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主要问题是：谁应该对此负责？我们需要有一个承担责任的人……
随着对事故的了解逐渐加深，我们开始思考，该做什么？如何拯救自己？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执着于那些想法了，因为事故影响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好几代人。现在我们开始回顾往昔，翻回去一页，又一页……
事情发生在周五到周六的那个夜里……早上起来，谁也没料到出事了。我送儿子去学校，丈夫去理发。我丈夫出门没多久，在我准备午饭的时候就回来了……他回来就说：“电站那里出了火灾。上面下了命令：不要关闭收音机。”我忘了说，我们家住在普里皮亚季镇，就在反应堆附近。到现在我眼前仿佛还能看到那耀眼的红光，从反应堆里发出的火光呈现出一种奇异的色彩。那不是一般火灾的颜色，而是一种很美丽的光。说不出的美丽，美极了，在电影里也没有看到过类似的色彩，无法描述的美丽。那天晚上，人们都跑到阳台上，没有阳台的人家，就跑到朋友家的阳台上。我们家在九层，看得最清楚。事故发生地离我们这里只有三公里。人们还抱着孩子，对他们说：“看呀！要把这一切都记住！”这些人都在核电站工作……有工程师、工人，还有物理专家……都站在黑色的灰尘里……他们交谈着，呼吸着，赞叹着……还有人开汽车，或骑自行车从几十公里外的远处跑来观赏。我们根本不知道，死亡竟如此美丽。不过我要说，那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不是春天的那种气味，不是秋天的气味，也不是泥土的气味，完全是另一种说不上来的气味……让我觉得喉咙发痒，眼睛发痒，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我一夜没睡，听到楼上邻居的脚步声，他们也没有睡。他们在拖什么东西，不时传来碰撞声，也许是在打包行李。他们把窗户封起来了。我觉得头痛，就吃了药。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我向四周望去，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不是后来才发现，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一切都变了。早上八点，满街都是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我们看到这些士兵和军车时，心里并没有害怕，反倒是觉得镇定了。军队肯定是来救援的，一切很快会恢复正常的。我们头脑里没有和平原子也会杀人的概念……那天夜里整个城市都没有人睡觉……人们在窗子后面笑着，播放着音乐。
午饭后，收音机里播放准备疏散的通知：三天之内撤离，他们会清洗这里，并进行检查。直到现在，我耳朵里还会响起广播员的声音：“疏散到最近的村庄去”，“不许带家养宠物”，“在大门口集中”。还告诉孩子们要带上课本。我丈夫还是把文件和我们的结婚照片一起放到了公文包里，而我只带了一条纱巾，以防天气变差……
从第一天起，我就觉得我们成了切尔诺贝利人，现在已经是到处被拒绝、被排斥的人了。我们害怕了。晚上，我们乘坐的大客车到了一个村庄。人们睡在学校和俱乐部的地板上，无处可去。一个女人邀请我们去她家：“到我家来吧，我把床铺好，你们的孩子这样真可怜。”而站在跟前的另一个女人却把她拉到一旁，说：“你疯了！他们都被污染了。”我们搬到莫吉廖夫后，儿子去上学，第一天就哭着跑回了家……他被安排同一个女孩坐一起，女孩不愿意，说他是被辐射过的，同他坐在一起，她也会死的。儿子读四年级，他是这个班里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孩子。同学们都怕他，管他叫“亮晶晶”“切尔诺贝利刺猬”……我担心，他的童年就这样提前结束了。
我们离开普里皮亚季时，一列列军车和装甲车迎面而来，那场面让人恐惧、困惑、害怕。但是我又感觉，眼前发生的一切与我无关，似乎是别人的事——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哭了。我要寻找食物和住所，还要抱着儿子，安慰他，但我内心甚至没有一点儿想法，空空荡荡的。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是个旁观者。我透过玻璃在观察，看着别人……
我们到了基辅才领到第一笔钱，但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东西早就被买光了，吃光了。就在车站和大轿车上，许多人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我妈妈救了我。在她漫长的一生中，曾几次失去家园和辛苦积攒的财物。第一次是在三十年代的镇压时，她被夺走了一切：奶牛、马匹和房屋。第二次是火灾，她从火场中只救出了小小的我。“总会过去的，”她安慰我说，“我们会活下去。”
我还能想起……我们在公交车上，车上的人都在哭。一个坐在前排的男人大声骂他的妻子：“哪里有你这样的傻瓜！别人都带了有用的东西，我们就带了三升的空罐头瓶子。”因为妻子认为，既然坐公交车，就顺路给她母亲带些空罐子，好装腌制的食品。他们旁边横着好几个鼓鼓囊囊的大网兜，一路上，我们好几次被袋子绊倒。他们就这样带着这些空罐子到了基辅。
……我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在那里读福音书。因为只有来到教堂，人们才会谈论永恒生命的话题。人们在那里有说有笑，你在其他地方听不到这些话，但这些话正是人们渴望听到的。当我们疏散时，如果在路上遇到教堂，所有人都会去，无一例外，就连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也不例外，都去了。
我常常做这样的梦：阳光下，我和儿子走在普里皮亚季的街道上。现在，那里已经是一座空城了。我们一路走来，看着玫瑰花——普里皮亚季有许多玫瑰花，还有巨形玫瑰花花坛。梦……我们的生活已经成为昨天的梦。我当时还年轻，儿子也小……我那么爱他……
时间过去了，一切都变成了回忆。我好像又是一个旁观者了……
——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维戈夫斯卡娅，普里皮亚季镇疏散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