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一直在说的只是一件事……翻来覆去就是一个主题……
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死亡，是关于她们与死亡的关系，死亡是常常伴随她们左右的。如同对生活一样，她们对死亡也是如此亲近，而且十分熟悉。我一直想弄明白，在这无休无止地体验死亡的常态中，怎么才能安然无恙？日复一日地观察，孜孜不倦地思索，情不自禁地尝试。
我们可以谈谈这个话题吗？这会受到语言和我们感情的影响吗？什么是不能解释的谜题？我的问题越来越多，答案却越来越少。
我有时在采访后回到家，内心有一种想法挥之不去：痛苦就是一种孤独，像聋子一般地与世隔绝。有时我又感觉到，痛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别，是人生中无法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和保存的东西，我们尤其如此。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建立的，我们也是这样成长的。
我是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大讲堂里见到本章一位女主人公的，当时刚下课，学生们在喧哗着，愉快地收拾自己的笔记。“我们当时是什么样子？”她回复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就和我的这些学生们一样啊。只有衣着不同，还有女孩子的打扮更简单些。金属的指环、玻璃的项链、橡胶底便鞋。哪有现在这些又是牛仔裤又是录音机的。”
我一边看着学生们匆匆离开教室，一边开始了采访……
我和闺密在战争之前就大学毕业了，战争期间我们又进了工兵学校。我们是以军官身份上前线的，军衔是少尉……上级是这样欢迎我们的：“好样的姑娘！女孩能上前线，真的很棒。但是我们不能把你们派到任何地方去，你们就留在司令部吧。”工兵司令部就是这样迎接我们的。听到这话，我们转身就去找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我们还走在路上呢，营地里已经到处传开了，说有两个女孩子在寻找司令员。有一个军官向我们走来说：“请拿出你们的证件。”
他一边看着一边说：“你们为什么要找司令员，你们不是在工兵司令部吗？”
我们回答他：“我们是作为工兵少尉被派到这里的，可是他们要把我们留在司令部。我们的要求就是，作为工兵排长这样的级别，必须是上前线的。”
这位军官当即把我们送回了工兵司令部。他们在挤满了人的小房间里聊啊聊地说了很久，每个人都发表意见，然后又有谁大笑起来。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我们是有介绍信的，必须担任工兵排长的职务。这时，那个把我们送回司令部的军官发火了：“小姐们！你们可知道一个工兵排长能活多久吗？工兵排长平均只能活两个月……”
“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才要求上前线。”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给我们写了介绍信：“那么好吧，我们就派你们去第五突击军。你们大概也知道什么叫作突击军吧，顾名思义，就是在第一线的军队。”
他们没有再对我们多说什么吓人的话，但我们很高兴：“完全同意！”
于是我们来到了第五突击军的司令部，那里坐着一位温文尔雅的大尉，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但是当听说我们要当工兵排长时，他就挠了挠头说：“不行不行！你们以为自己是谁？我们给你们安排的工作，就是在司令部这里。开什么玩笑啊，前方只有男人，突然间来了一个女工兵排长，还不叫人家疯掉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一连两天，他们就在那里做我们的工作，一个劲儿地劝说。我们也不退让，就是要当工兵排长，寸步不让。而且这还不是全部。终于……他们总算接受了我们的职务，把我带到我的排里去了……士兵们看着我：有的是嘲笑的目光，还有的甚至带着恶意，再就是耸耸肩膀，意思是很明白的。当营长宣布说这就是你们的新排长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发出“呜呜呜……”的声音表达不满，其中一人甚至还“噗”的一声吐出口水。
可是过了一年，当我被授予了红星勋章时，同样是这些小伙子（活下来的家伙），他们一起把我抬了起来，高举着把我送进了掩蔽部。他们为我感到骄傲了。
如果你问我战争是什么颜色的，我会告诉你，是土地的颜色。对于工兵来说，战争就是土地的黑色和黄色，就是黏土的颜色……
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去……都露宿在树林里。燃起篝火，围着篝火取暖，大家都安静地坐着，有人就睡着了。我即使睡着也会盯着篝火，我睡觉总是睁着双眼：看着那些飞蛾，有的是小蠓虫，一整夜一片一片飞来，扑向篝火，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动静，就这样默默地消失在熊熊的火焰中。前仆后继地扑火……直说吧……我们不也就是这样吗？前仆后继，后浪推前浪。
两个月过去了，我并没有死，又过了两个月，我负了伤，第一次受的是轻伤。后来我就不再去想死的问题了……
——斯坦尼斯拉娃·彼得罗夫娜·沃尔科娃
（少尉，工兵排长）
在我小时候……我就从我的童年开始说吧……其实在战争中我最害怕的就是回忆童年，就是想小时候的事情。那最温柔的童年，在战争中可不能去回想……战争没有柔情，那里是禁区。
是这样的……打从很小开始，父亲就给我剪短短的寸头。当兵后，部队里给我们剪头发，我们突然就从姑娘变成了小兵蛋子，当时我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有些女孩被吓坏了……但是我很容易就习惯了。那是我的自然天性，难怪连我爸都无可奈何地叹气说：“我养的不是个丫头，是个小子。”我的这种刚烈性格惹了不少祸，因此不止一次被父母打骂。冬天我经常会从陡峭的山崖跳到被大雪覆盖的峡鄂毕河上，放学之后我就穿上父亲的老棉裤，把裤脚和毡靴扎在一起，用棉花塞进裤子，再用皮带拉紧，头上戴一顶遮耳棉帽，在下巴上紧紧扎牢，看上去就像一头熊似的蹒跚地挪着脚步去到河上的山崖边。先要使尽全身力气助跑，然后从一个悬崖破口跳下去……
啊哈！在你飞身跳入深渊，一头扎入大雪中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呼吸都屏住了！也有别的一些女孩和我一起尝试，但她们都不顺手：要么是脚崴了，要么是鼻子被冰雪碰破了，各种事故都有发生。只有我，比男孩子还要敏捷。
我先来回顾童年的事情……是因为不想马上说到流血……当然我知道，这才是重要，非常重要的。我喜欢读书，我懂的……
1942年9月，我们抵达了莫斯科……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乘坐在铁路环线的列车上，沿途停留各站：孔采沃、彼洛夫、奥恰科沃，每到一站就从车上下去一批姑娘。人们俗称的“买家”来到姑娘当中，他们是不同军兵种的干部，在我们中间挑选狙击手、卫生指导员，或者无线电员……所有这些都没有让我动心。最后整列火车上只剩下了十三个人，都被转到一辆闷罐车，拉到了路轨的尽头，在那儿停着两节车厢：我们这节和指挥部的一节。连续两天两夜，没有一个人来找我们，我们只管又说又笑又唱俄罗斯民歌《被遗忘和被遗弃的》。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看到有三个军官和列车长一起朝车厢这边走来。
“买家”来了！他们身材高大魁梧，扎着武装带，军大衣上的军扣锃亮，带有马刺的皮靴擦得发光。好帅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官。他们走进了指挥部的车厢，我们就把耳朵紧贴在车厢外墙上，偷听他们在说什么。车长在念我们的名单，并且对每个人的特点简要说明：谁谁本来是做什么工作的，老家是哪儿的，受过什么教育，等等。最后我们听到一声命令：“让她们全都过来。”
于是，车长走出指挥部车厢，命令我们列队集合。上级问我们大家：“你们想学习作战技能吗？”我们怎么会不想呢？当然求之不得，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以至于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句：去哪里学习，和谁学习？只听到长官命令道：“米特罗波尔斯基上尉，把这些姑娘带到学校去。”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挎上自己的精品袋，两人一行，军官把我们带上了莫斯科大街。亲爱的莫斯科，祖国的首都！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也是那么美丽，那么亲切……那军官在前面大步流星地疾走，我们都有些跟不上他。直到以后，在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当我们与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米特罗波尔斯基在莫斯科重逢时，他才向我们这批莫斯科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坦承，当年他带领我们走在莫斯科街头时，他感到相当尴尬，是想离我们越远越好，免得被民众注意到是他在带领这批羊群一样的女孩子……我们当时可不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就是一路小跑地跟住他。大概，我们那个时候看上去也是很棒的吧！
就是这样子……在开始学习的头几天，我就被罚了两次额外勤务，一次是因为教室里太冷，我冻得受不了，还有一次是因为什么来着，您也知道，学校的规矩是很多的。反正我是罪有应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纪律……屡教不改。大家分手之后，学员们在街上看到我时，还都忍不住笑我：这就是那个专职的勤务员！在他们看来当然可笑，我白天不能上课，夜晚又不能睡觉。白天我要一整天在靠近门边的衣柜边担任勤务，晚上要在宿舍里擦洗树脂地板。那个时候怎么洗刷地板？现在我可以一五一十地讲给你听……那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有各种刷子和打蜡工具等。那时候……为了不弄脏树脂地板，要脱下毡靴，用旧大衣的布条把脚包上，就好像是绳子卷起来的树皮一样。你要先在地板上洒开树脂，然后用刷子去磨刷，当然不是纤维的，而是鬃毛的刷子，鬃毛刷子容易落下，我们就要赶紧用脚整理干净，地板要擦到镜子一样亮。这些活儿还都要在熄灯之后做，所以你要一整夜在那里，像跳舞一样团团转！两腿酸到麻木，腰背直不起来，眼睛都被汗水蒙住。到了早晨筋疲力尽，甚至没有力气朝大家喊：“起——床！”白天也不能坐下去，因为是要站在门边的衣柜周围值勤。有一次我碰上一件怪事……好笑极了……那天我在衣柜周围整理宿舍，因为困得不行，立刻就倒了下去，倚着柜子睡着了。突然我听到有人打开门进到房间，我就一跃而起，在我面前站着营值班员。我赶紧举手报告：“上尉同志，本连正在休息。”他睁大眼睛看着我，忍不住就笑起来。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是左撇子，匆匆忙忙地就举起左手到帽檐边报告了。马上又想改为右手，但为时已晚，一错再错。
都好长时间了，我还意识不到这里既不是游玩的地方，也不是在中学，而是准备打仗的军事院校，长官的命令就是下属的法律。
我还清楚地记得毕业考试中的一个问题：
“工兵一生中可以犯几次错误？”
“工兵的一生只能犯一次错误。”
“没错，姑娘……”
接下来就是军校的行话：
“你通过了，巴拉克学员。”
这就是战争，真正的战争……
上级把我带到我要掌管的工兵排，下令道：“全排集合！”
但是全排士兵都不站起来。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有人在抽烟，还有人在打哈欠伸懒腰，浑身骨骼咯咯作响。他们都假装没注意到我的存在。这帮久经沙场的男侦察兵居然要服从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指挥，他们感到很丢人。我当然明白他们的心思，只好就地下令说：“解散！”
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开始炮轰……我要跳进战壕，因为大衣是新的，我没有一下子卧倒在泥土上，只是大衣侧面粘了一些薄薄的白雪。年轻时候常常是这样，把一件军大衣看得比性命还珍贵。女孩子嘛，就是这么傻！得，当然是遭到我的士兵们一阵讪笑。
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工兵侦察是怎么进行的？就是战士们在深夜悄悄潜入中间地带，挖一个双人掩蔽沟。有一天黎明之前，我和一个班长悄悄爬到双人掩蔽沟里，其他战士给我们打掩护。担心换人会惊动敌人，我们就在沟里埋伏了一整天。一两小时后，手脚就都冻僵了，就算穿着毡靴和皮袄也不顶用。四小时后，人都成了冰柱。要是再下雪……我就变成一个雪姑娘……到了夏天，又不得不在酷暑或雨水中趴着，一整天趴在那里仔细观察所有动向，并且画出前线观察图：查看哪些地方的地表层出现变化。如果发现地面有凸出或者土堆，雪地有污痕，草地被踩踏过或者露水没有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留意的，目的就是要探明：是否有德国工兵在野地中布过雷；如果他们设置了铁丝网隔离带，就必须找出隔离带的长度和宽度；还有他们使用哪一类地雷，是反步兵地雷还是反坦克地雷，或者是更加厉害的地雷？还要精确找出敌人的火力点……
在我军进攻之前，我们在头一天夜里就要做好侦察工作，一寸一寸地探测区域地形，在雷区中确定一条走廊出来……我们总是紧贴地面匍匐移动，肚皮就像滑行的船底，而我自己就像穿梭一样急速地从一个班爬到另一个班。“我的”雷区比别人更多。
我遭遇过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些故事足够演一部电影……一部多集的电影。
有一天，军官们邀请我去吃饭，我同意了。工兵们并不总是能吃到热食，因为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野外度过。可是，当一切都摆在食堂桌面上时，我却盯住了一个炉门关闭的俄罗斯烤炉，走过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那些军官看到我这个样子都笑了，说这女人都神经兮兮了，大概以为砂锅里都会有地雷吧哈哈。我正要回答他们的笑话，却立即注意到在烤炉左侧的底部，有一个小孔。我仔细地朝里面看去，只见有一根细细的导线通向烤炉里。我急忙转身对坐在屋里的人说：“房子里有雷，请马上离开房间！”军官们顿时安静下来，却难以置信地瞪着我，没有人想从桌旁站起来。烧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在房间里飘着呢……我又大声说了一遍：“马上清空房间！”随后我带领工兵开始工作。先卸下烤炉门，再用剪刀剪断导线……这下就看到了：就在烤炉内，有几个用麻线捆在一起的一升大小的搪瓷缸子。我们把那种缸子叫“士兵之梦”，比用铁锅更实惠。但是在烤炉深处，隐藏有两大卷东西，用黑纸包着的，那是二十公斤炸药。嘿，这就是你们说的砂锅啊？
我们反攻到乌克兰境内，已经到了斯坦尼斯拉夫，现在叫作伊万-弗兰克夫州。我们排接到一项任务：立刻到一座制糖厂去排雷。我们争分夺秒地赶路：也不知道是用何种方式在工厂布下的地雷，要是安装了定时装置，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我们一路急行军前往任务地点，当时天气已经转暖，我们是轻装上路的。我们经过一个远程榴弹炮阵地时，突然看到有个人跳出战壕冲着我们大喊：“空袭啊！拉玛来了！”我抬起头看看，空中没有拉玛啊，任何飞机都没有发现。四周寂静无声，拉玛在哪儿啊？这时我的一个工兵请求批准他从队伍里出去一下，只见他跑过去找到那个叫喊“空袭”的炮手，扇了他一耳光。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听到那炮手在喊：“弟兄们，他们打人啦！”于是从战壕里跳出来好几个炮手，包围住我的工兵。我们工兵排的士兵们也不由分说，扔掉了挖地钻头、探雷器和身上的背包，赶上前去救自己的弟兄。一场打斗爆发了。一时间我还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的士兵们突然打起架来？现在是分秒必争要去排雷，这里却乱成一团了。我马上下令：“工兵排集合！”没有人理睬我。于是我掏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这时从防空洞跑出来几个军官，他们平息了大家，紧张的时刻过去了。这时，一个大尉走向我的队伍问：“谁是领导？”我报告说是我。他睁大了眼睛，显得很是困惑，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答不上来了，因为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时我的政治副排长走出来讲述了事情的原委，我也才知道了拉玛还有其他的意思，是个对女人羞辱的词，类似于妓女什么的，这是前线一句骂人的脏话……
您知道……我们实话实说……我在战争中尽量不去想爱情和童年的事情，死亡也不去想。嗯嗯……我们实话实说……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为了活下来，我自己定下了很多禁区，比如我决不让自己去触碰任何暧昧和温情，连想都不能去想，回忆过去也不行。我还记得在解放利沃夫之初，上级批准我们有几个夜晚可以自由活动。那是整个战争期间的第一次……我们全营都到城市剧院看了一场电影。起初我们已经不习惯坐进软圈椅，不习惯看到这样美丽雅静、舒适安宁的环境。电影开始之前有一个乐队演奏和艺术家演出，大家可以在大厅里跳舞。跳波尔卡，跳勇士舞，跳西班牙舞，最后以永远不变的“俄罗斯女人”结束。音乐对我是特别有感染力的……甚至让我一时间忘掉了有些地方还在作战，忘记了我们马上还要开赴前线，忘记了不远之处仍然有死神守候着。
只过了一天，我们排就奉命去清理通往铁路那段崎岖不平的地区，在那里炸飞了几辆汽车，又是地雷造成的……我们侦察兵带着扫雷器沿着公路前行。天上下着冰冷的细雨，寒气很重，所有人都被雨水淋得透湿。我的靴子泡胀了，越来越沉重，仿佛脚底是两块铁板一样。我把军大衣的衣襟塞到皮带里面以免踩在脚下绊倒自己，走在前面的是我的军犬涅尔卡，我用皮带拴着它，它负责寻找炮弹和地雷，然后就坐在旁边等待我们排雷。它是我忠实的朋友……瞧，这张照片就是涅尔卡，它坐在那儿等待的时候还不时地叫几声……这时候，有人依次传达口令给我：“中尉，请到将军那儿去。”我回头一看，乡村公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我跳过路边水沟跑过去，边跑边拉出大衣的下摆，调整好皮带和军帽。尽管如此，我看上去还是有些邋遢寒酸。
我跑到车前，打开车门就开始报告：“将军同志，按照您的命令……”
这时我听到一声：“稍息……”
我依旧保持立正姿势。将军甚至根本没有朝我转身，只是通过车窗向外凝视着公路。他神情紧张，不时地看一下手表。我就一直立正站着。一会儿，他转头问自己的勤务兵：“工兵指挥官到底在哪儿？”
我试图再次报告：“将军同志……”
他终于转过头来，对我发怒道：“我下了地狱才会需要你！”
我顿时都明白了，差点笑起来。倒是他的勤务兵先猜到了：“将军同志，也许她就是工兵指挥官？”
将军瞪了我一眼：“你是谁？”
“我是工兵排长，将军同志。”
“你就是工兵排长？”他怒气冲冲地问。
“完全正确，将军同志！”
“这儿是你的工兵在工作？”
“完全正确，将军同志！”
“别一口一个‘将军，将军’……”
他跳下汽车，向前走了几步，来到我身边停了一会儿，用眼睛仔细打量我一番，又转身问他的勤务兵：“你确信是她吗？”
又转过来问我：“你到底多大了，中尉？”
“二十岁了，将军同志。”
“是哪里人啊？”
“西伯利亚姑娘。”
他又问了我很多问题，还提出要我转到他的坦克部队去。我居然如此破衣烂衫的样子，将军很恼火，说我要是在他的手下，这是决不被允许的，还说他们的部队也迫切需要工兵。然后他把我拉到一边，指一片小树林说：
“那边是我的一批箱子，我想通过这条铁路运送它们，可是铁轨和枕木都被拆掉了，而公路上可能布满了地雷。所以请帮帮坦克手们，去检查一下公路吧。从这里能够更方便并更近距离地运送到前线。你知道什么是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吧？”
“我知道，将军同志。”
“哦，好好保重自己，中尉。一定要活着看到胜利，我们很快就会胜利，你知道的！”
我们检查出来，铁路真的被布雷了。
到了此时，每个人都想活着看到胜利……
1944年10月，包括二一〇特别扫雷支队在内的我们这个营，与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一起踏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所到之处，人们都喜庆地迎接我们，鲜花、水果、香烟向我们抛来，街道都铺上了地毯……一个女孩子指挥了一个由男人组成的排，而且自己也是工兵的事迹成了一件轰动的大事。我本来就剪着男孩的头发，又是穿着男人的裤子和夹克，行为举止也都很男性化，身材又矮，就像个少年男孩。有时候我骑着马进入村庄，人们很难确定这个骑手的身份，只有女人们本能地会猜测到并且敬佩地望着我，女人的直觉很厉害……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真好玩！那天我来到一幢应该下榻的居民楼，那里的主人们只是得知他们的房客是个军官，却没有说是男人还是女人。结果很多人都惊讶得嘴都合不上……就跟无声电影一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觉得很好玩，我就喜欢以这种方式让人们惊奇。在波兰也是这样，我记得在一个小村里，有个老太太拍拍我的头。我猜到她是什么意思了：“您看我是个小伙子吗？”她不好意思地说：“哦，不不。”可她就是挺可怜我的，说“这样年轻的小伙子”。
那时候，每迈出一步都可能踩雷，多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座房屋，有人一眼就看到一双长筒靴立在衣柜旁边。他已经伸出手要去拿了，我大叫一声：“不要去碰！”然后走过去查看，果然那双靴子是连着地雷的。什么东西里都有可能安置炸弹，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抽屉柜，有的是梳妆台，还有布娃娃和吊灯……农民还恳求我们到菜地里去排雷，那里种植了西红柿、土豆和白菜。还有一次为了换一顿饺子尝尝，工兵排不得不先到一个村的麦田里去帮助他们探雷，甚至连脱粒机的滑轮也要检查一番……
就是这样的……我们一路上到过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国……但是对沿途景色留下的印象很少，基本上都是地形地貌的侦察照片。各种巨石……茂盛的草丛……不知草丛是真的长得高，还是我们感觉它很高，因为要从那些草丛中使用探雷器穿过去，真是艰苦得难以置信。草都枯了……灌木丛上面是牛蒡草……我还记得更多的溪流和沟壑、森林灌木、密密层层的铁丝网和腐朽的木桩、杂草丛生的雷区。德国人很喜欢花坛，他们留下了一座座荒废的花坛，但那里总是埋下了地雷。有时，人们在附近的地里用铁铲挖土豆，我们就在一旁排雷……
有一次，在罗马尼亚的德治城，我住在一个年轻的罗马尼亚女子的家里，她俄语说得很好，原来她的祖母就是俄罗斯人。这个女人有三个孩子，丈夫在前线阵亡了，他在罗马尼亚志愿师里作过战。可是她还是很爱笑，总是很愉快。有一次她邀请我一起去参加舞会，她建议我穿上她的衣服，这对我诱惑很大。于是我先穿上我的军裤、套头军便服和长筒靴，外面再套上罗马尼亚民族服装：长长的亚麻布缝制的衬衫和羊毛方格紧身裙，腰上扎了一条她的黑色宽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带穗的大头巾。由于当时是夏天，我总在山上爬行，晒得黑黝黝的，只是鬓角上有一些白色，鼻子都晒得掉皮了，看上去我和真正的罗马尼亚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个罗马尼亚姑娘。
那里没有俱乐部，所以年轻人都是在住家房子里欢聚。我们到达时，音乐已经播放，正在跳舞。我看到我们营几乎所有人都来了，起初我怕他们认出我来，就远远地坐在一边，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用头巾遮住脸，偷偷地看着所有人……就是从远处看着他们跳舞……没想到我有好几次被邀请跳舞，居然没有一个军官认出涂抹了嘴唇和画过眉毛的我，我觉得真有趣、真好玩，就放心地玩乐起来……听到人们说我是个漂亮姑娘时，我真开心啊，我喜欢听恭维话……那天晚上我跳舞跳了个够……
战争结束后，我们还有整整一年时间要排雷，从田野到湖泊和河流。在战争中，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主要任务是渡过去，准时到达目的地。而现在，我们开始想别的事情了……想活下去的事情了……对于工兵来说，战争的结束是在战后又过了好几年才实现的，他们比任何人作战时间都要长。胜利之后还要继续等着炸弹爆炸，这是怎样的感觉？仍旧不能摆脱提心吊胆的那一刻……我们不愿意！胜利后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死亡，那是第二次死亡。
就是这样……作为1946年的新年礼物，上级奖励我一块十米长的红缎子。我笑了：“我要它有什么用呢？难道复员之后我要缝制一件红色连衣裙，胜利的红裙子？”我望着河水发呆……不久，就下达了我的复员命令……和通常一样，我所在的全营战友举行了隆重欢送式。在晚会上，军官们给我献上一份厚礼——一块大大的刺绣蓝头巾。这块蓝头巾让我不得不献上一首歌曲《蓝色小方巾》。那次，我为战友们唱了一整夜。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发烧了。脸肿得嘴都张不开，原来是长出了智齿……我从战争中回来了……
——阿波琳娜·尼科诺夫娜·里茨凯维奇-巴拉克
（中尉，工兵扫雷排排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