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的两个姑姑在黑龙江萝北县莲花泡子插队，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却见过一个从那儿来的“土匪”。
老关是知青点的编外人员，形象憨厚，个子矮锉，双手平时喜欢塞在袖子里，小眯缝眼，好斜眼看人。我见着他的时候自己还小，是他跟着技术员来北京采购机器，就借宿在我们家。听见家里大人说，这老关人挺好，就是喜欢半夜起来遛弯，喝酒。姑姑捎信提到过这事儿，让大伙儿别奇怪，他就这毛病。
这样对老关很好奇。有一星期天早上，一家人要去公园，老关看见了，眯缝着眼睛说——别出去了，今天下午暴雨。
大人看看天色，碧空如洗，看看报纸，天气预报上什么都没有，于是说出去看看，不行再回来。
老关两腮皱出两条很长的纹路来，不再说话。
中午到公园，开始起风，忽然乌云四合，一点钟，大雨倾盆而下。那一次我们只好在中山公园卖冬菜包的饭馆躲了俩多钟头。这事儿被我也在那儿当知青的姑夫知道，随口道：“老关啊，他会看天。”
以后谈到诸葛亮呼风唤雨，老萨就忍不住想起老关来。
老关其实跟诸葛亮一点儿都不像。上世纪70年代，他一个月挣六十多块，单身一人，绝对是富户。可是一发工资先去买酒，一块五一斤的地瓜烧三十斤。一天得喝一斤酒，剩下，每个月吃七斤粮食，熬粥，想喝了，就来一碗。其他的，喜欢食堂的下水之类，他也不挑，加点菜帮子，加点酱油盐，炖炖吃的就满香。
老关的正式工作是看场院，零下三四十度，别人形容撒尿得拿棍子随尿随敲，他呢，裹一大棉袄能在野地里睡觉，安生得很。
那时候老闹苏联特务，萝北在中苏边境上，一班子知青被当武装民兵训练。不时地，团部派他们跟着一个武装部的干部去江边巡逻——其实就是趴在那儿看有没有越境特务。有时候还有演习。老关不知道啥关系，团部也让他去，还有一支短枪。
知青们偷偷说，越到半夜，老关的眼睛越贼亮贼亮的，这人，邪。
有一次，正趴着，忽然“砰”的一声枪响。惊惶中有人发现，老关正在吹枪口上的烟。
大家都是空枪，他怎么有实弹呢？！
武装部的干部很客气地跑过去，正要问话，另一翼的女民兵班有人惊呼。细看，就在女民兵们旁边的榛子林里，摇摇晃晃站起一只豹子来。那豹子步履僵硬，如同打摆子一样哆嗦着往前走，倒腾了不几步就一头栽倒在地。
此时，对面的苏联边防站已经警铃大作，探照灯四射，闪光中，隐约看见豹子的一只眼窝已经成了个黑窟窿，正往外淌血。
事后，有人说老关原来干过抗联，问到团部，团部说什么抗联？老关哪儿干过抗联？他说过他是土匪啊！
可是忽然就有人来外调，听那意思是让老关证明一个大干部的历史问题。我那姑夫是保卫干事，旁听。历史问题如何已经不记得了，就记得老关说，抗联的战士，好多不是战死的，是冻死的。
不屈的证明——东北抗日联军使用过的密营，一旁，日军讨伐队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他们难免奇怪这些中国人如何能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下来。
“鬼子飞机在上头飞，不能点火，你一有烟讨伐队就跟上来。没子弹了，打不起。”
“快冻死的时候，会觉着特别热，就开始扒衣裳，抱树，嘴里嚷嚷热，那个时候，怎么地都没救了。”
“一个连十六个，死剩我一个。走到蘑菇头，有老乡给我一口袋生高粱米，告诉我军长死了。”
“我把枪埋了，往大林子里头走。”
“就在林子里搭个马架子，那口袋高粱米吃了一冬。”
“我种地，自己种自己吃。有人来我就往深山里走，越走越深。军长说了，打死不能当叛徒。”
“我问他们，今年是哪年啊。他们说，1947年啦。我说鬼子走了吗？他们说鬼子都投降两年了啊我的老哥，我的老哥啊。说完了他们抱着我，那个哭哦。”
那一天，所有在场的人，一夜未眠，都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
老关说的，应该是真的，他当过通信员，认识于天放。早年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于天放视察农场，他一个敬礼就让于天放认了出来。那一天，看场院的老关和原来的抗联六支队政委愣是谈了半宿，酒瓶子喝空了又去打。第二天，于天放走的时候，老关没出来送，听说，是让他跟着走，老关不干。
第二天，外调的人走的时候，红着眼睛的姑夫试着问：“你不是抗联吗？干吗跟人家说你是土匪？”
老关半晌不说话，板了脸转过身去，看着天说：“我没当叛徒，可我怕死，我把枪埋了。抗联没我这一号。军长说了，怕死不当抗联。”
姑夫说，他没敢看老关的脸。
刚进上世纪80年代，老关就死了。因为这个原因，老关到底是抗联还是土匪，再也没人去弄清。
老关是脑出血，刚刚六旬，人说是喝死的。没留下半句遗言，只是早几年跟人说过，说他活到这个岁数，就是白饶的了。
老关说的军长，大号汪雅臣，报号“双龙”，1941年战死在五常县。老关在林子里，种了六年的地。
东北沦陷十四年，老关没当过一天的亡国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