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期报刊上讨论思想工作的文章，我很同意这样一种意见：我们以往过多强调了集体至上，而忽视和否定了个人利益、个人志趣、个人作用等存在的必要性。前者往往是一些领导人不正之风的掩护，后者则无形中成了培养国民无所作为的惰性的温床。
青年们反感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带病坚持工作、父母病危置之不顾、几过家门而不入等类的形象。我能理解。
然而，这个“奉献篇”中，我又描绘、讴歌了这类人物，我相信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战争环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一个人的牺牲、奉献能够换取更多人免于伤亡，且这种换取又出于他个人意志的选择和个人作用的自信，他是不应该与过去文学中捏造的“高大全”形象同日而语的。
——朱季历（团政委）
1984年老山作战，我是炮营教导员。
开进途中，部队路过文山。100炮连副指导员杨富华来向我请假：教导员，我回家看看。我问：你家在哪？他指了指：不远……。当时部队只准备在城边兵站吃一顿饭就上车走，我有些不高兴，心里说，不是规定过谁也不许离开么？他又说：我有急事，看一眼就转来，要不了半小时。我看了表：好吧，半小时！
杨富华原是独立师的，刚调来不久，我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话说回来，我了解也只能准他半小时假。
原来杨富华虽非文山人，但是在文山找的对象，爱人是个中学教员。
杨富华一路飞跑回家，邻居老太太说：哎哟，你咋才回来，你爱人正“生”哩，好恼火哟，喊叫了两天两夜啦。
杨富华算计过，爱人预产期已过了十天，原想进门看个是男是女，撂下几句话就走，现在又只好扭头向州医院跑。
杨富华到了爱人床前。据他后来向我描述，……实在惨不忍睹。爱人大概吃了药，正昏迷着，只见她一头乱发被汗水浸透，嘴唇上满是咬伤。病床前的岳母看见了他，狠狠白了他一眼：你还知道回来！
他跑到医院门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筐鸡蛋，提到产房外，把岳母娘拉出来：妈，我……不能久待，我是路过……这就要走……话没说完，一向无重话的老太婆跳起来喊：你走，你走！走了就不要再回来，这儿没你的妻子，也没你的孩子……他说了句：妈，以后你会明白我。真的转身要走。岳母娘身在文山，猜出了他准是要上前面打仗，又一把把他拉进产房：都看到你孩子的脑壳顶了，就是原子弹打来了嘛，你也得等一小会儿呀！
一位老医生见他一身泥尘，一脸汗水，也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归来的丈夫，而是一个匆匆路过的征战者，连忙把他和他岳母请出门外。
他抢先问：医生，大人要紧么？我要大人，不要孩子啦。老医生说：大人孩子都没事，包在我身上啦。你要能等，再有半个小时我看就差不多了。他如实相告：医生，一百多号人在车上等着哩。老医生向他挥挥手：那就去吧，快去！尽管放心好了。又给老太太做工作：他在这儿使不上劲……
杨富华后来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是从来没给谁下过跪的。那回，不知咋啦，我扑通跪下了，哭着说：医生，拜托啦！妈，拜托啦！多多拜托啦！
他一路哭回来，快到连队时，连忙把眼泪擦干。他说：叫战士们看到了，还不知怎么看我这副指导员呢。
后来他和连事务长周邦炳说了，周又告诉了我。还说：教导员，这事你处理不妥，也不问问人家回去啥事。
我专门跑到他连临战训练地，向杨富华道歉。他说，没啥，千军万马的行动总不能等我一个。以后我如活着再弥补，我天天给老婆做饭洗衣服。又说，当兵的，真不该找老婆，我要没结婚，决不找。他笑呵呵的，我的心都热了，眼也湿了。我坦率地说：要是我，我办不到！但对他只说：你的感情经得起一颗原子弹爆炸呵！
战后，他爱人带着孩子来了。我又去向他爱人道歉。他爱人说：“我当时真气昏了，心里想，看我以后还理不理你！”我说：“小杨讲了，他以后天天给你做饭洗衣服弥补。”他爱人说：“要做饭洗衣服的人我找你？”我问：“你看上他什么啦？”她说：“我就看上你们当兵的这个‘傻’劲！”
——王志学（师政委）
老山作战期间，打八里河东山的部队有个炮连，战果很突出，这个连的指导员张国强起了关键作用。他既做政治工作又指挥打炮，只要捕捉到目标，他便能立刻发出口令，第一发不着第二发准着，脑子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个人我特别敬佩，不光是他业务熟，还因我当时了解他心里有着沉重的负担，重到我认为已超过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他是河南人，1973年入伍，1976年回家结婚，两口子感情很好。他家只有一个70岁的老父，常年卧病，爱人对他老父敬奉照料，无微不至，还包种全家的责任田。到打仗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女孩，一切的家务重担全都压在这个女人肩上了。照他的话说，他娶的是一头“牛”，还是一头又出奶又耕田带拉车的“牛”。
到部队受领老山作战任务时，他突然接到爱人弟弟电报：姐病重……他了解家里，不是开玩笑的。他也早有察觉，近几年每回去探亲一次，都发现爱人过一年像老了十年，是劳累垮的。他只能用话安慰她：等我转业回来松你的套，你再咬咬牙吧！开拔前，他向司务长借了两百元钱给爱人电汇去。附言道：暂不能归，望全力治疗。给司务长留下的借条上写着：如我牺牲，请在抚恤金中扣除。
家里收到钱后，又是接连两封电报：姐病危，迟归恐难相见。他知道问题严重了，这才拿着几封电报一块找领导。团里认为情况确实特殊，虽临战训练十分紧张，还是批了他的假。但严格规定，在家只住一星期，不要超假。
连里战士也知道指导员这时回家是万不得已，但临战“失”将。大家都像失了主心骨似的，默默送了他很远很远。“指导员，有啥难处，你打电报回来……”
他搭车到昆明，连夜买了张硬座票回河南。到家一看，爱人已失了人形，一层皮包骨，嘴能动，但声音细微得很难听清楚。那二百元基本没动，还压在她铺席下。三岁的女娃在炕上炕下爬，一团泥球似的……他抱起爱人揣上钱：走，我送你上县城看病去。爱人弟弟来了，把他拉到一边说：没救了，医生说是癌，属晚期了！
一个礼拜，他清理了屋里屋外，给爱人换了铺草，洗了被褥，还买了药品、营养品，一匙匙喂她。爱人虽仍说不出话，但脸上有了笑意。三岁女娃也一身清爽，搂着爸爸又唱又跳……
一眨眼间，六天过去了。他很艰难地向爱人和他弟弟说明，他明天必须启程归队……她弟弟气得两眼圆瞪，两拳紧握。他准备好而且希望着弟弟狠狠捶他一顿，他会连眼也不眨一下承受的，但那小伙子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时，他爱人竟然从炕上爬了起来，喑哑地说：我跟你走，我要……你看着我死……
小舅子没打他，但他的话比他的的拳头还要重：什么上头规定，工作需要，这个那个，无非为的一个——想当官，往上爬，怕给上司落个不好的印象！可你就不怕人没良心，要天打雷轰么？……他一闹，亲友邻居也来了，七嘴八舌：国强呀，人生在世，功名利禄重要，可仁义值千金呀，看看你老婆这样子，你咋忍心说得出一个走字，她可是拿骨髓给你一家当灯油呵……
张国强当众无话可说，也想过再给上级发封续假电报，可又一想：不行呀，连队成分新、干部嫩，好多训练科目只课堂上过了一遍，实地演练还等着他去主持去示范呢。打仗可不是儿戏，炮兵更是开不得玩笑的，一发炮弹出去，打着打不着敌人且不论，万一落在在自己人头上可就是几十几百人的生命大事。这种事几年里还少么？他也想到部队里，家庭出了这样那样特殊情况，不止他一人，可上级还是考虑了他是特殊中的特殊，唯独准了他一人的假，他咋好再特殊呢？
他决定按期归队。夜里，他给爱人说了千万道理，贤良的女人听明白了，点了头。他又抱起女儿，把她吻了个够，泪水糊满了熟睡的孩子一身、然后给爱人弟弟留了个条：好兄弟，原谅我，但愿我还能看到你姐姐，不然我只有祈愿真有来生，让我变牛变马来报答你们……
他提起仅有的牙具袋……但门是锁着的，他只好跳窗逃出。
赶回连队后，立刻投入训练。到4月2日参加对老山炮击作战，半个多月的应急训练，换来了他的连队首战告捷的喜讯。几乎就在上级嘉奖令来到的同时，他收到了家里的电报，他的爱人在他离家的第三天，终恋恋地离开了人世。因电报是寄到部队原驻地后转来的，迟到了二十多天。与电报同时收到的，还有几封信，其中一位同族老辈这样写道：古有陈世美，今有你张国强！陈世美杀妻灭子，千古落骂名，你张国强面临妻子落气拔腿而逃，天理不容……
张国强看着这信和电报，如五雷轰顶，但他不能哭，也不能告诉别人。战斗正紧张激烈，他怕分了同志们的心，怕大家不信任他还能指挥……第二天，他一人跑到一个僻静的山谷里，造了一座坟，采了一大抱花，然后双膝跪地放声号哭：妞她妈，我对不起你呀，我给你叩头，求你原谅！是我、是我一家把你拖死累死的呀，你才二十八岁，你本不该找我呀！……
他的通讯员先看出了他心里有事，偷偷跟在他后面看到了这一切，回来报告了连长，连长又报告了团里，那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正在他团里蹲点。我立即跑去找到张国强，他一五一十给我说了。
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说什么也安慰不了他，说什么都表达不了我自己那那如象滚油煎着的心。我说上山吧！他只好跟着我去。
我也采了一抱花，在他妻子“坟”前举起手，久久停在我的军帽沿上。我对他妻子的英灵说：“我们将用胜利来祭奠您！相信吧，有像您丈夫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打好任何一仗！”
——朱季历（团政委）
我们炮营高机连在老山，八里河东山作战期间担任前送后运任务。三个月内，每人平均行程四千公里，运送物资一万余公斤。
送上阵地的熟食是他们做的，但自己吃不上，因为来不及做，也来不及吃，几乎全啃干粮。
他们没有白天黑夜，哪儿有枪声哪儿就有他们的任务。
一次他们去662.6高地送熟食。路不熟，只凭一张地图，走错了，天也黑下来，转来转去找不到方向。带队的二排长李黎是军校刚毕业的，叫大家先休息，他从地物地貌判断出方向后，叫大家排队，说：我第一，党员在前，大家跟上！那路上说不清哪有雷场。
他们终于到达。问了一句：是不是×××团？对方答应一声是，他们一个个都倒下了。是累的，也是饿的。但背囊里的食物没动。
李黎是连水人，干部家庭出身，高中毕业考入军校，刚分下来就当军工。这个21岁的“士官生”不是很壮实，按他的家境，学生时期如不算很娇贵也不会干什么重活。人们都估计他会受不了，但他一直干了三个月，每次背一百二十斤，爬大山，尼龙背带背断了十几根。直到他病倒为止。
是什么病呢？开始他自感胸口不适，后来吃东西也觉得食道梗阻，呕吐。到医院检查，医生问：你的胸部是不是在哪受过撞伤或挤压？诊断结果是胸骨弯曲变形。
当医生了解到他的经历和三个月来的劳动情况时，一个个感动得直摇头：怎么苦到这种程度，不可想象！医生又对他的连队干部说：他本人一直不说，这更了不起！至少在最近一个月内，他每背一百斤的东西，需要有背起二百斤的忍耐力！
医生用夹板将他的胸骨压平、矫正、扎紧，又用了三个月才使他弯曲的胸骨复原。
还有个彭坤彬，也是这个连的一个班长。他最能吃苦，别人扛一箱他扛两箱，大家叫他“老工人”。
我们团打那拉口子，打八里河东山，运送任务很紧张，军工，民工都累得歇下来便能睡过去。彭坤彬最能睡，鼾也打得最响，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干部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会跳起来问：“有事？”你还没说话，他就说：我去！
有一天晚上，他们连每个班都跑了三趟了，山上又来了电话：又有两个伤员……我放下电话。彭坤彬已站我我面前。这时他颈背上已长了一个大包，是驮包磨破感染了的。我不好意思再叫他去，就说：没事，你吃罐头吧！他接过罐头，刚打开，瞅着了。我带了营部几个人上山抬伤员，刚出门，彭坤彬却带了他班上的战士来了，笑嘻嘻抢到我们前面……
后来诊断出，小彭背上的大包不全是外伤感染，也有个颈脊椎骨错位的问题。
他初中毕业，文化低一点，上学考不上，提干也就没门。战后叫他走，他要求再干一年。他说：“教导员，都走了，再打仗没人认识路呀！”
我说：“你留下，不好办呀，提不了官呀。”我爱和他开玩笑。
他说：“你放心，我自知不是那材料，不图个啥。”
他又留了一年多。
他走时，我看着他那累变了形的脊梁（他的内外伤是治好了），心里真过意不去。
我说：“彭坤彬，真委屈你了！”
他说：“教导员，我嘴上说不出，心里可懂，部队教给我的东西，我一辈子忘不了，用不完！”
论吃苦，没人可比，论能力，他比当时有些连的干部还强，尤其能团结人。我老想，这样的战士为什么留不下呢？文化重要，但当真它就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么？
最近北京一个慰问团，唱了一道歌，叫山骆驼，是写给老山军工、民工的。我听时，眼泪止不住往外涌，心里想着李黎、彭坤彬，我们高机连的干部战士们……
——邱水兵（后勤分部宣传科长）
如果你未能看到过战场上炮火交飞的实景，你就去看看我们的弹药仓库吧。我们分部有几个这样的弹药仓库，离前线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不等，无论你看哪一个，地面的、山洞里的库房都是弹药箱垒起来的长城，把这长城的夹壁缝都走完，你大概会感到腰酸腿疼了。当你了解到，必要的时候我们能把你走过的“长城”在一天内倾泄到敌人阵地上去时，你就能想象得出战争是怎么个情景了。
记者、作家们写过各个兵种，各样血与火的战阵，但很少提到我们弹库兵，怕连知都不知道。
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后勤兵是真正的八年抗战，其中又数弹库兵苦累。不说过节假日，八年来的九个除夕夜，我们几个弹库都是在紧张的装卸劳动中度过的。
1984年老山作战期间，我们的弹库前场景更是壮观。后运前送的汽车在各库房两面公路上扯起几公里的长龙，日夜马达轰鸣，尘埃蔽日遮天。有时前线一小时三次电话，跟车来护运炮弹的人把办公室、过道都住满了。除了我们自己几个团的汽车出动外，还有滇南几个地州市的汽车支援。那时各弹库一点机械化都没搞起来，全是肩扛手搬，在装卸劳动量剧增的情况下，分部、兵站、库房的领导、机关干部都上阵了，医务站、通讯站的女兵也参加了。“7.12”大战前后，我们分部全体干部五天五夜没有离开过装卸场，每个装卸组8人，要求五分钟装（卸）完一车，每车都在五吨上下。
每个人都象马拉松运动员，每个人都汗流如洗，每个人的衣衫都被木箱磨破了，手、肩、胸前都有被角铁划破的口子。歇息、睡眠只能在一车开出，另一车回倒的瞬间。不知有多少人累昏倒过，被木箱砸伤过。
装卸场上，人踏车滚，扬起的尘埃象大雾，尘雾沾在人们的汗脸上，便每张脸都成了一口带窟窿的黑锅。有的人被呛得咯血。
女兵们开始格格笑，后来笑不出来了，没劲了。
地方司机看着这场景感动不已。有人问：“怎么就不弄几台装卸机呢？”“老师傅，事先没想到，等想到了没功夫了！”
我们统计过，那几天我们每个人平均超正常劳动量的8倍。最多有超出20多倍的。真正的马拉松运动员来，他也不一定受得了，顶得下了。
车辆调度员石远义，连续几昼夜不停地跑前跑后，指挥车辆进出，后来他累倒了，别人抱起他，摇醒他后，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他的嗓子不但早哑了，而且是破伤了，到这会儿一嘴的燎泡一嘴的血。
班长时进，在现场昏倒，医生抢救过来后，先是神经衰弱，什么药也不能使他入睡，后来精神失常。
那时，现场没有什么鼓动、评比竞赛那一套。大家都自觉，只要有口气就不会停下，累昏的人，你拉他抬他也不下来。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前线。这些运炮弹的车辆都是从前面运下伤员的，车厢板上有血迹，四角能见到凝结的血块，以及未清扫干净的染血的草、绷带……
这些都无声地告诉了我们弹库兵，前方比我们更苦累，更艰险，时刻都在流血牺牲！还有司机们不时带回的胜利消息，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鼓舞，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无疑，我们手中送出的每一发、每一箱炮弹都将使前线减少流血伤亡，增添一份力量，赢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再加上各级领导都在现场和大家同样劳动，也是一种鼓动，再不需要谁去高呼口号了。
有个年轻的地方司机问我们一个战士：“你们装一车多少钱？”一个老司机又反过来问道：“叫你干，你要多少钱？”年轻司机说：“像他们这个干法，给多少钱我也不干，受不了。”老司机说：“对了，抱金砖也换不来他们这股拼命劲！”这是对我们最公正最崇高的评价。
这是最紧张的时期，平常呢？也不轻松。你去看看弹库兵的宿舍就知道了，屋子里长着草。这是因为来送弹运弹不定时，不分昼夜，它来了你就得卸，所以弹库兵吃住都在库房，没功夫回宿舍。常常，放电影没人看，炊事班把饭送到装卸场，中午的饭放到晚上还没人动过。
弹库人员的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防事故，防差错方面。得派人日夜警卫巡逻，半点疏忽麻痹不得。道理很简单，万一出个什么事，方圆几十里都得天翻地覆。还有，同样的弹种，生产的工厂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批次不一样，再忙再乱，也不能有一箱炮弹串堆，不能混装。有一箱化验弹，混在上千吨的弹药中去了，这是事后才从发货单位的调拨书上发现的。这箱炮弹由于药量已抽掉一半，如运上前线，打出去必是近弹，有可能伤了我们自己的人，可了不得。分部和兵站领导闻讯后连夜赶到现场，带领大家翻堆。十一个人翻了三天三夜，终于从成万箱的炮弹中把这箱有白漆标记的化验弹长到了，大家很高兴，又唱又跳的。还有几次，炮弹发出去了，发现装药号数有混杂现象，立刻又派人追到前面去堵车，堵不住则一直追到前线。虽然弹箱上都有装药记号，但我们还是要通知到用弹的炮位才放心。
我们弹库人员的奉献精神更多的更不为人知晓的还不在他们付出的血汗上，所有弹库都在大山沟里，远离城镇与人烟稠密地区，长年累月在那里工作的人，劳累枯躁不说，没结婚的干部找对象难，结了婚的家属安排工作难，孩子上学难。干部不安心，年年都在叫唤：不是亏了我一个，是亏了我一家！也确实如此，希望上级认真研究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84年打老山前，我负责带团侦察队，执行出境侦察捕俘任务。
从步兵团调来个新兵给我当通讯员。他个子小小的，脸白白的，不说话也笑眯眯的，还露着个小虎牙。本来我不会收他的，营里说给我挑来的是个最好的兵，我才把他留下了。
来时，我问过他的姓名，还问过他：“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他说：“报告首长，知道！一步不拉跟着你，随时准备用生命保护你。”
我说：“保护我倒不必，最重要的是把通信任务完成好，要记住路，到过一趟第二回就能把命令传达到，能做到吗？”
他露出虎牙一笑：“这太简单了！”
第二天，春节大年除夕，驻地附近虽然老乡不多了，但还是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我们放出的侦察小组到傍晚还没回来，我就带着他到半道上去迎接。
从指挥组到国境线几百公尺，一会就到了，但不见侦察组的影。我对那一带地形很熟，哪个草丛里能钻过去，哪儿可能有雷场，哪儿可能有敌人特工队来，我都摸熟了，还作了记号。因为心里着急，我决心再摸出国境线去看看。便对他说：“小鬼，踩着我的脚印走，别出声！”他回答了一句：“没问题！”
我们下一条沟又翻上一座陡崖，来到了一个密林里。这是我们侦察队的一个会合点，但林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种什么鸟兽的怪叫声，很吓人的。
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其实没有路，也不能叫路口，只是我们侦察队规定的一个会合点，还是不见侦察组。我决定让小通讯员在这儿等，自己再前去到山顶上看看。他以为我是照顾他，让他歇着，高低不干。我如实说，怕的是侦察组从另一个方向回来，他才欣然同意。怕地下潮，也怕野物伤着他，我把他举到枝桠密茂的树杈上坐起，还叮嘱他：“千万别睡着了栽下来，我至多一小时就返回。”
我在山顶上迎着了侦察组，因为要和友邻侦察队交流汇集情况，我们便顺着另一条路回到境内，又急于向上级联络报告，我就把留在林子里的小通讯员忘在了脑后。直到我忙完了，一身酸软地躺到了床上时，才看到我对面的小铺空空的，我大叫一声：哎哟，我的小鬼！
我带着几个人没命地往山上跑。
从境内驻地到那座林子，直线距离不过两千公尺，因是丛林峡谷地，平时走，最快的速度得一个半小时，这次，我一个小时最先跑到了。累得我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通身就象水池里刚捞上来。
我一直跑到那棵树前，喊着：小鬼，小鬼！
没有应声，我的心正往下沉，却听到了那树杈上一声哭，开始是抽抽嗒嗒的，越哭越大声越凄厉。
我举起双手接他时，不断声问：“咋啦，咋啦？”
他还是哭，哭得一身颤巍巍的。我接他下树时，发觉他的裤裆是湿的！
他抬起泪眼问：“他们呢？”
这时跟我来的几个侦察兵跑拢了，我愧疚地对他说：“我从另一条路把他们接回去了，因为要交流情报，我……”
他抱住我的腰：“唉哟，我以为出事了……”
路上，我问他：“怕吗？”
他点点头：“怕！怕得很！”
“那你为啥不自己回去？不识路？”
“不是你说了的，一定要等你回来？”
多好的战士，我简直找不出话了。
从我留他在林子里到接他回来，他独自在那里待了六七个小时。
那天是除夕夜，我想他家吃团圆饭时一定多么想他，如果知道我这个“首长”这么对待他们才离家两三个月的小儿子，还不知该怎么哩。
——吴道文（组织干事）
者阴山战斗中，我在二连当指导员。
我连战士韦兴林，贵州人，1983年入伍的新兵。这年底，他接到家里的信，十六岁的妹妹失踪，生死不明，母亲气病，要他赶快回去处理。他拿着信找我：指导员，我得走，回去找妹妹。当时我们已接到战备命令，但还未向下宣布，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请示请示再说吧！”他说：“你请示吧，准不准我也得走，枪毙我也得走！”他一直哭，不吃不喝。我请示上级，怕强留下他出问题，不如放他回去一趟。我给他做了工作，回去要找政府，按政策办。又叫他班长给他买了票，送他到车站。
在车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归来，一拨一拨，来自不同方向。问班长咋回事，班长咬耳朵告诉他：要打仗了！指导员考虑你家里的事关系两条人命……如此这般。韦兴林对班长什么也没说，把票退了，回来对我只说了一句：你枪毙我，我也不走啦！
攻击前，我连负责背弹药，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雾最大，敌人发现不了的时间进行，每人背两箱，一箱23公斤。那个艰苦劲真难说！如是哪个父母看到他儿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风箱似的喘息，心里不知痛得什么样？
韦兴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么时候他扭了脚，脚脖肿了，拄一根棍，照样背三箱。我对他说，你不行了，歇着吧。他只摇摇头，好像还在怄我的气，怪我不该不早对他说要打仗。
向者阴山进攻时，我们二连担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韦兴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夺21号高地时，他负伤了，班长要给他包扎，他推开班长：“别管我！”他是握着枪，瞪大双眼死的。
战后，发现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妈妈，我现在本该去找妹妹，本该和她一起回到你身边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们，我只有把他们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个欺侮妹妹的狗杂种……
战后，我们团先给韦兴林家乡贵州独山县去了一封信，接着又派专人去慰问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况，找政府妥善处理。
——赵子恩（通讯营长）
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
没水喝。半夜里做梦就到了大河边，一喝，水是咸的，咽不下……
团长谢圣明决心去找水。他有经验，说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着走着，他说：“你们别来了，我踩着了地雷！”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因见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凼，边捧水喝边说：等老子喝够了，死了也值得！然后挪开脚。“唉——”一声，真的取出个地雷来。原来他踩偏了，没踩到压发盖上。后来他从这地雷上取出了压发装置作了打火机，白金的，还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团指挥所，不但够喝，节余下的还可洗澡。杨龙明写了篇报道，叫《团长找水》，遭他骂了一顿：“团长找水有什么了不起，只能是战士找水呀？”
不过各连排阵地还是缺水。据说，一个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战士们捧着水壶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为不是每个阵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
吃到热食难。炊事班只能在山下做好饭，送上来，一般都得两小时。天热，他们一律光膀子，穿裤头，塑料袋装的热食都馊了——送到连队还得往下传送到班排。后来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气都进了饭菜里。战士们照吃，说：多了点盐肉味，更香！
有一回我跟团长去一个山头接防，从清早到晚上什么也没吃，到了军工兵团一个点上，正遇上人家吃饭。团长说，救救命吧，诸位！人家没碗筷，团长一手揭锅，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铲呀！客气什么！”我铲了一帽子，两人抓了就吃，刚好军里摄影干事在，给我们拍了照，还登在“国防战士”报上。我爱人见到照片的时候哭了，现在还一直笑我。
苦累自不必说。有的连队负责运送。开始有骡马，它能驮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驮四十斤，再过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战士们呢？开始背两箱弹药，最后还是两箱，二连连长不但自己背两箱，每次遇崖坎还站在那里将全连的人拉上来。战士们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话也不少：妈哟，我们连牛马都不如，骡子垮了我们不能垮！可是叫谁下去谁也不干。
下雨塌方，把四个通讯兵压在猫耳洞里，从此大家只能睡沟槽，上面搭竹子，盖塑料布。被子能拧出水。我得了关节炎，团长叫我去师指挥所开会，我走不了，他派一个侦察兵半撑半扶着我去。到了师指，总参一个处长见我就流泪。
有个排长，感到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营长在电话里说：“你敢下来，我毙了你！”政委何兴平赶到阵地给这排长做工作，到打敌人反扑时，这个排长表现很不错。在那个环境下，谁都受不了。要是向“钱”看，给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
整整一百天后把我们换下来，团长和我们一共五个人坐一台车下山。经过第一个城镇，团长说：该我们好好吃一顿啦！大家都没带钱和粮票——阵地上用不上这。团长说：阵地上可以伸手，这个地方可不能丢人。有个人身上终于找出了半斤粮票，换了五条黄瓜。团长不让吃，喊开车！车到无人处，他又喊：“停！吃黄瓜！”一人一条黄瓜，吃得口水直流。
那生活，真是再苦也没有了，可现在回味起来又感到甜滋滋的。
——普友福（师医院院长，彝族）
攻老山，我们师医院所在地离老山主峰平面距离四千公尺。
开始炮击时，我们还涌到帐篷外面看炮火，像看节日焰火，觉得多好玩的。
炮击结束两小时后，第一个伤员下来了，他是触雷负伤，两腿都没有了，第一个要求是要烟抽，抽了半截就昏迷了。我们几位小姑娘见了就打抖，神色都变了，但喊献血时，立刻撸起袖管来，三个姑娘，一个通讯员的血流进了这伤员的躯体，但还是没把他抢救过来。
到下午二时，伤员像流水一样下来了，大都是奄奄一息的。我们原来准备了5个手术台，临时改为9个。这次战斗所有伤员都经过我们那里，一个不漏，能后送的才后送，估计送不到后面医院中途就可能死亡的立刻抢救。
每个伤员衣衫都撕破了，有的赤身露体，从头到脚都糊满了泥浆。大多数人身上还绑着子弹带，腿上绑腿也在，但解不下来，只能剪开。全是被他们的汗水、血水、泥浆沾得紧绷绷的呀！有的一百多天——自临战训练以来就没有解过绑腿，没洗过脸，理发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头发胡子一般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这一百多天一会雨里泡着，一会烈日曝晒！我有个录像，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怕把人吓着了。你可以看，看了你就知道不把老山这一仗写下来，你这个作家可就欠了我们战士一笔大帐呵！
我们作手术的洞子里滴嗒滴嗒直往下淌水，想找块油毛毡遮漏，没有呀，地面被伤员的血浸透又浸透，成了血的泥潭，一次次消毒，臭得很呀！我想铺上木板，哪有呀！人力有限，车辆要前运后送伤员，来不及搞别的呵。锯下来的断肢残臂，一桶桶往外抬呀！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被子、衣服、床单……你不能看着伤员光溜溜地抬走呀，你总得给他盖上点什么呀！
7.12打敌人的大反扑，我们原来的手术帐篷炸烂了，手术床炸飞了，生活车炸飞了，对面村子里老百姓炸死几个，幸好我们事先转移到了一个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条沟槽，外面垒上土包，在里面展开小手术床，不然可就不是我们抢救别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抢救了。这一天从早到晚，双方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大家分头忙着分类、喂食、止血、搞休克、清创、作手术……没有一个人躲炮。手术人员都带钢盔，炮火间隙里，便能听到手术床前一片叮叮当当的钢盔碰击声。
无论多么危重的伤员，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过来就问：“前头怎么样？”“某某高地拿下来了么？”“7.12”那天，伤员比较少，情绪也更高，下来的伤员高兴地说：“我们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摆满了！”先到的伤员高呼：“哈，总算让越南小鬼子尝到厉害啦！”看着他们，我心急更心痛！
师保卫干事张仁龙，主动要求下战斗部队去代副营长，进攻老山战斗中，他头部负伤，脸肿得很大。我们很熟，他平时爱搞电器，帮我们医院搞过器械革新。当他被抬到我面前时，我已认不出这位相处多年的战友了。看了伤票——阵地救护组登记卡片时，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泪。我说：“我马上送你走……”他说“我没完成任务……”后来，他活过来了。
我们师医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么词形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我都觉得不过份，不够劲。可惜战后大多数都处理走了，有的连个小功都没立上。我们医院现在对外服务，赚了一些钱，我想，有一天要给我们医院每个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送去一块金质奖章，才算我对得起他们，才放得下我这颗心！
女护士蒋涛，多次给伤员输血，一个很壮实的姑娘变得像个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连续两次她自己从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邻师一个医助。她的脸都黑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她没叫一声苦，照常参加前接后送。
女战士杨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来当兵。她负责麻醉，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手术帐篷真热呀，40度上下，还潮湿。她就日夜穿着工作服、手术衣在“蒸笼”里烤着。我看到她晕倒就有两次。战后，她干部不能提，考学分数不够，转志愿兵没女的名额了。她什么也没得着，还是复员回山东农村。走时，她呜呜哭，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留下来为伤员服务。”她哭我也哭，我说：“我们向党委写过保证的呀，工作确实需要你呀，可是没有你的位置呀……”
几个女兵都走了，她们没功夫补习功课，考不上学，吃的就是这个亏！我真过意不去呀！
我们医院还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吴熙德，外科医生，女的叫丁兰仙，负责输液，她技术高，输液穿刺，一针成功。两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护时，同时负伤。两人回来时，衣服都被烧焦了，鞋子也各掉一只，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盖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只鞋也让给了妻子。老吴就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脚，耳朵还流着被炮弹震出的血。妻子伤轻一点，半撑半抱着丈夫，一瘸一拐走回来。作家，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恩爱夫妻？吴熙德第三军医大学毕业，丁兰仙原是大医院护士，两人恋爱结婚。双双上前线时，家里还留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
袁其林，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把刀”，最难做的手术都是他主刀。他身体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岁，三天三夜的连续手术他也坚持下来了，只是有时蹲下来歇一会儿，每天经他的手从阎王殿前拉回来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聪明，写过不少医学论文，搞了许多革新，我们医院用于急救的输血加压器、胸腔闭式引流器都是他创造的。1979年他上前线打仗，“打掉”了一个爱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国去了。他又找了一个，快结婚了，他又上了前线，正当他这边紧张工作时，那边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却被这样一封信击倒了，他咬牙坚持着，但内心很痛苦。也不能说女方不好。谁不见，前方打仗时，军营里的女人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谁愿意找这份罪受？何况那女人条件好，追求的人不少？为这事，我到师部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我爱人一听见我的声音，就哭开了：“你怎么样？出了什么事了吗？”我说：“你先别忙哭，也别忙问我，我很好。你赶快去某某单位找某人——老袁的未婚妻，赶快叫她写封信来安慰安慰老袁，要吹，也得等以后再说，请她看在我们打老山部队的面子上，无论如何也得这么做……”女方听了我爱人的转达，立刻捎了两条云烟，捎了个字条来，老袁好高兴，打开烟分送全院的人抽。后来他们好了，结了婚，夫妻很和美。
医院最苦最凶险的还是负责前接后送的同志，没有一次不挨炮。马伟，耳鼓膜震破；王保林，五次被埋在炮弹炸塌的猫耳洞里；卫生教导队多人受伤，队长郑继坤也伤了；刘树林听到伤员在林子里哼，他去救，伤员喊：“不要来，地雷多得很！”他还是不顾一切冲过去，刚背上伤员，敌炮打来，他用身体掩护伤员。我的通讯员小古，头天献血，第二天去前接伤员，眼一黑，从桥上栽下去，腿骨折断。最突出的是胡龙泉，他送一个受伤的副指导员，遇敌炮击，炸断的一棵树倒在路上，车过不去了。这伤员下颏打穿，气管切开，万分危急。胡龙泉叫车开到一个隐蔽地，用嘴吸出伤员堵住气管的痰，把他抢救过来。
前接后送中，我们没有一名伤员中途死亡。危重伤员在我们医院死亡率只0.37%。
——张致斌（后勤分部纪委书记）
（她叫刘亚玲。我从成都出发时军区后勤政治部领导嘱我一定要采访她，还希望我给她写篇大文章。我到文山军医院找她时，她上山采药去了，后来我到了分部，领导们也一再介绍她，赞扬她，并叫她的医院连夜派车送她来分部“向作家汇报”。我们开始谈话时，刘亚玲就坦诚地表示：“我根本不愿来……我反感作家和记者，我不愿别人报导我，过去每一次对我的报道，给我的荣誉都是给我加一道枷锁！到北京出席英模会，我也不激动……荣誉影响我的事业，它只是面具，成功只能靠真才实学。我奉命而来，只想说这些，也不想多解释……”我说我去过文山专程找她，我也不知道分部领导下令叫她来。还表示：“我决不写你，也不想叫你说什么。不过你们分部张副政委向我讲了你的情况，要我回去向有关首长详细报告，所以我只想将他介绍中有关你在前线救护伤员的事迹核对一下，免得出差错或再给你加一道枷锁，你看行么？”
她欣然同意了，并且在核对之后主动讲起了她在前线的风闻与感慨。她自己说，有些话是她从来没说出过的。我对她的某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总之我们谈得很坦率。最后她同意了我可以写出张副政委——现纪委书记对她的介绍。 ）
刘亚玲，又奇特又难得，又可气又可爱，又倔又怪。
她1963年生，家在西安市郊。1984年8月由第四军医大护士班毕业分来文山军医院。
她学过医学统计学，发现我们国家战伤死亡率比一些先进国家高，从朝鲜到这次战争都如此。她也发现前线对有些伤员救护不当，感到在医院不如到前线阵地去直接救护能使自己在这方面积累一点经验。她还看了一本叫《南丁格尔传》的书，书上讲的南丁格尔是一个英国女护士，家里很富有，她却跑到战场上当看护，并有很多创造发明。刘亚玲很崇拜这个人，更坚定了去前线的决心。
她先后给各级领导写了七封信，要求到第一线去。开始我们没有同意，只考虑到她一个女同志去一线不方便，是出于对她生活、安全的关心；对她在事业上的理想追求了解不够，理解更谈不上。
为了能参加阵地救护，她用节约下来的节假日几次到前线。1986年4月，某军路过文山，她去看老乡，人家邀她去，她也想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作调查，便提出请假回家探亲。但她没有回西安，而是到了前面一个营救护所。到假期快满的时候，她给医院桑院长写了信，说她回不来了，说了理由，也说了些过头话。医院要整党了，她是党员，院里两次派人去叫她，她不回来，话说得更不好听了：“开除党籍也不回去，除非抬了我的尸体回去！”医院又给前面部队写了信，请他们帮助动员她回来。就在这时，前面部队来信调她，我们不同意。确实我们有个想法，怎么能想到哪就到哪？后来人家还是动员她回来了。这次准假一个月，她离院两个月。为这件事，医院从上到下有反映，院领导提出给她处分，9个党员讨论，4个同意留党察看，5个同意严重警告。院党委报到分部党委是严重警告，分部没批，所以一直没公布。
到1986年12月，她又要求到前线。我打电话和前面联系，军里同意她去，但不是调动。1987年1月她负伤住院。出院后她又去探家，3月回院，小组、支部通过了她的党员登记。登记前是叫她作了检查，大家认为她态度谦虚诚恳。
应当承认，是军区傅全有司令员转来《解放军报》一封“今日来信”才引起我们对刘亚玲的关心与重视、促使我们对她在前线的表现作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的。
按照傅司令在信上的批示，分部派了我和其他三位同志去前线调查了解。她的事迹确实是了不起的，感人的！
她先后6次去前线（三次未经批准），到过营以下阵地14个，随救护组参加阵前出击4次，拔点作战3次，参加救护过的伤员130多名。（刘亚玲：目睹过惨烈战斗场面，且离得最近，见得最多，女同志中我可能算第一人！）
平时她帮救护所、连队、炊事班做了许多工作，还和到前线采访的一位摄影女干事举行过两次电话演唱会。
1986年5月2日晚，某部六连战士，音乐学院学生徐良左大腿中弹负伤，动静脉破裂，送到营救护所，刘亚玲配合其他医务人员给他重新包扎止血和输液。由于徐良伤势重，她坚决要求随军工后送，途中，她一手固守输液针头，一手举着液袋。通过狭窄堑壕时，她钻到担架底下跪着、爬着走。上车后，因车颠簸，她用一手抱住徐的伤腿，一手垫在他的腿下。我见过徐良，他至今很感激那护送他的女护士。
炮手高海元遭敌炮伤，刘亚玲背着多处负伤的大个子小高跑了一百多米，使他及时得到抢救。
1987年1月5日拔点作战，刘亚玲先一天赶到营指，要求到前指救护所，副团长不让她去。次日战斗打响，她跟着一个录像员上去了。在通过敌火力封锁地段时，臀部负伤，她没和别人说，自己跑到一个隐蔽地拔出弹片，便投入抢救伤员。在前沿救护所，刘熟练的包扎与穿刺（输液）技术，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医务人员在这次战斗中救护25名伤员，无一死亡。有个伤员多处负伤，衣裤被剪掉，赤身露体，刘给他包扎输液，他大喊：“不，不！”刘说：我都30岁了——其实她24岁，是你大姐姐，怕什么？一位医生说：“这回没她，有的伤员就救不活了！”
这次战斗后第三天，刘再次要求参加拔点作战。战士不让她再往前去，要通行证看。她掏出“光荣弹”——防身自卫小手榴弹，说：这就是我的通行证！战斗打响后，敌炮不断落在救护所的山洞内外，弹片飞进洞内，刘多次往返洞内外救护伤员。她忍着自己的伤疼，20多个小时没吃喝，参加救护伤员近40名。
一星期后，她的伤疼终于支持不住了，才回到师医院检查，师医院见她伤口已感染化脓，立刻送野战医院，在那里她一度高烧昏迷，后来作了伤口缝合，创面植皮手术……
调查回来，分部党委在听取汇报时都对她的事迹深为感动佩服，立即决定给她立一等功。又派我到医院广为宣扬。我开了八次座谈会，大讲特讲，对过去我们对她了解、关心、支持、宣传不够，作了检查，以此扭转一些同志对她不正确的看法和议论。
1987年八一，刘亚玲出席了全军的英模代表会。
现在使我们感到有点恼火的是，一些人对刘亚玲还是议论纷纭、冷谈她、不安逸她。刘亚玲自己也为此感到苦恼，不那么舒畅。给她的荣誉越多，宣传越多，统一思想越多，越加剧这种状况！
问题在哪？还不能笼统说出于嫉妒，出于“红眼病”，也不能怪她自己，她现在“注意”多了，“尾巴”是夹着的。归罪于领导，那也太冤枉。问题在一些记者的“起哄！”
对刘亚玲有过那么几篇报导。有一篇为了突出刘亚玲到前线的动机，把文山军医院说是无所事事，一个个闲得发慌，想到哪就到哪，唯独刘亚玲去前线不行，还给处分。文山军医院是离前线最近也是最大的医院之一，多年来都是超负荷收治伤员，一段时期，过道、办公室都设了临时床位，有的医生累昏倒了，爬起来又上手术台；有个护士正奶孩子，她妈妈抱了孩子找到病房，孩子饿得大哭，她还是抽不出时间来，把伤员们都感动得大声“抗议”：“喂孩子，喂孩子！……”几天几夜吃睡都在病房的人就更多了！这个医院也多次派人去一线救护，前运后送伤员……所以这个医院对刘亚玲的意见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对她本人的，而是对一些关于她本人的报导！（刘亚玲：是的，有的报导假得不能再假！）他们说，为什么要为“树”一个人搞灰了我们一个单位呢？
这个院老院长桑长祥，是个老边防，老模范，老黄牛，有的报导把他形容得不像样，给人一个武断专横、愚味无知的印像。他有次向我哭着说：整党要百分之百的党员参加，不参加的要根据不同情况处分，这不是你们上头的规定吗？文件规定的吗？我叫她回来，参加完整党再去。怎么就不可以呢？
由此，又引出对刘的处分该不该取消的分岐意见。有的人说，立一等功可以，但处分不能撤，功过分明嘛，她在前线抢救伤员有功，擅自行动就是不对的！——原先我也是这个看法。刘亚玲的严重警告处分分部虽没叫宣布，但事实上是处分了，如后来一次该她调级未调。现在医院主张按功劳给她晋级，但不能补调。我们准备宣布对她的处分无效，级别补调再晋级——不过分部党委还没最后决定，你先别说。
对“今日来信”的那位记者，我们也有个意见：他到前线采访刘亚玲后，来到医院找了桑院长，桑院长说明情况后，他曾明确表示：这个人——指刘亚玲——，不宜宣扬！……
桑院长表示：对刘亚玲，我们将全力支持培养，有什么意见不能对她来，但希望记者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搞这行的爱找戏，为了有戏就找个“白脸”，这不是培养年轻人，是给他们“下烂药”！
（采访回来，我从报上得知，刘亚玲参加了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祝愿她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也希望她周围的同志对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理解关怀，还有宽容。她说，她主观任性，脆弱——有时感到孤独甚至绝望，克服这些缺点，靠她自己努力，也靠大家帮助。
刘亚玲，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一道枷锁？但愿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