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所说的这次签名活动，是1946年2月间事，导火索是臭名昭著的《雅尔塔秘密协定》。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旧译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者——中华民国政府，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全称为《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这次会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决定了许多国家未来的命运与政治进程。会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没有依照当时被占领的国家期望，要求战后被苏联“解放”的国家交由联合国代管。此外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协定中部分内容明显侵犯中国权益，因其他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对其秘密协定并不知情，故又有“雅尔塔密约”之称。此时，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之一，却完全被置之于外，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不仅事前被蒙在鼓里，就是在协议签订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条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直到4月29日，才从驻华大使赫尔利口中得知。
此前，赫尔利从重庆返华盛顿述职，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认为这一做法极不道德，并对中国极不公平，遂致书罗斯福令其设法改正。罗斯福说明因急于结束二次大战而受另外二巨头特别是斯大林协迫才作的决定，颇有悔意，授权赫尔利赴莫斯科和伦敦与斯大林、丘吉尔再作协商和挽救，尽量维护中国主权和蒋介石的领袖面子。想不到4月12日，罗斯福于下午三时（中国时间13日晨6时）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副总统杜鲁门于罗斯福去世两小时，在白宫宣誓就总统职，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即此开始，向来自以为是且牛气烘烘、聪明中伴着糊涂的赫尔利，对这一秘约的斡旋亦不了了之。
赫尔利斡旋未果，心中颇有点窝火，返回重庆后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作了通报，但不允许蒋质询英、苏二国。蒋介石闻听自是万分震怒，但迫于当时世界局势与三巨头的政治压力，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或不敢言，独自闷在家中呜呜呀呀，除了摔几个杯子，踹翻几张桌子，继而对围上来劝阻的唐纵、张道潘等臣僚，骂几句“娘希匹！”之类的恶语以表愤慨，别无一点办法。
5月31日，随着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方面才正式通知中国《雅尔塔协定》内容。蒋介石虽气恼至极，但又只能采取打掉牙合血吞的方式方法暂时容忍。6月2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对方转告斯大林要求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到莫斯科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应以《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6月27日，蒋介石派新任不久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与蒋经国等一干人马赴莫斯科进行谈判。宋之文与随后赴俄谈判的王世杰等人，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最终以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既定事实，同意让外蒙古独立及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的让步，换取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支持。7月11日，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苏军当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自中国东北三省撤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撤退工作。” 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军展开攻击。苏军的参战在加快了日本迅速、全面崩溃的同时，也给苦难的中华民族埋下了椎心彻骨的痛苦与祸患。就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已走漏风声并引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街谈巷议。据时在昆明的左派文人宋云彬日记载：“早些时此间流传一种谣言，谓在克里米亚会议中，苏联与美国订有秘密协定，将朝鲜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并谓苏联要求满洲及台湾之统治权。此消息据云由某地盟军总部传出。此间各大学墙壁上皆贴有此项新闻（系用打字机打出者），一部分头脑不清醒之学生，颇为所惑。四日前有两联大学生来，以此事相询，余告以此乃法西斯余孽所造之谣言，其目的在挑拨离间。”类似传闻不但已到宋云彬耳中，在重庆和成都等几个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区同样风传一时，对此深表义愤与抵制的潜流已经在知识阶层和高校学生中间涌动。当宋子文赴苏谈判并与苏方达成协议之后，传闻更烈，即是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双目已经失明的陈寅恪亦闻此讯，并于病榻上赋诗两首，以舒胸中郁闷、悲愤之情。诗云：
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谁缔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玄菟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
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关从此又秋荫。
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
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
时在成都休假并与陈寅恪相处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有抄存稿，文字略有不同。吴宓所抄《玄菟》诗附注：“时宋子文与苏俄订约，从罗斯福总统雅尔达秘议，以中国东北实际割让与苏俄。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此诗及前后相关数诗，皆咏其事而深伤也。”从吴宓附注可知，陈寅恪前后二诗，皆围绕同一主题感怀伤国，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思焦虑之情。
陈寅恪第一首“感赋”诗，首联中的“宣和”，指宋徽宗年号（1119—1125）。燕云，指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此处的燕指契丹所建的燕京，云指云州，北宋初年泛称有待收复的北方失地。“宣和海上盟”乃一典故，当年北宋与北方的辽、金成三足鼎立之势，而辽占据燕云之地。宋徽宗在臣僚的串通下，欲借崛起于东北地区金朝的武力，合力攻击夙敌辽朝，以收复北方燕云失地。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结盟成功。因宋金密谋是通过渤海湾来往，史称“海上结盟”。想不到宋金联盟与辽国开战后，宋兵屡败于辽军，最后金兵孤军挺进攻下燕京。金国得手，深感宋朝软弱无能，遂找各种借口不交割燕云诸州给宋室。后几经交涉，金太祖始决定还燕京所属六州二十四县，但宋朝必须将原来向辽国交纳的岁币如数交纳给金朝，并另作经济补偿。陈寅恪借此典故，喻中苏缔结的盟约，具体指中国需要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打击日本，而苏联却乘机控制东北，东北之地虽得犹失。
在陈寅恪看来，历史确有召示未来的范例，在史中求史识，古今之事何其相似？《玄菟》诗中的“留得宣和头白老”亦指同一史事、时事。“花门久已留胡马”句中的“花门”，山名，在居延海北，唐代曾在此设立堡垒，后为回纥占领，后人多代指回纥，此处当喻指苏联的政治军事势力已渗透到新疆。此前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先后发生暴乱，暴乱者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甚至有苏兵参战。尽管暴乱以谈判和让步的方式暂时得以平息，但苏联的力量仍潜伏于该地区伺机而动，对中国政府形成威胁。“柳塞翻教拔汉旌”之柳塞，当指柳营。西汉周亚夫治军严明，其军驻细柳，号细柳营，故后世多称西部军营为柳营。拔汉旌，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传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此处当喻指东北地区苏联势力将取代中国政府。颈联中的“豫”，指历史上伪齐刘豫，刘氏曾勾结金国进攻南宋，此处喻汪精卫和华北、华中等地的伪政权。幺，指宋代在洞庭湖一带作乱的杨幺，杨幺亦曾暗中勾结伪齐刘豫政权图谋南宋，后被岳飞率岳家军剿灭。无论是妖邪的刘豫还是作乱的杨幺，皆有投敌卖国行为，因而皆是民族的罪人。飞，当指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此处指蒋介石及其抗战政权。桧，自然是指臭名昭著的秦桧，喻指汪精卫及其所谓的“和平”政权。时日本败局已定，但苏联又虎视眈眈，窥觊中国领土。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陈寅恪以此两句诗来反省抗战功过，并认为分裂国家者皆有责任，而蒋、汪代表的群体和实行的路线相反，汪精卫高唱的“和平运动”终将失败，但蒋介石政权乱象已显，亦不足言胜，故谓两皆无成。就当时的局势，不只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陈寅恪如此认为，国民党内部高级官员甚至汪伪政府中人亦有不少人与此观点相近。抗战期间投靠汪伪政权的周佛海在1941年2月17日日记中说：“……渝当局对美、对苏，均不乐观，苏联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邵力子（南按：时任驻苏大使）亦请求返国，是国共关系将影响中、苏关系；元老派主党政军分权，蒋对此亦必愤而烦闷。总之，余深觉余辈无前途，今阅情报，则重庆亦一塌糊涂，决无前途之可言。宁渝均无前途，是中国无前途矣，哀哉！苏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是已开内政干涉之端矣。苟抗战胜利，共党得势，则苏联之对中国，恐与日本无异也。日本已渐次觉悟，苏联则方兴未艾，苏联较日更难应付。”此段记载在陈诗创作之前四年，可见周佛海在其他方面堪称狡诈残忍的糊涂虫一根，而在这一点上还算清醒。另据唐纵1945年日记载：6月27日，宋子文与蒋经国起程访问莫斯科。6月30日，“上月反省录”：本党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党外的反感，亦且失了党内的同情，如果没有显著的改革，全国人心将不可收拾……这段记述，正暗合了陈寅恪诗中所指的社会情形和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危机。
陈诗尾联“梦华一录”，指宋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此著为宋室南渡后追忆北宋京城汴梁昔日繁华景象而作。此两句明白地召示作者不愿重温《东京梦华录》的旧梦，意喻当局莫使北宋灭亡之局，在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苦难中国重演。——令人扼腕的是，这一悲戚的家国情怀，只是陈寅恪与其同道者一相情愿罢了。
事实是，直到1946年2月11日，中国民众才对《雅尔塔密约》内容有所耳闻。这一天，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三地同时公布了上年同日在雅尔塔拟定的秘密协定，当时刚刚由蒋介石侍从室谋僚升为内政部次长（行政院13日通过）的唐纵意识到这份密约对中国乃至世界政治格局进演的重要影响，特地在2月14的日记中规规矩矩地抄下了这份电稿：
［中央社华盛顿十一日专电］斯大林委员长、英前首相丘吉尔及故罗斯福总统，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关于苏联于德国投降后，对日宣战之条件，所订定之雅尔塔秘密协定，本日由华盛顿，伦敦及莫斯科同时公布。该协定之条款内，规定保留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恢复苏联于日俄战争所丧失之权利，日本失败后，以千岛割让等等，其原文如下：
苏美英三国领袖业已议定，苏联于德国投降后之二、三个月及欧洲战争结束时，将协助盟国对日宣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
（二）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一九零四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甲、南库页岛及其毗连之各岛，应归返苏联。乙、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丙、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
（三）千页群岛应割于苏联。
惟上述关于外蒙古、旅顺、大连以及中东、南满两铁路诸点，必须征得中国蒋主席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将依据斯大林元帅之意见，采取措施，以获得蒋主席之同意。三强领袖业已议定，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败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名）。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官僚与普通民众才明白，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与日军作战，原是有这么一个秘密协定在暗中支撑，而这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中国的国家元首与民众竟被蒙在鼓里。更令国人愤怒的是，苏联赶跑了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小鬼，竟以主人翁的姿态对东北各地特别是城市和港口实行严格管制，且肆意横行，不准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在旅顺登陆，遏力阻止党国大员前往接收财产，直至骄狂到随意射杀、暗害接收人员，并有张莘夫等类似事件发生。
张莘夫，原名张春恩，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与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登记员毛泽东等均有交往，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唐山工程学院教授，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派，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等职。日寇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接收要员，派往东北，任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
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据唐纵日记2月22日载 重庆各校学生贰万余人为苏军不退出东北、中共为苏联帮腔而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以该二报为苏联张目也！游行口号：（一）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二）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三）彻查张莘夫惨案；（四）中共应即彻底实行停战协定中对于东北之协议；（五）中共应即爱护祖国；（六）所谓民主联军不容存在；（七）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八）反对分化内蒙；（九）打倒新帝国主义等三十三个口号。大会宣言，要求苏军即撤出东北，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请当局不作额外让步，并有质中共书提出五个问题。
2月2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楼光来、宗白华、范存忠、储安平、吴世昌、林超、苏继庼、钱清廉、吴任之、吴思裕、陈铭德、罗承烈、赵超权、钱歌川、任美锷、张贵友等20人联名的《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书，文中措辞激烈地指出：“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剧；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纪录。”又说：“雅尔达会议的召开（南按：雅尔塔，时译为雅尔达），正在中国中原湘桂各次战役失利之后，原子弹尚未成功以前，罗斯福在两面作战的形势下，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宣战，其处境心情，我们容能了解；但不顾道义，违背本心，同意苏联的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其事绝不可恕。罗斯福及其领导的美国，在中国人心灵上原占有极其友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已因雅尔达秘密协定大受打击。我们绝不能因为罗斯福在这次整个战争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其他过去对于中国的同情及援助，就原宥他这次的过失和责任。”而“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于中国的抵抗日本，从来缺乏公平而有效的援助，甚至于一度封锁中国的惟一国际交通，以求对日妥协。这种态度，久已有失公道。邱吉尔在雅尔达会议以前，曾特意夸大美国对华的援助，他蔑视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及其他应占有的地位，在雅尔达会议上，他显然背负了为英国盟邦的中国，这完全是一种不荣誉的行为。”
在揭露美英帝国主义者不仁不义的同时，《抗议》以大量篇幅对苏联的阴谋和恶行进行了痛斥：“苏联在雅尔达会议中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所标榜的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
最后，傅斯年等警告中国政府当局：“应将这一问题及最近东北各种震惊人心的发展全部公开，要求联合国调查，用以杜绝今后任何可能类此的秘密外交，并以避免东北重为世界大战的因素。关于目前的局势，中国政府除在苏联同样履行其条约义务的条件下履行其所签订的中苏条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外，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同时呼吁：“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一致团结，监督政府，督促政府努力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其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2月25日，怒气未消的傅斯年又于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长篇檄文，指出中国失去东北的严重后果：假如没有了东北，中国永不能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国，永不能发展重工业、纤维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业，中国必永为贫、病、愚之国，永远走不上积极建设之路。因而，“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
就在重庆学生游行示威与傅斯年等学界大腕们在报刊连篇累牍撰文，对进驻东北的苏军口诛笔伐之际，西南联大师生也开始了行动。首先是11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主张苏联军队撤出东北。然后是千余名师生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为苏军在东北搬运机器和强奸妇女等罪恶举行东北问题演讲会，联大教授傅恩龄、冯友兰、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高崇熙等分别讲话，对苏军暗杀张莘夫等一连串罪恶大加讨伐。会后师生走出校园在昆明大街小巷游行，高喊苏军撤出东北等口号以壮声威。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大小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吏、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呐喊行动。
如此全国性的抵抗热潮，自然引起了国际政界和舆论高度警觉与关注，先是苏联以提出抗议为名，对自己的恶行强行狡辩，谓此次游行乃中国政府内部有人策动，并谓何以不要求美国撤兵而偏要求苏军撤退？但中国民众并不买账，依然高呼“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驻沈阳苏军司令在舆论压力下，公开出面承认东北机器装备许多已运往苏联，但此事系根据三国协定所为，并无不妥。美国方面一听大感不快，国务卿发表声明，谓苏军的做法纯是擅自主张，并无任何协定根据，那位司令官是因伏特加喝多了，才如此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因各地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对苏军的恶行抓住不放，驻长春苏军只得对外发表声明，谓东北苏军在撤退中，撤尽时期不致迟于美军。于是，围绕苏军到底是正在撤退还是压根未退，美国是否同时撤退？
张莘夫事件凶手到底是谁？如何惩办凶手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在知识阶层和学生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和争论。西南联大教授签名行动中，吴晗所说的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自是指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等人，而那个“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则是历史系教授向达。向达后来在报上发表声明，指出“拿给他签名的油印宣言与报纸上发表的宣言不同，并说自己签名时曾附注也要请美国撤兵，冯文潜、汤用彤教授都同意这个意见”云云。
因了这些事件，西南联大师生中的左、中、右三派外加另类派等各个派别，渐渐分化融合成两个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见面恨不得拔出刀子一刀结果对方性命的政治兼暴力色彩的派系。在闻一多与吴晗等人看来，国民党之所以支持这次游行，除了促使苏联撤军之外，还有反对和阻止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意图，因而除了敦请历史系向达发表声明，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吴晗也跑到前台，亲自赤膊上阵，发表战斗檄文，以骂街的方式与口气，向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反苏教授、学者讨伐起来。吴晗说：“在御造的‘全国性’的反苏空气中，平时，三缄其口，口口声声‘天皇圣明，民罪当诛’的若干名历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机会，也许，还不如说，好容易有这样一个御造的机会，来卖弄他们积陈几十年，霉得发黑的历史观点吧！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养狗千日，用在一朝，大发其史学宏论，从历史观点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从中西文化之演变中，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并称此次东北事件，即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野心表现云云。”骂过之后，吴晗以战斗的激情呵斥道：“名历史教授们听着！帝俄决不是苏联，也不可能等于苏联！帝俄的侵略账不能算在苏联的账上，犹之乎清朝和北洋军阀的一些丧权辱国的滥账不能算在国民政府账上同理。”而“就中苏关系说，过去帝俄是中国的敌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联，却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友人，铁证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曲解苏联即帝俄，不但厚诬苏联，厚诬中国人民，也厚诬了历史。”
此时，作为“斗士”的吴晗，已不是几年前由云大转联大受挫而求助傅斯年为之“吹嘘”的时候了，不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使他与傅斯年越离越远，直至公开对垒叫板，彻底决裂。因了这一事件和缘由，两年之后，傅斯年率三千弟子渡海赴台，吴晗以中共新贵的身份接管北大、清华，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唐突和茫然。
对于此次事件，当时任教于联大外文系、无派无系的青年教师夏济安用自己特殊眼光和思维，对各派系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作了一番“另类”评判。夏在1946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说：“除了想她之外，东北问题也很使我忧念，因此午觉不能入睡。连日少休息，精神不佳。我关心国事，倒是出于真心。我不在其位，尚且如此关心，一旦真的做了大官，岂不一天到晚要愁死了吗？东北问题，非美苏打一打不能解决。我看得很清楚，可是还在替国家着急。苏联如此四处不断扩张，战机实已迫切。今秋平津开得成学否还成问题。苏联如果胜了，我算是白投了个人生，大可以不必活下去了。可是我不信我的命如是之坏，假如我下半生还有点作为，大致美国是可以打胜的。”
夏氏日记中所说的想她之“她”，是联大外文系一湖南籍的漂亮女生，夏氏正处于对这位女生的迷恋与幻想中。隔一天，也就是2月23日一早，夏济安在忧国忧民的同时，想请同宿舍另一位青年教师钱学熙为自己作恋爱参谋，并有“今天他起来得较早，我先请他吃面，谈论陪都学生反苏大游行一事，我很兴奋。昆明如有此种游行，我准参加。而后，我又拉他去翠湖散步”，开始谈“我在想女人”的事，并想请向达教授做媒人，向是湖南人，“较便说话”。2月25日，夏济安又记道：“联大一百十教授为东北问题发表宣言，未签名者尚有多人，如卞即其一。他们因此事为国民党所发起，不愿同流合污。故心里或主张东北应归中国，却不愿公开发一声明，以示不受利用。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此处的“卞”，即联大外文系副教授、诗人卞之琳。夏接着记叙说：“下午联大草坪上有公开演讲会（这次闻一多等不露脸，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等出马），会后游行，游行人数估计不到千人（我不会数，可是看来总比上次亦在本月，为校场口血案的那次大游行少得多），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清议’。今天这次游行虽不一定就是国民党发动，受到国民党的赞助，是不成问题的，既然有国民党的份，加入进去就好像不清不白了。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同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去。”
夏所说的“校场口血案”，发生于1946年2月10日，当时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在校场口广场联合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会者达一万余众。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邵力子等应邀参加大会。会议开始时，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特工人员，以重庆工务会、农务会、商务会等名义强行入场，抢占主席台。大会主持者李公朴上前阻止，被特务包围，一顿乱拳将其打翻在地，而后像踢地瓜和玉米棒子一样，几脚踢于台下，李头部中伤，血流不止。出席会议的演讲人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遭到唾骂和追打，自视甚高的郭沫若与特工人员互殴，结果当场挨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后被无情地踢于台下。为表示自己与从不同和戏剧家出身，郭灰头土脸地被人扶起时，还模仿戏剧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仰首张目，“哈哈”大笑了一番，以示对特工人员的极度蔑视。个头瘦小的沈钧儒面对特工人员的行凶闹事，挥舞小拳头连声高呼：“不怕，不怕！”号召有血性者和真正的英雄好汉与其对打，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于是，两股力量扭打在一起，纠缠在一处，鲜血喷溅，哀号不止，现场一度混乱。特工加打手们以事先准备的铁条、砖头等将主席台人员或抽倒在地，或拍于台下，混战中连围观的的记者和部分看客一并打倒在地，共有60多人被殴伤——这就是著名的重庆“校场口血案”。混战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闻讯赶到会场，加以制止和痛斥，特工人员和雇用的打手们才四散而去。
此事经过媒体渲染与中共地下力量暗中造势，引起全国性关注，与被打者政治思想和路径相同者，纷纷通电抗议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给被殴伤者一个说法。西南联大在中共地下支部和拥护分子闻一多、吴晗等人的造势与鼓动下，2月17日，昆明学联、昆明文协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抗议国民政府当局制造“校场口血案”。此时，原在联大师生声讨中卷起铺盖离开云南，灰溜溜跑回重庆的李宗黄又趾高气扬地出任新职，众人怀着对李的愤怒和对蒋介石的不满来到了会场进行讨伐。这也是夏济安日记中所表露的此次会议参加人数较多的一个深层原因或者说巧合。
针对联大师生对“校场口血案”和“东北问题”游行所表现的不同阵势和不同心理，夏济安在日记中总结性地说“参加反政府的游行，虽然有手榴弹的危险，却容易博‘勇士’、‘烈士’之名，故参加之人多。参加受政府赞助的游行，虽然（或因为）有宪警的保护，却易蒙动机不纯之嫌疑，洁身自好者不去。真正有勇气的人，只问自己良心无愧，工作的本身有没有意义，既不怕手榴弹，亦不怕清议——然而清议比手榴弹更可怕。我就是个怕清议的人。谣传发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
夏济安其心可感，但毕竟是一典型的文人书生，每在纸上说得头头是道，一到实际就因怕“清议”而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动弹了。因了这政治的缘故也牵涉到生活中的是非观念，夏济安如痴似狂地暗恋的那个湖南籍女生，若同是湖南籍且德望甚高的向达出面做媒，或许有成功的希望，但事情没有按这个轨道行进。2月26日，夏济安日记载：“我预定代我去做月老的向先生，近来因为东北问题，我同他意见很不合，我不高兴多麻烦他。”此后，不但夏济安费尽心机所追求的女生成为黄粱美梦一场空，夏氏与向达也成了陌路之人（南按：经此变故，夏终生未娶，赴台后英年早逝）。而在心理上，夏氏与闻一多、吴晗等人形成的距离，则不是用一个“陌路”可以表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