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几岁时，住在弗农山(注：弗农山，纽约州威切斯特县的一个市镇。)，与J.帕内尔·托马斯相邻几个街区，他长大后，成了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主提上裤子，光席。我住萨米特街与东悉尼街的夹角，萨米特大街十号，帕内尔住大街同一侧往北四五个门，迪芬多夫一家曾在那里住过。
帕内尔并非我的童年伙伴，他比我大几岁，但通常，他往来汽车站经过我家时，我会同他打招呼。他是个英俊的青年人，说话不多，有些腼腆。我们碰面时，我说：“嗨，帕内尔！”他会笑笑回答：“嗨，埃尔温！”继续前行。我记得有一次，我穿旱冰鞋从院子里冲出，在他面前一个急转，有点炫耀的意思，他说：“嗬！挺神气，是吗？”我记住了他说的话。大男孩的夸奖让我得意，我沿着石板人行道疾行而去，一路闪避我熟知的裂隙。
那些日子里，帕内尔在我眼中非同寻常，不是因为他长得顺眼，待人友善，而是因为他有个妹妹。她名叫艾琳，与我年龄相仿，是个文静，清秀的女孩儿。她从不来我家院子玩儿，我也从不去她家，想想两家住得这么近，可见我们都不善于交际。不过，她是我生命中某一时刻，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女孩儿。所谓特别感兴趣，其实女孩儿倒没感觉——不过是说她时时都在我的窥视下。就我而言，这就意味着每次我路过她家时，都会感到局促，惊慌，魂不守舍，只觉得进入了魔界。
说到女孩子，我与同龄的大部分男孩都不太一样。我为女孩子倾倒，但她们让我害怕。我觉得自己身上不具备她们喜欢的异性伙伴的天赋或才能——跳舞，打球，在众人面前逞能，抽烟，闲扯。我做不来任何这类事情，也很少试试去做。实际上，我只守定了自己有把握的本事：我倒骑在自行车车把上蹬车，写诗，在钢琴上弹奏《阿伊达》片断。冬天，我们在林间小谷地的冰塘上打冰球，我管守门。这些雕虫小技，女孩子一个也看不上。我在弗农山高中四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舞会，我也从不带女孩子去杂货店买苏打水，从不带她们出入威切斯特游乐场或普罗克特游乐场。我有心尝试，却又胆怯。不过，我最终打定主意做的事情，也是这篇回忆的缘起，相形之下，其实脸皮更厚，风头也更健。少年人的鲁莽与笨拙，如今回想起来，还每每令我惊诧。我甚至弄不清楚，这是否也属于非美活动。
我的扭捏和畏葸，让我姐姐大为不安，在我所述的这段期间，她开始煞费苦心地鼓动我。她认为我在待人接物方面过于老套了，而她的社交生活消遥自在，我成了一个累赘。她不断把我扔到女孩儿堆儿里，但我总是闻风而逃。逮着机会，她就打开留声机，一把抓住我，于是我们就在客厅里踱步般地摇来撞去，她抓牢我，仿佛是在贴身肉搏，最后，我得费更大力气才能推开她。我瘦骨嶙嶙，但肌肉很结实，女人非得格外强健，才能长时间拥着我跳舞，不会乱了步调。
一天，出于种种我已经忘记的因素，姐姐设法拉上我去纽约参加她和其他一些人的约会。那时，对我来说，纽约是个我很少涉足的富贵繁华之地。父亲带我去过两次竞技场剧院，我还去瞧过哈得逊－富尔顿街的游悬挂昨晚刚洗行，看过几场日间电影，但纽约，除了它的热闹，我就别无所知了。姐姐听说广场饭店有茶点舞会。她和她的女友，还有其他人，还有我遂直奔那里，碰碰运气。这场远征在我眼中是她的神来之笔。我是这伙人中年纪最小者，大概，我是给他们拉来保持男女平衡。或者，兴许是没有家人陪同，母亲禁止姐姐出门。到底是为了凑数，还是为了应付虚文，我记不清了，反正我去了。
那儿的场面确实让我大开眼界。无论我于跳舞怎样外行，但此情此景，由不得你不兴奋。桌子靠近舞池，人们可以坐下来，其实是身在舞池中。你可以叫上一客肉桂烤面包片，坐在椅子上，安稳地观看女孩子和男人拥在一起，蹁跹起舞，音乐悠扬，为你嚼面包片伴奏，舞者颠过你身边时，几乎能把桌上的东西都扫落。我深受震撼。跳舞也罢，不跳也罢，这就是高雅生活了，我知道我眼前的景象，与弗农山的一切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我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那天下午，必是有些什么开始在我心中发酵。
现在看来，事情似乎匪夷所思，但当时我确实生出个念头，打算邀请帕内尔的妹妹艾琳陪我来广场饭店的茶点舞会。我的计划逐渐形成，简直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游戏人间的冒险举动，只想把即使老于世故的女孩子也惊呆。我不会跳舞是个很大的难题，但还没有大到能阻止我。如今回首往事，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有时我甚至怀疑，这整个过程，是否一场梦幻，随时间推移慢慢当成了真事儿。一个还有点理智的男孩儿，要想结识他“特别感兴趣”的女孩子，本该以更简单的方式入手——请喝苏打水或请看电影，都在合理的限度内。我不来这套。显然，我已经沉醉在邀请艾琳去广场饭店的念头中，想都不想什么破杂货店。我弄清了广场饭店的位置，光是知道如何抵达那里，已经让我信心满满。我还研究了一番肉桂烤面包片，这样，服务生来到跟前时，我也知道怎样打发。如此这般，我全指望这堂皇的环境，奇特的约请，帮我支撑门面，度过那一天了。
我花了三天，才鼓起勇气打电话。与此同时，我不厌其烦地安排好每一个细节。备下足够支应的钱。查看了火车时刻。翻拣衣服，凑齐了我认为还算体面的整套行头。于是，这日晚上六点钟，母亲和父亲都下楼去吃晚餐，我在楼上徘徊一阵，进入了我的卧房外的大储藏室，电话就挂在那里墙上。我站立了几分钟，哆哆嗦嗦，手握倒挂的电话听筒。（在我家，电话听筒一向倒挂，大头朝上。）
我重温一遍事先准备的第一句和第二句话。我准备说：“你好，我找艾琳。”然后，她来接电话时，我再说：“你好，艾琳，我是埃尔温·怀特。”接下来，我想我就不妨即兴发挥了。
最终，我拿起了听筒，拨打电话号码。不出我所料，是艾琳的母亲接电话。
“我可以同艾琳讲话吗？”我用低沉、颤抖的声音问道。
“请稍等，”艾琳的母亲说。片刻思索后，她又问道：“请问你是哪位？”
“我叫埃尔温，”我说。
她离去了，等了好大一会儿，艾琳的声音响起，“你好，埃尔温。”这就让我的第二句话没了着落，不过，我还是照说不误。
“你好，艾琳，我是埃尔温·怀特，”我说。
不待听到响应，我就把我的提议端给了她。她似乎有些茫然，要我等一会儿。我想她是去妈妈那里讨主意去了。最后，她回答说可以，她愿意和我一道参加饭店广场的茶点舞会，我说很好，星期四还是哪天来着，我忘记了，我下午三点一刻给她打电话。
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当然，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艾琳当日经受了怎样的身心折磨，但这件事仿佛是一场并非刻意为之的非美活动，我负完全责任。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庄重地迈向火车站；一本正经搭车，我们羞涩地只敢盯着对面的椅座；从中央火车站穿过四十二街向第五大道艰难行进，行人夹裹着我们，不时从我们之间穿过；乘汽车到五十九街；最后是广场饭店、肉桂烤面包片、舞曲和兴奋。从头至尾惊心动魄，我必是受到极大震撼，竟然失忆了，因为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我领艾琳进入舞池，笨手笨脚地跳了两三支曲子，徒劳地想改变姐弟二人激烈挣扎，拉拉扯扯的姿势，变得优雅些，体面些。当时的情景一定很糟糕。六点种，我们浮出来，我想都没想还有其他余兴节目，比如请她在城里用餐，只管闷头带领艾琳一路回到弗农山，七点过几分，把饥肠辘辘的她原样奉还。即使我想请她吃饭，恐怕也会有麻烦，一下午的亢奋，我始终汗出如浆，任何餐馆都有理由拒绝我入内，因为我浑身都湿透了。
一些年来，我常常为我在广场饭店的那个下午感到内疚，许多年前，在帕内尔调查作家时，我眼前有时会连续闪过认罪的镜头，我想象我站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会议室的证人席上，接受讯问。情景如下：
帕内尔：你为电影写过脚本吗？
我：没有，先生。
帕内尔：你是否过去曾为或现在仍为电影脚本作家公会会员？
我：不，先生。
帕内尔：你是否过去曾为或现在仍为共绿细直纹短袖产党党员？
我：不，先生。
于是，在这段连续闪现的认罪镜头中，帕内尔层层递进，终于来到这个关键问题上，算计好了要把我打翻在地。
帕内尔：你是否还记得有一天下午，约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期，你带我妹妹去广场饭店茶点舞会，借口你会跳舞，而这个口实显然是误导，撒谎？
我忐忑不安地回答：“记得，先生。”我听到委员会会议室一片交头接耳声，看见记者们伏在采访簿上，奋笔疾书。朦胧中，我仿佛再次与艾琳一道坐在舞池边上，惶恐，昏晕，又充满幸福感——耳边，是令人激动的鼓点声，我的喉咙发干，有肉桂的甜涩滋味。
确实，我弄不清楚罪责所在。我想许多女孩子都会说，此类事情，比如我带艾琳的那次远行，自然属于非美活动之列。但一定有成千上万的男人们，渐入老境后，回首前尘，都会怀念他们情窦初开的时期，他们记得生命中这段宝贵而短暂的时光，曾经有过类似一些懵懂的旅程，此后，爱情的篇章，由于翻来翻去，难免破损不堪，再来絮叨，言谈之中，最初那种鲁莽的青春气息已经失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