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得费很大劲才能保持理智。现在我是在为我们两人工作。早上，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小说最少要写上七百五十个字，不过一般到十一点钟时，我都能写完一千字。希望的力量之大真是惊人。去年拖了一年的小说现在眼看就要写完了。我知道，亨利九点半左右动身去上班，萨拉最可能打电话来的时间是九点半到十二点半之间。亨利已经开始回家吃午饭了（帕基斯是这么告诉我的）；三点钟以前，萨拉没有机会再打电话来。十一点以后，我会修改一下当天写好的东西，再写写信，一直到十二点半。这时候，我会暂时从期待中解脱出来，只是心情很沮丧。两点半以前，我可以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消磨时间，为《戈登将军传》做笔记。读书和做笔记时，我没法像写小说时那样专注，有关萨拉的思绪会时不时地钻到戈登的中国远征经历和我之间。为什么会请我来写这部传记？这个问题常令我感到不解。他们挑选一个相信戈登所信的天主的作者来写这本书会更好些。我可以欣赏戈登在喀土穆战役中所作的顽强抵抗——还有他对那些安安稳稳待在家里的政客的痛恨，但搁在我书桌上的那本圣经却是属于一个同我的思想大相径庭的世界的。或许那家出版商指望我对戈登基督徒身份所作的玩世不恭的处理会引起公愤，让我臭名远扬。我可不想让他开心——戈登信的这位天主也是萨拉的天主，我才不会去攻击萨拉相信自己爱着的任何幻影。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点也不恨她的天主，因为事实最终不是已经证明了我比天主还要强大吗？
一天，我正在吃三明治，我那支笔迹不易擦掉的化学铅笔不知为何老是会戳到三明治上面去。这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人用出于对干我们这个行当的人的尊敬而压低了的嗓门招呼道：“我希望现在一切都正常了，先生，如果您能原谅我的打扰的话。”
我隔着桌子望过去，便看到了那撇让人难以忘却的小胡子。
“很正常，帕基斯，谢谢你。违反规矩来块三明治？”
“噢，不了，先生，我不能……”
“来吧，权当它是工作开销好了。”他不太情愿地拿了块三明治，把它打开，惊讶地说，“里面是真正的火腿。”那模样就像是他接受了人家一枚硬币，结果竟发现它是一块金币似的。
“我的出版商从美国给我寄了听罐头。”
“您太客气了，先生。”
“我还存着你的烟灰缸呢，帕基斯。”我压低了嗓门，因为邻座的人已经抬起头来在生气地瞪着我。
“它只不过是有点儿情感上的价值罢了。”他也压低了嗓门回答我。
“你儿子怎么样？”
“脾气有点躁，先生。”
“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你。是在上班？你该不会是在盯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的梢吧？”阅览室里尽是些灰头土脸的人——那几个头戴帽子、围着围巾、躲到屋里来取暖的男人，那个在苦读乔治·艾略特全集的印度人，还有那个每天都把脑袋埋在同一堆书旁睡觉的男人，我无法想象他们当中有谁会同争风吃醋的闹剧有关系。
“哦，不，先生，这不是上班，今天我休息，孩子今天在上学。”
“你在读什么？”
“《泰晤士法律报告集》，先生，今天我在读拉塞尔的案子。这些东西会给你的工作提供某种背景，先生，很开眼界。它们能把你从日常琐事中间拉出来。我认识这桩案子里的一个证人，先生。我们曾在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唔，他已经载入史册了，而我永远也没可能了。”
“噢，这个可说不准，帕基斯。”
“这点我知道，先生，让人泄气的就是这个。我能办的最大案子就是波尔顿案了。法律禁止出版离婚案里牵扯到的证据材料，这对于我这个行当的人来说是个打击。法官提到我们的时候从来都不用名字，先生，他对我们的职业经常抱有偏见。”
“这我倒从来没想到。”我同情地说。
就连帕基斯都能唤醒一种渴望。看到他我就不能不想起萨拉。我乘地铁回家，希望能有个人作伴，可是当我坐在家里，心急如焚地盼望着电话铃响时，就看见同楼的房客又出去了，说今天没空。五点钟时，我拨通了萨拉的电话。但一听到电话的振铃声，我就把听筒又放了回去——也许亨利回来得早，而眼下我不能同亨利说话，因为萨拉爱我，萨拉要离开他。可是姗姗来迟的胜利与久久不去的失败一样折磨人的神经。
八天以后，电话铃才响起来。电话不是在一天中我期待的时刻打来的，因为当时还不到上午九点。我说“喂”的时候，那头答话的是亨利。
“是本德里克斯吗？”他问。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怪。我感到纳闷：是不是萨拉把事情告诉他了？
“是我。”
“出了糟糕的事情，应该让你知道。萨拉死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行为是多么俗套。我说：“我非常遗憾，亨利。”
“你今晚有事吗？”
“没有。”
“我很希望你能过来喝一杯。我不想一个人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