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要不要自杀以及什么阶段应该自杀，保罗、赛尔波和拉许欧克已经讨论过许多次。
三人的病情处于不同阶段，赛尔波的身体机能还算得上正常，保罗和拉许欧克已经在不同医院转诊过许多次。他们一致同意，目前的日子都还算过得去。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阵心寒。
这就是现况。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觉得：完了，死定了！
假如度过了最初的发病危机，或是身体机能尚称正常，生活就能继续下去。这时大家可能会想：我还活得好好的，不错嘛。但只要被通知必须开始用药，那就真的玩完了——终于到了这么一天，医生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您的身体机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须再度面对这个残酷的选择：应该现在就自尽，还是要再拖一下，观望一下？
不知不觉间，大家会把做出关键决定的时间点一再往后延。一开始会想：等到接到诊断书，确定感染艾滋病以后再自尽。
然后，想法会一变再变：不，等到我被推进隔离病房，就自我了断，结束这一切！
针对“有尊严的生活”，其定义也是经常飘忽不确定。随着情况恶化，苦痛难当，面对肉体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低。不只是个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这种倾向，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样的生活真的还有尊严吗？
对许多男同性恋者来说，外表这种肤浅的东西可是至关重要。当他们变得骨瘦如柴，脸上长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来一脸病容，这时已经没什么好活的了。当疾病的迹象再也无从隐瞒，当耻辱已经清清楚楚长在脸上……
然而，不管怎么说，仍然有许多人还在坚持。他们开始将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如果我还能撑到夏天……
如果我能撑到下一个生日……
不，我先想办法撑过这星期，下星期再观察看看……
这种心理就像围城的情节一样，大家等待的，无非就是最后的解放，等待援军的到来。大家朝思暮想的，无非就是新解药的发明。
针对新解药的各种说法，也始终混沌不明。
《今日新闻》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来一年内，一种全新的艾滋病毒会在瑞典造成大流行。《劳工报》则残忍地极尽嘲讽之能事，像吹奏小号一般，发出这样的标题：艾滋病，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对娘炮的天谴。解药？抱歉，没有解药。
然而，短短数周后，1984年4月24日，《快捷报》就刊出下列标题的报道——艾滋病大揭秘：两年内发现新疫苗。
怎么想都不可能在两年内就研发出疫苗，但是这种标题给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已经发现HTLV-III型病毒。”
“既然会出现这种病毒，人体就应该会自然产生某种抗体。”
一家德国私人诊所派代表来到斯德哥尔摩，为HIV呈阳性反应患者举办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德国人用图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释，宣称他们可以通过改变病患的血液性质，减轻病情，甚至治愈患者。
所有患者都乐意相信这一招真的会奏效。总算有办法能够减轻、治愈这种恶疾，将病毒连根拔除了。
设想一下：一个面对无止境的苦难、无依无助的人，每一声保证能够带来救赎的呼喊，他都会留神倾听。
我们能怪他吗？
哪怕只是水面上的一小根稻草，都要拼命抓住！
就像这项“显影剂计划”一样。
只要把柯达相机公司生产的显影剂涂在身上，身体就会启动某种过敏反应，进一步激活人体部分免疫系统。
之后，大家聊到这件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瞧瞧那些娘炮，听到这种风声顿时变得歇斯底里，争相购买柯达的相片显影剂。
有位男士，他是由HIV阳性男性患者所组成的全国性社团“阳性集团”的会员。有那么一次，他就在会议中起身发言，抗议道：由于他在皮肤上涂显影剂，导致皮肤过敏、发炎，害他都不能再上健身房了！
阳性集团的集会地点位于沃尔马街地势最高处。每年，该集团都会在那里办几次派对，每场派对都一票难求。
派对本身倒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新鲜刺激的，不过嘛，能够参加这种派对，找找乐子，寻得理想的一夜情对象，还是挺惬意的。
假如你提起自己的疾病状态，恐怕就没人要你了。就是因为这样，这种社交场合才好玩，才有存在意义——能够卸下伪装，“袒裎相见”，是多么美好的事！
就像保罗常讲的，派对上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都是些烂醉如泥的同性恋艾滋病老头，大家坐在那里哀号：‘哎呀，这里怎么都没有年轻人！’”
一如往常，拉许欧克和赛尔波高声嘲笑着保罗。
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几次，情况实在不乐观。不过他好像拥有无限精力，只要病况稍微好转，只要他又能够站起来，他就摇身变回那位大家熟悉的小娘娘腔，恣肆卖弄，取悦着所有人。
但这一次，他因为高烧不退，已经在南区医院连躺了六星期之久，没人相信他还能挺过这一遭。结果呢？他现在还不是好好地站在这儿，高声嘲笑其他染患艾滋病的男同性恋。
“啧，你说我这样还不够酷吗？”他边说边朝天翻了个白眼，又点燃一根香烟。
“看到没？就算这场病真的让我病到跪下来，我这大半辈子还不是这样挺过来了？而且我还是完全自愿的。想搞垮我？门都没有！呸！”
1983年，人类对这种疾病了解还不多。当时《无产阶级报》曾写道：“如果只有同性恋者会染上艾滋病这种致命恶疾，那么，我们乐观其成。”
在政治光谱另一端，基督教会所主办的《今日报》则写道：“除了那些因为生产、正常夫妻之间因输血而不慎感染到艾滋病的患者，基本上，所有染上HIV病毒的人，行为都是偏差的、有罪的。”
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正在发生：年轻男性一病不起，日渐消瘦、凋零，终至死去。
是的，这不亚于和平时期的一场战争……
当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他们通通不敌死神召唤，被押解在地上，任由伸长的绳子量测他们的死期。
就用一条绳子，决定哪些人死期将至。
就用一条绳子，量出哪些人可以继续苟活下去。
每个人的生命，就用这种方式决定。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运。
他们被押解在地上，任由绳索伸长，再伸长……
那些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该怎么办？许多人的存款用罄，没能修完在学校里的课程，连原先住的公寓都没了。
既然博士论文在有生之年永远写不完，又何必动笔呢？
生命中最后几年读了一堆书，最后还不是被病魔无情地一笔抹灭掉。唉，何必呢？
何必追求永远无法达到巅峰的职业生涯呢？
反正可能活不过冬天，何必省什么钱呢？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啊！
体验人生，到处旅游，狂欢，无止境的派对，享受再享受——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必须将一辈子该享受、该体验的一一完成，了无遗憾。
是的，在真正发病以前。在漫长的苦难、折磨真正开始以前。
这是大家唯一了解的事实：没有人能够逃得掉的。
不然就是借酒浇愁。只要病魔还没真正伸出魔爪，喝得烂醉，通通不过分。
可是，还有许多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传染了，怎么办？
反正没有解药，没有慰藉，只有无止境的威胁和强制隔离措施，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继续尝试呢？
相信一个完全不值得信赖的社会，有必要吗？
相对地，也许有些人会有一种感觉：恶犬们正龇牙咧嘴，准备扑向他们。
扑向那些身为带原者、罪有应得、不被了解的男同性恋者。
参加游行的同性恋都有被害妄想症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也许每个人都有充分理由展现出被害妄想症，也许他们都有理由往最坏处想。
反正就假设自己已经是带原者了，这样最简单。
有好几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认定同性恋者一定就是艾滋病患。既然不敢接受检测，想必已经染病了。
性平会推出一本关于安全性行为的小手册，标题为“神圣的性”。他们努力把同性恋情侣之间身体的接触与亲密行为，写成一件美好、令人血脉偾张的事。
保罗读着手册，差点没哭出来。
“该死，他们以为我是小女生还是什么的？‘彼此爱抚、磨蹭’，讲得好像很危险一样！”
到底要安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的性行为”？难道不应该区分一下等级？什么样的风险才值得一试？
针对这个议题，同性恋者分裂成不同阵营，意见产生冲突。到底怎么做才对？到底是要制定出一套极其详尽的安全准则，弄到最后根本没人在乎、没人遵守，还是应该将各种风险相对化？
《奥塔报》在1986年，对“安全性行为”做出下列定义：“拥抱，抚摸，亲吻肌肤及嘴唇，按摩，爱抚阴茎、阴道、阴蒂以及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都可以列入安全性行为。”
上面这段话中，“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假命题。没有其他性行为选项了。
明明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唾液会传染艾滋病，深吻、舌吻却被定位在“较不安全的性行为”。
在唾液与眼泪中都已经发现病毒，那我们要怎样才能确定，哭泣时不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别人呢？
假如大家能做的只剩下拥抱，像贞洁的小处女一般亲吻爱人的嘴唇，那这场解放运动还有什么意义？
不，性一点都不神圣。性只会带来悔恨与痛苦。
不过，男同性恋者的敌人，还不只是保守派人士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万事通、指天画地要求有关当局采取更强硬措施、毋枉毋纵的假道学。
部分政府机关人员与其他社会人士逐渐体认到，也许必须暂时放下强制隔离或威胁性报复等手段，以其他方式接近同性恋团体。无论如何，必须实质上促成与同性恋者的对话，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
但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一直以来，社会大众从来就不在乎如何取得行为偏差者的信任。
因此，当政客初步与同性恋社团代表及性平会的活跃人物会面时，双方之间充满怀疑与不信任感。短短几个月前，性平会努力要让社会大众认识来自“新黑死病”的种种威胁，还遭到冷落与忽视。
就像典型的瑞典社团一样，性平会上至领导阶层，下至全国各地基层办公室，组织结构都相当完善，因而有畅通的渠道能够向同性恋者提供信息与新知。在当前形势下，保持这条管道的畅通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摩擦和各种冲突还是不断产生。
琳达·摩菲尔是罗斯勒海关传染病医院的传染病医生，她如此指控性平会：“就我所知，有一些疑似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竟然还上性爱夜店。你们难道不该尽力将这种病源铲除掉吗？”
RSFL的史坦·派特生回答：“我们对艾滋病的了解与防范，远比政府机关和医院到位。早在去年年底，我们就将最新、最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会员，而且完全是由会员们自动自发赞助，国家没有补助一毛钱。在防范艾滋病传染方面，卫生署什么都没做。我们愿意和他们分享知识，只是他们一直拒绝。”
双方就这样一直对立下去。
最初几年的问题在于，医疗界一直没有恪尽职守。同性恋者对医生的信任度本来就不高，疫情爆发后，冷漠、不悦、普通的厌恶或不屑都已经不足以形容彼此对对方的观感。在许多病例中，病患实际获得的待遇远比应有的待遇还糟——有时甚至完全没有获得诊疗。
医生只因病患是同性恋者就拒绝看诊，即使病患证明自己并非HTLV-III型病毒（后来的HIV病毒）的带原者，还是一样被拒绝。
当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列为“性病”时，性平会事先一再警告的现象发生了：许多同性恋者根本不敢向医院求助。只要证实被感染，后果就是接受强制登记、拘留与隔离等措施。他们将会落入对同性恋态度暧昧不明的人士手中，这些人也许打从一开始就仇视同性恋者。
一旦被医生鉴定强制隔离，还不能够提出上诉。
一旦接受检验，发现呈阳性反应，面对的就是强制登记、隔离的威胁，反而不会得到任何医疗协助。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性恋者不想接受检测了。
有次大家在讨论这件事，赛尔波就愤怒不已地说：“假如诊断结果是阳性，等着我们的就是强制登记，被剥夺隐私，连基本的医疗都得不到。根本就是地狱嘛！”
赛尔波没有接受检测。
他曾经亲眼看到拉许欧克是如何被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蹂躏。他们毫不遮掩自己的轻蔑和仇视，还会故意误诊，或是刻意阻挠，让他得不到最需要而且唾手可得的治疗。那些人玩得可真是开心极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赛尔波怀疑自己直肠里长了疣状物，到南区医院就诊。医生只是冷冷地瞧着他，说：“嗯，你是同性恋吗？从现在起，不要再当同性恋了！”
就这样，他被推进手术室，他们用刀直接将疣刮掉，整个肛门变成一处血流不止的伤口，每一条神经都像被刀割似的。手术后两周，每次上厕所他都会痛得大叫，就像有好几根针插在肛门上。
这件事过了几年后，赛尔波又需要动手术。这次，他找了一位自己认识的同性恋医生，才知道手术后他们应该帮他注射强效的止痛剂，每次如厕时，都应该在肛门抹上麻醉药膏。这位医生还告诉他：这些都是合理的要求，是他们应当做的，他当初的皮肉之痛全都白受了！
身为病患，赛尔波本来就有资格在手术时接受止痛剂或麻醉针，但是南区医院那位异性恋医生竟刻意不让他获得这些治疗，作为对他的惩罚。
术后检查时，同一个医生两眼瞪着他，充满威胁性地说道：“搞清楚，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听懂没！”
但是，情况总是会好转的。
政府在1987年曾立法禁止同志桑拿房及性爱夜店，试图杜绝艾滋病继续在男同性恋者之间传播，却又在同一年强行通过《同居法》，使同居的同性恋者具有与同居的异性恋者约略相同的法律地位，作为“补偿”。
关键就在于，使用不同手段将男同性恋者的待遇慢慢调整到社会大众较能接受的程度；如有必要，则必须建构为单一伴侣制，绝对禁止婚外情。
在克拉拉教堂北街，本来有许多色情电影院与黄色书报摊，是娘炮们搭讪寻猎的最佳场所，称它“幸福的源泉”一点都不为过。然而这些电影院和书报摊却一个一个关门大吉了。
市政府企图彻底扫荡并重建这个街区，把一切淫荡不洁的元素都去除掉。
时装店、餐厅与美容院堂而皇之地进驻原本属于黄色书报摊与电影院的位置。市政府竭力使市容焕然一新，当这一区的万恶渊薮被消灭殆尽，那些姓名不详，想在这里寻找艳遇的男性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喜欢“采野花”的男同志当然是最大乱源，必须斩草除根。至于其他愿意配合的男同性恋者，就可以融入瑞典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20世纪80至90年代，使社会大众对同性恋观感突然迅速转变的原因固然多，但讽刺的是，其中之一竟然是艾滋病危机。
哈维·米克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人物，对自己的同性恋立场与性向从不避讳。他认为同性恋者必须不再被认为是充满威胁性的“陌生的他者”，才能赢得自由与平等。因此，对米克而言，“出柜”的概念非常关键：只要能够证明同性恋者其实到处都是，只要你的妈妈、姐姐、你的老师、负责收垃圾的清洁工、足球队员、消防队员、你最崇拜的艺术家、你支持的政治人物、你的同班同学，甚或你最要好的朋友——都是同性恋，这个社会就不会像过去那样，仇视同性恋者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瑞典社会的发展轨迹，也是大同小异。
要能接近男同志，就必须先认识他们；只要认识他们，就不会那样轻易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
服装设计师西格斯坦·赫尔格德与出版社董事长爱贝·卡尔森，分别在1987年与1991年公开承认自己染患艾滋病，已经在垂死边缘挣扎。社会对他们的出柜之举，则是无穷尽的同情、怜悯与关爱。爱贝·卡尔森溘然长逝时，几年前曾激烈质疑他操控首相帕尔梅谋杀案缉凶行动的报社，竟对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做了极尽英雄式的描写。
西格斯坦·赫尔格德的一生对瑞典的异性恋人口造成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一讲到艾滋病，大多数瑞典人通常都会先想到他。
“对啊对啊，就是西格斯坦·赫尔格德嘛！”大家都会这么说。
然后就不再说了。大家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样了。
性平会早在1983年就曾数度敦促卫生署与瑞典全国县议会联盟，针对这种神秘不明的新疾病发出警报，却屡次遭到峻拒。这些政府机关大言不惭地宣称：“这种疾病的影响仅限于美国，不会传到瑞典来。”议会联盟甚至不屑接见性平会的代表。
数年后，瑞典社会终于开始对疫情做出反应，却把异性恋者摆在所有诉求与呼吁的核心，因而招来不少批评。他们试着使用胡萝卜（《同居法》）加棍子（《传染病防治法》）的招数对付同性恋者，但可想而知，倡导活动的主体还是针对社会中“比较有价值”的异性恋成员。偌大的广告牌大声哭诉着：艾滋病和你息息相关，你不可不知啊！
想当然尔，这里强调的“你”毫无疑问是异性恋者。
同样的道理，在斯德哥尔摩所举办的全球艾滋大会，其标志也选用一对夫妻和小宝宝，三人还要手牵手，营造出正常家庭的温馨气氛。
然而，其中部分经费还是用于加强与男同志沟通对话的渠道。以同性恋读者为主要取向的报纸，只有《观察员》与性平会的会员报《出柜》。政府机关在这些报纸上刊登广告，强化同性恋者对艾滋病的了解，教导他们如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而这些广告就是报社经营的重要资金来源。
过去被社会大众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性平会，终于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
1988年2月，性平会办公室就在市中心的斯维兰路上成立。早年，他们还只能在木匠街脏乱的街区里一个狭小的店面办公；现在，斯维兰路的办公室不只位置良好，还有宽敞的舞厅、餐厅、书局，行政办公室更整整包下一层楼。只要是同性恋者，不分男女，都能在此以稍嫌拘谨、有所保留的方式谈谈天、跳跳舞。
其实很多男同性恋者由衷厌恶这样的新办公室。艾滋病本是一场悲剧，却让性平会的平权人士成为某种拿薪水的官僚，崭新却毫无魅力可言的新会馆很快就成为人们口中的“县议会”了。
男同志可以被社会接纳、容忍，获得政府的补助金，甚至稍微受到大众的喜爱。
然而，有一个先决条件：不准继续当男同志。
这一切又该从何说起呢？
病毒只意味着有艾滋病的风险，本身并不代表艾滋病。
也许……这种疾病最后并不会大爆发。
也许……这种疾病最后还是会爆发。
一旦发病，几乎没人能拖过两年。
目前只有一种治疗方法经证明为有效，就是立妥威（Retrovir）胶囊，胶囊中所含的AZT（叠氮胸苷）经证实具有疗效。医院已经提供这种药物给患者服用，美中不足的是，这种药物只提供给已发病者，而在尚未染病、出现症状前则不予供应。
换句话说，AZT只用来使已经染病的患者继续苟延残喘，而不是在他们还处于健康状态时协助他们。
一些检验呈HIV阳性的同性恋者，发狂似的希望取得这种药物。只要能弄到这种药物，应该就能及时抑制住病情发展，撑到真正的解药问世。
其他HIV阳性患者认为，自己还处于健康状态，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又这么可怕，索性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多了解这种药物。
况且，初期症状这么多，要怎样才能确定哪些真的是病毒所导致的症状呢？
“我有点担心，我的淋巴结有点肿胀。”
“嗯，那可能只是普通小感冒。”
1990年后，本杰明的身体机能也开始下降，他不得不开始服用药物，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必须挂病号。对此，他生理上的反应相当强烈，风疹与各种不适症状让他一连在家休息了三个月，没有去上班。药物的副作用是如此让人恶心，以致许多人到最后还是选择中止治疗。
本杰明的运气还是不错的，他及时获得了这些药物。
然而问题在于，无论是已经被传染的病患，或负责提供医护的医生都无法自行决定何时该用药。卫生署长葛楚·席格森并未批准让所有HIV检验呈阳性的患者都能接受AZT治疗。
不知为什么，她反而别出心裁设置了一个道德委员会，决定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给予治疗。事实上，当道德委员会还在慢慢审理个案时，病人可能早就死了。
事后，本杰明总是会一再思索：要是当初拉斯穆斯能够再撑上一年，就算只是多撑几个月，也许还有办法活到今天。
假如其他人也能再撑一下……
假如当初疾病的爆发时间能够再缓一缓，像是迟到的暖冬一样；假如病毒没那么迅猛、恶毒，难以遏阻……
假如上述假设都能成真，他们所有人就能继续一起庆祝圣诞节，一起庆祝各种节日，夏天还能在长岛滩悠闲地晒太阳，一起经历《伴侣法》、同志骄傲大游行，甚至《同性婚姻法》……
如果这一切都能成真，他和拉斯穆斯就能结婚，共度下半辈子。还有拉许欧克和赛尔波。
拉许欧克总是身穿直条纹衫，头发理成冬菇头，胡须杂乱难看。他曾经在工艺学院就读，梦想是成为艺术家，画水彩画，在养老院工作（这样才能支付居高不下的房租），参加合唱团演出，加入社会同志党。
总是穿着皮背心与衬衫的赛尔波就像大家的爸爸，他的严谨在这一伙杂乱无章的男同志中独树一帜。他更亲身参与70年代各场激化性平会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抗争活动，参加过最初的解放示威游行，还有那场占领卫生署办公室、迫使面目可憎的瑞典官僚将同性恋从疾病列表中废除的传奇战役。
赛尔波和拉许欧克，两人犹如针与线，形影不离，总是那么活跃、那么积极。
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参加男同志夏令营活动。营队一开始在丹麦举行，几年后也开始在瑞典举办。在提米夜总会旁的“粉红房间”书局，若有举办英格·爱德菲尔特或雪丝汀·索瓦德等作家的读书会，他们一定排除万难参加。假如是杨·哈玛伦德在某间左派朋克风的咖啡厅演唱法文歌，他们一定坐在听众席上，洗耳恭听。他们绝对不会错过电影俱乐部放映的罗萨·冯·普劳恩海姆导演的大片。他曾亲口说过：“病毒本身是不带道德观的。堕落的，不是同性恋者，而是他所身处的社会！”当理查·沃尔夫还年轻时，曾在船岛区的桨帆船剧院演唱过《情杀》，这些都是他们共同的回忆。
他们的兴致总是如此高昂，总是充满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