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28日
最亲爱的哈利：
不好意思，我本该早点向你提供杰克和鲍比与赫鲁晓夫和多勃雷宁的谈判记录的，我怠慢了，而且现在已经太迟了。你是对的，一想到要重新组织行动我就感到厌烦。现在于我而言唯一新鲜的就是杰克在俄罗斯货船靠近封锁线时表现出来的镇定。有时我们伟大的政治领袖不仅从上帝那儿得到报酬，恐惧也能给他带来收获。我是不是夸张了点？我不在乎。我喜欢杰克·肯尼迪，因为他在投降还是毁灭国家这两种恐惧中找到了平衡，并且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赫鲁晓夫撤走俄罗斯的货船来保持这种平衡。我告诉你，哈利，在此之前我并不信任杰克·肯尼迪会是一个好总统。现在我很喜欢他，因为他没有像其他政治家一样困死在僵局中。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与那些在登上权力高峰的途中手上沾满鲜血的苏联恶魔相比，他还不足以与之匹敌。还有迪托·鲍比，这两个像所有好孩子一样纯洁的有教养的美国人，如何做到毫不恐慌的？内心需要多么强大才能长时间勇敢地站在悬崖边上啊！即使是休·蒙塔古，那个认为赫鲁晓夫多花了点力气退出这次没有胜算游戏的人，也更加尊敬杰克。我和休·蒙塔古不同，我是被深深地打动了。两个相亲相爱的兄弟在历史的平衡中比单个狡猾猥琐的畜生更有价值。
我想你会失望，但是我只打算简单介绍一下谈判的进程。我方当然希望导弹能够撤离，连同赫鲁晓夫卖给古巴的50架伊尔轰炸机一起撤走，同时我方还要求授权联合国对导弹进行地面监测。条件是，只要卡斯特罗不颠覆拉丁美洲的政权，我们就遵守诺言不入侵古巴。文字说明都很清楚，但是要付诸实践的话就取决于每一个提议的时间安排。你看，杰克必须得平衡自己代表的鹰派和以阿德莱·史蒂文森为代表的鸽派双方的意见——鹰派以为我方所有的要求都得得到满足，否则就不能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而鸽派觉得只要赫鲁晓夫撤走所有货船就足够。此外，卡斯特罗不需负任何责任，他不会放弃伊尔轰炸机，不会允许对导弹基地进行监测，他甚至不会同意清除导弹。
哈利，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我发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区分出重要的部分，这就包括了清除古巴的导弹。所以，杰克并不坚持立刻召回50架轰炸机（这在所有环节中所占比例很小），也接受了卡斯特罗拒绝联合国介入的要求（我们飞越其领空的U-2战机早已执行了地面监测工作），通过这些来迫使赫鲁晓夫主动清除古巴的核弹头，尽管这让卡斯特罗勃然大怒。
好了，不能再说了。我得严格遵守之前的约定只是快速跟你介绍这个问题，否则我恐怕在未来一周每天给你写上一份十页纸的信都说不完呢，我可不想这么做。还是让我说说鲍比·肯尼迪吧，这些天我没少花时间在他身上。从这个夏天开始，鲍比一直定期邀请我们去胡桃山，这很明显不是埃塞尔最愿意看到的。她是好人，我很确定，是一个看到她周围的人受伤就会产生同情的诚挚的灵魂，是一个一点擦伤、哪怕是受伤的可能她都不会忽视的人。但是当然，她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徒，家里又有很多孩子。如果我是她，那我肯定以一个重度酗酒者了结此生。
我想鲍比邀请休·蒙塔古过来一定是为了打打网球，来一场严格高雅而又无情的比赛。双打比赛每个人都想和他成为一组（除非他不顾形象破口大骂）。我曾经是拉德克里夫陆上曲棍球队的能手，在鲍比家时打过一场信心满满的比赛，可我队输了。这场比赛打得不磊落，所以比赛结束时没有一个人高兴。我跟女人打球很少输过，但是赢了比赛更是交不到朋友。克里斯多夫已经六岁了却还是很害羞，和肯尼迪的孩子们一起玩了很长时间，这也算是一个机会强迫他加入别人，随便玩点什么。他在这里的不开心也惹得我跟着不愉快，休·蒙塔古说：“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阶段。”他还补充说道：“你会把它宠坏了的。”他说得没错。
总之，胡桃山对你的基特里奇来说并不是那么有趣，只不过我崇拜鲍比而他又很乐意和我交谈，所以我们确实玩得很开心，我们的谈话内容都是纯洁的。我私下里觉得鲍比渴望爱情，但是，我的天，他到哪儿去找一个和他谈恋爱的人？《时代》周刊已经把他选为“年度好父亲”。所以他才喜欢和我这样的女性进行情感交流，我们甚至还打电话谈论这些。他把他那样杰出的思想灌输给你，让你变得单纯又富有逻辑，他的精力绝对会令你瞠目结舌。没有谁，可能休·蒙塔古除外，会有这般头脑掌控一个个行动：人权法案、密西西比大学的骚动、古巴导弹危机、永无止境地对霍法和黑手党的抓捕，加上司法部的日常事务，还有“绿色贝雷帽”，你的“猫鼬行动”（是他执行得最不成功的一次任务），靠一个弥天大谎掩盖了所有事情的真相。上个月他的心思放在了赎回大部队上，这是一次出色的行动。你是否记得我写信告诉你的那个腿折了的不错的古巴人哈利·鲁伊斯·威廉姆斯，他连续忙活了几个月，试图让美国人和古巴裔美国人筹集百万美元的赎金。我不知道你当时是否关注过，许多共和党人因为肯尼迪想用拖拉机与古巴交换囚犯而攻击他，真是太邪恶了。眼看这些古巴人就要腐烂在监狱里了，我们的政治家却把政治资本花在这些最廉价的愚蠢反共分子身上。现在同一支部队已经待在古巴监狱一年半了，鲍比告诉我，一个曾在古巴经营农场的流亡者（现为迈阿密的富人）前去古巴谈判，他看到那些俘虏的状况十分震惊。他跟鲍比说快死的牛的后颈会有不健康的颜色，而那些俘虏就是那样。鲍比跟我说：“我无法忘记，后颈！”那个前农场主也说：“如果你有拯救他们的打算，那么首席大法官先生，现在就是时候了。如果你继续等待时机，那等来的只会是尸体。”“你说得对，”鲍比说，“是我们把他们弄到那儿的，我们要在圣诞节前把他们弄出来。”
我想只有鲍比才能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卡斯特罗为1150个战俘开出的赎金是6500万美元，他声明说，袭击造成大量损失，无数的古巴民兵在战斗中牺牲。现在，一年半过后，一人5万美元的赎金并不过分。如果不缴纳6500万美元的现金，那么可以用实物代替，拖拉机、药品、医疗设备，或者婴儿食物都可以。
本来这些赎金该由古巴家庭委员会筹集的，这个团体是由囚徒的母亲组成，她们或在迈阿密或在哈瓦那。在鲍比的推荐下，詹姆斯·多诺万被选为谈判代表去了古巴，他是一个能够与卡斯特罗相处的精明的律师。很明显，多诺万身具粗犷的纽约风格，能够近距离接触卡斯特罗。据鲍比描述，多诺万第一次去哈瓦那时就告诉卡斯特罗除了赎回囚犯别无选择。“如果你想摆脱他们，就得把他们卖掉，而你只能卖给我，因为世上再也没有其他买卖囚犯的市场了。”
显然，卡斯特罗喜欢这样直白的风格。“你说得对，”他回答说，“但是古巴家庭委员会什么时候能筹到这笔钱呢？他们都筹一年多了也没凑够一百万，他们发现的事也只不过是我首先透露给他们的。富有的古巴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差的有钱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儿而富有的古巴人在迈阿密。”
“我们是没有筹到钱，”多诺万说，“但是我们可以搞到医疗设备。”
现在就该鲍比上场了。他必须说服医疗企业捐献医疗设备等，这绝非易事。他开始游说之前打电话跟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做，基特里奇，但是我们会行动起来。”他遇到了难题：医疗企业因为违反反垄断法而正接受国会、司法部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某些医疗巨头可能确实违反了法律。自然而然，像所有不干净的企业类型，他们拒绝自我检讨，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一味地自以为是、自我怜惜。他们痛恨肯尼迪当局，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政府敌对大企业。然而由于爱国主义情怀，他们更恨卡斯特罗，尽管如此，他们认为部队的俘虏是失败者，所以不想理会他们。
然而，鲍比把该行业的企业领导召集到华盛顿并且发表了一番动人的演讲（我在几个地方都听到过），他说，那个部队的人都很勇敢，对自己的失败也痛心疾首，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背叛过祖国。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去拯救西半球第一批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勇士，趁他们现在还没有死在卡斯特罗那令人绝望的监狱里。
好吧，这些商业巨头心生触动，于是开始了和鲍比的谈判。事后我问他是否是他的演讲起到了效果，他大笑起来，说：“和这些家伙打交道，你要喂饱他们的肚子，也要喂饱他们的心灵。”之后国税局对医疗捐赠进行了减税补偿，某些医疗公司甚至从他们的慈善行为中获益。当然，他们不会在货物包装上贴上美国国旗标签，这次也算是一个清理过时库存或即将废弃药物的机会，这些都是鲍比亲自监督完成的。其实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依旧不确定这支部队是否可以在圣诞节前抵达迈阿密，但是我笃定，这个过程中也许会出现意外障碍，但是最终鲍比会把他们带回来。你可以期待他们会在迈阿密度过疯狂而令人高兴的一周。
你亲爱的基特里奇
在圣诞节的前一天，这支队伍从哈瓦那回到了迈阿密。12月29日，肯尼迪总统在迈阿密橙碗体育馆向他们致辞，我也成为四千名观众中的一员。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坐在60英尺高的一排座位上，颁奖台相当遥远，杰克·肯尼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深谷中的小影，一个对着一堆麦克风说话的人，那堆麦克风看起来就像寄居蟹从蜗牛壳中伸出来的腿一般大小。我之所以选择如此超现实主义的意象，那是因为当时的环境相当匪夷所思。我看着摩德纳的前情人——他是最终抛弃她的人，而我是被摩纳德抛弃的人，所以我想在这个体育馆中，我是不是唯一一个与总统有这样不愉快联系的人。
我并没有做好准备面对这种拥挤的场面，在过去的两个月我已经习惯了总部那昏暗的办公室，所以如今体育馆内挤满兴高采烈的古巴人是我未曾预想到的，场馆里满是喜迎败者归来的喝彩声，同时掺杂着他们不可能再爱上那片失去的土地的悲伤。
我偶尔会想起那片混乱。仪式一开始，1150名部队战士以精确的战斗序列走进田径场，然后原地稍息，骚动便一发不可收拾，爸爸、妈妈、妻子、儿子、女儿、侄女、侄儿、叔叔、阿姨、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以及四表哥等，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总统及夫人的到来更是引爆全场，他们二人从白色凯迪拉克中出来走进体育馆，一路上无数的古巴和美国国旗在挥动。两人立正，旁边站着佩佩·圣·罗马、曼纽尔·阿蒂姆和托尼·奥利瓦，此时古巴国歌《巴亚莫之歌》奏响。这些团聚的家庭激情澎湃，呼喊声似乎要永远响彻不停歇。总统先生穿行在队列中，亲自和每一个看到的士兵握手，引来掌声不绝于耳，就像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毕业典礼。肯尼迪总统的每一次握手都仿佛成就了一个家庭的传奇。
佩佩·圣·罗马开始讲话：“战士们在对抗共产主义的战役中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和自由世界。”然后，他转向杰克·肯尼迪说：“总统先生，二五〇六旅的士兵把他们的旗帜交由您来保管。”
当地报纸曾经报道了这个旅的旗帜是怎么“乘坐”为数不多的船只从猪湾归来的，现在肯尼迪再次于欢呼声中展示这旗帜，继而转向士兵，让他们坐在草地上，高声说道：“我要向这支队伍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哈瓦那获得自由之日就是我归还旗帜之时。”
我觉得一场新的战斗开始了。“格拉，格拉，格拉！”他们大声欢呼，因为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回到战场，为了战争！
而我，一个在情报局工作的特工，拥有洞察力。他们在我分裂的灵魂持续疲倦的那一刻是自由的，但是一天前，他们的自由蕴藏在他们分裂的灵魂中。格拉！战争凝聚了所有人事，至少对某些人而言是如此。
下一刻我就对杰克·肯尼迪心生崇拜，他很可能对灵魂分裂有着令人羡慕的直觉。他问道：“法昆多·米兰达先生，那个在过去二十个月保存这面旗帜的人，是不是来到了这里？这样我就可以见他一面了。”米兰达先生和他握了握手，然后肯尼迪说，“我要见一见你，这样我才知道将来该把这面旗帜归还给谁。”
喝彩声似乎永远不会停息。在这样的氛围下，杰克发表了他的讲话：“尽管卡斯特罗和他的独裁同伙可以统治国家，但是他们不会统治好那里的人民；他们的身体可以被禁锢，但是灵魂绝不会；他们可以破坏追求自由的行动，但是永远不能摧毁追求自由的决心。”
忽然，托托·巴尔巴罗的出现打断了我的爱国盛宴。他一步步接近指挥台，他会在典礼结束时走到台前与总统握手。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肯尼迪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以及西半球的所有人民，将会再次解放古巴，而这个旅将会行进在自由队伍的最前端。”
我想知道谈判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会给基特里奇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正共同谋划什么吗，这位政治家的热血战胜了总统的冷血，还是说我国又要对古巴宣战了？
早上，父亲从华盛顿给我打来电话。“我希望，”他说，“这次可以来一场大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