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种战争……
在这种战争里，没有人能在地图上指出哪里是中间地带，哪里是战斗前沿，也没有人能数得清战士和武器的数目。人们用高射炮、用机关枪，甚至用猎枪，还有沙俄时期的老套筒枪作战。这里没有战斗间隙，也没有大规模的进攻，许多人都在孤独地战斗，孤独地牺牲。和敌人殊死搏斗的不是正规军，不是整师整营或步兵连，而是人民，是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是男人、老人、妇女和儿童。托尔斯泰把这种多面孔的抗战称为“人民战争的大棒”和“潜在的爱国主义热能”，而步拿破仑后尘的希特勒，则向他的将军们抱怨说：“俄国人打仗太不讲章法。”
在这种战争中，单纯的死亡，并不是最痛苦的——有太多的事情要比死亡痛苦得多。我们想象一下吧：你是一个前线的士兵，却被自己的家人所包围：孩子、妻子和年迈的父母。每时每刻你都要准备着，有亲人替自己献身，是你使他们做了牺牲品。在这种时候，勇气就和背叛一样，从来没有目击证人。
胜利日那天，在我们许许多多的村落里，人们并不是欢天喜地，而是放声哭号。在痛哭中，很多人仍然受着煎熬：“那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埋葬了所有的家人，同时把自己的灵魂也一起埋葬在了战争中。”（安德罗西克，女地下工作者）
刚开始的时候，她们都是悄声细语地说话，但是到了最后，几乎都大声喊出来。
“我就是见证人……
“我给你讲讲我们游击队长的故事……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还有亲人活着。他们读到这些会很痛苦……
“联络员向游击队报告说：队长的家人被盖世太保抓到了——包括他的妻子、两个年幼的女儿和老母亲。每条街道上都贴满了通告，还有人在街市派发传单，说如果游击队长不投降，就会吊死他的家人。只给他两天时间考虑。伪警察一个村又一个村地在民众中煽动说：红军政委们都是毫无人性的怪物，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心疼，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珍贵的。敌人从飞机上往森林里撒传单……我们游击队长也想过放弃，甚至想过自杀。在那段时间，大家从来不敢让队长单独待着，我们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生怕他自杀……
“我们跟莫斯科取得联系，向上级反映了这种情况。在收到上级指示的那一天，我们召开了游击队党员会议，对游击队长宣布了上级的决定：决不屈从于德寇的挑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服从了党纪……
“两天之后，我们派到城里去的侦察员，带回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队长全家人都被吊死了。就在紧接着这件事之后打响的那场战斗中，我们队长也牺牲了……没人清楚他是怎么死的，很出人意料。但我觉得，他是自己想去死……
“我只能用眼泪代替语言……我怎么能让自己确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又怎么能让别人相信我的话呢？人人都想安静地、好好地生活，都不想听我说话，都不想难过……”（克罗塔耶娃，女游击队员）
至于我自己，就唯有更加坚信，必须继续采访下去……
那次，我完成了一项任务，不能继续留在村里，就投奔了游击队。几天后，盖世太保进村抓捕我的家人。虽然弟弟侥幸逃脱，但母亲被他们抓住了。敌人残酷地折磨我的母亲，向她拷问我的行踪。母亲被关押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每次搜索行动，法西斯都把她和其他妇女一起押在最前面。他们害怕踩到游击队的地雷，所以总是逼着当地居民走在自己前面，如果遇上地雷，群众就会被炸死，德国兵们就得以保全性命。整整两年，他们就这样押着我母亲……
不止一次了，我们正要打伏击开火，突然发现妇女们走在前面，德国人走在后面。等她们走近了，又看见自己的亲人都在里头。这时大家最提心吊胆的，就是游击队长下令开枪，大家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等待指令。一个人小声嘟哝：“那是我妈。”另一个人也说：“那是我小妹。”还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总是围着一条白头巾。她个子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认出她。往往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她，别人就告诉我：“你妈妈在那儿……”
射击命令一旦下达，你就必须开枪。在那个关头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朝哪儿开枪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紧紧盯住那条白头巾——看看妈妈是活着，还是倒下了？那条白头巾很显眼……只要枪声一响，乡亲们和敌人都向四处跑开，也就会有人被击中倒下。如果我没有弄清楚妈妈是否还活着，就会一连数天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直到联络员从村里回来，告诉我妈妈还在，我才又恢复正常。就是这样，直到下一次伏击，再经历一回。这种事要是搁在今天，我是怎么也受不了这种刺激的。可当时我非常仇恨法西斯，就是这种仇恨，支撑我挺了下来……
直到现在，我的耳边还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惨叫声，一个被扔到井里的孩子的叫声。您哪里听到过那种声音啊？那孩子被扔进井里时，尖声凄厉，简直像是从地狱里，像是从阴曹地府传出来的声音。那已经不是孩子的喊叫声，甚至不是人的声音了……还有，谁看到过一个年轻小伙子被钢锯活活锯成几段？……那是我们的游击队战友……从那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杀敌报仇，有多少杀多少，用最无情的方法消灭他们！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虏，就想活活掐死他几个。用我的双手掐死他们，用我的牙齿咬死他们。我都不想开枪击毙他们，这种死法对他们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枪去杀死他们……
在法西斯逃跑之前，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枪杀了我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在临死前还在为我们祝福：
“坚持下去，孩子们，你们应该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妈妈并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她说的只是普通女人说的话。就是想我们能活下去，并且要读书学习，特别是学习。
跟她一起关在囚牢里的妇女后来告诉我，每次母亲被押出去时，都请求她们：“噢，姐妹们，我只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请照顾我的孩子们！”
所以，待战争过后，当我回到老家时，母亲的一位难友便把我带到她家去生活——虽然她也还要养活两个小孩子。法西斯把我们家的茅屋烧掉了，我弟弟牺牲在游击队里，妈妈被枪杀，爸爸还在前线打仗。爸爸从前线回来时，满身的伤、满身的病，没有活多久也去世了。就这么一大家子人，到头来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母亲这位难友自己也很穷，再加上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我决定离开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我得知母亲被敌人枪杀后，变得神志不清，心智恍惚，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一定要找到她的尸体……敌人枪杀她们后，把尸体埋在一个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机在上面碾过。人们在现场指给我看，妈妈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我就跑过去用双手挖了起来，找出了好几具尸体，我凭着妈妈手上的一枚戒指认出了她。看到这枚戒指，我大叫一声，就不省人事了。几个女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回来，用罐头盒舀水洗净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个罐头盒。
一连几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摆脱愧疚：妈妈都是因为我才死的啊。可是，也不全是因为我……如果我因为担心自己的亲人而不去抗敌，如果另一个人也这样想，如果第三个、第四个人也都这样，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我决意让自己忘记，忘记妈妈向我们走来时的情景，忘记听到命令的那个瞬间……可是我确实朝她那个方向开过枪，我忘不掉她的白色头巾……您绝不能想到，这种感受是怎样让人痛不欲生。时间愈久，愈是苦不堪言。
有时在深夜里，窗外突然有年轻人的笑声和说话声传来，我都会吓得乱打哆嗦，刹那间以为这是孩子的哭喊声、孩子的惨叫声。有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喘不过气来，一团焦煳味堵住心口……您不知道人肉烧焦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那是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甜丝丝的味道。我如今在区政府的工作就是，如果哪儿着了火，就必须赶到现场搬走文件。可是如果听说是农场失火，有牲畜烧死了，那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去的。我不能够去，因为那会使我回忆起过去……那种味道，就像被烧焦的人肉的味道……有时深夜醒来，也会跑去取香水，因为我觉得空气中也有这种气味，到处都是……
我很长时间不敢结婚，不敢要孩子。因为我害怕如果突然又爆发战争，我还是要上前线，那我的孩子怎么办？现在我喜欢阅读有关人死之后的书籍，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我在那边会与谁相遇？我是多么希望，但又如此害怕见到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不怕，但是现在年龄大了……
——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
（贝托施地区游击旅侦察员）
我最强烈的体会是，一看到德国鬼子，就好像在被人殴打，整个身体都难以忍受地疼，每一个细胞都感到痛苦：他们凭什么到我的家乡来？那种仇恨十分强烈，超过对自己亲人的担忧，甚至比对死亡的恐惧都要强烈得多。我们当然每时每刻都在担忧亲人们，但我们却别无选择。敌人穷凶极恶地侵犯了我们的土地，用火和剑杀了进来……
那一次，我在得知敌人要来抓我时，就逃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一个人走了，把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了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让妈妈装作又聋又瞎，以为这样，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都是在自我安慰。
在我逃离的第二天，法西斯就破门而入。按照我们说好的，妈妈假装她是既看不到又听不到。但敌人还是残酷地毒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里。母亲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长期卧床不起……
——雅德维佳·米哈伊洛夫娜·萨维茨卡雅
（地下工作者）
我会一直保持我们当年的样子，直到生命结束……是的，那时我们多么天真，多么浪漫。虽然现在我们已白发苍苍了……但是我依然不变！
我有一个女友叫卡佳·西玛柯娃，是游击队的联络员，她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常常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记下哪儿有敌人的军事设施。敌人岗哨喊住质问她，她就张着嘴巴，装出痴呆的样子。就这样极度危险地工作了好几年……作为母亲，她是把自己的女儿奉献了出去……
我们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战友，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七岁。有一次，需要炸掉敌人的一座饭堂，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烤炉里去，可是得有人先把炸药带进敌营。这位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带进去。她把炸药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条儿童裙、一个毛绒玩具、二十个鸡蛋，还有一些黄油。就这样，硬是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人们都说，最强大的力量是母亲保护子女的母性本能，但我认为不是！理想更有力量！信念更有力量！我在想……甚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没有这样的母亲，没有这样的女儿，如果她们不敢这样带炸弹进入敌营，我们根本就不会胜利。是的，生命诚然宝贵！但还有更加贵重的东西……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赫罗莫娃
（安托波尔地下党区委书记）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在自己家的村子里中了埋伏，被堵在一个谷仓里，敌人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又放火围攻，他们一直坚持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然后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辨认他们是谁家的人。希望有人会出卖他们……
全村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但谁也不吐露一个字。做母亲的要有一颗多么坚强的心，才不至于喊出声来呀……但没有任何应声。她知道，如果她哭喊出来，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敌人不仅会杀死她一个人，全村乡亲都会被杀害。为了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德寇是会烧掉整个村子来报仇的！她知道这一点。任何功绩都能受勋，但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她，也不算什么啊……就是为了她的沉默……
——波琳娜·卡斯贝洛维奇
（游击队员）
我和母亲一同参加了游击队……妈妈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需要的时候，她还站岗。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几天我回到了营地，她看到我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一连几个钟头，好像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必须忍受的痛苦……
曾经，我们在路上救起过一位妇女，当时她已经神志恍惚，路都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自己已经死了。尽管感觉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断定自己是在阴间，已经不是在人间了。我们使劲摇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志，对我们讲述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孩子枪毙了，一边开枪，还一边狞笑着……最后只剩下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画着说，放下你的孩子，我要开枪了。这位母亲使劲地把孩子摔在了地上，她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在人间活下去了，只有活在阴间。她不想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不想杀人，我不是天生就要杀人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教师。但是，当我看到法西斯怎样烧毁我们的村庄，我既不能尖叫，又不能哭出声来：我们那次是被派出执行侦察任务，恰好到了这个村子。我能做的，只有用力咬住自己的手，我的双手至今还留有那时候的伤疤，咬到手都出血，咬到肉里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人们是怎样尖叫，牲畜是怎样尖叫，家禽是怎样尖叫……我觉得连牛羊鸡鸭都发出了人的尖叫声。所有生命都在尖叫，痛苦地号叫。
这不是我在说话，而是我的悲伤在说话……
——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
（游击队联络员）
我们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必定胜利……
后来，人们都以为是上级把父亲留下来执行区党委的任务。其实，没有任何人要求他留下，也没有什么任务。是我们自己决定留下来战斗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家人完全没有害怕和惊慌，有的只是愤怒与痛苦。是的，绝没有惊慌，大家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就在德国人入侵我们村庄的那天傍晚，父亲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悲愤地拉着小提琴，表达自己抗争的意志……
两三个月过去了……或者，更多时间过去了……
我还记得，看到一个犹太男孩……一个德国人把他拴在自行车上，他就像狗一样跟在德国人的车后面紧跑。“快跑！快跑！”德国人一边骑车一边大笑着。是个年轻的德国人……等他玩累了，就从自行车上下来，比画着叫男孩跪在地上，四肢着地，就像狗一样跳着走……他在一旁大叫：“狗崽子！狗崽子！”又扔出一根木棒，喝令孩子：捡回来！犹太男孩站起身，跑过去把棍子拿在手里跑回来。德国人大怒，气势汹汹地打他骂他，比画着要男孩四肢着地，像狗一样跳着跑过去，用牙齿衔起木棒。最后，男孩是用牙齿咬着木棒回来的……
那个德国青年这样耍弄了犹太男孩两个多小时后，又把他拴到自行车后面，转身回去。男孩就像狗一样跑着……朝犹太人隔离区那边……
听到这个故事，您还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去作战，为什么要学会射击吗？……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
（游击队员）
我怎么忘得掉伤员们用汤匙只能吃盐的情景啊……还有集合列队点名时，士兵刚应声出来，就和步枪一起倒在地上——饿得站都站不住了。
是人民在支援我们。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援，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是人民在和我们并肩作战。虽然有时他们会流泪，但毕竟还是把自己的东西全都贡献了出来：“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望胜利。”
他们把粮食都给了我们，连最后一点点土豆仔也拿出来，一口袋一口袋送到森林里交给我们。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夜里只要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那儿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种粮食时被打死的，死的时候种子还紧紧攥在手里，掰都掰不开。他们对粮食永远不放手……
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因为把粮食送给游击队，他们会被敌人杀死。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如果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家家人都会被枪毙。一个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像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豌豆大小的土豆仔……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
（戈麦尔州二二五团游击队政委）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我收到一批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可是后来她也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虽然从马匹上卸完东西就走，但您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也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他们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指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战争期间，我真的太喜欢那些邻居了，对他们的爱永远不会减少……
解放以后，我走在大街上总要习惯性地环顾四周：已经不能不害怕了，已经不能心情平静地通过街道了。走路必须注意汽车，在火车站要注意火车……好久都不能放弃这种心态……
——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
（地下工作者）
我当时忍不住哭了……泪水夺眶而出……
我们走进一间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摆着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屋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哪里还能裹住脚呢。野外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老婆婆看在眼里，起身蹒跚着走到圣像跟前，慢慢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了游击队员：“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
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
（游击队员）
在最初几天，我在村外找到两个伤员……一个是头部受伤，另一个士兵是腿上中了弹片。我自己把那个弹片拔了出来，再往伤口里倒煤油冲洗，那时候找不到其他用品，而我知道煤油可以消毒……
处理好这两个伤员，我扶着他们站起来。先扶着一个走进树林，然后是第二个。这个伤员离开时，突然跪在我的脚下，想亲吻我的脚：“亲爱的小妹妹，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那个时候，既不知道名字，也没有任何事情。只有妹妹和哥哥。
一到晚间，村里的女人们就聚集在我家茅屋里议论时局：“德国人说他们拿下了莫斯科。”
“他们永远别想！”
解放之后，同样是这些妇女，我们一起建立了集体农庄，她们选我做农庄主席。我们农庄里还有四个老爷爷和五个十到十三岁的小男孩。这就是我农庄的全体成员。我们有二十匹马，但它们已经浑身生疮，必须治疗，这些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既没有车子，也没有马匹，妇女们就自己一铲一铲地翻地，赶着牛耙地，拽着牛尾巴一步一步地走，公牛一尥蹶子，她们就起不来了。几个男孩子白天拉犁耙地，晚上才能把绳子从身上解开。所有的食物都是一样的：野菜饼。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吧？是用酸模草的种子碾碎揉成面后烤成的……没有听说过吧？这是一种草，三叶草挤压磨碎，再完全捣成粉，就能做成烤饼。这种饼很苦很苦……
秋天政府发来了派工单：要上交木材五百八十立方米。谁能做到啊？我就带上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和十岁的女儿干。其他妇女也学着我干，我们就这样砍倒了一片森林……
——薇拉·米特罗凡诺夫娜·托尔卡切娃
（游击队联络员）
下面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旅彼特拉科夫游击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为了胜利，我把全部家人都贡献出去了……最亲的家人。我的儿子们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活活烧死在家里的茅屋中……当时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像一根蜡烛，直到被火焰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会感觉那是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一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还要记下车上是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运的是坦克，有时运的是士兵。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走出我们住的村子，游击队在树林里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的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暗下来了，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要把我从爸爸身边拽走……
可我还是去了，按照爸爸的吩咐悄悄地穿过林子。虽然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但说实话，我很怕黑。最后，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天已经开始黎明。怎样才能避开德国人的巡逻队？我在树林里绕啊绕啊，结果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从冰窟窿里钻出来……在雪地上光着脚丫跑啊跑……回到家我就病了，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双腿麻木。那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并用黏土敷在我头上……
战后才把我送去看医生，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全身瘫痪了，只能躺在床上……现在我可以坐起身来，但是时间不能久，只能躺着看电影……这就是我记忆里的战争……
——玛丽亚
我把她抱在怀里，过了四十年，还是像小孩子那样……我妻子两年前去世，临终前，她原谅了我的一切。年轻时的罪孽，全都怨我……但玛丽亚仍不肯原谅我，从她的目光中我能看出来……我现在很怕死去，因为那样就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世上了。谁还能这样把她抱在怀里？谁还会在夜间为她祈祷？还有谁能为她祈求上帝呢……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明斯克州沃洛任斯克区拉坦茨村，距离首都一个小时的车程，是个典型的白俄罗斯村庄：木结构房屋，开满鲜花的院落，鸡和鹅在街道上行走。孩子们在沙土中玩耍，老年妇女们坐在长凳上聊天。当我走近其中的一个，整条街的女人都聚集过来，七嘴八舌，但异口同声。
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又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都是关于如何犁地，如何播种，如何给游击队烤面包，如何保护孩子们，如何去找巫师和吉卜赛人算命解梦，如何请求上帝宽恕，如何期待丈夫早早打完仗回家。
我只记下了头三个女人的名字：叶莲娜·阿达莫夫娜·维利奇科、尤斯金娜·卢基亚诺夫娜·格里戈罗维奇，还有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玛祖罗。接下去，就由于一片哭声而分不清谁是谁了……
啊，可爱的姑娘！告诉你吧，我的宝贝，其实我并不喜欢胜利日，因为我总会在那天痛哭不止！号啕大哭！我的脑子里撇不开那些念头，一切都旧景重现。虽然说是苦尽甘来，但接着还是痛苦啊……
德国人把我家抢得一干二净，又一把火烧毁了我们的茅屋，只剩下一块灰色岩石。我们从树林里回来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野猫偶尔出现一下。吃什么？夏季就是去采集浆果和蘑菇。我还有一窝孩子要养活呢。
战争结束后，我们都参加了集体农庄，耕种、收割、打谷，用自己代替马匹拉犁。没有马匹，它们都被杀掉了，连狗也都被射杀了。我妈妈就说：等我死的那天，有什么能和灵魂做伴啊，只有两手空空。我的女儿才十岁，就跟我一起耕作。生产组长过来看到了，心疼地说，这么小的姑娘，从早到晚当作成年人用！我们就这么干啊干啊，从太阳落到树林后面，做到它再次升起。我们白天时间都不够用，因为上面把我们母女俩当作两个整劳力。其实我们得不到任何报酬，只是记劳动工分。从初夏开始下田地耕作，秋天还分不到一袋面粉。我们就用这点可怜的食物抚养孩子……
战争结束时，只剩下我孤身一人。我既做牛马，又做女人，还做男人。唉……
战争真是一场灾难啊……我的小茅屋里除了孩子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椅子，也没有柜子，家徒四壁。只能吃橡树果，春天就吃草……我的小女儿该上学了，只有那时我才给她买了第一双鞋子。她连睡觉都穿着，不想脱下来。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这辈子都快到头了，但我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那场战争……
有消息说，我军的一批被俘士兵被押送到村里，要是谁家发现里面有自己的亲人，就可以领走。各家妇女们听说了，马上都跳起来跑了过去！晚上，有人在战俘中找到了亲人，也有人把生人带回家去。她们都说没有能力去辨认：被俘士兵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饿得奄奄一息，一直在吃树叶、吃草茎，从地里挖草根……我第二天才跑去，没有找到我自己的儿子，但是我想我也应该去救别人的孩子。有个皮肤黝黑的孩子看着我，他叫萨什卡，和我现在的孙子同名。他十八岁……我给看押的德国人送了熏肉鸡蛋，按照教会方式，一边称他“兄弟”，一边在胸前画十字，他们才让我把萨什卡带回家。这孩子已经衰弱得很，连一个鸡蛋都吃不下。可是，这些被俘士兵在我们村连一个月都没住满——因为村里出了一个畜生，他和所有人一样过日子，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但就是他，跑到德军指挥部举报，说我们领回家的是外人。第二天，德国人开着摩托车来了。我们下跪，趴在地下求情，但是德国人欺骗说会把他们送回家乡。分手时，我把爷爷的衣服给了萨什卡，我以为他会活下去……
谁知道他们到了村外，就被自动步枪打死了。所有的人，一个都不剩……都是年纪轻轻的好孩子啊！我们收留过这些士兵的九个人，商量决定要安葬他们。五个人挖坑，四个人放哨，提防德国飞机飞来。天气酷热，他们已经在地上躺了四天……我们不能动手去碰他们，也不敢用铁锹，只有找来一张桌布铺平拉开，再打来水给他们洗身体。为了不让自己倒下去，我们都得把鼻子捏住……就这样，我们在树林里挖了一个墓坑，把他们摆成一排……用床单把头都包盖住，腿就只能露在外面……
整整一年，我们都没有安静下来，为他们哭泣。每个女人都在想，我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又在哪里啊？他们还活着吗？因为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等啊等啊，又总是要埋葬死人……唉，唉……
我有一个善良的好丈夫，我和他一起过日子只有一年半时间。他离开家时，我正怀着孩子。但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女儿，没有等到女儿出生就上前线了。他是夏天走的，我是秋天生下的女儿。
那一天，我正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不到一岁的女儿，给她喂奶。忽然有人从外面敲着窗户说：“莲娜，通知书来了，是你男人的……”（邻居女人们没有放那个邮差进来，而是亲自进来告诉我。）我大吃一惊，抱着正在吃奶的女儿站起来，又跌倒在地，女儿也惊吓得不再衔着我的奶头，放声大哭。我得到这一噩耗正好是在棕榈星期六，那是四月，阳光很明亮温暖……从那封通知书中，我得知我的伊万在波兰牺牲了，是1945年3月17日牺牲的，被葬在格但斯克城下。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了胜利，花园里的花儿都开放了，我以为我的男人就要回家了，可是我只得到这张薄薄的阵亡通知函……
女儿遭到那次惊吓后，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上小学的年龄，只要有人大声敲门或者大声喊叫，她就会病倒，夜间睡梦中还常常哭闹。我很久很久一直和她一起受苦受难，大概有七年没有见过太阳，它不会照在我身上。我的眼前总是一片黑暗。
等到人们欢呼“胜利啦”的时候，男人们也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可是，回来的男人远远少于我们送走的，甚至还不到一半。我的哥哥尤西科是第一个回来的，但是他已经成了残废。和我一样，他也有一个女孩，四岁多，快满五岁了，我女儿常常去他家里玩。有一次，女儿大哭着回家说：“我再也不要去她家了。”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哭？”女儿回答：“奥尔加（哥哥的女儿叫奥尔加）的阿爸跪着抱她，疼爱她。我就没有阿爸。我只有阿妈。”我们母女两个相拥而泣……
就这样又过了两三年。有一天，女儿从街上跑回家对我说：“我可以就在家里玩吗？因为我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那个阿爸走过来了，可是他认不出我来，看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又不能把女儿从茅屋里赶出去和孩子们一起玩，她就整天在家里坐着，苦苦地等待自己的阿爸。但是我们家的阿爸永远不会回来了。
我男人出发上前线的时候，哭得好厉害，他把一堆幼小的孩子留在家里，怎么能舍得呢？孩子们真的是太小了，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有个爸爸。主要是他们全都是男孩子，最小的一个还在我怀里吃奶呢。我男人紧紧抱着小儿子，贴在自己胸前。那边的人大声喊叫：“所有人马上列队！”他还是不放开儿子，我在他后面紧跟着，他就抱着孩子站到队伍中……一个带兵的军人对他大声呵斥，可是他像小孩子一样，哭得泪水淋淋，孩子的襁褓都湿了。我和孩子们跟着他的队伍跑出了村子，追了五公里后还舍不得停下。和我们一起的还有村里别的妇女们。后来我的孩子们都累倒了，我也快抱不动小儿子了。而我男人沃洛佳还在不断地回头张望，我就继续跑啊跑啊。最后只剩下我一人，我把孩子们都扔在了路上，只抱着最小的儿子，继续追赶我的男人……
过了一年之后，来了一张通知书，上面写着：您的丈夫弗拉基米尔·格里戈洛维奇牺牲在德国柏林城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坟墓。一个邻居完好无缺地回来了，另一个邻居失去双腿回来了。唯有我是这么可怜：只要我的男人回来，没有腿脚又怎么样？只要他还活着，我会用双臂抱着他生活……
我只有三个小儿子在身边……我把一捆一捆的庄稼背在自己身上，从森林里背出木材，还有土豆和柴火，全部活儿都自己干……把犁耙套在自己身上拖耕土地。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的小茅屋里只有两种人：寡妇或者小男孩。谁家都没有男人，也没有马匹，马也在战争中给抢走了。我就是这样……我还总是先进工作者。上级发给过我两张奖状，有一次还奖励了十米印花布。我真是高兴啊！用这些布给我的三个小子缝了三件衬衫。
战争之后……那些牺牲者的儿子们刚刚发育成长。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是男孩子已经自认为是成年人，想到娶妻生子了。因为没有男人，女人们也都是处女……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我，交出自己的牛就能够不打仗，我会立刻交出去！只要能够让我的孩子们不再遭遇我那时候的苦难就好。一天一天，一夜一夜，我都在倾听自己的痛苦……
我总是呆呆地看着窗外，就好像他坐在院子里，晚间我常常有这种幻觉……我已经老了，可是我看到的他永远是年轻的，还是我送他上前线时的样子。如果是在梦中相见的话，就不仅仅是他年轻，连我也是年轻貌美的……
其他妇女都收到了阵亡通知书，只有我那张纸上面写的是“失踪”，用蓝色墨水写的。第一个十年里，我每一天都还盼望着他回来，直到现在我也在等待。只要人活着，就可以继续抱有希望……
一个孤独的女人怎么生活？不管别人是否来帮助我，或者不帮助我。苦难才是唯一的伴侣。什么样的话都听过了，人们说得太多，狗儿也叫得太多……不过，我在自己的五个孙子身上都能够看见我的伊万。我一次又一次地守着他的照片，给孙子们看他的照片。心里有话总还是要和他说说……
唉唉唉……我们的上帝……仁慈的主啊……
战争刚刚结束那会儿，我总会做同一个梦：我走到院子里，就看到我的那位正在院子里散步……他穿着军装，还在一直不断地叫我的名字。每到此时，我就掀开毯子，跳下床，打开窗户朝外看……可是院子里静静的，就连鸟叫都听不到，一切都在睡梦中。只有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只有风在轻轻呼啸……
终于有一天，我早上起床后就带着一打鸡蛋去找茨冈人算卦。那个女人摆出扑克牌，占卜了一番后对我说：“他已经走了，不要白白等待了。那只是他的魂灵在家里飘游。”我和他是因为爱情而走到一起的，火热的爱情……
一个女巫教我说：“当深夜里所有人都睡着时，你戴上一条黑色围巾，坐在大镜子前。那时候他就会从镜子里出来……但是你既不能碰他的人，也不能碰他的衣服，只能和他说话……”我按照女巫说的那样，整夜整夜坐在镜子前面。就在大清早时，他真的来了……他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他这样子出现过三次，我只要叫他，他就会出现，总是哭着来看我。后来我就不再叫他了，因为我不忍心看着他流泪……
我一直在等待和我的男人会面……我想白天黑夜都和他说话。我什么都不需要他做，只要他听我说话。他在阴间可能也在变老，就像我一样。
你是我的小老乡……我每天就是挖挖小土豆，挖挖甜菜……总感觉他还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就会去找他……姐姐告诉我：“你不要往地下看，要往天上看。抬头看看天空吧，他们都在那里啊。”可我总感觉他就在我的小草屋里，就在我身边……请在我们家住一夜吧，过夜之后，你会知道得更多。血毕竟不是水，舍不得洒出去，它是在身体里流动的。我看电视……每天都看……
你还是不要写我们吧，心里能记住更好……所以我对你什么都说，也和你一起哭。等你和我们告别时，再看一下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小屋。不要像陌生人那样只看一次，多看两次吧，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别的也都不需要，就好好看一下吧……
那个时候，我就是确信无疑……我相信斯大林，我相信共产党员，我自己也曾经是共产党员。我信仰共产主义，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生存，也正因为这个信念，我才幸存下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了秘密报告后，我听他谈到斯大林的错误，一下子就生了大病，卧床不起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战争期间，我也高喊过：“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不是有人强迫我……我真的是相信……信仰，是我生命的支撑……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在游击队打了两年仗……在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两条腿都受伤了，整个人失去了知觉。可那是在天寒地冻的地方啊——待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我的两只手很灵活、很健康，可当时都发黑了……两条腿当然也冻伤了。如果不是严寒，两条腿兴许还可以保住，因为它们当时还在流血呢。我在雪地上躺了很久，他们找到我时，把我与其他伤员一起集中到了一个地方。伤员有很多，又正在被德军包围，游击队要撤退突围出去，我们就像柴火一样给扔到雪橇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拉到森林深处，隐藏起来。就这样运来运去，后来游击队才向莫斯科报告了我的伤情，毕竟我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算是个大人物，人们都为我感到骄傲。我是从最基层，一个普通的农妇，从一个农民家庭成长进步的。我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我的腿就这样没有了，被截肢了……为了救我的性命，就在树林里动了手术，条件是最原始的。他们把我放在桌子上，连碘酒都没有，使用简单的钢锯，把我的双腿锯了下来……就在桌子上啊，碘酒都没有。同志们又跑到六公里外的另一支游击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子上等待。那时什么都没有，更不要说麻药了，代替麻药的是一瓶家酿白酒。什么手术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普通的钢锯，木匠用的锯子……
游击队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能在高空盘旋，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无法下降。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我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第一次我还哭呢，因为想到今后我只能在地上爬，不能走路，只能爬行，所以哭得很伤心。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是什么帮助了我，支撑了我，更不知道我是怎样说服自己的。当然，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很多的好人。有位外科医生，他自己也没有腿，他有一次谈到我的时候，这样说道（这是别的医生转告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没有叫喊一声。”我确实是有毅力……我已经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坚强有力……
后来我回到了后方，回到迪斯纳，我的家乡小城。我是拄着拐杖回去的。
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全都靠步行，装了假肢到处都可以去。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承担了很繁重的工作。我从来不坐在办公室里，总是往农村跑，往农田里跑。要是别人想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当时那会儿，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乡。每逢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上级分配任务后，就派我们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伤心极了。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去开会啊。
终于，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虽然我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想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嘛……
我没有任何私人财产，只有一些勋章、奖章和证书。房子是国家造的，又高大又宽敞。因为里面没有孩子，就显得格外空旷……在这么高的天花板下面，这么大的房子里面，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人住。她既是我的妹妹，又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保姆。我现在老了……早上都不能自己起床……
我们姐妹二人相依为命，都是活在过去的时代。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过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既美好又诚实。我问心无愧，一辈子都问心无愧……我这一生从没有过污点……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
（女游击队员）
是时代把我们变成当时那样的人，我们也展现了自己。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时机了，历史不会重复。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年轻的，我们的人也是年轻的。列宁刚去世不久，斯大林还活着……当我戴上少先队的红领巾时，在我戴上共青团徽章时，是那样自豪和骄傲……
战争就在这时爆发了，而我们正是最有理想的一代人……当然，在我们的日托米尔，马上出现了地下抵抗组织。我立即参加了地下组织，甚至不用商量：参加还是不参加？害怕或不害怕？这根本不用说……
过了几个月，我们的地下组织被出卖，遭到敌人追踪。盖世太保抓住了我……当然，这是很痛苦的，对我来说比死更痛苦。因为我害怕受刑，害怕受折磨……要是万一我忍受不了酷刑呢？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过，如何面对酷刑……比如我吧，从小时候开始，就很难忍受任何疼痛。其实，我们当时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我们会有多么坚强……
在盖世太保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这已经是第三个审讯我的人了，这是个自称教育历史学家的家伙。在他审讯我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法西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思想观点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思想。”他对我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就狂叫着毒打我，边打边问：“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死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在四个小时里，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回答他。哈，他当时是多么狼狈啊！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像钉在地板上似的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盯着我，却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挺立在他面前……以前我还有两条大辫子，如今头发却被揪掉了一半。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女囚……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以。但我就是这样，挺直身子，站在他面前，两眼放光。他久久地听我说话，认真地听着，居然不再毒打我……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1943年。但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是想弄清楚，这种危机感到底来自何处。我正是回答了他的疑问。可是当我走出刑讯室时，他把我列入了枪毙名单……
在被执行枪决前的那一夜，我回忆了自己全部的一生，短促的一生……
我记得，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父母要返回老家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躲避轰炸而背井离乡几十公里外的，只有我留在家中哪儿都没去。我知道我们必须继续斗争，我们也感觉胜利就在眼前，一定的！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挖土豆，在我们菜园里发现了一个伤员。他是一个年轻军官，快死了，气若游丝，连告诉我他名字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喃喃地吐出了几个字，我都听不清楚。我记得自己当时曾经很绝望，可我也觉得从来没有像那些日子那么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爸爸是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想知道她是怎么祈祷的吗？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吧！保佑斯大林吧！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吧。”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走进来看我……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我们也怕死，但是更怕当叛徒。当我被他们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痛苦的折磨要开始了。我虽然相信自己的精神是坚强的，但是肉体呢？
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像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别人的惨叫声。在后来的审讯中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得就像木头一样。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说！在敌人的眼中我不能死，绝不能！只是在拷打结束后，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遍体鳞伤的疼痛。体无完肤……但是要挺住！一定要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还给我拍照。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我看到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经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就是这么幼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似乎是超自然地知道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这不仅仅是语言。我想好好地讲给你听，全都讲给你听……唉，我在牢房里见过的，都是多么好的难友啊！她们在盖世太保的地下室里默默死去，她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中向她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她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人们又是多么想活着！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那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上面有铁栅栏，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都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是在一次从飞机上跳伞到敌后，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伞兵小队全都中了敌人的埋伏。就是她，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想看一眼。”
看一眼，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叫了起来：“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是一朵蒲公英，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又是怎样在那儿生根的，我想不出原因。每个姑娘都在想这朵小花的来由。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疑问：这朵小花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我曾经那么喜欢春天，喜欢看樱桃花开，喜欢闻丁香树周围飘溢着的丁香花芳香……您不会对我的情调感到惊讶吧？我还喜欢写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在我和大自然之间。就是在那年的樱桃花盛开时节，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在那个年代，医生是个很崇高的职业。在敌人把我们送上刑场枪决的路上，有人把我推下了火车，推到黑暗中。我完全不记得伤痛，就是跑啊走啊，像是在梦境中，一直朝着人们都跑去的那个方向……后来人们找到了我，把我送回了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甚至连人说话的声音都不能听，一听到声音就会疼痛，爸爸妈妈只能小声交谈。我难受得整天喊叫，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停止。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因为只要我一松开她的手，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是我最喜欢的风铃草和栗子叶，她想用花草的味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都给藏了起来。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都一直压在她的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当时我已经躺了一年多，却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高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你们回来了……”是战士们把我抬回家的。我十分兴奋，第二天、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赶紧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去工作啊？”就这样折腾了几天之后，我又不行了……又开始犯病，浑身痛得不行……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最后，还是茨卡尔图博的医疗泥浆救了我，也是求生欲望挽救了我。活下去，活下去，别无他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能和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岁月，的的确确。现在呢，生活又成了与疾病没完没了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件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和孤独，我完全是一个人过活，那些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噩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老家是勃良斯克还是斯摩棱斯克，我只记得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把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
我没有找到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可以向谁述说她的故事……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
（女地下工作者）
战争之后，我们才知道了奥斯威辛，知道了达豪……看到了这些，我还怎么敢生孩子啊？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战后我马上被派到乡下去征订公债。国家需要钱，需要重新建立工厂，恢复生产。
我到了一个村庄，村子早就不存在了，人们都在地底下住着，生活在地窖里……有一个妇女钻了出来，她身上穿的是什么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看到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饿得不成人样了。那女人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槽里。
她问我：“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我根本没有钱，只剩下一只母鸡。让我去问问邻居大婶要不要买走，昨天她还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
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这些都是怎样的人啊，多么好的人啊！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所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还有她那几个孩子……
他们会怎样长大？我很想知道……很想再去找他们，看看他们……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
（列兵，高射机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