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先没告诉斯特罗伊夫我要到巴黎来，当我按响他画室的门铃后，他本人过来开的门，他没有马上认出我来。随后，他惊喜地喊叫起来，一把把我拉进了屋里。受到如此热切的欢迎是件很开心的事。他的妻子坐在炉子边做着针线活，当我进来时，她站起身来。斯特罗伊夫向她介绍我。
“你不记得了吗？”他对她说，“我以前经常跟你谈起他。”随后又转向我：“你干吗不提前告诉我你要来这儿？你来这儿多久了？打算待到什么时候？为什么你不早来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吃晚饭？”
他连珠炮似的向我发问，把我安顿到一把椅子上，不住地拍打我的肩膀，好像我是个坐垫一样，把雪茄塞到我手上，又是让我吃小点心，又是让我喝葡萄酒。他一刻也不让我得闲。因为发现家里没有威士忌酒了，他难过得不得了，又想着给我煮咖啡，绞尽脑汁想尽可能地为我做点什么。他容光焕发，满脸是笑，仿佛每个汗毛孔都洋溢着快乐。
“你一点儿没变。”我边打量着他，边笑着说。
他还是我记忆中的那副可笑的模样。他是个矮胖的男人，两条小短腿，还是很年轻——他可能还不到三十岁——但是过早地秃顶了。他的脸滚圆，面色红润，皮肤很白，脸颊红通通，双唇也很红，眼睛也是又蓝又圆。他戴着一副大的金边眼镜，眉毛很淡，以至于都看不见它们。他的形象使你想到了鲁本斯画笔下快乐的肥胖商人。
我告诉他我打算在巴黎住上一段时间，已经租了一间小公寓。他狠狠地责怪了我一番，说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他，也许他自己会帮我找一间更好的公寓，还可以借给我家居用品——难道我真的花了一大笔冤枉钱去买这些东西了吗？——而且他还可以帮我搬家。他真的觉得我不够意思，因为我没有给他机会让他来帮一下我。与此同时，斯特罗伊夫太太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补袜子，一句话也没说，嘴角上挂着静静的微笑，在听斯特罗伊夫滔滔不绝地唠叨着。
“你瞧，我结婚了，”他突然说，“你觉得我太太怎么样？”
他笑容满面地看着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汗水使它不停地往下滑。
“你叫我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我笑着说。
“可不是嘛，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太太笑着插话道。
“可是你不觉得她太棒了吗？我告诉你，老朋友，别再耽误了，也赶紧结婚吧。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你看她坐在那儿，这难道不就是幅活生生的画吗？像不像夏尔丹的画，啊？我见过世界上所有的漂亮女人，可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比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太太更美丽。”
“如果你还不住嘴，我可要走了。”
“我的小乖乖。”他说道。
她有点脸红了，为他语气中的激情而难为情。斯特罗伊夫曾在他的多封信中告诉我，他非常爱他的妻子。现在我也能看出他的目光几乎片刻不离她的左右。我不能确定她是否爱他。这个可怜的傻瓜，他不是个能激起女人爱情的人，但是在她眼里的微笑是含着爱意的，也可能她的矜持掩盖了她深深的感情。她不是倾国倾城的美女，可他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她却有一种端庄的秀美。她的个头不低，一身剪裁得体的朴素衣衫掩盖不住她美丽的身段。她的这种身材可能对雕塑家比服装商更有吸引力。她的头发是褐色的，而且很浓密，发式很简单；她的脸色很苍白，五官周正而不是那么惊艳；她有一双灰色的眼睛。她差一点就与美貌失之交臂，也许就是差这么一点儿，连漂亮也称不上了。但是，斯特罗伊夫把她比作夏尔丹画笔下的人物也并非没有道理，她让我好奇地想起了那位伟大画家笔下不朽的人物形象——欢快的家庭主妇戴着女式帽子，腰间围着围裙。我能想象她安静地在锅碗瓢盆中忙碌着，像执行仪式一般做着家务，从而赋予这些家务一种崇高意义。我不认为她聪明或者活泼有趣，但是在她庄重与专注的神情里有某种说不上的东西，激起了我的兴趣，她的矜持中也有一种神秘感。我很好奇她为什么会嫁给了迪尔柯·斯特罗伊夫，虽说她是英国人，但我无法确切地给她定位，她出身于怎样的社会阶层，有什么样的教养，或者在婚前她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些都不是很明显。她的话不多，可一旦说起话来，声音很悦耳，举止也很自然。
我问斯特罗伊夫现在是否还在画画。
“画画？我现在画得可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正坐在画室里，他手一挥，让我看画架上一幅尚未完成的画作。我有点吃惊，他正在画一组意大利的农民，他们穿着坎帕尼亚大区传统的服装，在罗马教堂的台阶上懒洋洋地斜躺着。
“这是你现在正在画的？”我问道。
“是的，我在这儿也跟在罗马一样能找到模特儿。”
“你难道不认为他画得很美吗？”斯特罗伊夫太太问道。
“我的傻夫人认为我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他说道。
他表示歉意的笑声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目光停留在自己的画上。当斯特罗伊夫评价别人的作品时，他批判性的感觉非常准确和不拘一格，而对自己的作品，尽管陈腐平凡，俗不可耐，他却自鸣得意，沾沾自喜，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把你更多的画作给他看看吧。”她说道。
“我要拿出来吗？”
虽然迪尔柯·斯特罗伊夫遭受了那么多来自他朋友们的讽刺挖苦，但还是渴望别人的赞许和有着很幼稚的自我满足，无法抑制展示他作品的冲动。他又拿出了一幅画，画上两个卷毛头发的意大利顽童正在玩弹子游戏。
“他们不是很可爱吗？”斯特罗伊夫问道。
接下来，他又给我看了更多的画。我发现即使在巴黎，他也还是一直在画那些陈腐不堪、花里胡哨的画，和他多年前在罗马时画的别无二致。这些画看上去都很虚假、缺乏真诚、劣质鄙俗，但是从做人上，没有谁能比得上迪尔柯·斯特罗伊夫那样的诚实、真挚和直率。世上有谁能解决得了这种矛盾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问题，于是问道：
“我说，你是否碰巧遇到过一个叫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画家？”
“你的意思不是说你认识他吧？”斯特罗伊夫喊道。
“那人是个畜生。”他的妻子说道。
斯特罗伊夫笑了笑。
“我可怜的宝贝。”他走到她的身边，拿起她的双手吻了一下。“她不喜欢他。你竟然认识斯特里克兰，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
“我就是不喜欢不懂礼貌的人。”斯特罗伊夫太太说道。
迪尔柯仍然在笑着，转过身对我解释说：
“你知道，有一天我请他来这儿，想给他看看我的画。他来了，我给他看了我所有的画。”
斯特罗伊夫尴尬地迟疑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开始讲述让他难堪的往事了；他觉得很难为情地讲完了它。“他看了看我的画作，什么也没说。我以为他要保留他的判断直到看完所有的才说。最后，我说：‘瞧，就是这些了！’他却说：‘我来是想让你借我二十法郎。’”
“迪尔柯还真就给他了。”他的妻子愤怒地说。
“我被吓了一跳，我不喜欢拒绝别人。他把钱放进兜里，仅仅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然后就走了。”
迪尔柯·斯特罗伊夫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他那圆圆的、傻里傻气的脸上挂着茫然而惊诧的神情，由不得你不想笑出声来。
“如果他说我的画不好，我不会介意的，可他什么也没说——一个字都没说。”
“你还有脸说这事，迪尔柯。”他的妻子说道。
可悲的是，无论是谁听了这个故事，都会被这个荷兰人所扮演的滑稽可笑的人物逗乐，而不会对斯特里克兰对待他的粗暴行为生气。
“我希望我一辈子也不会再见到他。”斯特罗伊夫太太说道。
斯特罗伊夫笑起来，耸了耸肩膀。他已经恢复了好脾气。
“事实上他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
“你是说斯特里克兰吗？”我叫道，“我们说的一定不是同一个人。”
“身材高大，留着红胡须，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一个英国佬。”
“当我认识他时，他还没有胡须，但如果留起了胡须，那一定会是红色的。我正在谈到的这个人仅仅在五年前才开始画画。”
“那就对了，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
“不可能。”
“我可曾有过看走眼的时候？”迪尔柯问我，“我告诉你他是个天才，我对此深信不疑，一百年之后如果还有人能记起你和我，那完全是因为我们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缘故。”
我很吃惊，与此同时，我又万分激动，我突然回忆起了我最后一次和他谈话时的情景。
“从哪儿可以看到他的作品？”我问，“他出了名没有？他现在住在哪儿？”
“不，他还没出名。我认为他还没卖出过一张画。当你同别人说起他时，他们只会嘲笑他。不过我知道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毕竟，他们还嘲笑过马奈呢。柯罗也是一张画没卖掉过。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但我能带你见到他，每天晚上七点钟，他都会到克里舍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去。如果你愿意，我们明天可以去那里。”
“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愿意见我，我想我会让他记起一段他更愿意忘记的时光。但我还是会去的。有没有可能见到他的任何画作呢？”
“从他那儿不太可能。他不会给你看的。有一个我认识的小画商，他那儿有那么两三幅。但必须由我陪你去才行，要不你不会理解他的画的，我必须亲自给你讲解一下。”
“迪尔柯，你简直让我没耐心了，”斯特罗伊夫太太说，“他那么对待你，你怎么还这样谈论他的画作？”她又转向我说：“你知道吗，当一些荷兰人来这儿要买迪尔柯的画时，他总劝说他们去买斯特里克兰的画。他还坚持把斯特里克兰的画弄到这儿来给他们展示。”
“那你又是怎么看待斯特里克兰的画的？”我笑着问她。
“那些画糟糕透顶。”
“啊，亲爱的，你不懂。”
“那好，可你的那些荷兰同胞都对你大为光火，他们认为你正在跟他们开玩笑。”
迪尔柯·斯特罗伊夫摘下了眼镜，把它们擦干净，他的红脸膛因为激动而发光。
“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像岸边的石头一样，让漫不经心的路人随随便便就能捡起来呢？美是一种绝妙和奇异的东西，艺术家通过心灵的折磨，在世界的一片混乱中才能找出来。当他把美创造出来以后，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知道它。如果你想辨别出它，你必须重复艺术家的冒险。他歌唱给你的是美的旋律，你的内心若想再次听到它，就需要有知识、敏感和想象。”
“那为什么我总是认为你的画作是美的，迪尔柯？正是当我第一次看到它们时，我就深深地喜爱上它们了。”
斯特罗伊夫的嘴唇颤动了一下。
“去睡吧，我亲爱的，我要陪我的朋友出去走走，随后我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