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动身去BND总部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准备在中途加油时遇到了一些难题，因为比尔·哈维不希望在路上使用美国军方的加油站，由于在晚上运营的加油站一般都是由民主德国人掌控的，比尔·哈维也不想停在某个军事基地，那样的话我们不得不叫醒后勤军官送来储油罐的钥匙。“上一次，因为要叫醒军官拿储油罐的钥匙加油，花了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比尔·哈维抱怨道，“该死的钥匙在军官的裤子上挂着呢，那名军官还不知道在哪个妓院里潇洒。”
“比尔，你必须要付出一切代价来谱写这样的历史吗？”C.G.问。
问题是我们不能把五加仑的油桶放进凯迪拉克的后备箱里，哈维也不会把油箱捆在汽车的顶部。“狙击手一个炸弹我们就灰飞烟灭了。”
“比尔，为什么我们不坐飞机呢？”她问。
“空军基地有一些德国机械师，坐飞机很容易遭到他们的攻击。这些我老早以前就掌握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的准备工作就是给后备箱焊接一个防弹的辅助燃油箱，因此耽误了两个小时，我们又花了一个小时等待最后的批准文件，这些事情都弄完了我们才启程。哈维先生带着猎枪，C.G.和我坐在后排。
正如比尔·哈维预计的，这是一次快速的行程。我们进入东德区域时，勃兰登堡公路的检查站没给我们制造麻烦。一个小时之后，根据我们的南部旅程路线，我们再次回到西德，经过另一个检查站，他们也没有为难我们。我们开车穿过了平坦又肥沃的田野，哈维一边喝着马提尼，一边讲述一个被抓获的苏联间谍的故事。这个间谍将微缩胶卷情报放进一颗镶金的假牙里，“是我发现了这个浑蛋，”比尔·哈维告诉我，“‘用X光照射这个撒谎的杂种！’我跟当时的同事说，我很确定在牙齿的镶嵌物和底部之间有一根细细的线，‘要么是牙医的技术不够好，要么是藏有东西。’所以我们拔掉了这个家伙的假牙，我找到了微缩胶卷，俄罗斯人一直以来都在用这样的方式获取情报。你听说过他们的氢氯酸手枪了吗？射出的是喷雾，漂亮！持枪者在街上冲到你面前，对着你的脸开一枪，你就死了。尸检如果延迟几个小时，那就没有任何中毒的痕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在柏林街头散步的原因。我宁愿让我身边的人以为我是被苏联人杀死了，也不愿意让他们误以为我是因为饮酒过多血管爆裂而死在了大街上。”他又倒了一杯马提尼，“哈伯德，如果你要外出觉得自己有可能遇到这种攻击的话，有一种解药可以保住你的性命，那就是出去之前先吞一点硫酸钠。你要去GIBLETS医疗中心查找一下237-AQ子弹的含毒量，只有如此，你才有机会在中枪的十到十五秒之内拯救自己。在你的外套口袋里随身带上一些硝酸戊酯胶囊，一旦你被射击就赶快拿出胶囊塞进嘴里。我总是会随身携带一些的。”比尔·哈维一边说着，一边用力打开储物箱，拿出一个瓶子，倒出一把胶囊，“给，”他将一把胶囊递给C.G.和我，“带上这些东西。”他也毫不犹豫地对司机附上一句：“小心这些马车，山姆，你看到任何马车都要避而远之！”同时还不忘轻轻拍着司机的肩膀。山姆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掉转方向，稳稳地前进着。“我不相信凌晨两点这些路上还有农民推着手推车。”他说，又回到毒手枪这个话题上，“我曾经在普拉赫亲眼看到过，哈伯德，你肯定想象不到。”
“但我的确想象过了。”
“这些德国佬因为迁怒于我们而杀了条狗。BND的人就像展示特技似的，只是走了过来， 开枪，走出去，那条狗就四肢绽裂，不到一分钟就死了。这一切就发生在这块玻璃外面。”
“我倒很想会会杀了这条狗的人。”C.G.说。
“一条可怜的狗，罢了，”哈维说，“这个画面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苏联人无所不用其极。”
“BND的人很擅长做这种事情。”C.G坚持说道。
“等一下，”比尔·哈维说，“你这么说，不也中伤了赫里克·哈伯德的朋友吗，他可是邀请我们去普拉赫度过周末的人啊。”
“长官，我发誓，我不知道这些事。”我说。
“看看这个，”他说着，顺手递给我第五至第七页索引卡，卡片首尾被遮住，只留中间一部分有字。“我希望我的调查结果能够以这种方式呈现，以免我遗漏了类似的任务给你。快速浏览一下这些故事吧，只看那些大标题就行，很快就能看完的，就当是看《时代》杂志的头条吧。”
借着凯迪拉克后排灯光的照明，我看到：
莱因哈德·盖伦
现任BND主席。BND，以前被称作“组织”，总部位于普拉赫，在伊萨河岸边，慕尼黑以南六英里。以前是由一所房子、几间小屋和几个沙坑组成的小院子，一九三六年重建为鲁道夫·赫斯和幕僚的官邸。随后马丁·鲍曼也在此居住过。“二战”后，被美国军方征用，赐予盖伦将军居住。将军成立了联合办公室，暂住在“白宫”里，是原址中心处一幢两层楼的大厦。“白宫”一楼的餐厅里，墙壁上贴的是自鲍曼时期就未变过的壁画——胸部丰满的德国女人将玉米穗编成花环，体育场上一排年轻人的塑像围绕在花园中的喷泉旁。
现在，普拉赫增添了很多现代建筑，三千名官员和职员在此工作。盖伦身高五点七英尺，头顶几乎全秃；在早期的照片里看上去很瘦，如今长胖了；他总是戴着深色的眼镜，耳朵很大，穿着不容易发出声音的橡胶底鞋子——他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
盖伦将军的假名：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是“施耐德博士”，除此以外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有别的假名。当盖伦以施耐德博士的身份游历时，总是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
他就是我在运河屋遇到过的那个人吗？施耐德博士？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小个子男人，在和夏洛特对弈时每走一步棋子都要哼唱几声。我的心情变得极为兴奋，现在我终于知道兴奋的感觉了。
“盖伦手中曾经有只天鹅，”比尔·哈维说，“这只天鹅受过训练，懂得朝着超声波信号游进。在它的羽翼下，组织缝上了一些防水塑料小袋子，天鹅带着小袋里的文件，经过格里尼克桥从波茨坦游到西柏林，又游回来，袋子里装着新的指示。经过东德的桥下时，俄国的哨兵会给他们扔面包屑，这就是我所说的情报员。”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C.G.说。
“另一方面，”比尔·哈维继续说，“在过去的日子里，盖伦的组织每月都在扩大，德国人饱受资金缺乏的折磨。盖伦曾经向我们诉苦，他告诉我们他拒绝来自美国的金钱诱惑，没有与中情局签合同。现在我们付钱也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了。实际上，我们支付了一大笔钱，但仍然不够。这个家伙特别贪婪！你知道他不是为了让自己富有，而是为了建立组织。所以，他说到做到，建立了几个情报机构。”
“都建立了哪些情报机构？”我问。
“跟我们下设的驻地差不多，只是他设的这些机构分布在德国的每一座大城市。‘充实你们自己。’盖伦告诉他的下属员工，然后他和美国军方的一些老朋友通了电话，他们谈到美国的腐败问题，这就又回到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点上，到底是先出现了美国军方还是先出现了美国黑手党？不过最终，盖伦和我们的同事策划了这次诚信的交换：德国情报总部向美军移交了一批无关紧要的SSD间谍，这些间谍即便招供了也肯定说不出一个敌方间谍的名字来；现在为了回报这些人给我们提供的这几个苏联小喽啰，美国军方送给当地的情报机构一卡车美国雪茄。盖伦组织里的人很快就将这些雪茄拿到黑市上兜售，筹得的钱款用来支付他们员工的工资。他们一拿到现金，美军就出面没收这车货，再将雪茄还给他们；组织的人再次迅速地将它们卖给其他的黑市商人。如此一来，同一车一万余箱的骆驼牌雪茄被反复贩卖了五六次。我的朋友，这就是四十年代末的情形啊，那时候我还没来德国，多么美好的曾经啊。”
“你讲讲盖伦将军和杜勒斯先生的故事吧。”C.G.说。
“噢，他们呀……”他咕哝了一下，沉默了，我可以感觉到他不想再让我听到这些事了。难道是他想起来我之前令他不悦的事了吗？
“说呀！”C.G.再次央求道。
“好吧，你听说过亚瑟·特鲁多将军吗？”
“没有，先生。”
“几年前亚瑟·特鲁多是美国军情局的长官。德国总理阿登纳于一九五四年访问华盛顿时，特鲁多想见阿登纳，他就托付盖伦引见。特鲁多见到阿登纳总理后，大胆提出中情局不应该再支持一个由前纳粹运营的西德组织，并且解释说如果这被各国媒体知道了，将会对各方造成不良影响。阿登纳告诉特鲁多，他也不喜欢纳粹，但是在德国政治中，不破不立。这之后，阿登纳的一个手下将这段对话告诉了盖伦，于是盖伦向艾伦·杜勒斯抱怨。我们的长官又将此话带到白宫，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特鲁多将军在裁人方面拒不考虑美国的利益。
“艾森豪威尔告诉杜勒斯：‘我听说你们的盖伦真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艾伦·杜勒斯回答说：‘总统先生，间谍中没有恶霸。盖伦或许是有点暴躁，但我也没必要邀请他踏足我的地盘。’
“紧接着就引发了高层之间的一场论战，就连国防部秘书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站在了特鲁多这边，但是最后还是艾伦·杜勒斯赢了。他这个人，总是有法子让总统站到他那一边去，而特鲁多被派往远东去指挥空军了。我以为这样就能够震慑住盖伦，谁知一年以后，他竟说服阿登纳让他的组织为德国服务，他一定是觉得赚德国的钱比赚美国的钱靠谱，所以才转战德国的，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的BND。故事结束了，这些够你消化的了。告诉我，年轻人，对于这个人你还了解些什么？”
在他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等待着他的问题，因为他有个习惯：讲故事时全神贯注，然后，突然就冒出一个问题来，你就彻底被他掌控于股掌之中了。
“我并不太了解他。”我说。一段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只好再补充一句，“我就说说我知道的所有细节吧。”
“嗯，细节很重要。”比尔·哈维说。
“我在我父亲的朋友家里遇到过他，大家都称他为施耐德博士，我几乎没和他说过话，他几乎一整晚都在同主人下棋。我很惊讶他竟然记得我。”
“那家主人是谁？”
“休·蒙塔古。”
“休·蒙塔古是你父亲的好朋友吗？”
“他们的友情到底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关系好到可以邀请你共进晚餐？”
“是的。”
“蒙塔古和施耐德谈了些什么？”
“没谈什么，施耐德以一个演奏会钢琴家的身份出现，他弹了一曲狂奏曲，说是为东德总理威廉·皮克弹奏的。他说皮克是个品味低俗的野蛮人，他想搬离他在某城堡的宅子——但我不记得这个城堡的名字了。”
“是下萨克森州城堡吗？”
“是的。”
“很好。”
“他还说，皮克总理有时候会离开官邸踏入仆人的住处，他到房间会脱下鞋，穿上拖鞋和工装，自己做晚餐。老白菜汤，冷面，甜点是布丁。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个托盘里，一口气吃个精光，布丁和面条都混在一起了，他也照吃不误。我记得当时我还纳闷施耐德博士只为威廉·皮克演奏过音乐会，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蒙塔古和盖伦还说了什么?”
“论棋。”
“给，这有张盖伦的照片，你对照一下。”他递给我一张照片的复印件，“我只是想确认这位施耐德的确是我们的盖伦先生。”
“那天晚上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假发，但是我想我能够辨认出来。”
“百分之百确定吗？”
“我保证百分之百确定。”
“很好，盖伦和蒙塔古在你面前除了谈论下棋，没说别的了？”
“那天晚上我基本都在和蒙塔古的夫人聊天，也没有注意到他们聊了什么别的。”
“基特里奇？”
“是的。”
“聊什么？”
“闲聊。”
“详细说一下。”
“长官，说心里话，我觉得和蒙塔古夫人在一起比和她丈夫在一起舒服多了。我们散步在阳光下，无话不说。我们还在厨房偷笑施耐德博士下棋时发出的滑稽的声音，噢，就是盖伦将军。”
“你认识蒙塔古多久了？”
“我在他和基特里奇的婚礼上认识他的。你也知道，他家与我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父亲买了我家的避暑别墅。他的婚礼之后，我又见过蒙塔古一两次。”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冰山一座，深不可测。”
“这倒是真的。”C.G.说。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大致的认识了，但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盖伦要我带你一起去普拉赫。”
“基特里奇和我是第三代表亲，”我说，“如果基特里奇向盖伦提到过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那么或许是他想礼节性地尽一下地主之谊吧，你不是曾说过他是一位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吗？”
“你是说基特里奇要求他邀请你的？”
“也不一定是这样，长官。只不过盖伦肯定知道是谁在GIBLETS为你效力。”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
“我印象中在柏林每个人都是无所不知的。”
“你这个小兔崽子，还真是这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番话引得他沉默不语，他结束一段对话就跟关掉一盏灯一样毫不费力。凯迪拉克默默地行驶着，哈维自顾自地拿起马提尼酒壶给自己倒酒。驶过平原，我们来到了起伏的山村，高速公路弯弯曲曲，路上没有任何过往车辆。我们在布伦瑞克下了高速，沿着双车道行驶，司机在大路上将速度减到每小时九十英里，经过弯道时车速减为每小时七十英里，进入村庄时车速已经控制在每小时六十英里以内。他妈的，带着淋病坐这等快车真是一次苦不堪言的经历啊！我想小便的欲望在我知道淋病由此带来的代价之后不得不克制住。到了艾巴赫我们再次上了高速，以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的速度向前行驶。在巴特赫尔斯费尔德，又出现了与之前类似的弯路，车在山坡上、树林里、村子里不停地转弯，一路转到维尔茨堡。来到维尔茨堡，路稍微好走了一些，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纽伦堡，再经过最后一段路程就到慕尼黑了。凌晨四点半，我们来到一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加油站，比尔·哈维再次开口说道：“在此停车，我要小便。”
我们将车停在加油站后面的阴暗处。
“山姆，检查一下男士和女士洗手间。”比尔·哈维告诉司机。山姆返回时，点头示意。哈维下车，向我打手势示意。“你要去洗手间吗？”他问C.G.。“长途旅行中我一般不去。”C.G.回答。
他咕哝了一声，他的呼吸穿透了夜晚的空气，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杜松子酒味。“走吧，年轻人，”他沉重地说，“就只有咱俩去了。”他拿出他的随身箱子，递给我。
虽然山姆之前已经侦察过男女洗手间了，但哈维还是小心翼翼地从肩上的皮套里拿出枪来，扭动洗手间门上的把手，门半开着，留了一条缝，从这个角度往里望去，又快速地跳至门缝的另一边，换个角度观察洗手间里的情况。如此一来，哈维才满意地点点头，开门进去之后他又忽地转身确认门后无异常，接着又半趴在地板上，从下面检查是否每个隔间里都无异常，之后他站起身一个一个打开隔间的门，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山姆很擅长做检查工作，但是我做得更好。”说着，他又迅速仔细地揭开每个水箱上的盖子，仔细向里看，从口袋里拿出绕成圈的电报线，沿着每个池子的冲水道缠上一尺高，然后才慢慢呼吸出来。“我曾经有过一个噩梦，”他边说边冲走这些电报线，“一包录音带在男厕里爆炸了，而我就被困在了里面。”
“真是个噩梦。”
他打了个嗝，拉开裤子的拉链，背对着我，像驮马一样尿出来，撒尿的声音很大，我在另一个隔间，像一个尽职的下属一样等待着我自己迟钝的液体发出微弱的声音，尽力不畏缩，我的尿液就像一股带电的温热电线一样，顺着尿道流出来。我不觉得自己小便声音小就输给了他。
“年轻人，身体很虚啊。”他说。
“只是声音小而已，它可是真材实料的。”小便的疼痛差点让我喊叫出来，我的生殖器肿胀得非常可怕。
“你这真是个好家伙。”他回头看着说道。
我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我的生殖器的尺寸是平时的两倍。
“没想到你说话柔声细语，家伙还挺大。”
“这不就是……”我回复，“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嘛。”
“我的就比较小，”比尔·哈维说，“这全靠运气。但是，年轻人，有那么些年我可是极好地利用了我的小家伙啊！阴茎短小的人会更努力。”
“我已久闻你这方面的大名啦。”
“我的大名，哈哈，我只不过是恶魔般的女性‘杀手’，”听罢，我觉得很尴尬，但他随即说道，“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这么厉害，你睡过基特里奇吗？”
“睡过。”我撒了谎，连我那像电线一样细的尿流似乎都在暗示着我的底气不足。
他用另一只闲着的手拍了拍我的背，说道：“我很高兴，我希望你能让她爽起来。她是个床上尤物吗？”
“棒极了！”我说，淋病真是像被闪电击中一样，让我剧痛难耐。
“我本来打算亲自和她干一炮的，可惜我因为别的事放弃了这个念头——我对C.G.的忠诚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机构的运营也需要我尽心尽力。总的来说，我很高兴你和她有一腿，我讨厌那个浑蛋蒙塔古。”
我发现了逃避的秘诀，那就是你自己去探索着逃避。“我也恨他。”我说，对我自己，我心里默默加了一句“原谅我吧，蒙塔古”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背叛了蒙塔古，毕竟，蒙塔古也曾经鼓励过我，要我自己去探索解决难题的途径。
“你最近和基特里奇聊过吗？”哈维又问道。
“聊过。”
“什么时候？”
“几天前，我因为没有告诉你我曾在蛇穴活动过而失去你的信任时，我打电话过去只是抱怨我这些麻烦事。”
“这情有可原，”他抖抖他的生殖器，放回短裤里。我也要结束我的折磨了，听到他问我，“你认为她可能是给盖伦打电话的这个人吗？”
“可能吧，”我说，“施耐德博士之前就为她着迷了。”
比尔·哈维突然大吼起来，其实他只是在打空嗝。在摇晃的灯泡下，他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脸上挂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我想这是他纵欲过度引起的痉挛。但是他似乎觉得身体不适就跟火车车厢里的空气总是很闷臭一样理所当然，丝毫不予理会。他点点头，继续说道：“如果她给他打电话，那就不一样了。盖伦很有可能什么都肯为她做，这一点我能接受。”说着，他抓住我的手臂，将他那像铁钉一样的短粗手指嵌进我的肱三头肌里。
“你对盖伦忠诚吗？”他问。
“我并不喜欢这个家伙，”我说，“这并不是因为他的言谈举止。如果我有机会深度了解他的话，我想我会更加不喜欢他。”
“那我呢，你对我忠诚吗？”
“长官，我愿意随时为你而死。”
这是真的，我早已准备好为夏洛特而死，为基特里奇而死，当然，还有我的父亲。我已经准备好了为他们牺牲，这种意愿是我心里最强烈的情感。我认同我性格中的这一面，但是我也有卑劣的一面——各种谎言脱口而出、过度夸张的情感表达，这如果被我那正直的圣马修学院的院长知道了，一定也会十分震惊。“年轻人，我相信你，”他说，“所以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我需要在盖伦身边安排人。”
“请你吩咐。”
他弯下腰，这样他的呼吸更沉重了，打开随身的箱子。“脱下你的衬衫。”他说，我还来不及搞清楚他要干什么，就见他从箱子里拆下一个很小的塑料磁带录音器。
“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他说，“让我把它粘到你身上。”
他的手指很灵活，很快就将录音器贴到了我的后背上。他将一个开关穿过我口袋的小洞，将一根电线穿过我衬衣上的纽扣洞，上面粘着一个白色的小小的纽扣——这是个麦克风。他递给我另一盘磁带，“每个磁带可以录音一小时，你总共有两个小时，我们见到盖伦后，你就录下盖伦说过的每一句话。”
“遵命，长官。”
“现在你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会，这并不是针对你，而是我要呕吐了，吐吐更健康。你走吧，我要开始吐了。转告C.G.我十分钟就好，最多十五分钟，我要吐得彻底一点。噢，天啊——”我走出门时听到他大喊一声，接着就是稀里哗啦的声音，仿佛一股强大的力量掏空了他的胃。
我回到车旁，看到山姆正看着储油箱里的油被抽到燃油箱里，C.G.一个人坐在后排。
“他说他需要多久？”山姆问。
“十分钟。”
“那就会是二十分钟，”山姆看看他的手表，“每次我们去普拉赫，他都想要打破路上用时的纪录，但是今晚恐怕没有这个可能了，真可惜。虽然今晚路面没有结冰，也没有大雾，没有因为修路施工而绕行，他到最后肯定还是会问我‘为什么没有再快几分钟’，我能说什么呢，总不能直白地告诉他是因为他在加油站的磨蹭吧。”
这是我听到山姆说话最多的一次了。
“这个夜晚真奇特！”
“你还是留着这个故事告诉海军陆战队吧。”他转悠到男厕门口，站在门外守候着。
我上车回到后排和C.G.坐在一起。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运气是人类社会里的一股涌流，那么我们就得学会顺流而上。我将手伸进口袋里，拧开秘密武器的开关。
“哈维好了吗？”她问。
“他几分钟后就回来。”我说。
“如果大家都知道他有多努力，就一定会理解他的怪癖的。”她告诉我。
我很想提醒她不要继续说下去，甚至想控制她说的每句话，可是我的意识早已陶醉在马提尼中了。
“我想他从来没有被大家理解过。”我说。
“哈维才华横溢，但同时上帝也赋予了他很多敌人。”
“有多大能力就要承担多大责任嘛。”我说。
“你完全可以这么想。”
“这是真的吗？”我开口，但又立即说道，“算了，我不多问了。”
“你问吧，我相信你。”
“那我就大胆地问了。”
“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会告诉你的。”
“约翰·埃德加·胡佛不喜欢你丈夫是真的吗？”
“我倒觉得是胡佛先生给予他不公平的待遇。”
“比尔·哈维为联邦调查局尽职尽责，”见她没有回应，我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他十分尽力。”
原来她的沉默只是为了控制她的愤怒，片刻后她就开口了：“如果不是比尔·哈维照顾伊丽莎白·宾利这么多年，人们怎么会揪出阿尔杰·希斯、惠特克·钱伯斯和哈利·德克斯特·怀特，还有罗斯伯格夫妇等这一大堆人呢，比尔为揭发这个团伙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并没有让胡佛先生高看他，胡佛总是用尽办法让他的功臣明白到底谁是老板。他的秘书，甘迪小姐，她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胡佛的意思，有人因为进入胡佛办公室时鞋子上沾了点灰尘，甘迪小姐就动用自己的权力向高层们发送了谴责信。你知道吗，这人可是刚从前线打仗回来的英雄啊。”
“哈维先生遇到过这事吗？”
“没有，他的两个朋友遇到过。如果这事发生在比尔身上，恐怕后果会更糟糕呢。我们情报机构就从来不会像调查局一样如此不公地对待为它尽心尽力的人们。”
“胡佛先生辞退了哈维先生吗？”
“没有，比尔怎么会被辞退！他的待遇很好，只是胡佛先生有意把他放在幕后，然而比尔太骄傲了，所以，他辞职了。”
“是我误听了外面的谣言。”
“你知道比尔那些天有多么沮丧吗？”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一九四七年夏天，比尔为打入伊丽莎白·宾利的网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没有取得成功。后来这件事由乔·麦卡锡抢了风头。与此同时，别的烦恼也在困扰着他，那就是我的出现加深了他与他妻子莉比的痛苦。他们结婚时都太年轻，你知道比尔是印第安纳州丹维尔当地最受人尊敬的律师的儿子，莉比是肯塔基州弗莱明斯堡最有名的律师的女儿，但是比尔告诉我，这场婚姻给他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
“这样啊……”我附和道。此时我已深刻认同了蒙塔古的话：嘴紧的人，一旦开了口，就停不下来。
“比尔同胡佛先生真正的决裂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比尔同一些FBI的朋友去弗吉尼亚参加晚会，晚会结束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外面下着暴雨，他冒着风暴赶回来。在经过岩溪公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水坑，他只好减速行驶。这时候一辆车从对面方向过来毫不顾忌地飞驰而过，比尔的车一下子就浸没在水里了，发动机也熄火了，他试图开到路边停下来，但是他周围有太多水了，足足有一尺深呢。而且，他太疲惫了，我那可怜的宝贝，他竟靠着方向盘睡着了。这是他数周来第一次睡得很香，直到早上十点才醒过来，这其中也没有警车打扰他，警察也没有理由打扰他。比尔停车的位置没有问题，水坑里的水也基本消失了。他醒来以后，发现汽车可以启动，他就立刻开车回家，但还是晚了一步——他的妻子莉比已经打电话给FBI总部，告诉他们特工威廉·K.哈维不见了。不知道她是太歇斯底里还是太小题大做了，或者是她太害怕了，她竟因此想自杀。‘比尔近来非常消沉。’她告诉当局，当然，这些都是被做了笔录了的。后来比尔就打电话给当局，他在家，完好无损。当局却说：‘不，你已经有麻烦了。’看到了吧，FBI要求时时掌握特工的动态，如果你外出，就得每两个小时主动向其报告。比尔已经九个半小时没有与当局联系了，当局还以为比尔是在家里呢，他妻子这一报告对他很不利。哈维这次的经历或许还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尴尬：如果在他睡觉时警车经过询问他怎么办？如果他被捕了怎么办？后来，胡佛先生就亲自下达了口谕：鉴于特工哈维的妻子认为他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郁闷和沮丧的状态中，建议再次认真评估特工哈维的职业素养。
“比尔敢于直面问题，也不畏惧同高层斗争。他写信给FBI问询处，告诉他们‘我的忧虑是所有自一九四五年起就同社会主义问题打交道的同胞都会思虑的，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调查此问题的是胡佛先生办公室的副手，一开始他向胡佛递交了一份报告称比尔一直都是最优秀的特工，不应采取任何行政措施。然而被胡佛先生退回要求重写，报告的内容则变成了‘特工威廉·K.哈维全部工作调往印第安纳波利斯’。”
“太不人道了！”我说。
“这真的伤透了哈维的心。如果不是后来你们情报机构邀请他去就职，那么比尔一定到现在都走不出这个阴影。”
这时，哈维先生和山姆一起回来了。上车后，车子重新启动，我也关掉了录音器。