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接到利亚利科夫工厂打来的一封电报，请他赶快就去。从那封文理不通的长电报上，人只能看懂这一点：有个利亚利科娃太太，大概就是工厂的厂主，她的女儿生病了，此外的话就看不懂了。教授自己没有去，派他的住院医师科罗廖夫替他去了。
他得坐火车到离莫斯科两站路的地方，然后出车站坐马车走大约四俄里。有一辆三匹马拉着的马车已经奉命在车站等科罗廖夫了。车夫戴着一顶插一根孔雀毛的帽子，他对医师所问的一切话都照军人那样高声回答：“决不是！”“是那样！”那是星期六的黄昏，太阳正在落下去。工人从工厂出来，成群结伙到火车站去，他们见到科罗廖夫坐着的马车就鞠躬。黄昏、庄园、两旁的别墅、桦树、四周的恬静气氛，使科罗廖夫看得入迷，这时候在假日前夜，田野、树林、太阳，好像跟工人一块儿准备着休息，也许还准备着祷告呢……
他生在莫斯科，而且是在那儿长大成人的。他不了解乡村，素来对工厂不感觉兴趣，也从没到工厂里去过。不过他偶尔也看过讲到工厂的文章，还到厂主家里拜访过，跟他们谈过天。他每逢看见远处或近处有一家工厂，总是暗想从外面来看那是多么安静，多么平和，至于里面，做厂主的大概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昏天黑地的自私自利，工人做着枯燥无味、损害健康的苦工，大家吵嘴，灌酒，满身的虱子。现在那些工人正在战战兢兢、恭恭敬敬地给四轮马车让路，他在他们的脸上、便帽上、步法上，看出他们浑身肮脏，带着醉意，心浮气躁，精神恍惚。
他的车子走进了工厂大门。他看见两边是工人的小房子，看见许多女人的脸，看见门廊上晾着被子和衬衫。“小心马车！”车夫嚷道，却并不勒住马。那是个大院子，地上没有青草。院子里有五座大厂房，彼此相离不很远，各有一根大烟囱，此外还有一些货栈和棚子，样样东西上都积着一层灰白的粉末，像是灰尘。这儿那儿，就跟沙漠里的绿洲似的，有些可怜相的小花园，和管理人员所住的房子的红色或绿色房顶。车夫忽然勒住马，马车就在一所重新上过灰色油漆的房子前面停住了。这儿有一个小花园，种着紫丁香，花丛上积满尘土。黄色的门廊上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
“请进，大夫，”好几个女人的语声在过道里和前厅里说，同时传来了叹息和低语的声音，“请进，我们盼您好久了……真是烦恼。请您往这边走。”
利亚利科娃太太是一个挺胖的、上了岁数的太太，穿一件黑绸连衣裙，袖子样式挺时髦，不过从她的面容看来，她是个普通的、没受过教育的女人。她心神不宁地瞧着大夫，不敢对他伸出手去。她没有那份勇气。她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头发剪短，戴着夹鼻眼镜，穿一件花花绿绿的短上衣，长得清瘦，年纪已经不算轻了。女仆称呼她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科罗廖夫猜想这人是家庭女教师。大概她是这家人里顶有学问的人物，所以受到嘱托来迎接和招待这位大夫吧，因为她马上急急忙忙地开始述说得病的原因，讲了许多琐碎而惹人讨厌的细节，可是偏偏没说出是谁在害病，害的是什么病。
医师和家庭女教师坐着谈话，女主人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等着。科罗廖夫从谈话里知道病人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的独生女和继承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名叫丽莎。她害病很久了，请过各式各样的医师治过病，昨天夜里，从黄昏起到今天早晨止她心跳得厉害，弄得一家人全没睡觉，担心她别是要死了。
“我们这位小姐，可以说，从小就有病，”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用娇滴滴的声音说，屡次用手擦嘴唇，“医师说她神经有毛病，她小时候害过瘰疬病，可是医师把那病闷到她心里去了，所以我想毛病也许就出在这上面了。”
他们去看病人。病人已经完全是个成人，身材高大，可是长得跟母亲一样难看，眼睛也一样小，脸的下半部分宽得不相称。她躺在那儿，头发蓬松，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科罗廖夫第一眼看上去，得了这么一个印象：她好像是一个身世悲惨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把她弄来藏在这儿。他不能相信这人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科罗廖夫开口说，“我是来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明明早已习惯让医师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医师给她听诊。
“我心跳，”她说，“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科罗廖夫诊查过后，耸一耸肩膀。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没有毛病。一定是您的神经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必须认为，就是神经上的毛病也已经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吧。”
这当儿一盏灯送进寝室里来。病人看见灯光就眯细眼睛，忽然双手捧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科罗廖夫也不再觉得那对眼睛小，下半个脸过分宽了。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娇气、朴实了，他不由得想要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师的忠告，而是用亲切简单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让她贴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脸上现出多么绝望，多么悲痛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抚养她，把她养大成人，一点不怕花钱，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她身上，叫她学会法语、跳舞、音乐，为她请过十来个老师，请过顶好的医师，还请一个家庭女教师住在家里。现在呢，她弄不明白她女儿的眼泪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脸上现出惭愧、不安、绝望的表情，仿佛她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什么人还没请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不知道了。
“丽桑卡，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了？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两个人都哀哀地哭了。科罗廖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甚么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医师给她溴化钾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医师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当中顶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医师连绵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科罗廖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有什么大关系，”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的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师。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利亚利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在我们这儿住下吗？”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着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过一个通宵是一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一言不发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莎的父亲利亚利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扬扬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像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强壮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个奖章和一个红十字章。房间里缺乏文雅的迹象，奢华的布置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一点也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照眼，枝形吊灯架也刺眼，不知甚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就是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也套着一个奖章……
从前厅传来交头接耳的语声，有人在轻声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金属的、刺耳的、时断时续的声音，那是科罗廖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懂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挑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吃点东西！”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她喝红葡萄酒，吃得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
“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这家里仿佛没有一个男人。”科罗廖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煮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吃着，攥着拳头擦嘴。看得出来，她觉得这儿的生活满意极了，“请再吃一点。”
饭后，医师被人领到为他准备好床铺的房间里去了。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由于假日到了，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个窗子现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远远的有青蛙阁阁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许久以前，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以前，他小时候看见的那些工人相比仍旧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师，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能理解的东西，它的存在原因也不明不白，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是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这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不能理解的事……”他想，瞧着暗红色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恶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态度不公正，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工也不做，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倒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利亚利科娃和她女儿都悲悲惨惨，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满意。这么说起来，这五座大厂房里所以有那么多人做工，次劣的花布所以在东方的市场上销售，只是为了叫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可以吃到鲟鱼，喝到红葡萄酒罢了。”
忽然传来一种古怪的声音，就是晚饭以前科罗廖夫听到的那种声音。不知是谁，在一座厂房的近旁敲着一片金属的板子。他敲出一个响声来，可又马上止住那震颤的余音，因此成了一种短促而刺耳的、不畅快的响声，听上去好像“杰儿……杰儿……杰儿……”然后稍稍沉静一会儿，另一座厂房那边也传来同样断断续续的、不好听的响声，那声音更加低沉：“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敲了十一回。显然，这是守夜人在报时：现在是十一点钟了。
他又听见第三座厂房旁边传来：“扎克……扎克……扎克……”于是所有的厂房旁边全都响起了声音，随后木棚背后和门外也有了。在夜晚的静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红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是魔鬼，他在这儿既统制着厂主，也统制着工人，同时欺骗他们双方。
科罗廖夫走出院子，来到空旷的田野上。
“谁在走动？”有人用粗鲁的声音在门口对他喊了一声。
“就跟在监狱里一样……”他想，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走到这儿，夜莺和青蛙的叫声听起来更清楚一点，人可以感到这是五月间的夜晚了。车站那边传来火车的响声。不知什么地方，有几只没睡醒的公鸡喔喔地啼起来，可是夜晚仍旧平静，世界恬静地睡着了。离工场不远的一块空地上，立着一个房架子，那儿堆着建筑材料。科罗廖夫在木板上坐下来，继续思索：
“在这儿觉得舒服的只有女家庭教师一个人，工人做工是为了使她得到满足。不过，那只是表面看来是这样，她在这儿只不过是傀儡罢了。主要的东西是魔鬼，这儿的一切事都是为他做的。”
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闪着火光的窗子。他觉得，仿佛魔鬼正在用那两只红眼睛瞧着他似的，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强者和弱者相互关系的来历不明的力量，创造了这个现在没法纠正过来的大错误。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这种话只有在报纸的论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被人接受。至于在日常生活所表现的纷扰混乱里面，在编织着人类关系的种种琐事的错综复杂里面，那条法则却算不得一条法则，反而成了逻辑上的荒谬，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下受苦，不由自主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站在生活以外的、跟人类不相干的支配力量。科罗廖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这之际，东方越来越白，时间过得很快。附近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万物都死了似的，在黎明的灰白背景上，那五座厂房和它们的烟囱显得样子古怪，跟白天不一样。人完全忘了那里面有蒸汽发动机，有电气设备，有电话，却不知怎的，一个劲儿想着水上住宅，想着石器时代，同时感到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粗暴的、无意识的力量……
又传来那响声：
“杰儿……杰儿……杰儿……杰儿……”
十二下。随后沉寂了，沉寂了这么半分钟，院子的另一头又响起来：
“德雷恩……德雷恩……德雷恩……”
“难听极了！”科罗廖夫想。
“扎克……扎克……”另外一个地方响起来，声音断断续续，尖锐，仿佛很烦躁似的，“扎克……扎克……”
为了报告十二点钟，前后一共要用去四分钟工夫。随后大地沉寂了，又给人那种印象，仿佛四周的万物都死去了似的。
科罗廖夫再略略坐一会儿，就走回正房去，可是在房间里又坐了很久，没有上床睡觉。隔壁那些房间里，有人低声说话，有拖鞋的声音，还有光脚走路的声音。
“莫非她又发病了？”科罗廖夫想。
他走出去看一看病人。各房间里已经很亮，一道微弱的阳光射透晨雾，照在客厅的地板上和墙上，颤抖着。丽莎的房门开着，她本人坐在床旁边一张安乐椅上，穿着长袍，没有梳头，围着披巾。窗帘放下来。
“您觉得怎样？”科罗廖夫问。
“谢谢您。”
他摸摸她的脉搏，然后把披在她额头上的头发理一理好。
“原来您没有睡觉，”他说，“外面天气好得很，这是春天了，夜莺在唱歌，您却坐在黑地里想心事。”
她听着，瞧着他的脸，她的眼神忧郁而伶俐。看得出来她想要跟他说话。
“您常这样吗？”他问。
她动一动嘴唇，回答说：
“常这样。我几乎每夜都难熬。”
这当儿院子里守夜人开始报告两点钟了。他们听见：“杰儿……杰儿……”她打了个冷战。
“打更的声音搅得您心不定吗？”他问。
“我不知道。这儿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她回答说，随后思考了一下，“样样事情都搅得我心不定。我听出您的说话声音里含着同情。我头一眼看见您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就觉得样样事都可以跟您谈一谈。”
“那我就请求您谈一谈吧。”
“我要对您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病，只是我心不定，我害怕，因为处在我的地位一定会这样，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顶健康的人，比方说，要是有个强盗在他窗子底下走动，那他也不会不心慌。常常有医师给我看病，”她接着说，眼睛瞧着自己的膝头，现出羞答答的微笑，“当然，我心里很感激，也不否认看病有好处，可是我只盼望跟一个亲近的人谈谈心，倒不是跟医师谈心，而是跟一个能了解我，也指得出我对或者不对的朋友谈心。”
“难道您没有朋友吗？”科罗廖夫问。
“我孤孤单单。我有母亲，我爱她，不过我仍旧孤孤单单。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孤独的人老是看书，却很少开口，也很少听到别人的话。在他们，生活是神秘的。他们是神秘主义者，常常在没有魔鬼的地方看见魔鬼。莱蒙托夫的达玛拉是孤独的，所以她看见了魔鬼。”
“您老是看书吗？”
“对了。您要知道，我从早到晚，全部时间都闲着没事干。我白天看书，到了夜里脑子中空空洞洞，思想没有了，只有些阴影。”
“夜里您看见什么东西吗？”科罗廖夫问。
“没有看见什么，可是我觉着……”
她又微微地笑，抬起眼睛来瞧医师，那么忧郁、那么伶俐地瞧着他。他觉得她仿佛信任他，要跟他诚恳地谈一谈似的，她也正在那样想。不过她沉默着，也许在等他开口吧。
他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话才对。他明明白白地觉得她得赶快丢下五座厂房和日后会继承到的百万家财，要是他处在她的地位，就会离开这个夜间出巡的魔鬼，他同样明明白白地觉得她自己也在这样想，只等着一个她信任的人来肯定她的想法罢了。
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怎么说呢？对于已判决的犯人，谁也不好意思问他一声为了什么事情判的罪，同样，对于很有钱的人，谁也不便问一声他们要那么些钱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会利用财富，为什么他们甚至在看出财产造成了他们的不幸的时候还不肯丢掉那种财产。要是谈起这种话来，人照例会觉着难为情，发窘，而且会说得很长的。
“怎么说才好呢？”科罗廖夫暗自盘算着，“再者，有必要说出来吗？”
他没有率直地把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而是转弯抹角地说了一下：
“您处在工厂主人和富足的继承人的地位，却并不满足；您不相信您有这种权利。于是现在，您睡不着觉了。这比起您满足，睡得酣畅，觉得样样事情都顺心当然好得多。您这种失眠是引人起敬的。不管怎样，这是个好兆头。真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话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当中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夜里并不谈话，而是酣畅地睡觉。我们，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谈许许多多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然而，到我们的子孙辈，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看起事情来会比我们清楚得多。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我们的子孙处在我们的地位上会怎么办呢？”丽莎问。
“我不知道……大概他们会丢开一切，走掉吧。”
“上哪儿去呢？”
“上哪儿去吗？……咦，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啊，”科罗廖夫说，笑起来，“一个有头脑的好人有的是地方可去。”
他看一看表。
“可是，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说，“您该睡觉了。那就脱掉衣服，好好睡吧。我认识了您，很高兴，”他接着说，握了握她的手，“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好人。晚安！”
他走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马车被叫到门前来了，她们就都走出来，站在台阶上送他。丽莎脸色苍白，形容憔悴，头发上插一朵花，身上穿一件白色连衣裙，像过节似的。跟昨天一样，她忧郁地、伶俐地瞧着他，微微笑着，说着话，时时刻刻现出一种神情，仿佛她要告诉他——只他一个人——什么特别的、要紧的事情似的。人们可以听见百灵鸟啭鸣，教堂里钟声叮当地响。厂房的窗子明晃晃地发亮。科罗廖夫坐着车子走出院子，然后顺着大路往火车站走去，这时候他不再想那些工人，不再想水上住宅，不再想魔鬼，只想着那个也许已经很近了的时代，到那时候，生活会跟这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一样的光明畅快。他心想：在这样的春天早晨，坐一辆由三匹马拉着的好马车出来，晒着太阳，是多么愉快啊。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