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他父亲十三年前就死了，死得很惨，也很蹊跷，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如今我们县里还经常提到他）。这件事我在适当时候会告诉大家的。现在我要说的是，这位“地主”（我们县里的人这样称呼他，尽管他几乎一辈子都没在自己的田庄里住过）是个脾气古怪，但在生活中又可以经常遇到的那种人，他不仅心地卑劣、行为放荡，同时又是头脑糊涂的典型。不过好像也只有这种头脑糊涂的人，在经营自己的财产方面倒是十分高明的。就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来说吧，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一无所有，仅仅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主，到处混饭吃，千方百计地充当食客，可是到临死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一笔高达十万卢布的巨款。尽管如此，他一辈子都是我们县里最糊涂最蛮横的人之一。我要再说一遍：他并不愚蠢，那些蛮不讲理的人大多数相当聪明、相当狡猾——他只是糊涂罢了，而且又是特别的、带有民族特色的糊涂。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第一个妻子生的，其余两个，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和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是第二个妻子生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个妻子出身于名门贵族，是我县地主米乌索夫的女儿。至于这样一位年轻漂亮、聪明活泼并且又有嫁资的姑娘怎么会嫁给这个被大家叫做“窝囊废”的男人，我不想详细解释。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这一代人中间并不罕见，而且从前也曾经有过。我就认识一位姑娘，她属于过去的“浪漫”一代。她跟一位先生莫名其妙地恋爱了几年之后，照理可以太太平平结婚的，可是结果她自己想象出了许许多多无法克服的障碍，最后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从悬崖般陡峭的河岸上跳进冰凉湍急的河里自杀了。她的死完全应该归结于她的古怪脾气，完全是为了模仿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假如那个她早就看中并且十分喜爱的悬崖并非风景如画，假如那是一段缺乏诗意的平坦的河岸，那么她也许根本不会自杀。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而且应该看到，在我们俄国的生活中，在最近的两代人中间，这种事情或者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显然属于这一类，无疑是受了外界风气的影响，也是流行思想刺激的结果。也许她想显示女子的独立性，反对社会环境，向宗族和家庭的专制抗争，而乘虚而入的幻想又使她相信，哪怕是在一瞬间相信，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是名食客，但他却是那个日趋进步的过渡时期最勇敢、最喜爱调侃嘲笑的人，其实他只是个凶恶的小丑而已，别无所长。更耸人听闻的是这件事最终以私奔而告终，这又使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感到非常得意。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对于这样的艳福即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当时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迫切希望自己有一个锦绣前程，为此可以不择任何手段。攀上这样一门好亲并且得到一份丰厚的嫁妆，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至于双方的爱情，那么无论从新娘还是从他这一方面来看，根本不存在，尽管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颇有几分姿色。可以说，这件事也许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生中唯一的特殊情况，因为他一辈子都沉湎于女色。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向他招招手，他就可以立即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唯独这个女人在性欲方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
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跟他私奔之后马上就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她对自己的丈夫只有轻蔑，并无其他感情。所以，这件婚姻的恶果马上暴露出来了，尽管她家里不久就默认了这件事，并且给了私奔的女儿一笔嫁资，但是夫妇之间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开始没完没了的争吵。据说年轻的妻子在钱这方面显得很大度很高尚，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无法比拟的。现在才知道，她当时刚得到二万五千卢布现款，立即被他全部偷走了，因此这笔数以万计的钱款对她来说从此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了。她的嫁妆还包括乡下的一座庄园和城里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他一直都在处心积虑地想通过某种合法的手续把这两处财产转到自己名下，他每时每刻都厚着脸皮跟妻子硬磨软泡，苦苦哀求，以期引起妻子对他的蔑视和讨厌，最后惹得她心烦意乱，只要能摆脱他的纠缠，就同意答应他的要求。他这一手本来肯定能得逞的，但幸亏这时候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娘家出来干涉了，才使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有所收敛。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妇俩经常打架，据说动手的不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而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这个脾气暴躁泼辣、身强力壮、皮肤黝黑的女人。最后，她终于抛弃了这个家，离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跟一个穷困潦倒的神学校教师私奔了，留给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个三岁的儿子米佳。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把一大群姘妇领到家里，毫无节制地酗酒作乐，抽空还跑遍全省各处，向碰到的每个人哭哭啼啼地诉苦，把抛弃他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数落一番，同时还详详细细告诉大家那些做丈夫的羞于启齿的床笫琐事。这主要是因为在众人面前扮演受气丈夫的可笑角色并且大肆渲染自己所受屈辱的各种细节，似乎使他感到愉快甚至引以为荣。那些喜欢嘲弄的人对他说：“您真行啊，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尽管您很伤心，可您升了官发了财，所以您很得意。”许多人甚至补充说，他乐意充当一名面目焕然一新的小丑角色，为了使人们笑得更加痛快，还故意装出对自己可笑的处境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后来他终于发现了那私奔女人的踪迹。那个不幸的女人跟随自己的神学校教师辗转来到了彼得堡，并在那儿肆无忌惮地投身于最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立即忙碌起来，准备到彼得堡去。至于为什么要去，那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然，他本来要立即动身的，可是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马上觉得为了壮胆在出发前特别需要纵酒豪饮一番。就在这个时候，他妻子的娘家得到了她在彼得堡去世的消息。她好像是在一个阁楼里突然死去的，有人说她死于伤寒，也有人说她死于饥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得悉妻子去世的消息时正喝醉了酒，据说他跑到街上，高兴得举起双臂大声喊道：“这下可好了！”也有人说他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简直看着他都觉得可怜，尽管大家都讨厌他。很可能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也就是说，他既为自己得到了解脱而高兴，又为使他获得自由的女人而痛哭，两者兼而有之。多数情况下，所有的人，甚至坏蛋，也要比我们一般想象的更加天真幼稚，更加质朴善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这种人怎样当父亲和教育者，当然可想而知。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把自己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生的孩子彻底抛弃了，倒不是因为恨孩子或者因为夫妻反目感到委屈，而仅仅是因为他把孩子忘得干干净净的缘故。当他哭哭啼啼到处诉苦因而惹得众人讨厌，而他又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淫窟的时候，他家的义仆格里戈里担当起了抚养这个三岁男孩的责任。要不是当初他关心，那么也许没有人会替孩子换一件衬衫。况且孩子母亲方面的亲戚一开始似乎就把他给忘了。他的外祖父，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已经去世，他的遗孀，米佳的外祖母已经移居莫斯科并且得了重病，他们的几个女儿也陆续出嫁，因此几乎整整一年米佳只能待在仆人格里戈里家里，住在仆人住的小木屋里。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位好爸爸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存在），那么他还会重新把他送回小木屋的，因为孩子肯定会妨碍他淫荡的生活。后来发生了新的情况，就是已故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此人后来在国外一连住了好多年，可是当初还很年轻，在米乌索夫家族中显得与众不同，非常开明，颇有京城气派和外国风度，是个一辈子崇尚欧洲文明的西欧派，晚年又成了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他跟那个时代国内外的许多最具自由思想的人物有过广泛的联系。跟蒲鲁东和巴枯宁有过直接交往，在他的漂泊生涯快结束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回忆和讲述1848年巴黎2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还暗示说他几乎亲身参加了巷战。这是他青年时代最愉快的回忆之一。他拥有独立的财产，照以前的算法，大约相当于一千个农奴。他那富饶的领地就位于我们这座小城的郊外，跟我们名闻遐迩的修道院的土地毗连。早在年轻时，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刚得到这份财产时就为能在河里捕鱼或在树林里砍伐的权利而跟修道院打起没完没了的官司。这场官司的是非曲直我不清楚，但他甚至认为跟这些“教权主义者”打官司是一种公民的义务和文明人的职责。他可能还记得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以前曾经关注过她，因此听说了她的所有情况并得知还留下一个米佳之后，他义愤填膺，仅管对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充满蔑视，但还是插手干预了这件事。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同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见面。他直截了当地向他宣布自己很想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后来他经常对别人说，他提到米佳的时候，对方一度装作一点也不明白是指哪一个孩子，甚至显得很惊讶，他家里居然还有个年幼的孩子。即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有点夸张，但毕竟道出了某些实情。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辈子都喜欢装腔作势，他会无缘无故地在您面前扮演某种料想不到的角色，虽然有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必要，甚至对他自己不利。譬如这一次就是如此。不过，这种特征是许多人，甚至是相当聪明的人所固有的，更不用说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着手办这件事，甚至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因为孩子的母亲死后毕竟还留下了一份小小的财产，一幢房子和一处地产。米佳也真的住到了这位堂舅舅那儿，可这位堂舅没有成家，他本人刚处理完田产的事务并得到收益的保障后又立即匆匆赶往巴黎，准备在那儿长期居留，于是把这孩子委托给了自己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结果他在巴黎住得习惯了，尤其是那场令他大为震惊并且终身难忘的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他早把孩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接着，莫斯科那位太太死了，于是米佳又住到她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后来他似乎又第四次改换过门庭。这些事现在我不打算详谈。因为有关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位头生子的情况将要详细叙述，现在只谈些有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情况，否则我这部小说就无法开头。
第一，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三个儿子中唯独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小就相信自己还多少拥有一点财产，成年后就可以独立自主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混乱中度过的：中学没读完就进了一所军事学校，接着又突然到高加索担任军职，深得上司器重，因参与决斗而被降职，后来又重新得到赏识，他成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糟蹋了不少钱财。直到成年之后他才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一些钱，在此之前他到处借钱，债台高筑。他第一次跟自己的父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相识和见面是在成年之后，那次他是特意到我们这儿来跟父亲清算自己的财产的。大概当初父亲就没有博得他的好感，他在父亲家里呆的时间不长，从父亲那儿得到了一笔不大的钱款并且就今后田产收益跟他商定了一个办法以后就匆匆忙忙离开了。至于这些田产有多少收益，本身价值多少，那一次他始终无法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口中得到确切的回答（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点也得记住），米佳对于自己的财产抱着夸大的不正确的想法。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对这次见面十分满意，因为他另有打算。他断定这年轻人性格轻浮，脾气暴躁，欲望强烈，缺乏耐心，热衷于吃喝玩乐，只要抓到点什么，就立刻会平静下来，当然，平静的时间不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开始利用这一点，即给他一些小恩小惠，不时寄点钱去敷衍他。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四年后米佳终于失去了耐心，再次来到我们这座小城，准备跟父亲彻底清算财产，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甚至都难以结算了，他从父亲那儿取走了相等于自己全部财产价值的钱财，甚至还欠着他。根据他某年某月自愿具结的某项契约，他已完全失去了进一步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年轻人感到十分惊讶，怀疑自己上当受骗了，气得几乎失去理智。正是这个情况导致了一场悲剧，而描述这场悲剧便成了我这第一部序幕性小说的内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成了这部小说的框架。但在着手叙述这件事情之前，还需要谈谈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另外两个儿子，即米佳的两个弟弟，并且说明他们的来历。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四岁的米佳从身边打发走之后又马上第二次结婚了。这第二次婚姻持续了大约八年时间。他娶的第二位妻子索菲亚·伊凡诺芙娜也非常年轻，那是他与犹太人合伙到外省承包某项小工程时认识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醉心于吃喝玩乐，放浪形骸，可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投资生财，而且始终把事情办得十分顺利，尽管几乎每一次的手法都有点卑鄙。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是位孤女，从小失去父母，她父亲是个性格忧郁的教堂执事，但是她却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收养她的恩人是沃罗霍夫将军的遗孀，这位年迈的很有名望的将军夫人经常折磨她。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只是听说这位向来温柔善良、逆来顺受的养女曾在储藏室的钉子上系了根绳子打算上吊自尽，结果被人救了下来，可见她是多么难以忍受将军夫人的古怪脾气和没完没了的指责。其实那老妇人并不凶恶，只是因为养尊处优而蛮横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去求婚，人家一听他的来历就把他赶走了。于是又像第一次婚姻一样，他提议姑娘跟他私奔。倘若她能及时了解他的底细，那她也许无论如何不会跟他私奔的。可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个省份，此外像她这样一个宁愿自杀也不肯留在养母家里的十六岁女孩又懂得些什么呢？这苦命的姑娘逃出了狼穴，却又落入了虎口。这一次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分文没有到手，因为将军夫人盛怒之下什么也没给，不仅如此，还把他们俩诅咒了一番。不过他本来也没有指望能捞到什么，令他垂涎三尺的是这位少女的非凡美貌，更重要的，她那天真无邪的模样使他这个至今只知道追逐粗俗女性的好色之徒惊叹不已。“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像剃刀那样在我心上划了一刀。”后来他常常这样恬不知耻地笑着说。不过对于一个淫棍来说，这也只是情欲冲动而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没有捞到任何实惠，对待妻子的态度变得肆无忌惮了。借口她有愧于他，似乎是他从“吊绳上”把她救下来的，此外，还利用她那少有的温顺和逆来顺受的性格，他连夫妇间应有的最起码的体面也不顾了。一些坏女人聚集到他家里，当着他妻子的面纵酒作乐，胡作非为。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格里戈里这个阴沉、愚蠢、顽固、喜欢唠叨的义仆，他跟原来的太太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是死对头，这一次却站在新太太一边，处处保护她，为了她甚至用一种对仆人来说几乎不允许的方式跟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吵架。有一次他硬是把前来纵酒作乐、为非作歹的荡妇们统统赶走了。这个从小就被吓得战战兢兢的不幸的少妇后来得了一种神经性妇女病，这种病在乡下女人身上经常可以见到，患者通常叫做疯癫女人。得了这种病，往往会歇斯底里发作，甚至昏厥过去。不过她还是为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伊凡是在结婚当年生的，第二个儿子阿列克谢是三年以后生的，她死的时候阿列克谢才三岁多，虽然说来奇怪，可我知道他后来一辈子都记得母亲，当然恍如梦中一般。母亲一死，两个孩子的遭遇就跟他们的哥哥米佳一模一样：他们完全被父亲彻底遗忘了。弟兄俩都落到格里戈里手里，也都住进了他的小木屋。那位年迈而蛮横的将军夫人，他们母亲的恩人和养母，就是在小木屋里找到了他们。她当时还健在，整整八年来她始终无法忘记她受到的屈辱。有关她的“索菲亚”的情况，八年来她随时都掌握着最精确的情报。听说索菲亚生了重病，过着非人的生活，有两三次她对自己的那些食客大声说：“她这是活该，她忘恩负义，上帝才这样惩罚她。”
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死后刚过了整整三个月，将军夫人就突然亲自来到我们城里，直奔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住处。她在城里总共才呆了将近半个小时，可做的事情却不少。当时已是傍晚时分，八年来她没见过面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喝得醉醺醺地出来迎接她。据说，她见了他也不作任何解释，上去就狠狠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接着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了三次，然后又一声不响地直接到小木屋去找两个小外孙。她第一眼就发现他们满面污垢，衣衫褴褛，便马上扇了格里戈里一个耳光并向他宣布，她要把两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里，然后搀着他们走出小木屋，将他们裹进一条方格毛毯，抱上马车，带回自己家里。格里戈里作为一名忠实的奴仆挨了这记耳光，没说一句粗鲁的话，还送老夫人到马车跟前，向她深深鞠了个躬，大声说：“这样照顾孤儿，上帝一定会报答的。”“你是个混蛋！”将军夫人临走前冲着他吼道。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仔细盘算了一下，认为这是件好事，因此后来在具结两个孩子由将军夫人抚养的正式文件时他没有拒绝过任何一项条款。至于那两记耳光，他自己还在全城到处宣扬呢。
此后不久，将军夫人就死了。但她在遗嘱里指定给孩子们每人一千卢布“作为教育费用，这笔钱必须全部花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成年为止，因为这笔款项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已经绰绰有余，假如有人愿意慷慨解囊，那就请便”。我自己没有见过这份遗嘱，但听说确实有这类奇怪的内容，其表述的方式颇为独特。老太太的主要继承者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倒是个老实人，担任那个省的贵族长。他跟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通了一次信之后一下子就猜到，要他掏钱抚养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不可能的事（尽管他从来不会直截了当地一口拒绝，碰到这种情况他就采取拖延的办法，有时候甚至说得娓娓动听），于是波列诺夫亲自照顾两个孩子，尤其喜欢小的那个阿列克谢。阿列克谢有很长时间甚至就是在他家里长大的。我请读者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一点。如果说这两位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受到教育和培养而应该一辈子感谢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这个极其高尚、极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像这样的人如今很少见了。他分文未动将军夫人留给每个孩子的一千卢布，到他们成年时加上利息，竟达到了两千卢布。他是用自己的钱供养他们的，花费在他们身上的数目当然远远超过每人一千卢布。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暂时我也不打算详谈，我只提一下几个最重要的情况。关于哥哥伊凡，我只想告诉大家，他从小就是个忧郁、内向的孩子，虽然远非胆小怕事，但似乎从十岁起就懂得他们毕竟寄人篱下，靠了别人的恩惠才得以成长，而他们的父亲又是那种说出来都嫌丢人的人，等等。这孩子很早，几乎从婴儿时代起（至少传说是这样的）就开始显露出非凡的研究学问的才能。确切的情形不太清楚，但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家，进了莫斯科一所中学，寄住在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少年时代的朋友，一位很有经验、当时很有名望的教育家家里。后来伊凡自己说这都是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急公好义”，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天才的孩子应该跟天才的教育家学习。不过，当这位年轻人中学毕业进大学的时候，无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还是那位天才的教育家，都已经去世。因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生前没有交代清楚，他理应得到的那笔由专横的将军夫人留下的款项，虽然加上利息已达两千之巨，但由于我们这儿种种不可避免的手续和拖拉而迟迟无法得到，所以这位年轻人在大学的头两年既要养活自己又要学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应该指出的是，他当初就根本不想跟父亲通信，也许由于高傲，由于瞧不起他，也许经过冷静理智的思考后明白了从父亲那儿决不会得到任何接济。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年轻人丝毫没有惊慌失措、迷失方向，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先是授课，继而又用“目击者”的笔名写些街头新闻之类的小文章分头送到各家报社发表。据说这些十来行字的小文章构思巧妙，趣味盎然，以致很快就风行起来，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这位青年人在实际能力以及智力方面远远超过我们这里为数众多、永远贫困和不幸的那部分男女青年学生。那些学生踏破了京城各家报社和杂志社的门槛，一天到晚苦苦哀求给他们翻译法文作品或者抄写之类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们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结识了好几家报社的编辑之后，始终没有中断过跟他们的联系。到了大学最后几年，开始发表涉及各种专题的颇有才气的书评，甚至在文学圈内也小有名气了。不过，直到最近他才偶然在更为广泛的读者圈子里突然引起了特别的注意，许多人因此而一下子发现并记住了他。这是个相当有趣的现象。正当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大学毕业，打算动用自己的两千卢布到国外游历的时候，他在一家大报上刊登了一篇奇特的文章，即使不是专家也注意到了这篇奇文。更主要的是，论述的对象对他来说显然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他学的专业是自然科学，这篇文章却是针对当时到处都在议论的宗教法庭问题而写的。他分析了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种种观点，同时也阐述了自己个人的见解。关键是他文章的语气以及精彩而出奇的结论。许多宗教界人士完全把他看作了自己人，而那些非宗教界人士，甚至连无神论者也从自己的角度大加赞赏，拍手称快。最后，有些机灵的人终于悟出了这整篇文章只是一种嘲弄、一出大胆的闹剧而已。我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事件，是因为这篇文章及时地传到了位于我们城市郊外的一家很有名气的修道院。那里对于沸沸扬扬的宗教法庭问题是十分注意的——文章传进了修道院并且使大家感到困惑不解。大家知道了作者姓名之后，又打听到他是我们城里的人，“就是那个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儿子”。正巧在这时候作者本人又突然出现在我们城里。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当时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记得我当时就怀着几分担忧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次不祥的并且造成了极其严重后果的来访，后来很长时间甚至始终令我捉摸不透。一般说来，像他这样既有学问、看上去又很高傲谨慎的年轻人居然走进一个十分丑恶的家庭，投奔这样的父亲，岂非咄咄怪事？他父亲一辈子都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不了解也不记得他，即使儿子向他要钱，他也决不会给他一个子儿，然而还是一辈子提心吊胆，唯恐两个儿子，伊凡和阿列克谢，有朝一日会突然来向他讨钱。但这位年轻人居然住进了这位父亲家里，而且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彼此相处得再和睦不过了。他们这样和睦相处不仅使我，也使其他许多人感到惊讶。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就是我在上面提到过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妻的远亲，当时恰巧也从长期定居的巴黎回到我们这儿，住在城郊他自己的庄园里。我记得，米乌索夫比任何人都感到惊奇。他认识了这位对他也极感兴趣的年轻人，有时不免怀着痛苦的心情与他唇枪舌剑一番。“他非常高傲，”当时他对我们说，“任何时候都能挣到钱，现在他手头的钱就足够去国外。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大家都知道他到父亲这儿不是为了钱，因为他父亲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给他的。他不贪杯也不贪色，然而老人已经离不开他了，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年轻人甚至对老头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尽管老头儿非常任性，甚至无理取闹，但有时候似乎还肯听他的话，有时候甚至变得守规矩了……
直到后来才搞清楚，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之所以回来，部分原因是长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请他来帮助处理事情。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在这次回家以后，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才有生第一次认识并且见到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不过为了一件跟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有关的重要事情，他还在离开莫斯科到此地来之前就已经跟他通过信了。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读者以后自然会详细知道的。尽管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特殊的情况，但我还是觉得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是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到我们这儿来的意图还是难以解释。
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当初似乎充当了父亲和长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之间的中间人和调解人角色，因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当时与父亲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正式提出了诉讼。
我再说一遍，这个家庭当初是第一次团聚，有几个人还是生平第一次互相见面，只有小儿子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比两位兄长来得早些，他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将近一年光景。关于这个阿列克谢的情况，在把他推上小说舞台之前，很难在我这个序幕性质的叙述中加以介绍。但我又不能不说几句，至少先要说明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那就是我只能让读者看到我这位未来主人公在第一幕开始时就是穿着修士的长袍登上小说舞台的。是的，当时他在我们这儿的修道院里已经住了一年左右，而且看样子还打算在里边隐居一辈子。
当时他才二十岁，而他的二哥伊凡已快二十四岁，大哥德米特里已经过了二十七岁。首先我要声明，阿廖沙这个年轻人绝不是宗教狂，至少据我看来，甚至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让我先把自己的全部观点告诉大家：他只是个早熟的博爱者罢了。他之所以遁入空门，那只是因为当初唯有这条路才能打动他，向他提供一种理想的归宿，使他的灵魂摆脱尘世仇恨的黑暗而进入爱的光明。这条道路之所以能打动他，只是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据他认为是非同寻常的人物——我们修道院里德高望重的佐西马长老，他那颗如饥似渴的心灵怀着初恋般的炽烈感情迷上了这位长老。不过我并不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当时他就已经是个非常奇特的人，甚至从摇篮时代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了。顺便说一句，我在上文已经提到，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才三岁多一点，可是他却一辈子记住了她，记住了她的面容，她的爱抚，“简直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众所周知，年纪再小的孩子，哪怕是两岁多的幼儿，也能保留这种记忆，只不过在以后的一生中仅仅是作为黑暗中的几个亮点出现的，就好比从一幅巨画中撕下的一角，整幅画已经暗淡无光，甚至消失，唯独这一角依然光彩夺目。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夏日傍晚，夕阳的斜辉照进敞开的窗户（这斜辉他记得特别清晰），房间的一角有尊圣像，圣像前点着圣灯，她母亲跪在圣像前痛哭，歇斯底里似的大喊大叫，双手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勒得他都感到疼了。她双手捧着他，送到圣像前，她替他向圣母祈祷，似乎在祈求圣母庇护……突然，奶妈跑进来，惊恐万分地把他从母亲手里夺走了。真是太奇怪了！阿廖沙在那一瞬间记住了母亲的脸。据他记忆，他说那是一张麻木迟钝却又非常美丽的脸。不过他不太愿意把这回忆告诉别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感情很少外露，甚至不太愿意说话，这倒不是由于不信任别人，也不是由于胆小或者生性孤僻，恰恰相反，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由于某种纯粹个人的内心忧虑，这种忧虑跟别人毫无关系，而对他自己则至关重要，以致似乎忘记了别人。不过他对人们却怀着一颗爱心，似乎他一辈子都绝对信赖别人，而其他人也从来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头脑简单或者天真幼稚的人，他身上似乎有一种东西在告诉并暗示大家（以后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不想充当人们的裁判，他不愿意也决不会去谴责别人，他甚至会容忍一切，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尽管内心经常感到悲伤。不仅如此，在这方面他甚至到了任何人都无法使他惊讶和惧怕的地步。这情形在他步入青年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二十岁那年去看望父亲，走进那个名副其实的肮脏的淫窟，这位纯洁无邪的青年到了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才默默地离开，然而却没有丝毫轻蔑或责备任何人的神色。他父亲原来是寄人篱下的食客，所以对屈辱特别敏感、特别计较，见了他起初心存疑虑，神色阴郁（说他“嘴上一声不吭，可肚子里鬼点子多着呢”），可是过后不久，不到两个星期，便开始经常拥抱他、亲吻他了，尽管是流着醉醺醺的眼泪，出于酒后的冲动，但显然是真心诚意地、打心眼里爱他了，当然，他这种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
不论这年轻人到哪儿，大家都喜欢他，他从小就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他到了抚养他的恩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家里，便博得了全家的喜欢，大家都把他当成了自己家里的孩子。而他进入这个家庭时还是个婴儿，那种年龄的孩子无论如何不会耍什么心计，不可能掌握讨好迎合、巴结奉承的技巧或者迫使别人喜欢自己的本领。他身上就有这种特别招人喜爱的天赋，即所谓来自天性，没有丝毫的做作，显得十分自然。他在学校里也是这样。尽管像他这样的孩子似乎会引起同学们不信任，有时候会招来讥笑，甚至憎恨，譬如说，他经常陷入沉思，似乎不怎么合群，他从小就喜欢躲在角落里看书，但是同学们都非常爱他，他在校期间可以说始终是大家共同的宠儿。他难得淘气，甚至难得快活，可是只要看他一眼，马上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性忧郁，恰恰相反，他的心情始终很平静很开朗。在同龄人中间他从来不愿意显得与众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从来不惧怕任何人，而男孩子们马上会明白他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无所畏惧而自以为了不起，他的神情看上去好像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十分勇敢、无所畏惧似的。他从来不记恨。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他受了委屈，一小时之后就会搭理欺侮他的人，或者主动跟那人说话，态度十分诚恳，内心不存丝毫芥蒂，仿佛两人之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这时候他的神态不像是偶尔忘记了他受到的委屈或者故意原谅了对方，而纯粹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委屈。正是这一点令孩子们彻底佩服他。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校各个年级，自低年级直到高年级的所有同学都要取笑他，但这不是恶毒的嘲笑，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样做好玩。他身上的这个特点便是一种古怪而强烈的害羞心理和纯洁感情。他不愿去听那些关于女人的众所周知的言论，不幸的是，这种“众所周知”的言论在学校里并未杜绝。那些心灵纯洁的男孩，几乎还是小孩子，经常喜欢在教室里私下甚至公开谈论那些连大兵们都说不出口的事情，那些具体的场面和情状。不仅如此，我们有知识的上流社会的青少年在这方面熟悉的东西有许多是大兵们不知道也无法理解的。这也许还算不上道德败坏，也算不上厚颜无耻，算不上真正的深入骨髓的腐化堕落，而仅仅是一种表面的恬不知耻，然而正是这种表面的无耻行为往往被他们当做体面、微妙、洒脱，值得仿效的东西。他们发现“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听到别人说起“这种事”的时候就赶快用手捂住耳朵，于是有时候故意围住他，强行扳开他的手，对着他的两只耳朵喊脏话。他拼命摆脱他们，一屁股坐到地板上或者闭起眼睛躺下来，对他们的恶作剧毫无怨言，也不骂他们一声，默默地听任他们欺负。不过到最后他们也就不再欺负他，不再讥笑他是“黄毛丫头”了，反倒可怜起他来。顺便说一句，他在学习上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但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
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死后，阿廖沙在省城的中学里又呆了两年。悲伤不已的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夫人在丈夫死后立即带着由清一色的女性组成的全家到意大利定居，阿廖沙则到了另外两位太太家里。这两位太太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远房亲戚，至于她们为什么要收养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从来不过问自己靠谁的钱生活，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甚至是非常突出的特点。在这方面他跟自己的二哥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截然不同，他二哥在大学读书的头两年吃尽了苦头，只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从小就痛心地意识到自己寄人篱下，受人恩惠。不过阿列克谢的这个性格特征似乎不应该受到过分严厉的责备，因为任何一个对他稍有了解的人，如果出现这类疑问，就立即会相信，阿列克谢肯定是这样一种傻里傻气的青年，即使他突然拥有了一大笔资产，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送给任何一个向他要钱的人，或者捐给慈善事业，或者也许会随随便便送给一名狡猾的骗子，如果那骗子向他伸手的话。总而言之，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金钱的价值，当然不是指字面上的意义。他从来没有讨过零用钱，有时候给他点零用钱，那么他一连几个星期都不知道这些钱该怎么花，或者根本不加珍惜，转眼间便分文不剩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是个把金钱和资产阶级的信誉看得很重的人，他仔细观察了阿列克谢之后，有一次对他作了这样一个深中肯綮的评价：“像他这样的人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即使突然把他放到一个有百万人口的陌生城市的广场上，他身上不名一文，那他也决不会丧命，决不会饿死或者冻死，因为别人会马上供他吃喝，马上会给他提供住处，如果不给他安排，那么他自己会安排的，而且他可以不费一点力气，不会忍受屈辱，而照顾他的人也决不会感到是一种累赘，也许恰恰相反，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乐趣。”
他在中学里没能结束自己的学业。离毕业还有整整一年时，他突然对那两位太太说，他想回到父亲那儿去办一件事。两位太太非常怜惜他，舍不得放他走。路费很便宜，他当掉自己的怀表——那是他的恩人一家出国前送给他的礼物，两位太太不允许他这样做，给了他一笔充裕的盘缠，甚至给了他新的内衣和外衣。但是他把其中一半的钱还给她们，说是他决定坐三等车厢回去。他一回到我们城里，他父亲劈头就问：“为什么不等毕业就回来了？”他一句话也没回答，听说当时他显得心事重重。不久发现他原来要寻找自己母亲的坟墓。当时他自己也承认他回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此行的全部目的未必仅限于此。很有可能当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甚至无法解释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心血来潮，并且不可抗拒地把他吸引到一条陌生却又难以避免的新路上。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无法向他指出埋葬第二位妻子的地点，因为自从棺材入土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墓地，时间一长，连当时埋葬在何处也完全记不得了……
顺便谈谈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情况吧。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住在我们城里。第二个妻子死后过了三四年，他前往南俄，最后到了敖德萨，在那儿一直住了好几年。据他自己说，起初结识了“许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犹太佬”，到后来不仅那些做小商小贩的“犹太佬”，就是有脸面的犹太人也接待他了。应该承认，他一生中正是在这个阶段充分发挥了那种赚钱捞钱的特殊本领。他重新回到我们这个小城市不过是阿廖沙到来之前两三年的事。他原来的那些熟人发现他衰老得十分厉害，尽管按他的年龄还不该这么衰老，至于他的行为举止，非但没有变得高尚些，反而更加卑鄙无耻了。譬如说，这个原来的小丑萌生了一种无耻的需要——把别人装扮成小丑。他从前就喜欢跟女人胡搞，现在似乎变本加厉，更加恶劣了。不久，他在全县各处开了许多新的酒馆。显然，他的家产也许达到十万卢布，或者略为少些。不久便有许多城里和县里的居民向他告贷，当然喽，要有极可靠的抵押。最近以来他似乎老态毕露，失去了平衡和精明，陷于浮躁状态，做事丢三落四，有始无终，并且三天两头喝得烂醉如泥，倘若没有那个一直服侍他的仆人格里戈里——这时候他也十分老迈，有时候几乎像家庭教师那样侍候他——那么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生活不免会碰到种种特别的麻烦。阿廖沙的到来似乎在道德方面也对他产生了影响，这个早衰的老人久已枯寂的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苏醒过来了。“你知道吗，”他常常一边端详着阿廖沙一边对他说，“你像她，像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他这样称呼自己已经去世的妻子，阿廖沙的母亲。“疯疯癫癫的女人”的坟墓最后还是由格里戈里指给阿廖沙看的，他把他领到我们城市的公共墓地，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指给他看一块价钱不贵但还算体面的铁铸墓碑，墓碑上甚至刻着死者的姓名、身份、年龄和死亡日期，墓碑下方还刻有四行类似诗歌的文字，那是从一般中等人家坟墓上常用的古体悼亡诗中选取的。奇怪的是，这块墓碑是格里戈里竖的，他自掏腰包，亲手在可怜的“疯癫女人”的坟墓上竖了这块碑，那是在他反复多次向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这个坟墓最后终于惹得主人厌烦而离开此地前往敖德萨之后的事。主人不仅对这个坟墓不顾不问，而且不愿意回忆过去的往事。阿廖沙在自己母亲的墓地里没有说过一句特别动情的话，他只是仔细倾听了格里戈里郑重其事而又合情合理地叙述立墓碑的过程，垂着脑袋站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离开了，从此以后他甚至整整一年都没有去过他母亲的墓地。不过对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个细小的情节也发生了作用，而且这作用非同寻常。他突然拿了一千卢布送到我们的修道院用作追祭妻子的亡灵，但不是追祭第二位妻子，阿廖沙的生母，那个疯癫女人的亡灵，而是第一位妻子，就是那位经常揍他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亡灵。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当着阿廖沙的面把修士大骂一通。他自己远不是信教的人，他也许永远不会买五戈比的蜡烛放到圣像面前。他这种人往往会莫名其妙地迸发出种种出人意料的感情和冒出出人意料的想法。
我已经说过，他显得十分衰老，他的外貌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前半辈子生活的特征和本质。除了他那永远流露着蛮横、无耻、怀疑和讥讽的小眼睛底下两坨肥大的眼袋，除了那张胖胖的小脸上多而深的皱纹，尖削的下颌下还挂着一个硕大的喉结，肉鼓鼓的，像一只椭圆形的钱袋，这更给他增添了一种令人厌恶的色迷迷的模样。还有一张食肉兽似的长嘴，两片厚厚的嘴唇，嘴里露出一片黑乎乎的残牙。他一开口说话就唾沫横飞，不过他自己也喜欢嘲弄自己那副嘴脸，虽然他对自己的长相还是满意的。他特别欣赏自己那个虽然不太大但很细巧的高高隆起的鼻子。他炫耀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式鼻子，再配上喉结，就是地地道道的衰落时期古罗马贵族的尊容。”他似乎引以为豪。
阿廖沙找到母亲坟墓不久，突然向父亲宣布说，他想进修道院，而修士们也愿意接收他当见习修士。他还解释说，这是他的迫切愿望，因此想征得父亲的正式同意。老人早就知道，在本地修道院里修行的佐西马长老对他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
“这位长老当然是他们中间最诚实的一位修士。”他沉默着若有所思地听阿廖沙说完之后作了这样的表示，不过对儿子的请求几乎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嗯，原来你是想到那儿去啊，我的不声不响的孩子！”他处于半醉状态，可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那笑容保持了好久，虽然带着几分醉意，却不无狡猾和酒后的诡谲。“嗯，我早就预感到你会有这种结局，这一点你能想象吗？那地方是你一直向往的。好吧，你去吧。你名下不是有两千卢布吗，那就是给你的陪嫁。我的天使，我是永远不会抛弃你的，现在我就可以为你支付全部必需的费用，如果那儿向你提出这种要求的话。不过，如果他们不提出来，那我们何必硬要送上门去，是吗？你花钱省得就像金丝雀，一星期才吃两粒米……嗯。你知道吗，有一座修道院在城外专门拥有一座小镇，那儿的人都知道，小镇上住的全是‘修士的老婆’，大家都这么叫她们，我估摸有三十来个……我去过那儿，你知道吗，挺有意思，就是别有风味，我是指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味道。糟糕的只是俄国味太浓，缺少法国女人，本来是可以有的，钱绰绰有余。只要宣传一下，她们就会来的。这里的修道院倒没什么，这里没有修士的妻子，修士倒有二百来名。修士都挺老实，全是吃素的。我得承认……嗯。那么你真的想去当修士吗？我真舍不得你，阿廖沙，真的，你信不信，我已经喜欢上你了……不过，这倒也是个合适的机会，你可以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祈祷，我们在这里作孽太多了。我一直在想，今后有谁能替我祈祷呢？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亲爱的孩子，在这方面我愚蠢透了，也许你不相信？真是蠢透了。你瞧，不管我有多蠢，这个问题我还是考虑的，还是考虑的，当然是有时候想想，不是一直在想。我想，我死了魔鬼总不至于忘了用钩子把我钩去。我在想：是用钩子吗？它们的钩子是哪儿来的？用什么做的？铁做的吗？又是在哪里打的呢？难道它们也有铁厂吗？修道院里的修士们一定以为地狱里，譬如说，有天花板。而我可以相信有地狱存在，不过地狱里没有天花板。它的模样似乎应该比较雅致，比较文明，就像路德教派所主张的那样。实际上有没有天花板不都是一回事吗？不过，这个可恶的问题就在这里！假如没有天花板，那就不会有钩子，假如没有钩子，那一切都不存在，这么说来，问题又搞不清楚了，到时候谁用钩子来把我拖走呢？如果不把我拖走，那么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呢？这世界上的真理在哪儿？应该制造出这种钩子，特意为我，为我一个人制造，因为你要知道，阿廖沙，我是个恬不知耻的人！……”
“那儿确实没有钩子。”阿廖沙凝视着父亲，一本正经地轻轻说道。“是的，是的，只有钩子的影儿，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位法国人曾经描写过地狱，我看是马车夫的影儿，用刷子的影儿，擦马车的影儿！亲爱的孩子，你怎么知道没有钩子呢？你到修士们中间呆一段时间以后，就不会这样说了。不过，你去吧，等你找到了真理再回来告诉我，因为如果确实弄清了阴间是怎么回事，那么到那个世界去的时候心情毕竟要轻松些。再说你到修士们那儿总比在我这儿，跟我这个老酒鬼和一群黄毛丫头混在一起要体面些……虽然这里不会对你这个天使产生任何影响，兴许那里也不会对你产生任何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答应你去的，我就是抱着这最后一个希望。你的智慧不会让魔鬼吃掉的。你像一把火，烧一阵之后就会熄灭，你治好了病就会回来的。我等着你，我觉得你是世界上唯一不责备我的人，我亲爱的孩子，这一点我有所感觉，我不会感觉不到的！……”
他甚至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他是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人。他既凶狠又多愁善感。
也许有的读者认为，我说的这位年轻人生来就有病态的、狂热的、不够健全的天性，是个平庸的幻想家，无精打采、羸弱委琐的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阿廖沙当时还是个十九岁的青年，身材匀称，脸色红润，目光炯炯。那时候他甚至非常英俊，个儿不高不矮，体态端庄，深褐色的头发，一张略长却又不失端正的鹅蛋脸，一双分得很开但很明亮的深灰色眼睛，神态深沉而安详。也许有人会说，红润的脸颊并不妨碍他成为狂热分子或神秘主义者，但我觉得阿廖沙甚至比任何一个现实主义者更清醒。当然喽，他在修道院里完全相信各种奇迹，不过依我看来，奇迹永远不会使现实主义者感到不安，也并非奇迹才能使现实主义者接受信仰。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即使没有信仰，也始终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相信奇迹的力量和能力，而如果奇迹出现在他面前，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那么他宁愿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也不会承认事实。即使承认事实，也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自然的事实，只是在此之前他不知道罢了。现实主义者身上的信仰并非来自奇迹，相反，倒是信仰产生奇迹。现实主义者一旦有了信仰，那么根据自己的现实主义，他势必要承认奇迹。使徒多马说，在没有亲眼看见之前他是决不会相信的，但是他看到之后便说：“我的主，我的上帝！”是不是奇迹使他有了信仰呢？很可能不是，他之所以相信仅仅是因为他愿意相信，而且也许在说“没有看到之前决不相信”这话的时候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相信了。
有人也许会说，阿廖沙生性迟钝，缺乏教养，连中学也没毕业，如此等等。他中学没毕业，那倒是事实，可是说他迟钝或者愚蠢，那就太不公道了。我把上面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他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仅仅是因为当时只有这条路才能打动他，在他看来这是他的心灵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必由之路。此外，还请诸位考虑以下情况，即他已经多少有点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特征了，也就是说，他本性诚实，向往真理，探索真理，信仰真理，而一旦信仰了真理，就要身体力行，要迅速建立功勋，甘愿为此牺牲一切，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不幸的是，这些青年往往不明白，在许多情况下牺牲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而从自己青春勃发的生命中牺牲五六年时间去从事艰苦的学习，钻研科学，其目的哪怕只是为了大大增强自身的力量，以便服务于真理，服务于自己所钟爱并打算建立的功勋，那么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要作出这样的牺牲几乎是绝对办不到的。阿廖沙无非是选择了一条与大家截然相反的道路而已，只不过内心怀着那种尽快完成功勋的渴望罢了。他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之后，立即对灵魂不朽和上帝产生了坚定的信念，自然而然地对自己说：“我要为了灵魂不朽而活着，决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同样，假如他认为不存在上帝和灵魂不朽，那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成为一名无神论者或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问题，或者所谓的第四等级的问题，而首先是无神论的问题，无神论在当代具体化的问题，是巴比伦塔的问题——建筑这座高塔不需要依靠上帝，也不是将人间变成天堂，而是要把天堂搬到人间）。阿廖沙甚至觉得再像从前那样生活是荒诞和不可能的了。《圣经》上说：“你若愿意做个完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阿廖沙则对自己说：“我不能只拿出两个卢布以代替‘一切’，也不能够只做弥撒以代替‘跟从我’。”他幼年的回忆中，也许还保留着我们城外那座修道院的影子，当初他母亲经常带他到那儿去做弥撒，也许圣像前夕阳的斜辉对他产生了影响——他那患癫痫病的母亲往往把他举到神像面前。他这一次心事重重地到我们这儿来，也许就是为了看一看：这里是否舍弃了“一切”或者仅仅舍弃了两个卢布，——于是他在修道院里遇到了这位长老……
这位长老，我在上面已经交代过，就是佐西马长老。但是这里还得略为谈一谈我们修道院里的“长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惜我对这些事情并不十分通晓，没有太大把握。尽管如此，我还想尝试一下用三言两语作些肤浅的介绍。首先，据一些行家说，长老和长老制度出现在我们俄罗斯的修道院里为时不久，还不到一百年，可是在整个信奉正教的东方，尤其在西奈和阿索斯，却已存在一千多年了。他们肯定地说，古时候，我们俄罗斯也有过长老制，或者说照理应该存在过，可是俄罗斯发生了种种灾难，由于鞑靼人的入侵，由于一次次战乱，由于君士坦丁堡被征服后中断了跟东方原有的联系，这种制度便在我们这儿被遗弃了，长老也绝迹了。但从上世纪末起，一位叫做“伟大的苦行者”的巴伊西·维里契科夫斯基及其门徒又重新恢复了这个制度，但是直到如今，甚至过了将近一百年之后，尚未在多数修道院内实行，有时候甚至作为一件俄罗斯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而遭到压制。在我们俄罗斯，只有在一个非常偏僻但又非常著名的科泽尔县奥普基纳修道院里，这个制度才特别兴旺发达。至于我们城外那个修道院里的长老制，是什么时候、由谁建立的，那我就说不清了，可是已经传到第三代，而佐西马长老则是第三代的最后一人，但他衰弱多病，气数也快尽了。将来由谁来代替他，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对我们这座修道院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因为我们的修道院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地方，里面既没有圣徒的遗骸，也没有显灵的神像，甚至没有与俄国历史有关的光荣传说，也谈不上对我们的祖国作出过什么历史性的丰功伟绩。它的兴盛并且名闻全俄，完全是由于长老的缘故。为了亲眼目睹并聆听他们布道，人们不远千里，成群结队地从俄罗斯的四面八方拥到我们这里。那么，长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长老就是把你的灵魂和意志纳入到他的灵魂和意志中去的人。您选定了一位长老，就得放弃自己的意志，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他，彻底放弃自己的意志。对于决心放弃自己意志的人来说，他要自觉自愿地经受这种考验，进入这种可怕的人生炼狱。他希望通过这种长期磨炼来战胜自己，把握自己，以便通过终生的修行最终获得完全的自由，即自我解脱，避免那些活了一辈子却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自我的人的命运。这种发明，也就是长老制——并非理论性的创造，而是来源于东方的实践，这种实践至今已有上千年了。对长老承担的义务不同于我们俄罗斯修道院中常见的那种“修炼”，这里规定所有跟随长老进行修炼的人必须永远向他忏悔，师徒之间应保持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系。据说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一次，那是在基督教的早期，有一位见习修士，他没有完成长老交给他的某项修炼任务，便离开修道院到了另一个国家，从叙利亚到了埃及，在那里经过长期而艰苦的修炼之后，终于熬尽磨难，殉道而死。教会尊他为圣者，为他举行葬礼。正当教堂执事大声喊着：“未曾受洗的人请离开！”的时候，那棺材连同躺在里面的殉难者突然离开原地，移出了教堂，这样接连重复了三次。后来终于发现，这位殉教的圣者破坏了修炼的规矩，擅自离开了长老，因此未经长老解除是无法获得宽恕的，即使他有伟大的功德也不行。直到把长老请来解除了他的修炼之后，他的葬礼才得以完成。当然，这仅仅是古代的传说，但是有一件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我们当今的一位修士在阿索斯修行，这地方他非常喜欢，把它当做栖隐之地。突然，他的长老命令他离开阿索斯，先到耶路撒冷朝拜圣地，然后返回俄国，回到北方的西伯利亚去：“那里才是你该去的地方，而不是这里。”那修道士听了十分震惊，也十分伤心，于是垂头丧气地到君士坦丁堡求见总主教，央求免除他的修炼。总主教回答说，不但他总主教无法解脱他，而且天底下没有也不可能有解除他修炼的权力。既然长老已经规定了他的修炼，那就只有长老本人拥有这样的权力。这样，在某些情况下长老被赋予了一种无限的不可思议的权力。这就是长老制在我国许多修道院里几乎受到压制的原因。不过，在老百姓中间，长老们备受尊敬。譬如说，不仅普通老百姓，就连那些最有地位的人也纷纷到我们修道院里向长老们顶礼膜拜，向他们忏悔自己的罪孽，倾诉自己的疑惑和痛苦，请他们给予忠告和谕示。反对长老制的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后便进行种种责难，大叫大嚷说这样一来忏悔的圣礼被蛮横而轻率地贬低了。其实，见习修士和俗人向长老忏悔，他们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圣礼。尽管如此，长老制最后还是站稳了脚跟，并且逐渐在俄国的修道院里盛行开来。至于这件使人只在道德上从奴役走向自由、走向自我完善又历经千年沧桑的武器，可能会变成一把双刃利剑，使某些人非但没有走向驯服和彻底的自我克制，恰恰相反，会导致他们恶魔般的狂傲，也就是说，不是获得自由，而是套上锁链，这种情况也许确实是存在的。
佐西马长老已经六十五岁了，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曾是一名军人，在高加索当过尉官。毫无疑问，他是以自己心灵上某种超凡的魅力使阿廖沙折服的。阿廖沙就住在长老的修道室里——长老十分喜欢他，让他住进自己的修道室。值得一提的是，当初阿廖沙住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还不受任何约束，他可以随便外出，即使离开好几天也没有关系，他穿修道服也完全出于自愿，只是为了在修道院里不至于显得有什么特殊。当然，他自己也喜欢这样。也许是长老始终拥有的那种力量和声誉对阿廖沙年轻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许多人说佐西马长老多年来接待了所有前来向他忏悔自己心灵并渴望得到他忠告和解救的人——他内心容纳的剖白、痛悔是如此之多，以致于他最后具备了洞察一切的能力，他一眼就可以看出陌生人为什么要到他这儿来，有什么要求，甚至能猜到是什么痛苦在折磨着他的良心。前来求他的陌生人还没有开口，他就知道了对方内心的秘密，这使人惊讶、羞愧，有时候几乎使人害怕。可是阿廖沙几乎始终能够看到，许多人，几乎所有的人，第一次跟长老单独密谈，他们进去的时候怀着恐惧和不安，而从他那儿出来的时候，差不多一个个都变得开朗和舒畅，布满阴霾的脸也会洋溢着幸福。令阿廖沙特别惊讶的是长老的态度一点也不严厉，恰恰相反，他待人接物一向十分和善。修士们说他心里牵挂的就是那些罪孽比较深重的人，谁的孽债最深重，他就最爱谁。直到长老大限将近的时候，修士中间还有忌恨他的人，不过这种人已经不多，他们只能保持沉默，虽然其中也包括修道院里几位相当有名望的重要人物，例如那位以沉默和持斋著称的老修士。不过，大多数人毕竟拥戴佐西马长老，许多人甚至全心全意地、热烈而真诚地爱他，有些人简直成了他狂热的崇拜者。这些人虽然还不敢公开宣扬，但在私下里却直截了当说他是位圣人，说这是没有疑问的事。他们看到长老的生命行将结束，因此期待着很快会出现奇迹，而他所在的修道院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获得巨大的声誉。对于长老会显示奇迹的能力，连阿廖沙都深信不疑，正如他完全相信棺材会从教堂里不翼而飞的故事一样。他亲眼看到许多人带着有病的孩子或者成年的亲属来央求长老抚摸他们的额头，为他们祈祷，过了不久这些人又回来了，有的甚至头天刚走，第二天就又回来了，跪在长老面前，泪流满面地感谢他的救治。至于是否真的治好了毛病或者病情有些好转，这个问题对阿廖沙来说根本不存在，因为他完全相信自己的师父具有这种精神力量，师父的声望似乎成了他自己的胜利。每当长老出来接待那些恭候在修道院大门口的朝拜者的时候，他心情特别激动，特别兴奋。这些朝拜者都是平民百姓，他们从俄国各地专程赶到这儿来想见一见这位长老并且求他赐福；他们匍匐在他面前哭泣，吻他的脚，吻他脚下的土地，大声喊叫，女人们把自己的孩子举到他面前，把害癫痫病的女人领到他面前。长老和他们说话，简短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然后让他们回去。近来长老经常发病，身体日渐虚弱，有时候连走出自己修道室的力气也没有，于是朝拜的人在修道院要接连等好几天才能见到他。至于他们为什么这样爱长老，他们为什么跪在他面前，为什么见到他就感动得流下眼泪，阿廖沙简直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他太了解俄国的普通老百姓了！他们温顺的灵魂被劳累和悲伤，更主要的是被普遍存在的不公和罪孽（自身的和普天下的）折磨得痛苦不堪，他们最大的要求和安慰莫过于找到一处圣地或一位圣人，向他顶礼膜拜。“尽管我们这儿有罪孽、有谎言、有诱惑，但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毕竟还有圣人，还有高人；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这样看来，真理并没有在世界上消亡，也许什么时候还会来到我们身边并会像给我们许诺的那样降临到全世界。”阿廖沙知道，老百姓正是这样感觉的，甚至是这样考虑的，他明白这一点。而在老百姓眼里，长老正是这样一位圣人，正是上帝和真理的捍卫者。对此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如同那些哭泣的农夫，那些把自己的孩子捧到长老面前的患病的女人一样。关于长老死后会给修道院带来无上荣光的信念主宰着阿廖沙的心，这信念也许比修道院里的任何人更牢固。总之，近来有一种深刻而热烈的喜悦之情如火焰一般在他内心越烧越旺。至于眼前这位长老是否是绝无仅有的个别现象的问题，并没有使他感到丝毫的不安：“不管怎么说，他是圣人，他心里蕴藏着能使所有人获得新生的秘密，他是一种能使真理最终在全世界确立的力量，到那时候大家都会成为圣徒，相互友爱，再也不分贫富，没有贵贱，大家都是上帝之子，真正的基督的天国将会降临人间。”这就是阿廖沙梦寐以求的理想。
两位兄长的到来似乎给阿廖沙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他根本不认识他们。他跟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关系要比同母所生的胞兄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更亲密些，虽然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回来得最晚。他很想跟二哥伊凡亲近，二哥回来已经两个月了，他们也经常见面，可就是怎么也合不来；阿廖沙本来就寡言少语，他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似乎有点腼腆，而伊凡呢，尽管阿廖沙起初也觉察到二哥好奇的目光长时间地注视着他，然而过了不久似乎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阿廖沙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不免有些困惑。他认为二哥对他冷淡是由于年龄上的差异，尤其是文化程度不同。阿廖沙也有过另外的想法：伊凡对他如此冷漠也许出于某种阿廖沙根本不知道的原因。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伊凡有什么重要的心事，在努力追求某种目的，也许是很难达到的目的，因此顾不上他，这就是他对阿廖沙心不在焉的唯一原因。阿廖沙还想过：这位满肚子学问的无神论者是不是瞧不起他这个傻乎乎的见习修士？他完全知道他二哥是位无神论者。如果二哥确实瞧不起他，那他也不会因此而感到难过的。不过他还是怀着一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不安和惶惑期待着二哥来亲近他。大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说起二哥伊凡的时候总是怀着极大的尊敬和特殊的激情。正是从他那儿阿廖沙才知道了近来使两位兄长关系密切起来的那件重要事情的来龙去脉。德米特里如此称赞二哥，这使阿廖沙更加觉得大哥德米特里跟二哥伊凡相比简直是个毫无教养的人。如果把他们俩放在一起，那么无论是个性还是禀赋，都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许再也无法想象比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更加悬殊的了。
就在这时候，这个混乱家庭的全体成员在长老的修道室里团聚了，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这次家庭会议对阿廖沙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召开这次家庭会议的借口，实际上是硬想出来的。当时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和父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之间正在为遗产和财务闹纠纷，显然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两人关系紧张，一触即发。好像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半开玩笑似的首先提出了全家到佐西马长老修道室里聚会的想法，即使不用长老直接出面调解，总还可以用比较体面的方式达成一致，更何况长老的职务和面子也可能起点促进和解的作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来没到过长老那儿，甚至没有见过他的面，当然认为他们无非是想用长老来吓唬他。但是他近来跟父亲的争吵中有过许多特别出格的举动，他为此而感到内疚，于是他也接受了这个建议。顺便要指出的是，他不像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那样住在父亲家里，而是单独住在城市的另一头。正巧当时住在我们城里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特别赞成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个主意。他这位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自由思想分子和无神论者，也许出于无聊，也许为了取乐，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件事情。他突然心血来潮，要想看一看修道院和“圣人”。因为他跟修道院之间旷日持久的争执还在继续，涉及双方划分地界、砍伐树林、河里捕鱼之类的诉讼尚未了结，所以他想抓紧时间利用这个机会，借口说他很想独自跟修道院院长进行谈判，看看是否能用友好的方式来结束他们的争执。怀着这样良好的愿望前去拜访修道院的人，比起普通的好奇的游客，当然会受到更加周到殷勤的接待。基于这些考虑，修道院内部也许对近来病得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修道室，甚至拒绝接见一般来访者的长老施加了某种影响。最后长老竟同意了，还确定了具体日期。“是谁让我去替他们分割财产的？”他只是微笑着这样问阿廖沙。
阿廖沙听说了聚会的事，心里非常不安。如果说诉讼和争执双方有谁认真看待这次聚会的话，那无疑只有大哥德米特里一个人；其他人全部抱着轻率的，对长老来说也许是带侮辱性的目的——这就是阿廖沙的想法。如果二哥伊凡和米乌索夫要来参加的话，那是出于好奇，也许是出于极不礼貌的好奇，至于他的父亲，也许是为了表演一下小丑的角色，制造一个滑稽的场面。阿廖沙尽管嘴里不说，但对父亲的了解却是全面而深刻的。我要重复一遍，这孩子完全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单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等待着约定的这一天。毫无疑问，他内心非常希望所有这些家庭纠纷能够早日结束。但他最关心的还是长老：他一直在为长老、为长老的名誉而提心吊胆，生怕长老受到侮辱，尤其害怕米乌索夫巧妙而有礼貌的嘲笑，以及学问高深的伊凡居高临下、阴阳怪气的话语。这一切他都想到了。他甚至想冒昧地预先提醒长老，向他介绍一下这些可能前来参加聚会的人，但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直到在约定的那一天的前夕，他才通过一位熟人转告大哥德米特里，说他很爱他，并且期待着他信守自己的诺言。德米特里想了好久，怎么也记不起向他许下了什么诺言，于是给他回了一封信，说他面对“卑鄙行为”一定尽最大努力克制自己，还说他虽然深深敬仰长老和伊凡兄弟，但还是坚信这里为他设置了一个圈套，或者是一场卑劣的闹剧。“但是我宁愿咬破自己的舌头，也决不冒犯你如此敬仰的圣人。”德米特里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这封信并没有使阿廖沙受到很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