，南京李宗仁的一举一动，蒋全都了如指掌。为使北平国共和谈纳入蒋记轨道，迭电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军负之。”
张群到了溪口，蒋介石阅罢《国内和平协定》，气得暴跳如雷，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蒋介石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临时会议，并邀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参加，由孙科听取吴铁城关于和谈经过及中共提出《国内和平协定》与政府复文的报告后，通过国民党对《国内和平协定》决不能接受的声明，并即电达李宗仁、何应钦。
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长于天放举行记者招待会。
有记者问：“和谈前景如何？”
于天放说：“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
有记者问：“广州方面和南京总统府对《国内和平协定》持什么态度？”
于天放说：“广州方面和南京方面的意见，现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憋了几个月的蒋介石，终于强硬地行动起来了。他把南京的李宗仁撇在一边，命令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给前方将领打电话，部署最后一拼：
“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一定守住长江天险！”
“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告诉胡宗南、宋希濂，西南半壁就靠他们支撑了！”
“告诉孙立人，新兵训练加紧进行，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蒋介石恶狠狠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也发布了一个命令，即4月21日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独立。”
4月22日，蒋介石约李宗仁、何应钦举行杭州会谈。
会上，蒋介石问李宗仁：“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回答说：“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布置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李宗仁随即提到3个月来的教训，对蒋表示：“和平方针既告失败，请示蒋总裁复职。”
蒋介石声言：“今日只讨论时局之政策，不涉及人事之变动。”一句话将李宗仁搪塞过去。
蒋介石提议在中央常委会之下设“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介石当主席，李宗仁当副主席，今后党的重大决策，先提“非常委员会”决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在座诸人都附和蒋的提议，似乎事先已有默契，李在当时不便反对，但后来到桂林后始提出异议。
杭州会谈对当前时局及政府今后政策，作出下列决议：
（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唯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
（二）在军事方面，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挥。
此外，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23日从南京迁往广州。
会后，李宗仁飞返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