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中，第一个留下姓名的牺牲者，是一名警察。
警察目光中的怒火显示着他们心中的不甘
9月18日夜，在沈阳的日军一面围攻北大营，一面进攻沈阳城。北大营守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但市区的警察人员，却在担任警察局局长的黄显声将军指挥下主动进行抗击，和入城的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展开巷战。战斗进行到午夜，黄显声见沈阳周围各处要点均为日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才率队向锦州方向撤退。战斗中双方互有伤亡，警察部队颇有损失。但因预有准备，撤出沈阳的警察部队败而不乱，很快退向锦州方向，与当地驻军共同布防。
根据当时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来看，“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警中最早被确定身份的牺牲者是当时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士高曙光。“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有一名中国新闻记者孙华三冒险外出查看事态，正看到倒在街头的高曙光，于是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并根据附近民众的证言在其上标识：“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孙华三于十九日冒险摄峰公志”。
第一个牺牲的人（高曙光）
日军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兵力调动频繁，但整个东北军系统，在面对巨变之时普遍毫无准备，只有黄显声的警察系统进退有序。是日方的行动太过隐蔽吗？
其实，东北军方面预先早已得到大量日军可能发动事变的情报。如此说来，这种毫无戒备似乎很奇怪，仔细想来，事变前后东北当局高级官员的心态颇值得玩味。他们不但没有加强戒备，反而纷纷在关键时刻“脱岗”，比如讲武堂校长周濂中将、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中将、帅府卫队负责人荣子恒等，“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都不在岗位上。这或许是巧合，但更大的可能是，一边是不抵抗的命令，一边是日军不断寻衅，东北军留在沈阳的指挥官们都知道要发生事情，但都没有对策，只好以这种方式逃避责任——得不到上级支持，他们对独立抵抗日军毫无信心，不欲作无谓牺牲。而一旦出事，缺乏警惕疏于防范和明知日军入侵却临阵脱逃很明显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前者显然更容易得到从长官到舆论的原谅。在得到张学良“避免冲突”指示后，事变当夜，东北军参谋长荣臻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北大营第七旅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看似荒唐，却说明了当时这些东北军将领极端尴尬的处境。
只有黄显声不顾不抵抗的命令，积极备战，反而以最小的代价把部队带了出来。他领导的警察部队后来成为义勇军的最初骨干力量。
东北的警察中，组织抗日的不在少数，有的虽然不如黄显声将军那样坚定，但最后以死殉国的结局仍然值得记忆——比如，这位原桓仁公安局长徐文海，曾经在抗战中一度叛降日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重新举旗抗日，在战败后被日军从飞机上丢下摔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原有的警察系统遭到极大的破坏，日军沿铁路线进攻，收缴各地警察武器，部分警察不得不缴械投降。但由于黄显声预先在部分警察队伍中做了工作，未在第一时间被日军缴械的东北警察多携武器投入抗日斗争。东北的14年抗战中，许多抗日领袖都出身于警察。例如，桓仁县公安大队长郭景珊、临江县公安大队长徐达三、辑安县公安局长林振清、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等，均举起义旗，在东北各地奋勇抗战。抗战的东北警察部队指挥官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邓铁梅。
1931年10月下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活动。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组成八个团，曾夺取凤山县城，在辽南三角地带给日军造成重大困难。1934年5月，邓铁梅由于身患重病，在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亲属家中养病时不幸被捕。1934年9月28日，邓铁梅因坚贞不屈，被杀害于伪奉天陆军监狱，时年43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其中就有邓铁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