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战争重负的不仅是前方和征战者，也有他们在后方的亲人，首先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在绝大多数尚不知道什么叫“旅游”的中国老百姓中，知道老山在何方的怕比知道五岳在何方的多不知道好多倍，因为他们都有亲人在那里战斗，是他们魂系梦萦之山。
——龙洪春（团部协理员）
1979年打仗我当班长，立了一等功，回来就当了排长。
1980年我排来了个新兵，姓王，昆明市人。不能说他表现哪点不好，但我发现他情绪不高，老出神，有时眼发直。我找他谈，他不说，只摇头。
后来我到昆明，找到他家，对他母亲说是来看望，其实是想给小王的情绪找找原因。她母亲听说儿子想家，哭了。说：孩子不是想家，是记挂他姐姐。老太婆觉得一言难尽，就邀我到监狱看她女儿。她大概觉着一个部队干部来家看望也是个荣誉，还叫我多说小王在部队表现好，当姐姐的要为弟弟前程着想。
我去了。小王姐姐叫王莜春。她几乎不敢抬头看我，眼泪成串往下滚，很悲观，对人世很失望的样子。我说了要相信组织，相信政策，有错就改之类的话。
听她妈说，王莜春是一个机械厂工人，因车废了一个零件被抓起来的。
她关了一年，1981年元月放出来了。1981年2月，我回贵州老家过春节，小王叫我捎点东西回家。那时我们部队住弥渡县。
她姐姐见我带东西多，说春运期车站挤，帮我把东西提到车站，还给我买了水果、糕点什么的。两次见面我对她还谈不上什么印象，但隐约想过：这不像是个故意捣乱，把工作搞坏的人。
我到家十多天，部队来电报：“速归！”我以为又要打仗了，后来才知是叫我到军里集训。
我正病着，高烧39度8。我哥哥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说“军令如山倒！”在镇上打了一针，带了药就上车了。车上挤得扭动一下都困难，没座位，我本来烧得昏糊糊的，在安顺又是费了吃奶的劲从窗户爬进来，没站好久就昏倒了。
旅客们同情我，给我在门边让了一屁股大的地盘坐下来。
车到昆明，我烧得像火炭团，什么也说不出来。列车上的人只好找我的证件。我兜里只一封小王给他家的信——怕我忘了门牌号，所以在信封上写明了地址，只因我上次匆忙忘了把这信交出。
铁路上的人一汽车把我拉到了小王家。
“大娘，你家有个人在当兵吧？”
“对！”
“他病了，病得不轻，我们给您送回来了！”
母女俩快吓瘫了，出来一见是我，又愣了。
“大娘，他不是您家的？”
“是是！请你们快往家里抬吧！”
我在她家里昏睡一晚后醒来了。王莜春找来一辆三轮板车蹬着把我送进医院，请假服侍我。
她是卫校毕业，懂医。我说：“我不是退烧了吗，为啥还送我上这来？”她说：“我们家你怎能住？”意思是，我是军官，功臣，她是劳改，刚释放的。她不断责备我：“烧成这样，怎么还回来，多危险呀！”
我开始观察她，觉得她心眼好，性格好，长得也很不错。决定好好了解她一下。
后来我又去昆明出差，给她妈买了点东西表示感谢。约她到翠湖公园走走。
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她被劳改，不是仅仅车坏一个零件。卫校毕业后，她下到金平农村当知青。公社一个卫生队长玩弄女性，知青们告了他，那里派人来向她了解。这时她已回昆明当了工人，她说她根本不认识那卫生队长。于是工厂开始传言，她从农村调回城来路不正，怕退转去只好包着忍着了……她找一个师傅学手艺，也确实想学成了调个工作，那师傅的老婆咬定她破坏她的家庭，到工厂找她大吵大闹。一些工厂领导也暗中煽风，工厂广播上公开批评她作风不正，搞得她精神恍惚。就在这个时候，她车坏了一个价值六千元的工具。
她说，她也真是有苦难言，陷害她的人是一个对她曾图谋不轨的领导，她不敢揭发他。
我说，我完全相信你，十分同情你！今天约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好下去吧！
她说：“你胡说！我不论有没有问题，但身上的污点是水永远洗不净的，劳改释放犯的恶名也永远摆不脱。你是大功臣，将来会得到重用的，我不能影响你！再说，我比你大两岁……”
我说：“别说你是清白的，就是真有污点也只是历史，人不可能没缺点。”
她还是不同意。我还是常去找她。我听说有个电影《她从雾中来》，讲一个警察和女犯相恋的故事，我先去看了，又约她去看。走出电影院门她说：“你还会作工作呢！”我说：“可不是吗？我听说有这么个电影，专门跑昆明来看……”她说：“难为你这番心，我们就相处一段，互相了解了解吧！”
回部队后，我先向营长邱型柏（现任师参谋长）一五一十报告了。他说：“这没有问题！”
我又向团政治处主任报告。他们大概发了调查信。对我说，工厂对她的反映可不咋好，你最好不谈，免得将来后悔。我说，她的情况我了解，工厂说的我不信，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决不后悔！我给主任写了书面保证。
主任同意了，但政委（已转业）坚决不同意，骂我昏了头，找对象有的是嘛，怎么找这个……我找他好多次，他还是那些话。
我很恼火，但没给王莜春说。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认定了我没错，有权自己作主，于是在1982年7月我们去办了结婚手续。
转来，政委说我私自结婚，和领导对着干，给了我留党察看处分，级也不给调。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当副连长，恢复了组织生活。人家说：“给了你一个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们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七月的孩子，心里真想。也想过：万一我留给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辈子吗？
打下老山我们转入防御后，可以通信了。我连续接到她几封信：“家里娃儿很好，有我还有老人照顾，壮实得很！”“你不要挂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脑子、力气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许你说对不起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伤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将为你感到光荣！我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也有过幸福的回忆。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点为耻了，因为到底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无辜的，清白的！你的爱，还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够我终生感到慰藉与骄傲了，我再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为祖国勇敢战斗吧，千万别为我分心出了什么差错！”……
我把她的信给指导员郭兴科（军委命名的战地模范指导员）看过，也给一些同志念过，没有人不感动，都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郭兴科说，你也把这些信保存着，有一天让那些曾诬陷过她的人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脸红！
我给她的信说：“我在阵地一切很好，平安无事，打仗对我不是个事情，我什么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来你和儿子的照片。”其实这是安慰她的，我们连那时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敌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励，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严重了。
1984年5月9日，敌人来偷袭。二班长报告：“副连长，来了，来了，好几路！”我说：“别忙，等我抽够烟。”我正抽竹筒烟。边抽边给他交代，你们用几个人看着，其他人扯鼾，要大声，要像……
连长打电话问前面情况，二班长说：副连长还没来，他说等他把烟抽够了再说。团长也打电话来问，连长又报告团长，团长把我好骂了一顿，我说：“你不要着急，丢了阵地我提脑壳来见你！”
我抽够了烟，把烟筒递给通讯员给我放进防炮洞。顺战壕到了前面，对大家说，现在我抽够烟了，要开打了！所有轻重机枪不要动，大炮、火箭筒听我指挥！
我就是等敌人进一条窄沟，两头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敌人（上级通报数字）全按在沟里了，敌人的血顺沟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个轻伤都没有。
连我的兵都骂我，打起仗来太狠了！
6月14日，我连遭敌炮击，指导员牺牲，连长负伤，我代连长。这些在报导我们指导员事迹的报上登了，我爱人看了报来信说：我知道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一人头上，你千万要把你指导员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有点坚强！
等我们撤下阵地回家探亲才知道，她一点也不坚强。瘦得不成样子了！老岳母说，她天天跑43陆军医院，说是看伤员，其实是看有没有我或我们连的人。她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跑医院，加上经济不宽裕，她好几次累昏过去了。
我的孩子确实长得敦敦实实，只这点她没说白。
她见了我，哭得呜呜的，我当着我岳母，给她敬个礼，说，我感激你，感激你全家！
我们至今相处很好。我为我能遇着她庆幸，从来没后悔过。
（龙洪春已确定转业。副师长陈知建告诉我：他的婚事在部队、社会传为美谈，但转业还是受影响，不能进政法部门……）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黄云烈，1983年20岁时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战斗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获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基层干部称号。 ）
我的父亲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工的，解放后在县政府当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挂黑牌，敲锣游街。他历来烟酒不沾，从此又抽又喝，在我十岁时他得癌症死了。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叫我用功读书，将来出国留学。我说，成绩不好才留学呐！
我母亲是食品公司的职工。
父亲死后，我们搬出了原来的住房，亲戚朋友都不再沾惹我们，小伙伴们叫我“特务儿”，我课余跟妈妈打猪草，人家骂我们是穷要饭的。我从小看够了一副副可怕的脸，除了家里人，我总是躲着别人，就是对家里人，我也很少说话。
妈妈总是一句话：别死气沉沉的，一个人是高是低，不在别人怎么看，在他自己的人品。
有年中秋节，人家赏月，我在月光下等妈妈下夜班回家。妈妈看见我说：“小烈，你在看月光吗？”我说：“月光是别人家的，我不看。”妈妈抱着我唉声叹气直到我睡着了。
年龄越大，我越悲观。但我学习很努力。秋天，我爱一个人到林子里看书，或荡起小舟，到河心看书。父亲爱打鱼，家里还有条小渔舟。
我的家乡贵州湄潭，风光很美，小城在湄江河的环抱中，有小台湾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曾迁到那里，琼瑶也写过湄潭。
河水清澈，落叶随水漂流，我感到我也是一片落叶。
我负伤住院时，文工团一位女演员送我一盘钢琴曲录音带，是外国的，我一听就想起了我悲苦的童年，回到了故乡的大山、荒凉的河滩、落日残照下的原野……
妈妈曾经问我：“你长大干什么？”我说：“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妈妈吓坏了，很伤心地说：“你真没志气，为什么不在这让人看不起的地方做个让人人都看得起的人？”
读初中时，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同学当兵了，都是有门路的人家子弟。他们穿起军装回校告别时好神气呀！我想有一天我也能……刚想了个开头，我自己脸红了：你算什么？
我也有过一次意外的“走红”。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湄河发大水，一个小女孩落水，我衣服没脱，跳起水里追了很远很远，救起了她。她父母找到学校感谢我，县广播站也表扬我，学校叫我入了团，县委发了优秀共青团员的奖状。
妈妈见了盖大红印的奖状，抱着我哭了，说：“你真争气，可以后不要冒冒失失呀！”
1980年高考，我上了重点分数线，这时父亲的问题刚平反，说是“中右”，属人民内部矛盾。
我想报考军校。“妈妈，我想当军官，当将军！”妈妈说：“别说梦话，军事院校哪会要你？”她认为，爸爸虽然平反了，但在别人眼中我们还是低人一等。我填上了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她说，填了也白填。
结果我真接到了昆明陆院的录取通知，我高兴死了。从接到通知到送我起程，妈妈无数遍说：“感谢邓小平，感谢邓小平！”
我认为我从此摆脱了一切的悲伤与冷漠，开始了我无边无涯的锦绣前程。
在军校里我的各科成绩都在全院居前列。我博览群书，立志当一个同时是政治家的将军。
假期，我穿了军装回家。妈妈看着我，总看不够似的，老说：“你真争气！”我说：“这算什么？你看我将来的吧！”
我自那时很狂。分到这个团，第一次见团长时你猜我想什么？“团长，不出十年，你这位置是我的！”
我分到炮排当排长。全排连我才六个人！我是学过营指挥的呀，怎么才给我五个兵！
我的心冷了一下。立刻想到书上一句话：“挫折就是奋起的机遇。”
我注意军人姿态，值班时很负责，口令一发出，全连肃然，战术演习，谁的动作马虎点我立刻纠正。果然营团首长很快注意到我了。
二十天后，我调任一排长，有了三十几个兵。五十天后，我得到团嘉奖，同时宣布调任团侦察排长。
这时，侦察排已在老山前线执行任务。我很高兴，因为历来侦察排长都是排长中尖子的尖子。我也很害怕，在学院我就知道，老山前线的侦察兵和越南特工队是怎么较量的！
我很想和团里说，我不行，我才20岁，在家时，还从没离开过妈妈十里远哩。但我不敢，我知道我这时哪怕在人前皱一下眉头，我就从此被人看扁了！
连队领导和我的几位同学送我上火车。车一开，我悄悄地抹开了眼泪：在我面前本有千万条路，我怎么就单单选择了这一条呢？小火车跳，我的心更跳，好像是去赴杀场！这个侦察排长的任命呀，它不仅可能淹没我的将军梦，也许会把我的命都断送了！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她一冬天给人家做香肠那双泡白了的手，想起我有一次偷了一节香肠想用茶缸煮给妹妹吃，妈妈说：“别这样，别做这种叫人家瞧不起的事！”
对呀！决不能因我的畏怯让妈妈在人前抬不起头！我掏出笔记本，写了两句话：“为了我的妈妈，我要勇往直前！时刻想着，妈妈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到了前线侦察排，离敌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几个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环境看了看，接着召集全排发表了“就职演说”。我说：“我看了名册，同志们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没干过侦察排长，能不能行，我试一试，你们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们防守区的地形画了下来，对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作了调整。晚上，我问：“全排扑缚格斗谁最行？”一个班长说：“排长，是不是要比试比试？”我向他敬了个礼，说：“不，我想拜你为师！”
我从前倒后倒、滚翻、跃起开始学，几天就学会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来了，通讯员赵武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裤子，对我说：“排长，老兵们都笑你哩，说排长是个小娃娃，一口想吃个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个小娃娃！我顾不得全身酸痛，继续学。那时我身体好，不到两个月，我练得一身圆滚滚的，也能一掌砍断一块砖头。班长们说：“排长，我们会的都教给你了！”确实，我敢和他们每个人对打。所谓对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场上看到的那种花架子，而是动真格的，双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挨一家伙就痛得半天回不过劲来，我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在战场上不吃亏，只好这样干。
我什么都管。军政一把抓，还管生活，管文体活动。上山砍柴，杀猪，炒菜，教唱歌，出节目我都来，和战士们关系不错。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严”，我认为这是保证我在战场上指挥得动必不可少的。有个班长熊忠泽，人高马大，武功好，是我的“开山师父”之一。他平时稀拉，不请假就跑去赶街子。我们阵地下面不远有个街子，虽说政府和商店，住户都转移了，但到赶街那天还是很热闹。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忘了！”“你有什么事？”“去看看女娃娃！”“无聊！”“不，这是一种心理需要！排长，你还小，不懂……”我吼了一声：“立正！”对他说：“你给我在这站两小时，敢动一动，我明天就叫你回团，我管不了你……”他老实站了两小时。过后说：“排长，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说：“平时在纪律上开玩笑，徇私情，对于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战自败的先兆！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说：“不，是美国将军巴顿！”他说：“排长，巴顿可是个资产阶级呵，干吗不用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心我打你的小报告！”他油着脸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又和好如初。
熊忠泽不但没打我的小报告，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豁出命来保护我。
这年年关将近。我们接受了深入敌境接敌侦察任务。我们在规定区域内摸清了敌人兵力、火力、道路情况。有一回，敌人一发105榴炮弹落在我们埋伏地十米外，没爆炸；又一回，敌人的炮弹把我们隐蔽的树木都拦腰削断，但我们还是无一伤亡。只这时，我又想起了妈妈，在心里喊过：“妈妈，再见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妈妈忘了。不是不想，是没时间。我们是昼伏夜出，但我不能昼伏，要画图，要写报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1984年4月28日，我们师开始打响收复老山的战斗。
按上级规定，我们侦察排务必在炮击前把本团四连带到474高地。我们在前一晚就来到预定会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时，还不见四连到来，我慌了，请求提前开辟道路，但上级不同意，怕暴露意图。四时，四连到达。说是天雨夜黑路滑，许多同志掉队了。
这时，离总攻仅仅一个半小时，来不及了，但不能不执行命令呀！只好带着他们往474走。果然到炮击开始时，离474还有几十米雷场！再依靠工兵几公分几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进？我们正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退？等待我们的——首先是我的——命运将无疑是军法处置！
我急了，一时又拿不出主意，胃开始痉挛，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几十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几十张嘴都向我大张着。我知道，他们在喊：“排长，怎么办？”我说知道而不是听见，是因为我们的炮火正在我们头顶上飞，在老山主峰各山头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飞扬到半空的人腿和红色碎片，耳朵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决定，死在军法队的枪口下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前者留给我的将是：“到底是特嫌的儿子！”后者则是一个光荣的烈士！
我开始扑雷！当然我看不见哪是雷，我只能扑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扑倒，站起来又扑倒。茅草，荆棘刺得我的手脸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扑的时候，熊忠泽从后面抱住了我，往后一掀。他力气大，我抱住竹子转了几个圈才站立定。我气极，拔出手枪，骂他：“你妈的×，我枪毙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战士们又跟在他后面，又把他掀下来，争先往前去。蒋绍清没扑几步，触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滚。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喷了我一身，我叫秦树朝背他下去，秦答一声是，刚站起来，“嚓——！”一发炮弹打来，我听见他喊了声“排长”，却没见到他在哪……
我们终于把四连带到了474。原计划是乘夜暗排雷摸进，现在只好改为强攻。炮击未停，我们终于到达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蒋绍清这时不行了，不断声喊“排长，排长，……”熊忠泽一直背着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来。后来他不叫了，熊说：“排长，你看看……”蒋绍清向我微笑，声音很轻微：“排长，你多保重！”
熊忠泽放下牺牲了的蒋绍清后，我才见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问：“咋了？”他说：“蒋绍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滚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扑倒在熊忠泽怀里哭了。
我想起，我罚过熊忠泽的站，我也严厉批评过蒋绍清，我思想里有看不起他们的成份！
是战争教会了我尊重同志，爱戴同志。从那以后，我身上的动力除了妈妈，除了事业，还有了战友们的珍贵友情。
本来，我们把四连带到位任务就算完成了。但四连到位人数不够，向前攻击受阻，我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向敌侧翼攻击，以吸引敌人火力。
在我顺一条水沟向林中敌人一间草房攻击时，侧面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腰部，打断了我的皮带，从我的腰脊骨间穿出。
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你既然问起，我就全讲给你听。
我负伤后，是前线一个野战医院给我施行的抢救手术。
手术后，我不能躺，只能趴在临时病房一个角落里用干草垒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天，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病员牌，蹲到我面前：“痛吗？”
我转过脸，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该叫你小排长，对吗？我说你小，是见到这上写着你21岁，而不是别的意思……”
我急于知道我的伤情：“医生，告诉我真话，我的伤真不要紧吗？没伤着骨头吗？”
“我是文工团的，不是医生……”
我没心思和她再说什么，只摇了摇头。
她说：“我给你去看病历！”
一会，她回来了，很确切地说出了我的伤情：“没事，真的没事，不过也真的……危险，子弹出口要再偏这么一丁点儿，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瘫。医生说，你体质好，估计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你问过医生了？”
她诡谲地一笑：“问了，我给医生说，我原来认识你。”
从此，她整天就在我们病房里，在各病床间转游，什么事都干。她还带小把小提琴，大家乐意时她就拉一曲。没事了她总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几个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脚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碍出入的一角。
我们都需要找些话题来消磨时间，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对方。
我们熟悉了。她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关怀照顾，也显得更为亲切、随便，比如我不按时服药，我自行活动都会受到她严厉的斥责。
我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疼痛与忧思。这是她后来离开医院我才感觉到的。
当一批伤员转院后，新来的总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她也承认：“我是来照料弟娃子的！”
我们的友情确实发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样亲热，连医院的人也相信我们必是原来就认识的。
我对她从没有过非份之想，为什么？因她太美。内在，外表，我都认为她是个“绝色”，我自认我也不算丑，但配不上她。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我当时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与我从小相识。进陆军学院后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处仰视过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欢欣若狂！很快，我们在信中开始了疯狂般的热恋。到假期，我们向双方家庭公开了关系并得到了承认。
我被派到前线当侦察排长后，凡不敢告诉妈妈的话都写给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热”。
打仗前，我决定不拖累她，断然提出中断关系，请她再物色个人。“怕别人说你什么，你可保存我这封信，以此为凭……”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动：“且不说你负伤，就是你死了，我也将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边，终生相伴！”
你说，有这样的未婚妻我怎能见异思迁？
在前线医院稳定伤势后，我转到了昆明陆军医院。那位文工团员（我且用小J称呼她吧）立刻赶来看我。她称我小弟（她比我大一岁），无拘无束抱住我欢跳不止。
她几乎天天来，带来提琴、录音机、书籍和她认为我需要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位总参首长接见烈士家属，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声大叫，昏了过去。后来别人替她打听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与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报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
她后来还带我去过她家，从她家人口中证实了她为我昏死过，从她家人眼中我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仅仅是感觉。我至今没有问过她，她对我那么好，是不是还有友谊之外的另的感情？
但我有！至今还很强烈！我想，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将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爱她将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会对她好，胜过世上所有的丈夫！但不可能了！虽然我们至今仍保存着最深厚的友情。
出于我的感觉，我决定只有让我的未婚妻立刻来医院。只有我们双双出现在小J面前时，才可能制止我和小J的密切来往突破友谊的界线（我再说一遍，这或许是我的错误判断）。我认为不这样我就有负于未婚妻赤诚炽热之爱，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我给未婚妻写了信，如实说了我的伤情，要她速来。同时我千叮万嘱，对我妈妈只说我来到昆明学习。我写了“我只希望你一人来，只有你能抚慰我目前刀割火燎般的伤疼与思乡之念！”
我把这封信给小J看了，她照样来，但来得不勤了。不久，她去了外地演出。
我天天盼着未婚妻来，从早到晚眼睛没离开医院门前的林荫路。但她不仅人没来，连一封回信都没有。
后来，我的母亲来了，后面跟着我的姐姐。我与妈妈姐姐拥抱时，我含泪的眼仍盯着病房门，姐姐说：“看什么，她不会来了！”
姐姐告诉我，她和别人好上了，正忙着做结婚准备哩。
我根据姐姐提供的情况，掐指一算，我的“未婚妻”和别人交换彩礼的日子，正是我倒在敌人冷枪下的同一天，那一天是4月28日，我刚好满21岁。
小J从外地演出回来了。我在她回来前得知，她和一位英俊而有为的运动员好了。我对她说，我的未婚妻来过了。我们相互表示着“热烈的祝贺！”
我不埋怨她们中任何一个。在我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的安慰！我也不埋怨命运，我还年轻，面前的道路还长着哩！
——王昌群（地方商业干部，烈士的母亲）
1979年，我老大刘光去打仗，我心里着急，但嘴上不说。白天上班，晚上睡不着。他爸爸那时在文山军分区当副司令，也到前面去了，都是几个月不见一封信，一个电话。我快疯了！
不久听说，前线要撤军，商业系统要抽一些理发、照相的人员到前面服务。我向文山商业局领导要求去带队，其实是想早点知道儿子的音讯，早点看到他。
部队多得很，找到儿子的连队不易。我饭也没吃，晚上悄悄跑到烈士陵园去看，划着一根根火柴照着木牌墓碑，火柴划完了，我的心碎了，腿软了，最后昏倒在那里。第二天又去，还是没有我的刘光。
我找到他们团。一个干事说，刘光他们的侦察连还在那面，要最后撤。我好说歹说，要了伤亡登记簿看，还是没刘光。
又等了几天。我自己也知道心跳不正常，常常瘫在地上，脑子明白，手脚不能动，还不敢对人说，想着死也得等到儿子的消息。
那一天凌晨四时，我听到刘光喊：“妈，我回来了！”我以为是梦，还真是他！他头发多长，胡子也长出来了，奶声奶气又还是个孩子，多高兴地讲，他们连队打得好。
战后，刘光提为排长，保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走前他叫弟弟刘明给他的女同学段林送去一封信和他的战场日记。日记中写道：“为了祖国，我敢于流血献身，我死无遗憾，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向她表白我的爱情……”
刘明把这事告诉我，我很吃惊，因段林比刘光大两岁半。
段林开始也觉得年龄不合适。
刘光又给她写信，讲了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年龄不是问题。如你不爱我我就从此不打扰你……”
他们开始在一块散步。我想说服刘光，他说，除了段林，我谁也不谈。我又找人做段林的工作，她回答，我们已决心相伴走到生命的尽头……
老刘找儿子谈：“你们喜欢我们也喜欢。”规定了几条：“她比你大，女同志显老快，你现在喜欢她，将来也要喜欢她，要爱就爱到底；你现在要到南京学习，学习回来还要工作几年才能结婚。”刘光答应了：“爸，我们说定了，谁都不许反悔。”
我们准备了几个菜，请了段林父母来作客。她父母工农本色，说话很实在：“这不现实，不般配！”老刘说：“我们都尊重孩子的意见吧！”
刘光在南京学习，回来度假和段林形影不离，感情很好。
刘光成绩好。前年（1985年）12.9，他学院邀请我去作报告。他的教员都对我说，刘光各方面都表现好，学习成绩全优，跳高跳远游泳也是第一，有的记录至今还没人打破。
学校要留他，他坚决要求回连队。老刘也支持他：一个好的指挥员，应该是在基层锻炼成长。他回到云南，省军区要留他，因他学的侦察，那里需要他当教员。他不干。人家还来动员他爸爸作他的工作。他爸对他说：“人家确实需要，不是照顾，也不是走后门，你就服从吧！”我说：“如今谁不是往机关钻，厕所也比前面的指挥所强，你怎么就不实在点！”他说：“妈不懂，我身上有战友的血，我的文凭上也是战友的血凝成的。我有体会，一个指挥员的精明能干，能减少多少伤亡，尤其是侦察兵。正因为我实在，我才苦学了这两年，才选择了回前线这条路。”
这个死老刘，他又站到了儿子一边。他一句话定了盘：去吧，好好干！
（刘司令员在一旁听老伴数落，只抱头不语。）
他回连队当副连长58天，带部队出去侦察45次，抓了舌头回来。1981年12月5日，他牺牲了！
他牺牲时，老刘已调到保山。前两天我还给段林寄了两百元钱，叫她买点木料，多少准备点结婚的家俱。当我们赶到刘光师部时，段林已在那里等着。她穿一身黑衣，哭得泪人似的，瘦得让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下了车，我不能动了，是人家把我抬进屋的。
三个花圈，父母的、姊妹的、未婚妻的。段林不同意落未婚妻，要落上妻子段林。老刘说：“姑娘，你还年轻……中国现在还有封建思想，落上妻子，对你将来有影响，你应当还有自己的幸福。”怎么劝说也不成，最后只得依了她。
追悼会后，她又说：“爸爸，妈妈，我伺候你们一辈子，你们不要我，撵我，我也是你们家的人，决不再嫁！”
我不能拂了她的深情厚意，把她带回了保山。
骨灰盒被她抱进她房里，房子布置得像新房。晚上，我怕她出事，打开她的门去看。她抱着刘光的骨灰盒睡。我说：“孩子，这不行，不行，太苦了你！”
她又提出：“妈妈，我要和小光去办个结婚证！”我当然不同意。“哪有这么办的？”她说：“是刘光叫我这么办的！”她摊开了刘光好几十封信，封封写着，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都可能牺牲……我对你只一个希望，代我常看望、安慰我的双亲，代我尽孝！
“妈妈，我是怕你二老伤心，才一直没让你们看这些信呀！”段林说。
她真像个“儿媳妇”，家里什么活她都抢着干。
我也只想咋个对她好，对她一分爱就是对儿子一分爱。
但不能老这样呀！我们不能误了她的前程，她的青春呀！她在我们家，那日子也太难受了。关上门，她就看刘光的照片，听他弹吉它唱歌的录音。吃饭时，她加个碗……成天在眼泪中泡着，她这样，我心里哪受得了？
她住了四个月，老刘只好打电话请了她爸爸来。两人计议着怎么把女儿哄回去。她爸说：“你超假太多，人家要规定除名了呀！”她要老刘帮她调到保山来，老刘说：“这事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只有慢慢来。”
她怕丢了工作，只好回去了。回去了还是一两天就是一封信。我给她写信说：“不见你信我盼着，见了你信我泪流成河，孩子，当有一天我听到你得到了幸福，我的泪才会不再流……”后来，她终于结婚了。不是她听了我的话，而是她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有人说她抓住了一家当官的，人死了也不放！这些烂舌头的！
她走了，我们老两口守个骨灰盒，你说那日子怎么过？
分区陈政委来说，把你小儿子调回来吧，人家能理解。老头子不干。
小儿子刘明是1980年当兵的。哥哥的丧事他参加了。清理哥哥遗物时，有五发子弹，他拿去，用红绸包起来。这是二姑娘后来告诉我的。上级给他哥命名“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授二级英雄奖章。刘明代表我们家在命名会上发言表态，要为哥哥报仇，向哥哥学习。
要打老山了。我到昆明开会，知道了刘明的团是主攻团。老刘的一位老下级来看我，说：“你一个儿子牺牲了，我负责把你小儿子调出来。”老刘听说了，大叫：“怎么能这样干？这时候调出一个人，一个司令员的儿子，要搞垮一支部队的士气！”还骗我：“没关系，刘明的部队是打预备……”
打起来了，我再不跟老刘说话，他也没句话安慰我，有空自己端个小板凳坐在后院。
有一天，我在上班，老刘坐着小车来接我，——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刘说：“没什么，小明负了点伤。”“要紧不？”“伤重一点……”我说：“只要儿子活着就好……”到了家，我见到的是小明的指导员，没有小明，我一下子昏倒了！七天里我没吃东西，靠输液。
二女婿陈加勇本已确定参加医疗队赴前线，现在家里出了事，他医院的领导主动来说，加勇不去了，这不单单是院领导的意见，也是全院了解你们家情况的同志们一致要求。老刘只说，先不定吧，以后再说。后来二姑娘两口子对我说，加勇在军医大学外科，前线缺这方面的人，……不去，将来不好说……我一听，把针头拔了：“等我死了你再去吧！”老刘这回流泪了：“我也不想他去，可加勇心里一团火似的，我怕这回拉了他的后腿，他会后悔一辈子，埋怨我们一辈子呀！”
加勇守在我床前，什么也没说，几天变成个老头样。我想，谁叫我嫁了个当兵的，如今又是全家皆兵呢？我说，加勇，给我拿上那瓶好酒来。他说：“妈，干啥？”我接过酒，交给他，说：拿去，叫全家给你送行，剩一半，到前线洒在两个弟弟坟前！
加勇去了半年，在前线立了功，入了党。
……
我给你说这些，不希望你报导。当今社会，什么人没有？省里、全国给了我好多荣誉：五好家庭、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俩孩子生前部队、学校要我去讲话。我回来，一个邻居喊：老母鸡上房了！……还骂孩子，你咋不死，死了我也捞份光荣嘛！你听听这话，还是个老干部家属哩。
我恨死了老刘，我十六岁参军，二十岁和他结婚，后来跟他守边防三十多年，我什么苦没吃过？一个女人应有的福我没享过一天，一个女人受不了的罪，我全都受了！
有部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照我说，有战争，有亲人在战场，女人走到天边也走不开，走一辈子也走不开……
——刘斌（原保山军分区司令员，烈士的父亲）
我家的事，过去宣传过。外界有人有这么个印象：我一个儿子死了送第二个儿子去上战场，第二个又死了我又把女婿送到前线去！不是这样！这是有的人想把我的思想抬高，也想叫这宣传更感动人。其实，这是好心帮倒忙，叫别人误解，反感我。
东北有个大学生给我写了封信，开头就是一串大问号：你这是何苦？究竟为了什么？这样做值得吗？他说，他先听到这事，完全不信，认为又是吹嘘当首长的，抬轿子的。因为这以前别人给他吹过某首长儿子的英雄事迹，知情者告诉他，假的！“看完了你们的报导，我信了。并且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悲痛！”“你是我尊敬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我不理解，你这样作为了什么？”“难道你就没听说过，多少大首长不是在为儿子开后门上学、出国、赚大钱奔忙？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你想力挽狂澜……目前国家这不正之风，是你能纠正的么？”“你已为我们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我劝你，再不要承受这些痛苦了，把加勇哥叫回来吧！”他说他是个红军的儿子，为写这封信用了整一晚上，是出于对我这家人的崇敬和热爱他才坦诚秉笔，请我指教批评。
也许还有的人，没给我写信，但心里会这样看，甚至会把我看成一个无情无义，拿儿子的生命当垫脚石的人。
想到这些，我的本已承受不了的痛楚又加了一把盐。
大儿子牺牲后，我还是想身边有个人。不是我大公无私，是我有“私”有包袱！有不少人主动提出调回我的小儿子，有出于关心我的好心，也有用这个和我“斗法”——搞交易的！
保山分区当时管一个团，两个医院有二百多个女兵，大都是机关的、干部子女。当年兴知青下农村他们千方百计涌进部队，接着是入党、调学、提干，活动到大城市，家长们各显神通！给我这当司令来的信函塞了几抽屉，有不少是来头很大的。合乎政策、情理（如父母身边无人），能办的我都办了，不能办的我坚决顶，我得罪了好多人！
某首长的女儿提了干，入了学，爱人也在本单位，要求调，每天来电话，我说不行。后来党委办公室出面，打的党委旗号，我说你们下文字命令呀，打什么电话？我是党员，服从党委决定，不看谁官大！我对政委说，不用研究，我一个人顶着！
这以前，好多不该走的走了，闹得医院议论纷纷，人心惶惶。这种事很影响部队团结，能毁掉一个单位。有门有路的子弟把部队当避风港，台阶、走廊，无门无路的子弟替你当垫脚石，铺路砖，部队能这么干么！
有个医院领导，儿子在部队调皮，他把他调到自己医院。我对他说，我限你三日内调回去，工作你自己做。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调儿子。
我的小儿子原来也调皮捣蛋。在学校读书，老师希望他睡觉，不然教室安定不下来，两兄弟闹矛盾，他趴地下不起来，非得妈妈打哥哥一顿，他捂着脸从指缝里看妈妈打，笑着跑了。当兵后，还是爱打架。
他哥哥牺牲后，我也没想到他一下子懂事了。
他上老山前，姐姐姐夫去看过他，听了他好多故事回来：
他们部队在文山搞临战训练，刘明在那里长大，有一班小哥们。有一天，训练场来了伙穿花衬衫、牛仔裤的，大喊大叫。连长丛辉气得大骂：“干鸡巴啥？”“找老同学刘明！”刘明跟他们来到一个酒楼，大肉大鱼早摆好了。一个小哥们举杯：“刘大将军，祝你马到成功：”刘明：“不敢，尽一个小兵的责任，为国争光！”另一个小伙：“争光？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要出出气，争个面子吗？”刘明：“对！为国家争面子，争尊严。一个人不要面子，百事可为。一个国家不要面子，那就不成个国，亡国灭种也就不远了。”“嗬，刘明变样了。”刘明“啪”一拍桌：“过去的刘明死了！他胡混了二十年，今天是另一个刘明。”他喝下一杯酒：“谢谢各位盛情。刘明军务在身，不能久留，告辞！”他回来向丛辉汇报，丛连长一把抱住他：“好，将来一定是一位刘大将军！”
刘明部队，当然有不少首长知道我家的情况，说老司令一个儿子牺牲了，这个根我们怎么也得给他留着。他们谁也没和我通气，这种情份和那些搞交易的是毫无共同点的。
临打仗了，团首长李明书找刘明：“上级决定，你去住校，明天就走。”
刘明发觉了：“什么住校？这会儿哪招生？我什么时候考试的？哪儿的决定？拿文件我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丛辉找来刘明：“我代表支部通知你，你到炊事班。这可是支委会一致同意的，有决议记录在。”刘明拍着连长的肩：“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现在就是叫了我爸爸本人来，他也休想调派我。”
不仅没调炊事班，他还在全连请战会上争取当上了尖刀班长！
这小子倔，我有体会。刚打倒“四人帮”，分区礼堂放电影《洪湖赤卫队》。那时这电影没“解放”，只许干部看。他带一班小家伙趴在窗台上看。我隔窗看到了，逮住他：“你捣什么乱？”他说：“我捣什么乱？我接受革命教育！”我给了他一耳光，他多少天不理我。直到今天，我还为这一耳光后悔呀！
我不为没调回他后悔。我打了几十年仗，知道他那样一个兵，调下他比杀了他还令他难受。
小明打得很好。丛辉提起他就大声赞扬：“英雄，英雄！”击退敌人的“7.12”大反扑，他们部队阵地前敌尸遍山……
我认为，两个儿子的死是值得的！多少留下了一点为他们的同志至今称道、认为值得学习的精神吧。对于一个民族，“精神”比黄金更重要。是的，有些人搞了些没名堂的事，要纠正这些歪风，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但你总不能老是不满，老发牢骚，总得自己也作点什么呀！共产党员要敢提意见，但还得问问自己，你能不能自己先带个好头？
我不敢沾儿子的光，只能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问心无愧。
还是有人理解我。徐州一个煤矿工人给我寄来了一首诗：“若是中华的父母都像您俩，儿女何处不英雄？若是执掌权炳者都像您俩，何愁祖国不强大昌盛！……南疆满山满谷的鲜花，不足以表达祖国的感谢，人民的崇敬，对你们，对光、明兄弟，也对南疆英灵。”
我和老伴回到我的老家山西阳城，意想不到乡亲们冒雨倾城，夹道三里迎接，都流着泪，久久围着我们的住所不散。阳城人民还为刘光、刘明建立了纪念碑。
——胡祖美（集团军宣传处长苏应奎的爱人）
（这是我在老苏家作客时女主人偶然摆出的一段“龙门阵”。）
你应该采访一下当家属的，写写男人在前方打仗时家里人心头是个啥滋味。
这滋味我可尝够了！当烈属的滋味我也尝过！
1979年打仗，老苏先来过一封信：这可能是最后一封信了……情况你会从最近的广播中听到的。
我当时在我们家乡当公社副书记。接到这封信时，南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一天到晚就抱个收音机，尖起耳朵听前线的消息。正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成天跑乡下，其实在躲开熟人的眼睛，不叫他们看出我心里的焦愁。路上我还是在听广播。明知广播里也不会传来他老苏什么消息可就是离不开它。
好几回，明明要往西，却走到东，走着走着，想不起自己要到哪，干什么去。但有一件事总也不忘，一早一午在公社门口等邮递员来，也是明知老苏这时不会有信来，但还是一回不拉地等着盼着。
广播上报上说部队已撤回国了，这就不是在门口等了，而是守在乡邮电所，等电报。全公社有十几个人上前线，十几家都有人在等。最后都等到了！只有我……也等到了，但比人家晚了两天。这两天我差点没疯了！电报上“平安”两字一下子抹去了我满心的忧伤，回到家我一顿吃了两大碗泡饭，把空了几天的肚子填满。等身上有了力气，我就开始在心里骂老苏了：“你龟儿，既然平安嘛，为啥叫我多等了两天呢？”
这之后有十几天，我就不再等啥盼啥。部队回来了，仗打赢了，男人平安无事，我也就万事大吉了！一心一意搞我的工作。
这天，傍黑了，我从乡下回来，推开办公室门一看，有封信，老苏来的。我不急不慌展开一看，妈哟，你猜写的啥？
祖美：我但愿你永远不要接到这封信，如果你接到了，那就是说，我回不来了！我希望你坚强，代我孝敬老人，抚育孩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信奉共产主义道德，不信三从四德那一套。我希望你改嫁，祝你幸福！——这是大概意思。反正还写了很多：战争的正义，军人的责任，他死无遗憾，唯愿我能度过这人生最艰难的一步，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等等！
读完信，我大哭大叫。这时候我就再不顾我在公社大小也算个领导，要注意什么影响了。是别人把我搀扶到家的，我的两腿再站不起来，眼目前天旋地转的。
不用说，我的老母亲、小女儿也被这封信吓惨了，哭得天昏地暗的。
过后，还是我自己看出来，信是2月10日战前写的，电报是最近来的。可是，信上明白写着，如果我收到这信，那就是他回不来了，也等于说，如他活着，他就不会再发出这封信。无疑，电报是假的！是他的战友怕我等急了，为安慰我发来的？但会不会是这封信发错了呢？
我一连给他去了多少封信和电报，都不见回复，但他的一位师首长（我去部队探亲时认识）给我回了一电报：应奎外出，他平安，勿念！这电报解了我一层忧，又多了一层疑。
晴天霹雳是一次走在路上“遭遇”到的。
我碰见了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我和老苏都是她的学生。她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张口就说：“小胡，你要坚强些！应奎的牺牲，是我们学校的光荣……”我连忙问：“老师，您从哪听说的？”他没有发现我的身子在摇晃，回说是从县上一位领导那听说的。
好心的老师如不说从县上领导那听来的，我也许会告诉他：“这事可能是我自己闹出的误会！”她一说县领导，我扑通倒下了。
（老苏指责妻子：县领导还不是听说你哭闹得死去活来，才闹得满城风雨的。妻子反责：你还好意思说，龟儿把老子的心都在油锅里煎过一盘了。）
我当时哪还有脑子分析：“风源”在我自己身上！我跑去找县领导问，回答说只是听说，没有确切信函。从县到公社，领导对我都很客气，到一家，总是荷包蛋，麦乳精什么的端上来，这就更使我多了疑心——他们在瞒着我！
半夜，小女儿从梦中哭醒，又闹又叫：“爸爸，爸爸！”问她看见什么了？“爸爸一身血，死了！”
我老母亲迷信，说三岁孩子不会作谎梦，她在屋里又烧香又化纸，自言自语：应奎，你要赐梦就赐给我吧！你有啥丢不下的心事对大人说吧，别吓着你孩子！
妈吔，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
五月端阳来了。那天我妈在厨房包粽子，大概是想到给女婿祭奠一下吧。我在自己屋里把我们影集又翻了一遍。
突然，邻居一个叫永红的姑娘尖诧诧地喊：“胡孃、胡孃，苏叔叔回来了，苏叔叔回来了！”
我隔窗看到了，是他！穿一身崭新的绿军装，头上红闪闪的五星，胸前亮灿灿的奖章。我没有立时冲出去，我在看，看天看地，看是不是又一个谎梦！
我妈才有意思，手里还提着一把剁肉馅的刀，迎着归来的亲人，又是笑又是哭。小女儿最先说话：“爸，你不是死了吗？”
一家人问候、欢笑、数落、解释，闹喳嘛了。
邻居来了，公社干部也来了。第二天全公社都跑来看“死人还阳”。公社干部想了一计，干脆搭起高台，请老苏给乡亲们作一场报告。
老苏开场白不错：我一不是功臣，二不是模范，我这胸前带的不是奖章，是打了这一仗的人都有的纪念章，不过我还是能给你们讲很多前线的事，因为我跟英模报告团跑了一路，又是个宣传干事，专给英模写材料的。
我们公社干部知道大家最想听啥，大声说，我们先请应奎讲讲他怎的要给家里寄来一份遗书好吗？大家好拍手。
老苏说，大家都知道，我奎娃子从小是个糊涂蛋，干啥丢三拉四的。打仗前，好多人都准备了一份交代后事的遗书，留在后方留守地，打完仗，平安回来的自己把遗书取回走了，负伤的由留守人员按名单把信退给他们。唯独我，把这事忘了，一个通讯员把几十封遗书一块投进了邮筒。我也再没想起，只以为给家里发了平安电报，又跟报告团来到四川，不久就能回家来，也没给家再补一封信。
（老苏插话：你是老宣传工作，知道打完仗后宣传科那忙劲，战评通报，总结，英雄模范材料，接待记者、作家，来队家属，筹备庆功会……）
那次报告还蛮成功，讲了英雄事迹，也为我的哭闹作了解释，是事出有因，不是我得了神经病！
跟着老苏，我倒八辈子霉呀！他现在还是忙得脚不沾地，家务事我一人担，原来我是公社副书记，现在在杂货公司收酒瓶子，我是永世不得翻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