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那帮孩子在夜幕中的时刻；是呀，那个没有见证人而辛勤写写画画的人的时刻；是呀，那个坐在太阳下的同谋者的时刻：然而，久而久之，所有这些时刻都不能替代我那失去的天地。
这个梦结束了，许多梦肯定又随之而来了，大梦和小梦，白日梦和黑夜梦。可是在这些年里，我也没有变成城里人。虽然我在村子里变得可怕了，常常在放学以后直等到最后一趟火车才回家，可我在城里到处都格格不入。那时，我不去饭馆里，同样也不去看电影。于是我不是四处荡来荡去，就是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消磨时间。或许也是克拉根福特的特点使我毫无目的：要走路去湖边，离得太远。这个的确让我觉得广阔的城市，一个州的首府却没有河流经过，要不就可以去河边，站在桥上。那惟一对我来说像客店一样的城市大楼就是学校，它坐落在火车站旁。我在那儿独自度过了一个个下午，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走廊某个被打扫干净的角落，里面摆放着桌子和长凳。有时候，其他名义上的走读生也加入到这里来。于是在这座宏伟的、空荡荡的、越来越变得无声无息和昏暗的大楼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小团体，一个默默无声地坐在窗前长凳上和站在拐角的小群体。在这里，我遇到了那个很有主见的姑娘，过后还和她看过一次电影呢。她同样住在离得很远的地方，位于相反的方向。我现在想起来，与寄宿学校的岁月不同，那个地方要比自己的家乡诱人得多；凭她那张从走廊的昏暗中迎着我照亮的脸看来，她只有可能属于坐落在某条繁华大街上的豪门望族之家。
相反，和同班的同学，我惟独在上课期间有一种群体的感受。在这里，我有话可说，甚至有时候是代言人（或者是遇到疑难问题时被提问的人）。然而，下课后，我就孤零零的。其他同学都住在城里，不是和父母一起就是寄宿在亲朋家里。而且他们都是律师、医生、厂主和商人家的孩子。没有人像我一样，连自己父亲的职业都说不出口。那么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山涧工人”的儿子呢（这些是我父亲几十年里干过的工作），还是干脆回避说我父亲“退休了”不就够了吗？我也隐瞒了自己的出身，因此也撒了谎，一会儿说得高高在上，一会儿又说得什么都不是。我甚至想跳过这出身，让我像一个压根儿就没有出身的人，这样对我来说无疑再好不过了——当年在布莱堡这座小城里，在和那些教师、警察、邮局经理、银行职员家的孩子们打交道时，我确实已经清清楚楚地认识到那影影绰绰感觉到的东西：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心灵深处和他们完全两样，他们不是我的世界。他们有自己交往的规矩，而我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社交活动不仅让我感到陌生，而且反感。他们起初还客气地邀请我去参加社交活动。站在一个舞蹈培训馆门前，听到那女培训师数着节拍的命令，我不禁想像着，这里面都是终身被监禁的人，而且是自觉自愿的。我觉得抓住的门把手如同相应的手铐。在一次花园聚会时，我曾经屈起双膝闲坐在挂在我头顶上方的吊床里，笼罩在五彩缤纷的灯笼，闪烁的风灯，烟雾浓浓的烤肉篝火中，沉迷在轻音乐和喷泉哗哗的水声中，包围在一群舞动和聊天的人之中，就像进入了一张罗网，再也无法逃脱了。
在学习群体之外，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无论站在哪儿，都成了碍事的。由于我对每句话都踌躇不定，那些本来进行得如此应对自如的谈话被弄得戛然而止。当其他人都昂头挺胸地从人行道中间走去时，我却弯着身子，紧贴着墙壁和栅栏挪过去；当他们不管在哪儿，比如大门口停下来要让人看看时，我就利用这个瞬间，悄悄地从他们身旁跨过门槛（这样有时反而更加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就像发生在教室里的哄堂大笑所表明的一样）。一句话，与同学们在一起的那些自由时光就是笼罩在我反应迟钝的征兆之下，这无疑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好些年以后，我似乎在有轨电车里一个男子身上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个人坐在一群讲着笑话的同伴圈里。他总是随声附和别人的笑声，然而每次都慢了一点，而且也是笑到一半又一再戛然而止，发起呆，接着又跟着一起笑，声嘶力竭的样子。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觉察到让我这个局外人立刻就明白的一切：他肯定听懂了这儿所叙述的东西，可是并没弄明白这笑话的弦外之音。他对双重意义和影射彻底没有感觉，于是，别人讲什么，他就完全当什么。在沉默的瞬间里，我从那简直吃惊的眼神中看得出，他甚至在共同经历着那些叙述的一个个细节，当作某种十分严肃的东西。这时，我就在有轨电车上想着，当时我坐在同学们中间，情形也一模一样，惟有局外人，像我现在一样，似乎才会认识到，有人处在这个圈子里是“不合宜的”。
有一次，我们好几个人坐在一张桌旁聊天。起初，我还跟得上，可是后来，十分突然，我与别人之间就一刀两断了，那儿是交往的人群，这儿是我。我只是听到他们在说话，没有看他们。在我的余光里，最多不过是几个肢体闪来闪去，或者动来动去。因此，这听觉就越发敏锐：让人吃惊的是，无论是每个句子的一字一词还是抑扬顿挫，我似乎都能够立刻清清楚楚地复述出来，比最好的录音机还要真实。人们谈论的无非都是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借以消遣。然而，恰恰就是人们谈论的那些事，还有他们谈论那些事的方式使我气愤。这期间，我自己不是也竭力想参与其中吗？是呀，可是此刻我无声无息地坐在一旁，就想着让这一圈人来问一问。在我看来，那些人当然只是谈得越发来劲，旁若无我，无视我，仿佛此间惟独就是要这样做给我看的，他们就是他们，而我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是的，这帮市民子女当着我的面，当着这个一声不吭的人的面，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压根儿连问都不问你一声。他们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像我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驱除出去，就连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是冲着我来的，尽管其中也没有什么恶语相加，像是平平淡淡，容易上口的歌唱。我感到，面对这样的聚会，在孤独的境地中，能量在我的身上聚集——那种总有一天也要说话和叙述的冲动——，在我的脑海里突然变向，一边猛烈地震撼和麻醉了整个大脑，一边弹回我的身体里。那种“孤独”，我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字眼：我就是这样感受孤独的。在这一天里，我打定主意，这种形式的交往永远也不会是我的。甚或不能在这儿跟他们一起谈论，充当一个另类，这不也是一种无声的胜利吗？我不告而别，离开那张桌子，他们甚至连片刻都不停顿。后来，当再发生这样的事时，我才听到有人说，我没有过“儿童游戏室”。随之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家里，确实没有过孩子们的专用空间。再说，从发生这些事情后，留给我的就是一个后来我自己无论如何非要改掉的不好习惯：在一次争论中，冲着一个对手说出了“你们”，尽管他就一个人而已。
这样一来，我那时的家园就是乘车，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等待，一句话，在路途上。每天九十公里路程，或者加上步行，来往于村子和那个城市之间花去的三个钟头构成了一个时间空间。由于各种各样的麻烦，它同样也给予了适合于我的生存空间。每次都会让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又来到这些绝大多数不相识的人之中，我不需要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分类，他们也不用将我去分类。在乘车期间，我们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斯洛文尼亚人，充其量就是年轻和年老而已——而晚上乘车回来时，我甚或觉得，仿佛我们之间压根儿连年龄都不算不上什么了。可是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在这没有等级的客车里，干脆就叫做“旅行者”或者“旅客”，而在汽车里，则更好听些，叫做“乘客”。有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我选择乘汽车：一方面，这样我路途上会长些；另一方面，这时天已经黑了；再说乘坐汽车时，我觉得连那些令人厌烦的熟人一个个都变样了。无论是在村子还是小城里，我哪儿都会把他们和他们的声音、他们走路的姿势、他们的目光，他们胳膊肘撑在窗台上扭头望着过路人的样子，也包括我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来历所知道的东西等同起来。可在这儿，他们一上汽车，一下子就变得无法确定。而作为无法确定的人，他们在我的眼里超越了平日：他们被消除了自己的特征，终于表现为独自，惟一和现在。在这飞快行驶摇摇晃晃的汽车里，他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显得比他们在家乡坚守的教堂固定座位上要真实多了，就像被共同的行程脱胎换骨了。变得无法确定以后，他们才显现出自己的图像。他们这时表明了什么，同时却又是无法阐释的，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他们和一个个乘客打招呼毕竟就是招呼；他们的询问毕竟就是想要知道。我虽说没有能够这样坚持，可是我本该如此啊！在这几乎总是零零散散的人堆里，或者由小孩和成人组成的一个个人群里，我感到就像受到保护一样，如同在像我这样的人之中似的。这些人由一个可信任的公职人员（在家乡或许就是个闷闷不乐的邻居）驾驶着穿行在城市和乡间公路上，不是什么郊游，也不是什么娱乐目的把大家联系到一起，而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使他们离开住地和花园，去看医生，去上学，去逛市场，去当局办事。这种感觉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黑暗的保护。有一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坐在几个女人后边，她们谈论着自己的亲戚，满车都听得到。她们正好都是去医院方向的路上。她们的病史形成了各种声音清晰的连续，一个扯开嗓门，一个低声低气，一个痛苦抱怨，一个泰然自若，其间各个声部分别加入合唱。于是，这辆行驶的汽车就变成了一个现在单独属于这些女叙述者的舞台，而在这个装着玻璃的保护罩里，最后集结成一个完整的王国的光束，一道驱散一切现实存在和让人透不过气的东西的光束，一道催人振奋的光束。这是一个特殊的，此刻却与这辆汽车一起运行的王国。那些女人的头巾闪闪发光，从她们手提包里闪耀着一束束花园鲜花的绚丽色彩。
我一再看到那些在停车站下了车的乘客以相似的方式匆匆地消失在黑暗里：这些停车站同样也是舞台，一个情节发生的地方。它不外乎就是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首先是等待。有几个人在转身离去之前，还要在灯光圈里停留片刻，仿佛面对回家的路犹豫不决（当时我也属于他们的一员）；其他人几乎刚一下车，就像梦中的孩子们有时候那样，立刻就无影无踪了，仿佛永远消失了。而旁边热乎乎的座位，呼吸时散发在玻璃窗上的雾气、手指和头发的印记充斥着他们留下的空虚。
那时候，市汽车站一带成为我的主舞台。一条位于火车道旁的横街设有临时售票房，街道两旁都是木板搭起的小客店。那儿有汽车开往国内各个方向，甚至在有些日子还开往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处在事件的中心。要说发生什么事了，当然莫过于临时售票房里油黑闪亮的木地板的气味，铁炉里呼呼燃烧的响声，门扇砰砰的撞击声，外面摊位上广告晃来晃去的样子，一辆辆汽车发动时的颤动，一辆辆汽车停站时噼啪咔嚓的响声，粉尘、碎片、雪花和报纸飘过刮风的大街。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些东西，或者说它们本来就存在，大树高处浅黄色的灯，小客店巨大的支梁，标记目的地的锈迹斑斑的金属牌子，这些对我来说，作为情节就足够了，再多也根本用不着发生，这已经很丰富了。一个面孔从黑暗里走出来，变得那样容易认识，那样有个性，这就已经太多了。它不但不碍事，反而使你清醒。在那些我为此不由自主想像出的故事中，那么主人公也同样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或者是一个白痴，他在上车时受到了大家的冷眼，而在夜间行驶中充当了复仇者，把汽车开到万丈深渊里。连那个女朋友坐在自己出发的汽车上，从街道另一边向我转过脸时都阻挡住了那望向自由空间的目光。只有当她离开了视线，那个地方又空荡荡时，我才会去回应她的招呼。然后，她自然好像定居在那整个国家里，我和她一起行驶着她的路程，就像她和我一起行驶着我的路程一样。
是的，我的路程，不是坐火车就是乘汽车，火车站和汽车站，这就是我当走读生的岁月里的家。寄宿学校岁月的乡愁一去不复返了。在没有课的日子里，我就被牵引到那条有等待位置的大街上，它不同于村子，无愧于“地方”这个名称。我被迫永不停息地奔波，居无定所，没有落脚的地方。在此间经历的一切痛苦中，当年的乡愁是最残酷的，是一种折磨，不同于平常只袭击一个人的折磨，从天而降，而在你的周围，一切都安然无恙；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折磨，无可对付，屈服于一种漫不经心，只要这种漫不经心没有目标，我就觉得无聊；可一旦它获得了方向，我才觉得这是对远方的向往：不是折磨，而是兴致。
我乘来乘去的一个认识是，连父母在村子里都是陌生人。并不是同村的人这样看待他们，而是他们本身。一到外面，他们就受到尊敬：父亲被委以不断变化的职务（在林肯山村，几乎只有教堂的职务），母亲被视为与当局和当权者打交道的行家，一句话，打理外务的能手。她像一个乡村文书先生，替邻居写信和申请。然而在家里，只要他们在一起，偏偏在谁都不干事的时候，既笼罩着一种动荡不安和争吵，又充斥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图谋，看样子，仿佛他们俩都不情愿出现在这里，是被拘禁者或者被驱逐者。
父亲的形象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早就在外面的岗位上毫无希望了，又一次毫无希望地寻求着回归的信号；他踱来踱去，突然跑到那个小收音机前，面带越来越阴郁的神情，打开收音机旋钮。起初我觉得，这是多年来变得空空荡荡的牛棚和谷仓里黯淡沉寂的后果。堆放在那儿的工具不过是陈列品或者破烂。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在他当年屋后的作坊里一再要证明自己，尽管没有订货，他却无愧于一个木匠的手艺，做出了绝对棱边笔直无可挑剔的桌子和椅子，是对不公正无可补救的愤怒和反抗的表现。有时候，我从外面透过玻璃观察，他干活时眼睛看都不看工件：他要么直直地瞪着眼睛无视它，要么就猛地抬起头来，在长久的麻木之后，眼睛里闪现出短暂的挑战。在这个地方，对于他的狂怒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而干活时，它转变成一种稳定而持续的愤怒。不管是画出尽可能粗的木线，还是钉钉子，或者打磨棱边，这愤怒都尽情地发泄在其中。后来我才想到，问题就出在我们家，在我哥哥失踪二十年以后，这个家始终还笼罩在一片哀伤之中。这个失踪的人，不同于一个确定无疑的死者，不但使得家庭成员心无宁日，而且日复一日远离他们而死去，他们却丝毫无能为力。
不过，这也不是症结所在，至少不是惟一的。那个仿佛扭曲了这个庄园的角角落落的意识要古老得多。在这里没有家乡感，甚至说生活在这个地方是一种惩罚。这是一个——惟一的——家庭传统，从父亲的父亲传到父亲，一代接着一代。也许这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那个世代相传的古训里：“不，我不进去，因为我一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这样的遗产来源于一个历史事件，从而出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传奇：据说我们的根真的就是那个格里高尔·柯巴尔，托尔敏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他被处决以后，他的后人被驱赶出伊松佐河谷地了，其中一支翻过卡拉万肯山脉，流落到克恩滕。因此，第一个儿子都取名为格里高尔。从这个传说中，对我父亲产生影响的，当然不是那个叛乱者或者首领名分，而是处决和驱逐。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奴仆族，流浪族，哪儿也没有居住地，注定永远就是这个命运。我们惟一享有的权力就是娱乐，我们在其中可以找到短暂的平静。而在娱乐中，他虽说是个老人了，可是每次都会成为村里的头名。对他来说，驱逐判决的一部分也包括：斯洛文尼亚语本来就是他祖先的语言，可它在自己家里不但得不到重视，而且一定要彻底废除。他虽然也不间断地在心灵深处说这个语言，从他那有规律的，常常声音很大的作坊自言自语就看得出来，可是它不允许再说出口来，而且也不能再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此，当他娶了敌对民族的一员，一个说德语的女人为妻时，说来无非就是合情合理了。看他的行为举止，仿佛这是一个最高的意志施加给我们这个家族的，比那个当年命令处决我们的祖先格里高尔·柯巴尔的皇上的意志还强大；仿佛他的长子——叫这个名字的最后一个人——失踪以后，他也一定要在家里让那些剩下的斯洛文尼亚语音素沉默起来。这样一来，在别人面前，只有骂人时，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自己的语言，或者受到感动时脱口而出。惟独在娱乐时，他才会自如地说出这个语言，无论是揭牌，还是投掷保龄球，或者在一边召唤一边督促朝着目标滑去的冰壶：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斯洛文尼亚语了；一到这个时候，平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跟着唱歌的他，却领着别人唱起来。可在平日里，只要他开口说话就只讲德语，讲的是一种丝毫不带地方腔调的德语，并且感染了整个家庭。后来，就因为这口德语，无论我走到这个国家什么地方，人家都会问我，仿佛那是一种被禁止的外语。（当然，父亲说起德语来怯生，一丝不苟，每个字眼都苦苦思索，都要变成一个图像，而回响在我耳际的，是再清晰不过、纯洁无瑕、地地道道和声如其人的声音，我有生以来在奥地利所能够听到的声音。）
这期间，我父亲当然不会只是对柯巴尔家族打入地狱的惩罚忍气吞声，诸如流亡、奴仆地位、语言禁锢等；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他并没有通过反抗或者哪怕只是不顺从来寻求拯救，而是通过他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遵从那不公正的戒律，也许正因为如此而显得更加激烈，更具讽刺性，更为鄙视。他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把那不公正的戒律展现给当局，从而使之最终不得不来对付你。父亲竭尽全力，尤其是凭着他那坚忍不拔的力量，坚持不懈地为自己和他的家人寻求拯救，甚至要迫不及待地强求获得拯救，像对付动物时爆发的狂怒和残暴所表现出的一样。然而，尽管如此，看样子，仿佛这就是那种渴望不可分割的部分，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没有想像，也没有给我们主意。在这片土地上，拯救这个家庭看上去无非就是如此的处境了。为此，他怪罪于两次世界大战；他几乎完全是在我们那条传奇的家乡河——伊松佐河边上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作为一个逃兵，在流放地林肯山村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相反，我母亲是娶过来的，是迁到这儿来的，她对这个家族传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彻头彻尾地转向了。在她看来，这个传统意味的不是徒然的斗争和被迫迁移的悲壮之歌，而可以说是目的和权利的原始见证：一种希望。与寻求拯救的父亲不同，她并不指望从第三者身上获得拯救：她要求我们自己来救自己。父亲总是一再痴迷于信仰，听凭命运的安排，而母亲则坚定不移地不信神，不信鬼，无论什么时候都尽力去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她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体会出来的）。而这个权利表明：她的家庭——她指的是自己的孩子们——的安身之地数百年来就在卡拉万肯山脉的那边，拥有回归故里的权利，并且最终一定要靠自己来实现。望着西南方，奔向西南方，回到西南方去，无论情况怎么样，去收复那块土地吧！这样收复土地也包括洗刷那由于祖先遭到当权者的杀害而让“我们”蒙受的耻辱。（母亲，这个弃儿，这个漂泊而来的人，为那个向她提供避难的氏族用了一个最盛气凌人的称呼“我们”。）我们似乎就要这样来对那个皇帝，对那些贵族，对那帮当权者，一句话，对那些“奥地利人”——对她这个奥地利女人来说，那是蔑视人的无以复加的表现——进行报复。她惯于靠着玩弄字眼，也就是我们的发祥地应该所在的伊松佐河谷地的那个地方名称，将这个报复象征化：等我们回归并且从长达千年之久的奴役中重新站立起来以后，这个在德语中称为“Karfreit”（卡尔弗莱特）的村子，实际上斯洛文尼亚语叫做“Kobarid”（柯巴里德）的，将会改名为“Kobalid”（柯巴利德）。随之，父亲讥讽地回敬她说，这倒也可以翻译成“骑着马离去了”，她最好还是让它保留卡尔弗莱特这个名字吧，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就这个命了，或者起码保留Kobarid这个名称，其中比如就包含着共生的水晶，或者也包含着一束榛子。接着母亲又惯于应对说，是不是这个如今彻底退化为臣民的他，居然忘记了有关自己的儿子，那个抵抗战士最后的消息就来自那个著名的“柯巴利德共和国”。战争期间，那儿独独一个村子宣告为反法西斯共和国，并且也存在了好些日子。对此，父亲只不过说道，他既不知道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什么反抗。
过后，两人自然又一再在我们家里那惟一的相片前碰面（除了我哥哥那张放大的相片之外，它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相片挂在前厅里，并且有一张斯洛文尼亚地图。就是在这个地方，父母通常也是唇枪舌剑，要争个高下。母亲平日那样不信鬼神，甚至对上帝也不恭不敬，可面对这张地图，在念着一个个名称时却抬高嗓门，吟唱起来，一如既往，有板有眼，忽高忽低。而父亲对她要么直言不讳态度生硬地纠正，要么干脆就对她的外来词发音摇摇头而已。尽管她此时此刻已经咬牙切齿，舌头僵硬，可是也无法使她脱离那斯拉夫语冗长乏味的列举。她一个接一个地吟唱着“Ljubljana”，“Ptuj”，“Kranj”，“Gorica”，“Bistrica”，“Postojna”，“Ajdovscina”（我特别期待着这个音色图像），而不是“Laibach”，“Pettau”，“Krainburg”，“Görz”，“Feistritz”，“Adelsberg”，“Heidenschaft”。奇怪的是，与母亲平日的歌唱相反，我觉得那单调的地名吟唱得很美妙，尽管她的重读错误不断。听起来，仿佛每个名称都是一个祈求，而所有的名称一起联结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亢而亲切的祈求。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此非但没有回绝，反而作为这个民族——很小的民族——的代表唱起了第二部，仿佛这狭小的前厅——铺着木地板，围着栏杆的木楼梯通到地下室，出门就是木走廊——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殿堂，比任何乡村教堂的殿堂都要宏大。
再说，母亲从来也没有跨出过国门一步。那些南斯拉夫地名，她首先是从丈夫的叙述中知道的。而对他来说，那些名称体现的仅仅是战争而已，一如既往。这些年里，他对地名也没有什么好讲的，更多总是那同一个布满岩石的高地，被攻克了，又失陷了，再被夺回来，等等。照他的说法，这场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样一道光秃秃的、石灰色的山背上，一个接着一个战场的前线仿佛就是向前或向后扔去一块石头划定的。只要你听一听村子里其他老兵的叙述就是了，这曾经是他们所有人的真实所在。父亲本来就抖抖颤颤的。只要一提起山里那些深深的岩体弹坑，他就抖颤得更厉害了。在那些弹坑深处，夏日里积雪还不融化。他有过许许多多的害怕，然而，他主要害怕的是可能会杀死一个人，至今依然如此。他十分镇定自若地给人家看他身上的多处伤口，有胫骨上的，有大腿上的，还有肩上的——只要一提起那个意大利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非常激动，因为他曾经奉命瞄准他开了枪。“我并没有直接瞄准他，”父亲说，“可是我一扣动扳机，他就飞起来了，两臂伸得开开的。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的影子。”这一瞬间，他总是瞪大眼睛讲来讲去，因为过了三十、四十、五十年之后，那个人依然不断地飞到空中，而且似乎永远也无法让人知道，他是有意躲进战壕里了，还是一头栽下去了。“太卑鄙了！”他一边骂，一边用斯洛文尼亚语重复着这骂声，“Svinjerija！”听起来，仿佛这种语言毕竟是他发泄给这段历史，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生的愤怒更好的表达。在战争中，他无论如何几乎没有看到过什么村庄，至多是曾经到过“……地方的附近”或者“通往……地方的大路上”。惟独戈尔兹对父亲来说意味着超过了战区：“这是一座城市，”他说，“我们的克拉根福特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跟它比的！”然而，当你再问下去时，无非就是一句话：“在那些花园里，长满了棕榈树，而在一个修道院陵墓里，埋葬着一个国王。”
父亲重述时，只要一提到那个引起悲痛和愤怒的战场名字，这可给倾听的母亲创造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凡是被他诅咒的——“该死的特诺瓦纳森林！”——，在她那里则变成了一个充满期待的家园。而且她把所有那些地方又在我的面前（这事姐姐是做不到的）整体勾画成一个国家来。这个国家与事实上的斯洛文尼亚并不相干，而纯粹是那些名称，那些由父亲提到的战役和痛苦经历构成的，无论是令人毛骨悚然或者只是顺便说说也罢。这个国家仅仅存在着主要的地方，一个个都有童话般的名称，如Lipica, Temnica, Vipava, Doberdob, Tomaj, Tabor, Kopriva等。在母亲的言谈里，它成了和平之国。在这个国度里，我们这个柯巴尔家族终于能够再现当年了，并且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样的魅力蓝图与其说产生于那铿锵的语言或者家族传说，倒不如说出自我哥哥在南斯拉夫的岁月，出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给家里的几封信。在那些信里，这个儿子常常在那些同样的地名，也就是父亲借以把这个世界诅咒得一无是处的地名之前加上一个赞美之词：“这座神圣的纳诺斯（山）”，“那条神圣的蒂马沃（河）”。而在我这个晚到人世的次子心里，从一开始，不管母亲的想像与经验世界多么遥远，都比父亲那些战争叙述的影响要强烈。如果我要为此构想出这两个人的图像来，那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无可奈何和一个分享快乐的叙述者：一个袖手观望，另一个置身其中，主张权利。
不言而喻，现实生存，也就是这个家里平常的日子取决于父亲那闭关自守的行为。恰恰是他的地方陌生感使他成了家庭的暴君。他无论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子，因此他就去折磨其他家庭成员；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位子上赶走，至少就是让他们待着不是滋味。只要父亲一进来，大家顿时就变得提心吊胆。即便他只是往窗前一站，我们其他人都会被害得手忙脚乱，让我们无论干什么都不知所措。甚至连正襟危坐的姐姐也捍卫不了自己的权利；气喘吁吁的发愣替代了心灵的平静。他那喜怒无常的行为像瘟疫一样：在大厅里，他是一个绕着圈子走来走去的矮小男人，他这样走的时间越长，围绕着他的一个个眼睛，一个个脑袋，一个个肢体就越发开始闪动、颤抖和抽搐。哪怕是他一个小小的举动，常常都会弄得这样鸡犬不宁。他猛地一下推开门，朝其他家庭成员投射出那遭受到伤害而无望的目光，然后又走开了，或者我们感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前厅里，仿佛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救星，同样就像等待着那个最终会将他连同这个庄园一起埋葬的山崩地陷一样。只要他一进自己的作坊里，我们才长出一口气，可是从那儿也会传来他愤怒的吼叫。虽然数十年来我们都习惯了，可一听到这吼叫声，我们总是禁不住吓一跳。甚至这个或许会使他真的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作坊，也不会被父亲当成家。
就是到了星期天，除了下午玩牌，原本也只有做完弥撒回来时，才会出现那相应的平静。这时，父亲打开每周出版一次的斯洛文尼亚语《教会报》。这是他向来惟一阅读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戴上眼镜，掠过每个字眼时都无声无息地动起嘴唇，仿佛不但是一行一行地看着，而且也是一字一句地琢磨着。在这段时间里，从他那从容的神态中弥漫出一种宁静，笼罩着他，充满整个屋子。在这阅读的时刻里，父亲终于有机会找到了自己的位子。风和日丽时，他坐在屋外的长凳上，平时都坐在东窗前那张没有扶手的长凳上，他面带着一种充满童稚的研究者的神情，逐字逐句地研读着——一想起这样的情景时，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此刻依然和他坐在一起似的。
实际上，我们当时根本连一顿饭都没有在一起吃过：总是用密封的金属盒把饭菜给父亲送到对面的作坊里，仿佛他依旧还在外面劳作，不是同那些山农在一起，就是在山涧的沟底里。母亲除了做饭，也在灶台前吃饭。像通常看到的“精神错乱者”一样，姐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勺一勺地从一个大碗里舀着吃。而我随便走到或站在什么地方就吃了。饭后，我们都盼望着那些牌友到来，不只是因为父亲向来是赢家：这时，他正襟危坐，敢于一个接着一个下大赌注，这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放射出一种喜悦，连那些输家也被感染了。每当这个凭着自己的冒险劲而赢得成功的牌友突然大笑起来时，大家都会意地跟着一起笑。他的笑那样少见，既不是幸灾乐祸的笑声，也不是同情怜悯的笑声，而是胜利者直截了当的、自由自在的笑声。这些牌友都是父亲的朋友，像他一样是奴仆，当牌友时成了平起平坐的人，乡村绅士、本地人、发言人、叙述者，和谁都不谈自己。不过，这种友谊只是在玩牌期间活跃起来，随着牌局的结束，大家相互离去，各奔自己家，没有了协作，零零散散，纯粹的邻居，疏远的相识，首先是相互之间对各自的弱点和嗜好了如指掌的乡民：色鬼、守财奴、夜游症患者。而父亲，尽管依然正襟危坐在桌前，一手抓着牌，一手在点钱，却又失去了自己的位子。牌局结束后灯一关，屋里似乎闪闪烁烁，似灭非灭，就像当年那微弱的、跳跃不定的电流。在整个国家电气化之前，我们这个地区是由一个位于德拉瓦河上、甚至没有一个水磨那样大的小电厂供电的。
虽然父亲亲手建造和布置了这座房子，集泥瓦匠、木匠和细木工于一身，可是他住在里面却不是其主人。他是自己的劳工，无法放弃和欣赏自己的工作，哪怕一时一刻也好，而且因此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在自家庄园对面的建筑物上和别人一起干活时，比如教堂塔顶，他不时地也带着某种成就感指指画画，而对由他在自家房子里里外外所做的一切，他想都不想瞥上一眼。他只要一砌起墙来，就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可同时又毫无目的地直视着前方。他只要一把做好的小凳子送给别人，他的眼里除了下一个凳子的木材，什么都没有了。我从来连想都不会想，当时作为年轻人，当这座几乎独自长年累月、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子完工时，他上山来到那片树林边上，从那里自豪地一览整个林肯山村，因为那儿有他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员建起的住处。这可是二百多年之后柯巴尔家族第一座自家的房子啊。真的，在我看来，甚至在房屋上梁的庆祝仪式上，连格里高尔·柯巴尔这个不动产拥有者举起一大杯果酒都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