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位参战者，同时又是这场历时近十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研究者对笔者提出的文学如何反映这场战争的答问。他们一再声明：纯属朋友间私下交换意见，仅供你个人参考。我觉得，它对有可能阅读这本书的人也不无参考价值，故“违约”披露，并列入前篇，用以作为这本书的题前说明。
——赵振民、杨理溪（前昆明军区作战指挥部负责工作人员，现战史研究人员）
国内外对这场战争有不同反映、肯定与赞扬的有，怀疑与否定的也有。国内常有这样一些说法：十亿人的泱泱大国打人家小小越南干什么，惩罚它一下也可以，怎么打这么久打不下来，死了那么多人，埋了几匹山？……
火车上老百姓公开议论、故意说过你当兵的听。
你写文学作品，不是专门解释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是写政论作者的任务。但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你只写战场上的人，写他们的英勇，但这种“英勇”要是被人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它岂不是“盲从”“愚味”的同义语？
恕我直言，我们有些文学作品是给这场战争帮了倒忙的，且不说个别带有反战情绪的作品，老百姓对南疆前线的印象恐怕主要是来自那些本意是歌颂它的影视作品和文章。什么滚雷英雄呀，一个死了另一个接上去滚呀，这说明什么，无非是我们部队装备落后，指挥员不爱惜下级生命……我不是说没有滚雷英雄，真有，也真不是一个、两个，但都是在一定特殊情况下误入雷区并负重伤之后为了减少战友的伤亡，豁出命来为战友开辟道路，而不是主动或被迫以肉体当排雷器的。还有，为了表现我们将士奉献之大，一再地显示烈士陵园垒垒坟茔的镜头。不错，我们有那样的烈士陵园，让人一看，确实触目惊心，也令人肃然起敬。显现那么一两次也无不可。但太多了，一现再现，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可怕了，我们这一仗打得太糟糕了！其实，几个陵园加起来也不过上千烈士。我不是说死的人少了，更不是说没什么了不起。而是说不能由此得出上述那样的结论。比如，我在一个城市大街口看到一块很大的交通事故伤亡公告牌，有一个月死亡20多人。算起来一年可能是多少，八、九年加在一起呢？如果把八、九年内因车祸而死亡的人埋在一个或几个山头呢？你能得出这个城市大街上太可怕太糟糕，最好不出门的结论么？
中越关系其实就是中苏关系，中越之战其实就是中国与苏联代理人之战。
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千方百计想掐死困死中国，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面对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严重威胁，中国当然不能不感到压力，不能不设法摆脱自己的孤立处境、谋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改善关系。这一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越南对苏联是亦步亦趋的，只是当时它还需要中国的时候，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已。
到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北统一，黎笋集团的反华面貌也开始暴露，愈来愈穷凶极恶。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西沙、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境冲突，大肆驱赶迫害华侨，其后，又在它的一次党代会上下达了一个“教育提纲”，宣称中国是它的头号敌人，要对中国实行坚决地进攻……等等。
针对越南种种背信弃义、为虎作伥的行径和挑衅，我中央多次开会作了研究、分析，有几次我们作为首长的随行人员参加了，直到1978年底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前，中央确定的对越方针一直是：克制忍耐、后发制人、不扩大事态，保持边境相对和平稳定。
如果没有越南侵柬这一着，我们认为决不会有以后的中越武装冲突。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78年11月越南和苏联签订了一个军事性的友好同盟条约，不到一个月，越南就出动了近20万大军分五路向柬埔寨大举入侵。这就等于是苏联摆了个擂台，叫它的小兄弟出面叫阵：中国，来呀！看你敢怎么样？
越南人民终将有一天会清算黎笋这笔债的！为了主子一个笑脸，中越柬三国不知多少人被迫投入了血海！
中国，面对越南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悍然入侵，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自然是举世瞩目的，尤其为东南亚诸国所翘首以待。
越南这一着得逞，不仅使苏联当时旨在包围、封锁中国的南下战略扣死了关键的一环，也将使东南亚从此再无宁日。
直到这时，我们仍然是忍耐的。因为我们刚走出十年灾难的深渊，国家、军队元气大伤，迫切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除了发表一些措辞强硬的声明与照会之外，也派了一点部队向边境开进，其实是警告性、牵制性的，意在提醒越南，识相一点，赶紧悬崖勒马吧！还不是真要打。
1979年1月初，越南攻下金边，民柬被驱赶到柬泰边境的狭小山区。
中央军委领导终于下了决心，看来忍耐委屈不能求全了，得有所作为才行，有所作为就不能小打小闹，只有打一场大仗、恶仗了！
全国各地共××万大军开始迅速向云南、广西边境运动集结。
我们的方针是：“杀鸡用牛刀！”快打快撤，狠狠惩罚，不要越南一寸土地。
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一片惊呼：中国怒狮扬鬃了！有兴高采烈的，也有为我们提心吊胆，劝说我们谨慎克制的。
邓小平主席告诉外国人：我们不牵连别人，不要别人一兵一弹相助，天塌下来，中国人也能顶得住！
我们能打赢这一仗吗？国内也有人担忧。
确实，这一仗打好打坏，非同小可，关系到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也关系到我们从此能不能争取到一个集中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搞改革开放的政策。
1972年2月16夜，我们云南方向部队一举突破越南人吹嘘至少可以坚守三月的红河防线。
越南当然很清楚我们肯定要打它一下子，但它没料到我们用这么大的兵力，这么大的进攻规模，更没料到，我们的进攻时间与地段，当晚，与敌老街隔河相望的我河口市灯火辉煌，人来车往，商铺夜市热闹非凡，喇叭高奏（其实，老百姓早疏散了），到半夜，数万大军便渡河长驱直入，事先未进行炮火准备，这更出乎他们意外！
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柬埔寨，一个波尔布特，而是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她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被剥夺的权利与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1979年这一仗我们是出境反击，军事上是一场进攻战，政治上是一场自卫战、突围战，面对当时苏联搞霸权主义的求生之战！
1979年那一仗，从出境反击到全部撤回不过半月之许，我们达到了歼灭敌有生力量，夺取敌重大战略要地的预定惩罚目的。政治上，它光扬了我们的国威军威，使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外国报纸纷纷评论：“中国的反应是坚决而凶猛的，但又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中国的行动肯定给东南亚一些国家留下它说到做到的印象，也给一些脆弱的政府带去了更大的安全感。”……军事上，比我们预想好得多，但又不是十分理想的。原因是山岳丛林地带大兵团不易展开，有几股敌人从我们指缝中溜脱了，未能全歼。
其后8年多来，我们则是在边境上紧紧揪住敌人，根据它在柬埔寨的行动，给予它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打击。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应由他们自己谈判解决！
不是打了这么些年打不下来，而是我们打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征服谁，不是攻城略地，更不是要把越南打下来。
——苏应奎（集团军宣传处长）
我们军1979年是河口方向主力之一，以后闻名全国的扣林山、老山、者阴山都是我们集团军打下的；1984年7月12日粉碎越军大规模反扑也是我们军。这一仗简称“7.12大捷”，军事科学院的人说这是现代化合成军作战十分理想而完善的一个战例，是我军进入现代化作战的一次成功的典范！
我们也出了一些著名的战斗英雄，岩龙、海水干、张大权、甘在和、高华忠、李海欣、史光柱、安忠文、陈洪远、马平……
从参战时间长，大的战斗多，部队出动多这几方面看，我们评选出来的英雄是少了些，宣扬得更差劲，我们整个部队几年来的战绩越南人是深有“体会”的、头痛的，给我们的代号是“老姜”“老鬼”，但国内知之甚少，指战员对此是有意见有怨言的，说我们吃亏就在不会宣传。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少挨骂：“就你操蛋！……”我很难受，很愧疚，我也有苦处，有委屈。
以前，上级有过指示，说对越作战要“多做少说，做了不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打一个小小的越南，从哪方面说它也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什么好宣传的？宣传多了，反而抬高了它！我们攻下老山的团副政委周忠仕最先提出“老山精神”这个词，我们一位军首长说：“什么老山精神？谦虚点嘛！……”我当时没附和，觉得打下老山确实不易，但宣传还是不能高八度。后来，友邻部队同意并宣扬了“老山精神”，此后，我们才敢提“老山精神”，并得到了军区和总部充分肯定，成就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在八十年代的体现。这说明我们在“水平”上比人家低，太迟钝，太土！
还有立功授奖范围，我们卡得过死。当时一位领导说：“评那么多功、那么多英雄干什么？长征评了几个英雄？抗美援朝也就那么几个嘛！”卡比例，主攻、助攻、二线，各类部队不能突破多少多少。部队评定中觉得难办，于是又提出“生者让死者，好的让伤的，干部让战士，机关让部队”的评定原则，我们把这原则当经验宣传了，推广了。现在看，这确实反映了指战员的高风格，也反映了我们部队对战功评定和宣传是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的，但有很大缺陷，它不能充分地如实地反映干部战士在战斗中的作用和表现，不利于鼓励再战。再是，下面报来是英雄的批一等功，报一等功的批二等功……当时我也认为这就是“从严治军”，后来才看出这样做埋没了不少“人物”，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
前几日，有个战士千里迢迢找来，要他的连队证明，他（火箭筒手）曾打掉3个敌火力点，还击毙5个敌人。连队说，不是在你档案里记着的，还证明什么？战士说，我们同村的一个复员兵击毙两个敌人，二等功，安排了工作，我才三等功，人家说，足见我档案里的记载是假的！他又说，我回来不是为了补功，也不为安排工作，只为人家不戳我的脊梁背骂我骗子……这战士，按说给个英雄称号也不愧。
我们有个团长叫王佐明，他在军事学院听教员讲他当营长的一个战例。教员不知课堂里坐着一位当事人，想当然地说，这是个英雄营，营长也是英雄！王佐明自己什么也没说，后来还是我们部队同去学习的人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军的苟政委。政委说，我听了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那一仗，“英雄营长”王佐明什么功也没立，让了！
主攻老山时的团副政委周忠仕，原来是新闻干事，宣传科长，攻老山前主动要求下去，说过去他用笔写别人，现在要用行动来写自己。他带主攻营，表现突出。战后作了几场报告，讲得很感人。不久前我们军应邀组织报告团去北京，大家都推举他，领导上也认为只有他才讲得出来。可人家邀请的是英模呀，他周忠仕才是个三等功！他，大概是我们这里团以前干部少有的三等功吧。当时不是有个上级让下级吗？哪里轮得上团级干部？
我还有个大失误，至今想来后悔莫及。打老山前，为了保证战斗的突然性，上级强调保密，有那么几个记者记了我们一次作战会议情况，还照了相。有关部门奉命去收了他们的记录和胶卷。这下得罪了记者们，差不多都走到另一个战地去了。这不能怪记者，也不怪有关部门，只怪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当好，不懂得把新闻工作抓好对鼓舞士气与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不会宣传，没当好“参谋”。
——唐万明（前群联处长，现师政治部副主任）
我原是学越语的，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一直做战俘工作。
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很佩服越南士兵的。他们很苦。打死的士兵身上常常可见芭蕉叶包的冷饭团，有一点咸味；烟是最劣等的；有的把鞋子插在腰间，大概是怕冲锋时鞋子不耐刺磨。他们也很顽强，能打，瘦精精的，却十分“诡”，跑得快，个人技术也不错。加上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很自信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不当亡国奴”而战，所以在战场上还真有点“玩命”的劲头。我敢说，和这样的兵打常规战，尤其是在像老山这样的云遮雾盖，草深林密的高山峡谷地带与之交手，除了我们中国士兵，别人怕是很难制服他们的！
这是两个同样强悍而又有同样强大思想武装的民族狭路相逢，他们的搏斗虽只在极小范围因而不易为世人注意，却是当今世界空前惨烈的一次较量！
战场上抓到一个活的敌人很不易。在老山，我们攻下一个高地后，见一个越南老兵负了伤，血流了一地，但他手里握一颗手榴弹，我们怎么喊话他也不放下，直到他的血流尽……在另一个阵地，他们七八个人钻了洞，也是怎么喊都不出来，费了很大劲挖，又遇到顽抗。我们有的同志主张炸，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说“越南人民和普通士兵还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嘛！”后来他们出来了，原来是有个兵听懂了我们在洞上的争论，加上他们的排长死了，一个老兵把他们带了出来。
几年来，我们还是先后俘获了几百名越南官兵，由于我们两国有过很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教育说服他们比战场上制服他们容易很多。
“你们先打我们，你们侵略，我们是抵抗……”我们的对话常常以他们这样的质问开始。
“你们先侵略柬埔寨呀！”
“他们……反革命，我们是去尽国际主义义务。”
因为对俘虏只有提纲式的教材，我周围的同志又不懂越语，所以我和他们对话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我向他们承认，民柬领导过去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的，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很荒唐，很可恶，我们现在正在彻底否定它，我想如果没有你们的入侵，民柬领导也会改正过来的。
“我们本意还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的社会主义！”
我说，你们要替柬埔寨拯救的大概就有你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吧？看，你们一天就这么两个芭蕉叶饭团，你们冲锋时连鞋子都舍不得穿，你们一个班只一件大衣站岗时穿，你们一个士兵每月的钱还不够买一包次烟。还有你，才十三岁就不得不替你有病的哥哥来当兵；你，一个姑娘家当兵受过什么欺侮你自己知道（这个女兵叫阮氏金钗，十九岁，她被俘后很顽固，但我们发现她给未婚夫的信中讲了连长是个魔鬼……她真想去死）；还有你，因为排长的一条裤子找不见了就罚你跪一晚上，还背石头……最后我说：
“你们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你们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都是受欺骗、受蒙蔽、受愚弄的！我们有的人那时跟‘四人帮’狂呼乱叫……你们则当了苏联搞霸权主义、搞南下战略企图包围中国的炮灰！”
我还给他们讲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和“美帝国主义”发展友好关系。
“你愿意打仗么？”他们问。
“我不愿意！我想我的同志们也不愿意。尤其是不愿意和你们这样一个长期受侵略的国家打，但我们打了，没一个后退的，这点你们最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我们党目前整个的政策看清楚了，我们希望有个和平环境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是好战的，这一仗是没有其它选择的选择！……”
我不能说我的这办法多么好，但确有不只一个俘虏悄悄对我说过：“我们黎笋总书记太蠢太蠢了，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呢？”
——王严（作战参谋）
你多大岁数了？大老远跑来采访，说是要写一本反映南疆十年战争的书？我劝你别费这劲啦！走一圈，听听，逛逛，然后回家歇着抱孙子吧！
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雄故事的书还少吗？堆在书店里没人买，送他他也不一定看。都是大厚本，印得很精致，封面还烫的金字（这是实情话，我当过文化处长，我估计处里仓库里至今也许还有大包大包这样的书发不出去）。这是为什么？你想过么？
决不是我们人民不关心这场战争。你去问问我们军最近到北京去的英模报告团，反应强烈极了！（我后来真去问了，下面还将写个专题）还有，《高山下的花环》书和电影，《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等歌曲，我敢说是中国空前的最受人欢迎的作品。可是同时，大量大量反映这场战争的作品，尤其是作者自谓写了真人真事的，叫人感到没意思甚至厌烦！
原因很多，我不打算也没本事作全面分析，但主要原因恐怕是没有把这场战争放在我们国家正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写！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离开了历史和社会，孤立地写战争，写军人。只有冲啊，杀呀，机枪哒哒哒，手榴弹轰轰轰，每场战斗，每个军人都一样，让人读了分不出“个”来，留不下任何印象；更重要的，这样写其实写不出战场的真实情况和人的心态！
商品经济对这场战争好的影响有人也写过，许多干部战士家里富了，无后顾之忧了，万元户参军，致富不忘报国，有的成了英雄……这些你也敢写，可以写，但它给军队的领导作风、政治工作、干战心理等带来的消极因素呢，你敢写吗？
你敢写？我就敢跟你说！
最大的问题是虚报战果，瞎吹！有个部队打下一个山头，敌人的名单都缴获了，一个连，一二百人，可战果报了五百！还有一个小山头，全是石头，尖削尖削的，敌人打一百发炮弹至多命中三五发。可报告说落了几百上千发，山头削去几米，一手能插进几米深土，抓几十块弹片！越南的炮火密度和准确度比我们差多了，它有这大的本事么？简直笑话！可有的上级偏偏相信。
由此而来的是大规模立功受奖，降低标准，“英雄辈出”，个别人甚至是纯属虚构！然后大面积升官，有的有门有路的子弟就这么上去了！
再是发战争财。听说有的部队买收录机、彩电，叫商店开买麻袋、抓钉、铁丝等与修筑工事有关的物件发票，几十万几百万地干；又如要木材做家俱，也是打的战备需要的旗号；有的用军车做买卖，贩运紧缺物资，油料是国家的，且没人敢检查。赚的钱呢？天晓得！据说有个部队发慰问品，某级彩电，某级照相机……轮到战士是一件背心。
这类事，时有流传，我无法逐一证实，不敢说件件属实，也不敢说没有，它有损于我们的党风军风呵！长此下去，我不知会把我们有着光荣历史的军队搞成什么样子！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不就是靠战士们崇高的理想与坚强的信念并为之舍生忘死起决定作用么？
老实说，我当战士时满腔热血。我几次写遗书，抱定了为国献身的决心，那不是说给人家听的漂亮话，是向党向父母捧出一颗心呵。但当了干部，听说了这样一些事后，我感到没多大意思了。作为一个军人，我今后也不会当懦夫，再写遗书时，我将首先写出我的希望，我的忧心！
我希望有一本书，敞开来写这场战争。战士们的英雄很感人，应该大书特书，但仅此不足以反映战争的全貌，更应写他们埋藏在心底的悄悄话儿，他们的思索，他们心上与身上的沉重负荷，这样你才能写出对我们军队长远建设有益的书。
但你了解不到这些，你听到的将更多的是豪言壮语，还有两军阵前的激战场景……有好多作家来过，但过后杳无声息，也许他们只了解到别人写过的，或对别人没写过的又只好知难而退，你又何必冒这风险呢，何况你是领导上派来的……
——陈知建（副师长）
我原来也以为，现在人们谁关心你老山呀，讲打仗，谁听呀？1986年上级叫我带英模报告团上北京，使我改变了这个看法。
在首都体育场给一万多人做报告，报告后八个英雄绕场一周，人们疯了一般，欢呼、鼓掌、握手、献花，整整一个小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手臂、鲜花和眼泪！我们每个英雄手都肿了，两个胳膊都酸了，体育场的椅子踩坏了五十多把。工作人员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场面。我们提出掏钱赔椅子。他们说，情有可原，这种情况下踩坏了椅子我们心里高兴，不用赔了！
有许多感人的场面。
在一个工厂，八个英雄，有几个是断胳膊少腿的，互相搀扶着站在一位烈属老妈妈面前，唱了一首《献给妈妈的歌》表示慰问，唱的人好高兴，摇头晃脑，胸前奖章叮啷当啷的。突然，大厅里“轰”地一声，像一阵风刮来。原来是大家都哭了，连拍电视的后来也对我说，他什么也没拍下来，哭得一身抖，镜头也拿不稳。
不是说，哭就有了教育效果。前些年，咱们手举红宝书的时候，也常听到过这样的哄堂的齐声大哭，里面有真有假，出于什么动机的都有。这回，我敢说，人们是真的动了情，不是图政治表现。我有体会，我从来不哭，但那回鼻子一酸，眼泪哗哗往外漫，只有躲一边去。当然，也不是说哭了才算动了真情。有的老头老太，拄个棍，站在凛冽地寒风中，久久地看着人们和我们告别，雪花飘满了他们的肩头，没人动一动，他们没有哭，也没有上前来和我们打一声招呼，但他们眼睛里有比泪水更深沉的东西。
在一个工艺厂报告后参观。有一个金手镯，上头镶了几十颗珠宝，据说价值几十万元。史光柱看不见，主人叫他摸，又给他带上，小史摇着手腕笑了。全车间几百人齐声喊：送给他，送给他！当然我们不敢要。但那一阵阵呼喊我听得出，是出自工人内心的真诚。
为什么人们这么欢迎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几位英雄的事迹确实动人。单是张胖子（指另一位领队副师长张又侠）对他们的简略介绍已经叫大家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了：
——这位叫秦国富，打老山的排长。他的“运气”好，调到哪个部队哪个部队打仗，如今他身上还留着30几块弹片。这次来，在机场通不过安全门，只有把他请到内室作特别检查，当他脱了衣服露出身上的伤痕，当检查器在每个伤痕上都“嘟嘟”叫时，检查员的眼睛都潮湿了……
——他叫周京牧，白族，守卫扣林山的“九颗钢钉”班班长。他们班打退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11次进攻，毙敌35名，他身负重伤，已经给抬到烈士堆里。掩埋时，有人发现他还有点气，又被救活了。他高中毕业，已被一个艺术学校录取，但他选择了参军。大家听完他的报告后，如有兴趣，可以欢迎这位本可以成为一个歌唱家的战斗英雄高唱一曲……
——他叫史光柱，大家在电视里可能见过了。他是老山首攻团一个小鬼班班长，全班都十八岁，他最大，不过也是十八，比班上的“老二”大三天。他说，大三天我也是老大，要死我先死，要伤我先伤！战斗中，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一摸，摸到了掉出来的眼球，但他还是没有中断代替已经牺牲的排长的指挥职责，直到战斗胜利。他现在学会了盲文，学会了写诗，已经有两本诗集出版了。昨天他给一个来信慰问的姑娘回了一首诗，我（张胖子）向他建议，诗，可不能随便给姑娘寄呀！……
还有海水干、安忠文、陈洪远……一个比一个奇特。
但他们的报告力避奇特，不作惊人语，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几个人是高中生，讲的是高考准备时如何拼命，落榜时痛心疾首，参军时壮怀激烈，临要打仗了胆战心惊，第一次见到敌人死尸时颤栗抖索，但在你死我活的两军阵前终天眼红了，胆壮了。总之他们把自己摆在平凡人的位置，一切如实道来，开诚布公。甚至给他们亮思想：我们伤残了，有时很悲观。尤其是见到过去的同学，上了大学的，发了财的，觉得自己吃了亏，走错了路，耽误得太多，事业、家庭、个人、生活，多少问题不能解决，何必再站到这高台上来向大家宣扬自己的道路，宣扬了也许不是鼓励别人跟着我们走，很可能把有的人吓倒！可是我们又想到，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有多少英雄豪杰为反击侵略、弘扬国威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呢？能说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是傻瓜？有民族区别、有国家界线，就可能有战争，你不去打仗总得有人去，你不牺牲总得有人牺牲，大家都推三推四，我们不就成了满清王朝时的病夫民族，谁在你头上拉屎都可以，想把你咋着就咋关，那我们的改革又能改出什么名堂？
还有的同志谈到：有亲戚朋友拉后腿，有不三不四的人喊他们“傻老帽”、“憨大兵”。他们渴望有更多人“理解”，但不强求，更不乞求。这么大的国家什么人没有，理想信念不可能一致，要是只看着人家理解、赞扬你才“奉献”，哪还叫什么奉献、哪还算什么战士？……
作为领队，老实讲，我对这几个英雄的事迹一清二楚，但对他们的思想境界并不很摸底。听着听着，我感动了，受到了教育，引起了很多联想，后来我们和听了报告的工人、干部、大学生座谈，又证实了我的看法。听众被吸引，被打动，主要不是报告者们的奇特经历与惊险故事，而是对我们战士们奉献精神的理解。一个大学生针对我怕喝倒采的顾虑坦率地反驳我：“你怎么能这样估计我们的觉悟呢？国内国际环境明摆在我们面前，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们对勃列日涅夫霸权主义作出的不甘屈从，不甘示弱的回答，外国报纸都有公论，我们未必就看不到？”一位工人说：“我们能为一次体育比赛的胜利欢欣若狂，通霄游行庆祝，对于在南疆为争得国家尊严，浴血奋战的你们，我们能不关心么？”更多的人向我们英雄激动地表示了这样那样的决心。说出来可就有点“立竿见影”的味道了，但我还是相信我的直觉与经验。我们多年来政治运动造成了几代人病态的虚伪，在我们几次座谈会上是看不到影子的！可不要低估了听众与读者，不要以为前后方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差就不可能互相理解，不要因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就以为所有人的爱国心都淡漠了！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有对国家民族命运漠不关心的人，确实有把我们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在一切方面引入机制，更新意识——这是我们社会要进步所必不可少的——看成是一切都得为自己、为捞钱、不管用什么手段捞得越多越光荣的人。也确实有对你在前方打仗、流血牺牲感到不可思议，感到可笑的人！这可怕么？不可怕！10亿人，一万年以后思想也不可能整齐划一。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干部、教育和文艺工作者放弃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都顺着少数人的这种“新观念”来，拣他们喜爱的去写去说去演，用能捞钱就好的观念作路标，那会给我们这国家民族潜伏下什么样的危机呢？
我也听说了，还有种说法：苏联的政策正向好的方向变化，中越关系也可能缓和友好起来，再宣传这场战争如何光耀辉煌就不适宜了，过时了。我想起，前一些时候也有人提出中日、中美关系大为改善了，对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再不要过多宣传的主张；甚至，还有人认为，由于我们今天已是多民族的国家，对岳飞、文天祥等能不能再称为民族英雄也有怀疑，……我觉得，文学有一条千古不变的任务，那就是塑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本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用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去铸造新的国民性，新一代英雄。文学不是开服装店，它不应赶时髦、赶潮流，见风使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