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过去了。10月中旬，律师们了结了有关哈里遗产的工作，汤姆和拉弗斯成了布赖特曼阁楼书店及其所在楼宇的合法业主。那时汤姆和哈妮已经结婚，露西进了当地的公立321学校，上五年级，对她母亲在何处这个问题仍然守口如瓶。雷切尔还跟特仁斯在一起。伍德—乔德尔婚礼后的一周，雷切尔打电话来告诉我，她已有两个月的身孕。
我继续在书店干活儿，但自从6月底哈妮的戏剧性出现后，我们分担了这份工作，也即我只要有一半时间在那里就行了。不上班的时候，我继续为《人类愚行大全》草草记下些逸闻轶事。还有，也正如露西所提议的，当汤姆和哈妮晚上出门不在家时，由我接替照看她。他们仨一起生活的头几个月里，这确是常有的事儿。哈妮在乡下时对城市有所向往，现在住在了纽约，她想充分享受这个城市所提供的一切：戏剧，电影，音乐会，舞蹈表演，诗朗诵，斯塔滕岛渡轮上的月光游览。看见懒散而迟钝的汤姆在他新婚妻子的有力影响下变得活跃起来了，我深感欣慰。哈妮来后没几天，他就不再在如何处置遗产问题上犹豫不决，而决定卖掉房子。用出售房子所得收益的一半，他们就可在这个社区买一套两个或三个卧室的公寓房还绰绰有余，剩下的钱还可以帮他们维持到谋得正式工作——最可能是下学年私立学校的教师。数月之后，约在10月中旬，汤姆体重掉了近二十磅，这使他看来很像从前年轻的大拇指博士。家里做的饭显然很合汤姆的胃口，与他所预言的相反，哈妮没有让他厌烦，没有使他失望，也没有挫伤他的锐气。一日又一日，她渐渐地把他转变成命中注定的那个男人。
在这爱巢里有那么多令人乐观的新篇章，读者或许会被误导，以为欢乐幸福普遍地笼罩着我们布鲁克林这个小天地。哎，不是所有的婚姻都一定能幸免于难的。大家都知道这点，可我们之中有谁能料到，在这个社区最不快乐的人竟是汤姆的前任，“美丽的完美母亲”呢？那天在展望公园的林子里，她的丈夫确实给我留下了坏印象，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愚蠢到视妻子为当然之物而不予珍惜的地步。南希·马祖凯利是世间难遇之人，如果一个男人有幸赢得了马祖凯利的芳心，他从此要做的事情就是尽一切努力不要失去她。然而，男人（正如我在此书前面章节里详细描述的）都是些愚蠢的家伙，美男子詹姆斯·乔伊斯则是蠢中之蠢。因为这个夏天南希的母亲和我开始交往（待稍后细述），我是她家晚餐桌上的常客，正是在卡罗尔街，在她们的家里，我听说了吉米过去道德上的过失，并眼看他和南希的婚姻突然破裂。他居然在已经有了B.P.M.这样的女人之后，还开始干他的蠢事——那是整整六年前，南希怀着她的第一个孩子德文。当她知悉她丈夫与翠贝卡社区一个酒吧女的绯闻后，暂时把他赶出了家门，可孩子一生下来，她就没有力量来拒绝他的保证了——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这种事儿再也不会发生了。但在这种事情上，诺言是靠不住的，谁知道此后又接二连三发生了多少次私通呢？据乔伊斯估计，大约不少于七八次，既有一夜未归，也有上班时在后楼梯井的匆促行事。南希为人一向大度宽容，不轻易相信这些谣传。可当吉姆跟其福莱人员同事玛莎·艾夫斯好上以后，事情就动真格的了。他说他坠入了爱河，便于2000年8月11日，即我在哈里丧礼上第一次见他后的两个月，打包出走了。
十二天后，我的肿瘤医生告诉我说，我的肺部依然很干净。
此后仅四天，雷切尔与汤姆和哈妮合伙策划了一个惊人的诡计，让我以为我要去谢伊体育场的棒球比赛——其实是为我的六十岁生日开一个惊喜派对。按照计划，我要到汤姆的公寓楼去接他，可我一踏进门，就有十多个人向我蜂拥而来，抱我，亲我，拍我的背，更不必说爆发出一阵狂放的叫喊和歌唱。对这一好意的袭击，我毫无准备，身体被冲撞得差一点儿要呕吐。这场喜庆活动一直闹到夜里，有一刻，他们还劝说我站起来发表讲话。那香槟酒早已浸湿我的脑子，我想我是瞎扯了一会儿，说了些莫名其妙又不连贯的笑话，我的半醉的听众竭力想弄明白我究竟在说些什么。这篇醉后演说的内容，我现在唯一能记起来的是一段简短的关于凯西·斯滕格尔的敏锐语感的离题话。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我想我甚至用了这位大师的语录来结束我的讲话。“他们不是平白无故地称他为老教授的，”我说，“不仅因为他是我们心爱的大都会棒球队的第一名教练，而且，甚至对人类普遍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为数众多的英语句子的作者，这些句子改变了我们对英语的理解。在我坐下之前，请允许我留给你们这句价值连城、难以忘怀的如珠妙语，在本人生活过来的六十年里，这句话比任何话都准确地总结了我的人生经验：‘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都会有一个时机到来，我则有很多的时机。’”
纽约市地铁棒球锦标赛开始了，又结束了。天气变凉快了。戈尔在竞选，对手是布什。在我心目中，其结果毫无疑问。即使纳德尔从中捣乱，民主党看来也不可能失败，在这个社区，不论我到哪儿，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几乎都是同一观点。只有汤姆显得忧心忡忡。他这个人，一谈起美国政治就成了最大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对目前这一势均力敌状况尚难预测。如果布什成了胜利者，他说，我们就不必再提所有那些关于“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花言巧语。此人并非保守派。他是极右思想体系的拥护者。从他宣誓就职的一刹那开始，美国政府就会被一帮疯狂的极端分子所控制。
就在大选前一个星期，奥罗拉终于出现了——不过三十秒后又消失了。其联系方式是打给汤姆的一个电话，可那天早晨无人在家，所以除了听那段不完整的电话录音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进行得下去的事情要做。这录音我跟汤姆和哈妮不知听了多少遍，反正那录音带被我们倒来倒去，次数之多足以使我背得出其中的每一句话。每次听她的声音，我都觉得她似乎又多一点儿绝望，又多了一点儿焦虑，又多了一点儿畏惧。她低声地说着，音量从头至尾几乎不超过耳语，可她的话却有着惊叫的冲击力，令人十分难受。
汤姆。是我，罗莉。我用付费公用电话给你打电话，没有多少时间。我知道你可能讨厌我，可我很想念露西，就想知道她好不好。别以为这很可笑，汤米。我想了又想，觉得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她不能再待在这儿。一切都已破碎。这是坏消息。我自己也一直试图出走，可这太难了，我从不能独自一人……给我写封信，好吗？我没有电话，但你可用这个地址和我联系：山楂街87号……糟糕。得走了。对不起。得走了。
电话筒咔嚓一声放回挂钩，这等待已久的电话就这样没有说完便突然中断了。我们忧心如焚，深感事态的严重，可我们仍然不知道她的下落。汤姆因他的妹妹过去有过类似的时刻，尽管也像我一样为她万分操心，但由于疲惫、恼怒及多年的失望和悔恨，他的忧虑已有些疲沓。“她是我所知的最不负责任的一个人，”他说，“露西终于开始习惯跟我们在一起了，现在，过了该死的这么多个月，她居然来电话说她想她。这是什么样的母亲啊？她要我给她写信，可连她住在哪个城市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不公平，内森。哈妮和我在尽我们所能来帮她，可到头来我们更加困惑，更像是看戏。真够受的了。”
“这或许是不公平，”我说，“可罗莉身处某种困境，我们必须找到她。我们别无选择。你就以后再跟我谈你的看法，好不好？”
此后，对我而言，整个世界都变了。2000年大选之灾就发生在几天之后，可尽管后来五周内汤姆和哈妮惊愕地坐在电视机前，注视共和党召集其帮凶改变佛罗里达州的开票结果，而后又操纵最高法院谋划代表其利益的合法政变，尽管这些犯法行为有渎美国人民，我的外甥及其妻子参加了游行示威，发信给国会议员，在无数抗议书和请愿书上签名，我却专心致志于唯一的一件事情：找到罗莉，并把她带回纽约。
山楂街87号。或许是霍桑街，以一人名而非一种灌木命名——甚至可能就是纳撒尼尔·霍桑，这位无意间导致我们可悲而不幸的友人死亡的小说家。这是一种苦涩的关联，意义不大，甚至毫无意义，但这一切都阴森怪异，似乎这个出现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同一个词在哈里与奥罗拉之间建立了一种隐秘的关系：一个永远走了，另一个联络不上，两者都是无形之人。除了那唯一的线索，一切都要靠猜测揣度，但因为露西说话带有南方口音，又因为她把她母亲放在“卡罗来纳卡罗来纳”这个并不存在的地方，我便决定从真有的卡罗来纳——北卡和南卡——着手我的寻查。遗憾的是奥罗拉及其丈夫没有电话。如果他们被列入了电话簿，那就有可能给这两个州所有城镇的电话问讯处打电话，一问到山楂街（或霍桑街）87号大卫·迈纳的电话号码就可以找到他们了。这样做十分费力，却总能产生积极的结果。但这个方法不适宜于我，我就只好选择逆向处理的办法。一个星期天，我乘火车去了普林斯顿，跟我怀孕的女儿及其温驯的丈夫一起在电脑屏幕前坐了十二个小时。特仁斯或许缺少魅力，可他是个科技方面的超级勇士，所以次日早晨我便满载而归，带回了列有南、北卡罗来纳州所有山楂街和霍桑街的打印材料。用这两个街名的街道竟有数百条之多，我看了不禁目瞪口呆。太多了。要访遍单子上所有的87号，我得在旅途上花去六个月的时间。
该是我求助于亨利·皮普尔斯的时候了。他是我在中大西洋事故和人寿保险公司的老同事，我们公司最出色的调查员之一，多年来我们曾在许多案子上合作。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案子是所谓的“杜宾斯基案”，此案使亨利几乎成了调查界的传奇式人物。阿瑟·杜宾斯基五十一岁那年，被虚报在落基山脉严重撞车事故中坠崖死亡，其实是他杀死了纽约街头一个流浪汉，用其尸体来冒充他本人的。莫琳，他的二十八岁的第三任妻子，为此获得一百六十万美元保险费，然后，仅一个月之后，卖掉了她的曼哈顿合作公寓房，消失不见了。亨利一开始对杜宾斯基就有怀疑，所以继续监视莫琳。当她突如其来地离开纽约的时候，他向其部门主管递交了一份报告，那位主管授权允许他追查她的行踪。经过九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他终于找到了杜宾斯基夫人——她与其完好无损的丈夫住在西印度群岛的圣卢西亚岛。我们设法把百分之八十五的保险费收了回来。阿瑟·杜宾斯基因谋杀罪落得个身陷囹圄的下场，亨利和我则被赏予一大笔红利。
我和皮普尔斯一道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我不愿妄称我曾喜欢过他。此人奇特古怪，令人不快。他严格坚持素食，个性冷漠，像一杆熄灭了的路灯柱。穿着皱巴巴的涤纶西装（大多是褐色），戴着厚厚的角质架眼镜，头皮屑总是纷纷扬扬，对任何闲聊则反感得吓人。你可以手臂裹着绷带或眼睛盖着眼罩出现在办公室，亨利不会说一句话。他会盯着你看一会儿，注视你伤口的细微之处，然后，不问你是如何受伤的，也不问你痛不痛，就若无其事地把他的报告放在你的桌子上。
他还有扭动身躯钻进洞里，把失踪之人吓唬出来的本事。现在他已退休了，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帮我的忙。幸好他尚未搬离他在皇后区的老公寓楼，与他的孀居妹妹和四只猫住在一起。我拨了他的电话号码，铃响第二声他就拿起了电话。
“你就开个价吧，”我说，“你要多少，我付多少。”
“我不要你的钱，内森，”他答道，“只要付我的开销就行，就这样定了。”
“这事儿可能要花几个月。我不愿看到你费了那么多时间，却毫无所获。”
“没关系。不是这么回事，好像这些日子我没更多的事要干。我是要重新登上马鞍，重过整个光荣岁月里的生活。”
“光荣岁月？”
“没错。所有那些我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内森。杜宾斯基。威廉森。奥哈拉。鲁皮诺。你记得这些案子，是吧？”
“我当然记得。我那时不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亨利。”
“我可不是这样的人。至少我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看在从前交情的面上，你可以信赖我。”
“我认为是北卡罗来纳州或南卡罗来纳州。但我可能是错的。”
“别担心。只要迈纳以前有过电话，我就能找到他。会在猎袋里的。”
六个星期后，一天午夜，亨利给我打来电话，对着我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四音节的地名：“温斯顿—塞勒姆”。
次日早晨，我已在飞机上了，往南向烟草之乡的中心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