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期满后，我决定回家一趟，自从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回家过。我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妹妹生活得怎么样。
我领到了见习期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我那一连串暗访的工资，工资的数额让我惊讶，那是我这两年来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也远远超出了我对自己工资的预测。
拿着这些钱，我买了一部最低廉的手机，诺基亚3310，是已经被淘汰了的款式，当时的价格是780元。这款手机我现在还用着，每当我在公众场合掏出手机的时候，总能惹来一些好奇的目光。然而，手机的功能只要有两种就足够了：打电话、发短信。而这款手机的这两种功能都还能使用，我又何必更换呢？手机就像情人一样，最初的，最有感情。
至今还能记得我买到手机的当天，就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村口商店的老板喊来了母亲，我拿着手机对母亲说：“我有手机了！”母亲在电话中说：“什么鸡？”我说：“是手机。”母亲责怪我说：“你不好好工作，养鸡干啥？”
刚刚买来手机的那几天，我总喜欢在人多的地方炫耀，装模作样地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眼睛的余光望着别人，看别人是否在留意我的手机。可是，当别人的电话铃声响起来，别人手中多了一个款式更为新颖、色彩更为艳丽的手机的时候，我就自惭形秽，赶紧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手机装进口袋里。
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手机，一部真正的手机，走在大街上，口袋里硬硬的手机磕着我的胸腔，给我一种坚实的感觉。我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感觉自己也是“有机一族”了。
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很久都没有经历过了。
然后，我在超市里疯狂购物，我给母亲买了衣服、鞋子。这些年来，母亲的衣服有些是自己做的粗布衣裳，有些是亲戚送给的旧衣服，母亲的鞋子都是自己亲手纳的布鞋。我一定要让母亲穿上崭新的“料子衣服”，在母亲的眼中，的确良、凡立丁、涤卡就是最好的“料子”，她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些“料子”昂贵得多的衣料。我还给母亲买了很多好吃的，开心果、杏仁、鱼皮花生等等。这些东西母亲从来没有吃过，母亲从来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费一分钱。
我还给妹妹和弟弟买了衣服，弟弟从小到大都穿着我穿剩的衣服。小时候，他经常哭着向母亲要新衣服，母亲总是说：“以后有钱了，你要几身就买几身。”然而，我们家总是没钱。弟弟上初中的时候，他一位家里条件好的同学送给了他一件穿剩的夹克，弟弟喜欢得不得了，春秋两季，光身子穿夹克，冬天的时候，棉袄外套夹克。一直到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他还穿着这件已经失去了本色的夹克。
妹妹的衣服总是很肥大，母亲经常说：“娃娃正在长身体，衣服做大点，明年后年还能穿。”然而，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妹妹的个子长得很慢，所以，她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妹妹穿着袍子一样的衣服去上学，经常遭到那些坏男孩的欺负。那时候，妹妹经常会哭着来找我，我一见到妹妹被人欺负，就飞奔过去，将那些坏男孩打得鸡飞狗跳、四处逃窜。多年后，妹妹还会回忆起这些经历，还会流泪。
然而，我却无法给父亲买衣服了。
站在超市男装的柜台前，看着那些笔挺的西装，我多想给父亲买一套，可是，父亲已经不在了。
记忆中的父亲只有一件夏装、一件冬装。夏装是一件白色粗布汗衫，冬装是一件蓝色中山装。父亲再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更别说西装了。
我又来到了超市的书柜前，看到那些精装本的四大名著，又想起了父亲。父亲一生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没有上过学的父亲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进而能够通读这两本书。在农村，这两本书籍也是最流行的读物。
父亲一辈子不知道阅读了多少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说话的时候也经常引用这两本书中的句子，他在村中被认为是“文化人”。
记得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出版了第一部书籍，我高高兴兴地拿着这本书让父亲阅读，想从父亲口中得到赞赏。没想到，父亲读完后说：“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父亲提供给我的文学标准居然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我不服气地说：“在中国所有的作家里，都没有几个人写的书能比得上三国和水浒。”
父亲说：“那你就好好努力，也写上一部三国或者水浒。”
此后，我不敢骄傲，不敢懈怠，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我站在书柜前，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决定买了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知道，这是送给父亲的最好的礼物。
这个季节，南方还是鸟语花香，而北方已经天寒地冻。
我坐的是慢车，而慢车往往人最多，因为车票便宜，慢车的车厢里几乎都是农民工的身影。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两天两夜，站得浑身的骨头都板结在了一起，站得一动就会倒下去，站得头昏眼花，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才终于到了家乡所在的省城车站。
然后，火车转汽车，汽车转三轮蹦蹦车，才终于来到了进山的简易公路上。
那天，家乡在下雪。妹妹和弟弟穿着臃肿的老式棉衣，袖着双手，瑟缩着身体，站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已经等了我半天。弟弟看到我，一把抢过我背上的包裹；妹妹看着我，高兴地笑着，眼泪却流了下来。
我们沿着山路回家，寂静的山道上只有我们的身影，雪花落在山峰上，落在枯草上，悄然无声。我们沿着弯曲的山道，走到了山顶上，坐在一棵柏树下休息。那时候背着玉米面馒头和红薯上中学的时候，每次都会在这棵柏树下休息一会儿，再起身接着走路。家乡树木极少，每座山上仅有的几棵树，长成了什么样子，这些树的名字，很多年后，大家都能记得。
那棵柏树下有一块青石板，大小能够坐下两个人。十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青石板是这样；十多年后，我从南方的繁华大都市回家路过这里，青石板还是这样。这块青石板，被每一个山里上学的孩子都坐过。每一个从山里走出去的孩子，都会记得这块青石板。
从山顶向山下走，天已经快要黑了，我接过了行李，自己背在肩上，弟弟走在前面，他弓背含腰，袖着双手，像个小老头儿。我问：“你怎么腰弯成了这样？”弟弟笑笑，没说话。妹妹在后面说，弟弟现在腰弯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初中辍学后，就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耕地拉粪，播种收割，都是弯腰的活计。后来，他在县城蹬三轮车，现在在建筑队做小工，干的都是弯腰的体力活。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弟弟的腰身。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回到家的时候，没有见到母亲，妹妹打开院门，我走了进去。
我看到了屋檐下的圈椅，那是父亲经常坐的圈椅，父亲一回到家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此刻，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坐在圈椅里，手中捧着书籍，仔细阅读着，神情很陶醉。每次从田间地头回到家中，父亲放下农具，喝口水，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认真地阅读所能找到的书籍和报纸。
妹妹说，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把这张圈椅放在屋檐下。这张圈椅没有再挪动过，也没有人再坐过。
我从背包里拿出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放在圈椅上。我在心中默默地说：爸爸，我回来了，我给您带来了您最喜欢看的两本书。
夜已经很深了，门外刮起了寒风，风呼呼作响，带着尖利的啸声，像在抖动着细长的铁丝。雪已经下了一尺多厚，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房屋，都是一片白色。在雪光的映照下，四周的景物朦朦胧胧。不知道谁家的狗突然叫了两声，声音低沉，像被冻住了一样。
我问：“村子里怎么这么安静？”我小时候在村庄生活，记忆中的村庄非常热闹，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夜，也常常会有吆喝着去打扑克的声音、巷道里呼儿唤女的声音、明亮的灯光下传来的猜拳行令声……而现在，村庄异常寂静，寂静得让人心悸，寂静得就像一座坟墓。
妹妹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种地赚不到钱，很多土地都荒芜了。现在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前几天，根生伯‘老’（死）了，都找不到抬棺材的人。”
我惊讶地问：“根生伯怎么就会‘老’了？”
妹妹说：“是啊，他只比爸爸大一岁，万灵伯也‘老’了，半年前‘老’的。”
我突然感到异常悲伤。根生伯和万灵伯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母亲还没有回家。妹妹说，母亲去了教堂。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信奉基督教了，“村子里，信奉基督教的人很多。”
妹妹给我热了饭菜，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吃完了饭，母亲还没有回来。妹妹说，今天是周末，母亲每周的这一天都会去教堂，雷打不动。
一直到了夜晚十点，母亲才回到家，与母亲一同回家的，还有村中很多老太太。
母亲的头发中夹杂着很多白发，皱纹也比过去多了。母亲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说：“我娃回来了。”母亲的手上满是老茧，像树皮一样粗糙，是被各种农具磨成这样的。
同村的老太太挤进了房间，房间一下子显得很逼仄。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上帝，让我娃平安到家。”另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另一只手说：“我娃能平安回来，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我突然觉得这些看着我长大的婶子们、姨娘们，变得很陌生，变得让我无法相认。但是她们说得很真诚，她们的眼神和神情都很真诚。
我无法理解，我的这些可亲可敬的长辈们，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长辈们走了后，妹妹给炕洞里塞了两捆花杆，炕面一下子暖和了起来。我们脱掉鞋子，坐在炕上聊家常。
我们说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突然就会爆发出笑声，而笑声过后又会流下眼泪。小时候的日子太苦了，我们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母亲坐在炕角，一言不发。然而，我每次转身看母亲的时候，都看到母亲在悄悄抹泪。
我问母亲：“您怎么就信耶稣了？”
母亲说：“耶稣好啊，耶稣能救苦救难。”
我问：“耶稣怎么救苦救难？”
母亲说：“耶稣说，受苦人死后都能进天堂，现在受点苦就没有啥了。”
邻村的教堂是一年前盖起来的，神父不知道来自哪里；但是这个神父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让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母亲说，村中的老人们，都有一半信基督。
母亲还向我讲起了很多新奇的事情。村中某某的爷爷得了癌症，医生说让回家等死，信了基督，癌症居然不治自愈。村中某某家两口子经常闹离婚，信了基督，两口子好好过日子了……
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人有了精神寄托后，心情就会好，心情好了，一些疾病就会不治自愈，而且，癌症正是戾气郁结形成的。基督教劝人行善，两口子都想行善，自然就不会吵架了。
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了父亲，母亲找到了精神寄托，她有了很多教友，她不会再忍受孤独了。
妹妹说，村中有很多鳏寡老人，儿女出外打工，信奉基督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追求。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说到了凌晨三点才休息。我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睁开眼睛时，已经到了早晨九点多。
这是我这两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次，没有做梦，没有任何生活压力，也不用考虑工作的事情。我睁开眼睛，跳下炕头，感觉自己就像一辆加满柴油的拖拉机，一踩油门就能突突奔跑起来。
雪已经停止了，太阳出来了。太阳照在皑皑白雪上，就像残阳映照在水面上，一地霞光。屋檐下开始融冰了，长长的冰溜子吊下来。几只麻雀出来觅食，在雪地上走出一长串的“人”字。村道里有一群孩子，戴着棉手套和棉帽子，比赛着谁能够在雪面上滑得更远。
我准备好糕点和香烟，准备去看望根生伯和万灵伯，突然想起妹妹昨晚的话，他们都已经‘老’了，我心中一阵伤感。
根生伯和万灵伯如果在世，今年都不到60岁。
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三个人无话不谈。
那些年里，他们三个人都“扎耱条”。这种职业现在已经消失了。
扎耱条，就是把枣刺砍下来，倒提在手中，用斫刀把枝枝蔓蔓砍掉，只剩下主干，这就是耱条。枣刺在很多地方叫荆条，杂生，一般长在沟边埝畔，影响庄稼生长。这些耱条捆扎在一起，拉到集市上去卖。需要的人买回家后，把耱条一根根圈在一个“曰”字形的木框中，这就成了那些年农村人经常使用的耱。
西北苦寒，庄稼都是一年一熟。每年秋季，庄稼收割后，需要犁地，地犁完后，还不能种庄稼，需要平整土地，这时候就需要耱了。耱地的时候，前面有牲口拉着，后面有农夫手持缰绳控制着方向，中间放在地上的，就是耱。耱的上面往往坐着一个孩子，或者放着一块石头。牲口拉着耱来回走一遍，土地平整了，才能播种。
“犁耧耙耱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吆车能打回头鞭。”这是对农村技术能人的概括，如果能达到这些，就是农村里的“能行人”，就是庄稼把式。这句格言在西北农村流行了几千年，而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在扎耱条。一直到我上了小学高年级，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父亲才停止了扎耱条。从这以后，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农民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母亲说过，父亲整整扎了八年耱条。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当初父亲扎耱条的一些事情。母亲说，每次父亲回来，都会蜷缩着手臂，手指僵硬，凑到煤油灯前说：“我手上有刺，你给我挑挑。”母亲问：“哪里有刺？”父亲说：“满手都是，你看看，看到哪里有，就挑哪里。”母亲拿出纳鞋底的大号针，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一个一个挑出来。挑完了刺，父亲才能端起饭碗吃饭。
还有一次，父亲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手臂上都是血。母亲问：“这是咋了？”父亲说，他在砍枣刺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上面有一个马蜂窝，一群马蜂追着他叮咬，他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时候，父亲每次出去扎耱条，身上都会带着一个盐水瓶子，就是挂吊针后剩下的空瓶。空瓶子里装满水，放在布袋里，布袋里再放两个馒头和蒸熟的红薯，这就是父亲一天的食物。北方的夏天异常炎热，气候干燥，父亲喝完了盐水瓶子里的水，就只能到处找水喝。有时候，在背阴处找到脸盆大的一洼水，就喜不自禁。西北太干旱了，这一洼水常常能引来很多动物。狼、狐狸、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蝎虎、蚂蚱、蜘蛛……水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父亲将水面上的脏东西漂到一边，用手捧起来，喝几口。
关于父亲扎耱条的所有故事，都来自于母亲的讲述，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他总是说：“过去的都是好年景。”
父亲将耱条背回家后，趁着月光，将耱条放在木墩上，用斧子将耱条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这样，耱条就显得笔直整齐。然后，他用麦秸秆拧成的绳索，将耱条捆扎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数量一样。然后，统一藏在窑洞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每逢阴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这天凌晨，根生伯和万灵伯就会来到我家集合，估摸时间到了，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他们一人拉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满了耱条。父亲的耱条上铺着麻袋，麻袋上睡着我。我的身下压着书包，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耱条，都不会算账，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只能依靠公鸡报晓。家中养了一只来航鸡，很漂亮，它被当做钟表来用。根生伯和万灵伯家都没有养公鸡，所以，他们每次卖耱条的时候，都要在我家集合。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得很早，就在屋子里的窑底抽烟，万灵伯抽旱烟，烟味很浓，根生伯和父亲抽用纸卷成的烟末，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炮烟”。我朦朦胧胧醒来了，听见母亲说：“鸡还没叫头遍呢。”根生伯和万灵伯说：“让娃再睡会儿，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耱条的时候，我都会睡一路。那时候我很小，很贪睡，蒙眬中听见父亲说：“躺好，要下坡了。”有时候，要上坡，父亲一个人拉不上去架子车，就说把我叫醒，让我下来。根生伯和万灵伯说：“叫娃睡，甭叫娃。”他们帮着父亲把架子车推上坡顶。
卖耱条的那个镇子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耱条的人很少，很多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卖耱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没有人愿意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们的耱条。那时候还是生产队，不敢过多要价，价格差不多了就卖。这一车耱条，也卖不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卖完耱条回家的时候对母亲说：“今天万灵卖好了，赚了30元钱。”这30元钱让父亲激动不已。
卖了耱条，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父亲就走进公社食堂里，向厨师讨要一碗热面汤，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让我吃，而他们，则吃着带来的冷馍。那些馍，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麦面馍。
记忆中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有一次，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挪不开脚步，口水直流，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老板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递给我，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才学会识字算账。那时候，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耱条，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那时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买耱条，想买几捆，一捆多少钱，我就马上从书包里拿出铅笔本子，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很多人都羡慕地说：“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父亲就骄傲地说：“我娃不但会算账，还识字呢！”
那时候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是父亲的骄傲。
我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扎耱条了。”根生伯说：“真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是笑。
此后，他们再也不扎耱条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三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谁家有事，另外两家都会鼎力相助。多年的患难岁月，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后来抱养了亲戚家一个女孩。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女孩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书面语言叫入赘。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万灵伯家的大女儿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可是学习一直很差，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我听到父母私下里商量，想把妮子介绍给我，让我们定娃娃亲。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去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写着这样一副标语：“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要媳妇”？
而现在，父亲走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都没有活过60岁。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夺走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是谁？
根生伯和万灵伯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他们和父亲一样，一直没有钱看病，也一直舍不得花钱看病。那时候，一场感冒就会带走全家一年农作物的收入，更何况这些没来由的病。根生伯是胃癌，万灵伯是食道癌，父亲是骨肉瘤。他们有了病后，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而又严重缺乏营养，造成了身体亏空，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父亲，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却无法留住。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老天爷要收人，谁也没有办法。我娃甭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