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求我,让我开枪打死你……”

瓦夏·巴依卡乔夫,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生产培训技师。

我常常会回想起这些事……这是童年最后的时光……

放寒假的时候,我们整个学校都参加了军事竞赛。在此之前,我们学习了列队,使用木制的步枪操练,缝制了白色伪装衣和卫生员穿的白大褂。从军营派来的教官是坐着“玉米机”来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喜!

6月,德国人的飞机已经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空降下来一些密探。这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穿着灰格子上衣,戴着鸭舌帽。我们和大人一起抓住了不少这样的人,交给了村委会。我们为自己能参加军事行动而自豪,它让我们联想到寒假的军事竞赛。但是很快就发生了一些另外的事情……见到的德国人不再是穿着灰格子上衣,戴着鸭舌帽,而是一身绿军装,卷着袖口,脚穿长筒皮靴,钉着铁掌,脊背上是沉甸甸的背囊,腰间是长长的防毒罐,斜挎着步枪。他们一个个长得肥壮,强大。他们唱着,喊着:“茨瓦依马拿特——莫斯科完蛋。”父亲给我解释说:“茨瓦依马拿特,就是‘两个月’的意思。”总共用两个月?总共?这种战争完全不像我们不久前玩过的,我非常喜欢那种军事竞赛。

起初,德国人没有驻扎在我们马列维奇村,他们去了日罗宾车站。我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但他已经不再去车站上班了,他在等待着我们的战士打回来,把德国人赶回到边境去。我们都相信父亲,也在等待我们的部队,等了一天又一天。可是……我们的士兵们……他们躺下了,躺得到处都是:道路上,森林里,水沟中,田野间……在郊外……泥炭坑中……躺满了他们的尸体,和自己的步枪并排躺着,和自己的手榴弹。天气炎热,他们的尸体因高温而膨胀,他们好像变得一天比一天胖大。整个军队。没有人去埋葬他们……

父亲套好马车,我们去了田野。我们收集那些死尸。挖掘好坟坑……一个坑里放进去十个人十二个人……我的书包里装满了他们的证件。我记住了地址,他们都是来自古比雪夫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市。

过了几天,我在村子外面找到了死去的父亲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十四岁的瓦夏·舍夫佐夫。我是和爷爷一起去的那个地方……轰炸开始了……把瓦夏埋葬了,没有来得及掩埋父亲。轰炸过后,我们已经什么也找不到了。没有一点痕迹。我们在那块地方插上了一个十字架,只能这样了。一个十字架。下面埋的是一件父亲过节时穿过的西服……

过了一周,已经无法再收集士兵的尸体了……他们已经不能抬起来了……从军便服中向外淌水……我们把他们的步枪收集起来,还有士兵的证件。

在一次轰炸中,爷爷也被炸死了……

往后该怎么生活?没有了父亲该怎么活?没有了爷爷该怎么活?妈妈一直哭啊,一直哭。这些武器怎么办?我们把收集来的武器都埋在了一个可靠的地方。把它们交给谁呢?没有人可以商量。妈妈一直在哭。

冬天,我们跟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他们为我们的礼物而高兴,武器转交给了游击队……

过了一段时间,有多长——我记不清了……也许,大约四个月吧。我记得,在那一天,我在去年的土豆地里刨冻了的土豆。回到家,全身湿淋淋的,非常饥饿,我拎回了满满一桶土豆。我刚刚脱下鞋子,脱下湿乎乎的树皮鞋,就听到地窖顶上有声音,当时我们都住在地窖里。有人问:“波依卡乔夫在这里吗?”我刚刚探出地窖口,一队人就围了上来。因为匆忙我没来得及戴护耳帽,戴的是布琼尼式军帽,因此立刻遭到了一顿皮鞭抽打。

地窖旁边站着三匹马,骑在上面的是德国人和伪警察。一名伪警察下马,用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拴到了马鞍子上。母亲急忙求情:“让我再给他吃点东西吧。”她爬回地窖,去拿冻土豆做成的土豆饼,可他们催动马匹,小跑着就走了。拉着我就这样跑了五公里,到了微笑雷村。

在第一次审问时,法西斯军官只提了些普通的问题:“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生日……父亲和母亲是谁?”翻译是一个年轻的伪警察。在审问结束时,他说:“现在你去收拾一下刑讯房,小心看好那里的凳子……”他们给了我一桶水、一把桦树枝、一块抹布,命令我过去……

到了那里,我看到的是一幅恐怖的画面: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宽宽的条凳,上面绑着皮带。三道皮带——用来捆绑人的脖子、腰部和腿脚。角落里是一堆粗粗的桦木棍子和盛满了水的小桶,水都是红色的。地上淌满了血洼儿……还有尿……粪便……

我一趟一趟提水进来。那块抹布,尽管反复冲洗,但仍然是红色的。

早晨,军官叫我过去:“武器在哪里?跟哪个地下工作者保持联系?接受了什么任务?”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抛过来。

我只是反复回答,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小,我在田野里收集的不是武器,是刨的上冻的土豆。

“把他押到地窖去。”军官命令一个士兵。

他们把我投进了灌了冷水的地窖里。在此之前,他们还指给我看一个游击队员,刚刚把他从里面拖出来。他忍受不住严刑拷打……沉到了水底……现在他躺在了外面……

水没到了喉咙……我能感觉出,我的心脏剧烈跳动,血在脉管里流动,血液把我身体周围的水都变温暖了。我很担心:千万别失去知觉,千万不要打盹,千万不要沉到水底淹死……

下一次提审:军官用枪管对着我的耳朵,开了一枪——一块地板噼啪折断了。他们是朝地上开的枪!他们用棍子敲击我的颈椎,我倒下了……在我面前站着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家伙,从他身上散发出火腿的气味和熏人的酒气。我感到恶心,却什么也吐不出来。我听见他在叫嚷:“立刻用舌头舔干净,吐到地板上的东西……用舌头,明白吗……明白吗,小赤佬?!”

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入睡,疼痛令我失去了知觉。我恍惚觉得,我站在学生的队列里,女老师柳波芙·伊万诺夫娜·拉什凯维奇说:“秋天你们就要升入五年级,现在和大家先说声再见,孩子们。一个夏天你们就会长大。瓦夏·波依卡乔夫是最小的,到时会长成最大的。”柳波芙·伊万诺夫娜微笑着说……

我又仿佛看到,和父亲走在田野里,寻找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父亲走到前面去了,而我在一棵松树下发现了一个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人体残余的部分。没有了手,没有了脚……他还活着,请求我:“打死我吧,孩子……”

牢房里,有一位老人躺在我的旁边,他把我叫醒了:“不要喊叫,孩子。”

“我喊叫什么了?”

“你求我,让我开枪打死你……”

几个十年过去了,我还在吃惊:我还活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