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葡萄牙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贾东尼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日前逝世。虽然早已知道老作家近年来因病卧床，但这不幸的消息仍然让我震惊：像他这样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和丑恶搏斗的人，怎会轻易向死神屈服呢？
我当即发出唁电：
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本译者和读者对大师的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永远铭记他对世界文坛的贡献。
我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十几年前的两封信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
一九九八年四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五月一日，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用传真给我发来贺信：
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你翻译了《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怀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人生中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
短短几个月后，即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一位新闻界朋友在第一时间（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
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
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传真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发传真，挤不进去，只得采取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通过邮局。
常常有朋友问我：你如何与葡萄牙文学结缘，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
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一九八七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之前，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亚马多应我国文化部之邀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他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吗？”
当然好，这是求之不得的事。
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绍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住址、电话，信的最后还特别写明：“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名单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我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在里斯本的头几个月，我读了些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请教了几位文学评论家。已七十岁高龄的阿尔瓦洛·萨莱马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
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了解之后，我到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那样热情奔放。他问我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会，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给“糟蹋”了。他送给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
此后，我犹豫了五年多的时间，又将这部作品读了几遍，直到一九九四年才下定决心动手翻译。
译书难，对我来说，译萨拉马戈的书更难。就拿他的写作风格来说，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还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普也说：“读懂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有时一个自然段甚至长达几页，叙述当中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其实，何止不用引号，起码在《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这两本小说共四十多万字中，同样看不到问号、感叹号、分号、冒号、括号、省略号、书名号等等，总之，他只用两种标点，即逗号和句号。对此，萨拉马戈本人解释说，读者应当大声朗读他的作品，这样才能抓住节奏，因为他的书面语言都是口语化的，“就像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故事那样”。而我在翻译这两本书时，除了原有的逗号和句号外，还增加了一种标点符号：分号。这是因为，人物的对话在葡萄牙文中可以通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亦然），而在中文里难以办到，我也曾设想过把人物对话的头一个字改用大一号的汉字，但那样真的就会“东施效颦”了。于是，考虑再三，我决定增加一个分号。
萨拉马戈说：“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会梦想。”他正是从自己一次治疗眼疾的经历中梦想出了《失明症漫记》这个充满爱与恨、善良与邪恶、痛苦与欢乐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汽车、公寓、超市、手枪这些普普通通的道具和一个个没有姓名但又栩栩如生的男女，呈现给我们一出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喜剧。正如瑞典文学院所说，《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思想之尖锐，在这部怪诞离奇、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
我退休前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新闻工作，文学翻译仅仅是业余爱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修道院纪事》，我用了两年，加上翻译之前的“思想准备”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一共是七年多；而《失明症漫记》呢，从头一次阅读葡萄牙语原文到交出中文译稿，只用了八个月！这不仅是因为我通过翻译《修道院纪事》习惯了萨拉马戈的风格，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失明症漫记》叙述的是现代生活，相对容易得多，并且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我还记得，在翻译过程中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里，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有时热泪盈眶，有时又笑出声来，有时还自言自语或拍案叫绝。如果当时有人在我的书房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一定会以为我这个译者精神出了什么毛病。
二〇〇六年八月，香港话剧团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盲流感》，二〇〇七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也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香港的《盲流感》和北京的《失明的城市》均由冯大庆女士编剧，王晓鹰博士导演，我有幸观看了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后来听说巴西、日本和加拿大合作把《失明症漫记》拍成了电影，由巴西人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主要演员来自美国。我看了电影的DVD，中文字幕上的电影名是“盲目”。当然，话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段不同，况且我不懂表演艺术，没有资格对两者作比较，但我凭着门外汉的直觉认为，就震撼力而言，国产的话剧《失明的城市》绝不亚于巴、日、加、美合作的电影《盲目》——对两者而言，原材料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
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
现在，这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离开了令他愤怒的世界，用留下的作品永远启迪后人。
但愿有更多中文版的萨拉马戈作品问世，让中国读者得以分享大师留下的财富。
范维信
二〇一三年一月于北京乐府江南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