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涨，读炊（ceu，阴去声）账（zeng，阴去声）。意为真是气死人。例：“食碗面反碗底，问你吹涨未？”（忘恩负义小人一个，请问你是否被气死？）人总是会生气，外省人一张口就是“气死”了，而广东人的“吹涨”好过“气死”，但“吹涨”本身也非常不过瘾。例如，房价上涨的速度也和广东造楼的速度比拼，房价涨得离谱，人也就被“吹涨”了，但又无处发泄——买不起，连租都成了问题。
2006年，一深圳网民根据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改编的这首《房价之歌》，入木三分地唱出了无数深圳买房者的心声：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有多少房价在自由地上涨。
昨天已忘，风干了好房，我要和你重逢在没房的路上。
房价已被牵引，质落价涨，有房的日子，远在天堂。呕也，呕也，呕也。
谁在呼唤，行情多长，挣钱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
东边割肉，西边喂狼，一摞摞的钞票，就送到了银行。
在房价沧桑中，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让房价降降。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30年前，深圳的原住民只有一些农民，但是，截至2010年5月，深圳总人口已经达到1450万，其中，户籍人口246万。同时，美国《福布斯》杂志也公布了全球人口密度最稠密城市排行榜，深圳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位列全球第五，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拥挤”城市。比起上海的13400人/每平方公里及北京的11500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都要高出一大截。
就在这个由移民创造的城市中，“居者有其屋”对外来人口都是一种无法企及的奢望，除了需要面对房价火箭式的增长速度、搜房网统计出的新房均价深圳NO.1，还有深圳原住民坐享CBD“豪宅”、香港人投资深圳房产、海归享受政府住房优待等一系列住房隐性竞争。
同样，广州打工者的住房境遇也十分堪忧，北京有唐家岭蚁族，广州也有石碑村职场新鲜人。这些在深广的打工者就像美国新闻人李普曼曾描述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现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稳。这个世界很大……我们像风中的垃圾一般随风飘舞。”
2010年7月，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知名房产学者王锋的一份报告让人不禁为之一怔，报告中指出：目前占深圳常住人口26%的户籍人口住房条件很好，原住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388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达99%；但是，占全市常住人口74%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及未纳入统计的近400万非户籍流动人口居住水平却极差，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10平方米和6平方米。这与原住居民相比，分别相差了将近40倍和60倍！目前，深圳共有住房4.04亿平方米，仅城中村私房就占到了总量的42%左右，达1.7亿平方米。
这些拿着城市居民身份证的“都市农民”，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内地淘金者的蜂拥而至，纷纷“围田造房”。从此，一本万利。
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岗厦村片区约有15万平方米，其中409户人家就建了580栋楼房，几乎全部用来收租。当时，一位化名文福贵的农民随着潮流在自家三间瓦屋上加建起了二层小楼，二楼3个房间就专门用来出租。后来，村里的房子越盖越高，文福贵原来的二层小楼，又变成了7层楼房。这幢楼四周方正，就像一座碉堡。除了一条楼梯，所有空间都被分割成了一个个房间。整栋楼共有45个房间，每间每月租金在800到1200元不等，文福贵每月就坐地收租约5万元。
2008年，深圳福田区政府开始对岗厦村实行拆迁，这些曾经的“包租公”、“包租婆”此时又有了新的身份——亿万富翁。按照政府给予的拆迁补偿标准——住宅公寓每平方米补偿1.28万元，商业物业每平方米补偿2.38万元，文福贵家的7层楼房，每层200平方米共计1400平方米，补偿金额已近2000万。实际上，这笔补偿金额在岗厦400多户原住民中只能位列中游。对于村内的“名门望族”，补偿甚至接近亿元。一片旧楼倒下去，一批富豪站起来了。
“非深圳户常住者与深圳原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相差近40倍，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种现象折射出住宅制度存在缺少公平和财富分配不平均及住房分配上的不公平性，暴露出中国户籍制度的弊端和地方保护主义。可想而知，在制度或规则不公平情况下，非户籍人口的住房条件很难得到改善。”著名房地产营销策划专家谢逸枫对此现象如是解读。
得益于“近水楼台”以及未来深港同城的发展路径，港人一直偏爱在深圳置业。据置业国际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5月份，港人在深圳购置物业约达5000套。
以港人的收入水平，在深圳购置物业并非难事。他们在深圳的置业目的无外乎：投资、出租、备用。据香港中通社2010年1月21日报道，“香港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港人于去年购买深圳物业作出租投资之用的比率达30%，创下历史新高”。在三十年前，香港人被深圳商人称为“水鱼”（别名甲鱼、王八），看到香港人就好像看到了钱。而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现在是香港人看到深圳人就像看到了“水鱼”，看到了钱。所以，香港人在深圳投资买房的热情逐年高涨，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李小平说：“从2000年以来，香港人每年都会10%以上的增加比例，到深圳来置业，现在已经占到深圳商品房供应比例的15%-20%，而且购房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
就像从事外贸行业的香港商人骆先生，他在深圳福田某小区一次性就购买了十余套小型公寓。他说，“一套4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我买的时候每套总价不到40万元，就算十套400万，价格也只够在香港港岛买一套房子的钱。”现在，这些单身公寓每个月都在给他带来数万元的租金收益，“如果出售的话，价格几乎全部翻倍了。”
除了深圳原住民与港人在深圳房产市场的先天优势，对于意在提高深圳竞争力的政府来说，他们也更乐于在住房上照顾海归人才。
就像《天下无贼》里黎叔的一席话：“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但是，“过去人才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已发生变化，面对内地城市的竞争，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已相对弱化。”其中，由于高房价等问题带来生活成本剧增成为深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曾在美国生活将近10年的曾凡(化名)博士2008年选择回国发展，凭着在美国的积蓄，2009年9月，她在深圳买了一套自己并不满意的商品房，售价16500元/平方米，还不带小区。曾凡说，这是她在美国没有想到的情况，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带游泳池、花园的小洋楼房价在三十万美元左右。然而在深圳200万元，只能买到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而相对于国内的收入而言，月供负担很沉重。
为了消除像曾凡这样高级海归的担忧，深圳政府从均价超过3万元／平方米的“首地容御”豪宅区购置一批“保障房”，并将其中的348套房提供给“海归”高级人才。
显然，这隐含了一个大前提：“海龟”比“土鳖”更优秀。这种做法，相当于用政府有形之手，降低了“海归”的竞争成本，使得本土人才在还没有开始竞争时，就已经处于劣势，这相当于对他们的排斥。
如果你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港人和海归，那么，即便你勉强称得上“白领”或“中产阶级”，在深圳和广州买房、租房都是生活中的“一座大山”。
2007年时，在深圳一家报社工作的吴芳准备和男友结婚。当时，他们四处看房，希望在结婚前把这个重大问题给解决了。刚好那会儿深圳有房交会，他们便兴冲冲地跑去了。在房交会拿到展会的地图，粗粗浏览一遍，吴芳发现：参展的楼盘，只有一个位于深圳的二线关内。其他的要么是在关外的，比如龙岗、布吉，要么就是在房产商宣传的“一小时生活圈”里，比如在东莞、惠州、珠海、中山，等等。
这些房子确实比深圳的便宜不少，比如惠州的一个大型楼盘，有山有水，据说开盘价仅6000元一平米。“在深圳1万多买公寓，还不如在惠州买套别墅！”吴芳的男友说。“好呀，周六跑过去，打扫卫生，然后周日回来！”吴芳反唇相讥。嘴上这么说，吴芳也在想：“我们真的会住到惠州去吗？”每天在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往返就是3个小时，回到家已经天黑，什么山山水水都看不到，万一再遇到堵车……吴芳想想都觉得头大。
在深圳租房住已经快6年的吴芳，一直把居住地到工作单位的车程控制在30分钟以内。她算了这样一笔账：住到惠州去，每天在路上多花2.5小时，按一个月20个工作日算，一个月多50小时，一年多600小时，相当于25天。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年少了一个月，12年就整整少了一年！
还是立足深圳吧！吴芳和男友直接冲向他们之前就商量好的片区，发现房价又涨了！科技园南区，1.6万-1.8万；就连离市中心比较远的西丽片区，一个不知名开发商的小楼盘，没有任何环境优势、区位优势，开盘价据说也将在1万以上。
再去关外看看，宝安中心区一个楼盘的二期正在发售。宽阔漂亮的小区花园，法式装修的样板房，每套房里赠送的十几平方的入户花园……处处都在“挑逗”着吴芳。
看完后，吴芳亦喜亦忧。喜的是，吴芳的男友2005年买的同一楼盘的一期，当时单价是7000元，现在中介的挂牌价已经是1.2万元。新发售的二期，单价最低的1.3万，最高的达到2万。二期开盘的当日，已经卖出了80％。忧的是，宝安尚且涨成这样，关内的楼还不知道会怎样？
万科“第五园”的三期前些天开盘，吴芳他们也去看了一下，现场人潮如织。在小区门口吴芳遇见了以前的同事，他买的一期，那时候是1.3万，而一年之后的三期，开盘2.6万，单套总价最低500多万的“庭院别墅”听说已经卖出了70％。吴芳和男友感慨：“深圳的有钱人真多啊！”
但是，吴芳他们的收入也不低啊！吴芳年薪将近10万，是个白领，她那做贸易的男友也已经有了上百万的积蓄。对他们来说，买房尚且是件困难的事，那些工薪阶层的夫妻，面对现在深圳动辄上百万的房子，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安居梦呢？
对于买房，吴芳的朋友意见不一：
有的人说，现在股市好，人家都在把房子抵押贷款来炒股呢，买什么房子呀，先租吧!
有的人说，现在不买，等下去，还会涨！
有的人说，现在房价的租售比（每月租金与房价之比）已经高达350甚至400，远远高于国际上200的平均水平，说明房价已经远远脱离了实际的住房需求，还是租房合算。
有的人说，2008年奥运会开完，房价肯定跌，等那时候再买吧！
吴芳和男友非常困惑。一个地产中介对他们说：“中国的房价以后究竟怎么走，连经济学家都说不清楚。”后来吴芳在网上说，“我经常想，我只是想买套房子，和亲爱的人一起，就一直住着，简简单单生活，也不管房价是涨还是跌。可这样的要求怎么也这么难以达到呢？”
买？还是不买？在2007年的5月，对许多像吴芳一样憧憬着未来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个问题。
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这3年来“安居乐业”的人又有了什么新故事呢？
小姚和老公是“博士+硕士”的家庭组合，年薪合计20万。两人结婚3年，工作也只有3年，存款不多就打算买个两房：70万元总价，月供3000元左右。
“我基本上是怀着憧憬看房，揣着失落回家。如果说4月份的房价还不算过分，那么现在的房价简直就是离谱。我们打算要小孩了，百分百的刚性需求，但现在我坚决不买房。”小姚说，用六个字形容看房全过程——惊喜直降失落。
小姚和老公工作地点在深圳的两头，一个龙岗，一个宝安。就买房地点两人就讨论了无数次，最终决定还是在宝安中心区买。“因为是过渡房，想着要换，宝安中心区升值空间要大一些。当时也觉得龙岗太破，没多大潜力，但现在也就能买得起龙岗的房了”小姚说。
确定买房区域后，两人开始零星看房“当时二手房成交不景气，但价格也不便宜，我们顶多算是凑个热闹。一套两房当时要80万左右，感觉还是贵了点，中介挺热情，三天两头打电话来。”小姚说。
在小姚印象中，中介推荐的房子一套比一套便宜，是2008年6月份开始的事情。她关注的富通好旺角两房，在8月份时有一套放盘价才7800元/平方米。“当时我被憾到了，这样算的话，我买一套90平方米的小三房也就70万左右。但身边所有朋友都劝我不要买，那时候房价一个劲地跌，身边没一个人出手买房，尽管房价其实已到预期。”小姚说。那套房一周内就卖掉了。但后来中介也不断推荐一些价格还不错的房子，基本都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房价在那个时候最心动，中介、业主的态度都好得不得了，可惜我们错过了。”小姚说。
春节回老家之后，两边的长辈都开始念叨买房的事情，两人也计划今年要小孩，不得不再回头看房。但此时的楼市今非昔比。“春节后我们租的房子要出售，72平方米挂牌71万，后来有买家出到70万，业主没卖。一周后业主挂牌78万，再过一周挂牌80万。看得我们心惊肉跳，这市场到底怎么了？”小姚说。随后她亲自看房也验证了这一点，2008年8000元/平方米的两房一年里噌噌地涨到11000元/平方米，当初的预算已完全不够用。“我们只好被迫往西乡方向转移，甚至重新考虑已被排除的龙岗区。”小姚显得很无奈。
这不仅仅是吴芳和小淘的经历，对于多数的深广白领而言，他们都普遍感觉到“收入不见涨、房价不见跌、租金却暴增”。
2010年，转眼房贷新政已经出台两个多月了，人们期待中的房价下跌迟迟没有到来，反而近期租赁市场暗流汹涌，房租急速上涨。
住在岗厦的女白领小赛就遭遇一波涨租冲击。
某天，她收到老公的短信，说“房东今天来电话了，要涨房租，从2500涨到2800。”
看到短信后，小赛心里一沉。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她，和老公、自己的父母住在岗厦福华新村的一套小两房里，已经有一年半了。
虽然房子在一楼有些潮湿，客厅里的地板年久失修，斑驳的痕迹看上去比房子本身还显老，洗衣机总是半夜发出巨大的轰鸣……但小赛还是习惯了岗厦附近的配套。出行不必说，地铁就在家门口。除此之外，对于小赛这个贪吃佬说，周围的美食之地也不少，没事去附近的四川豆花吃个川菜，或者是去东北虎来盘酱排骨，都可以让她把工作中的不愉快抛到九霄云外。
考虑到现在住所的诸多方便，即便要涨300块钱，小赛还是决定在买房之前先住岗厦了。
小赛被涨的房租还算靠谱，更有甚者，一日之内，涨了600元。海王地产海文分部的高级经理尹延庆就举了他经手的一个例子：“在深圳大学周边某个小区有一套58平米的房子，房东委托给他们代理出租时最初的开价是2600元/月，当天便有租客看中该房并交了订金，谁知房东在了解近期租赁市场概况后，马上把价格提高到2800元，后来又再次临时变卦，涨至3200元。这套房子虽然一天内涨了600元，但最后还是成交了，那名租客由于之前的房子到期，不得已搬到宾馆住，现在遇到这套合适的房子，也只能接受3200元这样的价位。”
对于这些勉强承受上涨房价的人来说还能“死守”阵地，但是一大批孤军作战的白领已经开始被迫转移——从商业住宅小区到城中村。
沙头出租屋综管所所长陈定强告诉《深圳晚报》的记者，“上沙里面住的不全是一般的打工仔，一些白领也选择把住处搬到这里。粗略统计，整个上沙居住的白领有30%以上。”他说，“对工资收入在五六千元的白领来说，租商品房动辄两三千元，同样大小的房子，在上沙只需1500元左右，他们何乐而不为？”福田保税区和天安数码城内的不少白领都愿意到上沙租房。
但是，现在连上沙村这样的农民房也开始跟风涨租，迫使居住在该区域的一些白领也萌生去意。刘小姐便是其中一位。刘小姐在天安数码城内一家手机集成公司任部门经理，2008年时在上沙租了一套月租为700多元的房子，2009年底房价已经上涨到了900元左右。如今4月和6月房租又分别被涨了100元和50元。她说，自己已经委托朋友到龙华去租房，“听说那边单房也就500多元，已经有不少同事在龙华那里租了房。”
在深圳，白领被房价、房租“驱赶”，飘摇无着、居无定所；在广州，原来为年轻人提供梦想栖息地的138个城中村同样也开始被拆除。“那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潮湿的气息和人体的味道，夜里会有妖艳的女子出没，人们操持各种方言，每一扇窗户下，都有一个年轻而不羁的灵魂。梦想在这里孕育滋长，也在这里破灭沉沦，搬走的人再也不想回来，青春的印记却已经烙在心头；这里不是假象，却一样有深深的乡愁。”一个曾在杨箕村住了5年的外来者，在得知杨箕村即将被拆后，写下如此伤感的文字。
同样，刚把家安置于五羊新城的谢小姐在杨箕村被拆搬家后也一直不停地向朋友抱怨：“一个单间要1200元/月，而一房一厅更是要1600元/月。你说，我的租房成本提高了一倍，这怎么活啊？”
谢小姐2006年时毕业于汕头一所大学，毕业后的她进了天河的一家软件公司做文员，刚开始时谢小姐每月只拿到1000多元的底薪，天河那些高楼大厦动辄两千元以上的房租对她来说无异于“天价”。在师姐的介绍下，谢小姐与师姐的同事在离天河只有咫尺距离的杨箕村合租了一个单间，当时租金只要500元，分摊下来每人只要250元，加上水电费差不多300元左右。“当时真想不到能在离天河北这么近的地方租到这么便宜的房子，每天只搭一程车上班。”谢小姐强调：“不用倒车，这样交通费也就省了一笔。”哪知，才安稳了不到四年，杨箕村的拆迁导致了谢小姐的租房成本直线上升。
谢小姐坦言，与普通商品住宅小区相比，杨箕村的居住环境显然不能说好，对女孩子来说还有治安的担忧；但其最大的好处则是租金低廉，对刚来广州的外地人而言，却也是一个极好的栖身居所。而且其好处是外来的年轻人可以聚集在一起，成为互相帮忙的伴。自己现在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且拿到4000多元的月工资，但是，住房成本也随之上涨，抵消了加薪部分。
目前，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步伐不断推进，以往以租价低廉的城中村房子为依存的外来打工族确实面临严峻的考验，尽管目前尚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显示有多少外来打工族或者是大学生在城中村居住。但有一个可参考的数据是：按照越秀区房管局拆迁前的相关数据显示，杨箕村里蜗居着至少4万外来人口，即使是以三口之家为单位，那也有1.3万多户人是租房子的。那么，再加上以往已经拆迁的猎德村、林和村，以及同样步入了拆迁改造步伐的冼村等等，市民对低廉房屋的租赁需求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刚步入社会、没多少积蓄的年轻小白领到底该在哪里寻得一个栖身之地呢？
也难怪，从城中村的老房子里传出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会让人更加动容：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阳光洒在地板上
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一个房间有最快的网路
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
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
一个房间住著朋友和他的爱人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我们晚上不睡觉
白天在床上思考
小狗在屋里奔跑
度过完美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