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和汤姆一起吃午饭（这次在一家日本餐馆，因为玛丽娜那天没去宇宙小馆上班），巧得很，自慰竟成了我们谈论的话题之一。这是由我问他是否设法与其妹妹再度联系引起的。就我所知，家里人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琼死之前，她回新泽西州的家领回婴儿露西，那是1992年，整整八年了。此前，汤姆没有向我提起过她。据此，我想我的外甥女以某种方式从地球表面坠落下去，再也听不到她的信息了。
事实并不如此。1993年末，在我妹妹葬礼后不到一年，汤姆和他的两个研究生院学友想出一个挣些外快的办法。在安阿伯市郊有一所人工授精诊所，他们决定作为精子库捐赠者去提供服务。汤姆说，他们做此事只是觉得好玩儿，谁也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将精液装满小玻璃瓶，旨在使他们从未见过、连手也没有挽过的女人怀孕，这些女人接着会生孩子——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的姓名、生活和命运他们永远不得而知。
有人把他们分别领进一间间小密室。为了使他们进入这个项目所需要的精神状态，诊所想得颇为周到，给精液提供者看一堆色情杂志——一幅又一幅搔首弄姿的年轻裸女的诱人照片。鉴于雄性动物的本性，这样的形象很少不会引起坚挺和冲动的勃起。汤姆对工作一贯认真，此刻他急忙坐到床上，开始浏览那些杂志。一两分钟后，他的外裤和内裤都掉到了脚踝，他右手夹紧他的阳具，左手继续掀着杂志。干完此事只是个时间问题。然后，他在一份出版物上看见了自己的妹妹，后来他认出那份出版物名叫《午夜忧郁》。毫无疑问，她是奥罗拉——他一眼就看出她是谁。她甚至懒得改名换姓。六页整版的十多幅照片冠以“艳丽罗莉”之题，展现她不同程度的裸露和挑逗姿态：有一幅穿着透明的睡衣，另一幅穿着吊袜带和黑色长筒袜，还有一幅穿着齐膝漆革长筒靴，第四页上则是一个从头到脚全裸的罗莉，抚其小乳房，触其外阴部，撅起臀部，张开两腿，其宽度之大似不留一点想象空间。每张照片上她都露齿微笑，间或甚至大笑，眼睛因快乐和狂放的极度冲动而闪闪发亮，没有流露一点儿勉强或忧伤的神色，看起来她好像生活得很痛快。
“这事差一点儿把我气死，”汤姆说，“我的阳具在两秒钟里就软了下来，软得像棉花软糖。我穿上裤子，系上皮带，尽快地跑了出去。这事可把我打翻在地了，内森。我的小妹妹，竟在色情杂志上出卖色相。我是以如此骇人的方式发现这件事——晴天霹雳一般突然，在那该死的诊所，我正要手淫的那个时刻。这使我恶心，使我反胃。不仅是因为讨厌见到罗莉这个样子，而且也因为有两年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不知有什么事临到她头上，那些照片看来证实了我最可怕的梦魇。她才二十二岁，却已经堕入最低下、最卑贱的‘工作’：为金钱出卖肉体。这一切多么可悲，这使我想哭上它一个月。”
当你生活得像我一样久的时候，你往往会以为自己无所不闻，再无任何事情会使你感到震惊。你对你所知的所谓世界知识产生了一点自满情绪，然而不时地总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把你从你自鸣得意的优越之茧内震出，再一次向你提醒你还不懂得的生活的基本要素。我可怜的外甥女。那遗传彩票对她太有利，她赶上了所有赢钱的号码。汤姆的体型是从伍德家族遗传来的，奥罗拉不像他，而完全是格拉斯的。我们格拉斯家族的人普遍很瘦，高挑。她长得极像她母亲，有如一个模子刻出的——长腿，黑发，像琼一样柔媚灵秀。《战争与和平》里的娜塔莎跟她的大脚、笨拙的哥哥彼埃尔就全然相反。不用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得美，但在女人身上美有时会成为一种祸根，尤其你若是像奥罗拉这样的年轻美女：中学辍学，没有丈夫，赡养一个三岁的孩子，身上有狂放、反叛气质，对世界爱做拇指搁鼻端的蔑视手势，敢冒任何不期而遇的危险；一旦缺钱，外貌若是首要卖点，又何必犹豫脱去衣服、在相机前裸露自己？只要能应付局面，委屈自己接受那种类似的事，就意味着吃与不吃、生活得富裕与贫困之间任何程度的差异了。
“或许她只干了那一回，”我说，想以此稍稍安慰一下汤姆，“你知道，她付不起账单，一个摄影师来了，推荐这个工作给她。干一天就能拿很大一笔钱。”
汤姆摇摇头，从他脸上的愠怒神色来看，我的话不过是一种痴心妄想的无效练习罢了。汤姆并不知道全部实情，但他清楚，这故事既非始自《午夜忧郁》，也非止于《午夜忧郁》。奥罗拉一向是皇后区的脱衣舞娘（在人间快乐园脱衣舞夜总会，正好就是汤姆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晚上把两个醉酒商人送到的地方），曾出现在十多部色情电影里，给裸体照片杂志拍过六七次照片。她在性生意这个行当里连续干了十八个月，由于给她工钱不少，她可能会把这个惬意工作干更长时间，但就在汤姆从《午夜忧郁》上发现她照片后的九到十个礼拜之后，终于发生了一件事。
“我希望没有什么坏事。”我说。
“比坏事还坏，”汤姆答道，突然几乎要哭出来了，“在电影摄影场她被轮奸了。有导演，摄影师，还有摄制组一半的人。”
“我的天呐。”
“他们真的糟蹋了她，内森。结果她流了很多血，不得不到医院去检查。”
“我真想杀了那些害她的混蛋。”
“我也是。或者至少把他们送进监狱，但她不愿起诉。她所想的就是离得远远的，离开纽约这鬼地方。那是我得到她消息的时候。她写了一封由学校英语系转交给我的信。我意识到她当时的处境，打电话给她，要她带着露西到密歇根州来，跟我住在一起。她是个好人，内森。你知道这点。我知道这点。每个接触过她的人都知道这点。她身子里没有坏骨头。可能有点儿失控，有点儿任性，但十分单纯，轻易信赖别人，是世界上最不愤世嫉俗的人。我设想，她不羞于干这个色情行业，这对她倒也好。她以为这好玩儿。好玩儿！你能想象吗？她不知道这色情行业里多的是可憎的家伙，多的是世界上最邪恶、最卑鄙的人。”
就这样，奥罗拉带着三岁的露西搬到了密歇根州，跟汤姆一起在一所租屋的上面两层住了下来。她在离开纽约前挣的钱还算过得去，但大多已花在付房租、买衣服和为露西雇用专职保姆上，也就是说她的积蓄已快耗竭。汤姆有奖学金，但研究生生活的预算毕竟有限，所以他要在学校图书馆打份零工才能保持收支平衡。他们谈到过是否要打电话给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父亲，向他暂借一笔钱，但最后他们决定不这样做。对在新泽西州的继父菲利普·左恩，也是一样。罗莉少年时期反叛的乖张行为有好几年弄得家里不太平，所以他们也不想去找继父——在早先那些大吵大闹的日子里，他对其继女已渐渐看不起了。关于这点，汤姆没有向妹妹提过一个字，但他知道左恩曾为他们母亲的死悄悄责备过奥罗拉。她把琼长期逼入混乱和绝望的围城，对琼的所有这些痛苦，唯一的补偿就是能养育她的外孙女，这对她而言是一件意外的礼物。可最后连这件礼物也从她手里被抢走了。左恩因而觉得，是被迫与外孙女分离的悲痛害死了她。这或许是对这个故事的一种感情用事的阐释，可有谁能说他不对呢？说句大实话，在琼的葬礼那天，我也有过同样的想法。
罗莉没有乞求施舍，倒为自己在安阿伯一家法国餐馆找到了一份侍者的工作。她并无经验，但她的笑容、她修长的腿和她美丽的脸对餐馆老板很有吸引力，也因为她是个聪明灵巧的女孩，干活很快就能赶上，几天里就学会了日常的工作。这也许是从热气高扬的纽约生活的大幅跌落，但奥罗拉如今最终的期待就是兴奋愉快。经过惩戒和伤害，施于其身的邪行罪恶仍然萦绕心头，所以她渴望的只是一个平淡又平静的喘息机会，一个恢复精力的机会。汤姆提到她那时的种种噩梦，引起突然的阵阵啜泣，久久郁闷的沉默。此外，他还记得她和他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那是一段快乐时光，一段手足之情洋溢、彼此相亲相爱的时光。他终于让妹妹来到自己身边。能重新肩负起兄长的职责，是永远不会退减的乐趣。他是她的朋友和保护人，是她的向导和支持者，是她的靠山。
奥罗拉逐渐恢复了过去的勇气和活力，便开始谈及怎样搞到高中同等学力证书和怎样申请入大学。汤姆鼓励她去实现这个计划，并保证在她遇到太难的功课时帮助她。他反复说，要学习从不会太晚，重新开始学习从不会太晚，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晚了。几个星期过去了，罗莉迟迟不去实行自己的决定。汤姆明白，她的心思不在这上头。在不去餐馆上班的休息日里，她开始到当地夜总会去参加即兴表演，和三个乐师一起唱蓝调爵士乐歌曲。她有个晚上在餐馆招待他们时同他们认识的。不久这四个人就决定合作，组成一支小乐队，取名为“美丽新世界”。汤姆看了他们的表演，立刻明白罗莉继续上学的想法只是一时冲动，此时已经不存在了。他妹妹会唱歌。她一直有副好嗓子，但她现在年纪大了，她的肺脏又遭受过五万支香烟的尼古丁和烟气的侵袭，结果给她的嗓音增添了一种新的、有强烈吸引力的特色——深沉，带喉音，令人官能上感到愉悦，又有一种令人痛苦、源自挫折和不幸的真诚，让人正襟危坐，洗耳恭听。汤姆为她既高兴又担心。在一个月内，她和那个低音吉他手建立了密切关系。他知道她和露西会同他以及其他两个人离开这里，前往大一些的城市——芝加哥或纽约，洛杉矶或旧金山，不包括密歇根州安阿伯在内的美国其他城市——这只是迟早的问题。不管是不是自欺，奥罗拉把自己视为明星，除非世人的眼睛都朝她看，否则她不会感到愉快和满足。汤姆现在明白这点，所以他只是在形式上淡淡地劝她几句，希望她不要离开。昨日是色情电影，今日是蓝调歌曲，上帝知道明日是什么。他祈愿那个低音吉他手不要像他看起来那么笨。很巧，那个吉他手也叫汤姆。
那个不可避免的时刻来到了，“美丽新世界”及其小吉祥物终于登上一辆已行驶八万英里的普利茅斯牌二手面包车，朝着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方向开去。七个月之后汤姆才又得到她的消息：她午夜打来电话，在另一端给他唱“祝你生日快乐”，嗓音像先前一样甜美而纯净。
然后她又杳无音信了。像出现在密歇根州之前一样，奥罗拉彻底而神秘地消失了，汤姆一辈子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难道他不是她的朋友吗？难道他不是那种在她身陷任何困境时都可以依赖的人吗？他先感到受了伤害，后来是气愤，再后来是痛苦。音信全无的漫长日月又拖了一年多，他的悲伤变成了一种深沉的、不断加重的沮丧。他确信她发生了可怕的事情。1997年秋季，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在离开安阿伯前一夜，他收集了自己所有的笔记，所有的图表和名录，十三章没完成的论文的大量草稿，然后一页一页地放在后院的一个油桶里烧了。那了不起的“梅尔维尔篝火”熄灭了，他的一个室友开车把他送到公共汽车站，一个小时之后他已经在通往纽约的路上了。到那里三个星期后，作为黄颜色出租车的司机，他开始了这个定时定额的工作。然后，仅六星期之后，奥罗拉突然打来了电话。汤姆说，她既不狂热，也不苦恼，既没处于绝望厄境，也没张口要钱——她只是想见见他。
第二天他们一起吃午饭，起初二三十分钟他禁不住不停地看着她。她现在二十六岁了，依然楚楚动人，像世间任何女人一样可爱，但她的整个外观改变了。她仍像奥罗拉，但现在是一个不同的奥罗拉坐在汤姆面前，他说不上自己究竟喜欢新版奥罗拉还是旧版奥罗拉。过去，她的头发又浓密又蓬乱；她总是化妆，戴大的珠宝饰物，每根手指都戴着戒指，嗜好用非传统的新款服装打扮自己：绿色皮靴和中国风拖鞋，机车夹克和丝绸裙子，花边手套和长得惊人的围巾，一种半朋克、半奢华的风格，似乎要表达她年轻而勇敢的“滚你妈的”精神。现在，相比之下，她看来绝对端庄。她的头发剪短了；除了嘴唇上抹了细微的口红外，她没有化妆；她的衣着普通得有点儿过分：蓝色褶裙，白色开司米毛衣，一双没有特征的褐色高跟鞋。没戴耳环，只有右手的无名指戴着一枚戒指，脖子上则什么也没有戴。汤姆踌躇不决要不要问她，但他真想知道，她左肩上的文身——那只硕大的鹰是否还在那儿，或者说，为了努力净化自己，她是否抹掉了自己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要去除那只华丽的五彩鸟，她得经受痛苦呢。
毫无疑问，她很高兴见到他，但他同时也感到，她只谈现在的情况，而不愿意谈任何别的事情。这么长时间不和他联络，她没有表示道歉。谈到她离开安阿伯之后的来来往往，她只用几句话就把事实遮掩过去了。“美丽新世界”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她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两三个流行乐队里唱过歌，那里有男人，后来有更多的男人，她开始吸食太多的毒品。最后，她把露西托给两个朋友。她们是一对同性恋妇人，近五十岁，住在奥克兰——她自己则进了康复诊所，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总算完全戒除了毒瘾。整个历险故事不到两分钟就讲完了，它是从汤姆耳旁快速飞过的，他听得不明不白，所以要她谈得更具体些。于是她开始讲一个名叫大卫·迈纳的人，他是康复诊所里她那个小组的头儿，在她离开戒毒中心进入这个康复项目时，他已经好转了。她说，他独自一人成功地挽救了她，没有他，她可能永远不会康复。更可贵的是，在她遇到的人中，他是唯一不认为她是愚蠢的，唯一不把性事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装在脑子里，唯一不仅仅为她的肉体而追求她的人。当然，汤姆也是个例外，但妹妹是不允许嫁给哥哥的，不是吗？这是违法的，所以她要嫁给大卫。他们已经移居费城，两人都在找工作，暂时和他母亲住在一起。露西在一个很好的学校上学，大卫打算在他们婚后领养她。她到纽约来的目的是：请求汤姆为她祝福，并想知道他愿不愿意在他们婚礼上把她交给新郎。汤姆说，他当然愿意，这是他的荣幸。但他们的父亲呢，他问道，沿教堂走道把女儿送到圣坛前不正是父亲的职责吗？奥罗拉说，也许是吧，但父亲不是对他们两个都不关心吗？他完全被他的新太太和新孩子围住了，何况他又太吝啬，舍不得花销从洛杉矶到费城的机票钱。不，她说，这一定得是汤姆，非汤姆莫属。
他要她多讲些大卫·迈纳的情况，可她只说了个大概，而且说得含含糊糊，这似乎说明她对未来的丈夫知道得不像她应该知道的那么多。大卫爱她，他尊重她，他对她好，不一而足，但在这些话语里尚无足够牢靠的内容能使汤姆勾画出此人的样子。奥罗拉放低了嗓音，几乎是耳语似的补充说：“他笃信宗教。”
“笃信宗教？什么教？”汤姆问道，尽力不显示出他的忧虑。
“基督教。你知道，耶稣和所有的那些东西。”
“什么意思？他属于一个特殊教派，或者我们是在谈论一个再生的原教旨主义者？”
“再生的，我猜想。”
“而你呢，罗莉？你相信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试试看吧，可我不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很行。大卫说，我要耐心，总有一天我的眼睛会睁开，我将看见光明。”
“可你有一半犹太血统。根据犹太法律，你纯粹是犹太人。”
“我知道。因为妈妈的缘故。”
“还有什么？”
“大卫说，这不要紧。耶稣也是犹太人，他还是上帝的儿子呢。”
“看来大卫说得还挺多。是他叫你剪成短发、改变穿着式样的吗？”
“他从不迫使我做什么。我想做就做了。”
“有大卫的鼓励。”
“端庄朴实适合于女人。大卫说这有助于提高我的自尊心。”
“又是‘大卫说’。”
“请别这样，汤米，你就行行好吧。我知道你不赞成，但我终于得到一个稍微开心一点的机会，我不愿让这个机会从我手指缝里溜走。如果是大卫要我这样穿着，这又有什么两样呢？我以前闲逛时看起来就像个荡妇。现在这样对我比较好。我感到更安全，精神更振作。我很幸运，在干了这一切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我还活着。”
汤姆退缩了，改变了语气。那天下午他们分手时，两人紧紧拥抱，亲切吻别，发誓永远不再失去联络。汤姆确信奥罗拉这次是认真的，可是婚礼日期已近，他却尚未接到她的请帖——既无书信，又无电话，没有任何信息。那天午饭时候，她在一张餐巾纸上潦草地写下了带有费城区号的电话号码，他打了这个号码，可那电话录音说，这个号码不再使用。然后他试着通过当地信息寻找她的线索，跟三个大卫·迈纳通了话，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听说过名叫奥罗拉·伍德的女人。汤姆又一如往常地责备自己。他对大卫·迈纳宗教信仰的负面评论或许伤害了罗莉的感情，如果她进一步告诉她的未婚夫说，她在纽约的哥哥是个无神论者，那他就有可能不允许她邀请他参加婚礼。从汤姆听说的关于大卫·迈纳的一点儿情况来看，他似乎是这样一种人：一个把宗教戒律强加于他人的、傲慢的宗教狂热分子，一个道貌岸然的卑劣家伙。
“打那以后有她的什么消息吗？”我问道。
“一点儿也没有，”汤姆说，“我们一起吃那顿午饭后，大约三年过去了，我始终不知道她在哪里。”
“她给你的电话号码是怎么回事？你想是真的吗？”
“罗莉有很多缺点，但她不撒谎。”
“如果他们搬家了，那你应该能通过大卫的母亲跟她取得联系。”
“我试了，可没有任何结果。”
“奇怪。”
“事实上也许不奇怪。要是她的姓不是‘迈纳’呢？做丈夫的迟早要死。人们也离婚。或许她又结婚了，用了第二任丈夫的姓。”
“我为你感到难过，汤姆。”
“不必。这不值得。如果罗莉想见我，她会打电话。我现在几乎只好听天由命了。当然，我想念她，可我究竟能做些什么呢？”
“还有你父亲。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大约两年前。为一篇正在写的文章他得来一趟纽约，他邀我出去吃晚饭。”
“怎么样？”
“算啦，你知道他是哪种人。不是世界上最容易交谈的人。”
“那么左恩一家情况又怎样呢？你还和他们联系吗？”
“有点儿联系。菲利普每年邀请我去新泽西州过感恩节。他娶我母亲后，我一直不很喜欢他，但后来渐渐地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母亲的去世真的使他悲痛欲绝，当我知道他多么爱她时，我就不能再抱怨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一种文雅恭敬的友谊。同帕梅拉也是这样。原来她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势利鬼，那种对你上什么大学、挣多少钱关注太多的人。但这些年她看来变好了。她现在三十五六岁，同她当律师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佛蒙特州。如果今年感恩节你愿跟我去新泽西州，我相信他们看见你会很高兴。”
“汤姆，我得考虑考虑。目前，我只能忍受你和雷切尔这两个家人，再加一个亲戚，我就可能给噎死了。”
“雷切尔表姐好吗？我忘了问她了。”
“嗳，有摩擦啊，我的孩子。她本人，我相信她很不错，工作好，丈夫正派，住得也舒服。但几个月前我们有一场小口角，那篱笆还远远没有修补好呢。总之，很有可能她再也不想理睬我了。”
“我为你感到难过，内森。”
“不必。这不值得。我倒更愿意你让我为你感到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