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胜利了……
但是，如果说她们的生活早前被分裂为和平与战争两部分的话，现在又被分裂为战争与胜利两部分。
她们再次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和两种不同的生活中。在学会了仇恨之后，她们需要重新学习爱，她们需要找回已经忘却的感情，还需要找回已经忘却的话语。
战争的人应该成为非战争的人……
我们都感到很幸福……
家乡和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我简直都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脸上都笑呵呵的，身上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在手中，我再也没见到过那么幸福的人了。我原来以为，等我们打到德国去，我绝不怜惜敌人，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我们胸中郁积了多少仇恨啊，还有屈辱！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怜悯我的孩子，我干吗要怜悯他的孩子？如果他杀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怜悯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我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我真想盯着她们的眼睛看看……
我常常想：我会干出什么事情呢？我们的士兵会干出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往事，我们能够克制吗？那得需要有多么大的力量才能够克制啊？部队开进了一个小镇，那里流落着很多孩子，都是些饥饿的、不幸的孩子。他们看到我们很害怕，纷纷躲藏起来……可我呢？尽管发过誓要仇恨他们所有的人，可我还是从战士们手里搜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连一块糖都不放过，然后统统给了德国孩子。当然，我什么都没忘记，我还记得所有的往事……可是要我平心静气地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这个我做不到。一大清早，已经有一队队德国孩子站在我们的行军灶旁。我们按次序发给他们食物。每个孩子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装面包的袋子，腰上拴着一个盛菜汤的小铁桶，里面是菜汤，或者也有粥和豌豆汤。我们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治病。甚至还抚摸他们……第一次抚摸德国孩子时，我都有些害怕……我怎么能够去抚摸德国人的孩子呢……我起初由于紧张而觉得口中干涩涩的，可是后来很快就习惯了。他们也习惯了……
——索菲亚·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契
（卫生指导员）
我一路打到了德国，从莫斯科一路走来……
我是一个坦克团的高级助理军医。我们团的坦克是T-34型，很快就都被烧毁了，那场景非常可怕。我战前听都没有听到过，后来我居然能够使用步枪射击了。我们上前线的时候，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轰炸发生在挺远的地方，但是我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震动。那年我只有十七岁，刚从中等技校毕业。事情就是这样巧，我一到前线，立即就投入了战斗。
还有一次，我从燃烧的坦克里钻出来，四处都是熊熊大火。天空在燃烧，大地也在燃烧，铁甲都烧红了，到处是死人，那边还有人在呼喊：“请救救我……请帮帮我。”……我陷入了如此恐怖的场景！我都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逃走，我为什么没有逃离战场呢？那情景是如此可怕，没有字眼可以形容，只有感觉。我早些时候还不能，现在已经可以去看战争电影了，但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
我打到了德国……
在德国土地上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路边上竖着一块自制标语牌，上面写着：“这里就是该死的德国！”我们进了一个小镇，百叶窗全部都紧紧关闭着。那里的居民扔下所有东西，踩着自行车逃跑了。戈培尔蛊惑他们说，俄国人到来后就会乱砍乱杀。我们打开一扇扇门，发现里面要么是空无一人，要么就是全家人都躺在床上，已经服毒自尽，连孩子们也都死了。他们用枪自杀或者服毒而死……我们当时有什么感觉？当时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战胜了敌人，让他们现在也尝到了痛苦，就像我们以前遭受的那样。我们有一种复仇的感觉，可同时又很可怜那些孩子……
我们找到了一个德国老妇人。
我对她说：“我们战胜了。”
她大哭起来：“我有两个儿子死在了俄罗斯。”
“那又是谁的罪过啊？我们又有多少人被杀死了啊！”
她回答说：“都是因为希特勒……”
“不是希特勒亲自做的，而是你们的孩子和丈夫杀的人……”
她马上沉默了。
我打到了德国……
我多么想告诉我的母亲啊……可是我的母亲已经在战争中饿死了，家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盐巴，一无所有。我的一个哥哥负了重伤在医院里，一个妹妹在家里等着我。她写信告诉我，当我们的军队开进奥廖尔的时候，她跑去找遍了所有穿军大衣的女兵。她以为我一定会在女兵当中，以为我应该回家了……
——尼娜·彼得罗夫娜·萨克娃
（中尉，助理军医）
这是一条胜利的大道……
您根本无法想象胜利大道是个什么样子！在路上走的全是被解放的囚犯，他们乘着人力车和马车，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车上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他们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所有民族的人都混在一起，每个人都朝着自己家乡的方向走。所有人都来拥抱我们，亲吻我们。
我们遇见了几个俄罗斯女孩，我和她们搭话聊天，她们对我讲了一个故事……她们几个都曾为一个德国人干活，而她们中最漂亮的一个姑娘，被迫和主人住在一起，被主人强奸后怀孕了。那个姑娘一路走来时，一边哭一边不断捶击自己的肚子，嘴里说着：“不行，我不能带一个德国孩子回家！不能带回去！”女伴们都不住地劝说她，但她最后还是上吊自杀了，和自己肚子里的德国娃娃一起死了……
在那个时候是应该听听这种事情，不但要听，还应该记下来。可惜的是，当时已经没有谁的脑子里能进去这些事情，没有人会听我们说，所有人都在重复两个字眼：“胜利！”其余的似乎都不重要了。
我和女伴有一次在街上骑自行车，走过来一位德国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坐在童车里，一个紧抓着她的裙子跟着她走。那女人面容十分憔悴。唉，您知道吗？当她走到我们跟前时，竟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趴在地上向我们道歉。就是这样子，趴在了地上……我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见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又指指她的孩子们。我们总算弄明白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致意，表示感谢，因为她的孩子们活了下来……
这也是为人妻子啊……她的丈夫可能就在东线打过仗，在俄罗斯打过仗……
——阿纳斯塔西亚·瓦西里耶夫娜·沃罗帕叶娃
（上等兵，探照灯手）
我们有一名军官爱上了一个德国女孩……
这件事被领导发现了，他被降职并送回了后方。如果他是强奸的话……这种事情当然是有的，只是我们很少有人去写，这是战争的规矩。男人们这么多年没有女人，有的只有仇恨。我们开入一些城镇或村庄，头三天确实是大肆抢劫……这些当然都不能公开说，心里有数……不过三天之后就有可能受到军法追究了。怀里的热乎劲儿还没有散去，三天的酒意还未消，结果却产生了爱意。那个军官在特别部门坦白说，他确实是产生了爱情。这样一来，可就是叛变行为了……爱上了一个德国女人，爱上了敌人的女儿或者老婆？这事就严重了，等于是投敌……总之，他手上那个女人的照片和地址都被没收了。当然不会留给他……
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看到了一个被强奸过的德国女人，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一颗手榴弹插在她的两腿之间……现在说起来，真是丢人的事，但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丢人的。当然了，感觉是在变化的，在头几天我们是一种感觉，过几天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有五个德国姑娘来到我们营，找到了我们营长。她们哭诉自己的遭遇……妇科医生给她们做了检查：她们的那个部位都受了伤，撕裂性伤口，内裤里全都是血……原来她们被轮奸了整整一夜。听了之后，营长要求士兵们都出来列队……
请您不要录音，请关掉录音机。真的，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我们全营士兵都集合起来了，上级对这几个德国姑娘说，你们去找找看，如果你们认出是谁干的，当场就把他枪毙，不必看他们的军衔。这种事情真是叫我们很羞愧啊！可是，那几个德国女孩却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她们不想去指证，她们不想让更多的人流血了，她们就是这样说的……后来，上级给她们每个人发了一个面包，就当这事结束了。当然，这都是在战争时期……
您以为原谅是很轻松的吗？看看那一片片完整的白色瓷砖屋顶的小房子，看看那些玫瑰花园，我真的好希望也让他们吃些苦头啊……我当然也想看看他们流眼泪……马上变成好人是不可能的，也不会立刻变得公正与善良，就像您现在这么好。可怜她们也不容易做到，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几十年时间……
——A.拉特金
（下士，电话接线员）
祖国的土地终于解放了……人们开始不能接受司空见惯的死亡，也不能够忍受埋葬死者的悲哀。但还是有人不断地死在别国土地上，被掩埋在异国他乡。上级对我们反复说，敌人必须要彻底打垮，敌人仍然非常危险……其实每个人都明白这些，但是大家已变得十分珍惜生命，没有人愿意在胜利前死去……
我记得当时的道路两旁有很多海报，就像一个个十字架：“这里，就是该死的德国！”我想所有人都会记得这种海报……
大家全都久久地等待这一刻，现在我们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我们真想看看那些德国鬼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他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他们难道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吗？他们不是也过着平凡的生活吗？在前线作战时，我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再去读海涅的诗歌，还有我心爱的歌德。我已经不能听瓦格纳了……战前我是在一个音乐世家长大的，我很喜爱德国的音乐：巴赫、贝多芬。多么伟大的巴赫啊！但是所有这一切，我都从自己的世界中驱除了。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罪行，看到了火葬场，看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看到了堆积成山的女人衣服和童鞋，还有灰色的骨灰……骨灰被撒到田间地头，撒到白菜和莴笋的根下，所以我更加不能再听德国音乐了……等到我重新听巴赫和演奏莫扎特的时候，已经流过了很多时光。
我们终于踏上了他们的土地……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那些良好的公路，是那些宽敞的农舍，是一盆盆的鲜花，甚至他们的谷仓都挂着优雅的窗帘。房间里的桌子上都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昂贵的器皿，还有精美的花瓷。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洗衣机的……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既然他们生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打仗？为什么？我们的人蜷缩在防空洞里，他们还有白色的桌布。咖啡都倒在精致小巧的杯中，我只在博物馆里才看到过这种杯子。我还忘了说一件叫人惊讶的事情呢，简直让我们全都呆住了……那是在反攻时，我们第一次夺取了德国人的战壕。我们跳进他们的战壕，看到那里的暖水瓶里，居然还有热咖啡！咖啡的味道，好香啊……还有饼干！战壕里又有白色床单、干净毛巾，甚至还有卫生纸……我们这边却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们有这么舒服的床单，我们却是睡在稻草里，睡在树枝上，两三天没有热水是经常的。我们的士兵举起枪就朝着这些暖水瓶扫射过去……打得热咖啡溅满了战壕……
在德国人的房子里，我也看到了一个被枪打烂的咖啡机，还有栽着鲜花的花盆，还有枕头、婴儿车……不管怎样吧，他们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们对他们是无法做出来的，我们无法迫使他们像我们一样遭受煎熬。
我们的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恨是从哪儿而来？他们为什么要仇恨我们啊？
上级允许我们寄些包裹回家。包裹里有肥皂，有砂糖，也有人寄鞋子回家。德国人制造的鞋子、手表和皮具都很结实。大家都在四处搜寻德国手表，但我不能。我心里有一种厌恶感，他们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想拿，虽然我知道妈妈和几个妹妹还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我们的家被烧毁了。当我回到家后，把这些讲给妈妈听，妈妈抱住我说：“我们也不要拿他们的任何东西，是他们杀害了你们的爸爸。”
我是在战后几十年才重新拿起《海涅诗集》的，还有我在战前就喜欢的德国作曲家唱片……
——阿格拉雅·鲍里索夫娜·涅斯特鲁克
（中士，通信兵）
到了柏林之后，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正走在大街上，忽然迎面跳出来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男孩，一看就是冲锋队队员，那已经是战争的最后几天，马上就要停战了。当时，我的手上也有枪，随时可以开枪。可是，那个男孩子看着我，眨了眨眼睛，却哭了起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我竟然也流下了眼泪。我其实很可怜他，这样一个孩子，呆呆地站在那里，背着一支笨重的冲锋枪。我赶紧把他推到旁边一座楼房废墟的大门洞里，对他说：“快去躲起来！”他十分恐慌，以为我要枪毙他，因为我头上戴着军帽，看不出我是个姑娘还是小伙子。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大声狂喊。我就轻轻摸摸他的脑袋，让他逐渐安静下来。战争，把人都变成了这样子……我自己也说不出话来了！在整场战争中我都在痛恨他们！但是不管公正不公正，杀人总是叫人恶心的，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
——阿尔宾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汉图姆洛娃
（上士，侦察兵）
我没能履行一个请求……想起来就很难过……
有一个德国伤兵被送到我们医院，我觉得他是个飞行员。他的大腿被打烂了，已经开始感染坏疽病。这引起了我的同情。他成天就躺着那里，沉默不语。
我可以说一些德语，就过去问他：“要喝水吗？”
“不要。”
其他伤员都听说了医院里有个德国伤兵，躺在单独病房里。在我打水的时候，他们就愤怒地质问我：“您难道去给敌人送水吗？”
“他快死了……我要帮他……”
德国伤兵的一条腿都发青了，已经无法挽救。他连续几天几夜发高烧——感染能够很快吞噬掉整个人。
我每次给他喂水时，他都呆呆地看着我。有一次他突然说出一句话：“希特勒完蛋！”
这是在1942年。我们还处于哈尔科夫的大围困中。
我问他：“为什么？”
“希特勒完蛋！”他又说了一句。
我就回答他：“这是你现在这样想，现在这样说的，因为你现在是躺在这儿。要是在别处，你还是要杀人的……”
他马上说：“我没有开枪，我没有杀人。是他们逼我来打仗的，但我没射击过……”
“反正所有人被俘都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忽然他恳求我说：“我很想很想……求求小姐……”他给了我一包照片，指给我看哪个是他的妈妈，哪个是他自己，哪个是他的兄弟姐妹……这是很好看的照片。在照片背面，他写下一个地址：“您一定会去我家乡的，一定会的！”这个德国人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1942年的哈尔科夫，“等到那时候，请您把它投入邮箱。”
他在一张照片上写了地址，还有一个完整的信封。后来我就随身带上这些照片，经过了很多年。就是遭遇猛烈轰炸的时候，我都没有丢掉它们。可是当我们终于进入德国时，这些照片却丢失了……
——莉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护士）
我记得一场战斗……
在那场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我们给他们包扎，他们也像孩子一样呻吟。天气很热……热极了！我们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待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却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挖好坑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预计到自己的下场……您真该看看他们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他们的面孔啊……
可是后来，他们看到我们不仅给他们包扎，给他们喂水，还让他们躲到他们自己挖出的掩蔽壕里时，十分迷茫，奇怪得不知所措……一个德国兵大哭起来，这是个年轻人。看到他哭，别的人也都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
（战地护士）
战争结束了……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维拉·约瑟夫娜，要派您去护理德国伤兵。”
不久前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到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
“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服从。谁让我是军人呢……”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要我每天照顾他们，给他们减轻疼痛，可是却使我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完成任务，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我是作为医生，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这些我可做不到。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但要同他们谈话，没门儿。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不能到他们那儿去做夜间查房……”
——维拉·约瑟夫娜·霍列娃
（战地外科医生）
那是在德国……我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很多德国伤兵……
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他开始生坏疽病，一条腿已经截肢了，就躺在我管的病房里。
有天晚上，有人对我说：“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佬吧。”
我赶紧往病房跑，心想也许是他又出血了，或者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可是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不发烧，啥事儿都没有。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呐……”
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呐……”他说，“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
那意思，似乎是他的命已经被保住了。他杀过我们的人，我们却救了他的命。我不能告诉他，真实情况是他已经不行了……
我从病房里走出来，发现自己流下了眼泪，真想不到……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
（护士）
我本来可以和他见面……但我很害怕见面……
那是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与德国关系很好，经常有德国中学生来我校参观。他们到莫斯科时，我们带他们一起去剧院，一起唱歌。我还认识了一个德国男孩……他歌唱得太好了。我和他交了朋友，甚至爱上了他……在整场战争中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这时见到他并且认出来，该怎么办？莫非他也在这些侵略者当中？我是很重感情的，从小就非常敏感。想到这些，真让我害怕！
有一次，我在田野上走，一场战斗刚刚结束……我们在给自己的牺牲者收尸，不理会德国人的尸体……但我似乎感觉他也躺在那里……是的，有个十分相像的年轻小伙子，躺在我们的土地上……我在他的尸体旁站了很长一段时间……
——玛丽亚·阿纳托利耶夫娜·弗列罗夫斯卡雅
（政工干部）
您想知道真相吗？我自己却很害怕真相……
我们有一个士兵……怎么对您解释呢？他的家人全都被杀死了。他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或许只是喝醉了？反正越是快要胜利了，他喝得越多。在屋里和地下室里总是可以发现酒，杜松子酒。他喝啊喝啊，突然就拿着枪冲到德国房东的屋子里去……打空了子弹夹……谁都没有来得及追上他。我们跑到那里时，屋子里已经全是尸体了，还有孩子的……我们缴下他的枪，把他捆起来。他声嘶力竭地叫骂：“让我自己杀死自己吧。”
他被逮捕并接受了审判，最后遭到枪决。我为他惋惜，大家都为他惋惜。他全部战争都打过来了，都打到了柏林……
这件事情能够写出来吗？以前是不可能的……
——A.斯***娃
（高射机枪手）
我遇上了战争……
那年，我才刚满十八岁，收到一份通知书：到区执行委员会去，带上三天的食物，两件衬衣，还有喝水杯子和吃饭勺子。这叫作：劳动前线大征召。
我们被带到奥伦堡州的新特罗伊茨克城，开始在工厂工作。天气冷到了这种程度，连房间里的大衣都被冻结了，你拿起大衣，它沉重得就像一块劈柴。我们四年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周都工作七天。
我们盼啊盼啊，盼望战争结束那天，盼望最后的那一刻。那是凌晨三点钟，宿舍里突然喧闹嘈杂起来，工厂经理和其他领导突然进来大声叫喊：“我们胜利啦！”那时候我都没有力气起床了，是别人把我扶起来的，我自己又倒了下去，他们一整天都不能把我弄起来。由于喜悦，由于强烈的情感，我居然瘫痪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爬起来……冲到大街上，我想拥抱每一个人，我想亲吻每一个人……
——克塞尼亚·克里门特耶夫娜·贝尔科
（劳动前线战士）
胜利，是多么美丽的字眼啊……
我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墙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是用随手捡到的一块煤渣写的：“我，一个从萨拉托夫来的俄罗斯姑娘，打败了你们！”所有人都在国会大厦的墙壁上留下了字迹，留下了话语，有欢呼，也有诅咒……
胜利了！女伴们问我：“你以后会做什么？”我们在战争中实在是饿坏了，忍无可忍了，我们首先是都想吃个够，哪怕是吃上一次饱饭呢。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获得战后第一次薪水后，买它一盒饼干。那战后我到底会做什么？当然要做厨师啦！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大众饮食业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何时嫁人？”越快越好！我常常都梦见我怎么接吻，非常渴望亲吻……我还渴望唱歌，要唱个够！就是这些了……
——叶莲娜·巴甫洛夫娜·沙洛娃
（步兵营团支书）
我学会了开枪，投掷手榴弹，布设地雷，还有战场急救……
但在那四年间，为了打仗，我却忘记了所有的语法规则，学校里学习的科目全都忘掉了。我可以闭着眼睛拆卸枪支，但是在进入大学的写作考试里，却净犯些小孩子的幼稚错误，而且几乎没有标点符号。幸亏军功章救了我，总算被大学录取了。我开始了学习，但我读书不明白，读诗歌也不明白，我把单词都忘记了……
每天夜里都要做噩梦：党卫军的面孔、狼狗的嘶叫、人的最后哭声……垂死的人们常常会喃喃自语，那是比哭叫更可怕的声音。一切都回到了我身边……他们把人送去枪杀……临死前的人眼中都有一种可怕的光线，显然他们不愿意相信，直到最后一刻也不想相信。他们也有好奇和不解，即使在最后一分钟，他们面对着冲锋枪枪口，还用手遮住自己的面孔……每天早上醒来时，我的脑袋里全是一阵阵哭叫的声音……
在战争期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现在却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地想，不断地重复……我患了失眠症，医生禁止我继续学习。但周围的女孩子们，宿舍楼里各房间的姑娘们，都劝我不要理会医生的话。她们纷纷支持我，每天晚上轮流拖着我去看电影，看喜剧片。“你应该学会笑。要多多地笑才行啊！”不管我愿不愿意，女友们都要拉着我去看喜剧片。当时喜剧片很少，但是每一部我都去看过上百次，至少一百次。我在第一次笑的时候，就像哭一样……
噩梦终于退去了。我终于可以好好学习了……
——塔玛拉·乌斯季诺夫娜·沃洛贝科娃
（地下工作者）
那是一个春天……
我们的一批年轻士兵牺牲了，他们死在了春天，在三月和四月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春天，已经是鲜花盛开了，每个人都在盼望胜利，这时候埋葬死者比任何时候都难过和沉重。也许别人已经对您说过这些吧，那也请再记录一次吧。我的记忆太强烈了……
我在前线一共两年半的时间。我这双手做过成千上万次包扎，清洗过成千上万的伤口，包扎了一个又一个……有一次我去换围巾，头一靠在窗框上，就不省人事了，醒来之后才感觉好些。医生看到我这样，就破口大骂，可我什么都听不明白……他离开之前，命令我做两次额外勤务，我的助手向我解释怎么回事：因为我离开岗位超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发现我睡着了。
现在我的身体也很不好，神经衰弱。每当有记者问我：“你得过什么奖章啊？”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我没有得过奖励，上级从没发过我奖章。也许有很多人都没能获得奖章，但是每个人都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都全力以赴了……难道能够奖励所有人吗？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个最大的奖赏，那就是5月9日，胜利的日子！
我还记得一个不寻常的死亡，当时没有人想得通，也找不出原因，但我一直都记得……就在我们踏上德国土地的第一天，有一个大尉死去了。我们知道，在占领期间他的全部家人都死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一直在等待胜利……他生怕死得早了不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要踩上敌人的国土，看到敌人的痛苦、敌人的悲伤，要看到敌人怎样哭泣，敌人怎样受难，要看到敌人的家园变成废墟瓦砾……可是他突然就死了，并没有受过伤，什么都没有。原来，他是达到目的了，他看到了一切，然后就死去了。
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常会想起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就死了呢？”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库拉耶娃
（护士）
我请求离开火车赶往前线，马上就去。我的部队已经开拔了，我要追上部队。同时我心里有数，要是从前线回家，哪怕是花上一天时间，也比从后方走要早到家。我把妈妈一个人留在了家里。我们的姑娘现在也都还记得说：“她当时不想在狙击连呢。”实际情况是，我到了狙击连，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又找到了一些穿的，就回到了自己的战壕，那是前沿阵地。我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摸爬滚打，急速奔跑我都行……只是血腥味太重，我一直不习惯血腥味……
战争结束后，上级把我分配到产房当助产士，可是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很短……因为我对血腥味过敏，身体碰不得血。我在战争中看到过那么多血，已经不能再继续看下去，身体不能再碰更多的血了。于是我离开了产房，转到急救室。我浑身都生了皮疹，喘气都困难。
我曾经用红布给自己缝制了一件上衣，但是只穿了一天时间，双手就长满了斑点，并发成了水泡。原来，无论是红色的棉布或红色的花朵，不管是玫瑰还是康乃馨，我的身体都不能接受。任何红色，任何血的颜色都不行。现在我的家里就没有任何红色，绝不能有红色。人的血液是非常鲜艳的，不管在大自然中还是在画家的作品中，我都没有见过这样鲜艳的颜色。只有石榴汁有些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像那种成熟的石榴……
——玛丽亚·雅可夫列夫娜·叶若娃
（近卫军中尉，狙击排排长）
呵呵呵……哈哈哈……所有人看到我身上的色彩都会大笑起来，因为我总是穿得五彩缤纷，就是在战争中我也是如此。我并不是军人，身上就戴着各种各样的小挂件……还好我们的长官思想开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民主。他不是军人出身，是从大学来的。您想想看，他还是一位副教授呢，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在那个时候他可真算是异类了，一只珍禽异鸟飞到了我们这里……
我喜欢戒指，虽然都是便宜货，但是我有很多，两只手上全戴着戒指。我喜欢良好的心灵状态，我追求时尚，收藏各种小饰物，琳琅满目，多不胜数。我们家里人都嘲笑我：“我们这位狂热的小莲娜，她过生日还有什么礼物好送呢？当然戒指是不嫌多啦！”战争结束后，我的第一枚戒指是哥哥用旧罐头盒子给我做的，还有一个是用酒瓶底的玻璃，磨啊磨啊，磨成了一个吊坠，那是一块绿色碎玻璃，还有一个是浅咖啡色的玻璃吊坠。
我身上挂了一大串，就像喜鹊一样，全都闪闪亮亮。没有人相信我是在战争中，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是在此刻，我和你坐在这儿谈话时，我也不相信呢。不过在我的首饰盒里，还有一枚红星勋章，最美丽的勋章……真的，好看吧？那是上级特别颁发给我的。哈哈哈，严肃些说的话，算是历史证明，对吧？你的这个玩意儿，录音机，还在记录吧？就是说，为了记录历史……我还想说的是：如果我不是个女人，在战争中根本就无法活下来。我从来不羡慕男人，无论是儿童时期、少年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很高兴做一个女人。有人说，武器，冲锋枪啦、机关枪啦，都是美丽的东西，里面有许多人的思想和激情，而对于我来说，武器从来都不是美丽的。我看到过男人如何对一支漂亮的手枪大为歌颂赞叹，但我确实无法理解。我就是一个女人。
为什么我一直孑然一身？我从来没有过未婚夫。追求者倒是很多……但我还是一个人，自得其乐。我的女伴全都很年轻，我热爱青春，我害怕战争，但更加害怕衰老。你来得太晚了……我现在所想的都是关于衰老的问题，而不是战争……
你的这玩意儿还在记录呢，对吧？是为了历史，对吧？
——叶莲娜·鲍里索夫娜·斯维亚金采娃
（列兵，枪械员）
我，终于回家了，家里人都还活着……是我的妈妈保护了所有人：爷爷和奶奶、妹妹和弟弟，现在我也回来了……
一年之后，我们的爸爸也回来了。爸爸带回来一大堆奖章，我也带回来一枚勋章和两枚奖章。但是在我家里，名次应该是这样排列的：大英雄是妈妈。她保护了全家，既保护了家人也保护了房子，那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争啊。爸爸从来都不佩戴任何勋章或者军功章，他认为在妈妈面前夸耀战功是很羞愧、很尴尬的，因为母亲没有任何奖章……
但是，在这一生中，我从没有像爱妈妈那样去爱过任何人……
——丽塔·米哈伊洛夫娜·奥库涅夫斯卡娅
（列兵矿工）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长久以来，我早就和死亡建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我要这样说，那是一种奇异的关系……
战后，明斯克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行驶，那天我就坐在这辆电车上。突然间电车停了下来，有乘客尖叫起来，有女人在哭：“有人被撞死了！有人被撞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电车里，我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好哭好喊的。我没有感到这有什么可怕，我在前线死人见得多了，没有任何反应。我已经习惯于在死人中间活着，与死者为伍。我们就在尸体身旁抽烟、吃饭、聊天。那些死去的人，他们既不在远处，也不在地下，就像和平生活时一样，永远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
后来我的感觉恢复正常了，看到死人又会感到害怕了，就是看到棺材也害怕。这种感觉过了几年之后又回到我身上，我变成了正常人，和其他人一样了……
——贝拉·伊萨柯夫娜·艾普什泰因
（中士，狙击手）
那是发生在战前的一件事情……
那天我正在剧院里看戏。中场休息期间，灯光亮起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人，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了……顿时响起热烈的鼓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在政府包厢中，坐着斯大林。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被捕了，我的哥哥在劳改营里毫无音讯，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非常激动，泪水夺眶而出，幸福得喘不上气来！整个剧院大厅都沸腾了，观众们全都站立起来了，鼓掌长达十分钟！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向了战争，参加了战斗。可是在战场上，我听到过悄悄的对话……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几个伤员在走廊里边抽烟边交谈，当时有人睡了，有人没有睡。他们说到了图哈切夫斯基，说到亚基尔，还说到几千名失踪者，还有几百万受难者！他们都去哪儿了？乌克兰人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他们是如何被镇压……他们把那次斯大林制造的饥荒称为大饥荒，悲痛欲绝的母亲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乌克兰的土地是那么富有，插下一根小树枝就能长出一棵大树。德国战俘们都把乌克兰的土壤倒进包裹里寄回家去。这里的土地是如此肥沃，地表以下一米深的土都是黑色的，即使地表层也都能丰收粮食。他们的对话很轻，声音压得很低。人们从来不聚众谈话，永远是两个人。第三个人就多了，因为第三个人可能就会告密……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说笑话是为了不要哭，就是这个意思……话说有一天深夜，在一个板棚里，囚犯们躺在地上聊天。他们互相询问：“您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有个人说，是因为说了真话；第二个人说，是因为父亲；第三个就回答说：“是因为懒。”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都很惊讶。那人就解释说：“是这样，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伙人坐在一起聊大天说笑话。有一次回家晚了，老婆问：我们是现在就去告发他们，还是等到明早再去呢？我就说：明天早上再说吧，现在想睡觉。于是被别人先告发，一大早就被抓来了……”
你说这事情滑稽吧？但是叫人笑不出来。倒是让人想哭，应该是哭。
战争结束后……每个人都在等待亲人从战场回来，我和妈妈却等着亲人从劳改营出来，从西伯利亚回来……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胜利了，我们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证明了自己的热爱，现在他们应该相信我们了吧。
弟弟是1947年才回来的，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爸爸。我最近去乌克兰看望我在前线时的女伴们，她们住在敖德萨附近的一个大村庄里。在村庄中间竖立着两座方尖碑：一座是纪念死于饥饿的半个村子的人，还有一座是纪念死于战争中的全村男人。而在俄罗斯又怎能计算得过来？幸好总还有人活着，你们可以去问活着的人们。亲爱的，在我们的故事中有很多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写写我们的痛苦吧，我们有流不尽的泪水。我的姑娘……
——纳塔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库普里亚诺娃
（外科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