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如今她已成为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等著名山头的总称。因她创造了显赫战绩，培育了无数英雄，代表着80年代中国国魂而受到亿万人民的景仰，这是她当之无愧的！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几个大山上参加过进攻战斗的，以后在各山头及其间隙和它的两翼几千里漫长而荒芜的边境线上长期守备的部队，论战斗之频繁、论环境之艰苦恶劣，论战果之丰硕决不下于这几个著名山头。和其他部队比，人家打一阵子，是轮换着的，而他们是十年一贯制，虽有调动，但总离不开边防，上千的阵地，战斗无时停歇，流血牺牲也无时间断；他们的干部，有连续蹲猫耳洞七年之久的，他们的战士，有服役三年从未进过有墙有盖的房子的；我去过他们的阵地，虽然建设得大为可观，今非昔比了，但许多人依然是风餐露宿，在最简易的掩体里度过大部分时日。有的走路时腿都变形了，他们的模样令我也难相信这全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
我原来偶然想到的这本书名《南疆3000昼夜》很使他们高兴、感动，认为这书必是专写他们的。确实，“3000”昼夜的见证是他们，唯有他们！
由于有另几位同志应诺写我这个部分，后来他们因有其他任务，尚未完成，我只好将我蜻蜓点水式的采访记录抄述几段，以表达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他们是谁呢？云南省军区所属的守备部队。
——龚文进（团政委，已确定转业）
离队前，很高兴你们来，很愿作一次回忆。
我当兵二十年，在好多部队、几个兵种待过，我看数边防军最苦，边防军里又数这几年守卫中越边境的部队最苦。
过去，我们一直把越南当“同志加兄弟”，以为我们的友谊会“永世长存”，摆在这一线的部队好长时期都以支援越南抗法、抗美为主要任务。我们天天讲、时时讲国际主义，讲我们是越南的坚强后盾、可靠后方，直到越南反华排华，我们仍没想到要打仗。多少年，我们对越南有边无防，连巡逻也不巡逻，连简单的防御工事也没有。
现在，全线都建成了坑道与堑交壕相结合的基本配套的永备性工事，边防战士不再在山上当“野人”。我说我们有多苦多苦，你现在不易看得到实景了。但也只是近一两年来才得到改善的。
我们不知修了多少里地下“长城”！现在你到阵地上去，在坑道、掩体、台阶……蹲下来细看，你会看到每块石头、水泥砖上有战士们的汗斑，有的还沾着他们的血迹。成千上万吨施工物资器材——风镐、油料、水泥、钢筋、钢钎、大锤、推土车，都是战士们双肩扛上去的。
越是最重要最紧急的工程，越受越南人注意，因而在那里施工也最危险，战士们一面挥汗如雨地劳动、一面还得随时防止敌人炮火袭来。
有的地段雨水多，地质复杂。老实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懂建筑的专门人才，材料供应也不那么充足。工事修好了又被敌炮炸塌，雨水冲塌，不明不白坍塌的事常有发生，也不知埋下、砸伤过多少人。
有个战士，十七八岁，坐在雨水冲塌的工事前哭，哭得两脚不住地踢蹬，就像闹着要什么的娃娃！可他不是闹着要玩啥吃啥，是为他们班几个月的辛劳白费了哭，为没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哭，为边防建设的大事哭。
我问明了他的哭因，我也哭了。他奇怪：“政委，是不是全团塌了很多阵地？”我搂住他，和他脸贴脸，泪伴泪，说：“不，我是为你哭，为你这么早懂事感动得哭，为我们军队有你这么好的青年高兴得哭。”
我们团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座大坟山，这一座座楼房、水泥地、石头台阶、大操场都是这几年我们边打仗边修建的，是干部、战士们一镐镐地开出来的。
原来我们团部是在河谷地上搭起一片牛毛毡帐。
说到住牛毛毡帐的苦，我给你讲个例子。我在阵地看到一个连长带着他三岁小男孩一块住猫耳洞，我狠狠批评了他，他还没说话，孩子哭了：“伯伯，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问孩子为什么？他说：“家里有耗子，耗子看着我，我怕！”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孩子所说的家，就是牛毛毡帐。这个连长爱人是个售货员，她上班了，就只好把孩子锁在家里。那地方耗子确实多，牛毛毡被它们咬得千疮百孔的。那时，孩子也跟着我们遭罪呵！据说这个三岁孩子听觉最灵敏，敌人一发炮，他最先喊：“爸爸，炮！”最先钻进猫耳洞！
八十年代，恐怕世界上再也难找像他这么小就能辨炮声的孩子了。
大家都住牛毛毡，外地的家属来了，常常是找不到地方让她们住，而阵地上的干部也下不来，怕阵地出事。怎个办？把家属送上阵地，猫耳洞内庆夫妻重逢！部队上笑话性快板不少，其中有句叫：“你打你的炮，我睡我的觉……”还有：“一天分四季，两里走半天……”等等，虽俏皮，但贴切。
在一般人想象中，守备部队大概就是守卫，其实我们照样拔点，打进攻战，许多阵地是我们自己收复的。我们有个军委命名的“边防钢七连”就是进攻战中打出来的。老山作战，七连为保障左翼安全，在逼近敌人的一个高地上潜伏七天，后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又参加了八里河东山进攻战。他们的战功有材料，也有报导。但材料、报导里写不出我这个政委在看到他们时心里涌动的感情，七天七夜的敌前潜伏，不说别的方面忍受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单看他们每个人一身都肿了，头脸成了个大蜂窝——被虫虫蚂蚁咬的，我到现在也说不出当时心里的滋味。
我们还有个一等功榴炮连，7.12反击敌人大反扑，每天打出几千发炮弹，被称为“炮兵之最”。一喊停止射击，一个个倒下了。堆积如山的炮弹壳旁是罐头，没人动，不是他们不饿，是连开罐头的力气也没有了。指导员王惠毅，常年在炮阵地指挥作战，身上无伤，但却是个废人了，他不仅听力不行，连正常男人的功能也丧失了。医生集体诊断结论是：长期劳累紧张过度……
我们还出了个龙伟，他负了伤，顺坡滚向雷场，又多处负伤。他住院时，我们报了他“滚雷英雄”。命名快批下来了，他知道后，坚决拒绝，说他是失脚落坡，不是有意滚雷。我觉得，他的这一举动不亚于他真正滚雷所能展现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有个昆明兵，来队130斤，走时105斤！欢送会上，他说：我舍了25斤肉，值得！同志们不要以为我指的是换得了一个工作安排——原先我确实为这来当兵的，现在我认为我换得来了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信心，对于今后生活里我没有吃不下的苦，克服不了的困难的信心！同志们，告别时，让我脱下帽子，向军旗三鞠躬吧！我感谢部队！从心里感谢！
我也将离队了，我也将学习这个战士的作法，在我走的那天，向全团战友深深三鞠躬。我要说：同志们，我感谢你们，你们给了我充分信心，对我们党倡导的改革必然成功，我们四化建设定能完成，我们的人民一定能走出困难，冲破价格体系风险的信心，因为我们有像你们这样的忠于人民的千千万万的战士！
——吕江增（某守备团营长，当年“红卫兵”）
在驻麻栗坡守备团，我们刚好碰上从北京来的一个慰问演出团。演出结束后，慰问团长提议部队歌手登台表演，于是全场同志同声喊起“二营长，二营长！”一个很精干的军人健走上了舞台，唱了几只歌，全场欢欣若狂。他唱的也许比不上训练有素的专业歌手，但他表达出的军人气魄与豪情，我觉得是许多专业歌手不可比的。剧场效果可以说是这次晚会的最高峰——那位慰问团长也是这样评价的。
第二天，这位二营长坐到了我的面前，话题是从唱歌谈起的。
我从小喜欢唱歌，谁问我将来干什么，我连答几个：唱歌，唱歌！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读高中一年级。它很快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懂得”了，唱歌演戏的没有几个“好人”。
我当了红卫兵，还选成了一个头头。
1971年我开始觉得闹来闹去没好大意思，就当了兵。开始在团、分区宣传队，后来宣传队解散，我下连当兵，不久就当了副连长，1978年从军事学院回来，上级一直不分配我工作，后来被告知，由于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打伤的人至今还住在医院，决定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处理转业。后来又要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不好，党藉都难保留。
我哭了，说：“我有教训可吸取，参加过对老师的围攻起哄，但我没打过人。”我也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该让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承担责任！全国多少大人物，大学问家，有几个当时站出来说一声：孩子们，你们错了，受骗了……现在都站出来了，指着我们——就是他！而且，也不会没有人夸大自己受害的事实，想捞好处……”
领导拍了桌子，大骂了我一通。
我感到委屈，只认为在劫难逃了，我准备了冲锋枪，压满了子弟，准备干掉那些不让我说话的人！
好危险呀！幸喜，一个领导找我谈：你别激动，我们准备派人去调查，不能凭一封揭发信就下定论。
我至今感谢这位领导，他一句话救了我，也救了好多人。
很快调查清楚了。当时我们边防团属德宏军分区。分区结论是：与本人所写情况汇报（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误，所以不写检查，只写汇报）一致。吕江增参加过当时遍及全国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并任队长。未发现别人揭发信中列举的行为，不予处分，不转业。
我很激动，很高兴。1979年4月部队开到老山这边接防，我一路歌声。
接防不久，连长触雷牺牲，我当了连长。
连队守在一个河谷间的1175.4高地上。高地很陡，从山下背水到山上要一个半小时，下来只要15分钟。下面闷热不透风，湿度大，山上大风呼呼，晚上冷得人打抖。一座山都是露岩地，没有土，到处是快刀石，想找个坐的地方都不易。
高地前两面山上都是越军，最近距离50米，他们说话吹哨都听得到。1979年打仗，这个方向没打，我们刚来时，彼此都相安无事。
后来我们去布雷，被越军打死两人，一个叫高永年，他掩护大家撤退被手榴弹炸伤，等我们把他抢救回来再送下山，他的血已流尽了，死在战友的背上。
从此，越军露头我们就打。中间是密林，看不见，只要树林摇动我们就猛打。越军向我们喊：解放军，不要打嘛。我们不理他。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当然也不敢露头。
越军嘴上喊不要打，其实是麻痹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洞子里唱歌。哨兵报告：“敌人！”大家都静下来了，我叫大家使劲唱，同时指挥大部分人钻出洞，绕到敌人后面去。快出发了，我故意大声喊：唱什么，睡觉了！
可惜，在我们离敌人还有20米的时，一个战士蹬响一块石头，被敌人发现，吓跑了。
后来我们自编了一个快板叫三十七计——唱歌计。
在这个地方我们守了五年。正如一个拍电视的记者所说：一般人住五天也受不了！
就说喝水吧，每天每人一杯水，只供喝。什么洗脸漱口全说不上。为什么水这么珍贵，因为全连分散在几个点上，每个点有那么多哨位，只能轮流分出一个人背水，一人一天背两袋，每袋25公斤，一袋分给大家，一袋给炊事员。炊事员用水的原则是，先淘米，澄清后再洗菜，洗了菜的水给大家洗碗。
由于长久不洗衣，大家的衣服都成了油亮油亮的。不洗澡，皮肤上结了一层垢泥，可以一块块揭下来。
轮到党员、干部背水，要求至少背三趟，也有背四趟的。不是一袋25公斤吗，怎不能一次背两袋？不可能！许多路段是陡崖，沿崖打上桩，吊上线，得攀援着上下，还有几处断崖，用几根木头搭了天桥，很窄，又倾斜，不小心，就得掉进深谷底去。
景颇族孙勒腊，是我们连三排长，一贯以身作则，他背过两袋，还爬得很快，但没到地方，身子卡在一个树杈上。战士们以为他开玩笑，装死，走近前才发现他昏过去了，将他摇醒，他还要背，战士说：“排长，得了吧，创造这个纪录，体育界也没这个项目。”
倾盆大雨天，就是我们阵地的节日。大家都脱光了，洗澡，洗衣。什么都拿出来接水，脸盆、钢盔、塑料布……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不生病的。普遍的是皮肤病，阴囊炎，走路都得叉开腿，坐下就扇裤裆。副连长李世荣一直在顶峰，得了面部神经麻痹，脸歪了，就是不下来。有个阵地，一次得流感，全病倒了，哈尼族战士张德学一人站岗，背水作饭。
还有自然灾害。一天晚上，哨兵听见了轰轰声，马上鸣枪告警，大家忙钻洞——帐棚都搭在大石上，石下挖空作防炮洞。在洞内，只听得外面山摇地动，出来才知道是山顶滚下一块大石，压倒了帐棚，砸断了床板。
有一天，雷雨交加，一个大炸雷劈下来，在帐棚外淋雨的几个人没事，在帐棚内睡觉的几个人被掀到了床下。副指导员在写信，只觉得身子一麻，钢笔掉到地上，回头见战士罗正雄还在睡，便骂：扯鸡巴蛋，快起来！拉开被子，才看清他卷缩着身子，一脸乌青。他死了。
还有泥石流。先是大风，把帐棚吹跑，接着暴雨冲刷下半匹灰山崖。战士们站在及腰的泥水时坚守阵地。那天一个拍电视的正好在，拍了半夜，什么也没拍上，原来有泥巴糊住了镜头。
我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写进你的文章？如果你写，请不要忘记代我向昆明三中的老师表示个意思：他们过去的学生吕江增，在校时年幼无知，对不起他们。上级说他没有责任，但他心里至今很悔恨。他在阵地上守了五年，不敢言功，只能说是对老师们的教育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报答，必要时他还将毫不犹豫付出生命报效祖国人民！请老师们原谅他……
——徐德安（干事，原任连指导员）
（他确实是个文弱书生，戴眼镜，单瘦、轻言细语地……）
我1981年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在教导队任教员。1983年底随领导去五连蹲点。那是个赫赫有名的连队。由于连长调走，工作呈下降趋势。我向一同蹲点的政治部副主任要求，让我到这连队当指导员，保证半年之内把工作搞好。当时已听说要在那一带拔点作战，五连地处最前沿，又是要点，估计打起来定是两军必争之地，会有一场恶战。副主任听我一说，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怎能把个秀才作当头炮！”他这一说，我更起劲要求，宣传科长要我立军令状，我真当场立了一个，保证如何如何。副主任同意了，送了我一套政工条例。
我在五连任职一年多，经历了它最艰苦激烈的战斗时期，人生难得有军旅生涯，当兵也不易遇到打仗，我为有这段经历感到高兴。这个连守八个阵地，当然主峰最苦最险，我要求上主峰，连长刘金才不说话，打好了自己的背包，叫通讯员：走！这才拍拍我的肩：秀才，不是信不过你，是你还没娶老婆，我，有了接班人，还是个带“茶壶嘴”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见面，刘连长人都变了形：脸黑了，腰细了，皮带扣缩到最后一个眼上还往下耷拉，衣衫破了好几处。我问“怎么样？”他说：“在上头省心多了，因为后面有你这位秀才坐镇，不是么？”
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教育和感动。
我和副指导员丁全富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我当战士时他就是干部了。有一次我叫他向工作组汇报，他不干。我说：“你不干也得干！”我心里想，你不要以为我资格嫩可以捏巴。
后来，炮排要去参加一次进攻战，他主动要求去带炮排。临走，突然向我敬了个礼，说：“希望你忘记我的缺点毛病，如果我回不来，只请你记住一点，我丁全富生死面前没含糊过！”
我抱住他，眼泪止不住往外涌。
我的灵魂又一次受到震动，受到洗礼！
知识分子自尊心强，生怕别人瞧不起，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1984年4月份，我军开始向老山一带炮击，敌人还炮，我们第一天就牺牲三人。7.12敌人大反扑，我们连部被敌炮火覆盖，所有设施被摧毁。房子——木板牛毛毡房夷为平地，五十头猪、五头骡子无一幸存，只剩下一个原来挂在篮球架上的邮箱，上头有八十多个洞眼。
从炮击开始到7.12，三个半月期间，我们连的阵地每天平均落下八百发炮弹。这期间，我们只有钻洞，真是不见天日！
最大的困难是供应不上，有时几天几夜断粮断水。什么样的滋味呢？我常想起《中国通史》上写的古代征战用敌人的尸体当军粮。以前我不理解人为什么这么野蛮残酷？现在我“理解”了，人在饿极的时候是什么都会往嘴里塞，会咽得下去。当然我们还不会想到吃人肉，但洞子里如有人抓到蛇和老鼠，那是连皮带骨头都不会丢下的。可惜，在我们断粮断水的时候，它们也不来了。
还有一个困难，解便跑得远远的，而且只能在半夜到凌晨三时之间。这个时间敌人还是有零星的炮击，你不要以为人不吃就不拉，怪，照样想拉，好容易憋到半夜，蹲下来，又拉不出。
种种不是常人所能生存下来的恶劣环境造成人心理紧张，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干部镇定、乐观。那时候不需要喊口号，也不需要讲道理，镇定、乐观、表率作用，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这个连队的干部。敌人炮击时，他们总是守在洞子口，有情况的时候，他们冲在最前，当军工运来有限的物资时，他们先分给伤员，再分给战士，最后才是自己……而平时当我作为一个“蹲点”的干部看他们时，看到的只是他们谁讲了什么怪话，谁的爱人来了在炊事班拿过东西，纯属鸡毛蒜皮！
战争，使我懂得了如何识别干部！
我们连有个战士感到日子太可怕太孤独，在执勤时开枪自伤，后来被押送回家。按说，这件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当时的上级懂一点辩证法，反证出绝大多数同志能挺得住熬过来，守住了阵地是很了不起的事吗？可上级不这么看，打完仗下来，这个连的干部都被处理了。
我至今为这件事感到不平！
我留下了，至今还是正连。有的同志说当初你不要求下连，何至于吃那么些苦，何至于这个样？这是实情话。正因为这样，我感到心灰意懒，感到压抑。
部队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风不正，对干部的使用有的只讲听话，讲关系，能打仗的，有本事的，没上面这两条你就得“滚蛋”！一仗打下来，真正做到论功行赏，据我看，不容易！
据我所知，基层干部有一种“看破红尘”的念头，百分之七十想走！
我不知，未来的仗如何打？
——李代增（副团长，白族）
讲边防守备部队对敌斗争之复杂，我给你讲个例子。
团里通知三营——我当时是三营长，——三营副教导员曹政林从阵地到山下供应点开会。这段路程大约四公里左右，下山一个小时就拢了。
当天，有个战士触雷负伤。曹政林本应和护送伤员的人员一起下山，但他正和文书下棋，残局未了，就叫担架队先走一步，通讯员毕之荣也只得等着他。
担架队出兵后大约不到十分钟，他们上路了。通讯员背支冲锋枪，他只提个收音机。
晚七时多，也就是担架队出发一个半小时后，山下打电话问：曹副教导员怎么还没来？我们问：担架队呢？回答是：担架队已经返回了。
我们一听，坏事了。立刻通知全营高度警戒，严密封锁防区内所有通路。
到八时半，担架队回到阵地，说根本没见副教导员和通讯员。
根据团的指示，我们立刻派出两个连在这个路段上相向搜索。当晚倾盆大雨，天漆墨黑，来回搜索几趟，无所发现。
到第二天凌晨，在离副教导员出发地几百米处，找到通讯员遗体。他被子弹击中头部，胸部也多处有枪伤，被塞在草丛中被一些枯叶乱草掩盖着。在他附近，刺芭林中有几块坑洼，估计是敌人的埋伏地。接着又发现近处矮树林中一块有十多米直径的搏斗撕打场地——泥地被踏得稀烂，有五指抓出的印痕，草棵伏倒，矮树上沾着泥水与血迹。从这里往敌方延伸出一条沟槽，至百十米处，躺着曹政林同志遗体。沟槽和他的遗体旁，全是血！
他全身被脱光，两手掌、两脚板、肩部都被刺穿，几根手指被砍断，腹部被划破……他的右手举过头，拳头握得紧紧的，两眼怒视，毫无畏怯。直到我们找到他，仍压不下他的手臂，松不开他的拳头。
很明显，敌人在那刺芭林里埋伏了很久。他们先击中了通讯员，然后追上未带武器的曹政林。敌人想抓个活的回去，但遇到拼死的反抗。敌人仗恃人多势众，将他擒获，拖了好长一节，但终不得逞，最后只有将他杀死。这个分析也为不久后我们抓到的一个越南特工所证实。他供认，他们分两处埋伏，第一处三个人都被他打翻，第二处五个人上来才将他按住——曹政林是大个，当年26岁，1976年高中毕业参军。这个特工很后悔说，他们只以为这是个侦察员，而不曾料到是个营副教导员，不然他们不会捅死他，因为抓回这么大一个官，他们至少能获得一头黄牛的奖励。不过这一来他们至少得付出一个人的命——因为他太厉害了，断了指的手已经抱住了一个人的脖子，那人憋不过气来，只得将刀子捅进他的下腹。
为了表彰曹政林同志宁死不当俘虏的高尚民族气节与坚强意志，上级给他追记了一个三等功。
三等功，太有点对不起他了！按说，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应当在他牺牲的地方立碑纪念，让他和那个高地一起长留天地！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也是有愧的。当时，没抓到那个特工，对情况虽有一般分析，但了解不是很具体。我虽认为他死得很壮烈，表现他这人思想品德伟大崇高，但我作为一个营的主管，也对他很有气，至今，我不认为他是个麻痹大意的人，他不该不跟担架队一同出发，不该不带武器，不该擅自选了一条路——那条规定的下山路由于在雨季被人马践踏得泥泞不堪。这都是错误的！这和我认为应该给他立碑的想法不矛盾！难道有缺点错误的人就不是英雄？要这样要求，我看这世上就不会有英雄！
曹政林同志要在，他也不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
他调来不久，我们共事不长，但我对他的敬仰与遗憾至死也不会忘记。
他的爱人在麻栗坡工作，姓赵。她抱着孩子向老曹告别时说了一句话：“我要让孩子长大后和你一样，刀山这上不给我们民族丢脸！”她说得多好呀！
——座谈会纪要
凡是知道我要去前线采访的人，总要叮咛一句：小心点呵！回来后，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前面现在怎么样？
我很自豪，终于上了老山、者阴山、扣林山等阵地。
它们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在这几个著名的大山主峰上，我都向主人提出尽量让我多走多看。
几个主峰阵地的模样，现在在我的脑子里已混为一体了。因为它们确实很相象：都有公路通到接近峰顶的山崖下。下车后，迎头便是一条向上的水泥台阶路，它的顶端被这里常年不散的浓雾淹没了。上完这水泥台阶路，同行的几个年轻小伙也气喘吁吁，大汗淋淋。路端是一块小小的平坝，似是水泥砖铺砌的，坝上筑有花坛，各种花正盛开着，其中一种火红火红，将笼罩它的白雾也染成了一团红云。我唯一记下了它的名字——美人蕉！
穿过小平坝，便是地下工事的入口。刚进去，黑洞洞的，有一股冷嗖嗖的风扑面。当主人将电灯揿亮时，我看到了一条足可开进几台汽车的拱形通道，它让我想起了在北京参观过的地下宫殿。主人说这是主坑道。
从主坑道伸出许多条幅射坑道，有通向前沿阵地的，也有通向大小不同掩体的。
我在老山看过有如船长室的小掩体，这是一个干部单人宿舍，有一张钢丝床，一张小桌，桌上堆满了书籍，墙上还挂了几件乐器。大的掩体内摆了二十多张木板床。是一个排的宿舍，一切都摆放得整齐有序，就像内地的军人宿舍一样，这个排的人正并坐在一头的几张床上，津津有味地看着与我同去的一位文化干事带去的录相。还有一间专门的娱乐室，内有各种书报，克朗球台、棋桌……
顺着一条向上的小坑道我到了老山最高峰的工事里。据说，天气晴好时能从这里看到越南的河江省省会。可惜，我没遇到这种好天候，几十倍的望远镜前，只见一团团翻滚的白雾。
到扣林山，我们是特地等来了一个万里无云的清晨赶去的，到达时果然阳光灿烂，极目千里。可惜，那天扣林山正在加修工事，望远镜卸下在检修，我们只能在主人指点下隐约的看到敌人的堑壕，却未能看到战士们多次向我描述过的穿短裤、打光脚板的越南兵的可怜相。令我惊奇的是，修工事的民工、战士休息时优哉游哉坐在堑壕上抽烟，还有人在阵地上追打嬉戏。我问，这能行么？主人答：没事！越南人不敢惹我们，他动一炮，我们会还他十炮！只要他不惹我们，我们也不打他。
者阴山，目前也处于相对平静期。我们在主峰的连部住了一晚上，看了更多一些的地方，由主阵地走出，经过盖沟、交通壕，到了最前沿的单兵掩体——用波纹钢构筑的猫耳洞。当晚，高家鹏教导员又在一间挂满了荣誉奖旗、灯光明亮的会议室为我们召开了一次战士座谈会。下面记下的是这次座谈的记录。
高家鹏（守卫者阴山营教导员）：
守主峰的是我们四连，他们从1984年8月守到现在。这里水、电都解决了，各种工事都配套了，电话可通师、军区。你看到了的，我们还建了五室四场——娱乐室、阅览室、电视室……球场……基本上达到上级能打、能藏、能机动、能生活、能娱乐的要求。我们养了猪、鸡，种了菜，把大炮弹坑变成了鱼塘。连队每顿四菜一汤，每周一次“改善”，每月一次会餐。傅司令员、万政委、廖副司令员、省军区首长都来过我们这里，给了我们很多赞扬。四连去年立集体二等功，又是军区先进团支部、先进阵地建设单位、先进食堂。当然，不是所有的阵地都这样，我们营撒开在一百多华里防线上，有的还是很艰苦的。
包孔洪（守卫者阴山战士，景颇族）：
主峰最前面有个小石山包，上头有个洞洞，能呆下一个人，那就是我包下来的哨位。不是别人不行，是不习惯，新同志有点怕也是事实。我喜欢那里，吹吹笛子，看看小人书，任务也简单，如有敌人摸上来，提前给班里发信号。到现在我守了780天了。上级不叫我离队，我愿意守上一千天，两千天，我习惯了，晚上不脱衣服，刮风下雨打雷我照样睡。越军不敢来，下面有地雷，地雷常常响，有时是越军，有时是山畜。白天也有老百姓想上山割草，我就喊，摆手：“轰轰！有地雷，别来！”他们能听懂。越军也常向洞里开枪。打曳光弹，扔炸药块块，我不理它。有一回敌人一发炮弹引爆了洞口前的一颗雷，把我的被子炸穿了。又有一回，老天扯闪打雷，一个雷打在洞口，一团火球亮了一下，把我的脚打麻了。刚才我就是从那个洞里来的。上级给了我很多荣誉，我觉得最大的荣誉就是首长信任我，让我一个人守在最前面。他们放心，我也保证：别说人，一只野狼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沙荣国（守卫者阴山战士，傣族）：
我们排守12号高地，全排是精减整编中从德宏边防团调过来的，编成一个班，12个人，还是原来的排长领着。
我们留恋原部队，也担心现在的部队另眼看待我们。12个人中3个汉族，其余分属5个民族。排长提出：“我们要为老部队争气，为新部队争光！”大家都赞成，先凑钱买了一顿酒喝。班长叫杨世和，是个党员，白族，他举杯说：“我们不能讲哥们义气，但我们十二个人要和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一样亲密团结，谁也不许暗地使绊子，劲儿都要使在阵地的巩固和建设上！”
第二天我们就干起来。先排雷，后修路，再从山后砍树，扛回来改造工事，盖房子。
房子没盖起，一夜大风来了，把我们的牛毛毡棚子掀跑了，被子、帽子也吹跑了。我们十二个人围在一起，点起马灯，打扑克吹牛到天亮。
后来房子盖起了，我们栽上沙松、金竹、美人蕉，堑壕两边，道路两旁还种了蜜桃、香蕉、菠萝，树苗是到山下找老百姓要的。今年，已经有两树桃、两树香蕉有了收成，吃到嘴巴头了。
有人说，我们要把阵地建设得像公园。多数同志没见过公园什么样，问排长。排长是后勤院校毕业，到过大地方。由他设计，画了个图形，大家马上动手，在阵地上盖起凉亭，建起花坛，还修了石头台阶。
阵地评比，我们得了全营第二名。
我们没有忘记第一条是守住阵地，其次才是美化阵地。敌人特工摸上来，被我们打退了。他打来燃烧弹，我们铲土把火扑熄，火顺风烧了一片林子，引爆了几百颗地雷。扑火时，我们的衣服都烤焦了。
排长很得意，在我们阵地旁一道光岸上，用泥浆水刷了四个大字——虎踞龙盘。下面落款是“十二条好汉”，然后写上我们十二个人的名字。我们用洋镐把字迹刻凿下来，让它永远留在那崖壁上。怕它不显眼，我们又买来红漆涂上。
“十二条好汉”就这样传了出去。首长来，也说：“呵，你们就是十二条好汉呀，久仰久仰！”排长不好意思，说：“我们是自封的……”首长说：“本来就是好汉嘛！”
十二个人有十个人有未婚妻，来过两个，她们说：真没想到在敌人眼鼻子底下有那么个阵地！
刀小所（守卫者阴山副班长，傣族）：
我在家就爱养鸡养狗，种花种菜。
我也爱唱歌跳舞。现在，同志们也喜欢叫我的傣族名：“阿心阿心，跳个舞吧！”我高兴就跳。
在阵地上，有剩菜剩饭，丢了多可惜，又逗耗子。我跟班里说，买根猪来喂吧。大家说麻烦。我就用自己的津贴费在山下集镇里买回一头小猪。没几天，小猪拱进草芭笼找食，触雷炸死了。我哭了一场，几个月津贴都完了。
大家支持我，又凑钱买了三头，几个月，每头长了一二百斤，我给了排里改善伙食。大家说，阿心花了劳动，还是要给他点钱才合理。排长硬给我240元，我寄了一些回家。我头一次赚这么多钱，心里好高兴。
剩下的钱我又买了一百只鸡，不管它，让它钻草芭笼，鸡踩不响地雷，有野猫，我想也吃它不尽。后来，我听见草棵里白天母鸡下蛋咯咯叫，晚上公鸡喔喔啼。好了，它自力更生了。草窝里有鸡蛋，看得见也不敢去拣，因堑壕外到处有雷。又过了些日子，一个个母鸡来了一群群小鸡走出草芭笼来了，好有趣。我对大家说：“各位别打鸡，打了它就再不出来，成野鸡了。”到过年，我先后得了七百多元卖鸡的钱。我买了大罐酒，炒了大锅鸡肉请大家的客。连长指导员也来了，大家都好笑，说我把雷场变鸡场，叫我“万元户”。
我问过指导员：这合不合条例呵！指导员说，不耽误训练执勤就行。我公差勤务加紧干，这方面花点力气也在课余时间，大家没意见，还帮我。我又在炮弹坑里下了鱼苗，喂了几支旱鸭，养了几头狗，旱鸭后来变成了天“鹅”，会飞了，虽回来，但你抓不住它。我的狗很有用，越军一发炮它就钻洞，动作很快，好象有预感。我唱歌它就来，喊坐它就坐。后来一头叫小灰的狗走丢了，大概是走到人家阵地上遭了殃，我好伤心呀！
我有个未婚妻，她看不起当兵的，封封信叫我回家。我写信向她说：“你找别人吧，找比我能给你带来更多幸福、带来明天的太阳的人吧！”我们吹了！我其实是喜欢她的，但她等不得，我就只能选择我更喜欢的部队了。
辛福民（守卫者阴山战士，营部文书、兼《者阴山报》主编）：
我们《者阴山报》创刊快两年了，每周出两期，我和发承贤负责采访编辑刻印，大家抢着看。去年“八一”，中央电视台专为我们报纸拍了一条新闻。总政治部周克玉副主任来者阴山视察时我们请他题写了报头。
者阴山，原来高程1251米，炮弹把它削了一米，现在叫1250。目前，它确实是相对平静的，但决不是从此平安无事。我们的小报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醒大家时刻作好战斗准备，批评麻痹大意的表现。
前年7月，边防团和文山州组织一个宣传队到主峰慰问演出，越军向演出场打炮，当场牺牲五个，有文山壮剧团沈老师。沈老师50多岁，自拉自唱，很受欢迎。
主峰各高地之间，可以说地雷是挨着个儿的，最少的也在万枚以上。（我们在主峰照相，端相机的干事向后跨了半步，立刻有人大喊：危险！）离路半步就是地雷。
经过三年多艰苦建设，者阴山条件确实大改善了，但长期呆在这里，还是够人受的，它毕竟只有这么点活动范围。有个新兵说：“头三天新鲜，后三天心酸，过了今天想明天，想起三年泪涟涟。”老兵也有顺口溜：“看电视一道道，听收音吱吱叫，读报纸一大抱。白天蹲山头，晚上睡坑道，难见太阳出，雨雾身边绕。”还有诗云：“不怕枪不怕炮，只怕寂寞和枯燥！”干部也有苦恼，说：“苦了妻子，误了孩子，孝敬不了老子，累垮了自己的身子！”
这类反映，恐怕不只出自者阴山，听师里的老同志说，我们云南几千里边防线上的守备部队都有许多实际问题有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