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我去附近一家珠宝店再买一条给雷切尔的项链。我不愿在礼拜天早上去按门铃打扰B.P.M.，但我特别要求这个女售货员，让她把带有南希·马祖凯利商标的各种首饰都给我看一下。那女人笑了笑说，她是南希的老朋友，接着迅即打开一个玻璃橱，从中陆续取出八到十种南希的工艺样品，一次一件地放在柜台上让我看。这最后一条项链，碰巧跟现在每晚放在宇宙小馆现金出纳机里的那条几乎一模一样。
我打算直接回我的公寓楼。我进珠宝店时，忽然想起几件趣闻轶事，所以急着回到我的书桌旁，把它们加进正在不断扩大的《人类愚行大全》。我懒得去数到目前已写了多少条，该有近百条了吧。这些趣闻轶事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会涌现在我脑子里（有时甚至会出现在梦中），根据这种情况，我估计我有足够多的资料来继续进行这项多年计划。然而，走出珠宝店不到二十秒，谁不能遇到啊，却偏偏撞见了南希·马祖凯利，B.P.M.本人。我在这个社区住了两个月了，每天早晨和下午都要散步很久，去过不知多少商店和餐馆，坐在圆环咖啡馆外注视成百上千人阔步走在大街上，但在那个星期天上午之前，我没有在公众场合见过她一眼。我的意思不是说她逃过了我的注意。我注意每一个人，如果我先前看见过这个女人（她就是公园坡社区的当今女皇了），我一定会记住她。现在，由于星期五在她家门口的匆促会见，情况就突然改变了。就像你晚些时候才把一个词加进了你的词汇库——然后不论你往哪儿转身都能听到这个词——不论我往哪儿转身突然都是南希·马祖凯利了。始自周日邂逅，几乎没有一天我不会碰见她，或在银行，或在邮局，或在社区的某条街上。她还终于把我介绍给她的孩子（德文和萨姆）；她的母亲乔伊斯以及她的“福莱人员”丈夫，吉姆，非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詹姆斯·乔伊斯。B.P.M.忽然从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变成了我生活中随时联系的人中的一个。尽管本书以下的篇章很少提到她，但她总在那儿。从字里行间观察她吧。
那第一个星期日，并无任何重要性可言。嗨，内森，嗨，南希，你好吗，不错，汤姆怎么样，天气真好，很高兴见到你，等等。此乃大城市中心的小镇攀谈。若有任何重要的细节值得报告，那就是她没有穿工作服这件事。这一天暖和得不同寻常，南希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件白色棉T恤衫。因为T恤衫塞在裤内，所以我注意到她的腹部是平的。当然，这并不意味她没有怀孕，但即使她是在头三个月的早期，星期五那天她穿工装裤也不是为了遮掩任何鼓凸。我把这记在心里，待下回见到汤姆时告诉他。
星期一上午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项链寄给雷切尔，并附上一个短字条（想你——爱你的，爸爸），可到了晚上九点左右，我开始感到不安。我是周二晚上把信寄给她的。假定这信周三清早发出，周六就该到她那儿了——最迟也就是星期一吧。我女儿从来不爱写信（她通信大多用电子邮件，我不用），所以我等她打电话跟我联络。周六、周日到了，又过去了，没有来一句话，那么周一就应该是她打电话的日子。六点以后，她下班回到家，读到我的信。不管我怎样严重地得罪过她，我不能想象雷切尔对我所写的内容会不回应。我坐在我的公寓房里，等着电话铃响，可到了九点还毫无动静。即使她拿定主意晚饭之前不打电话，那九点的时候晚饭也应吃完了。有一点儿绝望，有一点儿害怕，还有由绝望和害怕引起极大的局促不安，我终于鼓起勇气拨她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铃响四下后电话答录机咔嗒一声接上了，没等信号声响我就把电话挂了。
星期二仍没人接。
星期三仍没人接。
不知还该做什么，我决定打电话给伊迪丝，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和雷切尔经常联系，不得不跟前妻说话让我感到悸惧不安，但我没有理由料想她不给我直接的回答。正如哈里雄辩地指出的，“前”标志一种处境。如今我跟我“终身伴侣”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看看她在我的已兑现赡养费支票背面的签字。她于1998年11月申请离婚，一个月后，还是在判决下来之前很久，我被诊断患有癌症。值得肯定的是，伊迪丝允许我在老房子里需要待多久就待多久，这也是我们很晚才卖房子的原因。房子卖掉后，她用她的一部分钱在布朗克斯维尔买了一套合作公寓房——雷切尔曾用她那向来生动的遣词风格对我说：“很不错的房子。”——也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上成人教育课程，至少去欧洲旅行了一次，还有，如果流言蜚语属实，她和我们的律师朋友，年迈的杰伊·萨斯曼好上了。他的妻子两年前去世了，既然他对伊迪丝垂涎已久（丈夫们善于察觉此类事情），一旦我离开她，他向她靠拢，那就再也自然不过了。愉快的鳏夫和开心的离婚女子。是啊，这对他们俩都好。杰伊自然快七十岁了，但我有什么资格来反对别人的最后一两次探戈晚餐和黄昏的风月云雨呢？绝对坦率地说，我自己也巴不得有这样一番风情呢。
“喂，你好，伊迪丝，”她接电话后我说道，“我是过去圣诞节鬼魂。”
“内森？”听到我的声音，她似乎很惊讶，也有一点儿做作。
“很抱歉打扰你，但我需要打听点儿消息，能向我提供的只有你。”
“这不是你的又一个拙劣玩笑吧？”
“但愿如此。”
她对着话筒大声地叹了一口气：“我现在忙着呢。快说吧，好不好？”
“我推测是忙于请客吧。”
“你爱怎么推测就怎么推测。我不必告诉你什么，对吗？”她发出了一阵奇怪而刺耳的笑声——一阵怀恨而又得意、郁积已久而一触即发的冲动笑声，我简直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或许是一个被解放了的前妻的笑声。最后的笑声。
“不，当然不必。你有自由干你想干的事情。我只是打听一下消息。”
“关于什么？”
“雷切尔。星期一开始我就试着跟她联系，但似乎没有一个人在家。我只是想知道她和特仁斯是不是都好。”
“内森，你真是个白痴。你就什么都不知道？”
“显然不知道。”
“他们5月20日到英国去了，6月15日才回来。拉特格斯大学学期结束了。雷切尔应邀到伦敦一个会议上宣读论文，现在他们俩和特仁斯的父母正在康沃尔度假。”
“她从没告诉我。”
“为什么她得告诉你呢？”
“因为她是我的女儿，这就是理由。”
“如果你表现得更像一个父亲，她也许会告诉你。对她那样大发脾气，这就是你对她干的好事。谁给你权利这样做？她被伤害了……伤害得够呛。”
“我打电话道歉，可她把电话给挂了。最近我给她写了封长信。我在努力弥补这伤害，伊迪丝。你要知道，我真的爱她。”
“那就跪下来乞求宽恕吧。可别指望得到我的任何帮助。我当调解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没有要你帮忙。但要是她从英国打电话来，你或许愿意提一下，她回家时有封信在等着她。还有一条项链。”
“得了吧，老家伙。我一句话也不说。一句他妈的话也不说。你明白吗？”
关于离婚夫妇之间宽容和友善的神话就说到这儿吧。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我的一半心情是跳上下一列前往布朗克斯维尔的火车，赤手空拳把伊迪丝掐死，另一半心情是想啐唾沫。不过也得给这个老太太说句公道话。她的愤怒是如此强烈，兼有谴责和轻蔑的猛劲儿，这实际上倒帮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再也不给她打电话了。在我余生再也不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打。离婚在法律上把我们俩松绑了，把我们合在一起这么多年的婚约因此而解除了，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一样共同的东西，因为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将继续是雷切尔的家长。我曾臆断这种关系将阻止我们陷入永远的敌对状态。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那个电话是个终局，从此之后，伊迪丝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伊迪丝这三个空洞的字意味着有一个人已经不再存在。
第二天我一个人吃午饭。那天下午汤姆跟哈里在曼哈顿，跟一个最近去世的小说家的遗孀就其家庭藏书进行谈判。据汤姆说，这名小说家看来认识过去五十年里所有的重要作家，他的书架上塞满了他那些有名的朋友签了名或题了字的书。在图书行业内，这种书被称为“留念本”。汤姆说，这种书收藏家们热衷于搜寻，所以必然可卖好价钱。他还说，给哈里干活，他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外出的差事。这不仅可以免除那间布鲁克林的二楼办公室对他的拘囿，还可以让他有机会观察老板的所为。“他在演一场好戏，”他说，“总在不停地说话。总在不停地讨价还价。谄媚，蔑视，劝诱——无休止的佯攻虚击和退避躲闪。我并不信奉转世化身，但要是我相信，我可发誓，他来世将是一个摩洛哥地毯商。”
星期三玛丽娜不上班。因为没有汤姆做伴，我尤其盼望星期四能见到她，可一点钟我进宇宙小馆后发现她不在那儿。我问餐馆老板狄密特里奥斯，他回答说早上她打电话来说她病了，可能会缺勤好几天。我深感沮丧，沮丧得甚至可笑。昨夜被我前妻一顿臭骂后，我想再次确认对女性的信念，而又有谁比和蔼可亲的玛丽娜·冈萨雷斯更能帮助我呢？在进餐馆之前，我就已想象她戴着项链的模样（周一和周二她都戴着），我知道，只要看她一眼就会给我一个快活天地。由于心情沉重，我悄悄地进了一个空着的卡座，向狄密特里奥斯点了菜，他替代了我缺席的意中人。像平时一样，我在夹克衫口袋里带了一本书（《泽诺的意识》，汤姆推荐我买的），想到这天没人可交谈，我便打开斯维沃的长篇小说读了起来。
读了两个段落后，一个被通称为“麻烦先生”的男子来敲我的门。这是一场遭遇战，我在二十或二十五页前已有预感，现在是我把它讲述一番的时候了。记起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我至今不寒而栗。这个人，这个东西，我更喜欢叫他“麻烦”，这个从乌有之境的腹地浮现出来的恶魔，把自己打扮成三十来岁的UPS快递公司送货员的样子。他肌肉发达，嗓音洪亮，眼露愤怒之色。不，愤怒还不够形容我在那张脸上看到的神情。我想，暴怒似乎更接近，或者是狂怒，甚至是嗜杀的疯狂。不管怎样形容为好，反正他如风暴般冲进餐馆，用挑战口气大声斥问狄密特里奥斯：内森在不在？内森·格拉斯在不在？这时候，我知道这就是代号为“罗伯托·冈萨雷斯”的麻烦先生。我也知道，那条项链已经不在那个现金出纳机里了。可怜的玛丽娜星期二回家时忘了把它摘下来。或许这是个因粗心造成的不大不小的错误，但我不禁记起她想推却我的礼物时说的嘣的一声，再把这话跟狄密特里奥斯所说的她要缺勤“好几天”连起来一想，真不知这狗娘养的怎样狠毒地痛打了她一顿。
玛丽娜的丈夫在我对面的长椅上坐下，把身子俯向桌面。“你是内森？”他问道。“内森·他妈的格拉斯？”
“是的，”我说，“但我的中名不是‘他妈的’，而是约瑟夫。”
“行，你这个聪明蛋。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
“做什么？”
他把手伸进口袋，猛地把那条项链扔在桌子上：“这个。”
“这是生日礼物。”
“给我太太的。”
“是。给你太太的。这有什么错吗？玛丽娜每天为我端午饭。她是个非常好的姑娘，我想表达我的谢意。我付账时不是都给她小费吗？嗯，你就当它是一大笔小费吧。”
“这不对，老兄。你别跟有夫之妇乱搞。”
“我没有乱搞。我只是送她一件礼物，如此而已。我已经够老了，可以做她父亲了。”
“你有鸡巴，是不是？你还有球，是不是？”
“我最后一次看的时候，它们还在那儿。”
“我警告你，先生。你放开玛丽娜。她是我的母狗，要是你再靠近她，我就宰了你。”
“别叫她母狗。她是一个女人。你他妈的有幸娶她为妻。”
“我想叫她什么就叫她什么，笨蛋。而这个，”他拿起项链，在我眼前晃动，“这个臭屎玩意儿明天你就当早饭吃吧。”他用两手抓住项链，两手腕使劲猛然一扯就把项链拉断了。有些珠子滑落下来，在餐桌的塑料贴面上弹跳，有些留在他手心里，在他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把那些珠子扔在了我的脸上。如果我不戴眼镜，有一颗就可能进到我眼里。“下一次，我宰了你！”他咆哮着，用手指戳着我，像个乱了套的牵线木偶。“放开她，你这个老杂种，要不你就死定了！”
此时，餐馆里的每个人都瞧着我们。你不是每天坐下来用午餐时都能欣赏到这样引人入胜的场面的，可现在麻烦先生申斥我完毕，这场戏看来已近尾声。我是这样想的。冈萨雷斯已经转身离开我，向门的方向走去，但卡座和其他餐桌之间的通道很窄，他还没有来得及走出去，个子高大又大腹便便的狄密特里奥斯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便开始了第二场戏。冈萨雷斯的脑子还在冒火，被这样一挡，过于恼怒的他就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你让那个臭皮囊滚出去！”他说（指的是我）。“你别再让他进来，要不玛丽娜不再给你干事！她辞职！”
“那她辞职吧，”宇宙小馆业主说，“这是我的饭馆，别来告诉我在我的饭馆里该做什么。没有我的顾客，我就一无所有。你就滚你妈的蛋吧，告诉玛丽娜她结束了。我不再想看到她。而你——你再来我这地方，我就报警。”
这之后有一阵推推搡搡，尽管冈萨雷斯强壮结实，但在狄密特里奥斯面前只是小巫见大巫，在彼此又一次挥手威胁和对抗后，玛丽娜的丈夫就从店堂里消失了。这蠢货丢掉了他妻子的工作。但比这更糟糕的是——糟得多得多，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再见到她了。
餐馆一恢复平静，狄密特里奥斯就走到我桌旁坐了下来。他为这番骚扰表示道歉，并主动表示愿给我这顿午餐免单，但当我试图叫他不要解雇玛丽娜时，他没有让步。他是我们项链/现金收纳机游戏的志愿共谋者，但他说，生意就是生意，虽然他“非常非常”喜欢玛丽娜，却不想让她那个疯丈夫有机可乘。接着他所说的话就像滚烫的烙铁一样灼痛了我。“别担心，”他说，“这不是你的错。”
可这实在是我的错。这整个混乱局面都应归罪于我，我因为对无辜的玛丽娜所做的错事而鄙视自己。她最初的想法就是拒绝接受那条项链。她清楚她丈夫是何种货色，可我没有听从她的话，迫使她接受下来。我这个蠢而又蠢的行为除了带来麻烦外，真是毫无意义。上帝惩罚我吧，我自语道，把我扔进地狱，在那里把我烧上一千年吧。
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宇宙小馆用餐。每天我沿第七大道散步都还要经过它，但我一直没有获得再回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