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笋有个讲话。在估计中国可能作出何种反应时，他自信极了，十分肯定中国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辞，是再拿不出别的什么来的……
我也了解，当越南五路大军正向金边悍然疾进时，北京还在最后商定我们该作出何种反应的会议情况。
可惜，介绍材料的人一再说，要公布这些材料得请示有关上级批准。
如此，我只能讲几个仓促上阵的中国将士的故事，意在说明：黎笋有一点说对了——中国作出任何行动、反应都是万难的。但他的估计有一个根本性错误——中国到底不是美国！
——王有富（前副军长）
（在这个军，到处能听到夏伯阳式的故事。段如金师长说：“王有富那老头不怕死，给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击战，敌炮炸成一锅粥，老头坐个吉普车来了，一脚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车门外，头昂昂的，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一个劲儿喊司机：往前开！我想起《夏伯阳》电影里也有这么个镜头……”
在干休所，见到王有富老头，我们提起这件事时，他笑了笑说：“我哪是不怕死呵，只是觉得死在战场比屈死在‘牛棚’里好！”）
1978年3月我进了学习班。
当时，凡认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进学习班了，我是最后一名。说是老鼠拉木楔，大头在后，经过对先去的人反复揭批查，最后认为，和“四人帮”挂勾人就是我，总后台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么罪名？说我们军要为“四人帮”搞武装政变！现在是人证物证都查巴实了。没早“请”我来，是对我持慎重态度，等待我自己觉悟，主动交代……
花了好长时间要我转变立场，我说，这个立场不好转呀，要转我就得转到“四人帮”那边去了，还不是一般的，是死党！
派了七个人看管我，门窗都钉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触，车轮战。
搞得我很难受。骂人吧，人家说我的案子是上级党委研究了的，华主席批了的！低头过关吧，不行呀，这武装政变可不是我一个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牵连好多人。
好多军师团营干部都被搞进来了，想的就是从我这儿突破个口子，我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真是的，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确实想过，活着拖吧，可拖到何时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这多被认为与我是“一气”的干部不永远落个疑点、污点吗？
我们这个军，在云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级一声令下，我们什么没干过？边疆剿匪、筑路、开荒、抢险救灾……干什么我们几万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云南两派斗争激烈，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时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军队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领导落名，我们不听，能行吗？谁料得到当时有个“四人帮”一手遮天，他们常常假借我们周总理、叶老帅的名字号令部队？
军队一出面，制止手里也有枪炮的群众厮杀，难免造成伤亡，军队本身也有损失，这罪过是谁的？
我个人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干过“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当过一两次制止武斗的副总指挥。就在我自己进学习班前，我对上面布置的“揭批查”运动也是积极的，对下面干部搞“划线站队”，点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训，到现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帮”那套清“四人帮”，用极左清极左。我们军很多对部队对地境熟悉、有才干也很年轻的干部被错误处理了。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响！
要打仗了，我先是从广播里感觉到，后来看到部队出发。我想要求上前线，又想，人家怎么会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学习班的干部也调走了，办不成了，叫“暂停”。我2月14日才回到军部家里。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场转圈，突然看到了杨得志同志。在这之前我在报上见了他来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消息。我上前给他敬了个礼，报了我的名字。
战争年代我多次见过他，但没有说过话。五十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了几年，他也在，当然不同系，他研究战役指挥，我在基本系。可能他对我的面貌有点印象，“哦”了一声，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没带领章的旧军装，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知道他时间有限，赶紧说，我是这个军副军长，现在住学习班，人家说我要搞武装政变，司令员，让我先去打仗吧，我对这个部队熟悉，平生也没有别的本事，只几十年没断过打仗，也多少学了一点。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已经感到没指望了。却听他轻轻说了声：“扯蛋！”又握了握我的手，“你九点钟来找我。”我感到有门了，连忙补充一句：“司令员，与其叫我蹲‘牛棚’，不如到战场上考验我！”
九点钟，我到了军党委会议室。杨司令员问了问我的简历。我想诉说一下我的委屈，他说，那些话不要说了，大敌当前，打完仗再说！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
十二点过，军区刘志坚政委就来我家通知：王有富同志，准备一下吧，马上出发。他叫我跟随××师指挥，还说了该师任务是什么。过后张军长又给我具体讲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各师的部署与任务。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乱收拾时，心里高兴激动得直掉泪。老伴回来，见我边收拾边“哭”，吓惨了，“他们要把你往哪转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听了我的述说，也高兴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个好战份子，是为上级终于还相信我这个人，乐得把战场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风险全忘了。
当天下午六时我就出发了。因为部队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个人赶火车往河口方向去赶部队。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说不出来，昨天还是个受审查的，明天可能是个指挥员了！老伴说：“你可要仔细点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马虎不得……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层罪名呵！”我嘴上说：没问题！心里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给你赚个烈士家属！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队已经出境，打响了，我又只好往前赶……
（王有富同志只给我们说到这里，至于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挥情况，他不愿说，一劲儿摆手：“小鸡巴仗，有什么好说的！”
不久别人告诉我，1979年自卫反击战庆功祝捷大会上，杨总长又见王有富连说“好同志，好同志！”后来，总政发了个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谓的“武装政变”问题，纯属个别人在诱供下的“虚构”，应予彻底否定！王有富同志很风趣地对我们说：“那一仗对我个人说也很及时，换得了我一个心安理得的晚年！”）
——杨旭先（副师长）
罗烈文现在是师长，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给他说过这码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们已出国作战五天，他来了，以副团长身份来指挥我们营。
他是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听说要打仗，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坐飞机、火车、汽车拼命往前赶，还是晚了。
我以为他带来了上级新的意图。他说，他什么也不了解，到团指、×副师长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去协助三营指挥”。他提出给一枝枪，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现在回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团是从营建工地直接拉上战场的，整个部队都可以说带着十年浩劫的满身创伤。军师团干部不能说毫无指挥经验，但解放战争中他们至多是营连排干部，离现代战争和职务对他们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师指接受作战任务时，领导只说：你们三营是前卫营！其他营长没说话，我站起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路线、各阶段目标是什么？沿途敌情如何？左右邻的情况如何？……都不说话，我又拿出地图给一位参谋长：“是否请你在这图上勾一下？”他不吭声。×副师长说话了：“就你杨旭先话多，叫你当前卫就是让你边打边摸情况嘛！”
罗烈文和我一样两眼墨墨黑。我看着他，除了手里抓一顶汗透了的军帽，可谓赤手空拳，没枪、没电台、没望远镜，连件雨衣都没。我们是同龄人，原来很熟，我说：你像个打仗的样子么？还指挥，指挥个屁！
他苦笑了一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这样打我就这样打，叫我这样指挥我就这样指挥！”
2月23日晚，我营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时。途中遇一友邻副团长，说前面有敌人的既设防御阵地……罗烈文和我决定：两个连沿公路两面山脊前进，一个连沿公路走，前头放一个加强班……
师指不同意，批示我们收拢部队，跑步沿公路前进。事后我得知，有的领导轻敌，认为越军正如同当年我大军渡江南下时的国民党残兵，只待我们去“秋风扫落叶”了！
罗烈文在电台上骂了一句：“你们像催命鬼！现在伸手不见五指，要收拢，很危险！……”但军令如山，只有服从！
走着走着，敌人一发信号弹升起，子弹雨点般的打来。我们陷入敌包围圈中，四面受夹击。
罗烈文带一个班在队尾。他们在一个山凹部隐蔽下后，立即和上面联系。但敌人也判断得很准，集中炮火打他们所在的山凹部，电台打坏。他先派了杨参谋，后派警卫员与后续部队联系，两人都没走出多远就负伤了。天虽黑，但满山枯草，敌人见哪儿有动静就往哪儿打。罗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为了恢复与上级的联系，呼唤支援火力，他决定在敌人炮响的同时钻过枯草丛，从烈士身上抓一枝枪突了出去。
他找到团指挥所时，浑身是血。那里的人对他报告的情况一筹莫展。因对敌人和我方所处的位置不清楚！
罗烈文说了一句让别人后来抓住了把柄的话：三营完了！而且是带着哭声怨气的，这就更糟了！
罗烈文并没有在团指停留。天明当我们正调整部署准备向前方山头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时，他回来了。
见到我时，他说：我们只有死在这里了！
我们的战士用他们英勇机智、生命和血弥补了上级指挥的失误与经验不足。
这一夜，我营人自为战。有一个机枪手刘为华摸进了敌人营房，藏在一个草堆里。天亮时，越军吹哨集合，可能当官的要部署怎么防守吧。他不动。等敌人刚集合好，他一阵猛扫，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几，他立了一等功。机枪连副指导员赵富华，倒在敌地堡下，第二天我们攻上去时，他的前面坑道内有敌人十几具尸体……
打完仗，罗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伤员，同时被告知：你的问题等待调查处理。
罗很老实，问都没问，乖乖地走了。
他不知道，人家告了他：临阵畏缩，只身脱逃，还埋了武器、电台、公文包……
上级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调查的对象首先是我。
“你是共产党员，要如实向党反映情况！”
“你们要什么情况？”
他们讲了别人对罗烈文的揭发，一二三四，很吓人的罪名！
我讲了当晚战斗情况后说：我是共产党员，倒真有一肚子实话想对党说。我觉得，我们有的人在惩罚越南人时是软弱无能的，在惩罚自己的同志时倒是很厉害很有办法的！我还怀疑，有的人不是为了好好吸取一下经验教训来进行战后总结，而是为了整人，向下推卸责任！还有的人整罗烈文是出自他们的私心，因为他年轻、能干、吃苦在前，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罗烈文主动从北京赶回参战，当天晚上就叫他带部队上去，如果说他有缺点，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太盲目，对情况一无所知，但这个责任不该由他本人负，而应由上级负。为什么不把他先放在指挥所让他了解情况？罗烈文风雨兼程，远道赶回，两手空空的时候一头钻进战火，在他多次派人回来联络不成后，又不顾安危，冲出敌人炮火封锁，……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说，你们到哪去找！
罗烈文的问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不是说，他今天当上师长靠我……不是！靠他自己。他以后搞部队训练、建设、带侦察队、指挥打仗都有一套，屡建功勋。他是靠他自己的硬本事上去的，但如果没有我当初的如实证明，他有本事又咋着，上哪显去？如果，我也揣着私心，顺坎蹬他一脚，他岂不更惨了？
（后来，我见到了罗烈文师长，如实转述了杨旭先副师长上面的话。罗激动得两眼红湿，说，我知道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也猜出是他。但不知我当时的“问题”那么严重。确实，唯有他和我在一起，唯有他了解当时情况，假若他不为我说话，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想起来真后怕。 ）
——王滇伟（团政委）
我原是九连指导员。1978年调团里当宣传股长。和我共事多年的九连长谭世强在我当股长的同时宣布转业。
谭世强想不通。他是贵州人，在云南找的对象，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他的想法无非是再干两年，捞个副营级，办了家属随军，好一块回贵州。“不然我家分两处，咋办呀？”他对我说，希望我给团里讲讲。团里说定了，不好变。
老谭工作负责，也很有能力，但方法简单些。他当了九年连长为什么一直没提呢？就为几年前九连出了个事，代理事务长没提成干，把团长打了，他为这个事务长说过话，后来团里一直把这事怪在他身上，对他印象老不好。
到了1978年快过年时，团里演习，接到往前开，准备对越作战的命令。老谭已办好一切手续、东西都装好要走了，团里征求他的意思，说部队要扩编，缺干部，如他愿意留下就到八连当连长。要干也会提点什么要求。本来嘛，九年的连长，又是已宣布转业的，留人家下来是去打仗，怎么也该在职务上考虑一下嘛。但老谭什么也没提，只说了“服从组织”四个字。他不是没想法，骂骂咧咧地：“妈的，平时我想干不叫干，要卖命时想起我来了！”我说，那你为何应下了？他说：“老子是宣布转业，不是宣布‘转党’，他不来征求我的意思也不想走，到编余队去作点战勤工作。”
他到了八连，一下子补充来七八十个新兵，领章帽徽没发，营房没进，直接到了边境集结地，马上就要去打仗。那工作真难做呀！
部队没房子住，自己割草盖茅棚。因为是从野营演习场拉出去的，新兵到连后连锅碗都没有。老谭既要抓部队训练，还要找老乡借东西，自己打灶。团部离八连不远，我常去看他。有次见他在教班长们打绑腿。他对我说：“班长不会打绑腿，炊事班不会作饭，当兵几年要学的东西，全都靠这几天内我一个人教会他们。”
老谭很辛苦，瘦小得不成人形，黑脸上挂一层汗霜。临战了，不强化训练也不行。装备没运到，他给每个兵身上加柴火棒棒，凑够战时的负重量三四十公斤。入伍不到一月的新兵白天累得哭眼抹泪，晚上睡在橡胶林中的茅草棚里，红蚂蚁、干蚂蝗厉害得很，也真够他们受的了。
有一天，三个新兵跑了。老谭一晚上跑六七十里，到县上车站把这三个兵堵了回来。回来，他没批评他们，反倒买了一只鸡、一壶酒请他们吃。边吃边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干，我还不是不想干。我已宣布转业了，家里有老有少。为什么我不走呢？想的是这回上去立个功当个英雄什么的，给家里人争个荣光。临要打仗跑回去，岂不给父母丢脸，辛辛苦苦养个儿子是个逃兵……
这三个兵留下了，现在还在我们部队，都当干部了。
我听说老谭逮回了三个新兵，连忙往他连队去。我心想，按老谭的火爆性子，还不知怎么处置人家呢，到那里一看，我从心里佩服他，更觉得团里对他的“二杆子”评价太不公正。
但他的性子确实倔。就是这一天，我俩在棚子里说话，他们连指导员在外面宣布：“吃完饭，班为单位到河里洗洗澡……”他从棚里一步跨出：“这么紧张的情况，洗什么澡，？休息！”指导员是他过去的兵，说：“大家好久……”他回答：“耐脏也是锻炼！”指导员只好说：“按连长说的办！”事后我说他，你怎么不给指导员留点面子？他说，纪律大于面子，打仗了大家见了河沟就洗澡还得了？
我又一次去，给他带了爱人捎来的四川榨菜，他带人到林子里采了一大筐菌子回来，一锅煮了，说新兵来，胃口都不好，让他们尝尝鲜。煮好了，他先吃。对围在锅边的兵们说，小心中毒，你们还没娶老婆……吃了，他又咂嘴又摸肚子，还翻白眼，大家正吃惊，却见他跳着大叫一声：“好鲜呀，大家吃！”
出国后，又见他几次。一次在路上，我们用一件雨衣蒙着头，抽了一支烟。他说：“老王，别忘了上我家看看，拜托啦！”我说：“不知哪个见不着哪个呢？”他说：“我也一样，上你家……”
又一次，是他们打下一个阵地后，我们临时挖了个坑，抱着蹲在坑里说话，我问：“怎么样！”他说：“再有一两月训练就好啦，现在都看着我啦！”他们连打得不错，连续攻下几个山头，都是他身先士卒，打头阵。
最后一次见他，就是他的遗体啦！
那是打敌人一个团部。老谭多处负伤，还坚持指挥，直到连队占领高地。他最后给指导员说的一句话是：“有对不起的地方，你原谅啦。”
我很难受，但我没敢大声哭。因为八连的新老兵都哭得在地下乱滚。后来宣布撤军，八连的工作最难做，尤其是新兵的工作难做，说他们刚打出点经验来，为什么要撤呢？
回国后，上级给谭世强同志追记一等战功。
我去过他家，他爱人也来过部队，她说她有个要求，希望部队能把谭世强的事写下来，留给他的儿子：“在世时他的娃娃不认识他，不喊他爹，娃娃是他的骨肉，我不能让他长大了也不知道他爹是啥样人！”她知道我和老谭好，最了解他，临走一再对我说：“老王，这事就拜托你啦！”她没再提别的。
他爱人叫胡琼华，在云南墨江县人民银行当公务员。我好久没去看她了，就因为她的唯一要求我没有办到。
作家，帮帮忙，把我们谭世强的事写进你的书里吧！
——张明远（团参谋长）
1979年我是团军务参谋。
打仗前，从南京、济南军区补充来一些老兵，都是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现在他们中不少人成了我们部队的基层干部。（作者在者阴山采访时，得知那里的守备营教导员高家鹏就是那次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个老兵。）
有一批老兵是我们已经出境作战两天后才赶到的。他们在行军路上向我报到时，天很黑，又下着雨，我来不及登记他们的姓名了，就是来得及我也不能登记，因为规定出境后身上不能带多余东西，哪来的纸笔？我就在路边叫他们列成横队，说了几句话，不外乎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就宣布：第一二名到×连，×连现在正顺着公路右侧山脊前进；第三四名到×连……就这么干脆利落地把他们分配了。他们有的人带了多余东西，问怎么办。我说，除了弹药、干粮和雨衣，其它的物件都留下，我叫收容队运回去，打完仗你们自己再认。我记得分配到第七八名的时候，有人提出了异议：报告首长——晚上看不清面目，我也忘了介绍我是个什么官——这样不好吧，要是我们打死了，不是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吗？我觉得是个理，但当时又只好如此。我就说，别胡说！你们的姓名、简历到连队后向指导员自我介绍嘛，……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分头找自己的连队去了。几十个人的分配，不过十来分钟就完成了。
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凌晨，五连报告，有个老兵到连队就参加了战斗，打得很英勇，手榴弹从他手里扔出去象小钢炮，又远又准，各种枪、火箭筒他都使得来，哪需要他出现在哪。刚才，他牺牲了，我们想给他报功，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没向指导员报告过么？”
“报告了，可指导员没记下……”
“不是还有一个同去的老兵吗？”
“有，他跟他也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没通姓名。”
“连队就没一个人问过？”
“问过。他说他就叫‘老兵’！”
后来，他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在为他清洗、换装时，有人发现他的被血渍染黑的军装内层，隐约显一行兰字。轻轻把血渍洗去后，终于看清了，那是他的名字——方大军。
可是问题又来了！
和我们同时掩埋烈士的友邻团同志说，那遗体是他们团的万大军。还派了本连的同志来辨认。
“不会错吧？”
烈士的面部已不好辩认“看个头，像！”
“你们万大军手榴弹投得又远又准？”
“对！”
“他各种武器都使得？”
“对！”
“他怎么到了我们五连参加战斗？”
“可能是路过看你们那儿打得正激烈呗。”
于是，友邻团把这遗体安葬了，碑上写的万大军的名字。
战后，从清理遗物、从随后寄到的档案，从同批分来的老兵提供的情况都证实，二月十九日我确实分配了一个叫方大军的同志去五连，那个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老兵就是他！
方大军是原济南军区战士，1957年生，1976年参军。共产党员。
上级给他追记了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