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深圳产业的发展几乎从侧面折射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从以“三来一补”作为产业结构的起点，经历了“跨越式”的演进，高新技术迅速崛起，持续增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或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形态不断产生。2010年，深圳又提出新的三大支柱产业：生物、新能源、互联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世纪80年代低端廉价劳动力的南下深圳，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孔雀东南飞”飞进深圳的外资企业、国内外500强企业，2000年后，人才进入深圳热门行业、企业的艰难，2010年，深圳的产业转型又出现了“拐点”，这次，深圳“抛弃”了那些劳动力、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1998年，郭台铭选址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并设立了鸿海精密有限公司，当时他说，“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并且，他肯定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他的预言实现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万人的工厂集群。
但是，2010年的夏天，这个庞大的“代工帝国”却要从这片风水宝地迁离。搬迁并不是“一时冲动”，“12连跳事件”、“加薪事件”只是事态发展的催化剂。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据《第一财经周刊》所述，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李金明曾在那个时候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是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间，富士康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大部分转移地周围都有富士康大客户的工厂。
2010年8月，当河南省郑州市，几乎每个小区的门口都被贴上了带有富士康名字的招工通知，街上到处是“富士康招工报名咨询点”的横幅时，深圳富士康的神话渐渐落幕。
富士康的迁走，往小里说，就像2008年一期《21世纪商业评论》中所言“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而从大环境谈，就是深圳在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的背景下，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这个改造就是将低端产业迁移，把土地和资源配置给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21世纪经济报道》中的一位深圳本地城市规划专家指出，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反而会制约深圳产业转型及城市发展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深圳市政府在面对富士康工厂的搬迁问题上，没有表现出强力挽留的态度。”但是，深圳政府“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随着富士康的内迁，深圳的产业升级之路又往前跨了一步，这一切相应地也将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转变。
早在富士康之前深圳福田区就开始了“工改工”之路。以前福田分布着大大小小30多个工业区，多是以制衣、五金机械、建材、电器、汽车修配等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制造业，以农民劳务工为主。但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产业升级转型展开，数以千计的企业大量外迁，经过产业置换，通信、网络、软件、芯片设计等高科技研发企业成为这里的主角。入驻的65家企业几乎清一色为科技企业，企业员工高达2000多人，其中博士38人、硕士165人、本科1553人。
除了“工改工”外，类似的还有“工改商”和“工改文”的转变。“工改商”样本就是将著名的“华强北”电子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工商混合区，改造为“中国电子第一街”；而“工改文”就是将以前充斥路边排档、杂货铺、汽修五金的一片简陋的旧工业厂房打造成田面创意产业园区，其中包括10位排名世界前50位的设计大师的工作室。
这一系列改变，被誉为“成就了福田的产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转移，人口从数量型向素质型转移的变化”。深圳目前的人口已经开始超负荷，通过深圳的产业改革可以看出，未来的深圳将通过收缩底端劳动力来调整人口结构。就像宋丁所分析的：“深圳产业调整升级之后所带来的变化,对深圳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低端的人才在深圳待不下去,而高端的人才留了下来。比如IT行业,腾讯、阿里巴巴这些大公司的总部都选择设在深圳,人才的竞争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应该说,深圳的人才结构更加专业化和定向化了。”
过去30年，深圳本土诞生了一批明星企业，包括招商、平安、中信、中兴、华为、国信证券、比亚迪、腾讯、华润、博时、万科、中海、金地、凤凰传媒集团、华侨城、中集集团、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中航集团）、金蝶、富士康、鸿富锦、茂业、天虹、三九、创维、康佳、TCL、迅雷、朗科、飞亚达、迈瑞、方正、万基、海王星辰、爱普生和长城等等，这些企业有不少已经跨入全球500强企业，也有正准备跨入500强的企业，有更多企业也是中国500强。
这些企业甚至成为过去20多年，无数中国大学生投奔深圳这片热土的动力。当然，这些企业为年轻的、追求梦想的大学生也提供了一方大展拳脚的舞台。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他们的用人特点也很明显：
一是，偏爱“名牌”。据统计，1999年深圳接收市外毕业生1万多人，其中博士生有218人，硕士生2200人，本科生7783人，其中，市外毕业生绝大部分来自于清华、北大、复旦、南开等名牌学校和一批全国重点大学。名不经转的院校毕业生很难得到深圳用人单位的认同。此后，深圳引进人才的层次逐年提高。就像《2002记录深圳：当学习成为一种“深圳病”》所调侃的“10年前的深圳，站在国贸大厦，一板砖砸到的10个人，有9个是经理，一个是副经理。2002年的深圳，你可以想象到的是，站在地王大厦，一板砖砸到的10个人中，有2个博士、3个硕士、4个学士，还有一个正在参加自考”。
二是，人才专业主要分布在理工类毕业生，尤其是计算机、电子、通信和竞技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占极大比例。相较而言，文史类毕业生中，除外语、法律等少数专业的高学历毕业生外，其他人很难进入深圳。1999年深圳接受的毕业生中，文史类仅占5.9%。
很明显，这些企业正是深圳曾经的四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物流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代表。现在，这些为全国大学生提供职业机会的企业也将面临深圳产业转型提出的更高要求。
2010年5月31日，深圳提交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高新技术和金融产业提出核心创新中心的新概念，并特别指出，更进一步提高金融对经济服务的能力和贡献率，而会展和文化，也要“做大做强”。对于深圳产业布局的调整，报告里用了5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核心竞争力、高端化、总部型、低碳化、集群化。
而未来实现这个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极”就放在了互联网、新能源和生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专家查振祥解读了四大产业和三大产业的关系就是“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支柱产业是现在，是基础，而三大产业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深圳新的支柱产业。据《南都周刊》的报道，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中，三大新兴产业的产值规模最初设定为8500亿元，按照2015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5亿元的目标来计算，仅这三大产业所占的比重，就超过了GDP总量的一半，而即便是报告最终采用的6500亿的设定目标，五年后，这三大产业在深圳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超过40%，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为了推动这三大产业的发展，深圳政府也将提供“钱、地、人”的全方位服务。其中，在人才引进上，措施规定将优先支持新能源企业、科研机构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流动站或创新基地，对正常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工作站或流动站予以一次性50万元资助、创新基地予以一次性20万元资助，博士后级别的个人还将给予10万元资助。而分别落实到三个产业的吸纳人才政策上分别是：“鼓励互联网产业创新人才、创新团队来深圳创业，参加深圳市举办的全国性创业大赛。在本市经认定的互联网企业连续从事研发工作1年以上的创新人才，根据其贡献程度，给予一定的资助。”“鼓励新能源产业人才申报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认定，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学术研修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深圳大学城等在深院校开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相关的专业。”
一直以来，深圳对四大产业的人才需求一直保持旺盛势头，而高新技术企业的需求差不多占深圳毕业生需求总量的一半。现在，大力发展三大产业的政策出台，未来的人才需求也有可能会重新“洗牌”。
广东（广州、深圳）在企业形态上与北京、上海有很大的不同。广东企业多以民企为主，北京是以国企居多，上海则是外企搭台。民企不如国企的“后台”硬，同样，也不敌外企的资金雄厚。企业的性质直接关系着人的工作状态，在民企居多的广州与深圳，人所面临的竞争相应就会高于待在国企与外企。
如今，广州与深圳的机会已经远不如从前，再加上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要求更高，竞争就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