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达比乌头一天早上去了埃尔维·荣库尔的家。他们在门廓里坐下。
——这花园还不见眉目。
——我还没有开始施工，巴尔达比乌。
——噢，是这样。
巴尔达比乌从不在早上吸烟。现在他掏出烟斗，装好烟丝，点上火。
——我认识那位巴斯德。是一个能干的人。他让我看了。他能够将染病的卵从健康的卵中识别出来。当然，他医治不了。但是他能够分离出那些健康的。他说我们生产的蚕种中大约百分之三十是好的。
静默。
——据说日本爆发了战争，这次是真的。英国人向政府提供武器，荷兰人给造反派。我觉得他们是协商好的。他们让双方为财富而争斗，然后他们收拾起一切东西，一起瓜分。法国领事馆正在旁观，那些人总是袖手旁观。他们擅长的只是发消息，讲述大屠杀以及外国人如何像绵羊一样被宰割。
静默。
——还有咖啡吗？
埃尔维·荣库尔给他倒咖啡。
静默。
——那两个意大利人，费雷利和另一个人，他们去了中国，去年……他们带回一万五千盎司蚕种，好货。他们还买了波菜特的蚕种，说是品质一流的东西。一个月后他们又将出发……他们提议同我们做一笔好生意，要价公道，每盎司十一法郎，这一切是有担保的。他们是正经生意人，背靠一个机构，在半个欧洲卖蚕种。我告诉你，他们是正派人。
静默。
——我不知道。但是也许我们可以这么干。用我们的蚕种，让巴斯德检验，然后我们可以从两个意大利人那里买一些……我们可以这么做。镇上的其他人说再派你去那边是发疯……那种代价……他们说太冒险，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有理，以前那几次另当别论，可是现在……现在很难从那里生还。
静默。
——事实是他们不想失去蚕种。而我不想失去你。
埃尔维·荣库尔将眼光对准那座尚未出现的花园眺望片刻，然后决定了一件他从未做过的事情。
——我将去日本，巴尔达比乌。
他说道。
——我将买那里的蚕种，必要的话我将用自己的钱去做这件事情。您只是应当决定我是否把东西卖给您，或者其他的什么人。
巴尔达比乌不曾料想是这样。他如同看见断臂者赢球，最后一击，四次贴库，一种不可能存在的几何学。
巴尔达比乌告诉拉维尔迪厄的养蚕人，巴斯德不可信，那两个意大利人已经使半个欧洲上当受骗。在日本，战争于入冬前就将结束，圣安妮丝在梦中问他大家是不是一群胆小鬼。只有对海伦他不能说谎。
——真的需要他去吗，巴尔达比乌？
——不是。
——那是为什么呢？
——我不能阻止他。既然他想去那里，我只能多给他增加一个回来的理由。
拉维尔迪厄的全体养蚕户，不情愿地，为远征的费用，交付了各自的份额。埃尔维·荣库尔开始做准备工作，十月初他整装待发。海伦，像往年一样，协助他，不问什么，在他面前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只是在最后一夜在熄灯之后，她鼓足勇气对他说：
——你答应我一定回来。
声音坚定，不再甜美。
——你答应我一定回来。
——我答应你。
在黑暗中，埃尔维·荣库尔回答。
一八六四年十月十日，埃尔维·荣库尔出发，开始第四次远征日本的旅行。他在梅茨附近走出法国边境，经过符腾堡和巴维也拉，进入奥地利，乘火车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继续往前至基辅。他骑马走过两千公里俄罗斯大草原，翻过乌拉尔山，走进西伯利亚，行走四十天到达贝加尔湖。当地人称之为——圣人。他顺黑龙江而下，沿着中国边境线走到海边，在海边港口萨比尔克停留八天，等来一艘荷兰走私船将他带到日本西海岸的寺屋岬。他骑马走小路，穿越石川县、富山县、新泻县，进入福乌县境内。当他来到白川市时看见城市处于半毁灭状态，守卫的政府军士兵们正在废墟里扎营露宿。他从东边开始在城里转悠，徒劳地等了原卿的密使五天。第六天清晨他向山区走去，朝着住北的方向。他有很少几张地图，不准确，还有他记忆中保留的印象。他日复一日地漂泊，终于有一天认出了一条河，接着认出一片树林，接着一条路。在那条路的尽头找到了原卿的村庄：全部烧光。房屋，树木，一切。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活人。
埃尔维·荣库尔呆呆地站立着，望着这只巨大的熄灭的炭火炉，他的身后是一条八千公里的漫漫长路。而他的前面一无所有。他在突然间看到了他以为看不见的事情。
世界的末日。
埃尔维·荣库尔在村庄的废墟中逗留了几个小时。他不忍离去，尽管他知道在那里每失去一小时，对于他和对于整个拉维尔迪厄都可能意味着灾难：他没有蚕种带回去，即使他找到蚕种，留给他的时间也只有两个月了。在他走遍世界之前蚕籽就会裂开，在半道上就会变成一堆无用的幼虫。仅仅一天的拖延就可能意味着失败。他明白这一切，但还是不忍离去。他就这样待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虚无之中，一眨眼，冒出一个男孩。他衣衫褴褛，脚步缓慢，用恐惧的眼神看着异乡客。埃尔维·荣库尔站立不动。那男孩向前又走了几步，站住了。他们相距几米，互相打量。后来男孩子从破衣裳里面拿出什么东西，浑身发抖地走近埃尔维·荣库尔，把那东西递给他。一只手套。埃尔维·荣库尔又看见了湖岸，一件扔在地上的橘红色长裙，细浪将湖水推上岸边，仿佛从远方长征而来。他接过手套并向男孩微笑。
——是我，法国人……丝绸商，法国人，你懂我的话吗？……是我。
男孩子停止哆嗦。
——法国人……
他目光炯炯，但是他在笑。他开口说话，说得很快，几乎在叫喊。他跑起来，打手势让埃尔维·荣库尔跟上。他消失在一条伸进树林的小路，那条路通往高山。
埃尔维·荣库尔没有挪步。他在手里转动那只手套，好像那是一个消失的世界留给他的惟一东西。他明白已经来得太晚了。也知道他别无选择。
他起身。慢慢地走近那匹马。翻身上马。然后做出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他用脚蹬夹紧马肚子。他上路了。他朝着树林，跟随着男孩，离开被毁灭的世界。
他们在高山上向着北方行走了几天。埃尔维·荣库尔不知道他们正向哪里走去，但是他任凭少年引路，什么也不打听。他们路过两个村庄。村里的人躲进屋里。妇女们闻风而逃。少年高兴得像一个疯子似的追在她们身后叫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不会超过十四岁。他嘴里含着一个小小的芦苇做的乐器，不断地吹奏着，世界上一切的鸟儿的鸣叫声从他嘴里飞出。他有着做生平最美妙事情的神情。
第五天他们到达一座山顶。少年手指他们前方的一处，在一条通往山谷的路上。埃尔维·荣库尔拿起望远镜，他看见的是一种队伍：武装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车辆，牲畜。整整一个村庄：在行走。埃尔维·荣库尔看见原卿身穿黑衣骑在马上。一乘四周用艳丽的布幔围起来的轿子摇摇晃晃地跟在他身后。
少年下马，说了句什么，就跑开了。他在钻进树林之前转过身来，停留片刻，设法用手势说那里有一个极美的村庄。
——过去是一个很美的村庄。
埃尔维·荣库尔对他喊道。
埃尔维·荣库尔一整天追随着那支旅行的队伍，远远地跟着。当他看见队伍停下来过夜时，他继续沿着那条路走，直到两个拿武器的男人朝他走来，他们啐走他的马，拿走他的行李，将他带进一座帐篷里。他等待了很久，然后原卿来了。他不打招呼。他也不坐下。
——法国人，您如何来到这里？
埃尔维·荣库尔不回答。
——我问您是谁把您带到这里的？
沉默。
——这里没有可以给您的任何东西了。只有战争。不是您的战争。您走吧。
埃尔维·荣库尔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皮包，他打开皮包，将它倒空在地上。金币。
——战争是一种昂贵的游戏。您需要我。我需要您。
原卿根本不看撒在地上的金币。他转身离去。
埃尔维·荣库尔在营地的边缘处过夜。没有人同他说话，就像没有人看见他似的。所有的人都睡在地上，靠近火堆。只有两顶帐篷。在一座帐篷边，埃尔维·荣库尔看见了那乘轿子，空空的，在轿子的四角挂着一些小笼子：鸟儿。在鸟笼的网眼上垂悬着细小的金铃铛。它们丁当作响，在黑夜的微风中轻轻摇动。
当他睡醒时，看见自己的周围村庄正准备重新上路。帐篷没有了。轿子还在那里，敞开着。人们乘上马车，静悄悄的。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良久，但只有那双东方人形状的眼睛与他的目光交叉而遇，马上又低垂下去。他看见披挂兵器的男人和不哭闹的孩子。他看见逃亡中的人们那一张张肃穆的脸。他看见一棵树，在路边。在一根树杈上挂着一个吊死的人，那个带他至此的少年。
埃尔维·荣库尔走近，一动不动地看他许久，好像着魔一般。然后他解开树上的绳子，抱住少年的身体，将他放到地面，在他身边跪下。他不能将目光从那张脸上移开。因此他没有看见村庄开始行走，而只听见，擦身而过的车队上路的嘈杂声，仿佛从远处传来。当他听见原卿的声音时也没有抬起目光。原卿站在一步开外说道：
——日本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您知道吗？它的法律是古老的，就是说有十二条合法判人死刑的罪状。一条就是替自己的女主人传递一封情书。
埃尔维·荣库尔没有把眼睛从那个被杀死的男孩身上种移开。
——他身上没有情书。
——他就是一封情书。
埃尔维·荣库尔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头上，迫使他的脑袋弯向地面。
——是一支枪，法国人，请您不要抬头看。
埃尔维·荣库尔一时没有明白。接着他听见，在那一片逃亡行动的嘈杂声中，渐渐传来上千个小铃铛的清脆响声，一步一步地朝他走来，虽然他的眼睛里只有那黑黑的土地，他也能够想像到它，那乘轿子，像一只钟摆左右摇晃，而且几乎看见它，走上大路，一米接着一米地，走近了。虽然是款款而来，却不可阻挡，由那铃声引导着。铃声越来越响亮，令人难以忍受地响亮，越来越近，近得就要擦过他身边了。一阵响亮的铃声，真正到达他面前。就在那个时刻，那个女人，已经明白无误地来到他面前，近在眼前。
埃尔维·荣库尔抬起头。
神奇的帐幔，丝绸，环绕着轿子，五彩缤纷，橙红，纯白，赭黄，银灰，在那个神奇的爱巢上不见一处弹痕，只有那些彩绸的窸窣声在空中荡漾。彩绸轻柔若无，却不可穿透。
埃尔维·荣库尔只觉得自己爆炸了，生命崩溃了。他听见那铃声远去，感觉到枪杆离开了自己，又听见原卿低沉的说话声：
——您走开，法国人。永远不要再回来。
大道两旁，只有沉寂。一个男孩的躯体，在地上。一个跪着的男人。直至白昼褪尽最后的余晖。
埃尔维·荣库尔花费十一天到达横滨。他贿赂一位日本官员，得到十六张蚕籽，产自岛国南部地区。他用绸布将蚕种卷裹好，封存入四只木盒子里，圆形的。他找到一个去大陆的上船处，于三月初登上俄国海岸。为了保存蚕卵的生命力和延长已经不足的卵化前的时间，他选择最北面的路线，寻求冷凉的气温。他加快速度走完西伯利亚四千公里的路程，翻过乌拉尔山，到达圣彼得堡。他花高价购买几百公斤冰块，将冰块和蚕种一块装进一艘直驶汉堡的货船的底舱。船行六天到岸。他卸下四只木箱，圆形的，乘上一列直达南方的火车。十一小时的行程之后，火车刚刚驶出一个名叫埃柏非尔德的小城，就为了贮水而停下来。埃尔维·荣库尔四下张望。夏日的骄阳直晒着麦田，和整个世界。在他对面坐着一个俄国商人：他脱掉鞋子，用一份德文报纸的最后一页扇风。埃尔维·荣库尔开始打量他。只见他的衬衫上汗渍斑斑，额头上和脖子上沁出汗珠。俄国人笑着说些什么。埃尔维·荣库尔对他微微一笑，站起身来，拿起行李，走下火车。他又爬上最后一节车厢，那是运送冷冻鱼肉的货车。像一张多孔的筛子在漏水。他打开车厢门，爬进货车厢里，一个一个地找出他的木头箱子，圆形的，将它们运到车厢外面，放置在地面上，在轨道的一侧。当火车准备起动时人们大声喊他赶快上车。他摇头回答，并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他看着火车走远，然后消失。他等到连火车的响声也听不见为止，然后朝一只木箱弯下腰，启开封口，将它打开。他同样打开了其他三只箱子。慢慢地，小心翼翼。
数百万只幼虫。死的。
那是一八六五年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