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辆汽车是我过去的遗物。在纽约，我不必用车，可我又一向太懒，也就懒得去卖掉，所以这车一直停在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联合街停车库里，自从我搬到布鲁克林来之后，一直没有开过，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一辆1994年的灰绿色的奥兹莫比尔·卡特勒斯车，一台难看得惊人的金属制品。但这车还是可以干它该干的活儿，在被闲置长长的两个月之后，车钥匙一按，那引擎也就启动了。
汤姆是司机，我坐在副驾驶，露西坐后面。尽管头天晚上我向她做了保证，但她仍然不想跟帕梅拉和佛蒙特有什么关系，对我们违背她的意愿把她送走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从逻辑上来讲，她是有道理的。既然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她手里，那么开三百英里把她送过去，唯一结果是再开三百英里把她带回来，其目的又何在呢？我对她说过，她应该给帕梅拉的试验计划一个合法的机会。她假装表示同意，但我知道她决心已下，任谁也无法改变。她坐在车的后座，噘着小嘴，面有愠色，默不作声，俨然是我们残忍的阴谋诡计的无辜受害者。我们沿95号州际公路经过布里奇波特市郊时，她睡着了。在此之前，她只是望着车窗外，无疑在想她这个舅舅和舅公有多可恶。但后来事情的进展证明，我把她想错了。露西比我想象的要机敏得多，与其说她坐在那里生闷气，还不如说她在动脑子想办法，用她的聪明才智筹谋一个计划，扭转局面使之不利于我们，从而使她能掌握自己命运。这是一个卓越的谋划——如果我自己私下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无赖计划，其足智多谋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人们只能手触帽檐致以敬礼。有关此事暂且不谈。
露西在后面谋划和瞌睡的时候，汤姆和我在前面谈天说地。自从1月份辞去出租车司机工作以来，他一直没有摸过方向盘，现在重又开车这件小事似乎给他体内添加了兴奋剂。前两个礼拜，我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可从来没有见到他像6月初的这天上午那样轻松愉快。在他带我们顺利通过市内的车水马龙后，我们上了通往北部的多条高速公路中的第一条，正是在那些开阔的公路上，他的心情松弛下来了，丢弃了压在他心头的苦恼，暂时停止了对世界的憎恨。放松了的汤姆是个健谈的汤姆——这是用于前大拇指博士的大拇指法则，从早晨大约八点半到中午过了很久，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不论是与我们相关的或是无关的神秘奥妙的话题，他那些故事、笑话和讲演真如潮水一般向我涌来。
谈话从议论我的《人类愚行大全》开始。关于我正在写的杂乱故事，他想知道其进展情况。我告诉他，我正在往前赶，还看不到终点，所写的每个故事连带出另一个故事，而另一个故事又连带出第三个故事。我说到这里，他用右手拍拍我的肩膀，做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定论：“你是一个作家，内森。你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不，我不是，”我说，“我只是一个退休的人寿保险推销员，没有更适当的事可做，搞这个来消磨时间，就这么回事。”
“你错了，内森。经过沙漠中的徘徊岁月，你最终将找到你真正的职业。现在你不用再为金钱而工作，你正在做这个事，这就意味着你会一直做下去。”
“笑话。没有人在六十岁当上作家。”
这个前研究生和文学学者清了清嗓子，请我原谅他和我持不同意见。他说，谈到写作，并无法则可循。仔细观察一下诗人和小说家们的生活，你可以了解到的是十足的混乱、无休止的异乎寻常的纷扰。那是因为写作是一种疾病，汤姆接着说，你可以称之为精神的传染或流感，所以可能在任何时候突然侵袭任何人，不论是年轻的或年迈的，坚强的或脆弱的，酒醉的或清醒的，神志正常的或精神错乱的。审视一下巨匠和半巨匠的花名册，你会发现作家当中包括各种性倾向，各种政治倾向，各种人的特性——从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到掩人耳目的腐化堕落。他们中有罪犯和律师，有间谍和医生，有士兵和未婚女人，有旅行家和隐士。如果谁也不能排除在外，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一个年近六十的前人寿保险经纪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呢？哪个执法者宣布过内森·格拉斯没有染上这种写作病呢？
我耸了耸肩。
“乔伊斯写了三部长篇小说，”汤姆说，“巴尔扎克写了九十部。我们现在会觉得有什么差异吗？”
“我不觉得。”我说。
“卡夫卡用一个夜晚写出第一篇小说。司汤达在四十九天内写出《巴马修道院》。梅尔维尔写《白鲸》用了十六个月。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花了五年时间。穆齐尔用了十八年写《没有个性的人》，至死也没有写完。我们现在还关心这些事吗？”
这个问题似乎不用回答。
“弥尔顿是个瞎子。塞万提斯只有一条手臂。克里斯托弗·马洛三十岁不到就在一场酒馆斗殴中被刺死。那刀显然直插他的眼睛。对此，我们该想些什么？”
“我不知道，汤姆。你告诉我吧。”
“没什么可想的。什么可想的也没有。”
“我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
“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修改’过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一个自以为是、把《草叶集》贬为道德败坏之作的笨蛋，居然敢碰神圣艾米莉的作品。还有可怜的坡，醉倒在巴尔的摩的街沟里，死得也荒唐。他真倒霉，居然挑选鲁弗斯·格里斯沃尔德做他的文学遗产执行人。他几乎不知道格里斯沃尔德看不起他，这个所谓的朋友和支持者竟会花好多年工夫试图诋毁他的名声。”
“可怜的坡。”
“埃迪没有好运。生前死后命都不好。1849年，他们把他埋葬在巴尔的摩一个公墓，可直到二十六年后才有墓碑竖在他坟上。他的一个亲戚在他死后立即委托某人办墓碑的事，可这事给办得稀里糊涂，就像又一则黑色幽默，使你惊疑究竟是谁在管理这个世界。谈谈人类愚行吧，内森。那大理石工场正好坐落在一段高架铁路底下。就在墓碑快刻完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出轨事故。火车车厢就翻倒在工场上，那块墓碑被压碎了。那个亲戚没有足够的钱再订购一块石碑，坡就这样在一块没有标志的坟地里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汤姆？”
“众所周知的事。”
“我可不知道。”
“你从未上过研究生院。当你挺身而出为民主力争世界安全的时候，我可坐在图书馆的小单间里，把那些无用的信息塞满了我的脑袋。”
“最后是谁付了那墓碑钱？”
“当地一群教师组织了一个筹款委员会。信不信由你，他们花了十年才筹足这笔钱。墓碑制作完毕后，他们把坡的遗骸从墓中掘出，由马车运往巴尔的摩一个教堂墓地。墓石揭幕式举行的上午，有一特殊仪式安排在一个叫作西方女子中学的地方。一个极好的名字，你说是吗？西方女子中学。所有重要的美国诗人都邀请了，但惠蒂尔、朗费罗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都借口没有来。只有沃尔特·惠特曼专程来了一趟。他作品的价值比所有其他诗人加在一起还高，所以我视之为崇高的诗人正义行为。饶有兴味的是，那天上午斯蒂芬·马拉美也在那里，不是亲自出席，而是专为这次活动写了著名的十四行诗《埃德加·坡之墓》，尽管他没能在这一仪式前及时写完，但他的心灵却在那里。我赞赏这点，内森。惠特曼和马拉美，现代诗歌的双父，一道站在西方女子中学里纪念他们共同的先辈，名誉被毁而又失宠的埃德加·爱伦·坡，美国献给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作家。”
是的，这天汤姆的精神状态极佳。我想，他多少有点儿狂热，但他漫无边际、学识渊博的滔滔话语无疑有助于排遣长途驾车的沉闷。他会沿一个方向开上一会儿，到一个交叉路口就急剧地转往另一方向，从不暂停下来考虑一下究竟向左转好还是向右转好。正如俗话所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既然这个罗马纯粹是个文学天地（他似乎无所不知），他决定拐向何方就无关紧要了。从坡，他突然跳向了卡夫卡。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死亡的年龄。坡享年四十又九个月，卡夫卡四十又十一个月。这是一种并不重要的史实，只有汤姆才记得或关心，但我发现自己也比较有兴趣，因为我的半生一直在研究保险计算表，分析各种职业人士的死亡率。
“死得太年轻了，”我说，“如果他们生活在今天，有药物、抗生素挽救他们的生命，他们便有活下去的好机会。如果我在三四十年前就得了癌症，那我现在就不可能坐在这辆车里了。”
“是的，”汤姆说，“四十岁是太年轻了。可再想想，有多少作家甚至还活不到这个年龄。”
“克里斯托弗·马洛。”
“二十九岁就死了。济慈二十五。乔治·毕希纳二十三。请想一下，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德国戏剧家二十三岁就死了。拜伦勋爵三十六。艾米丽·勃朗特三十。夏洛蒂·勃朗特三十九。雪莱只差一个月三十。菲利普·锡德尼爵士三十一。纳撒尼尔·韦斯特三十七。威尔弗雷德·欧文二十五。乔治·特拉克尔二十七。莱奥帕尔迪、加西亚—洛尔迦和阿波利奈尔都是三十八。帕斯卡三十九。弗兰纳里·奥康纳三十九。兰波三十七。两个克莱恩，史蒂文和哈特，分别为二十八和三十二。还有卡夫卡最喜爱的作家亨利奇·冯·克莱斯特，三十四岁时与其情人双双自尽。”
“卡夫卡是你最喜爱的作家。”
“我想是的。二十世纪的作家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
“你的博士论文为什么不写他呢？”
“因为我糊涂。也因为我想我应该当一个美国文化研究学者。”
“他不是写过《美国》吗？”
“哈哈。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我记得他关于自由女神像的描写。那老姑娘手里高举的不是火炬，却是一把指向天空的利剑。一个不可思议的形象，让你觉得好笑，同时吓得你屁滚尿流，好像噩梦一场。”
“原来你读过卡夫卡。”
“读过一些。长篇小说，或许还有十多个短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年纪还轻。卡夫卡的妙处在于他会跟你待在一起，一旦你浏览了他的作品，你就不会忘记了。”
“你读过他的日记和书信吗？读过哪部传记吗？”
“你了解我，汤姆。我这个人不大认真。”
“可惜。你知道他的生活越多，你对他的作品就越感兴趣。卡夫卡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你知道，而且是一个非凡的人。你听说过玩偶的故事吗？”
“不记得了。”
“啊，那你仔细听着。我讲给你听，把它作为支持我的看法的第一个证据。”
“我不一定能听懂。”
“很简单的。我的目的是证明卡夫卡此人确实卓尔不群。为什么要从这个特定的故事开始呢？我不知道。昨天早晨露西突然出现以后，我一直念念不忘这个故事。这期间应有一种关联。究竟是怎样的关联，我还没有琢磨出来，但我想，这里头有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提醒我们该怎么做。”
“你这序言太长了，汤姆。你直接讲故事就行了。”
“我又在胡说八道了吗？你瞧这一切，阳光，汽车，一路以六十至七十英里时速奔驰。我的脑子要爆炸了，内森。我很兴奋，要干什么都可以。”
“好。现在给我讲故事。”
“行。讲故事。玩偶的故事……这是卡夫卡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爱上了年轻姑娘多拉·戴芒特。她只有十九或二十岁，是从她在波兰的犹太教哈西德教派家庭里逃出来的，现在住在柏林。她只有他的一半年纪，但就是她给了他离开布拉格的勇气——他想做这件事已有多年，她是与他同居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人。1923年秋天，他移居柏林，第二年春天就死了。尽管他健康恶化，尽管柏林的社会状况很糟：食品匮乏，政治暴乱，还有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他无疑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可这最后的几个月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每天下午，卡夫卡出去到公园散步。多拉常常陪他一起去。有一天，他们遇见一个小女孩在伤心啜泣。卡夫卡问她怎么啦，她说她的玩偶不见了。他马上就编了一个故事，告诉她是怎么回事。‘你的玩具娃娃旅行去了。’他说。‘你怎么知道？’她问。‘因为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卡夫卡说。小女孩看来不大相信。‘你带着信吗？’她问。‘没有，对不起，’他说，‘我把信留家里了，我做得不对，但明天我会带来。’他说得那么可信，那小女孩便不知道再多想什么了。这个神秘的人说的是真话，这是有可能的吧？
“卡夫卡径直回家写信。他在书桌旁坐下，多拉看着他写信，她发现他的神情就像平时写作时一样认真、紧张。他不是要骗那个小女孩。这是真正的文学劳作，而他决心把它写好。如果他能编造一篇美丽而有说服力的谎言，这就会弥补小女孩的损失，尽管写的是不同的现实，甚或是虚假的现实，但根据虚构法则，这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天，卡夫卡带着信急急忙忙赶到公园。那小女孩在等他。由于她还不识字，他便把信大声地念给她听。那玩具娃娃非常抱歉，因为所有的时间跟同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她感到厌倦，她要走出去看看世界，去交新朋友。不是她不爱小女孩，而是她渴望换换风景，所以她们得分离一段时间。然后娃娃答应每天给女孩写一封信，让她及时知道她所做的事情。
“这故事就在这里开始打动我的心。卡夫卡不嫌麻烦写第一封信就足以令人吃惊，不料现在他又要自己承担每天写一封信的责任——不为别的，只为了要安慰这个小女孩。而他和她素不相识，只是一天下午在一个公园里偶然碰见了她。什么样的人才做这样的事？他连续写了三个星期的信。内森。三个星期。他是史上最卓越的作家之一，但他却牺牲自己的时间——对他而言时间已越来越少而显得更加珍贵——为一个丢失了的玩偶虚构书信。多拉说，他每写一句都为细节苦思冥想，其文笔明晰、有趣而引人入胜。换言之，这就是卡夫卡的文体。三星期，每一天，他都去那个公园，给那女孩念不同内容的信。玩偶长大了，上学了，认识了别的人。她继续要小女孩相信她爱她，但也暗示说，生活中某些复杂因素使她不能回家。一点儿一点儿地，卡夫卡让小女孩做好心理准备，知道玩具娃娃将永远从她生活中消失的时刻就要来临。他竭力要写出一个满意的结尾，担心如果写得不成功，这魔力就将失效。试过多种可能后，他最后决定把玩偶嫁出去。他描述了她爱上的年轻人、订婚派对、在乡下举行的婚礼，甚至还有玩偶和她丈夫现在住的房子。然后是最后一行字，玩偶向她心爱的老朋友告别。
“到了这种地步，小女孩当然就不再想念那玩具娃娃了。卡夫卡给了她别的东西，到三个星期结束时，那些书信已经消除了她心头的不愉快。她知道了这个故事，而当一个人有幸生活在故事之中，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时，这世界的悲苦也就消失了。只要这故事不断延续下去，现实也就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